第一篇：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

1、陳艷軍等訴浙江杭蕭鋼構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賠償糾紛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號）

【案情摘要】

陳艷軍等127人先后以杭蕭鋼構與中國國際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設項目上信息披露違反法律法規對股民形成誤導為由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杭蕭鋼構賠償原告投資損失、傭金和利息等損失。2007年4月30日，中國證監會對杭蕭鋼構下達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認定杭蕭鋼構存在未按規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誤導性陳述等違法行為。

杭州中院針對該案原告眾多、利益牽涉面廣、社會影響大，且潛在當事人多，若處理不當，會影響到資本市場和社會穩定的特點，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對127件案件進行通盤考慮、整體處理的審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雙方當事人調解工作，釋法明理，使杭蕭鋼構對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責任有了正確的認識，只有誠懇調解、積極賠償才能修復上市公司信譽。使原告應充分認識股市投資行為本身存在的風險以及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逐步引導原告調整過高的訴訟期望值，接受以調解方式化解矛盾糾紛。充分發揮律師在調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師的理解與支持。最終，118件案件一次性達成調解協議，原告獲得了82%的高比例現金賠償。隨后，剩余9件案件也順利調處。【調解意義】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誤導性陳述而引發，涉及受損股東眾多，賠償數額較大，且正值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資本市場震蕩加劇之際。杭州中院準確把握形勢和案情，正確選擇優先調解的審判方法，成功調解結案：一是實現了債權最大限度的保護。100多位受損股民獲得了高達82%比例的現金賠償并已全部賠付到位，這是至今在證券虛假陳述案件受償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體稱為“史無前例”的高額賠償。二是充分發揮了調解一攬子化解全部糾紛的優勢，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盤考慮、整體處理的審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異、分類 處理的審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調解解決，剩余9件也順勢處理。三是堅持依法調解，注重釋法解疑，引導當事人理性解決紛爭。法院在分清責任的前提下，引導當事人平等自愿地解決糾紛，真正貫徹了依法調解原則。四是實現了互利雙贏的最佳辦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審結，依法維護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舊股東的利益，受到了地方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2、廈門立德置業管理有限公司訴江群如物權確權糾紛案（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號）【案情摘要】

立德置業與廈門廣播電視廣告有限公司簽訂了廈門電視博餅王大賽海選場地合作協議。立德置業將主辦方分給它的十個參加博餅王復賽的晉級名額以購物抽獎的方式派發給商場幸運顧客。立德置業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員工代替棄權客戶參賽。江群如在博餅大賽中博到狀元，博到東風風神轎車一輛。江群如受立德置業委托參加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的決賽，又博到狀元，博到別克新君威轎車1輛。江群如個人向稅務機關交納了兩轎車所得稅60160元。后立德置業向海滄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確認江群如博到的東風風神和別克新君威轎車屬于公司財產。

本案被稱為“廈門中秋博餅第一案”，涉及執行法律規定和尊重民俗習慣兩方面的問題，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健康發展的問題，審判實踐中無先例可循，法院如何處理，受到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海滄法院選擇調解處理本案，通過尋找“增量”解決方案，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利益；組織召開了“風俗習慣的法律適用及其規制”的司法論壇，邀請廈門地方民俗專家、市政協委員、法學教授、新聞媒體記者等參加，達成了全力保護博餅民俗文化、堅持依法辦案與充分尊重傳統民俗習慣相結合、盡力促成雙方和解的共識；將庭前證據交換和庭審的過程以及專家意見向媒體全公開，加強媒體輿論的引導，為調解結案營造有利氛圍。經過法院努力，雙方達成協議，立德置業將東風風神轎車獎勵給江群如，并支付轎車的所得稅稅款，別克新君威轎車歸立德置業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處理，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調解意義】

本案是涉及民俗習慣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類型案件，社會影響很大，法院審判壓力很重。該案成功調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義：一是妥善處理了新類型案件法律適用與民俗習慣的關 系，既依法保護了當事人權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餅”民俗文化，充分證明了“調解是高質量審判”。二是創新地采用增量調解方法，跳出解決當事人訴求之爭的定勢思維，為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提出三個遞進式解決方案，最終實現了雙方當事人利益平衡與保護。三是公開審判營造有利于調解結案的氛圍，針對案件引發社會廣泛議論和媒體高度關注的特殊情況，法院沒有恪守調解的保密性原則，而是通過公開庭前證據交換和庭審過程、加強與媒體協調溝通、公開司法論壇共識等措施，及時準確公布案件事實真相，澄清了不實報道，積極引導輿論，促使雙方當事人理性對待訴訟，最終握手言和。

3、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寧波保稅區斯達電氣設備有限公司樂清分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終字第276號）【案情摘要】

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名稱為“一種高分斷小型斷路器”的實用新型專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獲得授權及頒證，授權公告日為1999年6月2日，專利號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寧波保稅區斯達電氣設備有限公司樂清分公司（以下簡稱斯達分公司）購買了型號為C65N的小型斷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銷售金額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認為，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生產、銷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個型號的產品已落入其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侵犯了其專利權，遂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施耐德公司以專利無效以及被訴侵權技術方案屬于現有技術等理由提出了抗辯。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構成專利侵權，判決：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施耐德公司賠償正泰股份公司損失334869872元；駁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后，堅持調解優先，及時開展調解工作：首先組織雙方當事人擬定了數種調解方案，從中選取了最優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確定了有關調解談判的原則；針對該方案涉及雙方當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個訴訟糾紛及幾萬種的產品細目、爭點繁多的特點，組 織雙方當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術、管理、法律人員組成的10人左右的談判團隊，常常夜以繼日地組織當事人進行談判，對于雙方有爭議的問題，通過耐心細致調解，尋找利益契合點與共贏點，以達成共識。通過近半個月的艱難談判，雙方當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談判項目意見書；針對雙方當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仍未達成一致的現狀，邀請正泰公司董事長、施耐德公司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親自參與談判，雙方最終就全球和解協議及本案的處理達成了六點共識，為雙方簽署全球和解協議及本案的調解協議打好了基礎；同時，將該庭審作為知識產權宣傳周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邀請法國駐華大使、歐盟駐華代表團等40多家境外駐華機構、境內外媒體參加旁聽，強化司法公開的效果。經過不懈努力，最終促成雙方當事人就本案達成了全球和解協議。基于該和解協議，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號專利基礎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補償金人民幣15750萬元，并主動全部履行了調解協議。雙方達成的全球和解協議也正在履行中。

【調解意義】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充分發揮能動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雙 方當事人達成了全球和解協議，解決了長期的知識產權爭議，創造了良性競爭、合作雙贏的市場環境，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2009年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評為“十佳案例”，并被編入《中國知識產權年鑒》、《中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評注》。本案調解結案的成功實踐，有以下借鑒意義：

一是實現了調解方法創新。針對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訴訟的申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為慎重起見，決定不中止訴訟，但依法延長了本案二審審限，為開展下一階段調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時間；針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積怨已久，訴訟糾紛遍布全球，以及雙方在文化、法律觀念上存在著的巨大差別的情況，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組織當事人擬定了數種解決方案，優中選優，最終確定全球和解方案；針對各方高度關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庭審過程，將該庭審作為知識產權宣傳周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邀請法國駐華大使、歐盟駐華代表團等40多家境外駐華機構、境內外媒體參加旁聽，加強輿論導向引導，營造有利于調解的氛圍；針對案情復雜、爭點繁多，組織雙方當事人各自成立談判團隊，展開逐項談判；針對有爭議的問題，求同存異，率先達 成共識，對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邀請雙方當事人進行高層會談磋商，達成六點共識。由于多管齊下，綜合施策，雙方當事人最終就本案達成了調解協議，并達成全球和解協議。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調解方法，為處理同類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借鑒。

二是實現了雙方當事人互利雙贏。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專利有效的行政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簡單下判，而是選擇調解作為結案的首選方式，力求案結事了人和。雙方當事人就本案達成調解協議，并達成全球和解協議，終結了雙方在國際國內的惡性競爭，修復了雙方關系，達到合作共贏的目的，有力證明了調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促進企業發展、實現互利雙贏中的獨特優勢。

4、劉愛龍、唐生明等訴有騄（秦皇島）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號）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別與劉愛龍、唐生明等七原告簽訂了山海關國家森林公園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簽訂后，七原告按約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設施工項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續資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兩千余萬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滯。2010年，七原告遂起訴至山海關區人民法院。

針對本案涉及標的額大、時間跨度長、利益牽涉面廣、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影響大等特點，山海關法院院長親自參加調解，制定周密調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進行深入溝通，不斷消除雙方當事人的抵觸情緒。同時，法院還支持引進多家投資機構，通過將前期投入轉股、吸引新資金注入等形式，緩解有騄公司的資金困難，案涉工程項目恢復施工。及時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磋商，籌措資金，先行給七原告墊款以支付農民工工資，避免了施工方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終全部調解結案，拖欠數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償。

【調解意義】

本案關系國家森林公園具體項目，關系眾多農民工合法權益，對當地經濟發展大局和社會穩定有重大影響。本案的成功調解：一是踐行了能動司法理念，院長親自參加調解，積極邀請政府相關部門、有關投資方等參與案件處理和調解，案涉工程項目 的恢復施工，農民工工資及時發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償，真正做到服務經濟發展大局，為民司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二是充分發揮了調解案件的優勢，法院跳出案件尋求案件的有效解決，通過引進新的投資方式解決開發商資金困難，實現了債權清償和工程復工；通過政府墊資，及時支付農民工工資，及時消除影響社會穩定因素。立足案件，著眼長遠，外引內聯，最大限度地實現互利共贏，推動長遠發展的調解結案的優勢作用，一覽無余。

5、嚴云泰等訴嚴嘉平等繼承糾紛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6）滬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號）

【案情摘要】

本案爭議遺產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機器廠的創始人嚴慶祥、李蕙君夫婦共有的上海市愚園路699號房屋。嚴慶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遺囑。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遺囑，表示將愚園路699號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繼承份額。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嚴慶祥、李蕙君的孫輩后代。三被告作為代位繼承人于1996年訴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確認遺囑無效，后經審判認定遺囑真實有效。后原告多次組織召開家庭會議，協商出售房產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態度，致使無法出售 房產。原告遂訴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經過通盤考慮，正確選擇了優先調解的審判方法。承辦法官通過與17位當事人推心置腹的溝通，首先取得了他們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當事人的親戚做說服教育工作，消除當事人之間的不信任，就繼承份額達成了一致意見。再次，創新調解方法，采取由各繼承人推薦買家的房屋變現方案，在金融危機不利影響的背景下，順利地找到了買家。在買家因為價格過高而退縮時，法官再次與當事人和買家溝通，順利達成統一的價格。案件最終調解結案，當事人當月領取了繼承款。經過一年半的調解工作，一場紛爭十多年的繼承案件終于得到了圓滿解決，受到當事人一致稱贊。【調解意義】

本案是因繼承遺產而引發的典型家庭糾紛。被繼承人是上海當地名人，繼承人人數眾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紛爭已久，辦理難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調解，對人民法院審理繼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親情，準確尋找調解突破口。法院從親情著手，耐心釋法引導，喚起其對和睦家庭的回憶和向往，并借助當事人的親戚做說服教育工作，以親情感化了各 方當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間的對立，為調解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找準調解難點，創新調解方法。法院準確把握確定繼承份額和巨額不動產遺產案變現分配兩個難點，創新地采取繼承人內部競價的方式成功變現了房屋，確保了調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實現當事人權益。法院調解化解糾紛，既實現了當事人的繼承權利，更維護了親情和家庭和睦這一更高的“利益”，同時宏揚了“和為貴”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價值。

6、雷敏平訴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慶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案（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號）【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間墜落摔傷，被有關部門評定為工傷二級傷殘。重慶市巴南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裁決：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項工傷保險待遇555755.88元，雙方終止勞動關系及工傷保險關系；駁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礙輔助材料費及配置殘疾輔助器具（輪椅）費用的申請。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賠償醫療費等各項工 傷待遇并解除勞動關系。承辦該案的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女子合議庭法官針對原告雷敏平截癱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難，被告屬外來企業可能導致執行兌現難等特點，沒有徑行判決，而是確立了“調解優先”的思路，并制訂了詳細的調解方案：對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先進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導，著重介紹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難，促使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賠償款6萬元，緩解了雷敏平經濟的困境。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傷賠償金59萬元。女子合議庭法官堅持調解回訪制度，及時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按期付款，確保了所有的賠償款全部兌付完畢。女子合議庭發起愛心捐款活動，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的代理律師得知后深受感動，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賠償款的如期兌付，為雷敏平的后期治療和護理提供了保障。現在，雷敏平已經裝上假肢練習行走，并上網學習相關知識。雷敏平重新樹立起堅強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調解意義】

工傷損害賠償糾紛是關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導的重點調解的案件類型之一。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女子合議庭，充分發揮調解在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人和中的獨特優勢，帶著對當事人的真摯感情，懷著為當事人解難題、辦實事的愿望去做調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紛，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成功調解結案。縱觀案件處理過程，貫穿一個濃濃的“情”字，是司法為民的成功實踐：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確立了先行調解的思路，沒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憂，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難”，選擇了調解作為結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雙方互諒互讓互信的良好基礎。調解協議既維護了普通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讓用人單位認識到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重要性；再次，在調解協議履行過程中做到了及時回訪、督促落實，確保賠償款全部履行完畢。尤其是合議庭法官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動，感動了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的代理律師，感動了對方當事人，感動了所有關心雷敏平的人。

7、張必橋故意殺人案（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揚刑初字第0004號）【案情摘要】

被告人張必橋入贅趙家，與趙某結為夫妻。2010年11月，趙某與被害人王某某相識后離家出走，與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張必橋在與帶人上門挑釁滋事的王某某糾纏打斗中，用刀將王某某刺死。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加大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調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張必橋認罪、悔罪，并動員其親屬積極籌款賠償；對被害人親屬，釋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對本案的發生負有嚴重過錯。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提出的調解方案更趨理性，最終達成調解協議：被告人張必橋向被害人王某某親屬賠禮道歉，及時賠償各項損失12萬元，被害人王某某親屬諒解并請求對被告人張必橋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張必橋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結案后，被告人張必橋親屬、被害人王某某親屬及各自住所地的周邊群眾分別給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來錦旗，案件審理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調解意義】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積極探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懲罰犯罪的同時，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通過積極有效的調解工作，有效化解了當事人恩怨和對抗 情緒，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該案成功調解的實踐證明：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審判之中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同樣重要。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有利于在懲罰被告人的同時體現教育、感化和社會預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決被害人或親屬經濟上的窘迫，減少社會負擔，實現對權利人的撫慰和保護。尤其是在我國經濟建設快速發展、利益主體多元、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案件數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堅持對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優先調解，對于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8、黃浩翔、趙偉等搶劫案（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人民法院（2009）商區法刑初字第44號）【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時許，被告人趙偉與被害人張延濤、翟鵬波、張函、盧建濤等人在被告人黃浩翔經營的臺球廳玩耍，黃浩翔與趙偉合謀對張延濤等人實施搶劫。隨后，黃浩翔電話通知給同案被告人張某（17歲）糾集他人準備實施搶劫。次日零時許，張某及其糾集的同案被告人張欽、南某（17歲）、牛某（15歲）和郭偉龍（在逃）在江濱大道東段與由趙偉帶領的張延濤、翟鵬波、張函、盧建濤相遇，張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腳踢、搜身等手段對張延濤等人實施搶劫。郭偉龍用隨身攜帶的匕首猛刺張延濤左大腿一刀，致張延濤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搶得張函手機一部，搶得翟鵬波手機電池一塊。案發后，被害人張延濤的父母要求嚴懲兇手，并提出50萬元的賠償請求。陜西省商洛市商 州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慮到致張延濤死亡的直接行為人郭偉龍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歲，最小的15歲，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實際情況，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選擇了民事賠償調解作為處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積極主動促使被告人親屬籌款賠償，組織被告方當面向被害人父母賠禮道歉；另一方面進行釋法解疑，引導被害方理性訴訟，提出合理訴求。六名被告人流淚真誠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獲得了被害人張延濤的父母最終諒解。法院依法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案件得到妥善處理。【調解意義】

搶劫犯罪作為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財產權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則上不宜主動對其附帶民事訴訟進行調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張延濤死亡的直接行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人民法院嚴格執 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通過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既滿足被害人親屬的合理訴求，又依法對悔罪的被告人從寬處罰，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其典型意義在于：一是以人為本，恢復性司法。把民事賠償作為化解被害人親屬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積極引導被害方理性對待賠償訴求。經過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訴求得到滿足，感情得到慰藉，對被告方給予了諒解；二是能動司法，促使被告方賠償到位。從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發，積極向被告人親屬宣傳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同時注重發揮律師在調解工作中重要作用，最終說服被告方積極籌款賠償。對六名被告人加強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誠悔罪并向被害人親屬真誠道歉，獲得諒解，得到寬大處理。

9、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訴福建省國土資源廳等行政許可及行政賠償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閩行終字第35號）

【案情摘要】

福建省國土資源廳2005年掛牌出讓處于冠豸山風景名勝區規劃范圍內的涉案探礦權，李元豐競拍獲得。經連城縣國土資源局等部門審核后，福建省國土資源廳批準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 司受讓該探礦權。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投入費用進行探礦后，被告知探礦點與擬設置的采礦區均在禁采區，不能進行采礦。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省國土資源廳簽訂礦權掛牌出讓行政合同的行為存在過錯，請求賠償損失378萬余元。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二審上訴后，針對本案涉及國家風景名勝區規劃建設及產業政策調整的大局，選擇了行政協調作為化解矛盾糾紛的首選途徑：及時調查取證，查明案件事實，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協調基礎；進行合法性評判，指出被訴行政行為不合法，以建議促自糾,改變行政機關不打算賠償的預期；分清責任承擔，依照《國家賠償法》有關規定依法界定損失范圍和賠償數額，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核算賠償項目，確定協調底線。促成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與連城縣國土資源局達成了由連城縣國土資源局一次性補償上訴人人民幣150萬元等內容的和解協議。鑫都礦業以協議已經全部履行、爭議問題已經解決為由向法院申請撤回了上訴。【調解意義】

在本案行政協調過程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轉變觀念，創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爭議，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一是堅持合 法性審查原則，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實行和解撤訴制度，鼓勵雙方當事人通過平等協商達成和解協議，在妥善解決爭議的基礎上通過撤訴的方式結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二是積極探索判前司法建議，提前表明評判態度，指出被訴行政行為不合法，促成行政機關積極賠償，彰顯能動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損失范圍和賠償數額，促使當事人各方調整自己的預期，縮小了差距，尋找利益的契合點，為協調結案奠定了堅實基礎。

10、河北驕傲船務有限公司請求確認民事訴訟財產保全行為違法申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魯確申字第25號）【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島海事法院在審理河北船務公司訴德州開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務公司申請，凍結了開元公司的出口退稅賬戶。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審理德州市商業銀行訴開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該市國稅局將開元公司近2000萬元退稅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賬戶。船務公司以德州中院行為導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稅款落空為由，提出國家賠償確認申請，德州中院不予確認，船務公司向山東高院提出申訴。針對案件涉及兩家法院保全裁定沖突，加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不明確，為慎重起見，山東高院選擇著力做好協調工作的處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訴人關于權利無法實現的思想顧慮，使其相信人民法院會秉公辦案、妥善解決糾紛并接受協調；一方面積極與被申訴法院溝通思想，通過發公函、與院領導及案件承辦人座談等形式，統一了對問題的認識。同時，加大了對相關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執行力度，查找到開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報退還的出口退稅款，另有作為貸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經過多方協調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稅務機關及抵押權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終該宗土地得以變現，用該宗土地補償款和出口退稅款清償了船務公司的債權。船務公司與開元公司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并隨即向山東高院申請撤回申訴。【調解意義】

本案糾紛因案外人對法院保全行為不服而引發，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財產保全和執行程序，涉案及索賠數額巨大，申訴人系香港特區企業，申訴人對上級法院能否秉公執法抱有疑慮。山東高院“跳出就案辦案的框子”，經反復協調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糾紛并促成海事積案執結，及時、充分地保護了申訴人 的合法權益。本案的成功協調，有三方面典型意義：一是注意從根本上化解糾紛。山東高院在認定被申請確認的司法行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沒有輕啟國家賠償程序，而是優先考慮從源頭上即執行中尋求救濟的思路，并最終協調成功，債權得以完全實現。二是切實保障申訴人合法權益。山東高院堅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實和明確法律適用標準基礎上開展協調、引導和解，反復、積極協調有關部門，最終幫助申訴人實現了逾千萬的債權。三是從大局出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山東高院堅持從大局出發，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和政府部門支持，最終使申訴人與國家機關“化干戈為玉帛”，握手言和，切實踐行了能動司法理念，取得了“一舉多贏”的良好效果。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評選出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評選出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

同時評出100件優秀調解案例

第一屆全國法院優秀調解案例評選工作日前圓滿結束，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法院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底兩年期間內調解結案并已履行完畢的調解案件中，經過逐級推薦和嚴格審核，評選出“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和100件“全國法院優秀調解案例”。

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包括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層層推薦報送了421件精心挑選的調解案例。其中，民事調解案例351件（含執行和解5件），刑事自訴調解和刑事附帶民事調解案例42件，行政協調案例24件，國家賠償協調案例4件。

最高人民法院評選委員會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嚴格根據評選規程、評分標準，經過初評和復評程序，最終評選出了100件第一屆“全國法院優秀調解案例”和“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上述優秀調解案例是全國法院和廣大法官深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具體實踐和典范，是廣大法官審判藝術和司法智慧的結晶，是全國法院調解工作成功經驗和調解方法的具體呈現，為各級人民法院做好調解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借鑒，對于引導、規范人民法院調解工作實踐意義重大。

據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將印發“全國法院優秀調解案例”和“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供全國法院學習借鑒。

全國法院十大調解案例

1.陳艷軍等訴浙江杭蕭鋼構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賠償糾紛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號】

【案情摘要】

陳艷軍等127人先后以杭蕭鋼構與中國國際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設項目上信息披露違反法律法規對股民形成誤導為由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杭蕭鋼構賠償原告投資損失、傭金和利息等損失。2007年4月30日，中國證監會對杭蕭鋼構下達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認定杭蕭鋼構存在未按規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誤導性陳述等違法行為。

杭州中院針對該案原告眾多、利益牽涉面廣、社會影響大，且潛在當事人多，若處理不當，會影響到資本市場和社會穩定的特點，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對127件案件進行通盤考慮、整體處理的審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雙方當事人調解工作，釋法明理，使杭蕭鋼構對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責任有了正確的認識，即只有誠懇調解、積極賠償才能修復上市公司信譽。使原告充分認識股市投資行為本身存在的風險以及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逐步引導原告調整過高的訴訟期望值，接受以調解方式化解矛盾糾紛。充分發揮律師在調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師的理解與支持。最終，118件案件一次性達成調解協議，原告獲得了82%的高比例現金賠償。隨后，剩余9件案件也順利調處。

【調解意義】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誤導性陳述而引發，涉及受損股東眾多，賠償數額較大，且正值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資本市場震蕩加劇之際。杭州中院準確把握形勢和案情，正確選擇優先調解的審判方法，成功調解結案：一是實現了債權最大限度的保護。100多位受損股民獲得了高達82%比例的現金賠償并已全部賠付到位，這是至今在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受償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體稱為“史無前例”的高額賠償。二是充分發揮了調解一攬子化解全部糾紛的優勢。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盤考慮、整體處理的審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異、分類處理的審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調解解決，剩余9件也順勢處理。三是堅持依法調解，注重釋法解疑，引導當事人理性解決紛爭。法院在分清責任的前提下，引導當事人平等自愿地解決糾紛，真正貫徹了依法調解原則。四是實現了互利雙贏的最佳辦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審結，依法維護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舊股東的利益，受到了地方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2.廈門立德置業管理有限公司訴江群如物權確權糾紛案【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號】

【案情摘要】

立德置業與廈門廣播電視廣告有限公司簽訂了廈門電視博餅王大賽海選場地合作協議。立德置業將主辦方分給它的十個參加博餅王復賽的晉級名額以購物抽獎的方式派發給商場幸運顧客。立德置業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員工代替棄權客戶參賽。江群如在博餅大賽中博到狀元，博到東風風神轎車一輛。江群如受立德置業委托參加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的決賽，又博到狀元，博到別克新君威轎車一輛。江群如個人向稅務機關交納了兩轎車所得稅60160元。后立德置業向海滄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江群如博到的東風風神和別克新君威轎車屬于公司財產。

本案被稱為“廈門中秋博餅第一案”，涉及執行法律規定和尊重民俗習慣兩方面的問題，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健康發展的問題，審判實踐中無先例可循，法院如何處理，受到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海滄法院選擇調解處理本案，通過尋找“增量”解決方案，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利益；組織召開了“風俗習慣的法律適用及其規制”的司法論壇，邀請廈門地方民俗專家、市政協委員、法學教授、新聞媒體記者等參加，達成了全力保護博餅民俗文化、堅持依法辦案與充分尊重傳統民俗習慣相結合、盡力促成雙方和解的共識；將庭前證據交換和庭審的過程以及專家意見向媒體全公開，加強媒體輿論的引導，為調解結案營造有利氛圍。經過法院努力，雙方達成協議，立德置業將東風風神轎車獎勵給江群如，并支付轎車的所得稅稅款，別克新君威轎車歸立德置業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處理，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調解意義】

本案是涉及民俗習慣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類型案件，社會影響很大，法院審判壓力很重。該案成功調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義：一是妥善處理了新類型案件法律適用與民俗習慣的關系，既依法保護了當事人權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餅”民俗文化，充分證明了“調解是高質量審判”。二是創新地采用增量調解方法，跳出解決當事人訴求之爭的定勢思維，為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提出三個遞進式解決方案，最終實現了雙方當事人利益平衡與保護。三是公開審判營造有利于調解結案的氛圍，針對案件引發社會廣泛議論和媒體高度關注的特殊情況，法院沒有固守調解的保密性原則，而是通過公開庭前證據交換和庭審過程、加強與媒體協調溝通、公開司法論壇共識等措施，及時準確公布案件事實真相，澄清了不實報道，積極引導輿論，促使雙方當事人理性對待訴訟，最終握手言和。

3.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寧波保稅區斯達電氣設備有限公司樂清分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終字第276號】

【案情摘要】

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名稱為“一種高分斷小型斷路器”的實用新型專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獲得授權及頒證，授權公告日為1999年6月2日，專利號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寧波保稅區斯達電氣設備有限公司樂清分公司（以下簡稱斯達分公司）購買了型號為C65N的小型斷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銷售金額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認為，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生產、銷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個型號的產品已落入其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侵犯了其專利權，遂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施耐德公司以專利無效以及被訴侵權技術方案屬于現有技術等理由提出了抗辯。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構成專利侵權，判決：施耐德公司、斯達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施耐德公司賠償正泰股份公司損失334869872元；駁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后，堅持調解優先，及時開展調解工作：首先組織雙方當事人擬定了數種調解方案，從中選取了最優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確定了有關調解談判的原則；針對該方案涉及雙方當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個訴訟糾紛及幾萬種的產品細目、爭點繁多的特點，組織雙方當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術、管理、法律人員組成的10人左右的談判團隊，常常夜以繼日地組織當事人進行談判，對于雙方有爭議的問題，通過耐心細致調解，尋找利益契合點與共贏點，以達成共識。通過近半個月的艱難談判，雙方當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談判項目意見書；針對雙方當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仍未達成一致的現狀，邀請正泰股份公司董事長、施耐德公司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親自參與談判，雙方最終就全球和解協議及本案的處理達成了六點共識，為雙方簽署全球和解協議及本案的調解協議打好了基礎；同時，將該庭審作為知識產權宣傳周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邀請法國駐華大使、歐盟駐華代表團等40多家境外駐華機構、境內外媒體參加旁聽，強化司法公開的效果。經過不懈努力，最終促成雙方當事人就本案達成了全球和解協議。基于該和解協議，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號專利基礎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補償金人民幣15750萬元，并主動全部履行了調解協議。雙方達成的全球和解協議也正在履行中。

【調解意義】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充分發揮能動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了全球和解協議，解決了長期的知識產權爭議，創造了良性競爭、合作雙贏的市場環境，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2009年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評為“十佳案例”，并被編入《中國知識產權年鑒》、《中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評注》。本案調解結案的成功實踐，有以下借鑒意義：

一是實現了調解方法創新。針對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訴訟的申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為慎重起見，決定不中止訴訟，但依法延長了本案二審審限，為開展下一階段調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時間；針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積怨已久，訴訟糾紛遍布全球，以及雙方在文化、法律觀念上存在著巨大差別的情況，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組織當事人擬定了數種解決方案，優中選優，最終確定全球和解方案；針對各方高度關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庭審過程，將該庭審作為知識產權宣傳周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邀請法國駐華大使、歐盟駐華代表團等40多家境外駐華機構、境內外媒體參加旁聽，加強輿論導向引導，營造有利于調解的氛圍；針對案情復雜、爭點繁多，組織雙方當事人各自成立談判團隊，展開逐項談判；針對有爭議的問題，求同存異，率先達成共識，對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邀請雙方當事人進行高層會談磋商，達成六點共識。由于多管齊下，綜合施策，雙方當事人最終就本案達成了調解協議，并達成全球和解協議。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調解方法，為處理同類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借鑒。

二是實現了雙方當事人互利雙贏。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專利有效的行政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簡單下判，而是選擇調解作為結案的首選方式，力求案結事了人和。雙方當事人就本案達成調解協議，并達成全球和解協議，終結了雙方在國際國內的惡性競爭，修復了雙方關系，達到合作共贏的目的，有力證明了調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促進企業發展、實現互利雙贏中的獨特優勢。

4.劉愛龍、唐生明等訴有騄（秦皇島）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號】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別與劉愛龍、唐生明等七原告簽訂了山海關國家森林公園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簽訂后，七原告按約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設施工項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續資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兩千余萬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滯。2010年，七原告遂起訴至山海關區人民法院。

針對本案涉及標的額大、時間跨度長、利益牽涉面廣、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影響大等特點，山海關法院院長親自參加調解，制訂周密調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進行深入溝通，不斷消除雙方當事人的抵觸情緒。同時，法院還支持引進多家投資機構，通過將前期投入轉股、吸引新資金注入等形式，緩解有騄公司的資金困難，案涉工程項目恢復施工。及時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磋商，籌措資金，先行給七原告墊款以支付農民工工資，避免了施工方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終全部調解結案，拖欠數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償。

【調解意義】

本案關系國家森林公園具體項目，關系眾多農民工合法權益，對當地經濟發展大局和社會穩定有重大影響。本案的成功調解：一是踐行了能動司法理念，院長親自參加調解，積極邀請政府相關部門、有關投資方等參與案件處理和調解，案涉工程項目的恢復施工，農民工工資及時發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償，真正做到服務經濟發展大局，為民司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二是充分發揮了調解的優勢，法院跳出案件尋求案件的有效解決，通過引進新的投資方式解決開發商資金困難，實現了債權清償和工程復工；通過政府墊資，及時支付農民工工資，及時消除影響社會穩定因素。立足案件，著眼長遠，外引內聯，最大限度地實現互利共贏，推動長遠發展的調解結案的優勢作用，一覽無余。

5.嚴云泰等訴嚴嘉平等繼承糾紛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6）滬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號】

【案情摘要】

本案爭議遺產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機器廠的創始人嚴慶祥、李蕙君夫婦共有的上海市愚園路699號房屋。嚴慶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遺囑。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遺囑，表示將愚園路699號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繼承份額。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嚴慶祥、李蕙君的孫輩后代。三被告作為代位繼承人于1996年訴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確認遺囑無效，后經審判認定遺囑真實有效。后原告多次組織召開家庭會議，協商出售房產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態度，致使無法出售房產。原告遂訴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經過通盤考慮，正確選擇了優先調解的審判方法。承辦法官通過與17位當事人推心置腹的溝通，首先取得了他們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當事人的親戚做說服教育工作，消除當事人之間的不信任，就繼承份額達成了一致意見。再次，創新調解方法，采取由各繼承人推薦買家的房屋變現方案，在金融危機不利影響的背景下，順利地找到了買家。在買家因為價格過高而退縮時，法官再次與當事人和買家溝通，順利達成統一的價格。案件最終調解結案，當事人當月領取了繼承款。經過一年半的調解工作，一場紛爭十多年的繼承案件終于得到了圓滿解決，受到當事人一致稱贊。

【調解意義】

本案是因繼承遺產而引發的典型家庭糾紛。被繼承人是上海當地名人，繼承人人數眾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紛爭已久，辦理難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調解，對人民法院審理繼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親情，準確尋找調解突破口。法院從親情著手，耐心釋法引導，喚起其對和睦家庭的回憶和向往，并借助當事人的親戚做說服教育工作，以親情感化了各方當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間的對立，為調解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找準調解難點，創新調解方法。法院準確把握確定繼承份額和巨額不動產遺產案變現分配兩個難點，創新地采取繼承人內部競價的方式成功變現了房屋，確保了調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實現當事人權益。法院調解化解糾紛，既實現了當事人的繼承權利，更維護了親情和家庭和睦這一更高的“利益”，同時弘揚了“和為貴”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價值。

6.雷敏平訴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慶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案【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號】

【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間墜落摔傷，被有關部門評定為工傷二級傷殘。重慶市巴南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裁決：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項工傷保險待遇555755.88元，雙方終止勞動關系及工傷保險關系；駁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礙輔助材料費及配置殘疾輔助器具（輪椅）費用的申請。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賠償醫療費等各項工傷待遇并解除勞動關系。承辦該案的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女子合議庭法官針對原告雷敏平截癱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難，被告屬外來企業可能導致執行兌現難等特點，沒有徑行判決，而是確立了“調解優先”的思路，并制訂了詳細的調解方案：對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先進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導，著重介紹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難，促使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賠償款6萬元，緩解了雷敏平經濟的困境。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傷賠償金59萬元。女子合議庭法官堅持調解回訪制度，及時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按期付款，確保了所有的賠償款全部兌付完畢。女子合議庭發起愛心捐款活動，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的代理律師得知后深受感動，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賠償款的如期兌付，為雷敏平的后期治療和護理提供了保障。現在，雷敏平已經裝上假肢練習行走，并上網學習相關知識。雷敏平重新樹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調解意義】

工傷損害賠償糾紛是關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導的重點調解的案件類型之一。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女子合議庭充分發揮調解在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人和中的獨特優勢，帶著對當事人的真摯感情，懷著為當事人解難題、辦實事的愿望去做調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紛，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成功調解結案。縱觀案件處理過程，貫穿一個濃濃的“情”字，是司法為民的成功實踐：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確立了先行調解的思路，沒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憂，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難”，選擇了調解作為結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雙方互諒互讓互信的良好基礎。調解協議既維護了普通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讓用人單位認識到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性；再次，在調解協議履行過程中做到了及時回訪、督促落實，確保賠償款全部履行完畢。尤其是合議庭法官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動，感動了福州三建重慶分公司的代理律師，感動了對方當事人，感動了所有關心雷敏平的人。

7.張必橋故意殺人案【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揚刑初字第0004號】

【案情摘要】

被告人張必橋入贅趙家，與趙某結為夫妻。2010年11月，趙某與被害人王某某相識后離家出走，與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張必橋在與帶人上門挑釁滋事的王某某糾纏打斗中，用刀將王某某刺死。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加大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調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張必橋認罪、悔罪，并動員其親屬積極籌款賠償；對被害人親屬釋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對本案的發生負有嚴重過錯。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提出的調解方案更趨理性，最終達成調解協議：被告人張必橋向被害人王某某親屬賠禮道歉，及時賠償各項損失12萬元，被害人王某某親屬諒解并請求對被告人張必橋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張必橋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結案后，被告人張必橋親屬、被害人王某某親屬及各自住所地的周邊群眾分別給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來錦旗，案件審理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調解意義】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積極探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懲罰犯罪的同時，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通過積極有效的調解工作，有效化解了當事人恩怨和對抗情緒，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該案成功調解的實踐證明：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審判之中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同樣重要。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有利于在懲罰被告人的同時體現教育、感化和社會預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決被害人或親屬經濟上的窘迫，減少社會負擔，實現對權利人的撫慰和保護。尤其是在我國經濟建設快速發展、利益主體多元、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案件數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堅持對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優先調解，對于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8.黃浩翔、趙偉等搶劫案【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人民法院（2009）商區法刑初字第44號】

【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時許，被告人趙偉與被害人張延濤、翟鵬波、張函、盧建濤等人在被告人黃浩翔經營的臺球廳玩耍，黃浩翔與趙偉合謀對張延濤等人實施搶劫。隨后，黃浩翔電話通知給同案被告人張某（17歲）糾集他人準備實施搶劫。次日零時許，張某及其糾集的同案被告人張欽、南某（17歲）、牛某（15歲）和郭偉龍（在逃）在江濱大道東段與由趙偉帶領的張延濤、翟鵬波、張函、盧建濤相遇，張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腳踢、搜身等手段對張延濤等人實施搶劫。郭偉龍用隨身攜帶的匕首猛刺張延濤左大腿一刀，致張延濤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搶得張函手機一部，搶得翟鵬波手機電池一塊。案發后，被害人張延濤的父母要求嚴懲兇手，并提出50萬元的賠償請求。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慮到致張延濤死亡的直接行為人郭偉龍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歲，最小的15歲，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實際情況，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選擇了附帶民事賠償調解作為處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積極主動促使被告人親屬籌款賠償，組織被告方當面向被害人父母賠禮道歉；另一方面進行釋法解疑，引導被害方理性訴訟，提出合理訴求。六名被告人流淚真誠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獲得了被害人張延濤的父母最終諒解。法院依法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案件得到妥善處理。

【調解意義】

搶劫犯罪作為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財產權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則上不宜主動對其附帶民事訴訟進行調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張延濤死亡的直接行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人民法院嚴格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通過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既滿足被害人親屬的合理訴求，又依法對悔罪的被告人從寬處罰，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其典型意義在于：一是以人為本，恢復性司法。把民事賠償作為化解被害人親屬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積極引導被害方理性對待賠償訴求。經過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訴求得到滿足，感情得到慰藉，對被告方給予了諒解；二是能動司法，促使被告方賠償到位。從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發，積極向被告人親屬宣傳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同時注重發揮律師在調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終說服被告方積極籌款賠償。對六名被告人加強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誠悔罪并向被害人親屬真誠道歉，獲得諒解，得到寬大處理。

9.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訴福建省國土資源廳等行政許可及行政賠償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閩行終字第35號】

【案情摘要】

福建省國土資源廳2005年掛牌出讓處于冠豸山風景名勝區規劃范圍內的涉案探礦權，李元豐競拍獲得。經連城縣國土資源局等部門審核后，福建省國土資源廳批準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受讓該探礦權。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投入費用進行探礦后，被告知探礦點與擬設置的采礦區均在禁采區，不能進行采礦。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省國土資源廳簽訂礦權掛牌出讓行政合同的行為存在過錯，請求賠償損失378萬余元。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二審上訴后，針對本案涉及國家風景名勝區規劃建設及產業政策調整的大局，選擇了行政協調作為化解矛盾糾紛的首選途徑：及時調查取證，查明案件事實，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協調基礎；進行合法性評判，指出被訴行政行為不合法，以建議促自糾,改變行政機關不打算賠償的預期；分清責任承擔，依照國家賠償法有關規定依法界定損失范圍和賠償數額，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核算賠償項目，確定協調底線。促成連城縣鑫都礦業有限公司與連城縣國土資源局達成了由連城縣國土資源局一次性補償上訴人人民幣150萬元等內容的和解協議。鑫都礦業有限公司以協議已經全部履行、爭議問題已經解決為由向法院申請撤回了上訴。

【調解意義】

在本案行政協調過程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轉變觀念，創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爭議，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一是堅持合法性審查原則，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實行和解撤訴制度，鼓勵雙方當事人通過平等協商達成和解協議，在妥善解決爭議的基礎上通過撤訴的方式結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二是積極探索判前司法建議，提前表明評判態度，指出被訴行政行為不合法，促成行政機關積極賠償，彰顯能動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損失范圍和賠償數額，促使當事人各方調整自己的預期，縮小了差距，尋找利益的契合點，為協調結案奠定了堅實基礎。

10.河北驕傲船務有限公司請求確認民事訴訟財產保全行為違法申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魯確申字第25號】

【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島海事法院在審理河北驕傲船務有限公司訴德州開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務公司申請，凍結了開元公司的出口退稅賬戶。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審理德州市商業銀行訴開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該市國稅局將開元公司近2000萬元退稅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賬戶。船務公司以德州中院行為導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稅款落空為由，提出國家賠償確認申請，德州中院不予確認，船務公司向山東高院提出申訴。

針對案件涉及兩家法院保全裁定沖突，加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不明確，為慎重起見，山東高院選擇著力做好協調工作的處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訴人關于權利無法實現的思想顧慮，使其相信人民法院會秉公辦案、妥善解決糾紛并接受協調；一方面積極與被申訴法院溝通思想，通過發公函、與院領導及案件承辦人座談等形式，統一了對問題的認識。同時，加大了對相關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執行力度，查找到開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報退還的出口退稅款，另有作為貸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經過多方協調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稅務機關及抵押權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終該宗土地得以變現，用該宗土地補償款和出口退稅款清償了船務公司的債權。船務公司與開元公司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并隨即向山東高院申請撤回申訴。

【調解意義】

本案糾紛因案外人對法院保全行為不服而引發，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財產保全和執行程序，涉案及索賠數額巨大，申訴人系香港特區企業，申訴人對上級法院能否秉公執法抱有疑慮。山東高院“跳出就案辦案的框子”，經反復協調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糾紛并促成海事積案執結，及時、充分地保護了申訴人的合法權益。本案的成功協調，有三方面典型意義：一是注意從根本上化解糾紛。山東高院在認定被申請確認的司法行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沒有輕啟國家賠償程序，而是優先考慮從源頭上即執行中尋求救濟的思路，并最終協調成功，債權得以完全實現。二是切實保障申訴人合法權益。山東高院堅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實和明確法律適用標準基礎上開展協調、引導和解，反復、積極協調有關部門，最終幫助申訴人實現了逾千萬的債權。三是從大局出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山東高院堅持從大局出發，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和政府部門支持，最終使申訴人與國家機關“化干戈為玉帛”，握手言和，切實踐行了能動司法理念，取得了“一舉多贏”的良好效果。

第三篇：2017全國法院破產十大典型案例

全國法院破產典型案例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業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產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系紹興地區最早一批集化纖、紡織、經貿為一體的民營企業，三家公司受同一實際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產值20億余元，納稅近2億元，曾入選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由于受行業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響，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現債務危機。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柯橋法院）裁定分別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產清算申請，并通過競爭方式指定聯合管理人。

（二）審理情況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單體規模大、債務規模大，難以通過重整方式招募投資人，但具有完整的生產產能、較高的技術能力，具備產業轉型和招商引資的基礎。據此，本案采取“破產不停產、招商引資”的方案，在破產清算的制度框架內，有效清理企業的債務負擔，阻卻擔保鏈蔓延；后由政 府根據地方產業轉型升級需要，以招商引資的方式，引入戰略性買家，實現“產能重整”。

三家企業共接受債權申報54.96億元，裁定確認30.55億元，臨時確認24.41億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債權申報18.58億元，裁定確認9.24億元，臨時確認9.34億元。鑒于三家企業存在關聯關系、主要債權人高度重合、資產獨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產不停產”等實際情況，柯橋法院指導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債權人權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展債權人會議職能，并確定三家企業“合并開會、分別表決”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橋法院召開南方石化等三家企業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產力，維持職工就業，實現區域產業整合和轉型升級的典型案例。審理中，通過運用政府的產業和招商政策，利用閑置土地70余畝，增加數億投入上馬年產50萬噸FDY差別化纖維項目，并通過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確保“破產不停產”，維持職工就業；資產處置中，通過債權人會議授權管理人將三家企業資產可單獨或合并打包，實現資產快速市場化處置和實質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過程序集約，以非實質合并方式審理的關聯企業系列破產清算案件。對于尚未達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關聯企業破產案件，采取聯合管理人履職模式，探索對重大程序性事項尤其是債權人會議進行合并，提高審理效率。

案例2：松暉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執行轉破產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暉實業（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暉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經營工程塑料、塑膠模具等生產、批發業務。2015年5月，松暉公司因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等問題被迫停業，繼而引發1384宗案件經訴訟或仲裁后相繼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在執行過程中，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寶安法院）查明，松暉公司名下的財

產除銀行存款3483.13元和機器設備拍賣款1620000元外，無可其他供執行的財產，459名員工債權因查封順序在后，拍賣款受償無望，執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寶安法院征得申請執行人深圳市寶安區人力資源局同意后，將其所涉松暉公司執行案移送破產審查。2017年4月5日，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暉公司破產清算案，松暉公司其他執行案件相應中止，所涉債權債務關系統一納入破產清算程序中處理。

（二）審理情況

深圳中院受理松暉公司破產清算申請后，立即在報紙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開展工作。經管理人對松暉公司的資產、負債及經營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審核后發現，松暉公司因欠薪倒閉停業多年，除銀行存款3483.13元和機器設備拍賣款1620000元外，已無可變現資產，而負債規模高達1205.93萬元，嚴重資不抵債。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暉公司破產。按照通過的破產財產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產財產1623645.48元，優先支付破產費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償職工債權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終結松暉公司破產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通過執行不能案件移送破產審查，從而有效化解執行積案、公平保護相關利益方的合法權益、精準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暉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權，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員工權益，在執行程序中很難平衡。通過充分發揮執行轉破產工作機制，一是及時移送、快速審查、依法審結，直接消化執行積案1384宗，及時讓459名員工的勞動力資源重新回歸市場，讓閑置的一批機器設備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產程序打通解決了執行難問題的“最后一公里”，實現對所有債權的公平清償，其中職工債權依法得到優先受償；二是通過積極疏導和化解勞資矛盾，避免了職工集體鬧訪、上訪情況的發生，切實有效的保障了職工的權益，維護了社會秩序，充分彰顯了破產制度價值和破產審判的社會責任；三是通過執行與破產的有序銜接，對生病企業進行分類甄別、精準救治、及時清理，梳理出了盤錯結節的社會資源，盡快釋放經濟活力，使執行和破產兩種制度的價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發揮。

案例3：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鋼鐵）于1997年8月11日登記注冊，主要從事鋼鐵生產、加工和銷售，其股票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以下簡稱聯交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掛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慶鋼鐵合并報表資產總額為364.38億元，負債總額為365.45億元，凈資產為-1.07億元。因連續兩年虧損，重慶鋼鐵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經債權人申請，重慶市 據重慶鋼鐵發布的2017年報告顯示，通過成功實施重整計劃，其2017獲得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3.2億元，已實現扭虧為盈。

（三）典型意義

重慶鋼鐵重整案是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業債務危機，從根本上實現企業提質增效的典型案例。該案因系目前全國涉及資產及債務規模最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時在上交所和聯交所掛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鋼鐵行業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認為屬于“特別重大且無先例”。該案中，人民法院發揮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準企業“病因”并“對癥下藥”，以市場化方式成功剝離企業低效無效資產，引入產業結構調整基金，利用資本市場配合企業重組，實現了企業治理結構、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工藝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優化。另外，人民法院在準確把握破產法精神實質的基礎上積極作為，協同創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調整資本公積金轉增除權參考價格計算公式、聯交所首次對召開類別股東大會進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其下屬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輕紡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服裝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機電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針織進出口有限公司、無錫新蘇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是江蘇省紡織及外貿行業內有較高影響力的企業，經營范圍主要為自營和代理各種進出口業務及國內貿易。在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進口化工業務的委托方涉嫌違法及自身經營管理等原因，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現總額高達20余億元的巨額負債，其中80%以上為金融債務，而六公司經審計總資產僅為6000余萬元，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二）審理情況

根據債權人的申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京中院）分別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無錫新蘇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請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轄）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對六家公司清理后認為，六家公司存在人員、財務、業務、資產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據此申請對六家公司進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聽證、審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紡織進出口公司與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紡織及外貿行業的影響力及經營前景，管理人通過談判，分別引入江蘇省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為戰略投資人，投入股權等優質資產增資近12億元，對債務人進行重整并進行資產重組，同時整合省紡織進出口公司與子公司的業務資源，采用“現金清償+以股抵債”的方式清償債權。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債權人會議及出資人組會議經過分組表決，各組均高票或全票通過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計劃草案。經管理人申請，南京中院審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準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計劃；終止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義

該案是探索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實現企業集團整體脫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對分別進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進行合并審理，在確認關聯企業人格高度混同、資產和負債無法區分或區分成本過高以致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并全面聽取各方意見后，將關聯企業進行實質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過合并清理債權債務、整合關聯企業優質資源，同時綜合運用“現金清償＋以股抵債”、重整的同

時進行資產重組等方式對危困企業進行“綜合診治”，不僅使案件審理效率大為提升，債權人的整體清償利益得到有效維護，還化解了20余億元的債務危機，有效防范了金融風險，實現了六家企業整體脫困重生，凸顯了破產審判的制度功能與社會價值，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經驗。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煤化工集團）系云南省國資委于2005年8月組建成立的省屬大型集團企業，下轄近百家企事業單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云維股份）的控股股東。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團經營性虧損合計超過100億元，涉及經營性債權人1000余家，整個集團公司債務約650億元，云維股份則面臨終止上市的緊迫情形。如債權人維權行為集中爆發，煤化工集團進入破產清算，集團旗下4.3萬名職工中大多數將被迫離開工作崗位，72億元債券面臨違約，數百億金融債權將損失慘重。

（二）審理情況

（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全國首例在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STAQ系統）和NET系統（以下簡稱“兩網”系統）流通轉讓股票的股份公司破產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兩網”系統停止運行后，“兩網”公司普遍存在經營困難、股份流動性差等問題，但由于存在著可能申請公開發行的政策優勢，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價值。本案中，京中興公司通過重整引入優質旅游資產，實現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發展新動能，并為公司在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時申請公開發行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兩網”公司通過重整重返資本市場提供了借鑒。同時，對拓寬企業投融資渠道，落實北京金融工作會議關于“促進首都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把企業上市作為一個重要增長點來抓”的要求，對于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首都營商環境亦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預重整方式，通過對識別機制、重整聽證程序、溝通協調機制的綜合運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發揮了預重整的成本優勢和效率優勢，實現了多方利益的共贏。

案例7：莊吉集團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產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莊吉服裝是溫州地區知名服裝品牌,莊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莊吉集團)、溫州莊吉集團工業園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園區公司)、溫州莊吉服裝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銷售公司)、溫州莊吉服裝有限公司服裝公司(以下簡稱服裝公司)四企業長期經營服裝業務,且服裝業務一直經營良好。但因盲目擴張,投資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業，2014年受整體經濟下行影響,不但導致投入造船業的巨額資金血本無歸,更引發了債務人的銀行信用危機。2014年10月9日,除服裝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溫州中院）申請破產重整。

（二）審理情況

2015年2月27日,溫州中院裁定受理莊吉集團、園區公司、銷售公司三企業的重整申請,并根據企業關聯程度較高的情況,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債權人共有41人,申報債權約20億元,確認約18億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請求溫州中院將重整計劃草案提交期限延長三個月。2016年1月27日,服裝公司亦進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業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礎條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償債務，符合《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溫州中院在經債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四企業合并重整的基礎上，經過該院審委會討論決定，對管理人提出的實質合并重整申請予以準許。隨后管理人制定整體性的重整計劃草案，并在債權人會

議表決的過程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債權人的認可,僅出資人組部分股東不同意。經與持反對意見的股東溝通,其之所以反對主要是對大股東經營決策失誤有怨言,對重整計劃本身并無多大意見。2016年3月17日,溫州中院強制裁定批準該重整計劃草案。在重整計劃草案通過后,溫州中院及時根據《中共溫州市委專題會議紀要》[（2016）9號文件]對重整企業進行信用修復,使得重整企業隔斷歷史不良征信記錄、恢復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戶在內的銀行賬戶、正常開展稅務活動、解除法院執行部門的相關執行措施,為重整企業營造了良好的經營環境。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法院依法審慎適用重整計劃草案強制批準權、積極協調保障企業重整后正常經營的典型案例。實踐中，一些企業在重整計劃通過后，因相關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僅僅體現在重整計劃的通過上，雖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準后終止，但重整后的企業能否迅速恢復生機,還需要在信用修復、適當的稅收優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順利恢復生產經營活動，才是完整發揮重整制度價值的關鍵。本案中，在莊吉服裝系列公司重整計劃通過后,溫州中院積極協調，為重整后的莊吉服裝系列公司贏得良好經營環境。此外，法院依法審慎適用強制批準權，維護了各方主體利益平衡以及整體利益最大化，莊吉

服裝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農債權人83名，債權金額合計約776萬元）。管理人采用公開遴選的方式，引入投資人向鐵觀音集團增資2.2億元，持有鐵觀音集團股權76.2%，原股東的股權稀釋為23.8%；鐵觀音集團普通債權清償率7.54%（其中10萬元以下部分清償率30%），比清算條件下的清償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廠普通債權清償率16%（其中10萬元以下部分清償率40%），兩案重整計劃草案均獲得高票通過。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組方投資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確認兩案的重整計劃執行完畢。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通過破產重整制度促進傳統農業企業轉型升級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廠、鐵觀音集團等企業共同形成了茶葉種植、生產、研發、銷售的產、供、銷一體化涉農企業。重整成功使“安溪鐵觀音集團”這一著名商號得以保留，帶動茶農、茶配套生產商、茶葉營銷加盟商相關產業發展；且投資方“互聯網+”思維模式、合伙制商業模式、“制茶大師工作室”等創新模式的引入，對傳統農業企業從營銷模式、產品定位、科研創新等方面進行升級轉型，同時化解了金融債權約5.8億元，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此外，本案中，經審計機構和管理人調查，兩家企業在主要財產、交易渠道、賬冊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實質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審理模式對于安溪茶廠和鐵觀音集團兩個關聯企業進行重整。基于兩家企業母子公司的關系，招募同一個投資人作為重整案件的重組方，最大限度整合兩家企業的資源，提高重整的價值，實現債務人和債權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順汽車控股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順汽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順汽車）成立于2002年，主要業務為輕型客車的制造、銷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企業陷入困境。2009年開始停產，訴訟集中爆發，職工大規模上訪。至2017年1月，累計負債27億元，其中拖欠職工工資、社保1440人，普通債權人130余家，相關執行案件130余件，嚴重資不抵債。2017年1月13日，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沈陽中院)根據債權人申請，裁定受理中順汽車破產重整案件。

（二）審理情況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該企業停產時間長、社會穩定壓力突出、協調審批事項復雜等現實情況，法院通過“沈陽工業企業依法破產（重整）工作小組”會商后決定指定清算組擔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牽頭抓總，主導重整程序

推進；清算組除管理人基本職責外，側重解決職工安置、維護穩定，協調、審批，產業政策把握等事務。

針對企業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計劃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債務問題，保證公平清償；另一方面著眼于促進企業提質增效，增強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資人引入過程中，采用市場化招募方式，將引入新能源產業作為目標，指導管理人利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發布招募公告，將符合國家政策支持導向并具有技術創新能力作為核心要件，通過嚴格的招募遴選程序，從報名的主體中擇優選定威馬汽車制造溫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陽思博智能汽車技術有限公司作為重整投資人。威馬汽車作為致力于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的企業，給中順汽車注入活力，構建綠色出行，智慧出行，實現了中順汽車由傳統汽車制造企業向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的轉型升級。2017年6月30日，債權人會議各組均表決通過重整計劃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陽中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2018年1月，中順汽車管理人提交重整計劃執行完畢報告。

（三）典型意義

中順汽車重整案是充分發揮政府與法院協調機制的優勢，以常態化工作平臺有針對性指導個案，同步化解困境企業債務和經營問題，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振興的典

型案例。中順汽車案件審理中，充分利用“沈陽工業企業依法破產（重整）工作小組”平臺優勢，判斷企業的救治價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產業發展方向，搭建引資平臺，促進項目落地，并在重整計劃執行階段，督促、協調有關部門快速完成變更、審批事項，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進工作的基礎上，共同實現成功重整，助力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調整。

案例10：桂林廣維文華旅游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破產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廣維文華旅游文化產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維公司）擁有全球 確定相關債權數額并將出資人權益調整為零,明確文投公司義務。享有擔保權的債權組，代表債權金額275,892,800.36元，表決通過該草案；普通債權組過半數同意，代表債權金額761,128,974.33元，占該組債權總額的77.30%，超過三分之二以上；出資人組表決未通過該草案。2017年12月4日，廣西高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終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資資金到位；1月26日，廣西高院裁定確認柳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債權人債權共計1,469,526,673.18元，其受償金額分配共計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權過戶。

（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全國首個直接由高級法院受理的破產重整案件。由于考慮到公司經營項目為國際知名大型實景《印象·劉三姐》劇目，對廣西旅游業、地方經濟影響較大，且公司所有資產被國內、區內數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職工人數眾多且成分復雜等情況，廣西高院依據我國《企業破產法》 力，確保800多名演職人員就業機會也解決關聯公司548名職工安置問題，相關產業通過《印象·劉三姐》項目實現升級改造，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

第四篇：2012年法院十大經典案例

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來源： 張維林?的日志

由人民法院報編輯部評選的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今天推出。這十大案件均為本報2012年所報道的社會關注度高、案情疑難復雜或審判結果有重大突破、借鑒作用的典型案件。

這十大案件分別是：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即網民熱議的“天津彭宇案”）、賴昌星走私行賄案、吳英集資詐騙案、足球系列反腐案、iPad商標權屬糾紛案、信宜紫金潰壩系列索賠案、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西安投資者訴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

這十大案件的評選，力圖對2012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的多種類型案件，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認真的梳理，發揮典型案件輻射效應，回應人民群眾對重大典型案件審理結果的關注，提升審判質效；集中體現人民法官在過去的一年中，通過依法審理、執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努力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促進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應法院報之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楊立新、肖建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黎宏分別為十大案件做了精彩點評，對十大案件的典型意義和重大影響予以深刻詮釋。（記者 劉吟秋）

① 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

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許云鶴駕車與王秀芝老太太之間發生糾紛。王秀芝稱自己被許云鶴駕車撞倒在地；許云鶴則認為自己是主動停車，下車攙扶從護欄上摔下來的王秀芝，是助人為樂。事發后，受傷的王秀芝被送往醫院治療，之后向法院起訴索賠。

2011年6月16日，紅橋區法院一審判決許云鶴承擔40%的民事責任，賠償王秀芝10.8萬余元。許云鶴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訴。二審期間，一中院以抽簽方式確定了委托的司法鑒定機構，所送鑒定材料亦經雙方認可，最終得出鑒定結論：“王秀芝腿部傷情單純摔跌難以形成，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

二審法院認為，可以由鑒定結論、事故現場圖、當事人述稱等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系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維持原判的二審判決。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衛東

許云鶴案事發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稱為彭宇第二案，引起民間廣泛關注。單純就案件本身的裁判來看，主要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許云鶴的行為引起，這也是該案最大的疑點。需要說明的是，在訴訟活動中，案件事實的判斷是依據證據規則進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實與事情的真相即客觀真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前者則是具有主觀色彩的認識，法律事實只能盡可能地接近真相，卻無法重現客觀事實。這是現代法治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而社會民眾卻懷有樸素的真假、善惡觀念，將對案件真實探求的責任完全賦加于法院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據案件事實裁判難免會遭致社會公眾的質疑。而此際法官應當做好裁判的說理工作。

對此，《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明確將加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和《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也明確要求裁判文書應當充分表述當事人的訴辯意見、證據的采信理由、事實的認定、適用法律的推理與解釋過程，做到說理公開。這是推行法制、塑造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就該案而言，從公開的判決書內容來看，該案的裁判是合乎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也是有證據可循的。對于社會公眾為此而產生的質疑，則應當通過公開、透明的釋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證公開與裁判說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運作原理，增強法院裁判的正當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會民眾的質疑，提升社會公眾的認同，并承擔起法制宣傳的作用。

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主要在于該案可能引發的道德危機，助人為樂卻要冒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傳統的社會道德行為面臨著現代社會法制的挑戰。如何協調傳統社會道德與法律責任之間的沖突，挽救日益凸顯的道德滑坡成為隱藏在該案背后亟需我們深思的問題。

② 賴昌星走私行賄案

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賴昌星走私普通貨物、行賄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行賄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違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繳。宣判后，賴昌星未提出上訴。1999年案發后，賴昌星畏罪潛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衛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逃亡國外十余年的賴昌星終究還是未能逃脫中國法律的制裁。該案展示了我國打擊犯罪的堅定決心。近年來，我國與外國締結了百余項引渡和司法協助條約，建立雙邊和多邊司法合作機制，通過引渡、遣返等司法合作方式，有力地打擊了犯罪。賴昌星的成功遣返在一定程度上為追逃犯罪開辟了新的路徑。

更為重要的是，該案也見證了十余年來我國刑事法治與人權保障事業的進步。賴昌星逃亡距被遣返前后長達十二年之久，這期間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就是國際方面對我國刑事司法制度中人權保障情況的質疑。在國際司法合作方面，有一項重要原則，即“死刑不引渡”原則。由于在2011年以前，我國刑法規定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是可以判處死刑的，這就成為遣返賴昌星回國的最大障礙。實際上，這些年來，中國的刑事法治一直在不斷地向前推進，2004年我國明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2011年，修正后的刑法取消了包括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在內的很多經濟犯罪的死刑。這些努力成為賴昌星能夠成功遣返回國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賴昌星的成功遣返意味著國際社會對我國人權保障努力的認同。2012年，刑事訴訟法經過修正，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第二條，在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制度、偵查程序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進一步體現了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努力與決心。

就該案而言，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還包括賴昌星外逃后違法所得的處理問題。按照以往的規定，我國沒有缺席審判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法到庭的情況下是不能作出裁決的。外逃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無法歸案，其違法所得亦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徑加以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擊犯罪的力度。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創建了財產罰沒程序，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后違法所得的處理程序作出了明確規定。這就解決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法到案的情況下違法所得的處理問題，有助于挽回國家和社會的損失，提升打擊犯罪的力度。

③ 吳英集資詐騙案

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一案，浙江省金華市中院一審認定，被告人吳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東陽市開辦美容店、理發休閑屋期間，以合伙或投資等為名高息集資，欠下巨額債務。為還債，吳英繼續非法集資。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間，吳英以給付高額利息為誘餌，先后從林衛平等11人處非法集資人民幣7.7億余元，用于償付集資款本息、購買房產等，實際詐騙金額為3.8億余元。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并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

浙江高院二審維持原判，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綜合全案考慮，對吳英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裁定發回浙江高院重新審判。

2012年5月21日，浙江高院經重新審理后認為，鑒于吳英歸案后如實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動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其中已查證屬實并追究刑事責任的3人。綜合考慮，對吳英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衛東

曾經的億萬富婆到如今的階下囚，吳英的命運恰似冰火兩重天，令人扼腕嘆息之余也給人們留下不盡的深思。單純就案件事實來看，吳英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以及如何處刑成為該案法庭辯論以及民眾爭議的焦點問題。有人認為吳英的行為是民間借貸，并無入罪的必要性。就構成何罪而言，從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表述來看，集資詐騙罪的前提是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在具備此前提下，行為人還應具有將集資款占為己有的目的才構成集資詐騙罪。對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做了相應的界定。問題的難點在于如何判斷吳英的行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該案中吳英集資的對象是否屬于公眾也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而這種事實認定與主觀判斷的差異恰是導致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觀點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在死刑的適用問題上，民意與法意也存在著激烈的沖突，民間反對判處吳英死刑的聲音占據壓倒性的地位。

反思該案，死刑的存廢與改革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在刑法修正案

（八）已經逐步廢除經濟類犯罪死刑的前提下，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刑罰結構體系，進一步限制死刑的適用是擺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然而，該案更加令人警醒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浪潮下，民間資本、民間融資的未來之路究竟在何方。一個吳英倒下，是否還會有無數個“吳英”冒出來？處于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民間融資已經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力量之源。對此，我們是一如既往地予以扼殺，制造更多的“吳英”，還是反思制度體系本身的問題，轉向引導民間資本的法治化？顯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④ 足球系列反腐案

遼寧丹東、鐵嶺、鞍山、沈陽四地中級法院2012年6月13日對7起涉足球系列犯罪案的11名被告人進行一審公開宣判。其中，謝亞龍、南勇、蔚少輝均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萬元，違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繳。申思等4名前“國腳”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不等刑罰，并均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0萬元。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黎 宏

歷時3年多的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自2009年4月前沈陽隊球員王鑫被遼寧警方逮捕到延伸案件的依次偵破，從眾多案件被提起公訴到謝亞龍、南勇等前足協官員被依法重罰而塵埃落定。如此大規模地使用刑罰手段來治理體育行業，在我國的刑事審判歷史上，不能說是絕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輿論一般認為，中國此次嚴懲足球腐敗行為，不僅是對飽受詬病的中國足壇的一次強力整治，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國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繼續加強。

以上評論固然不錯，但情況卻決非如此簡單。足壇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僅僅說是因為低下的競技水平和糟糕的國際比賽戰績，令許多民眾極為不滿，通過這種大規模的刑罰處罰，一定程度上或許能暫時滿足公眾的憤怒心理。但是，如果說是為了迅速提升我國的足球競技水平的話，單純靠

一、兩次運動式的反腐，恐怕有些勉為其難。從此次足壇反腐系列案的審理中所揭露的事實來看，過去幾年中，我國足壇的腐敗，可謂是觸目驚心。涉及人員不僅限于主管官員，還包括裁判以及球員在內；涉案內容從賭球、操縱比賽到貪污、受賄；不僅涉案人數多，而且犯案行為還呈現出經常性、日常化的特征。由此看來，我國足球的腐敗，不是偶發性的，而是具有制度性的特征。對這種制度性腐敗，如果不從體制上進行脫胎換骨，單靠用刑法懲罰幾個人，可能還是無濟于事的。這一點，從去年盡管足壇反腐力度極大，但我國足球成績并未有明顯起色的情況來看，就可以窺豹一斑。西方刑法學大儒李斯特有一句名言經常被人提起，“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以刑罰這種最為嚴厲的手段治理足球這種并不涉及我們普通人的基本生活的行業活動時，尤其值得我們回味。

⑤ iPad商標權屬糾紛案

iPad商標歸蘋果還是唯冠？這場備受關注的蘋果有限公司、IP發展有限公司與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Pad權屬糾紛案終于塵埃落定。2012年7月2日，蘋果公司與深圳唯冠就iPad商標案達成和解，蘋果向唯冠支付6000萬美元。

2009年8月，IP發展公司向英國唯冠公司提出收購唯冠在各國登記注冊的所有iPad商標的意愿。后經多次輾轉，談判主體變成IP發展公司與臺灣唯冠公司。雙方于同年12月23日簽署商標轉讓協議，約定轉讓標的為10個iPad商標，其中包括深圳唯冠公司在中國大陸注冊的涉案的2個iPad商標，轉讓對價為3.5萬英鎊。

2010年2月，IP發展公司以10英鎊的價格將上述10個iPad商標轉讓給蘋果公司。之后，蘋果公司要求深圳唯冠公司變更涉案兩個商標權屬的注冊登記時遭到拒絕。深圳唯冠稱，臺灣唯冠無權處分深圳唯冠公司商標。

iPad商標權屬糾紛于2010年5月正式訴諸深圳中院。一審認為，訂立轉讓合同的臺灣唯冠無法代表深圳唯冠，蘋果公司也無法提供證據證明上述表見代理成立，并以此為由駁回兩原告訴請。兩公司提起上訴。廣東高院最終調結此案。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蘋果公司與唯冠公司關于iPad商標的爭執，曾經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隨著雙方在法庭上握手言和，本案雙方當事人的孰是孰非，已經變的不重要了，而通過和解化解商家糾紛，保護商家利益，實現利益最大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最終結果，更加引起各界的重視。

本案爭議對于雙方當事人而言，不可謂利益關系不重大，特別是有的當事人已負債累累，其債權人達到數百人，而其最大的財產估值主要集中在iPad商標的價值上，訴前就已被數個銀行申請輪候查封。如果其價值發生貶損，不僅對爭議的當事人是重大損失，而且會導致所有的債權人受到嚴重損失。這樣的情形實屬牽一發而動全身，案件審理不可以掉以輕心。

值得稱道的是，承辦案件的合議庭并非簡單地就案論案，就法論法，而是認為，為使糾紛雙方利益最大化，調解是最佳選擇，因而認真全面地做好調解工作。在調解中，也不是無原則地和稀泥，而是堅持從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出發，充分聽取蘋果公司、唯冠公司代表的意見，創造條件讓雙方充分交換意見，最大限度地滿足雙方當事人的合理訴求，最后終于達成調解協議，圓滿解決糾紛，使雙方當事人對于案件的審理結果都表示滿意，他們的債權人也都滿意。

我關注本案，最為看重的有兩點：第一，公正調解是處理民事糾紛特別是商事糾紛的重要方法。其實，對于利益對立的重大爭議，依法作出裁判并不難，但是有時候一裁了之并不能保護好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進行公正調解，當事人各自后退一步，就會使對抗化為合作，不僅解決了糾紛，而且更能夠保護各方利益，促進經濟發展。當然，調解應當依法進行，而不是通過調解而壓制一方保護另一方，須知違法調解壓制的總是理直的一方，而獲得利益的總是理屈的一方。只有公正調解，才能夠達到人們所期待的結果。第二，當事人也應當看到，利益的保護和公司的發展，并不是以鄰為壑，睦鄰才是根本。在商業競爭中，有的商人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甚至不利己，表現的是短視的、唯利的、貪婪的心態，不論是惡意挑起訴訟，還是在訴訟中惡意中傷，反映的都是這樣對私利的追求。而正當的商人，完全懂得經營之道在于和諧，即使商業競爭亦得有道，必須依法進行。即使發生糾紛，也應當求和解，求發展，聽得進調解的意見，以保護自己的最大利益。在這一點上，本案的雙方當事人是值得稱道的，值得各位商家借鑒。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糾紛不難解決，法官也就好當得多。

⑥ 信宜紫金潰壩系列索賠案

歷時1年多、涉及1.8萬多名災民切身利益的“9·21信宜紫金礦業潰壩事件”引發的財產損害索賠系列案終于得到圓滿解決。2012年9月12日，廣東省信宜市人民政府、錢排鎮人民政府作為代表，與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簽署和解協議。根據協議，被告信宜紫金公司將在9月20日前一次性先行支付賠付金額2.45億元，由政府統一分配給受損個人和單位后，原告申請撤訴結案。

2010年9月21日發生的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銀巖錫礦高旗嶺尾礦庫潰壩事件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信宜市法院先后受理“9·21”系列案件2502件，訴訟標的3.4億元。

信宜市法院分兩批對20起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分別于2011年12月27日和2012年3月18日全部成功調解結案，22名遇難者家屬全額領取了賠償款1267萬多元。之后，法院又集中力量對余下的2400余起財產損害賠償案件進行開庭審理，并成立了由院長梁旭有任組長的調解工作組。

整個調解工作歷時五個多月，法院每天均安排兩場以上的調解，最終促使雙方達成和解協議，信宜紫金公司先后賠付金額超過3億元。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肖建國

大規模侵權糾紛的訴訟解決，歷來是各國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的難點。我國民訴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雖然規定了代表人訴訟制度，但在處理紫金礦業潰壩系列索賠案之類的案件時，仍然存在著捉襟見肘的技術難題：一是受害人人數眾多，多為山區村民，信息溝

通不便，舉證能力普遍較低；二是受損情況不一，受損原因復雜，多因一果，致害方和責任人較多，責任大小和責任分擔的認定具有挑戰性；三是主要責任人經濟實力雄厚，在當地乃至全國都具有影響力，受害人獲得救濟的難度和阻力很大。

本案中，信宜法院繞過代表人訴訟，化繁為簡，采取“分批審理、集中庭審、集中舉證、個案結合”的方式，逐一化解了上述技術難題。一是上門立案，方便1.8萬名災民起訴。二是結合受損原因和損害類型，對約2500件案件進行分類分批處理，總體思路是先易后難，先人身后財產，注重輕重緩急。例如，法院先處理尾礦庫下方的達垌村5名死者的5件案件，接著處理與石花地水電站有關的涉及雙合村17名死者的15件案件，最后再處理涉及公共財產和災民個人財產損失的2477件案件。三是創新舉證和質證方式，把近10噸重的證據材料進行分類，先書面交換證據、固定證據，然后集中庭審、集中質證，依據證據共通原則，認定事實。通過查明事實、分清責任，來實現受害人利益的最大化。

本案的最大亮點在于政府以眾多災民的利益代表身份參與了爭議的解決過程，并且在同責任人的賠償談判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避免了受害災民與責任人之間力量相差懸殊的一對一談判，保證了談判結果的自愿性和公平性。實際上，潰壩事件使信宜市政府在公路、河堤、學校等公共財產上蒙受了巨額損失，因而具有參與談判的足夠動力和動機。信宜法院正是看到了信宜市政府與廣大災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建議由政府出面與責任人進行一攬子的賠償談判，并最終獲得了皆大歡喜的處理結果。這種處理方式彰顯了信宜法院的司法智慧，對于各地法院處理利益結構與本案相似的大規模糾紛具有強烈的示范價值。

⑦ 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薄谷開來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處被告人張曉軍有期徒刑九年。薄谷開來和張曉軍當庭表示不上訴。法院查明，2011年下半年，薄谷開來及其子薄某某與被害人尼爾·伍德因經濟利益發生矛盾，尼爾·伍德在電子郵件中言辭威脅薄某某，薄谷開來認為尼爾·伍德已威脅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決意將其殺害。為此，薄谷開來安排重慶市委辦公廳原工作人員（其家中勤

務人員）、同案被告人張曉軍邀約并陪同尼爾·伍德到重慶，于2011年11月13日安排尼爾·伍德入住重慶市南山麗景度假酒店16棟1605室。當晚薄谷開來安排張曉軍攜帶毒藥陪同其前往尼爾·伍德住處，雙方一起飲酒、喝茶。薄谷開來趁尼爾·伍德嘔吐后要喝水之機，將毒藥倒入其口中，致尼爾·伍德死亡。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黎 宏

對薄谷開來等故意殺人一案，人民法院認定其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應當說，這是一個充分體現了法治原則的睿智判斷。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以故意殺人罪對薄谷開來起訴和定罪，定性準確。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有關被告人的作案情況，在審判開始以前，就已經被各種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使得本案充滿了神秘色彩，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在這種眾目睽睽的形勢之下，司法機關選擇以故意殺人罪這種處罰最為嚴厲但又和種種案外傳聞無關的普通刑事犯罪對其起訴并結案，無疑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一方面，可以對被告人的行為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避開此前的各種猜測和流言；另一方面，還能保持對被告人進行最嚴厲譴責的可能。這種定罪過程充分體現了司法機關的睿智和守法精神。

二是判處被告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量刑妥當。眾所周知，死緩是我國刑法獨創的一種死刑執行方式，在刑法評價上，就是死刑，其適用的對象是“罪大但惡不極”，尚有改造可能的罪犯。作為本案被告人的薄谷開來因為和他人發生糾紛而邀約同伙，使用氰化物毒殺他人，后果嚴重，手段惡劣，罪當處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法院同時考慮到，其患有精神障礙，對本次作案行為性質和后果的辨認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等對其有利因素，故對薄谷開來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種判決結果，或許會讓一些人覺得意外，但仍然是在刑法規定的范圍內的處理，體現了我國刑法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精神，符合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

⑧ 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

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宣判，四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

法院查明，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背查禁犯罪職責，徇私枉法，明知薄谷開來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其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濫用職權，未經批準或者偽造批準手續，先后對多人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應當以四項罪名追究刑責。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盤點典型案例，對于王立軍案件，更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研究他究竟犯了哪些罪行、應當怎樣量刑這樣的刑法觀念，而在于研究他作為一個執法官員，是怎樣明知違法犯罪而故意實施這些犯罪，進而破壞法治的。在王立軍所犯的四宗罪中，徇私枉法罪和濫用職權罪都是這樣的罪行。

作為一個執法官員，特別是作為政法機關的重要領導人，應當嚴格執法，依法辦案。但是，按照判決書認定的犯罪事實，王立軍在薄谷開來殺人案件中，出爾反爾，開始為徇私情，明知有重要證據證明犯罪，卻指派親信負責偵查該案，隱瞞重要的錄音證據，明知偵查結論違反客觀事實卻予以認可，甚至將監控錄像硬盤交給犯罪嫌疑人處置，以使其免受刑事追訴。繼而，由于與嫌疑人產生矛盾不斷激化，卻又翻云覆雨，要求有關人員重新調取、整理案件證據，交出隱匿的重要證據，最后向有關部門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同時，王立軍違反

國家法律規定，授意有關工作人員，不履行合法審批手續，先后對多人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這樣知法犯法，將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間的犯罪行為，發生在一個身居高位、權傾一時的公安局局長、政法委書記的身上，是多么的不可思議！

王立軍案件帶給我們的思考，一是政法官員特別是政法機關的領導干部，如何形成法律思維，養成遵法、守法的素養，進而成為執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機關的官員都不執法、不守法，甚至戲弄法律，將法律視作兒戲，國家法律還有何尊嚴？人民的權利還有何保障？可是，王立軍之類的官員還在不斷被揭露出來，并且沒有被揭露出來正在玩弄法律的官員還大有人在。因此必須警醒！二是人民不允許歷史倒退。盡管曾經有人說過“文革”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但人民是不準開歷史倒車的。王立軍以及跟他有一樣思想的人，復辟“文革”只能是短暫的，最終落得叛逃和被押上歷史審判臺的后果。本案的法院判決書，既是對王立軍所犯罪行的裁判，更是對人民不準歷史倒退所作出的宣言。

⑨ 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

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進行二審宣判，即對糯康等6名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故意殺人、運輸毒品、綁架、劫持船只案的上訴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對糯康、桑康·乍薩、依萊、扎西卡的死刑判決，維持并核準對扎波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判決，維持對扎拖波有期徒刑八年的判決。

云南高院審理查明，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審認定糯康犯罪集團為報復中國船只和船員，勾結泰國不法軍人，于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緬甸和泰國水域劫持中國船只“玉興8號”、“華平號”，并槍殺13名中國船員，運輸大量毒品的犯罪；為劫持往來船只、索取財物，于2011年4月2日至6日在湄公河緬甸水域劫持中國船只、綁架中國公民、勒索巨額贖金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黎 宏

作為改革開放后我國法院第一次公開審理的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中國公民實施犯罪的案件，糯康案釋放出了這樣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中國政府有責任、有能力保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不論這種侵害是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之外。盡管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刑法都規定，外國人在本國領域外對本國國家或者公民實施犯罪的，可以適用本法，但各國立法者都心知肚明，這種規定，只是一種宣示性規定，其實現不僅僅取決于該國政府的決心和意志，更有賴于該國的綜合國力，即是不是有能力將在本國領域之外、侵犯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的罪犯抓捕歸案、繩之以法。在糯康案中，6名武裝劫持中國船只、放置運輸毒品、殺害13名中國公民、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罪犯均為外籍人員，長期盤踞在湄公河畔的“金三角”地區，和當地各種勢力之間盤根錯節，關系極為深厚，因此，要捉拿這樣的罪犯到我國，依照我國法律進行審判，其困難可想而知。但讓人欣慰的是，我國政府不僅將他們悉數捉拿歸案，而且依照我國法律，向全世界公開審判。這一舉措不僅展現了我國政府的意志和決心，更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的提升，也使得我國刑法第八條的保護原則規定沒有淪為一個空設條款。

“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漢將陳湯在給漢元帝的上奏中的這句話至今讓每一個中國人熱血沸騰。這句話是對我國刑法第八條規定的最好說明，也是對糯康案審判意義的恰如其分的闡釋。

⑩ 西安投資者訴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

原告王霞琴等148名小股東以東盛科技的虛假陳述行為使其在投資東盛科技股票中遭受包括投資差額、印花稅、傭金及利息等損失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損失。2012年6月18日，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

法院經審理查明：東盛科技于1996年11月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代碼600771。2010年4月13日，因東盛科技2002年至2008年期間，沒有按規定披露將資金提供給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使用，未按規定披露對外擔保事項，未按規定披露銀行借款事項，中國證監會對東盛科技及郭某、張某等15名責任人因虛假陳述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

對于這起小股民訴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西安中院非常重視，決定調解此案。2012年12月7日，經法院主持，148名原告與被告協商達成和解協議：東盛科技于和解協議簽訂之日起10日內向王霞琴等148名小股東共支付1295.84萬元，逾期各原告可依法申請強制執行。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肖建國

本案是2012年最大的虛假陳述索賠案，是繼東方電子、大慶聯誼、杭蕭鋼構、科龍電器等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的成功案例之后的又一經典案例。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重大遺漏、不正當披露等虛假陳述行為而引發，往往涉及眾多受損股東，賠償數額較大，對證券市場和上市公司影響甚巨，而西安中院處理的東盛科技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系列案就是這種情況。

對于這起小股民訴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西安中院準確把握形勢和案情，本著調解優先、鼓勵當事人和解的原則，經過長期細致的溝通協調，最終達成和解協議，成功調解結案。一是充分發揮了調解一攬子化解全部糾紛的優勢。西安中院院長任高潮等院領導制定了通盤考慮、整體處理的思路，親自參與制訂調解方案，采取了分類處理的方案，逐一確定了148件案件的具體賠償及補償數額，一次性調解解決。二是堅持在分清責任的前提下，依法調解，針對雙方當事人爭議較大的揭露日時點、系統風險等主要焦點問題積極引導當事人作出正確的判斷，適度平衡雙方利益，引導當事人平等、自愿、理性地解決紛爭。尤其是本案兩個虛假陳述揭露日的認定，對今后處理類似案件具有借鑒意義。三是實現了債權最大限度的保護。148位受損股民獲得了1295.84萬元的賠償，是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受償比例較高的案件。四是實現了互利雙贏的最佳辦案效果，148件系列案件的妥善處理，綜合平衡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法人股股東等各方的利益，極大地提升了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增強了人民法院在社會公眾、廣大投資者心目中的公信力

第五篇：全國海事法院船舶扣押與拍賣十大典型案例

全國海事法院船舶扣押與拍賣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5 “三湖藍寶石”輪系列扣押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9日，申請人阿聯酋阿曼國際貿易公司（OMEN TRAD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因與被申請人韓國三湖海運株式會社（SAMHO SHIPPING CO.，LTD）債務糾紛向武漢海事法院申請扣押被申請人所屬的“三湖藍寶石”（SAMHO SAPPHIRE）輪。此后，又有六家境外債權人，申請對該輪采取扣押措施，債權人涉及七個國家和地區，債權總額達600余萬美元。此外還有該輪抵押權人韓國釜山銀行的抵押債權超過4000萬美元。

（二）裁判結果

武漢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11日在南通對“三湖藍寶石”輪實施扣押。船東三湖海運株式會社由于有兩條船連續遭到索馬里海盜劫持，公司經營遭受重創，已被韓國法院列入破產保護。由于船東無力提供擔保，依照我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船舶依法將被拍賣。部分船員在船舶被扣押后，情緒極不穩定，要求棄船回國。韓國駐武漢領事館向湖北省外事辦發出照會，對被扣船舶和船員的安全表示關注。

由于當時國際航運市場并不景氣，該輪的拍賣價格估計只有1000多萬美元，遠不夠抵押權人一家受償。同時，拍賣船舶還要支付檢驗、評估、拍賣費用，船東將會承擔巨大的損失。因此拍賣結果無論是對船東、抵押權人還是普通債權人來說均無一受益。

武漢海事法院積極地與各方當事人進行聯系溝通，釋明中國法律，分析拍賣的成本和結果，經過耐心細致而艱苦的調解工作，終于促成各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同意由“三湖藍寶石”輪抵押權人釜山銀行拿出45萬美元按普通債權人的債權比例進行支付，各普通債權人同意解除對“三湖藍寶石”輪的扣押。2011年9月23日，武漢海事法院解除對該輪的扣押，“三湖藍寶石”輪安全駛離南通，開往釜山。

（三）典型意義

“三湖藍寶石”輪系列扣押案，涉及多個國家的多方當事人，協調難度大。加之該輪為化學品船，船長、船員均為外籍人員且來自多個國家，扣押期間的船舶安全與船員安撫工作都是巨大挑戰。武漢海事法院充分發揮調解這一中國經驗在解決復雜糾紛方面的獨特優勢，促成當事各方達成和解，使涉案船舶得以解除扣押，恢復營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得到涉案各方當事人的好評。案件審結后，韓國駐武漢領事館領事專程到法院致以謝意，對中國法院公正高效保護韓國企業合法權益的司法行為予以高度贊賞。申請人阿曼國際貿易公司向武漢海事法院南通法庭贈送牌匾一塊，上書“優質高效調解”。

案例6 丹麥供油有限公司申請扣押“星耀”輪案

（一）基本案情 申請人丹麥供油有限公司（A/S Dan-Bunkering Ltd.）于2012年12月12日在香港海域為被申請人所屬的巴拿馬籍“星耀”（Xing Yao）輪提供485.1820公噸Fol80Cst及158.5280公噸Gas-Oil的船用油，費用為461238.21美元。被申請人僅支付人民幣100萬元（折合美元為158730美元），仍欠302508美元。后該輪駛入廣東汕頭水域，被申請人已聯系好買家正準備向新的船東交船。為防止債權落空，申請人于2013年1月22日緊急向廣州海事法院提出訴前海事請求保全申請，申請扣押“星耀”輪，并責令被申請人提供302508美元或等值人民幣的擔保。“星耀”輪因噸位大無法靠泊碼頭，在汕頭港離岸約25海里水域拋錨，隨時可能駛離。

（二）裁判結果

廣州海事法院收到申請后，立即組成合議庭進行審查，要求申請人提供被扣船舶的具體地點；另一方面制作扣押船舶裁定書及扣船令。根據法律規定，海事請求權人應向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訴前海事請求保全申請，本案海事請求權人提供了“星耀”輪已駛離香港海域進入廣東汕頭海域拋錨的證據，應由廣州海事法院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轄權扣船。經審查，廣州海事法院認為，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應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二十一條第（十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裁定準許申請人的訴前海事請求保全申請；扣押被申請人所屬的停泊于汕頭港的“星耀”輪；責令被申請人提供302508美元或等值人民幣的擔保。2013年1月24日，法官乘坐交通艇往返近七個小時，冒著海上風浪，在離岸25海里水域登輪扣押了六萬噸級的“星耀”輪；扣押船舶后，法官又積極促成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進行協商。在法院主持下進行了訴前調解，1月29日，申請人即從被申請人處得到全額賠款。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宗涉及丹麥、巴拿馬等不同國家當事人及中國香港法域的糾紛，涉案船舶進入中國廣東海域后，中國內地海事法院通過及時有效地行使司法管轄權，訴前扣押船舶，并開展訴前調解工作，僅用5天時間便高效地解決了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真正做到了“案結事了”。2013年3月26日，廣州海事法院收到申請人致函，對中國法院及時高效扣船解決糾紛表示感謝。該感謝函稱：“貴院法官有效的扣船工作，使我司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是幫助我司實現債權的關鍵”，“按照國際上一般訴訟程序，這一過程將會十分漫長”。國外當事人選擇在中國法院進行訴訟活動，通過及時扣船并成功調解，使其合法權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和實現，增強了國外當事人對中國海事司法的信任度，樹立了中國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中國法官的良好司法形象。

案例7 德國航運貸款銀行申請扣押拍賣“阿明”輪案

（一）基本案情

申請人德國航運貸款銀行（DVB Bank SE）與馬耳他共和國艾斯姆阿明航運有限公司（ISIM Amin Limited）等簽訂貸款協議，后者以“阿明”輪（MV Amin，后更名為MV Amin2即“阿明2”輪）作為擔保，雙方簽訂了《抵押協議》等法律文件并辦理了第一順位船舶抵押權登記。2013年10月29日，德國航運貸款銀行以艾斯姆阿明航運有限公司違反合同諸多約定，拖欠債務本息27777581.76歐元為由，向廈門海事法院申請訴前海事請求保全，扣押停泊于漳州港的伊朗籍“阿明2”（MV Amin2）輪，并責令被申請人提供金額為27777581.76歐元的擔保。

（二）裁判結果 廈門海事法院經審查認為，德國航運貸款銀行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于2013年11月4日裁定予以準許，該行隨后向廈門海事法院提起訴訟。由于被申請人未能提供擔保，德國航運貸款銀行申請拍賣船舶，并于2014年5月5日得到準許。

2014年10月28日上午，來自挪威、巴拿馬、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利比里亞及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競買人參加了拍賣，經過157輪叫價后，載重近16萬噸的超級油輪“阿明2”輪以人民幣3.24億元的價格成交，超出起拍價近8000萬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船舶價值巨大，雙方當事人均為外國企業，競買人也多為外國企業。中國法院在扣押與拍賣船舶過程中，嚴格依照法律規定。依照維也納領事公約，及時通知船籍國駐華使領館。積極協調外輪代理、邊檢部門，提前制定工作流程，充分滿足中外競買人實地察看船舶的要求。嚴格依法裁定、果斷執行、認真負責、細致周到的專業水準、敬業精神和工作作風，也充分樹立了我國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彰顯了我國海事司法的良好形象。

案例8 五礦國際貨運有限責任公司申請扣押“海芝”輪案

（一）基本案情

2000年9月6日，五礦國際貨運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五礦公司）與海南龍珠船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珠公司）簽訂光船租賃協議，承租龍珠公司光租經營的“海芝”輪，租期為1年+1年+1年，由五礦公司選擇。2000年11月，雙方達成還船協議，五礦公司將“海芝”輪交還龍珠公司，但龍珠公司拖欠五礦公司光租保證金及其他款項3483887.37元。2002年1月18日，五礦公司向寧波海事法院提出訴前海事請求保全申請，要求扣押龍珠公司光租經營的停泊在溫州港的“海芝”輪，責令龍珠公司提供400萬元的擔保。

（二）裁判結果

2002年1月21日，寧波海事法院作出裁定，準許五礦公司的訴前海事請求保全，并在溫州小門島液化氣碼頭扣押了“海芝”輪。經查，“海芝”輪登記為圣文森特和格林納汀斯的力濤航運有限公司（OCEAN LINK SHIPPING LIMITED）所有，1999年8月5日光租給龍珠公司經營，并在海口港監辦理了船舶光租登記，屬海關監管船舶。“海芝”輪扣押后，五礦公司、船舶抵押權人中國船舶工業貿易公司、船舶管理人珠海市宏舟船務有限公司分別向寧波海事法院提起訴訟；全體船員因得不到勞動報酬，商定由船長作為代表起訴討要工資；海口海關申請債權，要求在船舶拍賣過程中，扣繳相關稅款。五礦公司與龍珠公司光租租賃合同糾紛一案判決生效后，寧波海事法院根據五礦公司的申請，裁定拍賣“海芝”輪，以2338萬元（含稅款）成交。在優先撥付訴訟費用、國家稅收、船舶保管、拍賣等費用后，余款由各債權人依法受償分配。

（三）典型意義

一是以具體案例明確海事請求權人可以申請扣押并拍賣承租人光租的當事船舶，較好地銜接了光租船舶的扣押和拍賣程序，有力地保障了海事請求權人的合法權益。二是明確境外船舶光租入境因拍賣轉為國內船舶，進口環節國家稅收應予優先撥付。“海芝”輪光租入境，屬于海關監管船舶，因法院司法拍賣轉為國內船舶時，依法繳納相關國家稅收（包括海關關稅、代征增值稅和光租稅共計4762785.75元），且該筆費用應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為海事請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費用”優先撥付。本案在妥善分配處理多項債權的情況下，依法保護了國家稅收收入，維護海關監管制度。

案例9 巴拿馬天裕輪船有限公司申請扣押“姍妮1號”案

（一）基本案情

申請人巴拿馬天裕輪船有限公司（TENYU SHIPPING S.A.PANAMA）所屬“天裕”（TENYU）輪于1998年9月裝載3006噸鋁錠從印度尼西亞庫拉天瓊港起航前往韓國仁川港，1998年9月27日，船、貨及船員全部失蹤。1998年12月17日，一艘懸掛洪都拉斯旗名為“姍妮1號（SANEI-1）”的貨輪，配備16名印度尼西亞船員，裝載3000噸棕櫚油，駛進中國張家港。經國際海事組織調查，懷疑其為失蹤的“天裕”輪。天裕公司于1998年12月23日向武漢海事法院遞交訴前財產保全申請書，請求扣押停泊在中國張家港的“姍妮1號”輪。

（二）判決結果

武漢海事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裁定準許申請人天裕輪船有限公司的訴前財產保全請求；扣押被申請人所屬“姍妮1號”輪；責令被申請人提供1億日元（83.3萬美元）的擔保。武漢海事法院將扣押船舶裁定書送達該輪船長后，“姍妮1號”輪船舶證書上記載的船東一直沒有任何反應。1999年1月11日，天裕公司向武漢海事法院提起船舶所有權確認之訴，并隨后向武漢海事法院提交了先予執行申請書，請求將“天裕”輪先予返還。1999年4月6日，天裕公司向武漢海事法院提交了由中保財產保險有限公司武漢市分公司國際業務部出具的先予執行擔保。1999年4月15日，武漢海事法院作出（1999）武海法通執字第25號民事裁定書，將扣押在中國張家港的“姍妮1號”輪即“天裕”輪返還給天裕公司。1999年11月22日，武漢海事法院作出判決，確認“姍妮1號”輪即為天裕公司所有的“天裕”輪。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因國際海事欺詐或海盜襲擊導致船舶失蹤引起的扣押船舶案件。天裕公司是日本船東在巴拿馬注冊的一家單船公司，“天裕”輪的船殼保險人是日本共榮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貨物保險人是英國勞合社，失蹤船員來自韓國和中國。“天裕”輪在馬六甲海峽失蹤，被改頭換面成“姍妮1號”輪來到中國，其上船員是印度尼西亞人。本案案卷文字涉及到日文、韓文、英文和中文等多種文字。

通過本案中的船舶扣押與審判，有效打擊了國際海上欺詐及國際犯罪集團的囂張氣焰，樹立了中國法院公正、高效的良好司法形象。天裕公司及其日本母公司向武漢海事法院贈送了“斷疑案、伸正義、維護司法公正”的錦旗。世界著名保險協會勞合社時任主席馬克思·泰勒先生，代表保險人致函武漢海事法院稱：貴院站在公正的立場，給予了我們迅速和不偏不倚的支持。我們相信憑著對正義的高度責任感，貴院已經為中國法制建設進程，特別是為中國致力于成為亞太地區海事審判中心的目標，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案例10 馬紹爾群島伊克利普斯財產股份公司申請扣押“SL-710”輪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12月1日，申請人馬紹爾群島共和國伊克利普斯財產股份公司與被申請人中國福建圣龍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溫州潤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簽訂《船舶建造合同》，約定由兩被申請人在福建福安為申請人設計建造一艘57000載重噸的單殼散貨船（建造船號為“SL-710”），價格3800萬美元，分五期預付，每期760萬美元，雙方約定爭議提交英國倫敦仲裁庭解決。申請人在支付第一期購船款760萬美元后，以兩被申請人違約為由取消合同。2009年7月，兩被申請人向英國倫敦仲裁庭申請仲裁，請求裁決申請人無權取消合同、無權要求返還預付款。申請人則提出反請求，請求裁決其已依約解除合同，有權請求返還760萬美元預付款及利息；或裁決兩被申請人構成毀約性違約，賠償經評估得出的損失額。2010年9月，申請人得知兩被申請人準備出售在建中的“SL-710”船，遂向廈門海事法院申請扣押該船，責令兩被申請人提供908萬美元可靠擔保。

（二）裁判結果

廈門海事法院經審查認為，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我國扣押船舶的法定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訴訟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第（十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裁定扣押了停泊于福建省福安市的“SL-710”船，責令兩被申請人提供價值908萬美元的可靠擔保。船舶扣押期間，英國倫敦仲裁庭裁決申請人有權依據普通法解除合同并請求損害賠償。隨后兩被申請人與申請人達成和解并履行賠償義務，廈門海事法院依法解除對“SL-710”船的扣押。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外國當事人在其糾紛由外國仲裁機構進行仲裁過程中，向我國法院申請扣押船舶的海事請求保全案件。仲裁程序從申請仲裁到承認執行往往歷時數年，期間容易因當事人轉移資產而使勝訴裁決不能執行。我國作為聯合國《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締約國，負有依法在我國承認、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國際義務。應外國仲裁當事人的申請，對位于我國的船舶采取扣押保全措施，有助于保障外國仲裁裁決的順利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十四條規定，“海事請求保全不受當事人之間關于該海事請求的訴訟管轄協議或者仲裁協議的約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款進一步明確，“外國法院已受理相關海事案件或者有關糾紛已經提交仲裁，但涉案財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當事人向財產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請求保全申請的，海事法院應當受理。”本案中，廈門海事法院依法裁定準許伊克利普斯財產股份公司的扣押船舶申請，及時制止兩被申請人對船舶的處分，促使相關外國仲裁裁決確定的權利義務得以順利實現。展現了我國海事法院嚴格適用法律，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理念和胸懷，贏得國際認可與贊譽，希臘籍船東為此專程趕到廈門海事法院表示感謝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