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改革的要義是漸進

政治改革的要義是漸進

按語：三十年后，中國再次掀起議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浪潮，各種聲音都有。但我認為，政治改革必須謹慎有序地進行，必須堅持可控制的漸進的原則。中國的改革還是應該按照經濟—社會—政治的順序推進。前三十年的改革完成了經濟改革的任務，新三十年應該進行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以經濟政策和經濟方法解決政治問題的思路，實踐證明是成功的。今天應該明確提出以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解決政治問題的思想。可以預期，隨著經濟和社會建設的基本完成，政治改革的條件才會成熟。否則，在目前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復雜的競爭激烈的國際局面下，貿然推進激進的政治改革，只能導致政治權威的喪失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和社會動蕩和社會秩序的嚴重失范，造成難以預料的嚴重后果。

一，為什么說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漸進的?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不同于此前三十年的巨大的變化，從政治、社會、經濟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綜合國力等方面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來看，無疑是根本性的轉折，但應該指出的是，這種變化是一種具有歷史連續性的漸變，而不是打破了歷史和傳統框架的激進性的突變。進一步說，中國改革的特點就是它的漸進性，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這一特點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都有深刻的表現，在經濟體制上表現為，盡管引入了市場機制，但國家仍然在重要資源的占有和配置、經濟發展方向的規劃和引導以及基礎建設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是1978年以前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在新的經濟體制中的延續。

而漸進的特征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首先是執政黨所奉行的意識形態依然是建國以來確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盡管在1976年之后通過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及思想解放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批判，但不是全盤否定和根本拋棄，而是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了新的解釋，賦予了全新的含義。此后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新的思想理論的提出和闡釋依然強調了歷史的延續性。這種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做法保證了黨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也有利于黨向新的角色的平穩過渡。

其次是政治制度依然延續了建國時確立的基本結構。這種制度結構就是執政黨、政府、人大、政協、軍隊之間的關系和權力從屬方面沒有進行大的改動，改革表現在每個權力系統內部的調整上，而沒有涉及到大的整體的權力結構。也就是說，依然維持著黨對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等中國自己的政治制度，而沒有進行徹底的激烈的變革，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為主要特點的政治制度。

這兩個方面—作為黨的指導性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維持和延續通過1979年初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得以確定下來：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的堅持涉及基本政治制度，而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則涉及意識形態。可以說，四項基本原則為整個改革開放戰略設定了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前提和邊界，也決定了政治改革的漸進性特點。

這也是中國的政治改革與前蘇聯的政治改革根本區別之處。從黨的意識形態上說，蘇聯放棄了馬列主義，使其失去了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徹底否定了斯大林的思想、形象和歷史功績，否定了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從政治制度上說，放棄了黨的領導地位和列寧斯大林時期確定的政治制度，接受了西方的三權分立式的制度體系。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政治改革都是極端的激進的，全盤否定和拋棄了蘇共的政治傳統。可以認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是蘇聯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為什么選擇漸進式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選擇了漸進而非激進，起碼有以下三點原因：

首先，中國的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如同鄧小平所說：“我們的改革是先從經濟上，從改善人民生活做起，不是從政治上做起。”[1]這一點從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就已經明確了，經濟建設是整個改革開放的中心。從中國當時的具體局勢來看，這樣的選擇無疑是明智的。文革結束后，中國社會百廢待興，改革千頭萬緒，但不可能整體推進，必須有領導、有順序、有重點逐步推進，而當時國家和人民最需要也是較為容易取得成績和突破的就是經濟。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集中發展經濟的時間并不多，主要是在1956年之前，從1957年開始，黨的指導思想的日益左傾，逐漸轉向階級斗爭為中心，發展經濟成了次要的任務。可以說，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黨的工作中心主要就是政治，忽視了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的也是盡快開始現代化建設，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所以，經濟是第一位的，為了不傷害到發展經濟這個中心，鄧小平把經濟上升到了政治的地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他進而提出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的新思路，用經濟政策、經濟辦法來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3]可以說，這樣的改革思路一直延續下來，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不斷完善成熟，已經成為整個改革開放戰略的基礎性思想和各級領導干部處理政治和經濟關系問題的重要方法。

其次，激烈的顛覆式的政治改革，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制度上的，都會破壞現存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結構，有可能引發大的社會動蕩，從而導致改革的失敗。這是被中外歷史一再證明的規律，也是所有富有成效的成功的改革都采取漸進式的重要原因。更何況在當時的中國，已經連續進行了二十多年激烈的政治運動，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可謂千瘡百孔，疲憊不堪，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秩序、安定富裕的生活，休養生息，發展經濟。而要創造這樣的局面，有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穩定的政治權威有秩序地推進改革，二是有具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統一的思想來維系人心，要做到前者，就必須樹立和強調黨的堅強領導，而要做到后者，就必須對馬列主義，主要是毛澤東思想做出新的評價和解釋。毫無疑問，如果當時徹底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國政治制度在意識形態上和起源上的合法性基礎，其后果不難想象。所以，評價毛澤東絕對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黨的歷史和全局的政治問題。這就是提出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之后很快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歷史背景，也說明了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者之間相互依賴相互支持不可分離的政治邏輯關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是否進行激烈的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看那個政治體制是否適合國情和民情，具有領導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歷史上那些通過激烈的革命的方式被推翻和拋棄的政治體制其重要原因是經過長期的演變，它已經陷入了僵化和停滯，不再符合發展變化了的國情和民情，不能領導社會的前進，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在這樣的情況下，漸進式的改良的修補的方法已經失去了作用，只能徹底改弦更張，對制度的基本結構進行大刀闊斧的顛覆式的改造。中國歷史上秦的中央集權制取代此前的封建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推翻王朝制度，共產黨打敗國民黨，都是激烈的政治變革，其原因在此。而共產黨通過二十多年的長期革命斗爭，終于取代了國民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通過艱苦的探索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和民情的發展道路。盡管1957年之后中國政治的發展是坎坷曲折的，但任何一種新生的政治制度都有一個逐漸發展和成熟完善的過程，截止到1978年，它暴露出許多的缺點和不足，但必須看到，它的基本政治架構依然在有效地維系著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沒有任何新的政治權威和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也證明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有力地支持和推動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改革的巨大成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之下取得的，它說明了這個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三，漸進改革下的政治發展

所謂漸進改革絕對不是僵化保守的維持原狀，拘泥守舊，其要義是在堅持基本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框架的基礎和前提下，對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和構成制度框架的各個方面進行適應形勢的改進。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來看，政治改革主要是為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的，改革那些阻礙和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為發展經濟創造適宜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盡管總體上看中國的政治制度框架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在意識形態的內涵和政治制度具體領域的內容、機制和運行方式上卻發生了豐富和廣闊的變化，我稱之為“不變中的漸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指導性意識形態上的不斷發展。指導性意識形態上的穩定和延續是基本政治制度保持穩定和延續的重要前提。通過1978年以真理標準討論為重點的思想解放、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和1980年對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的討論，既把黨的指導思想從此前的錯誤和教條中解放出來，也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正面地位，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結束了重大歷史問題的爭論，統一了思想，目的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但黨并沒有固守毛澤東思想中已經不適合中國發展的部分，而是果斷放棄了他的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一系列的理論，但堅持了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核心，轉向全面發展經濟，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轉折。隨后，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根據改革開放具體形勢的變化，對指導性意識形態不斷豐富和發展，先后提出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思想。這切合了漸進改革的精髓---舊瓶裝新酒。

其次是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前提下，黨的任務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職能在逐漸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前，黨的任務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職能在某種程度上說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圍繞著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在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還遺留著革命的暴力工具的色彩。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向經濟建設，專政方面的職能在日益弱化并納入法制的軌道，而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職能逐漸得以強化、豐富和發展，實際上，三十年來，黨和政府起到了經濟發展的推進器的作用，這是世界上落后的后發展國家為了追趕先進國家必須選擇的模式。

第三是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上的變化。通過長期的革命和軍事斗爭奪取政權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新政權的歷程使得新中國的黨政領導干部難以在短時間內擺脫革命和斗爭的傳統，他們更習慣于鄉村的、緊張的、激烈的、戰爭節奏的政治、運動、斗爭，而不善于和平時期的、城市的、經濟建設。本來，這樣的方式應該在1949年就結束，但歷史的慣性卻使革命的激情延續了三十年，到了1978年才徹底結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的是規章，制度，責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法制，這推動著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逐漸向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方向演化。

第四是在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發生的變化。中國自古以來在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有著自己的特點，就是政治和國家強于并支配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走向，這一點是中國區別于西方社會的鮮明特征，一直延續到新中國建立以后。在傳統的王朝政治時代，由于組織、交通、通訊等統治技術上的限制，國家的權力無法覆蓋和延伸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和所有的層面，但1949年之后，隨著權力集中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形成，科技的進步，黨組織和行政權力基本上延伸和覆蓋到社會和經濟的所有領域和層面，個人和社會、經濟的自主空間幾乎全部被政治壟斷了，這也是中國在1957年之后各個方面的發展陷入停滯狀態的重要原因。1978年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就是放權讓利---政治給經濟松綁，給企業自主權，允許私人經濟和外資企業發展，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國家給個人和社會松綁，個人有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從國家和單位中游離出來，自主創業，隨著法治化進程的深入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社會也有了相對自主的空間。可以說，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的逐漸分離使得經濟、社會、個人具備了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當然，這種分離仍然是漸進的有限度的分離，政治依然在經濟發展中起著指導性的關鍵的作用，國家依然強于社會。

僅從以上四個方面觀察，足以說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來，盡管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激烈的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但中國的政治發展仍然是良性的和日益進步的，漸進式的改革戰略既保證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穩定和連續性，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調整和改革自身，為進一步的改革準備了基礎和條件。

四，繼續推進漸進式的政治改革，以社會建設解決政治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政治、社會結構、經濟體制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深刻的變化，要繼續保持較快的平穩而持續的發展，就必須深化各個方面的改革，而政治改革在其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中國，政治和國家相對于經濟和社會始終起著支配性的決定性的作用。應該看到，盡管中國的改革采取了以經濟為中心，優先經濟的戰略，但其前提和基礎卻是政治方面包括黨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具體體制方面的一系列變革，沒有政治改革作為先導和突破，經濟社會方面的改革就無法順利推進。

要繼續深化政治改革，依然應該堅持漸進式的推進，走符合中國自己的歷史和傳統，符合中國特殊的國情和民情的政治發展道路。象中國這樣歷史悠久，幅員廣闊，人口和民族眾多的大國，不可能走西方國家的道路，照搬他們的政治體制和模式。事實上，那些歷史上成功的世界大國，都有自己的特點，其發展模式都是獨特的。試圖照搬別國的成功模式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的也是懶惰的做法，現實的可行的當然也是艱苦的方法只能是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經過自己的實踐摸索適合自己的道路。新中國的建立和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說明，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上符合中國國情和民情的中國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它成功的應對和解決了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全面的危機，重建了有權威、有動員能力、有效率的能夠進行有效治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成功推動了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的工業社會的初步轉型。所以，繼續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還是應該在這個基本的制度框架下進行。

具體說來，前三十年改革黨的指導思想和工作重心是經濟建設，那么在新三十年應該轉向政治、經濟、社會并重，尤其應該突出強調社會建設，原因在于突出經濟發展而長期忽視社會領域的建設造成了二者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包括公民福利、勞動者權益保障、公共衛生、教育、社會自治等各個方面都是滯后的，中國目前遇到的大部分問題如貧富分化、階層沖突、群體性事件爆發、分配不公平等都可以從這里找到原因。

如同本文一再強調的，中國任何改革的關鍵的確在于政治，前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如此，今后的社會建設和改革依然如此，沒有政治改革的深入和配合，社會建設不會取得大的成就。但是，現實的問題遠為復雜，改革的關鍵在政治，不等于就要立刻著手解決政治問題，原因之一還在于政治和國家強于經濟和社會的傳統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直接對上層建筑進行大的改革難度和阻力很大，難以取得實效，而從經濟和社會入手則較為容易。原因之二是解決政治問題需要相當的條件，在經濟和社會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政治問題無法解決，要看到，政治既是社會和經濟的主宰，也是其反映，有什么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沒有基礎的改革和發展，只在上層建筑方面做文章，是沒有現實意義的空想。原因之三是由于中國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復雜的難以分開的關系，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最后都會歸結為政治問題。而成功地解決了經濟和社會問題，實際上就等于解決了政治問題。

所以，在中國，改革的大致思路還是堅持經濟---社會----政治的順序較為穩妥，也較為可行。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國家無論從物質條件上還是執政能力上都具備了解決社會問題和進行大規模社會建設的能力。如果再用三十年的時間，逐步、有序、穩定地推進社會建設，在公民的社會基本保障、基本權利、勞動者權利、個人自由度、公共衛生和教育、社會自治、社會組織等方面取得較大的進展，形成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治理和市場機制方面的不足，不但諸多社會問題會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且政治和資本權力難以制約導致的腐敗和特權、平等、正義等諸多政治問題也會逐步找到解決的機制和方法。經濟和社會建設基本實現的基礎上，政治問題的解決將是平穩的，水到渠成式的。

所以，應該延續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用經濟政策、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的思路，明確提出用社會政策和社會建設來化解新的政治問題的觀點。

從這個角度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之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從破的方面入手，改革和破除那些阻礙和不利于社會建設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政治體制和機制;一是從立的方面入手，建立推動社會建設的政治體制、機制、制訂相關的政策，還必須盡快建立執行相關職責的黨政部門。

和經濟建設相比，社會建設的任務更加復雜，難度更大，一是由于歷史上中國就是弱社會的結構，社會建設缺乏傳統和動力;二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建設的滯后造成政治權力擠占社會空間;三是社會建設已經涉及到國家和社會之前的權利博弈，必然帶來政權的阻力;四是社會建設主要是制度、規范等方面較為抽象的領域，是需要耐心和耐力長期進行的，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到實效，行政部門缺乏推進的動力。盡管存在著諸多的難度，只要執政黨堅決推進，措施得當，領導有方，加上人民群眾的擁護和配合，就會取得成就。

總之，中國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漸進式的戰略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事實上，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現實主義的、漸進的，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那種激進的、徹底批判和拋棄本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傳統，照搬、抄襲、移植別國的政治思想和發展模式的做法是理想主義的，也是注定會失敗的，世界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

政治改革需要理想主義的激情，沒有遠大的理想，就不會有堅定的意志和推進改革的激情，但政治現實遠比政治想象嚴酷，政治實踐遠比理論和邏輯復雜，成功的政治改革需要更多的理性、冷靜和智慧。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這樣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大規模的國家進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須謹慎行事，精心籌劃，運籌帷幄，尤其是中國將會長期處于持續變革之中，各種政治、經濟、社會以及道德倫理制度和秩序處于真空、斷裂、破碎和逐漸形成新模式的錯綜復雜的交織狀態，離開了政治權力的規約，經濟和社會都還不能自主運轉和自我維護秩序，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有傳統政治權威在保障和規范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和社會建設，才能孕育出健康的成熟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從而為政治改革積累條件。相反，如果在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還沒有完成，經濟和社會基礎還不牢固的背景下就推行激進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帶來政治權威在改革中的失落和失范，其嚴重后果是不難設想的。

[1] 鄧小平1991年同金日成的談話，《鄧小平年譜》133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16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同上196頁。

第二篇：政治改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

鄧秀芬

30年的激蕩改革，30年的風雨兼程，中國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為之感到歡欣鼓舞。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的關鍵環節，始終是一個備受國內外、黨內外關注的敏感話題。多年來，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政治體制卻沒有實質性變化，有人認為黨和政府采取的是“先經濟，后政治”，甚至是“經改政不改”的策略。

然而我覺得這是對中國整個改革的一種很大的誤讀和誤解。事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拉開中國改革的大幕，就在于當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圍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就是說，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動下起步的。事實上，在30年的改革歷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和策略，也可以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和成果。所以說我們有并正經歷著政治體制改革：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30年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戰略和策略上相結合，把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并且以經濟體制改革的名義推進；把政治體制改革與尊重和保障人權結合起來，依法保證全體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民主選舉、政治參與、政務公開、干部選拔、權力監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決策改革等都是“結合”的具體產物，同時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成果和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有力支撐。所以，胡錦濤總書記說，如果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僅僅歸因于中國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這顯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事實是，從1979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在內的全面改革。凡是對中國有比較深入了解的人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還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事實也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

當然，中國過去30年搞經濟改革取得了成功并不是說我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恰恰相反，在我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們在看到成果和優勢顯現的同時，也看到了問題的存在。這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比如沿海先于內地改革帶來了地區差別和收入差別的擴大；“分步走”的漸進改革帶來了既得利益者的產生以及既得利益者想方設法阻礙新的改革；“先易后難的漸進改革帶來了社會矛盾的積累和后移；類似于“先上車后補票”的改革帶來了法治的滯后，使社會無序化的現象到處存在等等。所有這些問題，讓我們把目光最后聚焦到了政治體制改革上，看到了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還存在著許多不平衡、不匹配、不適應的地方，看到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由共產黨領導進行漸進的政治改革，我想是絕大多數尊重現實的人們的共識。問題是漸進的程度？如果說漸進的政治改革是中國需要80年或一個世紀才能搞民選的領導人和政府，可能很多人會付之一笑。漸進的改革更不能被作為有意推諉改革的理由。這在中國歷史上慈禧的“預備立憲”和國民黨的“訓政立憲”都有其教訓。從現在起進行認真的、腳踏實地的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是很好的選擇。

30年我們殺出了一條經濟體制改革的“血路”，收獲了累累戰果，創造了“中國奇跡”，我們同樣要殺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血路”，并對此充滿自信充滿期待充滿夢想......2009-11-25

第三篇：中國政治改革

2.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共“十四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越來越繁榮，但是政治改革卻步履維艱，官員腐敗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業形勢依舊嚴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現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改革之路將走向何方？

中國政治改革

《一》前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飽和程度時，國家和人民迫卻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二》中心：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維護人權.《三》方向：中國共產黨——深得民心，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鞏固中共的執政黨地位.政府——建設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服務型政府.《四》具體措施：

1.進一步健全中國的法律制度，使中國各項事業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法律宣傳工作，使法律觀念深入人心，讓廣大人民群眾重視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的重大作用，同時讓每一位國民充分意識到依法治國的核心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治權.治政.可借鑒秦國商鞅變法。

2.強化行政體制改革，簡化行政部門，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并完善官員權力行使監督體制，監督官員行使權力，預防官員腐敗，加強官員隊伍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建立高度廉潔政府.可借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政策。

3.深化落實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保障立法的獨立性，簡化立法手續，推進立法進程，建設法治國家.可借鑒美國的1787年憲法。

4.充分發揮全國人大和政治協商的重大作用，讓廣大人們群眾真正地參與管理國家各項事務，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全國人大.政協.人民群眾.社會廣大新聞媒體共同監督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可借鑒歐美的民主政治體制。

標注：中國在學習其他國家的強國之策時，一定要結合本國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第四篇：核心是“轉變職能” 要義在“簡政放權”

核心是“轉變職能” 要義在“簡政放權”

2013-03-17 09:28:43 來源：經濟日報

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亮相，一時萬眾矚目。這次機構改革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繼續簡政放權，國務院現有組成部門減少至25個，進一步明確了“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改革思路，也充分展示了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智慧與決心。

政府組織架構是否精簡、統一、高效，是機構改革和建設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僅決定著政府職能配置和行政效率，也影響著權力能否規范運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次推動政府機構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宏觀調控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為主體的政府組織結構框架，各級地方政府的機構改革也在有序推進，并取得明顯成效。

但也要看到，我們在機構改革和建設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比如，職能轉變不到位，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情，一些該管的事情卻沒管好，特別是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不足、社會管理比較薄弱。又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目前還處于探索之中。再如，一些機構職能交叉，政出多門，人浮于事，相互掣肘，決策效率難以提高。

全國人大代表、大同煤礦集團董事長張有喜說，他們審批一個項目，需要出147個文件，跑33個政府部門，蓋205個公章。這雖然只是極端的個例，但也足以說明行政效率之低。對于新一輪大部制改革，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部門歸并，其主旨在于通過減少部門數量，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職能，減少對微觀事務的行政干預，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

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過程，將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而逐步深化。比較2008年的和此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可以愈加清晰地看出，機構改革的核心是“轉變職能”，要義在“簡政放權”。說到底，就是要向市場、社會放權，把應該交給市場、企業、中介機構的事情交出去，政府則集中精力抓大事。譬如經濟調節，從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跳出來，變為對經濟的宏觀調節;譬如市場監管，保證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傷害群眾利益;譬如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努力建設一個“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樣，才能更好地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責任編輯:李貝]

第五篇：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

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

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離開了發展，就無所謂發展觀。堅持科學發展觀，其根本著眼點是要用新的發展思路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科學發展觀是用來指導發展的，不能離開發展這個主題來談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更好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著力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基礎。努力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實現各方面事業有機統一、社會成員團結和睦的和諧發展，實現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的和平發展。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首先要抓好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重要戰略思想。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為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為全面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基本經驗。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防止出現因發展不平衡而制約發展的局面。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努力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與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不斷保護和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要善于抓住機遇，珍惜機遇，用好機遇。能不能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和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貫穿于各方面的工作之中，真正使促進發展的各項工作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