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與拉美的金融改革國際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

“中國與拉美的金融改革國際研討會”綜述

拉美所

黃志龍

2007年6月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美洲開發銀行主辦、西班牙對外銀行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學院協辦的“中國與拉美的金融改革國際研討會”在京舉行，這也是在中國首次召開的關于中國與拉美地區金融改革比較研究的國際研討會。會議邀請了兩位中國人民銀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內一流金融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教授和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教授以及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系主任賀力平教授作主題發言，美洲開發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學院、西班牙對外銀行集團等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也在各自研究領域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來自外交部、中聯部、商務部、財政部等國家機關，北京大學、對外經貿大學等高校，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和我院研究所的官員、專家、學者，《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金融》雜志等新聞出版單位的代表，以及厄瓜多爾大使及拉美其它國家駐華使館外交官和國外學者，共約100人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在研討會正式開始前，兩家主辦單位負責人拉美所鄭秉文所長和美洲開發銀行亞洲代表處主任武雄先生分別致歡迎詞。鄭所長首先對國內外知名金融專家和其他與會人員表示誠摯歡迎，并指出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即中國在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有必要學習和借鑒國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驗與教訓，其中拉美金融改革從銀行私有化、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到金融危機防范和拯救等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留下了許多教訓。中國和拉美的金融改革雖然差異明顯，但共性也值得關注，尤其是“如果沒有金融穩定，就沒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也就難以消除諸多矛盾突出的社會問題”，這點是雙方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拉美金融改革進行深入的研究，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參考。隨后，武雄先生在歡迎辭中簡單介紹了美洲開發銀行發展歷史，以及在亞洲地區業務開展情況，并對中方為籌辦此次研討會所付出的勞動和出色的組織能力表示謝意。

這次國際研討會共分五個單元。

第一單元的主題是“中國金融改革的議題”。國際清算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奧（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中國銀行業改革的議題和未來展望”論述了中國銀行改革備受關注的原因、中國金融業改革進程、金融改革的成效和問題以及未來的改革方向等方面內容。而中國人民銀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教授發言題目是“中國外匯巨額儲備的挑戰：貨幣當局沖銷操作分析”，他的核心觀點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流動性過剩的首要因素是連續多年雙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因此有必要對當前外匯儲備管理機制進行改革，切斷外匯儲備與貨幣發行量之間的聯動機制”，并且以央行資產負債表作為分析框架就人民銀行發行央行票據進行沖銷操作的原因、成效、弊端以及未來前景發行了全面深入分析。

第二單元的主題“美洲開發銀行報告《銀行業與發展：拉美的危機與改革》（中文版首發式）”。報告的兩位主要作者美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安德魯·鮑威爾（Andrew Powell）和亞歷杭德羅·伊斯基耶多（Alejandro Izquierdo）對報告內容進行了介紹。包括拉美銀行業存在的四個問題、拉美銀行危機和銀行業脆弱性是拉美長期宏觀經濟失衡的表現、危機拯救措施和具體的操作原則、外資銀行和公共銀行的地位以及未來銀行改革方向等內容。

第三單元的主題是“拉美地區的外資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的股份制改革”。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亞洲地區主管曼努埃爾·加拉塔斯（Manuel Galatas）就“拉美地區的外資銀行”重點分析了西班牙銀行和BBVA在拉美地區業務的發展、BBVA在新興市場加速擴張的原 1 因、外資銀行進入拉美地區影響的雙重性等問題。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系主任賀力平教授發言主題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后轉軌時期的回顧”。賀教授先后闡述了2001~2006年中國銀行業的變化、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四種形式和外資銀行全面介入中國經濟在扮演中國銀行改革催化劑角色的同時，也給國內銀行部門、監管層和宏觀經濟決策者帶來了一系列挑戰等內容。

第四單元的主題是“充足穩定的銀行信貸和合理的金融監管：新興國家如何尋求平衡”。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何塞·路易斯·埃斯克里瓦（Jose Luis Escriva）先生認為宏觀經濟經常性波動是制約拉美金融部門發展和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而近年來隨著拉美地區宏觀經濟形勢的改善，拉美地區的金融發展指標也出現好轉，無論是資產質量還是盈利能力等銀行業發展指標都得到較大改善。另外，他還論證了金融監管的尺度與金融部門和金融業務發展的關系以及拉美地區未來銀行改革的方向等問題。國際清算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奧（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監管如何確保穩定的銀行信貸”全面分析了金融監管的發展歷史、《巴塞爾協議I》執行情況、《巴塞爾協議II》出臺的背景和成效以及未來銀行業監管的改革方向等內容。

第五單元的主題是“金融改革與脆弱性：如何開放并保證安全”。中國人民銀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教授就“當前我國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穩定”重點分析了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不穩定因素、流動性過剩是造成當前資產價格尤其是股票市場飆升的關鍵因素以及監管當局采取的一系列抑制流動性的應對措施等問題，并就人民幣未來走勢以及影響因素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亞洲開發銀行學院院長河合正弘先生就“資本項目自由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及對中國的啟示”重點分析了東亞金融危機中資本項目開放的角色、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條件和次序問題以及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國應吸取的一系列教訓。拉美所副所長江時學研究員發言主題是“拉美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危機”。他首先簡要回顧了拉美國家兩次金融自由化進程，并提出了成功的金融自由化的“三個有利于”標準。然后分析了90年代拉美金融自由化的成效以及拉美三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啟示。最后他認為，應該以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金融自由化。

在研討會過程中，各位發言人還就與會者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回答。在致閉幕詞中，研討會主辦單位負責人一致表示，研討會非常有成效，雖然日程安排緊張，但討論的問題都極為深入，并期待此類研討會再次舉行。最后，研討會在意猶未盡的氣氛中落下帷幕。

第二篇：中國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國際研討會開幕詞

中國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國際研討會開幕詞

（教育部科技司袁成琛）

各位專家、各位學者、各位代表、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中國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國際研討會隆重開幕了！

今天，教育部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化委員會請來了國際標準組織的專家，請來了全國40多所高校和20多個企業的代表，濟濟一堂，共同就中國遠程教育的標準化問題展開探討。這表明，中國的遠程教育 正在走向正規化、標準化，并開始和國際標準接軌，這也表明，中國遠程教育的規范化發展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我代表教育部科技司向與會的各位專家表示敬意。下面我將就現代遠程教育和技術標準問題向與會代表作個簡要匯報。

一、我國教育信息化發展現狀和現代遠程教育工程。

在整個國家信息化的發展進程中，教育信息化的發展及其迅猛。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計算機網絡的普遍應用,在國家計委等部門的支持下,從1994年開始建設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在“211工程”建設中,百余所大學加強了校園網的建設,同時重點建設數字圖書館及地區和省網絡中心,重點學科、資源建設和一批大型數據庫。特別是《面向21世紀振興行動計劃》中“現代遠程教育工程”的實施,大大加快了我國實現教育信息化的步伐。

（1）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加快。以中國教育科研網（CERNET）和衛星視頻系統為基礎的現代遠程教育網絡平臺已初步形成。目前CERNET網已經開通5條地區網絡中心之間4條2.5G線，通達省會城市（除拉薩）主節點和計劃單列市的網絡速率全部開通155M。作為我國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礎設施的CERNET網，目前聯網城市遍布160個，聯網單位已達到895個，已有100余所高校以100M以上速率接入，聯網主機80萬臺，網絡用戶達到700萬人；CERNET已與國內CSTNET、CHINANET和CHINAGBN實現互聯，CERNET網已經成為我國第二大互聯網絡。

中國教育電視臺衛星寬帶多媒體傳輸平臺建設項目已基本完成，并于2000年10月31日正式開通。改造后的中國現代遠程教育衛星寬帶多媒體傳輸平臺具備了播出8套電視、8套語音、29套以上IP數據廣播的能力。CERNET高速主干網和地區網的建設與中國教育電視臺衛星寬帶網的建設，以及CERNET網和教育衛星網的高速連接，已經初步形成了天地合一的具有交互功能的現代

1遠程教育網絡平臺。這個遠程教育網絡平臺的建成，不僅為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形成開放式教育網絡、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創造了基本的條件；而且也為各級各類教育實現教育信息化，特別是對西部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實現東西部教育的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教育信息化的手段和條件顯著改善。目前全國高等院校中已有70%左右的建立了不同層次、規模的校園網。投資較多，規模大的校園網采取千兆以太網技術，網絡已連接到校內的主要辦公樓、教學樓、實驗樓、圖書館，許多高校還實現了與教師住宅和學生宿舍的連接，建立了網絡中心，多媒體教室；同時在校園網上還開展了遠程教學，數字圖書館，辦公自動化，教學教務管理，后勤管理，網絡課程和教學資源開發等應用項目，開始向數字化校園方向發展。約為高校總數的10-15%。全國中小學校教育信息化有了長足發展。據1999年統計，全國中小學開展信息技術教育的學校55937所，接受信息技術教育的學生近3000萬人，擁有計算機204.9萬臺，近4600所中學建立了校園網。特別是隨著我國電信事業的飛速發展，社會企業對教育的支持，以及大量的教育資源開發和服務公司的建立，網校的興起，大大地加快了中小學教育信息化步伐。與此同時，師范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也都加快了實現信息化速度。

（3）教育信息化人才培養速度加快。在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的過程中，教育承擔著培養信息化人才和提高全民信息化素質的重要任務。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能否培養數以千萬計的信息化人才，將會直接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增長的質量。2000年11月教育部已提出了在中小學開設信息技術選修課的目標和全面實施中小學“校校通”工程目標，這將對在中小學生中全面普及信息技術知識，使中小學生認識網絡，使用網絡，進入信息平臺起到重要作用。

高等學校是培養信息化人才的重要基地。據2000年統計，全國398所高等學校設有計算機專業，在校從事信息化領域專業學習的學生達到了38.7萬人。同時在部分學校還設立了博士和碩士授予點，每年都要培養一大批信息化領域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高等學校信息化人才的培養，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高層次人才支持和貢獻。

（4）教育資源建設和網絡教育學院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作已經成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內容。教育信息化建設，網絡條件硬件設施是基礎，資源建設是核

心，人才是關鍵。目前各級各類教育都十分重視教育教學資源建設，根據學校的學科優勢和教學特點，開發了一大批基于網絡的教育教學資源庫和素材庫，開發了一批社會急需的網絡課程和教學課件，這對推動教育資源共享，實現遠程教學創造了基本條件。同時教育部已批準了45所高等學校進行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作，這將會對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加快高層次人才培養步伐產生重大影響。

（5）大力開展西部信息扶貧工程。教育部于2000年啟動了現代遠程教育扶貧工作，利用已改造的數字衛星廣播對邊遠貧困地區傳播、培訓現代信息技術和各種科學知識。教育部撥出專款對貧困地區的教師進行培訓，不僅在培訓期學會使用計算機和接受IP數字廣播信息，還贈送給每個培訓點一套計算機和接收系統，為西部大開發奠定人才基礎。

我部在2001年又拿出9000多萬繼續重點支持現代遠程教育關鍵技術研究，其中有600多萬元專門支持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化工作，亦使得今天的大會得以成功召開。

二、關于教育技術標準化問題談點不成熟的看法：

（1）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出現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的驚喜，甚至于革命，同時也帶來了太多的始料不及。因為整個世界的各個角落信息都涌上來，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因為計算機的世界里與我們人類社會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切交流交換中的數據元標識和定義及其描述必須有個標準，有了它我們才能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效益。這也是標準化最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

（2）標準化是國家行為，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施行的“書同文”用強權統一文字、統一信息傳遞的媒體就是一成功實例。美國信息標準化是通過系列的政府授權、立法、公告和法案來實施的。當然，國家行為并不排斥社會力量的努力，同樣可以參與標準化研究課題，有了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許多公司都愿投資，先行推出自己的標準，經過行業標準委員會和國家標準委員會的確定而上升。

（3）標準的推出要有配套的法規保障。信息技術的標準僅僅是技術文件，要想付諸于實用，還涉及到技術、管理協調乃至于行政體制的變革中。因此我們的標準化工作，應有完善的行政管理體系，配套的政策法規，還需要有明確

職責的部門。為此我們首先成立了“遠程教育技術——標準化委員會”在科技司信息化處統管信息化的標準工作。等到專家技術工作完成到某個階段我們將陸續正式發布。

（4）加快技術標準化工作進程，注重人才的培養。

只有加快信息技術標準化的進程，才能使現代遠程教育的潛能發揮真正的效益，實現中國教育跳躍式的發展。人才是我們這一事業的根本保障。

（5）企業的參與與國際化。

我們的這次國際會議就是最好的例證。

最后，我們召開這次會議是希望大家多提寶貴意見。我們標準化工作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離不開你們的參與。希望有更多人關注這項工作，積極參與到遠程教育技術標準的制定中來。

總之，我希望在這次大會上每個人都可以就遠程教育標準制定的相關問題暢所欲言，展開熱烈的討論，為中國遠程教育的標準化出一份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關心和支持這項意義深遠的工作。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2001年12月14日

第三篇：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研討會閉幕詞

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研討會閉幕詞

大家好！

我們置身于懸崖聳峙，綠樹成蔭，飛瀑流泉，山水輝映的醉人畫卷中，不知不覺度過了難忘的研討會時間，經過這幾天緊湊而富有成效的交流討論，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完成了預定的全部會議事項，現在就要閉幕了。這次會議是在國家加快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形勢下開展的，大會緊緊圍繞“傳承國學文化，弘揚易學精神、構建和諧社會、造福世界人民”主題，挖掘了易學文化中的和諧思想，推動了城鄉生態環境建設向人居文化方向發展，探求了易學文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的現實意義，是一次規格很高、內容豐富、形式新穎、影響深遠的大會，是國際易學界的空前的盛會。

此次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家學術研討會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會議規格很高。本次研討會由中國華夏易經研究院主辦，聯辦單位有華夏國學協會，中國易道風水研究院、寧夏易學研究會，中國國學風水工程院，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國易智慧環境科學研究院等，還有神州風水協會等十多個協辦單位。組委會機構健全，體容強大。超重量級的嘉賓有周恩來總理秘書中國軍 1 華夏國學協會秘書長 倪彥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事科學院總工程師朱松春將軍。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盧泰先生，天津南開大學數學系教授易壇泰斗廖墨香先生，寧夏易學研究會會長王少英先生，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吳勤學先生；還有徐榮理事長，劉文南顧問，李新華主任，還有、外國朋友。與會專家來自五湖四海，真可謂是“青巖論易，群賢畢至”。

第二，研計會內容豐富。本次大會交流的內容有玄妙莫測的預測學，扣人心弦的風水學，別具一格的姓名學……起一個好的、吉祥的名字是中國老百姓對平安人生、和諧人生、幸福人生的一種追求。組委會主席將才福先生的八格姓名學，有別于五格姓名學，構建的理論自我體系，操作步驟清晰、案例分析具體，禍福信息反映靈驗精準，開辟了姓名學研究中的嶄新領域。研討會強調科學意識，反對封建迷信，消除落后愚昧、注重實效，使時代易學為社會現實服務，為經濟繁榮服務，為建設和諧社會服務。

第三，研討會形式新穎。主要形式有蔣會長的主題報告，有專題論壇，還有同仁們才藝展示，有與會代表的現場互動，大會充分滿足了有實戰能力的、老師毫不保留地傳授實戰技巧，給人茅塞頓開之感，展現了我們的易學專學德藝雙馨的專家風采。大會選址在張家界，使傳統文化研究探討與旅游文化的分享巧妙地結合起來，真是“奇峰奇巒演奇經奇境奇韻，妙湖妙泉匯妙語妙曲妙音”。

第四、研討會影響深遠。由張家界電視臺和國學耀中華專訪

地方工作點對大會進行了全程報道，中央電視臺CCTV-4拍攝記錄光碟，將在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欄目報道。全國乃至世界人民都會看到或感受到我們這次研討會的盛況，定將再掀國學熱潮，再增我國文化軟勢力，使易學為文化強國作出新貢獻。

第五，會風端正。易學研究的各個協會，各個流派友好平等交流。各位同仁研討氣氛濃厚，理論聯系實際，探賾索隱，致遠求真，討論熱烈。易友們廣交了朋友，增進了友誼，共同得到了提高。會議堅持了實事求是誠實交流的會風，堅決杜絕了那種神秘欺騙，作偽吹噓的不良風氣。

大會呈現了以上五個個亮點，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政策的堅強保障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去年《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體系”，“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勵人們前進的精神力量。”

張家界市政府對國學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視。市委市政府對會議的召開給予了大力支持，還有媒體朋友的熱心幫助，政府其他部門的全力配合。可以說，沒有政府作堅強后盾，不可能順利召開這樣圓滿的研討會。

二是主辦者的辛勤付出充分準備和廣大易友積極支持，熱心參與。特別是蔣才福會長和邵武云會長7月份發出熱情邀請，發

布網上會務說明，8月份聯系會議地點，多次召開籌備會，9月份收集論文，10月份評審論文，勞心勞力，傾心付出，感動易友，攜手易友，克服不便和困難，使易友涌躍與會，確保了大會順利召開。

在此請允許我謹代表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組委會對市委政府各位尊敬的領導，對各位熱心的媒體朋友，對各位易壇專家，對各位誠心的易界朋友和青巖賓館的各位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你們的理解、謝謝你們的支持，謝謝你們的給力！

為祝愿“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組委會”圓滿閉幕，特朗誦請邵會長的賀詩一首獻給大會。

金菊盛開奇峰色，青巖遙傳玄語聲……

愿我們的易友務實求真鉆研易學，與時俱變應用易學，開放合作拓展易學，福澤人民，普及易學！

讓我們以古人名言共勉吧！

“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最后，我鄭重宣布：首屆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組委會勝利閉幕！

謝謝！

第四篇：多極世界中的中國與俄羅斯國際研討會綜述

“地緣經濟空間轉型：多極世界中的中國與俄羅斯”國際研討會綜述

劉宗義

2009年9月3~4日,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與俄羅斯“東西方一體化與發展”常設論壇共同主辦的“地緣經濟空間轉型:多極世界中的中國與俄羅斯”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召開。會議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教授主持。來自俄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交通委員會和國際事務委員會、俄羅斯地緣經濟與全球問題社會研究院、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俄聯邦政府直屬財政學院、俄聯邦政府直屬高等經濟學院,以及中國社會 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經濟研究會、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和官員就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和中俄兩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合作,以及中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俄關系中的問題等多方面議題進行了深入、坦誠的討論。

一 區域經濟、地緣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俄羅斯學者科切托夫認為,全球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主要玩家去探索新的世界經濟結構和世界經濟力量的重新整合。世界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特征包括:

1、政治經濟化,基礎設施項目、信貸、投資等 具有特殊的意義;

2、世界空間被劃分為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空間,其中地緣經濟空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3、當代世界的主題是“發展”與“安全”,地緣經濟學可以通過經濟來解決安全問題;

4、世界走向全面跨國化,民族經濟及其主體成為“為了共同利益”進行合作、重新分配世界紅利的舞臺;

5、出現了不同于國家邊界玩家發揮作用的經濟邊界;

6、世界需要地緣經濟理論,幫助世界經濟的參與者在競爭中取勝,考慮各方不同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利益分配空間,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提供平臺,為人文知識的跨越國界提供動力。世界出現兩種趨勢、兩個舞臺:國家和跨國體系(跨國公司、財團、產業聯盟等)。金融工業集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世界的經濟議程,跨國公司手中掌握著最新的商品形式:商品的花色品種、企業(項目)商品、規劃商品。

關于區域經濟和地緣經濟,俄羅斯學者認為,世界秩序正處于轉變之中,新的世界秩序向什么方向發展、如何運作、為誰服務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是從世界文明興衰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格局的變化的,但俄羅斯學者阿夫多庫申認為經濟是基礎,現在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地緣經濟的空間。這次金融危機暴露出的一些問題,是舊經濟體制與新經濟體制碰撞的結果,是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區域化在交叉、碰撞和融合。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就是尋求地緣經濟利益均衡與和諧的平臺。過去的經貿關系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但現在可以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經濟合作的環節被大大拓寬了,分工表現為各生產主體、各跨國公司之間的分工。

俄羅斯學者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能使原蘇聯國家聯合起來,在世界經濟轉型時期獨聯體可以成為一個范例。俄羅斯將能源發展規劃與世界經濟掛鉤,選擇托木斯克-烏拉爾、西伯利亞等地作為突破口。俄羅斯在擴大更新運輸網絡,將本國運輸網絡與世界物流網絡連接起來,現在正打算沿伏爾加河建設水上和鐵路混合交通網絡,下連伊朗,上通挪威。

對于俄羅斯學者關于區域經濟和地緣經濟的論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伍貽康教授認為,區域一體化是二戰后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新特征,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特征,但區域化不等于一體化,區域一體化也不等于區域合作。關于俄羅斯的地緣經濟地位,伍教授認為,俄羅斯資源豐富,但弱點也很明顯,俄羅斯的經濟結構存在問題。如果俄羅斯成為一個資源豐富的封閉國家,那么對自身的發展不利。

二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和中俄應對金融危機的合作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中俄學者都認為,這次危機是由于金融化過度引起的。這不僅是一次金融危機,而且是經濟危機,是結構性危機。這次危機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組和轉型。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唐朱昌教授認為,此次金融危機強化了世界多極化趨勢,美國由于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已經不能擔當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華盛頓共識”破滅。但這次危機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地位,這次危機也不具備重塑國際體系的條件。當前世界還離不開美元,各國也都不想推翻現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而只是想修補一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經濟比較研究所副所長張海冰闡述了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看法。她認為,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美元的地位問題。隨著危機的消退,西方國家改革的動力也逐漸消退。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和投票權問題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但中國的力量有限。目前,中國的發展戰略首先是著眼于國內經濟建設,其次是推進地區合作。

俄聯邦政府直屬財政學院貨幣信貸與金融關系教研室主任雅雷金娜認為,在當前世界經濟中,貸款發揮著巨大作用,銀行的地位因而得以提升,國際銀行的合作很重要。俄羅斯的金融體系是安全的。俄羅斯銀行機構在引進外資方面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一些外國銀行購買了俄羅斯的銀行股份。中俄兩國在銀行和金融方面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中俄兩國銀行之間協調行動可以成為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杠桿。

俄羅斯地緣經濟與全球問題社會研究院院長科切托夫認為,面對金融危機,如果僅僅考慮國家間的金融合作是不夠的,而必須建立起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然后才能自然過渡到金融體系的改革。科切托夫教授、米海耶夫教授和阿夫多庫申教授都認為,在美元之外,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新的國際貨幣。俄羅斯“東西方一體化與發展”常設論壇主席M·白達科夫強調,我們不是反對美元,而是反對利用美元進行無限投資。

中俄兩國學者還就G2、G8、G20和“金磚四國”等概念進行了討論。伍貽康教授指出,美國將中國拉入G2是美國人采取的策略,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才是真正的G2,但后來蘇聯被美國拖垮了。“金磚四國”的概念無論是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一體化,還是區域化等各個角度來講都不能成立,這是一個杜撰的概念,但它符合時代特征。俄羅斯的米海耶夫教授認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是反俄羅斯的,他認為中、日、俄、韓四國才應該稱作“金磚 四國”。張海冰副主任指出,在金融危機條件下,G20地位暫時獲得提升,G8的作用受到挑戰。中國希望G20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G8在長時間內仍然非常重要。俄羅斯作為G8的成員,在這種情況下地位會更加微妙。科切托夫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抬高G2、G8和G20都是為了解決本國的經濟問題。

三 中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俄關系中的問題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當前中俄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雙方學者和官員就中俄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的討論,并對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推進雙邊合作各抒己見。

米海耶夫教授認為,在中亞地區,中國既是俄羅斯的合作伙伴,又是競爭對手。但中國外交機構在評判中俄在上合組織中的關系時比較樂觀,中國應正視雙方的分歧。上海合作組織在這次金融危機和今年7月發生的烏魯木齊事件中都沒能發揮作用。但同時他也指出,上合組織的存在限制了中亞國家“打俄羅斯牌”或者“打中國牌”的企圖。俄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議員、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B·勃戈莫羅夫幽默地指出,對俄羅斯來說,中亞就是它最心愛的女人,其他人不能染指。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曉陽研究員指出,美國正在利用獨聯體國家的民族主義來擠壓俄羅斯的生存空間。俄羅斯要保持在原蘇聯地區的影響,就必須在地緣經濟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但是俄羅斯缺乏這一能力,所以獨聯體國家一致存在“向西”的傾向。中國可以在經濟方面與俄羅斯進行合作來抵消這些國家的離心傾向。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陸南泉研究員也指出,俄羅斯東部地區能否發展關系到其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實現,世界經濟和貿易中心已經轉移到亞太地區,所以俄羅斯遠東地區應該與中國東北地區開展切實的合作。

對于俄羅斯學者在中俄經濟合作問題上的看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楊劍副院長認為,在國際合作中,合作者的戰略心理是一項關鍵因素。如果合作者只考慮雙方 的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那么合作就有失敗的可能。所以,中俄雙方應該改變戰略心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副主任強曉云也指出,中俄之間存在這些問題說明中俄雙方還是缺乏了解,因此需要加強雙邊人文合作。

俄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交通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克里緬科對楊劍和強曉云的觀點表示贊同,認為雙方確實在心理上存在一些障礙,關于中俄在未來世界中地位的看法影響到了雙邊關系。要推進雙邊關系的發展,就需要制造一些氛圍,消除對方的憂慮。但他同時也表達了對“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俄羅斯同人多地少、資源稀缺的中國的合作遠景”的擔心。

(責任編輯 向祖文)《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0年第2期

第五篇：金融改革與“法律特區”

金融改革與“法律特區”

來源：《東方法學》2014年第1期 作者：季衛東 日期：2014年01月28日 瀏覽： 18

——關于上海自貿區研究的一點芻議

一 自貿區研究熱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國務院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準上海自貿區設立。在籌建過程中，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經比較深度地介入調查研究活動。9月27日自貿區揭牌后的第二天，復旦大學就以“中國金融?復旦之聲”秋季論壇的形式舉辦首次自貿區主題論壇。迄今為止這個主題的系列論壇已經舉辦了五期。10月上旬，跨學科智庫“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個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專題論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戰略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在10月12日成立自貿區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財經大學也設置自貿區研究院。10月19日華東師范大學的自貿區研究院宣告成立。隨后還有上海海事大學的中國自貿區供應鏈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學院的自貿區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陸續誕生。

仔細考察圍繞自貿區的各種現象，可以發現在政策熱點引起的新聞效應完全呈現之后，包括入駐企業在內的各方正在觀望，甚至還有些疑慮，因而需要對新一輪全球化戰略布局和涉及國際貿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務的具體舉措進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擬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諸操作流程。在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種研究策略。（1）直接瞄準自貿區具體需求，作為智庫多快好省地提供訂單式服務。在議題設定階段，要深度切入企業活動，摸清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真切需求，為自貿區試驗把準脈。在制度形成和反饋階段，則深度切入有關部門工作，協調各種不同類型的公共管理職能，確保創新舉措能夠落到實處。

（2）跳出自貿區三年試驗期限的框架，著眼長遠、著眼大局，把研究的焦點對準能對接全球經濟體制、能在全國普遍推行的制度創新。要跳出就自貿區論自貿區的窠臼，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和未來十年的戰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貿區三年試驗期屆滿后的不確定性。

（3）鑒于目前境內外企業界對自貿區未來的觀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業（特別是民間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投資和經營環節，把企業的多樣化需求反映到自貿區試驗中去，同時也把自貿區的試驗成果及時反映到企業高端人才培訓中去。或者通過官產學一體化的合作框架，促進上海自貿區與廣域經濟圈（特別是“長三角”的境內民營經濟區域、滬港澳新的華人經濟區域以及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亞太經濟區域）之間的互動。

二 金融的自由化、國際化以及“法律特區”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自貿區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創新的視野里，上海自貿區的基本特征是允許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鼓勵跨境融資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權投資，并且支持有條件的投資者設立境外股權投資的母基金。這意味著自貿區可以初步形成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對境內外的中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并且會促進依托中國制造業優勢的跨境金融服務活動。至于匯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場國際化等涉及結構變動的試驗，面臨著深刻的兩難困境：沒有不受羈絆的流動性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制度創新，而一旦容許充分的流動性就勢必超出自貿區的28.78平方公里面積，使創新舉措立刻覆蓋全國，很難對金融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對金融改革的風險性進行分析、測算、預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但從長遠來看，能夠兼顧金融的自由化、國際化以及風險防范的制度條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例如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都出現在非常強調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則、特別是具有判例法傳統的社會環境里，恐怕絕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貿區在上海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就必須吸引大型的跨國公司把資金結算據點或者說商業運行樞紐、而不是行政總部搬進自貿區。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只有兩個因素可以構成誘因。一個是稅收優惠，另一個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貿區在設立之際就宣布沒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稅收優惠，所以影響跨國公司對資金結算中心重新選址的動機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貿區仍然沿襲現行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就不會顯著提高規則執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沒有相對于其他地方的比較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就自貿區制度創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還不是微觀層面的金融工程技術或者資本市場的基礎設施，甚至也不是放棄行政審批權限那樣的市場化舉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別是基于司法獨立原則的審判制度的重構。

如果在全國范圍內還不可能徹底刷新法律體系，但在自貿區這個有限的空間里應該是可行的。如果說整體的司法體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在自貿區應該立即著手，并大幅度縮短進展的時間表。也就是說，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貿區范圍，根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需要樹立一整套嶄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運行之后推廣到全國。因而我們可以把自貿區理解為改革進行制度創新頂層設計的“法律特區”。在這個法律特區之內，可以通過委托立法權制定先進的金融法規乃至民商事規則體系、設立獨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執法機制更加合理和統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組建政府律師隊伍。有了這樣的制度優勢，自貿區才能真正達到預期的目標，吸引跨國公司把資金結算中心轉移到上海，推動服務業發展，進而在全球進行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貿區試驗成敗的關鍵是金融制度創新。金融制度創新的關鍵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所帶來的風險。這類金融的風險不僅包括熱錢流進流出、匯率驟漲驟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數量和種類劇增對日常經濟活動的騷擾和破壞。上海市檢察院與凱原法學院已經簽署協議共建金融檢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舉行了揭牌儀式。這個研究基地對自貿區司法制度創新以及金融風險防范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成為建設“法律特區”的一個重要抓手。

三 應該及時籌建制度創新研究院

智庫建設是教育部推動學科發展的一個最新動向。對于位處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貿區研究是智庫建設的最佳切入點，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與自貿區相關的研究機構已經玲瑯滿目的情況下，要再設立一個能夠“呼谷傳響”的新機構，必須精心策劃。為此，我們有必要對自貿區的目標、理念以及本校資源重組的可能性進行考察。

圖1（省略）對自貿區試驗的基本目標和機制設計理念進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板塊：第一、為了促使中國經濟定位從“世界的制造工廠”轉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須大力推動服務業革命，形成穩定的、合理的國內產業資本市場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資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國際化。具體的舉措主要體現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跨境結算以及生產要素市場的聯動性開放。這里存在的關鍵性問題是如何厘清貿易自由化與資本自由化之間的關系并作出適當的制度安排。

第二、從貿易自由化到資本自由化，特別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為投資者個人的理性選擇提供更大空間，進一步加強市場競爭機制，因此需要轉變政府職能，改變過去那種僅憑事先行政審批手段進行管理的模式，劃清政府權力的邊界，并大幅度削減審批事項。具體的舉措主要體現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導入以及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承認[1]。這里存在的關鍵性問題是，在廢止事先審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如何對自由競爭所帶來不平衡進行矯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濟。上海自貿區關于負面清單的做法很明智：以現有的許可范圍為前提擬定初步的負面清單，決策快捷，也容易與政府有關部門達成共識。然后根據試驗進度逐年修訂負面清單、漸次縮小限制范圍，使試驗的進展有具體依據，成效可以始終顯現。第三、自貿區試驗的目的當然不是形成某種被放任的自由狀態，而是要加強有序的、公正的競爭機制，所以制度創新是題中應有之意[2]。制度創新對內而言就是建設法治中國，形成合法經營的商業環境，對外而言就是對接全球經濟體制，特別是為加入TPP創造條件。為此，需要首先在自貿區范圍內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權、建立和健全統一的行政執法體系、設置專業性法院及其他解紛機構、建立政府律師隊伍、為外國律師事務所開業提供合理的空間，等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其實已經為制度創新提供了頂層設計，如何細化這幅宏偉藍圖、如何盡快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經驗論證以及具體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貿區試驗的宗旨所在、責任所在，也是上海交通大學的用武之地。

以上三個板塊之間存在著有機的互動關系，相輔相成。把自貿區三個板塊的活動與研究的基本課題以及上海交大的固有資源進行對應和組合，就可以得到圖2（省略），可以由此對有關組織－－暫定名稱為“上海交通大學制度創新研究院”－－進行概念界定和結構功能的分析。

“制度創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經管學院、高級金融學院、國務學院以及凱原法學院共同組建，在研究體制安排上分別與自貿區活動三大板塊相對應，既各有專門的側重點，又存在學科交叉的領域。主要課題群包括：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國際化金融系統的構建、TPP與新一波市場全球化、城市發展模式和競爭力的比較研究、企業治理結構、負面清單、行政程序改革、適應新形勢的商業規則體系、梳理司法獨立的體制、設立政府律師、法治中國建設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學設立制度創新研究院的優勢是在直接為自貿區試驗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時，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試驗期的制約，創建一個具有可持續性、可擴張性以及獨立學術價值的智庫，比較恒久地推動制度比較分析、政策藍圖設計乃至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交叉研究和實證性研究。

四 制度創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創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據上海自貿區以及中國制度創新的重大戰略需求，開展扎實的學術研究和實證分析，在整合相關學院原有各領域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聚焦社會科學的“巴斯德象限”[3]，即應用基礎研究。

巴斯德象限決定了制度創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確的決策需求導向，另一方面要加強學術支撐，特別是在基礎理論方面的先進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獲得知識的制高點。這個板塊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大推動自貿區研究的重點，需要我們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時間和精力。

首先要從交大的固有優勢即理工學領域尋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識制高點。例如根據自貿區試驗中防范金融國際化風險的需要，采取金融復雜系統理論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術來建立風險評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風險和防范風險的制度設計和操作工具，對貨幣革命和金融商品進行定量化研究，透徹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與制造業優勢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企業金融的機制。不妨在數學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結學者與安泰經管學院和高級金融學院的有關學者組建團隊，采取實驗、模擬以及數理方法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重構提供科學依據。不妨與經濟的芝加哥學派合作設立金融市場實驗室。

其次要搭建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頂層設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及自貿區試驗相關的國際論壇，既為全球各種流派的學說和政策主張提供展示的機會，也在有點有面的制度創新大主題上向國內外發出交通大學的強音，并致力于把試驗轉換成標準和規則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據自貿區試驗的進展以及制度創新成果普及的需要進行高端培訓。安泰經管學院、高級金融學院、國務學院以及凱原法學院不妨簽署聯營（Consortium）協議，在徐匯校區實現課程共享和適當開發雙學位項目，并且合作舉行面向“長三角”乃至全國的企業和專業人士的專題培訓和資格教育。凱原法學院可以通過既有的“企業法務研究中心”和“金融檢察研究基地”這兩個平臺及其溝通走廊“交大法友會”與自貿區相關的高端培訓項目對接。上海交大還可以聯手歐美同學會、出國留學人員組織、海歸創業團體以及外國駐華機構、外企商會等舉辦以自貿區為主題的高級研修班。

總而言之，上海交大的制度創新研究院應該聚焦金融制度創新，并圍繞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以及制度條件把各種不同板塊有機地聯系起來。從美國近來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發現這樣的有趣現象：金融市場在繁榮時竭力抨擊政治權力，但在遭受挫敗時卻會立即倒進政治權力的懷抱尋求救濟。無論是強調自由化必要性，還是強調救濟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實始終在致力于建立這樣一種體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觀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間得到政治權力的及時庇護。只有在建立了這樣一種體制的狀況下，金融本身才能作為一種權力君臨市場，才能發揮在全球范圍內發揮配置生產要素的功能。猶太金融業對政治權力始終抱著復雜的兩面態度也是一種典型例證。

反過來說，只有當這樣強大的金融權力樹立起來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樣化手段增大流動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國家的稅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主義體制，并要求其他國家在金融領域推動自由化，包括撤除銀行、證券、保險、信用卡等不同行業之間的藩籬－－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國克林頓政府迫使日本宮澤內閣在金融領域進行結構改革及其持續的波及效應。另外，只有當這樣強大的金融權力樹立起來之后，政治上的統合、某種政治共同體的復興才能最終實現－－歐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動的制度改革從貨幣統一開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國采取堅決反對日本金融機構在與東南亞各國鏈接的基礎上掌握亞元發行權的立場也是出于此理。這樣的發現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見金融市場的研究和塑造離不開政治權力，而這種政治權力必須在自由與救濟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產生的金融權力還必須與制造業等實體經濟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業之間設立防火墻，避免投機型資本主義的畸形膨脹并誘發大蕭條。不妨推而論之，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的成功關鍵和失敗風險就在這里，所謂“法律特區”的意義也就在這里。基于這樣的發現，上海交大制度創新研究院必須通過構建某種既符合國情、又適應世界形勢的法治模式，把金融與政治權力之間極其微妙的關系建立起來，擬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權力清單，這就是我們應該而且也有可能凝練出來的研究特色。[1] 龔柏華：《“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理與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模式”》，《東方法學》2013年第6期。

[2] 沈國明：《法治創新：建設上海自貿區的基礎要求》，《東方法學》2013年第6期。

[3] Donald E.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7.來源：《東方法學》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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