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與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比較與借鑒

一、中韓新農村建設異同比較

1、相似之處

（1）農村內部問題基本相似。中國當前農村中面臨的許多宏觀方面問題，韓國在1970年代初也同樣存在。這些問題包括：農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農村勞力剩余，農業經營規模小，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村教育和文化衛生事業落后，農民文化素質低下，農村年輕人鄙視和離棄農業，等等。韓國開始實施新村運動的197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45%，人均耕地僅0.6畝。而據2004年底的統計，中國鄉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畝。

（2）城鄉發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韓國與我國目前的情況類似，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起步階段，在城市與農村、農業與非農業、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各個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間差異，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目前我國城鄉發展失衡矛盾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懸殊的嚴重程度均超過韓國新村運動當初起步時的狀況。如，1970年韓國的城市化率為55.3%，2003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0.5%。1970年韓國農民收入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農民收入僅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會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韓國由于工農業和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存在就業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諸多因素。當前中國城鄉差距擴大，新增勞力就業困難，老百姓普遍覺得上學難和貴、看病難和貴，購住房難和貴，部分官員貪贓枉法，社會矛盾有所加劇。

2、差異之處

（1）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韓國新村運動起始于1970年，當時韓國正值工業化起飛前夜。而現今我國許多地區目前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經濟發展階段明顯比韓國新村運動起步時高。不同的發展階段，“三農”問題的表現和主要矛盾也明顯不同，當年韓國新村運動要解決的是農民基本生活問題，而我國現階段建設新農村，是在解決基本生活基礎上，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解決工農差距、城鄉差距、農民與市民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2）農業保護水平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征收高額農業稅和以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方式，積累工業化發展資金。近年來，全國各地雖已陸續取消農業稅，但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補貼仍很少。這是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與中國相比，韓國農業經營規模也很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也不高，但韓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卻不低。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額補貼。韓國農業補貼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對國內農產品實行高保護價格。長期以來韓國對農產品進口高額征稅，并且實行嚴格的配額制度，韓國農產品價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國際農產品價格平均高2.85倍。

（3）農村工業化發展路徑不同。韓國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國則由分散到集中。韓國工業化初期階段，制造業主要集中在首爾和釜山都市區。1973年韓國提出了“新村工廠”計劃，通過一系列金融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工業投資到農村地區。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起，農村工業自發地在各地農村中興起并獲得長足發展。工業布局過于分散導致的規模不經濟、工業分散布局形成的環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為制約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導鄉村企業向工業園區集中——便成為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新村運動”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和引以為鑒的問題

中韓兩國地緣相近，經濟、社會和人文背景相似，韓國新村運動的許多好經驗，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獎勤罰懶”激勵機制、健全高效的指導、研究和培訓機構、社會各界廣泛、積極參與等，值得我國在新農村建設中大力借鑒和吸納。對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紹和談及。但也有幾個問題，需要我們引以為鑒。

1、“新村工廠”計劃，違背了工業布局的客觀規律

1973年韓國提出“新村工廠”計劃，推出該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通過農村工廠化來提高農村非農業收入，從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進農村社會發展。同時，還試圖以此達到促進工業重新布局，將首爾、釜山都市區的工廠擴散到農村去的目的。但工業布局有其客觀規律性和科學性，農村交通不便、產品運輸成本增加、新村工廠普遍存在吸收勞動力困難問題、掌握技術后的熟練工不斷向大城市流動、帶來農村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一直困擾著“新村工廠”。新村工廠計劃最終放棄了。原創文章，盡在文秘知音www.tmdps.cn網。

2、農業過度保護，面臨難以承受的國際自由發展貿易沖擊

長期以來，韓國對進口的農產品課以很高的關稅，以此來保護本國農民的利益。在韓國的進口農產品中，100%以上高關稅的農產品多達142個。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關稅、減少補助、開放農產品市場為主要內容的多哈回合談判達成協議，韓國的大米種植農戶的收入將減少10%-40%左右。事實上，1995年以來，開放貿易體系已對韓國農業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盡管這些年來韓國政府采取給予農民農業補貼等許多優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顯。主要表現，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1994年韓國城鄉居民收入幾乎沒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農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農戶的負債率直線上升。很多農戶舉債過日子，甚至有人認為韓國的農家經濟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3、新村運動推動的“非民主形式”及其缺陷

韓國學者對其新村運動存在問題的看法，具有獨特的視角。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新村運動”是由韓國中央政府（內務部）主導的事業，具有傳達上級旨意的自上而下運動的性質，其形式是非民主的，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其一，新村運動內容不能充分反映各地農村的特點和迫切需求；其二，自上而下以支援為主的事業，不知不覺中助長了農民的依賴思想，減弱了農民新村建設的自覺性；其三，追求外在、規模化的形式以及論成果為主的事業促進方式，妨礙了精神開發事業，降低了開發質量水準；其四，邊實踐邊歸納總結，理論準備的不足給發展帶來了一些缺陷。

第二篇：中國與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比較與借鑒

中國與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比較與借鑒

中國與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比較與借鑒

一、中韓新農村建設異同比較

1、相似之處

（1）農村內部問題基本相似。中國當前農村中面臨的許多宏觀方面問題，韓國在1970年代初也同樣存在。這些問題包括：農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農村勞力剩余，農業經營規模小，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村教育和文化衛生事業落后，農民文化素質低下，農村年輕人鄙視和離棄農業，等等。韓國開始實施新村運動的197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45，人均耕地僅0.6畝。而據2004年底的統計，中國鄉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畝。

（2）城鄉發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韓國與我國目前的情況類似，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起步階段，在城市與農村、農業與非農業、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各個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間差異，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目前我國城鄉發展失衡矛盾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懸殊的嚴重程度均超過韓國新村運動當初起步時的狀況。如，1970年韓國的城市化率為55.3，2003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0.5。1970年韓國農民收入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農民收入僅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會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韓國由于工農業和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存在就業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諸多因素。當前中國城鄉差距擴大，新增勞力就業困難，老百姓普遍覺得上學難和貴、看病難和貴，購住房難和貴，部分官員貪贓枉法，社會矛盾有所加劇。

2、差異之處

（1）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韓國新村運動起始于1970年，當時韓國正值工業化起飛前夜。而現今我國許多地區目前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經濟發展階段明顯比韓國新村運動起步時高。不同的發展階段，“三農”問題的表現和主要矛盾也明顯不同，當年韓國新村運動要解決的是農民基本生活問題，而我國現階段建設新農村，是在解決基本生活基礎上，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解決工農差距、城鄉差距、農民與市民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2）農業保護水平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征收高額農業稅和以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方式，積累工業化發展資金。近年來，全國各地雖已陸續取消農業稅，但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補貼仍很少。這是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與中國相比，韓國農業經營規模也很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也不高，但韓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卻不低。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額補貼。韓國農業補貼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對國內農產品實行高保護價格。長期以來韓國對農產品進口高額征稅，并且實行嚴格的配額制度，韓國農產品價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國際農產品價格平均高2.85倍。

（3）農村工業化發展路徑不同。韓國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國則由分散到集中。韓國工業化初期階段，制造業主要集中在首爾和釜山都市區。1973年韓國提出了“新村工廠”計劃，通過一系列金融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工業投資到農村地區。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起，農村工業自發地在各地農村中興起并獲得長足發展。工業布局過于分散導致的規模不經濟、工業分散布局形成的環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為制約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導鄉村企業向工業園區集中——便成為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新村運動”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和引以為鑒的問題

中韓兩國地緣相近，經濟、社會和人文背景相似，韓國新村運動的許多好經驗，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獎勤罰懶”激勵機制、健全高效的指導、研究和培訓機構、社會各界廣泛、積極參與等，值得我國在新農村建設中大力借鑒和吸納。對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紹和談及。但也有幾個問題，需要我們引以為鑒。

1、“新村工廠”計劃，違背了工業布局的客觀規律

1973年韓國提出“新村工廠”計劃，推出該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通過農村工廠化來提高農村非農業收入，從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進農村社會發展。同時，還試圖以此達到促進工業重新布局，將首爾、釜山都市區的工廠擴散到農村去的目的。但工業布局有其客觀規律性和科學性，農村交通不便、產品運輸成本增加、新村工廠普遍存在吸收勞動力困難問題、掌握技術后的熟練工不斷向大城市流動、帶來農村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一直困擾著“新村工廠”。新村工廠計劃最終放棄了。

2、農業過度保護，面臨難以承受的國際自由發展貿易沖擊

長期以來，韓國對進口的農產品課以很高的關稅，以此來保護本國農民的利益。在韓國的進口農產品中，100以上高關

稅的農產品多達142個。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關稅、減少補助、開放農產品市場為主要內容的多哈回合談判達成協議，韓國的大米種植農戶的收入將減少10-40左右。事實上，1995年以來，開放貿易體系已對韓國農業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盡管這些年來韓國政府采取給予農民農業補貼等許多優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顯。主要表現，一是城鄉居民收

入差距迅速擴大，1994年韓國城鄉居民收入幾乎沒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農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農戶的負債率直線上升。很多農戶舉債過日子，甚至有人認為韓國的農家經濟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3、新村運動推動的“非民主形式”及其缺陷

韓國學者對其新村運動存在問題的看法，具有獨特的視角。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新村運動”是由韓國中央政府（內務部）主導的事業，具有傳達上級旨意的自上而下運動的性質，其形式是非民主的，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其一，新村運動內容不能充分反映各地農村的特點和迫切需求；其二，自上而下以支援為主的事業，不知不覺中助長了農民的依賴思想，減弱了農民新村建設的自覺性；其三，追求外在、規模化的形式以及論成果為主的事業促進方式，妨礙了精神開發事業，降低了開發質量水準；其四，邊實踐邊歸納總結，理論準備的不足給發展帶來了一些缺陷。

第三篇：中國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

中國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

——在第五屆湖湘三農論壇上的學術報告

簡新華

非常感謝論壇邀請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在研究三農問題和新農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對于中國“三農問題”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個話題，我想從六個方面把一些基本的觀點給大家介紹一下：第一、“三農”問題與建設新農村的重要意義，第二、中國現行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利弊，第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幾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第四、什么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五、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生產經營方式，第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途徑。

一、“三農”問題與建設新農村的重要意義。

我們最早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也不是90年代以后或者本世紀初才提出來的，而是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農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就提出來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年齡大的同志們都知道，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新提法，是早就有的。當時提出來目的就是要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中國為什么要重提這樣一個說法，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總的來說就是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村的富裕和繁榮。

什么是三農問題？我概括主要是三個方面。三農早就存在，農業、農村、農民早就存在的，怎么成了問題呢？是什么問題呢？

（一）是農業落后。就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農業還沒有實現機械化、產業化、信息化、特色化、綠色化，這些方面特別是優質化的水平方面還比較低，還沒有實現現代化。

（二）農民收入比較低。不僅比較低，而且增加還非常的困難。有很多的途徑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是現在的這些途徑都面臨著困難，我大致歸納了六個方面：（1）增加農產品的產量，增加農民收入。這應該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現在大多數的農產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甚至有的供過于求，想通過增加產量來增加收入相當困難；（2）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現在供求平衡，所以從國內來看，要想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來增加農民的收入也是相當困難的。當然現在的農產品價格受到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的供求和價格的影響，有時候可能大起大落，也有可能要漲，但是這個漲價的好處大多數不是農民得到的，而是中間商得到的；（3）農產品的深加工。這需要有資本和技術，所以農民自己做起來還是相當困難的；

（3）辦鄉鎮企業增加農民收入。這曾經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現在鄉鎮企業面臨第二次升級換代，第二次創業，它必須要優化升級，所以要發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進城務工經商。大家也知道面臨著很多的困難；（6）勞務輸出。到國外去打工，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增加農民收入想盡了辦法，主要就是六大方面，現在都是相當困難的，這就是為什么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難。

（三）農村非常貧窮，農業也落后，收入也低，當然就貧窮了。而且城鄉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大家都知道2000年時，湖北省監利縣的一個鎮的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封信，當時信里就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在全國引起了高度的重視。為什么說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大家都很明白，因為三農問題不解決，農民就不可能富裕，農村就不可能繁榮，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不可能消除，內需也難以擴大，經濟發展就缺乏動力，落后的二元經濟結構就不能改變，現代化也就不能實現，我們的社會也無法和諧穩定。

二、中國現行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利弊

為什么會產生三農問題？我們說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根源就在于中國農村實行了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說為什么會產生“三農”問題？為什么這么嚴重？是公有制帶來的結果。那么，我認為為什么“三農”問題會產生，（早上溫鐵軍院長也說了），我這里歸納的主要原因包括這些方面。我很贊同他的一個觀點，就是長期以來，農業、農村和農民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資本，無論是原始資本積累還是后來的資本，無論是工業化的初期還是工業化的中期，相當大量的發展工業和搞城市化的資本都來自于“三農”。而且農業是弱質化的，所有的產業里面最弱的是農業。而這個是長期以來就有，不是說改革開放以來才存在“三農”問題的，改革開放以前實際上也存在著三農問題，所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在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是我們實行了重工業優先和計劃經濟體制，采用了計劃價格，人為地把農產品價格壓得很低，人為地把工業品的價格提得很高，出現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這樣把大量的農村的剩余就變成了工業的利潤，用來發展工業，直到工業化。所以建國三十年來，中國還改變不了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2.5億人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革以后，我們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那么這種情況有沒有變化呢？我們說是有變化的。在改革的初期，特別是80年代，我們采取了幾項措施，一個是轉變了戰略，優先發展的戰略轉變。另外，我們進行了體制的改革，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且還大幅度地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大家知道農村最重要的兩條改革措施，一個就是承包制，第二個就是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那么農民的收入很快就提高起來了，這時候三農問題得到了大大的緩解，城鄉的收入差距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這是在80年代。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隨著工

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我們的三農問題又加劇了，所以現在非常突出的問題。這又是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靠工業的積累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引進外資，（大家說我們的外資引進也是非常有限的，）資金從哪兒來？還是要從農業來。所以農民就進一步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做貢獻，提供資本。主要表現為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都是從農民那兒來的，所以進一步又做了貢獻。而且在市場化的條件下，（早上溫鐵軍院長也說了，）由于農業是弱勢產業，它的效率低、生產率低，而工業、商業是強勢產業，是先進產業，它的效率高。大家知道在市場作用的情況下，生產要素向什么產業、什么領域流動？當然是向效益高的領域流動，那就是向工業、向商業、向城市這些領域來流動。所以農村里的資本、人才、勞動力大量向工業、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生產要素轉移了，這個三農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嗎？當然就很困難了。所以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三農問題再一次成為了非常突出的問題，這應該說是最基本的。

另外，土地的使用、流轉、征用、補償的制度有缺陷，農村里的經營管理有問題，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城鄉統一的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沒有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有相當部分沒有轉移，農村還沒有實現現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還在建設之中。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的三農問題這么嚴重，解決起來非常的困難。歸納起來、總結起來主要就是這些方面的原因。由于時間關系，我就沒辦法詳細解釋了。

由此可見，三農問題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說就不可克服了。那么怎么樣解決三農問題呢？這個已經討論好多年了。從新世紀提出來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了。很多人提出要做加法，就是說要增加農業投入，要搞好農村里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修路、建房、農田水利、交通通信等等基礎設施。要發展農業生產，要美化農村環境，要發展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要提高農民的素質，這都是什么？做加法，是否需要？當然需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人們沒有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方法，就是要做減法。減法比加法更重要，為什么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們要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只在“農”字上做文章，因為造成三農問題并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自己有沒有原因？有，比如說農地制度、其它的管理制度都有缺陷，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所以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要跳出“農”的圈子。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做減法，減什么？減少農民。看一看世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的發展歷史，他們成為發達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他們之所以現在成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大量減少了農民。美國有3億人，現在農業勞動力多少？只有285萬。整個美國的農業只有285萬勞動力，生產的農產品不僅可以滿足美國3億人的需要，還有大量出口。所以更重要的是減少農民，把農民減到哪兒去？通過什么途徑來減少農民？那就是通過工業化、非農化、城鎮化，也就是說使得大多數農民要進廠做工，要進城務工經商，要成為市民，不光是要非農化，而且還要市民化。

我提出來，怎么解決三農問題？我有一個提法，叫做“三化一新加反哺”。就是既做加法，更要做減法，怎么做？首先一個方面，一化就是農業現代化，解決農業落后的問題。具體現代化就不多說了；第二個就是農民非農化。也就是說農民要到非農產業（第二、第三產業）去就業，要務工、經商、勞動服務，通過這來增加收入，因為這個收入更高，比種田的收入要高得多，這是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第三個就是農村城鎮化。解決農村貧窮的問題。這里講的農村城鎮化，不是說要把所有的農村都變成城鎮，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要縮小城鄉差別，要把城市里的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向農村普及，要把工業的先進生產方式向農村普及，把城市里的先進生活方式向農村普及。這樣城鄉差別就縮小了，這就是解決農村貧窮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家知道，我們即使是實現城市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0%，甚至80%，這是發達國家現在的狀況，我們現在還只有50%，而且這個50%里面還有的人是半城市化，也就是說在就業上城市化了，在城鎮就業了，比如農民工。但是他實際上還沒有取得市民的待遇，他還不是市民，它是農民工。大家知道農民工是中國獨有的說法，因為他就業是工人了，但是他的身份還是個農民，所以給他取了個全世界都沒有的名字叫農民工。也就是說他實現的是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不是的，是半城市化。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是50%，實際上是有1億多農民工還是半城市化。所以把這個去掉，我們的城市化率只有40%，發達國家是70%-80%。那么，即使是我們實現了城鎮化了，城市人口占到了70%-80%，但是我們國家的現在是13億多人，再過十年，肯定要達到14億。那么14億人口，按照70%來算，還有30%的農村人口，也就是說還有4億多農村人口，他們怎么辦？怎么富起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留在農村里面的農民問題和農村人口的富裕問題。因為進城了，務工經商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跟城市居民一樣了，那么剩下的這4億怎么辦？就是通過新農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還有一條就是要反哺，也就是說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要反哺農村，為什么？第一個是因為原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一直到現在為止，農民做了非常大的貢獻，做了非常大的犧牲。現在到了一個三農問題特別嚴重、特別突出的時候怎么辦？那就反過來，工業要支援農業了，城市要支援農村了。依靠三農自身是沒有辦法解決三農問題的。大家知道，發達國家農業已經實現現代化了，應該是非常高的。但是美國也好，其它的發達國家也好，全部要對農業實行非常高的補貼，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補貼。農業現代化了還要政府補貼，那么中國的農業這么嚴重，問題這么突出，難道依靠三農自己能解決嗎？解決不了的。所以，還需要進行反哺。那么這一些的實現，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相關的戶籍、就業、社保、土地、財政等制度，這樣，我們的“三化一新”加反哺，才有制度保

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我們的“三化一新”加反哺能不能做到？很難做到。這個很難做到，那么三農問題能不能解決？解決不了。

這是我覺得怎么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觀點、看法，不一定正確，提供給大家思考，不對的可以提出批評，我們可以討論。

三、關于土地私有化的問題

有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現在需要加以說明。因為有很多的學者寫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報告，提出了一個主張，什么呢？中國的三農問題怎么解決？那就是要實行土地私有化。這里，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主張土地私有化他們有沒有根據，有沒有理由。是有的，他們提出來了很多的理由，甚至是比較系統的依據。我歸納了幾個方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觀點，我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有人認為農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謂的集體所有制是“三農”問題的根源。為什么“三農”問題這么嚴重？就是公有制造成的。土地私有化是“三農”的根本出路。既然根源是公有制，當然出路也就是私有化。這就是有非常嚴密的邏輯的。那么承包制，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農村里在進行土改，如果說承包制是第一次改革的話，還只是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經營權、使用權。而現在中國還必須進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那就是要進行私有化，就是說要把農民原來有的土地所有權也要還給農民，有的學者把它稱之為新的土地革命。大家知道，回顧整個新中國的發展歷史，可以說中國的農村進行了四次土改。有的學者提出來，中國農村要進行四次土改。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然后無償征收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雇農和中農，貧下中農。這是屬于第一次土改，使得所有的農民都能夠耕者有其田了。第二次是什么呢？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搞人民公社化，又把分給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了，建立了人民公社，這被稱之為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就是剛才說的承包制。他們提出來現在要進行第四次土改。這是代表性觀點的一個方面。

另外有的學者提出來，改革要徹底，就應該要采取俄羅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確土地使用權的基礎上，給予農民自由的轉讓權和買賣權。如果說給了農民自由的轉讓權和買賣權，那基本上所有權也就完全給農民個人或者家庭了，也就是私有化了。

甚至還有非常極端的觀點，不知道大家看到過沒有，我是看到過也聽到過的。什么極端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現在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國的問題有什么復雜的？只要私有化，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非常簡單。那么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國的大部分農民都會成為百萬富翁。我是親耳聽到有的學者這樣說的。

那么土地私有論者的立論基礎和前提是什么呢？他們根據什么得出這種結論？在他們看來，只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西方的議會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經濟社會制度，才能夠實現經濟持續有效的發展。只有這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濟才能持續有效的發展，否則做不到。而市場經濟只能以產權明晰的私有制為基礎，這個實際上是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理論觀點。那么根據這個立論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形成了一套土地私有化的理論邏輯，應該說邏輯還是比較嚴密、完整的，這一套的理論邏輯，我歸納起來就是土地私有論者，按照他們的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常識是不能違背的，是要遵循的。推導出來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論邏輯是什么？那就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必然帶來多方面的現代化的效果。為什么說它可以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就是因為私有化是個靈丹妙藥，可以解決多方面的問題，可以帶來多方面的現代化的效果，實現現代化，當然問題都解決了。實現了現代化，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解決的了嗎？

第一，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得土地自由買賣，就可以實現合理的流轉。為什么可以實現合理的流轉？自由買賣嘛。這個土地用在哪個方面？是賣還是種，還是搞什么，怎么對我有利，怎么對我收益最大化就怎么干，所以可以合理地流轉。而且還可以實現土地的資本化，把土地變成錢，變成資本。怎么把土地變成錢、變成資本呢？那就是可以賣地，換來錢、換來資本可以進行抵押貸款，也可以獲得資本了。那就解決了農民資本缺乏的問題。農民還可以拿著這資本到城市去務工經商，賺錢發展，不是非常好嗎？然后，農民還可以轉變土地用途。我不一定要拿著去種莊稼了，因為現在種莊稼、種田，種得越多，虧得越多，收益比較低，收入很低，剛才也說了。那么為什么非要拿那個農地拿來搞農業？我不搞農業，我就搞工業和商業不是很好嗎？因為工商業的效益更高。同樣1畝地，如果要是搞工商業帶來的價值收益，可以說是我們搞農業的許多倍，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可以轉變用途增加收入的。因為土地私有化可以鼓勵資本下鄉了，可以去收購土地。收購了土地，土地的規模就可以集中了，通過兼并就可以達到集中。那么土地集中了就可以達到規模經營了，就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利用土地了，就會使得土地大大地增值了。既可以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更有利于實現機械化，它連片了，當然更有利于實現機械化、現代化，這樣就可以達到農村里的繁榮，農民就可以獲得很多的利益，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是農業現代化。

第二，土地私有化解除了土地對農民的束縛。原來是集體所有，農民都有一個承包地，但是你不能賣。那么他們認為這對農民是一種束縛，就使他很難離開農村。而私有化以后，這個束縛就打破了，他要離開農村，完全可以把土地賣掉以后就走人了。打破了對農民的束縛，促進了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實現農民的非農化，有效地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有利于轉變農地的用途，實現農地的非農化。什么叫農地的非農

化？大家知道，工業化、城市化，同時也是另外兩化，和三農有關的，就是農民的非農化，大量的農民要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去就業；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土地，原來是農業用地，現在要變成工業和城市用地，就像現在大城市周圍原來的菜地現在全都沒了，干什么？用于工業、商業去了，用于城市建設去了，這就叫做農地非農化。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有助于實現農地非農化，從而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土地和勞動力的需求，這樣就更好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就是現代化。第一個方面是農業現代化，第二個方面是工業城市的現代化。

第三，土地私有化還能夠還產于民。把土地這個最重要的資產還給農民，還權于農民，把所有權還給農民。這樣就把官方控制的資源，特別是最重要的資源——土地減少到最小的限度，這樣他們認為就可以鏟除現在存在的官權、特權、專制腐敗產生的經濟基礎。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現在之所以有這樣的官權特權、專制腐敗，經濟基礎是什么？公有制。所以，如果要是私有化了，這個基礎就沒了，就可以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什么叫憲政民主？可能不是學者的不太了解，這實際上是西方議會民主制的另外一種說法。所以它把公有制去掉了，當然就可以建立像西方議會民主這樣的所謂憲政民主制度。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了，就可以消除特權腐敗引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使相對貧窮的農民也富起來，這樣就可以防止社會上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從而實現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政治也可以實現現代化了，維持社會穩定。

這就是我看了幾十篇，也有幾本關于主張土地私有化的論著歸納出來的他們的觀點。應該說是比較系統的，很多都是他們的原話。所以土地私有者實際上描繪出了一份他們認為的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圖景，所以他們非常自信地說，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三農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這種觀點怎么看？大家知道，現在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特別是我們國內，存在著完全對立的兩種觀點。一種就認為土地私有化，另外一種認為中國是不能土地私有化的。我個人是什么觀點？我是不贊同私有化的。為什么不贊同私有化？怎么看待私有化的這種主張？客觀地說，不能說土地私有化一無是處，一點作用都沒有？為什么？因為土地私有化的確可以使農民獲得完全的產權，使得各個方面，各種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行為更加不可能。那么就能夠從根本上避免農村里的干部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在集體土地的征用、流轉、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包權的調整這些方面謀取私利，因為不存在這些問題了，也就不可能利用這些去謀取私利了。但是總的來看，土地私有化在中國是弊是大大多于利的，會造成許多嚴重的后果，為什么？就是因為私有制不是萬能的、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土地私有化不是三農的出路。為什么？就是因為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農村始終沒有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農民始終沒有富起來，長期陷入輕徭薄賦，均田興農，經濟發展了；然后就是貪污腐敗，土地集中兼并，兼并集中，貧富兩極分化，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然后就是改朝換代，改朝換代以后，接著又是輕徭薄賦，又是均田興農，經濟發展，然后又出現農民起義，改朝換代，就長期陷入這樣的治濫循環之中。土地私有化不僅不能夠保證農民的根本利益，相反還可能導致新的貧富兩極分化，使得少數人暴利，嚴重損害農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人多地少，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特別龐大，在農業落后，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的農業轉移、就業和居住的條件有限、社會保障制度又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私有化會很快地導致農民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大量的“三無”農民，也就是無地、無業、無保障的農民大量增加，從而使得農民總體狀況惡化。這種判斷絕對不是主觀臆斷，危言聳聽，歷史上已經有過先例。解放初期，中國土地改革以后，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經過土地改革，無地少地的農民都分到了土地。我那時候七八歲，我在農村里面就看到過農民歡天喜地的去分地主的財產。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人多地少、農業落后的情況下，農村很快出現了兩極分化。天災人禍，生老病死，勞動力短缺等等原因使得不少農民不得不賣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能力和就業機會而無法進城務工經商，所以只有再一次淪為無地的雇農和等待國家救助的窮人。這是中國農村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絕不是說我們那時候的集體化是少數領導人主觀臆斷，而是有它的客觀經濟原因和基礎的。雖然中國在農村合作化、集體化過程中，存在著過急、過快、過猛，經營管理體制上不合理等等嚴重的缺陷，但是合作化、集體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盤否定的。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農民世世代代追求的，但是土地私有化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大家覺得可能很奇怪，你這不是瞎說嗎？土地私有化了，他就有田了嘛，怎么說不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呢？我們說要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即便你現在把他承包的地給他了使他擁有全權了，也就是他個人的私有土地，他不就有地了嗎？怎么說他沒地？我們說從動態的角度來看，這一個土地私有制不能保證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集中在少數不種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無其田。私有制就肯定是耕者有其田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農，雇農是不是耕者？是的。他有沒有田？沒田。他沒有自己所擁有的土地，而是要租種別人的土地。從租種別人的土地來看，他是耕者無其田的。那么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農場里的農業雇工，他們也是耕者，但是也無其田。為什么？因為土地私有制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很多農民會失去土地，變成無其田的農民了。相反，土地公有制都能夠保證耕者有其田，為什么？因為除了國家合理必要的征收和有人非法剝奪的特殊情況之外，農民一般是不可能失去他們共有的土地的，他們耕的是農民自己集體所有的土地，不是哪個私人的。

那么土地私有化可能使得農民喪失最后一條保障線，會造成嚴重的后果，使農民處境更加悲慘，引起社會的動蕩。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當然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的責任，但是還沒有建立

起來。因為大家知道要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8億農民、7億農民，那將是一大筆基金，現在國家是一次拿不出來的。現在已經提上日程了，已經在建了，但是還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必須要有一個最后的保障線，那是什么？農民有地。市民是沒地的，市民就是靠社會保障，但是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怎么辦？他就靠地。那么保持農地的公有制，農民一般來說不會喪失土地這一條最后的保障線。那么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商失敗以后，還有一條退路，回家種田。2008年，美國和世界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東南沿海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回流，大家想想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要回流，要是沒有地，他就沒有退路，那么后果將是怎么樣的？肯定是不堪設想。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失業了，又不能回家，怎么辦？大家想想這個后果將是怎樣的。如果土地變成私有化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進城務工經商了，他已經把土地賣了，沒了，他就沒退路了，這后果會是怎么樣，我不說大家也明白。而且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農民也不可能通過賣地致富。為什么有人現在農民可以賣地致富啊？因為大城市周圍1畝地可以賣上百萬的，甚至還不只是上百萬。深圳市農民通過拆遷出現了不是一個兩個，我所知道的出現了幾十個億萬富翁，就是征地拆遷成了億萬富翁。所以有人就根據這個，農民把地一賣，不說全部至少大部分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覺得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為什么？因為不是什么土地都存在著增值收益的，不是大部分農地，更不是全部農地都可以產生大量的增值收益的。只有工業化、城鎮化以及和將要開發和占用的那一部分土地才能有較多的增值收益。即使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價格可能存在上漲趨勢，但是這種上漲是長期的、緩慢的、有限的。而由于中國人均土地非常的少，我們18億畝，13億人，平均下來一人只有1畝多一點，大多數農地遠離城市和交通線，不少是窮鄉僻壤，難以改變用途。這些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不那么值錢的，不是非常值錢，不是1畝地可以賣一百萬的，而且農民還是弱勢群體。大家知道組織化程度比較低，如果沒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證，即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農民同樣沒有土地的定價權，土地的價格到底是賣高還是低是不能由農民說了算的，而且甚至還不見得真正能夠有自由買賣權。強勢群體可以通過強力，你不賣也得賣，這方面的例子還少嗎？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的。大部分農民，何況全部農民都不能通過土地私有化、通過自由買賣改變農業的用途，獲得巨額的土地增值收益，賣地致富成為百萬富翁。

如果土地私有化真的能夠使全部或者大部分農民變成百萬富翁，這樣神奇的力量。為什么這么簡單的理念，輕而易舉的事，我們的政府不去做，反而還要費盡心思，傷透腦筋，想法設法去增加農民的收入，結果還不理想。這不是很簡單嗎？把地一賣，農民都富起來了，那社會不就穩定了嗎？我們國家現代化就實現了嘛。為什么不去這樣干？為什么還要這樣費盡心思、傷透腦筋、千方百計、想法設法地去做。這是說不過去的，而且農產品市場是完全的競爭市場。大家知道完全競爭市場，生產者的收益是存在著遞減趨勢的。生產得越多，競爭越激烈，生產者得到的收益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資本下鄉，兼并土地，搞規模經營，搞特色農業能否賺錢？能賺錢。但是這些錢大部分收入是裝進了農民的腰包？還是裝進了投資者的腰包？大部分的收入是被資本拿走了，而不是農民得到了。農民通過這個是難以致富的。土地資本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有學者專門研究過土地抵押是否搞得成，無論是國外，無論是國內，他們的研究證明非常的困難。許多的銀行，特別是一些一般的不是城市周圍的土地，是不愿意拿這個土地進行抵押貸款給農民的。而且土地私有化，有的學者說就能夠消除土地拋荒，那么從理論分析上來說，還不是實踐，因為還沒有這個實踐。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夠完全消除土地拋荒，為什么？因為那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他們還有地，那么他們還種不種？他們就不種了，但是他們又不會馬上賣掉給種地的人去種，為什么？因為他想等到漲價，賣高價，那就放在那兒寧可荒著，等著土地漲價他賣高價，那不是土地拋荒嗎？而且私有化以后，國家想進行監管、控制、調控更困難了，那很難了，你管不住他了。所以土地拋荒并不見得就能夠根本解決。那么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只要少數幾戶農民不愿意賣地，想實現連片的規模經營，把土地連起來成片的規模經營，想進行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可能面臨困難。也就是說可能會出現真正的釘子戶，你拿他沒辦法，印度就是這樣的，許多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搞不起來，就是有釘子戶，一條鐵路甚至為一個釘子戶可以轉彎的，那個成本代價是很高的。從社會的利益來說，成本代價是很高的，保護了個人的利益，但是社會利益、公眾的利益犧牲了。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地價的上漲，從這方面來看，雖然賣地可能增加一點收入，但是帶來的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妨礙了基礎設施和城市的建設。所以任何一個方面，不能只是考慮到一個后果，實際上還有另外的后果的。

四、土地增值收益應該怎么分配

這個爭論很大，在社會上也是得不到共識的看法，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也想說一下。我估計今天的時間只能講三農問題，新農村可能沒時間了。我把PPT文件留下來，感興趣的同志可以拷下去，我們以后可以研討、商榷，一起探討。

土地增值收益，現在有人主張應該完全由失地農民享有，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個觀點可能是少數派，甚至，我還可以說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現在人們認為土地財政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完全分配給失地的農民？這就是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占用的土地，之所以能夠大幅度增值，在城市郊區可以賣到100萬1畝，但是在窮鄉僻壤，1畝地能賣多少錢？那是非常少的，當然各地不一樣，但比起100萬來說，那不知道要少多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因為什么呢？是因為國家和其他的投資者大量的投資，進行了“六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氣、通電、通油、通航，平整土地，這樣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城市和工商業項目的建設，推動了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既增加了土地的需求，使土地需求大量增加了，大家知道一個需求的增加，價格當然要上漲。而且它又改變的土地的用途，以農業用地變成了工商業用地，而工商用地的經濟效率要遠遠高于農業用地，所以，土地就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值，地價也因此而大幅度地上漲。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這樣的說法，但是我認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原來武漢大學周圍都是菜地，值不值錢？不值錢的，但是現在武漢大學的菜地全部都變成了樓房，值錢嗎？非常值錢的。為什么值錢呢？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是因為大量的投資帶來的。所以主要不是由于失地農民改良了原來所占有的土地而增值的。并不是功勞不能記在失地農民身上的，（而是）不能完全記在失人農民身上的。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就必須在國家相關投資者和土地被征用的農民之間合理分配，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只是由失地農民獨享的。因為造成這個收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當然相關的利益體、利益者都要來分享這個增值收益。主要就是三大主體。一個政府，一個投資者，還有一個是失地農民。當然，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是農民取得的那一塊太少了，這也要承認。現在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面，突出的問題不是說政府沒拿，投資者沒拿，而是政府和投資者拿得太多了，而失地農民拿得太少了，那么怎么合理配？那就是要首先保證處于弱勢地位的，因為政府和資本是強勢地位的，而失地農民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在這個分配中，首先當然要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和補償。我提出來，這個補償到什么程度？要保證他們的基本就業和生活需要和社會保障。也就是說要使失地農民有穩定就業，有社會保障，要能夠保證他基本生活的需要，這個分配起碼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做到這一點，才談得上怎么在政府和資本之間進行分配。但是，我們現在連這個最起碼的都沒有做到。但是，我說了，土地增值收益也不能完全由農民分享。大家說征地拆遷過程中，拆除了億元戶，這個合理嗎？這個公平嗎？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我覺得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對整個社會是有害的，是不利的。他一下子成了億萬富翁，就是因為他占有那塊地，就因為那個地理位置好，并不是因為他主觀的努力。

超過時間了，那我就不講了。最后一句話，就是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為什么有一定合理性？因為政府也要參加增值收益的分配啊。政府參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通過什么方式？那當然是土地財政，就是它取來的錢就作為財政的收入，香港就是這樣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相當一部分政府的收入是哪來的？除了收稅以外，就是賣地。

我就講到這兒了，已經超過15分鐘了。剩下的問題，我剛才說了，已經把PPT文件留在這兒了，大家有興趣可以拷去看一看。最后有不正確的地方，因為特別是后面一個問題，就是三農的出路、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是兩大派意見，完全對立，我是覺得不能私有化的。到底對不對，大家可以獨立思考，不對的，大家可以批評。謝謝！

（作者系武漢大學戰略管理學院副院長，本文根據錄音整理而成）

第四篇：韓國新農村建設考察報告

韓國新農村建設考察報告

wqb.yiwu.gov.cn2009年09月23日來源：W--外僑辦〖 背景色： 〗 〖收藏〗〖打印〗〖關閉〗

2009年5月18日至23日，根據出訪工作計劃，市農辦主任傅建民率領相關鎮街和部門負責人赴韓國進行訪問。期間，我們先后拜訪了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迦南農軍學校、首爾中區廳政府，向他們宣傳介紹了義烏經濟社會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情況，并與有關領導進行了座談交流，實地考察了清溪川河流整治工程和宣傳館，京畿道、忠青南道、全羅南道的優秀模范村。

一、韓國新村運動的基本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非常落后，1960年國民收入只有85美元，大部分國民生活十分困難，超過總人口半數的農村情況更是凄慘。由于，連年的旱災和水災，連溫飽都成了問題。國民意識也就變得消極、懶惰、沒有秩序。當時政府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讓大多數的國民脫離貧困。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把重點放在出口工業產品上，從1962年開始，韓國相繼實施了二個五年計劃，漸漸有了成果。1960年代末，韓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起飛，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80%的農民在茅屋里用著油燈生活，50%的小路狹窄得只能用背架搬運貨物。為了縮小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局面，韓國于1970年開始實施了新村運動。

1970年代，韓國新村運動的重點是改善農村環境，主要是住宅、道路、自來水、改廁、大會堂、敬老院以及農村的各項公共設施等。新村運動以農民自發、自助為主，政府行政指導為輔，大量的資金和勞動都由村民提供，政府對開展新村運動的村無償提供數量不多的水泥和鋼筋。1980年代，政府行政領導逐步退出新村運動，完成了由民間主導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間主導的過渡，由各行政村自發組織的開發委員會主導新村運動，新村運動的重點也從改善村莊環境逐步向發展農村經濟、增加村民收入轉變，新村運動的精神也逐步向城市、公司、工廠、學校等擴散。經過30多年的發展，韓國的新村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新村運動開始時，韓國把全國35000個村從低到高分為基礎、自助、自立三類，到1979年98%的村已成為自立村； 1970年80%的村還是茅房、80%的村不通電，到1979年農村的環境和貧窮落后的局面已發生徹底改變；1970年農民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現在已超過2萬美元，城鄉差距也明顯縮小，1993年農村居民收入已達到城

市居民的95.5%。

二、韓國新村運動的主要特點

韓國的新村運動之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很大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廣大村民熱情參與。原韓國總統樸正熙在1969年視察水災災區時，看到村民們在沒有政府的支援下，而能充滿活力地把村莊前面的馬路拓寬、改良屋頂、整頓圍墻，而受感動。他認為政府再怎么支援，而村民們沒有自覺和要做的念頭是沒有用的。因此，產生了提升農民的自助精神和合作精神來開發農村的想法。以這個構思為基礎，開始了改變農村生活環境的“新村運動”。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在政府的指導下，幾乎所有的事情都由村民自己決定。村莊建設項目由村民自己決定：村民自己商討決定實施的具體項目內容、規模、實施范圍、預期目標等；建設資金自己籌集：各項事業的建設資金、勞動力、土地等絕大部分都由村民提供和捐助；建設工程自己監督：財力物資自己決定如何處置，工程實施過程自己管理，政府物資的發放情況和聯村公務員的工作接受村民監督。特別是韓國在剛開始實施新村運動時，政府的財力非常有限，老百姓的錢也很少，若是沒有村民們的自發、覺醒、意欲和參與，無償的捐資捐地，那是根本無法成功的。正是因為有廣大村民的熱情參與，才使得新村運動在政府投入很少的情況下，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明顯成效。

2、各級政府積極支持。韓國的新村運動是由當時的總統樸正熙倡導的，所以，新村運動開始時，從總統到各級公務員、從中央到各級政府都非常重視，從中央到各個市、道、郡的地方政府都設有專門部門，行政推動力量比較大。政府對每個村都安排一名公務員聯系，幫助村里制訂實施計劃，每周至少去二次，每周、每月對各項事業進行評價；通過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迦南農軍學校等機構，對新村運動的指導者進行培訓。新村運動開展之初，在當時韓國經濟總體實力政府財政實力都不強的情況下，政府千方百計擠出資金，購買水泥、鋼筋等物資補助新村建設。

3、注重村民精神培育。新村運動是從改變人的精神開始的。在新村運動中，韓國政府非常重視培育村民“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運動基本精神。勤勉就是開拓精神，鼓勵人們勤勞工作，勤奮致富。自助就是主人精神，引導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貧窮落后的現狀，不依靠別人，不逃避責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協同就是共同體精神，引導大家喚起“我們”這個整體意識的力量，互助合作，提高效率，共同建設新農村。“勤勉、自助、協同”的精神是推進新村運動的強大動力，也是持久的動力。

4、引入競爭機制。新村運動開始的第一年，韓國政府對每個村莊都發放同等數量的水泥，但是從第二年開始，政府就實施獎優罰劣的開發政策。根據各村完成公共事業的成績好壞，把全國3.5萬個村劃分成自立、自助、基礎三級，成績最好劃為自立村，最差的劃為基礎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質只分給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噸鋼筋。經過幾年的建設，積極參與的農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抱著消極旁觀態度的村見鄰近村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從政府的獎勵先進和重點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奮起直追，到1978年，全國絕大分村都成為自立村。

5、充分發揮指導者作用。在與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領導座談時，他們特別提到，在新村

運動中指導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指導者是由村民自己選出來的，大多是村莊領導人，政府對指導者進行培訓，由他們負責勸說村民，統一村民思想，組織實施村里的各項建設事業，以身作則，發揮示范帶頭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6、重視提高村民收入。新村運動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增加村民收入，縮小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新村運動中，韓國政府非常重視推廣高產水稻品種，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區域特色農產品，1976年韓國水稻生產實現自給自足，1993年農村居民收入已達到城市居民的95.5%。我們考察的黃屯松溪村、梅湖里村、文塘里村、加波農場等地，都是通過引進新品種、新技術，形成一村一品，黃屯松溪村的有機蔬菜、梅湖里村的人參、文塘里村的有機大米等都很有特色，也增加了村民收入。比如文塘里村，從1993年開始將“鴨農法”引到韓國（插秧剛結束就立即放養小鴨子，與水稻一起生長并吃掉稻田里的蟲子，不用農藥而是利用鴨子除蟲），于1998年獲得了政府指定的“有機栽培園地”認證，其大米價格比一般大米高出45%，也吸引了許多城市里的人來觀光體驗。

7、積極推廣運動精神。新村運動的本意是為了改善農村的環境，但隨著新村運動的開展，從1970年代中后期開始，韓國政府就把新村運動的精神逐步引入城市，成為提高國民道德水準、文明程度和社會凝聚力的良好載體，成為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動力。比如：把“勤勉、自助、協同”的精神引入工廠，積極開展“第二家”活動，充分調動廣大工人的主動性，使得工廠的技術創新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新村運動的精神，已經成為全體眾民的精神支柱。

三、新村運動對義烏新農村建設的幾點啟示

韓國的新村運動與義烏的新農村建設都是從改善農村的環境入手，雖然做法和發展階段不一樣，但仍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1、重視發揮村民主體作用。義烏新農村建設的提法也是農民主體、政府主導。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得比較充分，資金補助、工程指導和監管的力度都很大，但老百姓的主體作用發揮得還不夠（舊村改造除外）。在實施一些村民建設項目時，有的村民認為那是政府的事、村兩委的事，涉及個人利益時還要阻礙工程施工，工程碰到農戶的承包地時，也是千難萬難。而在土地私有化的韓國，許多村民都愿意無償捐出自己的土地用于村里的建設事業，村民的熱情參與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因此，我市也要加大宣傳引導力度，變“要我做”為“我要做”，讓廣大村民都參與到新農村建設當中來。實施什么項目、具體如何實施、規模到底多大、資金如何籌集等內容，要召開村民代表會議進行討論，并讓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不能由村里的書記、主任隨意來定），讓廣大村民來監督工程實施，讓廣大村民互相監督自己的行為。

另外，政府在做好政策引導和推動的同時，必須加大對農村基層組織的規范化建設的指導和督促及新農村建設的指導力度，通過培訓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管理指導能力，作為加快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幫助村級組織建立完善的民主議事、決策和監督機制并嚴格執行之，發揮村民的自主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

2、加大獎優罰劣力度。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領導在介紹新村運動為什么能夠成功時，第一條提到的就是引入競爭機制，實行獎優罰劣。義烏在新農村建設中，也一定程度上實施了獎優罰劣，比如創建示范村的，補助標準會高一些；但總體而言，主動權基本上都掌握在村里。下一步，在基本完成簡單的村莊整治任務后，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可以采取申請制。要開展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創建的，先由村民代表會議進行討論通過，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包括工程項目、資金籌集等），報鎮街批準后才可以實施，否則財政不給予補助。對一些村兩委戰斗力不強、村民參與熱情不高、實施方案隨意的村，可以不批準其創建示范村。要讓村兩委干部和廣大村民覺得，開展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創建是爭取下來的，不是每個村都可以開展的，不按方案實施是不能得到政府補助的。加大宣傳、培訓和引導，促進農村和村民轉變理念和新農村建設的思路，變“要我做”為“我要做”，逐步建立村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互助、合作、協同精神。

3、重視提高市民素質。在考察期間，韓國人的勤勞敬業、文明禮貌和奉獻精神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村運動中，韓國普通村民表現出來的互助、合作、奉獻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比如從新村運動至今，總共有300萬名指導者，他們都是義務勞動，沒有報酬。韓國人也是活到老工作到老。在韓國，開汽車和出租車的司機年齡都很大，有的都已經六十多歲了，許多在農貿市場上擺攤做生意的也都是六、七十歲的老大媽，在清溪川文化館給我們講解的也是一位60多歲的志愿大媽，韓國人的交通、衛生等文明意識也普通比較高。人是最終的決定因素，真正美好的生活需要講文明、高素質的人來創造和享有。正象他們介紹的一樣：“美好的生活不僅是物質方面的享有，也需要富裕的精神來享有。”因此，要高度重視普通市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文明禮儀教育和行為規范教育，創新機制，以引導、激勵等手段，借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載體，積極開展文明禮貌、合作互助的各項活動，逐步培養和提高廣大市民的文明素質。

4、重視保護生態環境。韓國人的生態環保意識很強，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工作。在韓國的幾天里，我們考察了幾個村，也路過了幾個道，一路下來，感覺整個農村都山青水秀草綠，生態環境非常優美。特別是有一點，韓國在進行河流治理時，將生態、自然、親和等理念貫穿于規劃設計和建設的全過程，注重保持河流原有的生態環境，河里到處可以看到水草和魚類，邊上都建有與水面非常接近的行人道，供廣大群眾休閑健身，親近自然。即使是在城市里，如首爾市中心的清溪川、光洲市中心的河流，也都是人、魚、草和諧相處，一片生態和諧的景象。在義烏新農村建設中，也一定要把生態和諧、以人為本的理念灌輸進去，高度重視水環境的治理，高度重視各種生物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各項設施都要充分考慮方便市民，讓廣大市民在身邊、村邊就可以休閑鍛煉、親近自然、回歸自然，而不是要大老遠地跑到山上去體會自然，跑到健身房去鍛煉。

5、重視增加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是新農村建設最重要的任務。收入差距的縮小，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基礎。韓國新村運動最大的成功，也在于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縮小了，1993年韓國農村居民收入已達到城市居民的95.5%，基本上沒有什么差別了。當前，義烏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對改善農村環境非常重視，但對發展農村經濟卻重視不夠。為此，要學習借鑒韓國的做法，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新農村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高

度重視農村產業的發展，鼓勵發展規模經營和多種經營，根據義烏地理、氣候、自然特點，發展生態、有機、特色農業，發展休閑觀光體驗旅游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四、可以合作的幾個方面

義烏與韓國交流廣泛，合作密切。通過這次考察，我們覺得在新農村建設領域，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探索開展合作。

1、人員培訓。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是培訓公務員和指導者的機構，1972年成立以來已經培訓了60多萬學員，并有133個國家和地區的4萬多外國人前來進修。建議由市農辦牽頭，市外僑辦配合，每年組織一部分鎮街干部、涉農部門干部到韓國去進行短期培訓（授課、座談交流、實地考察等方式相結合），學習韓國新村運動的理念和做法，更新思路，轉變觀念。

2、引進韓國培訓機構和課程。迦南農軍學校是體驗性的以精神教育為主的機構，成立68年來已培訓了近68萬人次，并在海外建了12座學校（中國有丹東和吉林汪清也設立分校,有的正在籌建中）。建議由市農辦牽頭，市外僑辦配合，考察丹東和汪清分校運營狀況，可以在我市建立分校，并結合我市特點設置培訓課程，負責培訓村干部及村民，加強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設。

3、引進新技術和產品。義烏與韓國氣候非常相近，氣溫也差不多。韓國農民通過引進新品種、新技術（玻璃溫室種植等），發展特色有機農業（鴨農法大米等），實現了增收致富。建議由市農業局牽頭，市農辦和外僑辦等配合，積極引進韓國農業的新品種、新技術，提高義烏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

第五篇：論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文章標題：論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有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條嶄新的道路，至少可以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固的農村基礎。然而，當前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有著頗為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甚至處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從中國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是一

個緊迫的任務。本文中，我試圖從中國發展道路的角度來談一談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徑

提出新農村建設戰略顯然是基于對我國城市化艱難的認識。依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3，有近8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30年后，我國的城市化率可以達到73，相應的農村人口約為4億。也就是說，按樂觀的估計，30年后我國有約4億人生活在農村。由8億人減少到4億人，是一個巨大的變動，農村人口減少的過程，也是人財物流出農村的過程。數億人大規模流出農村，農村會日漸衰敗，對生活在農村的人口會造成嚴重問題。新農村建設就是要通過國家投入來緩解農村衰敗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從而使農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現代化帶來的好處。

問題不止如此。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化率數據，是按居住地來統計的，即將那些務工經商的進城農民工算作城鎮人口。而事實上，雖然有一部分進城農民工已經在城市購房并在城市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來源，從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但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卻不能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而不得不在城鄉之間流動：他們年輕時進城務工經商，年老時回到農村；自己在城市務工經商，卻依托農村的土地贍養父母、養育子女。這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過客，他們必須依托農村來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來建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體系。如果將無法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農民工排除，則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略略超過30，農村人口（或依托農村生活的人口）約為9億。

而且，在未來30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建國以來，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個百分點，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個百分點。進入新世紀，中國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組織。但事實上，加入WTO并沒有使得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提高中國的城市化率。因為進城農民工固然在增加，而農民工成為市民的難度卻也在加大。即使不考慮發生世界性的經濟蕭條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來3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幾乎不可能持續地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說，30年以后，依托農村生活的人口可能還要占到中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國還有約7億人口需要依托農村生活，需要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如果不考慮居民的生活質量及社會風險防范，中國未來30年，也可能通過政策和制度調整來加快城市化速度。具體來說，正如一些學者建言的，可以通過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戶籍制度，降低了農民進城的制度成本；進一步明確農村土地產權，使農民可以將承包地置換為進城準備金。

但是，進城農民工不可能因進城居住就自然可以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不穩定的就業和很低的收入，無法支撐農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大量進城農民工將不得不住進城市貧民窟中。

農民工住進貧民窟中，的確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卻不能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當今世界，除中國以外，所有發展中大國都有巨大規模的貧民窟，所有貧民窟的生活都極其糟糕，沒有希望。貧民窟的生活是遠離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的。貧民窟中的貧民是城市中的邊緣群體，不僅無法建立穩定的人際聯系，而且無法形成對未來的有效預期。而當前村莊中的農民，卻不僅溫飽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之上，子子孫孫也許還會繼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生活有根，也有預期，生活是有價值的。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們，因為祖祖輩輩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穩定的人際關系，這賦予了他們生活的意義，也使他們有了共同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僅可以衣食無憂，而且居住十分寬敞；因為有預期、有穩定的人際關系，而在村莊中生產出各種價值與意義。一句話，同樣的收入水平，在農村可以過得舒適，可以過得體面而有尊嚴，在貧民窟中，卻變得毫無希望。

如果選擇貧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國城市人口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這種的城市化不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險。如果中國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發展中大國的貧民窟式城市化，則國家幾乎必然要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

二、城鄉二元結構將長期存在如果中國不選擇貧民窟式的城市

化發展路徑，則依托于農村生活的人口將長期保持一個很大的規模，農民工流動和往返于城鄉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也將長期存在。

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分析中國發展道路的起點。城鄉二元結構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為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同樣的經濟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艱難，而在農村卻可能過得舒適。

城市是市場化的，農村卻有相當部分非市場因素存在，比如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的存在（如糧食、蔬菜的自給等）。總體來講，中國進城農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質量的勞動而接受很低的報酬，就是因為農村生產勞動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農村低成本生產廉價勞動力的機制，正是中國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好處的秘密。

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村非市場因素的存在，還為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基礎。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社會主義一詞，顯然不是虛詞，而是大有妙處的。通過調動村莊中的非市場因素，進行農村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組織建設，可能為農民增進大量非經濟的福利，從而使農民在經濟收入以外，獲得文化性和社會性的好處，即獲得體面和尊嚴上的好處。

只需要較少的經濟收入，村莊中的人們就可以獲得較高的生活質量（較高質量包括經濟上解決了溫飽，人際聯系穩定，生活意義明確）。村莊可以低成本地獲得高質量生活，構成了村莊與城市二元對立的一個根本點。因為可以低成本地獲得高質量的生活，就使只能獲得很低收入的農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質量的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這種再生產機制，使中國經濟具有的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現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為農村生活具有意義，當城市就業機會較多，勞動力報酬較高時，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當進城農民工過多，就業競爭激烈，勞動力報酬太低時，農民工可以返回村莊依靠一畝三分地生活。中國加入WTO，出口擴大，大量農村勞動力便流入城市生產出口產品，發生世界性經濟蕭條，出口減少，進城務工勞動力可以返回農村。農民工自由往返城鄉，就使中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因為勞動力靈活供給的優勢，而占據有利位置。

城鄉二元結構既是歷史的產物，又因為農村社會不僅是農民的生產場所，而且是農民的生活和娛樂場所，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場所，而且是意義和價值的生產場所，就為低成本的勞動力再生產提供了絕好的空間，從而為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提供了機會。

三、新農村建設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基本出發點是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而農民轉移進入城市需要相當長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必須站在農民主體的角度考察他們從現代化中的獲益狀況。不過，當前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流思路，卻與此有些差異。

當前新農村建設主流思路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溫鐵軍。林毅夫一直認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通過國家投資農村基礎設施，以拉動農村的內需。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沒有內需支持的經濟發展，終究不可持續。林毅夫的思路是有價值的，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為當前中央政策的主導思路。林毅夫認為，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辦法是發揮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擴大低端產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為正是中國缺少戰略產業，低端制造業無利可圖，而使進城農民工報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國一定要在發揮所謂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貧民窟式的城市化。

溫鐵軍建設新農村的思路與林毅夫有很大差異。溫鐵軍關注的是農民能否組織起來應對市場風險和外在強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以土地均分為基礎的2億多戶小農的經濟規模太小，無法應對市場風險，也不能有效抗御外來強力。曹錦清也非常認同溫鐵軍將農民組織起來的意見，認為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維也認為，當前中國農民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從而不能“勞動創造財富”，他甚至設想將農民組織起來造大城。

溫鐵軍、曹錦清和潘維顯然都是希望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讓他們獲得經濟上的好處。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農民增收越來越難。在農民人口極其龐大的前提下，國家不可能通過財政補貼給農民以持續的收入增長，唯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抵消中間環節的剝削，才能抗御外來強力，才能“勞動創造財富”。這種組織起來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農民數量極其龐大的情況下，即使農民組織起來，也缺少與其他階層談判能力。而農民能否組織起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末端組織起來獲取不多的利潤，卻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組織成本。低組織收益和高組織成本，使農民合作社很難生存下來。農民數量龐大，也決定了農民增收的空間很少。農民收入增長較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個無法愈越的難題。發展合作社以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將發展合作社作為新農村建設重點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廂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兩種新農村建設的思路中，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性難以體現出來。林毅夫試圖在不對市場經濟作任何反思的基礎上推進新農村建設，溫鐵軍建設農民合作社的思路雖然需要國家對農民合作社的財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卻仍然是市場經濟的。這兩種思路都難以解決9億農民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出路問題，也缺少農民本位的關照。在當前中國正在快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是得到了好處還是利益受損，如何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補償農民利益的受損，緩解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的不滿，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打造牢固的農村基礎，才應是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所在。

四、農民本位的新農村建設

在中國農民數量極其龐大的背景下，無論是務農還是外出務工，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可能性都幾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動農民需求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則近乎于農村破壞了。

站在農民本位的角度，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處于“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態。當前農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長緩慢，而是支出增長太快。農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農民合作機制的解體導致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農民應對生產生活風險的能力嚴重不足。舉例來說，在我們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因為鄉村組織退出農村生產領域的事務，農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設施無法使用，農戶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應對旱災，從而使農業生產的風險急劇增加。

農民支出太快的另一個原因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一方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現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農民又與所有人一樣承受著同樣的消費主義理念的廣告和時尚的狂轟濫炸。消費主義是市場邏輯的必然產物。問題是消費主義調動起了農民的消費欲望，很少的現金收入卻無法讓這種欲望得到滿足。消費主義一再向人們暗示節儉是不對的，花錢是體面的，無錢是可恥的，農民卻沒有金錢過這種體面的生活。他們羞愧于自己的貧窮。而他們努力賺錢的機會，卻因農民數量過于龐大而缺少結構性的空間。

農民增支壓力的另一個原因是，雖然農民增收不多，他們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卻過快地市場化了。

也就是說，當前農村的根本問題不是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而是支出增長的速度比收入增長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溫飽問題沒有解決，而是消費主義文化告訴他們無錢消費是可恥的事情；不只是農民被市場化了的社會邊緣化，而且是農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僅是公共品供給機制在解體，而且是人與人的之間的聯系在減弱，人際價值生產能力在降低。外在于農民的消費主義文化時時刻刻在向農民說他們的地方性知識是錯誤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標是無趣的、可笑的。消費主義文化卻不能為收入很少的農民提供正確的生活方式。

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的消費主義文化，與農民這個被卷進市場經濟卻又無法被市場經濟完全容納的龐大群體產生了巨大的利益沖突。消費主義文化使農民這個龐大的卻收入增長緩慢的群體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農民群體天然具有反對消費主義文化的動力。

站在農民主體的立場，一方面，農民經濟收入在緩慢增長，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已大大下降，溫飽問題早已解決，閑暇時間很多，農民的物質福利在不斷地增加，另一方面，因為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農民的主體地位在逐步喪失，人際聯系解體，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減少。因此，當前農民的苦，不苦于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而苦于正在喪失生活的意義；不苦于現實的物質生活匱乏，而苦于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不苦于消費水平沒有提高，而苦于人與人的信任正在減少；不苦于生產勞動強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變化太快；不苦于經濟收入沒有增加，而苦于整體福利正在減少。總之，不是苦于純粹物質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會的方面。當前的農民問題，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不純粹是生產方式的問題，而更是生活方式的問題。

因此，在農民事實上不可能快速轉移進入城市，農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況下，站在農民主體立場的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重建農民的生活方式，從而為農民的生活意義提供說法；是從社會和文化方面，為農民提供福利的增進；是要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費主義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設一種不用金錢作為生活價值主要衡量標準，卻可以提高農民滿意度的生活方式。舉例來說，我們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荊門四村建立老年人協會，只投入很少的錢，就極大地增進了農村老年人之間的交往，提高了農村老年人閑暇生活的質量，使農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時間過得快了”，“身體好了”。農村老年人在老年人協會交往和相互訴說，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空間，從而提高了農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人看得見未來的希望，從而降低了生活的貼現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協會只是新農村建設可以著手建設的一個很小的項目，在我們實驗區，中老年婦女自發組織的各種文化組織，如腰鼓隊、健美操，不僅給農民帶來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農村婦女有了生活的主體性，增加了村莊的社會資本。溫鐵軍總結他所主持的鄉村建設經驗時，也認為“文化建設，收效最高”。

毛澤東時代有人民體育、人民教育、大眾文化和大眾醫療的說法，如果國家在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的過程中，注重農村人民體育和大眾文化的建設，雖然不能改變消費主義文化對農民福利的負面影響，卻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這種負面影響，從而可以減少農民福利的損失，增加農民整體的福利水平。

有了農民對人民體育和大眾文藝的內在需要，有了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中的大量資金及人力投入，雖然市場經濟及其背后的消費主義文化依然會對農民福利造成負面影響，這些活動卻可以大大降低這種負面影響，其結果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在緩慢增加，一方面，農民的主體性依然存在，社會聯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農民雖然消費的物質財富不多，卻因有較多的文化活動而福利水平較高。

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農民對現代化的滿意度，并為流動于城鄉的農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義的“家”，中國九億農民有了牢固的“根”，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村是可以回去的“家鄉”，是廉價再生產勞動力的場所，又是調節勞動力供求的蓄水池。因為進城農民工可以回到家鄉過上高福利的生活，他們不會接受無限低的打工報酬，從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情況下的城市“民工荒”狀態，這無疑可以提高農民整體收入水平。進城農民工回得去家鄉的農村，是他們的基本人權。必須讓農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無根的苦難的貧民窟中，從而不得不接受無限低的勞動報酬。

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以上展示出來的新農村建設思路，是一種以社會和文化建設為主體，以建設“低消費、高福利”生活方式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新農村建設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五大建設并舉中的兩大建設的強調，是試圖通過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及必然同時進行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但這是次一級的），來抵消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文化對農民福利的負面影響，使農民可以得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整體好處，從而使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思路。也就是說，側重社會和文化建設的新農村建設，是要通過建設適應于農民經濟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從而打造中國現代化的農村基礎。

這只是新農村建設的第一重目標。新農村建設也許還可以做到更多。具體地說，當前中國現代化的預設中，是要建設一種美國式的“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國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料及嚴重污染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因此是一種“高消費、高污染、高能耗”基礎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國式生活方式事實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復制，尤其不可能為有13億人口的中國所復制。

中國以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為側重點的新農村建設，是在與農民經濟收入水平相一致情況下，因此是在有9億農民內在動力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低消費（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設，就可能不只是要為收入增長不快的農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種說法，而且這種說法因為有龐大群眾的實踐，而具有相當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和污染環境來證明人的價值，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和諧相處，來證明人的價值。這種正當性，就與中國傳統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與東方文明中“知足常樂”的智慧，與環保主義中與自然和諧相處、敬畏自然的主張合拍起來，從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少，人類以高消費為基礎的掠奪式文明不可持續時，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可能的文明選擇。

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將農村建設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打造牢固的農村基礎，只是新農村建設的第一重意義。在此基礎上，9億農民實踐著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農村建設戰略實現創造性的轉換，即轉換為對一種新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的尋找，轉換為對中國傳統文明偉大復興的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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