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小川關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的講話

周小川答有關“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是是非非”

未來金融改革走向何方？金融對外開放進展如何？對市面上熱炒的數字貨幣，怎么看、怎么管？發布會中透露哪些重要信息？我們元立方金服研究員對此次發布會的重點作了梳理，總結如下：

一、“經濟新常態”下的“金融新常態”——中國是否會緊隨全球加息步伐？

美國方面，美聯儲2015年12月啟動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加息，開始了緩慢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此后，美聯儲在2016年12月、2017年3月和6月先后加息，并于2017年10月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

去年美聯儲12月加息之后，因奉行港元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香港金融管理局14日宣布，基本利率根據預設公式上調25個基點至1.75厘，即時生效。

在此之前，全球還有一些主要經濟體先后宣布開啟加息周期。隨著世界經濟狀況日益改善，主要經濟體保持好于以往的復蘇態勢，過去幾年全球貨幣政策明顯分化的局面將一去不返，隨之而來的大概率事件將是全球貨幣政策發生轉向，此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抵御嚴重衰退的寬松貨幣政策，甚至是超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將緩慢而謹慎地回歸正常化。

問：在此背景下，今年央行是否仍將跟隨美聯儲腳步提升利率？

答：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增長方式也是在轉變。我們現在強調經濟是一種新常態，是從過去追求數量型增長轉向追求高質量增長。

以投資投資需求來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必須善于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

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所以“經濟新常態”下，金融也要進入“新常態”。周小川提到，中國廣義貨幣的總量在經濟體中已經相當大，在追求質量型增長的時候，就有可能減少過去大量依靠資金支持的這種增長方式。所以，實際上整個中國經濟體里的廣義貨幣這個池子里的錢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見得就是說資金就緊張。應該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既有看到整個資金上數量和價格有上升趨勢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價格下降的一面。

結論：金融領域“提質保量”，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導向才是未來發展方向。今年關于穩健的貨幣政策、松緊適度這樣的表述，也主要是針對金融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而言的。在國家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格局中，看一個貨幣政策松還是緊，要去看信貸支持實體經濟，支持小微企業，支持“三農”，支持一些薄弱環節的力度。就是今年工作報告中講的是廣義貨幣 M2 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要合理增長，沒有講數量和指標，這也是一個新的變化，也將會成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新常態。

二、數字貨幣的去向——虛擬資產交易能否行得通？

自從匿名人士（或匿名組織）中本聰提出名為比特幣的P2P電子現金系統以來，已經過去了近十年時間。雖然最初虛擬貨幣的概念僅在極客、程序員、自由主義者和計算機朋克等少數圈子中流行，但2017年，虛擬貨幣及其相關技術開始走向主流。同樣在2017年，我們不再是僅僅聽說比特幣和去中心化的概念，而是切身地看到了它如何改變世界。

然而，從合規的角度來看比特幣，站在央行的角度，無論是反洗錢還是反欺詐和反賄賂，比特幣都存在一定的風險，它會被用于上述犯罪活動。最近兩年，對于這種平臺的監管，央行及各個監管部門都各自采取了強有力的手段，關注度十分之高。

問：央行當前關于數字貨幣的研發以及應用前景如何？

答：人民銀行在三年多以前就開始組織了關于數字貨幣的研討會，隨后成立了央行的數字貨幣研究所，最近的動作是和業界共同組織分布式研發，依靠和市場共同合作的方式來研發數字貨幣。

在對數字貨幣的定義中，周小川是這樣回答的：央行用的研發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數字貨幣；EP，electronic payment，是電子支付。實際上電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東西實際上也就是通過移動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網絡系統傳輸的數字的東西，并不是紙面的貨幣，所以電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數字貨幣的屬性。

對于數字貨幣研究的意圖上，周小川強調：研究數字貨幣不是說讓貨幣去實現某一種技術方案的應用，而是說本質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統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時也必須考慮安全性和保護隱私。這幾項東西既可以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或者是分布式記賬技術、DLT為基礎的這種數字貨幣，也可以是在現有的電子支付基礎上演變出來的技術。

結論：所以，對于數字貨幣而言，隨著其自身價格的不斷大幅波動以及潛在的市場風險。我國的研究專注于數字貨幣在零售支付方面的應用，而不是虛擬資產交易方面。對于虛擬資產交易仍需要更加慎重。大方向上，虛擬資產交易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也不太符合我國金融產品、金融服務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基本導向。

三、房產投資——是進是退？

2017 年以來，多個城市住房信貸政策明顯收緊，市場反映個人住房貸款額度偏緊、利率上升。

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第九條中提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在發展基礎上多辦利民實事、多解民生難事，兜牢民生底線，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問：今年住房信貸政策會有什么新的變化？

答：關于住房貸款利率的問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提出，房貸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從稍微長一點的周期來看，它仍然處于比較低的水平。商業銀行綜合考慮負債端利率上升和房地產的風險溢價，對住房貸款利率自主進行定價，擴大利率的浮動區間，總體上符合利率市場化的要求和趨勢。在這方面，人民銀行會督促商業銀行嚴格落實差別化的住房信貸政策，對住房貸款執行差別化的定價，積極支持居民特別是新市民購買住房的合理需求。

結論：2018年“差別化信貸政策”將為房地產市場利率政策的主導。一方面要消除房地產市場的部分泡沫，同時還要落實好“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口號。房地產市場在短期調控達到預期效果后，預計長效機制建設將提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協調發展將成為政策要義。

四、相對于單獨對證券、銀行等金融公司的監管，當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將如何聚焦？

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建立了資本市場，但由于當時根本沒有分業和混業的理念，所以一開始處于自然而然的混業狀態。

由于法律所限，幾乎所有金融公司、市場機構和投資者都是在悄悄地搞混業。而所謂的金融控股公司，一是社會上現在出現了金融控股的行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沒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實質上有一些集團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機構，可能還在不同的行業，比如說有證券、有保險、有銀行的、有信托的等等。

隨著大資管時代的到來，來源于市場中產生的巨大的從分業走向混業的需求以及近些年資產管理業務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眾多風險和問題。在中國這個分業監管的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在規則上存在空白，監管的主體也不明確，這就是為什么中央國務院要求，人民銀行要牽頭抓緊制定關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規則的原因。

問：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主要會聚焦在哪些方面？它與單獨對證券、銀行等金融公司的監管有哪些不同？

答：首先，金融是高風險行業，你必須有一定的本錢來支撐穩健經營，強調資本真實性、資本質量、資本充足，這是加強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個內容；其次，股權結構，集團的股權結構和受益所有人的結構，實際控制人的狀態應該保持足夠的透明度；同時，加強對關聯交易的管理。

結論：要保持一種穩健經營、透明度可能是當前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規范文件的起點。同時，我們認為從近期公布的資管新規的《指導意見》中關于資管業務的監管規則來看，相對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強化根據產品類型進行功能監管，加強對金融

機構的行為監管，加強監管部門的協調，加大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力度，即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的雙重監管將成為監管工作的主線。

【版權說明】

來源：元立方金服

作者：余小茹

第二篇：周小川講話

周小川：適時適度調整貨幣政策 確保經濟平穩發展

2010年12月09日 21:28 來源： 央行網站 【字體：大 中 小】 網友評論

“十一五”時期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成就

周小川

2010年12月9日

“十一五”時期，是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歷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五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以維護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為使命，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金融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各項部署，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金融業改革、開放和發展。五年來，金融業實現了歷史性飛躍，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金融改革邁出重大步伐，金融市場功能進一步發揮，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穩步擴大，金融服務水平顯著提升，金融業整體實力持續增長，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成功經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有力支持和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

“十一五”時期，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較快、各種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局面，人民銀行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針對不同時期經濟金融運行特點，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幣值穩定，又促進了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建立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機制，提高金融體系整體抗風險能力。

（一）適時適度調整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十一五”頭兩年，國內經濟運行面臨由偏快轉為過熱、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風險，人民銀行及時將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到“適度從緊”再到“從緊”。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先后1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共10個百分點，8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加強對信貸總量的調控，不斷優化信貸結構。

2008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危機急劇惡化為國際金融危機，我國經濟發展勢頭急轉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業陷入困境，就業壓力明顯加大。在此背景下，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及時將貨幣政策從“從緊”轉向“適度寬松”，先后4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5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保證流動性供應，明確釋放保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預期的信號。這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了貨幣信貸較快增長，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創造了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對我國經濟率先企穩回升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增強，人民銀行前瞻、靈活地調整政策重點、力度和節奏，通過窗口指導、風險提示、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方式，引導金融機構注重貸款平穩可持續增長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正確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2010年以來，人民銀行又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綜合運用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加強金融宏觀調控，引導貨幣條件從應對危機狀態穩步向常態回歸。先后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引導金融機構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總量和節奏，支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

（二）及時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平穩健康運行。2005年證券公司風險全面顯現，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按照行政指導和市場化相結合的原則，穩步推進證券公司重組工作。牽頭及配合處置了72家高風險金融機構，妥善解決大量歷史遺留問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及時化解，維護了金融體系平穩健康運行，保障了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大教訓之一，就是不能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或單個行業的風險防范，還必須從系統性角度防范金融風險，而宏觀審慎政策正是針對系統性風險的良藥。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金融穩定理事會明確提出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應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責，各國也更加重視中央銀行的宏觀審慎管理職能。人民銀行一直高度重視從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增強宏觀調控彈性，運用信貸政策、差別存款準備金率、住房抵押貸款按揭成數等手段加強審慎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平穩增長，取得了較好效果。

（三）建立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機制，全面提升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為有效防范跨行業、跨市場、跨境金融風險，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推動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制。2007年7月，人民銀行牽頭成立異常外匯資金流動監管協調機制，搭建了跨境資金流動聯合監管平臺。2008年以來，在國務院領導下，會同有關部門著力研究解決金融領域重大問題，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積極與相關監管部門協調，加快存款保險制度建設工作進程，推動建立健全以存款保險、證券投資者保護和保險保障為主的投資者保護制度。啟動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工作，強化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的監測評估。

五年來的實踐證明，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必須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遵循金融業發展的客觀規律，處理好規模、效益和風險的關系。同時，要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把握好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間的平衡，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堅持市場化基本取向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十一五”時期，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總體部署，抓住有利時機，積極推動包括大型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內的金融機構改革，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綜合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大幅提高，為成功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奠定了堅實的微觀基礎。同時，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金融業發展注入強大生機和活力。

（一）金融機構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綜合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大幅提高。“十一五”期間，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兩地成功上市。開發銀行已由政策性銀行改造成股份制商業銀行。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農業發展銀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啟動。積極配合財政部推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改革，促進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改革平穩進行。通過改革，金融機構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日益完善，經營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轉變，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資產質量大為改觀，盈利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顯著增強。2010年三季度末，工、農、中、建、交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較2005年末明顯提高；不良貸款率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趨勢。

（二）農村金融改革深入推進，農村金融服務水平逐步改善。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產權制度和內部機制改革穩步推進，歷史包袱初步化解，資產質量不斷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對2408個縣（市）農村信用社發行專項票據1699億元，對其中的2366個縣（市）農村信用社兌付專項票據1650億元，兌付進度達到97％。對新疆等四省（區）發放專項借款21億元。

綜合運用支農再貸款、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涉農票據等貨幣政策工具，增加支農資金來源，改善農村金融服務。2010年10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余額達676億元，農村信用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比大型商業銀行低6個百分點，增加信貸資金來源約4200億元。

探索發展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截至2010年8月末，全國共組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334家，其中開業271家（村鎮銀行233家，貸款公司8家，農村資金互助社30家），各項貸款余額411.3億元，其中農戶貸款余額123.4億元。各地設立小額貸款公司2167家，注冊資本1356.33億元，貸款余額1438.04億元。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提高了農村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和運行效率，填補了農村金融服務空白，對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實現“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十一五”以來，人民銀行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構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建立健全市場利率體系。2007年上海銀行間市場拆放利率（Shibor）正式運行并逐步確立在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中的基準地位。2008年10月以來，商業銀行利率自主定價空間進一步擴大。

（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05年7月，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歷史性一步。2010年6月，在2005年匯改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核心是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匯率形成的市場基礎逐步擴大，進出口企業應對匯率波動的能力逐步提高。

三、堅持發揮金融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十一五”時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積極推動建立健全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產品種類不斷創新、市場規模快速增長、市場結構持續優化、基礎設施建設穩步加強，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平穩持續較快發展。

（一）依托銀行間市場大力發展直接融資。2005年以來，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按照市場化方向，在推動債券市場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減少行政審批，完善債券發行市場化機制；依托面向機構投資者的場外市場，發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建立健全市場化約束機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和風險分擔機制；成立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加強債券場外市場自律管理；大力加強托管結算、交易、清算等基礎設施建設。

經過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債券市場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市場體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銀行間場外市場為主、交易所場內市場為輔，場內外市場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聯的債券市場體系。產品品種日益豐富，順應市場需求的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地方政府債、匯金債等創新產品不斷涌現。市場參與主體不斷豐富。基礎制度不斷完善，較好維護了市場秩序、保護了各方權益。市場運行機制不斷健全，債券發行管理不斷優化，市場化定價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對相關主體的約束力持續強化。2010年前三季度，債券發行量（含央行票據）達8.1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172.7％。債券市場規模已躍居亞洲第二、世界第六。

（二）同業拆借市場和票據市場迅速發展。2007年7月，人民銀行頒布《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此后同業拆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業拆借市場累計成交20.3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20倍。2007年，人民銀行牽頭制定并在全國推廣統一的票據市場交易合同，票據市場交易標準化建設邁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業匯票累計簽發8.62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1.76倍，累計貼現18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

2.8倍。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的迅速發展有利于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管理、滿足企業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提高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益。

（三）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加快發展。2005年以來，外匯市場產品日益豐富，交易系統不斷完善，初步構建了由柜臺零售市場和銀行間批發市場組成、多種交易方式并存、覆蓋即期、遠期和掉期等各類基礎外匯產品、價格聯動、分層有序的外匯市場體系。同時，黃金市場產品逐漸增多，參與主體持續擴大，服務體系日趨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成交量達4613.89噸、成交額1.19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593.1％和1458.7％。加快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發展對完善和豐富金融市場體系、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堅持在對外開放中提升金融業競爭力

對外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十一五”期間，我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努力提高國際化水平。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努力縮短與國際先進金融機構的差距，增強自身發展活力；通過對外開放，促進我國金融業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接受國際競爭的考驗，提高國際競爭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各類資本，壯大我國金融業的整體實力，增強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

（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加快，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進一步簡化結售匯審核程序，允許跨國公司在集團內部開展外匯資金運營，提高個人購匯總額，大力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放寬資本管制，取消對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促進資本雙向流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7大類共40項資本項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嚴格管制外，其他項目已實現一定程度可兌換。在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不斷加強和改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資，確保外匯儲備資產總體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

（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取得重大進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0年6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境外地域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國內試點地區擴大至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業務范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1970.8億元。同時，允許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和境外參加銀行使用依法獲得的人民幣資金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增加人民幣保值增值渠道；開展跨境項目人民幣融資和資本項目個案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穩步推進，順應了國內外市場的意愿，拓寬了境外人民幣資金的來源渠道，滿足了企業跨境業務多元化的需求，進一步密切和鞏固了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貿聯系

（三）國際和地區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十一五”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銀行積極貫徹落實國家總體決策部署，主動參與應對危機的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經濟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相關準備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進國際金融組織治理、完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一攬子建議，為我參與國際社會危機救助與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治理、提高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做出了積極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等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深度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討論和制定。推動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我國份額占比將升至6.394％，排名躍居第3位。加入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高層委員會，積極推動世界銀行治理改革。妥善應對國際社會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簽署8份總規模為8035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積極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歐央行工作組等重大機制化活動，宣傳和闡釋我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釋疑，營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輿論氛圍。加強東亞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韓央行行長會議機制。推動成立總額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東亞地區的多邊救助機制從設想變為現實。與港澳和臺灣地區的金融合作進一步推進。五年來的實踐證明，對外開放是完全正確的戰略選擇，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必須把國情意識和世界視野相結合，既要學習借鑒國外金融業的經驗做法，又要結合國情特點，以我為主、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在實踐中始終注意把握對外開放節奏和力度，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積極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開放之路。

五、堅持高效便民宗旨，不斷提升金融服務能力和水平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十一五”期間，人民銀行在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金融服務的工作中，始終牢固樹立高效便民的宗旨意識，以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加快金融服務創新為著力點，不斷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努力讓更多群眾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

（一）支付體系建設成效顯著。“十一五”時期，人民銀行在認真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深入研究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大力推進中國現代化支付體系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建成并運行大、小額支付系統、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境內外幣支付系統和電子商業匯票系統等。農村支付服務建設初見成效。目前，支付清算系統運行平穩，維護管理水平不斷提升，功能和布局日趨完善，在支持金融創新、加快社會資金周轉、方便群眾生產生活、促進經濟金融又好又快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推動非現金支付工具使用與普及，銀行卡實現了全國聯網通用，人民幣卡在境外受理和發行不斷擴大，100多家中央預算

單位、25個省（區）的地方預算單位實行了公務卡結算，支票可以在全國通用，13個省（市）開通了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賬戶實名制法律規章制度不斷完善，聯網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統投入運行并發揮重大作用，防范與打擊利用假名賬戶從事詐騙、偷逃騙稅、貪污受賄、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取得明顯成效。

（二）征信管理和服務穩步推進。“十一五”以來，人民銀行在推動征信管理條例出臺、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已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地方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一定成效，中小企業和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農戶貸款難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截至2010年10月底，全國累計補充完善中小企業信息211.8萬戶，其中14.3萬戶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貸款，貸款余額26325億元。截至2010年9月末，共為1.27億農戶建立了信用檔案，對8037萬農戶進行了信用評定，其中7254萬戶獲得貸款，貸款余額為1.24萬億元。

（三）國庫現代化體系不斷完善。近年來，人民銀行圍繞“建設世界一流的現代化國庫”的目標，初步形成了以財稅庫銀橫向聯網系統、國庫會計數據集中系統和國庫管理信息系統三大系統為基礎的國庫業務管理系統的架構。國庫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和服務功能的豐富給企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了不少實惠。財稅庫銀橫向聯網系統為納稅人提供了各種納稅申報與繳稅便利，納稅人足不出戶即可在幾秒鐘內實現稅收的納稅申報、繳款全過程。國庫會計數據集中系統上線后，各級次的預算收入可直達目的地國庫，縣級國庫收納的中央預算收入，從以前2-3天報解至總庫，縮短到幾秒鐘。2010年1至10月，全國共有30個省市的4個分庫、104個中心支庫、479個縣支庫辦理了涉農補貼、家電下鄉、抗震救災等政府補助資金項目的直接支付業務，累計支付業務量1007.4萬筆、金額69.47億元，政府補貼資金實現從國庫到農民、受災群眾的點對點發放。

（四）反洗錢工作力度不斷加大。自2003年開始履行反洗錢職能以來，人民銀行積極推進反洗錢法律體系的建設，推動并參與起草《反洗錢法》，初步建立了以《反洗錢法》及其四個配套部門規章為核心的反洗錢和反恐融資法律體系。牽頭建立了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可疑交易情報會商制度、金融監管部門反洗錢工作協調機制，依法開展銀行、證券期貨、保險領域反洗錢監管工作。積極參與國際反洗錢合作，2007年6月正式加入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標志著中國的反洗錢和反恐融資體制已與國際標準接軌。2009年7月，正式恢復在亞太反洗錢組織（APG）的活動。不斷擴大可疑資金監測分析范圍，積極開展反洗錢現場檢查，協助公安等有關部門破獲了多起洗錢犯罪案件，在國家反腐敗、禁毒、反恐、維穩、掃黑除惡等重大斗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此外，金融統計標準化工作有效推進，統計數據的時效性明顯提高。貨幣發行管理進一步加強，現金供應及時充分。全面開展反假貨幣工作，重點加強農村反假貨幣工作，配合公安機關開展假幣案件偵查，并取得明顯成效。金融會計制度化建設不斷加強，金融全行業率先實現在2009年之前采用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金融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六、始終關注和支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結構調整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根本舉措。“十一五”期間，人民銀行積極推進信貸結構的優化調整，引導金融機構探索適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金融服務模式，充分發揮金融業在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的促進作用。

（一）加強政策引導和監督，著力優化信貸結構。貫徹落實“有扶有控”的信貸政策，使貸款真正用于實體經濟，用到國民經濟最重要、最關鍵的地方。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三農”、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的信貸支持；支持重點產業調整振興，嚴格控制對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著力提高信貸質量和效益。保證在建重點項目貸款需要，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放貸管理。強化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監督，防范信貸風險。

（二）全面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政策，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推動中小企業信貸管理制度改革創新，引導和鼓勵銀行開發信貸新品種，改善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推進信用擔保體系建設，配合全國工商聯部門在完善政府引導型擔保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企業互助擔保和商業性擔保業務的發展。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中小企業融資狀況得到一定改善。2010年3季度末，小型企業貸款余額7.12萬億元，同比增長27.7％，分別比中型、大型企業高8個百分點和15.2個百分點。

（三）大力發展“民生金融”，積極做好“三農”、就業、助學、扶貧等金融服務。出臺有關信貸政策措施，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家電下鄉、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發展。全面推進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對“三農”的金融服務。截至2010年3季度末，全口徑涉農貸款余額為11.1萬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2.7％，同比增長26.6％。進一步完善小額擔保貸款政策，支持下崗失業人員、婦女、高校畢業生等群體創業促就業。截至2010年8月末，小額擔保貸款余額233億，同比增長68.7％。大力做好助學貸款工作，截至2010年8月末，國家助學貸款余額303億元。完善體制機制，做好扶貧開發的金融支持。加強對大學生“村官”創業富民金融服務政策的協調配合，著力打造支持大學生“村官”創業富民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務平臺。增強對災區金融服務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十一五”時期金融業改革發展取得的顯著成就，是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正確領導的結果，是相關部門大力支持、緊密協作的結果，是金融戰線廣大干部職工辛勤工作、奮力拼搏的結果。“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人民銀行將繼續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堅持用改革和發展的方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力度，力爭在金融改革發展的各個領域取得新突破、再上新臺階！

第三篇：淺談金融與金融發展

淺談金融與金融發展

一、各類金融定義

有關金融的定義，歷來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金融是指資本市場的運營、資產的供給與定價，包括有效市場、風險與收益、期權定價與公司金融等。歷來對于金融的理解大致有“資金融通論”、“金融資源論”、“金融產業論”、“金融工具論”、“金融媒介論”幾大理論。

資金融通論：該論調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遠。《新韋氏國際英語大詞典》第三版、《辭源》（1915年版）對金融的理解均屬此類。雖然只是將“金融”進行了簡單的拆分，但這種說法最為經典的。王邵儀補充道：金融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通過貨幣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資金的經濟活動。

金融資源論認為金融是人類社會財富的索取權，是貨幣化的社會資財;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資源，是社會戰略性資源。

金融產業論認為“金融是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部門平等的產業”，以經營金融商品和服務為手段，以追求利潤為目標。

金融工具論和金融媒介論均著重強調了金融的功能性。一個指出無論經濟環境如何，金融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另一個認為金融是重要的媒介工具。但二者都忽視了金融的主動性和獨立性。

除了上述的專業解釋，董玉華則指出“金融是一種擔當”，認為金融機構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當注重局部和全局的關系。金融應具備面對利潤誘惑而堅持國家經濟和產業政策不動搖的“擔當”精神。

二、金融與金融發展

隨著金融的發展，其構成要素主要有五個方面：以貨幣（資金）為金融對象、以借貸為主要信用方式、包含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各類金融市場活動以及國家調控機制。這五大方面的發展共同促成了現代金融的發展。簡單來講，金融是人們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本，實現融資、盈利等目的的活動。但這只是對于金融最淺顯的理解，隨著金融活動的多樣化，金融定義將會越來越復雜。

現代社會下，金融的功能早已不再是簡單的“資金融通”。除了早期的服務功能、中介功能以及上述各類理論所涉及到的資源配置功能等，金融不斷演變出了現代社會下的功能，例如信息傳遞、公司治理、引導消費、區域協調、財富再分配等。而衍生工具的出現也使人們在企業經營、財富管理中實現風險規避。

提到金融發展，早期是指金融結構的變化，由Gurley和Shaw（1960）最早提出。他們認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增長，即金融種類數量增加、規模增大。Goldsmith（1969）后又補充相關理論，他搜集35個國家的金融發展狀況，認為除非發生戰爭與通貨膨脹，否則不同國家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金融結構的變化軌跡都會存在驚人的相似性。

而另一方面，Merton（1995）首次從金融功能視角出發分析金融發展水平，他指出盡管各個國家及地區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不一致，但是金融體系的功能都是配置資源。Levine

（2002）指出金融市場功能的提升，能夠使金融體系在特定過程中變得更有效率。金融發展可以通過金融體系功能的不斷完善，效率不斷提高來促進金融發展。

三、金融發展衡量指標

經濟學家Gold

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FIR，它表示一國在某一時點上所有未清償金融工具余額（金融資產總值）與國民財富的比值，金融體系越發達，金融相關比率即金融發展水平就越高。使用FIR指標的分析方法大致有三種：Gold

Smith分析方法，我國學者貝多廣的分析方法以及謝平的分析方法。

Gold

Smith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使用實際GNP平均增長率、貨幣化比率、非金融部門的資本形成率和外部融資比率等數據來計算FIR，但該方法并不適用于我國國情。貝多廣則選用資金總量、國內各總部門借款總額、各經濟部門自有資金（儲蓄）總額、國外資金流入凈額等數據，但數據獲得較困難。謝平提出用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同期GNP之比來代表FIR。

隨著時代的發展，新的指標也逐漸被探索出來。Levine（1997）采用了四個指標，除了傳統的金融相關比率FIR，還采用了銀行信貸與全部信貸（即商業銀行信貸加上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之比、私人企業信貸與國家總信貸之比、私人企業信貸與GDP之比。Rajan和Zingales

（2003）在研究不同經濟政策選擇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時，選用了商業銀行存款總額與GDP之比、國內企業股票發行市值與GCFC（固定資產總額）之比、國內企業股票市值與GDP之比和國內上市企業數目與人口之比。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指標較傳統指標有了一定的發展與改進，但核心仍然是宏觀加總指標，沒有涵蓋微觀層面。

國內學者也開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彭建剛和李關政（2006）在研究二元經濟結構與金融發展的內在關系時，選用貸款相關比率和金融結構比率度量金融發展水平。樊綱等人（2010）在編制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市場化指數體系時，計算了金融業市場化指數、金融業競爭指數和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指數，后被很多學者采納作為金融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

第四篇：金融改革發展及其內在邏輯

金融改革發展及其內在邏輯

一，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回顧

20世紀80年代：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

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早期，金融市場領域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大一統”的金融體系中只有人民銀行一家。當時金融體系最明顯的特征是，人民銀行既管宏觀平衡，又提供商業性金融服務。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就是改變這一金融組織體系結構，通過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機構，將中央銀行和商業性金融體系分開，構建一個所謂雙層銀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央銀行專注于宏觀調控、金融監管和為銀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務;商業性金融機構則從人民銀行獨立出來，面向企業和居民提供商業性金融服務。具體而言，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復建立的。建設銀行過去服務于財政功能;中國銀行在恢復設立之前實際上是人民銀行內部的國際局(對外加掛一個牌子);農業銀行當時是一塊虛的牌子;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過去只做進出口方面涉及的貨運險，是人民銀行和財政部的下屬機構。

與此同時，80年代還在探索證券交易。當時沒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個別證券營業部試點開展了證券交易。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發展以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為根據，與國家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和組織結構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專業銀行轉向商業銀行。當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和交通銀行都已經成立了，但四大行還是專業銀行，分別服務于工商業、農業、國際業務和項目建設等行業或領域，相互之間沒有充分的競爭。這顯然不符合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同時也難以進行調控。并且，如果國家在某一領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業發不出工資，國家要求給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須負責自己領域的政策性業務。這不僅不利于銀行業的發展，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的健康發展。基于這種考慮，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即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專門承擔政策性服務，四大行只承擔商業性業務，同時四大行不再按專業領域劃分業務，相互之間可以交叉、競爭，以便改進服務。

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的另一重要背景是，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建立以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基本特征的公司組織結構和初步的治理框架。當時就有一個問題，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也適用于這些大型國有銀行，那么這些專業銀行也要像國有企業改革一樣，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改變專業銀行的性質，變為市場競爭主體，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運營管理。

其次，這一時期建立了證券市場。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國家層面成立了證券委和證監會，后來證券委的發行審核功能合并進了證監會。

再次，保險業取得較快發展，特別是壽險開始初步發展。1998年，專門成立了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最后，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宏觀調控框架，明確了當時國家計委、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觀調控從直接調控加快轉向間接調控。

亞洲金融**期間：整頓與應對沖擊

泰國在1997年上半年就開始出現問題，到下半年金融危機跡象就比較明顯了。亞洲金融**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持續了4～5年的時間。亞洲金融**期間，中國金融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進行金融整頓。當時處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早期，金融領域有很多混亂的情況。特別是，由于會計標準沒有建立，商業銀行貸款分類方法不科學，財務紀律不規范，資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亞洲金融**影響下，相當一部分金融機構經營不下去，甚至關閉破產，廣國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為應對亞洲金融**沖擊，我國調整了金融體系的結構。就整個經濟體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適當分權的基礎上，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合理關系，但是在金融調控方面，還是需要進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體系的組織結構做了調整。

再有，金融業配合國家對亞洲金融**造成的重大沖擊進行恢復。為應對危機沖擊，當時推出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經濟刺激計劃，財政和金融部門都要配合這方面工作。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國有企業脫困。受亞洲金融**影響，國有企業困難比較明顯，因此國家推出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計劃。其實，當時銀行業也相當困難，不良資產大概在25%～45%，損失也很大。但國有企業涉及更多人就業，問題更加緊迫。因此，國家通過債轉股減輕國有企業債務負擔，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大型銀行不良資產，幫助國有企業休養生息，走出亞洲金融**帶來的大量下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這些措施實際上是由金融系統先承擔更大的損失，等國有企業狀況好轉后，金融業還得回頭再來收拾遺留下來的財務問題。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與發展：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

從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亞洲金融**影響開始，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個人認為，這個階段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內容可歸納為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

關于健康化和規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時也是規范化。在亞洲金融**影響下，銀行體系積累了很多問題，不良資產很多，資本金嚴重不足。證券市場起伏不定，總體來看上市公司質量比較差，發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較混亂。保險公司主要是壽險公司處于大面積利差損，即當通貨膨脹高、利率高的時候，保險產品參考銀行利率承諾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當通貨膨脹降低、利率下調后，保險公司資金運用的實際收益率較低，就會出現巨大的利差損。因此，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也非常不健康。

亞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對金融機構特別是有影響的大型金融機構進行財務重組，使其恢復到健康狀態。要進行財務重組，就需要弄清資產質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會計準則。銀行財務狀況對會計制度非常敏感，資產負債表健康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使用的會計制度。之前雖然對計劃經濟時代的會計制度有所改動，但是不夠徹底。當時資產損失不能減計和計提，比如庫存損失了或者某個投資項目損失了，都不能計提。這樣，銀行對企業貸款質量衡量和對不良資產的計算就是不真實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會公告盈利狀況，但因為損失沒有充分計提，數據是不真實的，對資本市場也會造成不良影響。2001年、2002年前后，我國對會計準則進行了改進。這是非常實質性、基礎性的工作。

對銀行來說，過去貸款分類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資產被掩蓋，通過實行貸款五級分類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銀行不良資產的真實情況，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貸款的基礎上，就可以明確哪些不良資產需要剝離，銀行需要補充多少新的資本。然后，國家就要想辦法注資。當年的做法是財政和金融體系拿出一部分資源進行注資，包括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來改進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資本狀況，隨后也改進了一部分證券公司的資本狀況，使這些金融機構基本合格。

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還需要不斷增強資本。因此，大多數效益比較好的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逐步發行上市，變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籌集資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結構，同時提升透明度，金融機構要受到來自廣大投資者特別是股票市場投資者和戰略投資者的壓力和監督約束，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加強財務和風險管理。

在此期間，另一項重要的金融改革是農村信用社改革。農村信用社資產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統總量的10%左右，當時不良資產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農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與前述大型國有銀行類似的辦法。同時，農村信用社比較分散，情況參差不齊，所以當時改革設計了正向激勵機制，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鼓勵做得好的，約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機構和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時，運用同樣的思路，但以財務損失自擔為原則推進中等金融機構，包括中等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當一部分好的金融機構也都成為上市公司。

這個階段，股票市場也大力推進了規范化。中國股票市場長期存在股權分置，上市國企的股票分國有股和流通股，國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場上流通，形成了雙軌制。股權分置是改革轉軌期間中國特有的一種現象，很不規范，影響了投資者信心和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2005年，國家下決心推動股權分置改革，解決了這一不規范問題。

由此可見，這個過程覆蓋了各類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證券和保險機構，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層次。同樣的改革邏輯關系和原則，使得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金融機構的改革之間存在必然聯系。這些改革為我國金融體系成功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打下了基礎。

關于專業化。專業化主要是指金融業更深入地依據市場經濟的規律去運作，同時金融監管也進一步走向專業化。2003年中國銀監會從人民銀行分設，明確了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家專業性監管機構的目標責任，理清了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的責任關系。同時，金融監管部門集中了人才，監管工作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跟上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的階段還沒有完全走完，隨著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金融領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國家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特別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這在宏觀政策和一些結構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體現。這段時期國際金融領域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針對全球金融危機給宏觀調控和金融體系提出的重大挑戰，在金融領域作出大量糾正和顯著改進。主要包括：對于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問題，比如資本不充足、杠桿率過高、衍生產品市場混亂(危機前，美國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過于復雜龐大，很多情況美國監管當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糾正，對相關市場進行改造，特別是加強了對金融體系中交易部門杠桿率的監管，增加金融穩定措施，對清算系統采取交易對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體系存在非常明顯的順周期性，即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好，評級評得好，股票價格高，借貸杠桿率也高;一旦出現危機，上述各環節就都會出現收緊，“落井下石”。順周期因素加大了經濟金融的波動性和危機程度。為此，需要在金融系統中引進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經濟好的時候讓它冷一冷，差的時候能夠扶一扶。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該提法在國際上被寫入了G20文件，在國內被寫進了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也連續幾年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

總之，國際金融領域推出了很多改革，這些改革對我們有很好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一是對于國際上出現的經驗教訓，有些我們也是深有體會的。中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經濟金融領域存在很多問題，2008年底、2009年初經濟同樣出現急劇下滑，只是我們的問題沒有美國、歐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沒那么狠。二是有些屬于發達金融市場的問題我們還沒有遇到，但是我們通過學習和反思，未雨綢繆，可以把國際上反思經驗教訓所建立的新規則、秩序、標準、監管學過來。這對我們防止今后犯同樣的錯誤是有好處的。

二，當前階段的金融改革和發展：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機后期，我們按照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著力推動金融業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

市場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經濟學術語中的資源是指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此外，有時也可以擴大到能源品等。總之，所謂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生產要素的配置。顯然，資金包括外匯資金如何配置，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要達到這一目標，就要實現資金價格即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這是市場化改革的兩個重要內容。

關于利率市場化。實現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過程，之前已經完成了一些步驟。2004年開始推動貸款利率市場化。當時推進利率市場化有一個總體思路，即先貸款后存款、先大額后小額，先外幣后本幣。后來，沿此思路邁出了若干步改革，隨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暫不在市場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開始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這幾年的改革，貸款利率已經完全放開，金融市場上的其他利率，如債券、拆借和票據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開，目前只對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動上限管理。很多人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后一步。其實，這最后一步我們是分若干小步邁出來的，在過去的兩年中，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先從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現在的50%，已經走了四步。我估計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實現市場化。

關于匯率市場化。我國匯率市場化也走過了較長階段。早在1993年底，我們就進行了雙軌合一的外匯體制改革，1996年中國宣布經常項目可兌換，并開始醞釀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但當時條件還不成熟，隨后就遇到了亞洲金融**，匯率體制改革一度放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即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按照這一要求，2005年推進了匯率體制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經過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調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每天浮動幅度由3‰逐步擴大至2%，同時人民銀行逐步退出常態化的外匯干預。新的匯率體制要求人民幣匯率更充分地反映經濟基本面，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反映國際經常項目收支的平衡情況，即匯率主要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經常項目收支共有四項構成，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個大項，以及投資收入和轉移款項兩個小項。

國際化

在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基礎上，金融改革和發展就可以加大國際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備這個條件的。最近幾年，國際化進展較快。一個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滬港通，實現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交所的互聯互通。國際化的另一重要領域是人民幣國際化勢頭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推進、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得到加強以及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當前已經運行的絲路基金和正在籌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包括正在熱議中的人民幣能否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從而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之一等熱點議題。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說，人民幣國際化起步比人民銀行、金融管理部門包括外匯局設想得要早，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歡迎程度也超過我們當時的預期。人民幣國際化之所以比較順利，主要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國家金融市場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機導致的貨幣不穩定，市場上缺乏美元，且對美元信心不足，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振蕩也較大，日本經濟也不太好，也影響了日元。總之，全球金融危機對主要國際貨幣都造成了負面影響，人民幣就受到了歡迎。首先是韓國出于穩定需要，主動要求和中國開展貨幣互換，隨后陸續有二十多個發展中國家提出貨幣互換，甚至一些發達國家也加入進來，從2014年開始，中國分別與歐央行及英國、瑞士等國央行做了貨幣互換安排。因此，可以說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多少有點兒意外地把人民幣推向國際社會了。

我們對待人民幣國際化的態度，首先是順水推舟，順應市場需求。既然國際社會歡迎人民幣，同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中國也是有巨大好處的。因此，我們應該根據自身經濟實力，順應實體經濟需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其次，要真想做強人民幣，使其符合市場預期站到那個位置的話，我們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業，繼續推進經濟金融改革、改變相關規則，不斷采取措施，以適應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

目前，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項。一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簽訂協議，在雙邊貿易投資中使用本幣。比如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經貿往來可以使用人民幣，也可以使用盧布。二是雙邊央行之間開展本幣互換。比如說，如果俄羅斯缺少人民幣，或者中國缺少盧布，兩國央行可以居中進行貨幣互換，由此人民幣就出去了。三是指定人民幣清算行。雙邊都使用人民幣的時候，境外市場上人民幣有時候多、有時候少，多的時候應該可以回流到境內，少的時候可以調劑出去，這個機制就需要由清算行來完成。理論上，也可以在中國設立盧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幣更受歡迎，所以很多國家希望設立人民幣清算行。同時，不僅是鄰國或發展中國家，近年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從英國開始一些西方國家也要求設立人民幣清算行。四是有些國家開始主動宣布將人民幣作為其外匯儲備一部分。五是雙邊本幣直接掛牌交易。人民幣最早和馬來西亞林吉特開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幣與林吉特之間的交易一般是通過美元套算，人民幣先換成美元，美元再換林吉特。這種套算方式有時受美元不穩定影響較大，同時差價也大，成本較高。通過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直接交易，雙邊貨幣就可以形成匯率，不經過其他貨幣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

關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國內金融改革發展順利推進的基礎上，人民幣可以加快走向資本項目可兌換。早在1996年，我國就宣布了經常項目可兌換。在資本項目方面，過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可兌換，很多其他項目尚不可兌換，比如股票、債券、基金等投資項下的可兌換程度還不高。另外一個特點是，事前審批多。其實，很多資本項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兌換，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審批，市場主體多數都能繞道而行。現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項目逐步放開了。但資本管制逐步放開不意味著放手不管，事中事后還是要管的，特別是有幾項的管理還要加強，包括反洗錢、反恐融資和反過度利用“避稅天堂”偷逃稅等。此外，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資本過度投機的措施。如果是中長期投資，我們是歡迎的，但對于短期炒作資金，國際上允許設置一些管制措施。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這些基礎性工作，對于在國際金融方面給予國內企業“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發展，能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關于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簡單來說，特別提款權是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個籃子，目前這個籃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歐元、英鎊四種國際貨幣。國際貨幣基金每五年審議一次特別提款權。2015年是審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幣可以加入這個貨幣籃子。這已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一個議題。人民幣國際化近年的勢頭很好，國際貨幣基金正在認真考慮此事。

多元化

在轉軌的早期，由于沒有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基本組織架構，沒有有效的宏觀調控框架，金融體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沒有實現規范化，也沒有應對危機的經驗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改造以后，轉軌經濟的金融體系才有條件更大程度地實現市場化、國際化，也才有膽量、有魄力、有底氣實現多元化。設想一下，當金融體系很不健康的情況下，是不敢發展一些復雜衍生產品的。當前的互聯網金融發展亦是如此。發展互聯網金融必然會帶來一些風險，如果金融體系基礎不好，就難以承受這些風險，但如果基礎打好了，就可以發展。最近一段時間，從國務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勵和規范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基本框架。與此相關的議題都反映了當前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所處階段的多元化特點。

三，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內在邏輯

通過以上回顧不難看出，中國金融改革開放有著很強邏輯性：在轉軌的早期，需要通過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調整，才能逐步邁向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的階段。

轉軌經濟必然面臨類似的改革困難

我們不妨比較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轉軌國家，即從過去集中型中央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其基本特點都是在轉軌的過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財務窟窿。首先，轉軌開始后，過去由中央計劃集中配置資源所導致的失誤必然要表現出來，或者表現為財政上有巨大的債務負擔，或者表現為銀行體系有巨額的不良資產。其次，在轉軌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不健全，監管經驗不足，監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損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不開，導致金融體系損失增加。中國在改革早期，有的企業發不出工資了，就連過年包餃子的錢也要銀行先墊付，叫包餃子貸款。可以想象，餃子吃完了，什么都沒剩下，拿什么去還呢?因此，金融體系的質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國當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亞洲金融**爆發時，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率最少的估計是25%，多的估計是45%，具體數值取決于采用何種會計標準和貸款分類標準。如果是45%，銀行業不良資產則將近當時GDP的一半，其中有相當部分體現為金融系統的損失。不光是中國，前蘇聯、東歐和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非常嚴重的財務困難，有的體現在財政，有的體現在金融體系。1998年，俄羅斯的大銀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連國債都違約了，導致本來發生在亞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傳到了俄羅斯和巴西，隨后就引起LTCM的倒閉。

在國際比較時會發現，轉軌經濟體的金融體系改革發展都必然面臨幾大難關。如果沒有強有力措施，不下大的決心，不清理財務不健康問題，不引入市場經濟規律，銀行體系將很難存續。其結果是，大多數前蘇聯、東歐國家、巴爾干國家的銀行體系都挺不過去了，或幾乎全部業務讓給西方國家的銀行進來做。可以看到，不少東歐國家的外資銀行份額占到90%以上。中國目前外資銀行在銀行業總資產中占2%左右。由此可見，如果中國不經過一系列的財務重組，推進市場化、健康化、規范化，很可能本國銀行體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發展要及時補課

今天我們雖然有條件推動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過程中，也有個別需要補課的內容。因為有些改革過去曾經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機等各種各樣的原因，被耽擱了下來。一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初步框架。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險條例》已經開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體系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既然允許大家辦銀行，現在又提出允許民營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改善對社區、農村等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按照市場化原則處置銀行倒閉問題。按道理，存款保險制度早就應該建立，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做成，現在補上。

二是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承接當時專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從而使大型銀行可以轉變為商業銀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銀行應該怎么往下改呢?對此，國際上的認識也是有反復的。在里根、撒切爾時代，國際上主張公營機構私有化，也確實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機構經營得不好，造成了損失，1998年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倒閉，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議改掉這些機構。后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國際社會發現，很多事情商業性金融機構還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做補充。同時，政策性機構的經營模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是一定就虧損、向國家要補貼。有些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服務國家戰略導向的同時，實現了財務上可持續，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通過改革變成可收費項目，比如說公路，這樣政策性銀行可以做成開發性金融。當然，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時總結、評估。

總之，在當前階段，我們需要補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與此同時，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繼續做好以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為特征的金融改革發展各項工作。

為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服務實體經濟，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總局”)修訂了《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規定(試行)》。主要內容如下。一是試點外債比例自律管理。跨國公司成員企業借用外債實行比例自律，主辦企業可全部或部分集中成員企業外債額度；外債結匯資金可依法用于償還人民幣貸款、股權投資等；企業辦理外債登記后可根據商業原則自主選擇償債幣種。

二是優化國際主賬戶功能。境內銀行通過國際外匯資金主賬戶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過前6個月日均存款余額的50%(含)額度內境內運用；在納入銀行結售匯頭寸管理前提下，允許賬戶內資金一定比例內結售匯。

三是簡化賬戶開立要求。允許跨國公司資金集中運營A類成員企業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無需進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賬戶；符合條件的跨國公司主辦企業可異地開立國內、國際外匯資金主賬戶。

四是簡化外匯收支手續。允許銀行按照“了解客戶”、“了解業務”、“盡職審查”等原則，審核相關電子單證真實性后辦理經常項目外匯收支；允許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對外支付購匯與付匯在不同銀行辦理。

五是完善涉外收付款申報手續。簡化集中收付匯和軋差結算收支申報程序，建立與資金池自動掃款模式相適應的涉外收付款申報方式，允許銀企一攬子簽訂涉外收付款掃款協議。

六是加強事中事后管理。首先，銀行、企業等應按照規定及時、準確報送試點業務等數據。其次，各級外匯局應當加強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業務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對異常或可疑情況進行風險提示，依法開展現場核查檢查。第三，國家外匯管理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局、外匯管理部(以下簡稱“分局”)既可要求主辦企業一次性更新之前備案材料，重新制定操作規程備案；也可僅就外債比例自律管理等新增業務單獨備案。分局參照前述規定辦理向總局的備案，新開展業務的分局須向總局整體備案業務操作規程。第四，分局在審核企業備案操作規程過程中，須嚴格審核外債和對外放款額度，確保準確；做好系統維護，加強部門協調和對銀行、企業的監管。

第五篇：貨幣通脹周小川講話

周小川出席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第二十四屆部長級會議

http://www.tmdps.cn 2011-9-25 7:52 新華社

新華社華盛頓９月２４日電（記者蔣旭峰 陽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第二十四屆部長級會議２４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發展形勢和政策挑戰、基金組織改革等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和易綱副行長出席了會議。

周小川在發言中指出，上次會議以來，世界經濟復蘇勢頭明顯減弱，經濟運行下行風險加大，迫切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主要發達國家應盡快出臺明晰可信的中期調整戰略，提振市場信心，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應繼續調整結構，增加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基金組織應抓住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為有關各方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周小川在介紹中國經濟形勢時指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繼續由前期政策刺激的過快增長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貿易平衡趨于改善，預計全年經常項目順差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將進一步明顯下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仍然較強，但短期內也面臨物價上漲較快、資本流入較多的挑戰。未來，中國政府將進一步把握好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力度和節奏，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三者的關系，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

在談到基金組織改革時，周小川強調，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入，國際社會對基金組織的作用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基金組織應從尋找此次危機爆發的根源出發，調整監督框架和監督重點。同時，基金組織應繼續改善份額和治理結構，盡快推動２０１０年份額改革一攬子方案的生效，切實保障長期資金的來源，以滿足成員國應對危機的需要。此外，基金組織應繼續深入研究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推動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多元化，并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控的方向完善。

此前，周小川行長和易綱副行長在華盛頓還分別出席了ＩＭＦ和世界銀行２０１１年年會、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晚餐會及二十國集團財政及央行副手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