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最近網絡上出了一個最新中國社會的階層劃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錄如下：

1級：以在任委員、退休常嘒委為代表，和2的區別在于，1對全國局勢有控制能力2沒有。2級：以在任實權省部級干部、退休委員，比如劉跨越就是本級的典型，部分大權嘒貴TZD富商、大銀行家（這個目前是體制內）為代表。和3的區別在于，2能影響國家政策3不能。3級：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別實權的局級，或是大企業主、一般權嘒貴富商、名牌大學校長、中等銀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標之類）為代表。和4的區別在于，3能夠影響一個地區或者行業的發展，4不能。3以馬云、馬化騰等為體制外的頂峰，3其實是行業精英或地區體制精英。

——1—3級是中國的上層社會，普通人非奇遇不能進

4級：以一般地廳級、實權縣處級、院士、大教授、高級職業經理人、名醫名律師、高校校長、演藝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業主、小銀行家之類為主。普通人通過奮斗最多能夠達到這個層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國區總裁、范冰冰之類就是體制外本級的頂峰。4和5的區別在于，4和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5沒有。

5級：以小企業主、普通處級副處級或實權科級干部、教授、中等職業經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線明星、小有名氣的醫生律師工程師等。5和6的區別在于，5有自己的事業，6沒有。

6級：以普通公務員、主流企業職員、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職業者、一般醫生律師、一般工程師、大點的個體戶等為主；

名牌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多在這個層次。6和7的區別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間，7很難。----4-6級是中國的中層社會，分別是高中低端中產階級，普通人通過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級。

7級：以普通企業工人、邊緣化的體制內、小個體戶、城市底層土著、富裕農民之類為代表。7和8的區別在于，7能夠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級：以血汗工廠工人、普通農民等為代表。8和9的區別在于，8能夠自食其力，9不能。9級：以大城市底層失業人口、偏遠山區農民等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級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中國目前8>9，已經開始向紡綞型過渡。

所謂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就是中層遠小于底層，比如印度；紡綞型的社會，就是底層少中層多（上層哪兒都少），比如美國。

以后中國會以5-7級人口多，8-9級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這個模型最后的結論。中國以后一定是7——9級人口多（后面會分析），所以中國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而要達到紡綞型的社會，則應該是4——6級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這個模型是一個線性結構，能夠解釋一些社會現象，但是不夠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讀中國社會個階層就必須把這個模型變成立體結構——簡單的說，假如上述1-9級是一條X軸，那么還得加上一條Y軸——體制內，或者說公務員與官員（包括軍隊里的軍官）。將這兩條軸線結合起來看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比如，在X軸中越往上走，則在Y軸投影面積越大，到了上層（1——3級），95%以上都屬于體制內。而體制內在下層投影面積幾乎為0。普通人如果在體制外最多能到4級，而到體制內則可以達到頂峰。這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級別，體制內與體制外不僅僅社會地位有很大差別，在其他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也差別甚大。

說點有意思的。

毫無疑問，1——3級是上層，是統嘒治階層，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從經濟發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階層。而4——6級大致屬于中產階級。他們也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級是可以分享經濟成果的最低階層（雖然比例小得可憐）。

那么，這樣的金子塔結構怎么保持穩定呢？最基本的統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壓、控、放。1-3級的利益是保，否則統嘒治階級內部就要分裂，團結是第一位的。第4級是拉。社會精英要拉攏，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資源，為了穩定，這個階層都得進人大、政協，有什么訴求“內部協商”。5—6級是壓。普通人比較優秀者一般到這個位置幾乎就是天花板了，社會幾乎沒有給予他們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間，對于這些階層創造財富的熱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壓制——每當這些階層積累一定的財富時，新的政策或者游戲規則出臺，積累的財富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切走了。7—8級是控。所謂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動。7—8級沒有上升空間，在社會上也就混口飯吃，是絕對數量最大的一個人群。由于這個人群無法向上流動，只能向下嘒流動，但是向下嘒流動到9級——9級數量過大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動——怎么控制？宏觀經濟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長、控通漲”，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社保（從4、5、6級的財富中切下一塊分配給8-9級），除了胡蘿卜也有大棒——從城嘒管到暴力機關，對抗與沖突的事件基本都在這個階層。9級是放。放是放棄的意思。這個階層只有在過年過節，才有可能得到官員作秀的一點點可憐的慰問品。

這種統嘒治模式在經濟基本面不出大問題的情況下是有益于社會穩定的——即使這個社會充斥著腐嘒敗、不公正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這種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個強勢的人物也不能輕易改變。

比如西紅柿，他試圖創造另一種模式——即打嘒壓第4級，然后將第4級的財富分配給8-9級。雖然他在普通民眾中獲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級的能量——他們可是與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也可以認為他們是上層在這個階層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強勢的西紅柿也只能悲催了

這里必須強調的是，財富再分配只能在4、5、6與7、8之間展開，1-3級是不會動的，甚至在4、5、6中體制內人士也不會動他們的利益（這也是要增加一個體制軸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強制社保，不僅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還要多切一塊分配給4、5、6中的體制內。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撫7、8，防止7、8流動到9，另一方面就是壓制5、6。至于印鈔就更好玩了，這是1-3級無條件對4-8級剪羊毛——當然，也會拿出一小部分來給7-8，比如，提高退休職工工資標準。

在90年代。強勢的經濟沙皇搞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幾千萬工人下崗——把大量的8趕到9去，搞民生產業市場化——從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塊弄成“市場需求”供1-6分享。這個時代，7-8的待遇是最悲慘的，與此相對的是，4-6的機會是最多的——那個時代出現了一大批明星企業，因為4-6的紅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會得以穩定。到了HW時代，強調和諧，于是通過提高工資標準、強制社保等等來安撫7-8，過去10年，除了少數行業（房地產、金融），其他行業的發展機會遠遠比不上90年代。

過去20嘒年的歷史表明，在現有的體制下，財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與7、8之間展開，1-3任何時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從1-3中切蛋糕來分配給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時候，我對實質性的減稅不報任何希望。

說說法律。

毫無疑問，法律是為統嘒治階層服務的，具體的說就是為1—3服務，這個服務的邊緣就是第4級以及5級中的體制內，法律的鴻溝在4-5之間。當不涉及1-4級時，法律是相對公正的，也受到輿論較大的影響——具體參見吳虹飛案。當法律的兩個對象涉及4級以上與

4級以下時，法律就成了掩護權嘒貴的遮嘒羞嘒布——具體參考李天一案、70碼等等。特別要強調的是，在4級以上特別是1-3級的糾紛，都不會通過法律解決——因為上層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騙4級以下的老百姓。上層的糾紛是實力對比喝講茶，這個層面講法律傳出去是要被笑話的。最典型的是360與QQ的戰爭，事情鬧得這么大，沒有通過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諧了。

階層的固化是金子塔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個人奮斗遠遠不如人脈更重要。有一個好爹當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沒有靠鉆營靠獻身——或者說“我不嘒要嘒臉了”也有機會獲得層面更高的人提攜。無數事實證明，層面更高的人士提攜比個人奮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階層。5-6級如果有4級體制內或者3級以上的人提攜，很容易到達4級。7-8級如果有4級以上的提攜，也很容易到達5-6級。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有貴人賞識，要到更高的階層也必須要有自己的事業，沒有事業那么5級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學，毫無疑問，美美同學獲得3級以上的貴人賞識，但是美美同學的智商顯然還沒有突破靈長類的下限。她很可能獲得了一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獲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顯然她沒有建立自己的事業，如果沒有后面的貴人光環，她實際地位連第5級都算不上。

下面談談各個階層復雜的心態。

1-3無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這個階層另一個特點就是利益可以世襲——只要社會保持穩定，他們的子子孫孫就可以穩定的待在這個階層繼續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這個階層最討厭變化，最喜歡的就是穩定。所以，即使在體制內，政績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維嘒穩才是真正的一票否決。在這個意義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現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個政治人物同時具備2點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與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類的伙伴能沖破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縛。在和平時期，我對出現這樣的人物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動蕩時期出現這樣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個極右的野心家——這對整個民嘒族幾乎是最差的選項。

4級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沒有的話。因為他們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階層，而且與上層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成為4級也與這些“千絲萬縷的聯系”脫不了干系。他們關心宏觀政策的走向，但是他們更相信體制朋友給的內幕消息。從整個階層而言，他們是比較穩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沒有成為同級體制內或者更高階層的對立面，否則他們掌握的財富就成了別人眼中的最豐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參考曾遠志案嘒件。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這個階層的體制外最容易成為犧牲品——與權力結合固然是發財的捷徑，但同時也懷抱炸嘒彈。所以，這個階層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謹慎——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比較典型的例子如馬云、柳傳志。在這個意義上，王石、任志強才是令人欽佩的。基于上述原因，這個階層的人是最沒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階層是創業熱情最高的階層。他們沒有與上層“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有靠分析宏觀形勢與政策來尋找機遇。他們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強的改革愿望。但是現實的犬儒主義使這些階層大多數人選擇觀望——頂多是在言論上呼吁。他們一方面羨慕4級以上階層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階層中找到優越感，這種復雜的情緒讓這些階層的人群充斥著一種浮躁的心態。需要強調的是律師這個人群，4、5、6階層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強烈甚至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能行動起來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獨立，律師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敗的的情況下，律師生存的空間只會越來越狹窄。所以律師為社會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與行動更大意義上是為自己的命運做抗爭。7-8階層是最沒有希望的階層。他們沒有上升的空間，沒有人脈、積蓄很少甚至沒有。他們可能一輩子都在為一套房子在奮斗。他們不關心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因為這些與他們無

關。即使有個什么機遇，他們也沒有任何資源（人脈、資金）來把握這個機遇。最不公平的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福利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們沒有安全感——事實上每當經濟低迷或者惡化，他們有很大一部分將跌到最悲慘的9級。他們渴望一夜暴富——買彩嘒票是少數可能實現他們這個愿望的途徑——另一個途徑就是綁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學）。在一個惟利是圖的世俗社會為了財富與利益他們大多數人可以毫不猶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嚴。他們渴望改變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動嘒亂——這2個階層充滿著一股暴戾之氣。

9級是這個社會最悲慘的階層。在全球還沒有幾個國家象這里直接將一個階層作為棄子。權嘒貴們可以慷慨的對外拿出大筆援助，卻舍不得給予這個階層一個銅板。這個階層沒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農村只能茍嘒延嘒殘嘒喘。這個階層是最不安分的階層，如果說7—8兩個階層充滿著一股暴戾之氣，那么9就是直接鋌而走險——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來自這個階層。

當法律不能維護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時，被權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辦？上嘒訪，期望遇到一個海瑞式的清嘒官來主持正義？這種事情發生的幾率不比買中國彩嘒票中獎的機會更高。2012年，一個副部級官員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險的時候，他沒有去尋求組織的幫助，而是果斷的躲進美領館。幾個月后，一個盲人也進入美領館。最后他們的結局都不錯——副市長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國獲得了自嘒由。對比那些在信嘒訪總局門前被截嘒訪、毒打、關押的人們，雙方的境遇無疑天壤之別。

是的，如果說這個社會還有公平正義的陽光能夠穿透重重烏云照耀在普通民眾身上，那么，這縷陽光一定來自于國際社會的壓力。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力量。

公平正義是奢侈品，顯然不可能產生在亞、非、拉這些不發達國家。即使這些國家實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錢收買。過去幾十年，能夠在國際上主持正義并付諸行動的，一般僅限于歐美發達國家。但是，近幾年事情也在發生變化。

08年后，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歐洲陷入一個債務危機的泥潭，這個時候，歐洲迫切需要中國的財富來挽救經濟。中國當然承諾了巨額的援助——天下沒有免費的蛋糕，當接受了中國的財富后，他們就只能在另一個領域閉上嘴巴。

現在只剩下美國了。先不論美國與中國復雜的經濟關系。簡單說說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美國是兩黨制。在對外政策上，兩黨的政策可謂涇渭分明。

共和黨執政時，對外將普世價值觀作為最重要的標準。這個時候，美國更象一個正義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都噤若寒蟬。典型的案例就是薩大叔的悲劇（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黨執政時期）。

民嘒主黨執政時期，普世價值觀雖然也是重要的標準，但是這個上面還有更重要的標準就是美國自己的利益——具體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國的經濟利益。所以，民嘒主黨執政時對外一般講和諧，講撤軍。這是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最喜歡的時期。克林頓時期打擊科索沃是個例外，因為種族屠嘒殺，大批難民已經影響了歐洲的穩定，這次是北約出面，美國不過是湊了個份子。

對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黨執政時一般都是特別能花錢的主；而一旦民嘒主黨上臺開把自己經濟利益放到第一位時，以美國的地位攢下兩錢也不是特別難的事——這就造就了兩黨輪流執政的基礎。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國庫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國人民讓克林頓上臺，8年后，老克攢下4000億美金的財政贏余，這個時候自然得讓小布什上臺把錢花出去，沒想到小布什太能折騰，不但把老克的積蓄花光還弄出一個次貸危機，所以08年，奧黑上臺基本沒有懸念。

奧黑上臺好啊，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都在放鞭炮——這不，無災無難又4年。最后一縷陽光終于被烏云遮蓋。2012年該死的奧黑居然繼續連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黨執政的可能性很大。壞消息是，如果16年繼續是民嘒主黨執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僅僅是如果，12年美國大選時是共和黨獲勝。18大還會是這樣嗎？哪怕是7長老中多2個改革派，現在都會大不一樣。

很多diǎo絲渴望社會動蕩，以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機會。徦如，社會真的大動蕩了7、8、9真有機會嗎?明天我將做一個社會動蕩下的各階層變化模擬分析，讓下層的diǎo絲看看什么叫：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假如社會出現大動蕩，那么，社會各階層會出現什么樣的變化呢？

毫無疑問，1-3級大部分都要失去權力。但是，即使失去權力，這些層面的人也可以很輕松的移民做個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經撈飽了的，也無所謂了。即使有個別清廉的，也頂多掉到4級——靠演講、寫回憶錄也可以保證下半輩子舒適的生活。典型案例參考戈氏。需要強調的是，1-3級相當一部分人在社會大動蕩后會繼續呆在1-3級。原因無它——上層曾經掌握的資源太多太強大了，換一個馬甲，找個代嘒理人一樣可以保證幕后人物繼續掌握著國家大部分權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參考葉利欽時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動蕩會給4級開一扇向上的大門，一批第4級中的優秀者會進入1-3級填補這個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參考普京簡歷。1990年819事變前，普京已經擔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這個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級），后面的經歷大家可以自己去問度娘。

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4級是分化最嚴重的階層，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級。

5、6級的境遇與4級類似，少數人進入4級（個別優秀者可能進入3級），大多數人直接跌到7-8級。沒辦法，社會動蕩時首先消滅的就是中產階層，動蕩必然帶來的惡性通貨膨嘒脹將中產階層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P嘒民的100元變成1分錢可能無所謂，中產的100萬變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劇。

7-8級更慘，過去好歹有個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現在大批企業破產，大量7-8級失業——直接掉進9級。9級人數急劇膨嘒脹，加劇社會的動蕩，形成惡性循環。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會動蕩時期。最有上升機會的是4級，其次是5-6級（6級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級唯一的機會就是掉進9級。但是從整體而言，即使是4、5、6級上升的幾率也遠遠小于下降的幾率。所以，社會動蕩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是個多方共輸的結果。

為什么7-8級沒有機會？很簡單，當社會動蕩時，整個社會某種意義上更遵從一個叢林法則。實力成了壓嘒倒嘒一嘒切的籌碼，7-8級有什么實力？資金、人脈、名望（號召力）、閱歷??無論硬實力或者軟實力一樣都不具備，憑什么在社會動蕩時期會有機會？動蕩前連部分經理都沒混上，還指望動蕩后能做市長、省長或者D和國家領導人？這大概就是白日夢吧。6級哪怕是畢業不久，至少還有個名牌大學的人脈——雖然機會很小，至少還有希望。

跌入9級怎么辦？以目前底層目前浮躁充滿戾氣的心態，相當一部分人會鋌而走險，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為暴力侵害者，最終都是暴力的傷害者。典型案例參閱連續劇《上海灘》。正所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第二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分析

【內容摘要】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就會發現，階層結構的變化是中國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最核心內容。在這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歷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經歷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這些轉變最直接地體現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變遷上。關鍵詞：改革開放 社會階層

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原來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分化了，產生了諸如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農民工群體等新的社會階層，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也發生了并且還在繼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下面就簡單的介紹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

（一）社會結構的中下層在逐步縮小

l、農業勞動者不斷地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農業勞動者階層正在逐漸縮小

農業勞動者階層的縮小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在發達國家，農業勞動者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階層，一般都僅占其總人口的15%以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勞動者數量在大量減少，他們占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務工經商、興辦鄉鎮企業、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當前中國農業勞動者實現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僅僅外出務工經商就吸納了8000多萬農業勞動者，還有上億農業勞動者被吸納到鄉鎮企業，成為鄉鎮企業工人、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在未來的十幾年中，農業勞動者的數量還將繼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業服務業員工和產業工人階層在分化

伴隨著農業勞動者的逐年減少，整個社會結構的中下層（或底層）部分也在逐步縮小。當然，社會結構的中下層部分不僅包括農業勞動者，通常還包括傳統型的、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商業服務業員工與產業工人。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的數量有所上升，近年來，一些以商業服務業為中心的城市發展迅速，小城鎮的擴張運動還在持續，這些將導致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規模的繼續增長，并開始出現分化，尤其是隨著新興服務行業的出現，隨著服務行業的產業層次逐漸提高和日益規范化、現代化，這個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成員將向上流動，進入社會中間層，從而對縮小社會結構中的中下層起著重要作用。

（二）社會中間層已經出現，并且正在不斷壯大

按照國際學術界的分類，社會中間層主要由兩大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所謂老社會中間層，包括中小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和富裕的自耕農；另一部分是所謂新社會中間層，主要包括大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行政與管理人員、辦事員、商業服務人員和技術工人等，他們不但在收入上處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會聲望上也處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私營經濟。特別是90年代以后，隨著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改造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出現了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經理。私營企業主和經理人數的多少跟經濟發展水平是很有關系的。

三）掌握或運作經濟資源的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

在中國社會結構較上層的部分或者說居于優勢位置的社會階層中，掌握或直接運作經濟資源的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在這類階層中，除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外，還有私營企業主與經理人員。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私營企業主階層從無到有，經理人員從干部隊伍和企業主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這兩個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穩步上升，而且還將繼續上升，尤其是經理人員階層的比例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隨著現代企業制度和產權形式的發展，企業主的數量將穩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對減少，而企業經理人員的數量將會明顯增加。不過，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規模增長還未達到頂峰，在未來幾十年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例還會有所上升。

但是中國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還僅僅是一個雛形，與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理想形態及其運行機制相比較，還有很大的差距，其內部還存在諸多的不合理之處，明顯具有過渡性、自發性和半封閉性等特點。相應地，這個結構雛形還有許多方面與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還不相適應。

（一）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處，影響階層位序等級的合法性

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機制，如市場機制和國家再分配機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機制。無論是怎樣的配置機制，都將影響人們所享有的資源的份額，從而影響人們的階層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存在，卻嚴重地影響著人們對現有階層位序關系的認可和認同。

（二）城市化過程滯后，不利于農業勞動者階層縮小和社會中間層擴張

與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相比較，城市化滯后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成長緩慢的一個客觀原因。所謂城市化滯后，是指社會總人口的城鄉分布結構（以及勞動人口的就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不相稱。因為，在現代意義上，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過程。在中國，工業化已經取得相當進展，產業結構水平比較高，而就業結構水平卻比較低。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社會中間層在不斷擴大。三位一體的體系正在形成。

（三）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存在區域不均衡性

與經濟發展一樣，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的發育也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均衡現象。越是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簡單，越是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中間階層規模過小；越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復雜，越是具有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越來越小，中間階層規模越來越大。一方面，國家現代化建設不允許存在大片地區處于經濟落后狀況，所以急需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這樣一種舉措。另一方面，由于落后，這些地區不僅留不住本地專業技術人才，也難以培育出一個足以改變當地經濟不發達狀況的個體工商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這種情況下，要開發這些地區，無疑需要國家采取措施，從外部吸引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家等去參與當地的經濟發展。但這又使中西部的大開發更多地停留在國家行為層面，缺少當地社會各階層的有力參與，而當地社會各階層的參與，卻是開發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基礎。

第三篇：新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新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新華網浙江頻道9月22日電（《觀察與思考》雜志■記者 劉曉林）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中國十大社會階層的劃分和流動”的推出，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因為它與每一個人都不無關系，因此人們對它的關注度極高。為探討這一課題，觀察記者日前特地趕到北京，與負責這一課題的課題組組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教授進行了對話??

記者：目前，你們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按順序排列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擁有組織資源）；經理人階層（擁有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私營企業主階層（擁有經濟資源）；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個體工商戶階層（擁有少量經濟資源）；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擁有很少量三種資源)；產業工人階層（擁有很少量三種資源)；農業勞動者階層(擁有很少量三種資源)；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基本沒有三種資源）。請具體說說是依據什么來劃分的？

陸學藝：原來的歐美也好，中國的毛澤東主席也好，都是以生產資料的占有為標準來劃分的。我們的劃分，進行了3年的實際調查，根據工業化國家和社會的實際情況，以社會職業為標準和基礎進行劃分。另外補充三點：即有權沒有（擁有組織資源嗎）？有錢沒有（擁有經濟資源嗎）？有文化沒有（擁有文化資源嗎）？

國外的劃分標準一般根據職業的不同，一般來說如果職業高，相應的三種資源也多，兩者基本上是成比例的。但在中國，有時職業與三種資源的擁有量并不一致。

因此，在職業分類的基礎上，我們又以人們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來表現各社會階層的基本特征。組織資源也可以稱為權力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執政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資源是指社會以證書或資格加以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學歷文憑。

我們認為，在當代中國社會，這三種資源的擁有狀況是各社會群體及成員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的綜合社會經濟地位的標志。如果說職業類別是我們劃分中國社會階層類別的基礎，那么，這些資源的占有情況則是我們確定各社會階層的社會等級差別的依據。這一結論是基于課題組數年的社會調查得出的。在對大量個案訪談資料所做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人們憑借其社會經驗和主觀感覺對人群進行的分類，主要依據的標準也是權、錢、文化。實際上，社會學者也常常采用這三類指標來研究當代社會的階級階層劃分。我們也得出同樣結論：在當代中國，這三種資源的占有量決定著人們的綜合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著他人以及自身對本人的社會評價。

依據這三種資源的占有量來分析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社會經濟差別，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的社會經濟分化現象，把握資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轉型期我國社會階層分化的表現

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對工業、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暴風驟雨式的階級斗爭以及國家工業化建設，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逐步形成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這種階級階層結構是“同蘇 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基本類似的，并沒有形成現代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的嶄新發展時期。來自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使我國社會從農村到城市的社會生產力獲 得了空前的解放和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伴隨著 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們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聲望等方面發 生較大的變化，作為我國社會結構重要方面的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 化，階層分化逐步形成。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現代化進程的加深，我國原有的“兩 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內部發生了分化，而且出現了新興階層。

首先，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隨著現代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社會轉型，現階段，工人階級由原來的兩大部分即國有企業工人和集體企業工人已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層:一是藍領工人階層。即產業工人，主要包括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從事體力勞動的體力勞動者;二是白領工人階 層。包括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辦公室工作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三是國家 和社會管理者階層。主要是指黨政、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中行使實際黨政管理職 權的領導干部，主要包括國家公務員、黨的各級干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中的 各級干部以及工作人員。這類階層人員1999年占從業人員的2.1%，他們大多數是 知識分子，擁有文化資源;而且他們都具有不同級別的權力，擁有組織資源;有 的擁有專業技術特長和職稱，但大都脫離了自己的專業技術工作，變成了職業官 員。這個階層成員是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政府權力的掌握者和行 使者，體現黨的意志、執行政府權力。現階段，“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決定了這 一階層在趨于等級分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居于最高或較高的地位等級，是整個社 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 工人階級已發展成為一個超越原來社會層面的龐大階級，不再是僅限于原來意 義上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工人，其規模不斷擴大。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 顯示，2002年我國城鎮就業人員24780萬人，如果加上農民工人數9460萬人，工

人階級隊伍大約在34000萬人左右。改革開放以來，隨著

二、隨著新興經濟部門的出現，三產業中的知識含量的增加，工人階級的科技文化素質不斷提高。同時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工人階級中的知識分子群體不斷擴大。這對于推動我 國科學技術和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及提高我國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知識經濟的興起、信息時代 的到來，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會越來越龐大，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也會不 這是階級進步的大趨勢，斷提高，也是社會發展的主流。

其次，農民階級內部的分化。改革開放前，農民階級主要指以種地為生，從 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廣大農業勞動者。農民階級是改革開放以來分化最為顯著的一 個階層。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階級的分 化日益加快，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六個階層:一是農民企業家階層。農民企業家階 層是從整個農民階級隊伍中分化而來的，大多是鄉鎮企業的廠長。他們的經濟來 源已不是農業種植或養殖，而是工商經營。在改革開放初始階段，他們大多是鄉鎮 集體企業的經營者。隨著企業轉制，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己成為私營企業家。其 中有些人的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己從農村進入城市，發展成為現代化的企 業。二是鄉鎮企業職工階層。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得到了迅速的 發展，從業人數已達1.5億左右。這一階層的人員基本上屬于“兩棲”人，工會 方面承認他們是工人，因為只要你參加工廠生產勞動，建立事實勞動關系就是工 人，而農業主管方面認為他們不是工人是農民，不應該參加工會。事實上他們的 “地位”確實很不穩定。在工廠做工時就是工人，失去工作就是農民。他們的勞 動權益缺少保障，受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甚小。三是進城農民工階層。農民工進 城務工是農民階級階層分化流動的一大表現。據有關方面統計，這部分人己占城 市工人總數的30%以上。這部分人并非永久性工人，他們的家庭還在農村，當他 們失去城市中的工作之后，仍然只能回到農村。他們是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相 比農民，他們的收入相對較高，勞動強度相對較輕;相比城市工人，他們的勞動強 度相對較高，勞動條件相對較差，收入相對較低，且勞動保障相對較弱。四是土地 承包者和農村專業戶階層。這一階層實際是富裕農民階層。他們靠勤勞和某一方 面的種植或養殖經驗致富起步，在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后，或承包大片土地，或承包養殖場所等，在農副業機械等方面作一定投資，進行規模生產，常雇用臨時農民工 或農機手。他們是農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對農業現代化起著示范作用。五是普 通農民階層。這是農民中的大多數，是農民階級的代表和最主要的力量。他們從 事一般的農副業生產，除去國家稅款和各種提留款項之后，有一定的純收入，基本 解決溫飽，并有一定積余。家庭收入一般比改革1999開放前有較大提高，但總體收入增 長速度較慢。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9.3%，而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 僅為3.8%。這一階層農民的思想進步程度、組織程度、接受教育程度、勞動生 產率發展程度和富裕程度及其發展方向，代表著我國整個農民階級的主流和發展 方向，是我國黨和政府制定農村政策的最主要的著眼點。六是貧困農民階層。全 國還沒解決溫飽的貧困農民據統計還有5000萬左右。與工人階級內部階層分化 不一樣，這不是農民階級階層分化過程中新生成的階層。由于中國農業長期比較 落后，生產力水平不高，人多而可利用耕田少，且大量屬于貧清地，所以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較低。改革開放以來，大部分農民的收入開始提高，每年都有幾百 萬農民擺脫貧窮，余下的貧困農民就形成了一個貧困農民階層。他們大多為家庭 勞動力缺乏和土地貧痔地區及邊遠山區的農民。農業扶貧脫貧工作一直是黨和國 家關注的重點。

第三，知識分子階層的分化。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只把從 事生產的體力勞動者視為工人階級，而把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排除在工人階 級之外。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分析科學技術與生 產力發展的關系時提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知 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是我國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階 層，既是我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是指 擁有較高知識水平的社會勞動者。具體為歷年來由高等院校畢業的具有大專以上 學歷的社會群體，他們廣泛分布于社會各行各業中。包括理論界、文藝界、科 技界、醫療衛生界等的人士。從事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廣播電視電影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領域的知識分子作為第一生產力 的創造者和開拓者，成為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傳播先進思想和建設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用他們的腦力勞動創造精神財富，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 力量，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隨著社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 的發展，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了分層與流動，當代中國知識分子 知識生產與傳播者階層、劃分為管理者階層、自由職業者階層、青年學生階層。

第四，新興階層。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發生分化的同時，新的社會階層也 在產生。正如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描述 的那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 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 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他們與工人、農 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的建設者”。他們順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建立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建設 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新興階層中，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一般 擁有較高的學歷和專業知識水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是市場化改革的最積 極的推進者，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現代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私營企業主則主要 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并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者。1992年后，具有文化專業知識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 員開始大量加入其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內部擁有的資本規模大小不同，其自身的 文化素質也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 育和發展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伴 隨階級階層的分化，與之而來便是對我國社會階層如何進行劃分的問題。很多專 家、學者以及相關的課題組通過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深入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對 轉型期我國社會階層進行了不同的分類。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強根據社會轉型期各社會利益群體分化、垂組與 重新整合的實際情況，將社會階層分為特殊利益獲得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社會底層群體或社會絕對受損群體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 團;、砂王世誼教授則將社會階層分為基礎階層、新興階層、復興階層、邊緣階層

四種基本類型;?多鄭杭生、李路路教授將社會成員分為權力階層、專業技術人員 階層、一般管理人員階層、中國社工人農民階層、自雇傭者階層五個社會階層。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研究”課題組以職業分類為基礎，根據 人們對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把當前中國的社會群體劃為 五大社會經濟等級和十大社會階層的重大命題，從而比較全而真實地反映了當前我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現實。三是私營企業卞階層，擁有經濟資源，比例約為0.6%;四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比例約為5.1%: 五是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的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比例約為4.8%;六是個 體工商戶，擁有少量經濟資源，比例約為4.2%;七是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比例約為12%;八是產業工人階層，比例約為22.6%，其中農民工占30%;九是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比例約為3.1%。

總而言之，在社會轉型期，雖然我國社會階層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國社會的基本階級階層仍然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是社會的基本力量，這是由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的。我國《憲法》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

義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他們也在不斷發展壯大，自身素質和能力也在不斷提高。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徹底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我國社會各階層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宏圖偉業中，無論從事社會所需要的哪一種職業，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都在為祖國富強、人民富裕、社會和諧作貢獻。江澤民指出: 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因此，當代中國社會階層，不論劃分為多少類別，都與西方國家的利益集團有根本區別:我國的社會各階層基本上屬于勞動者階級范疇的不同階層，“他們是構成當代中國?人民大眾?的方方面面”:社會各階層的關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的矛盾關系。

參考資料：《轉型期我國社會階層分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研究》徐志達

第四篇：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專家稱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受阻 流動機制不公[轉載] 2010-11-03 10:41:41| 分類： 默認分類 | 標簽：流動

階層

農民工

命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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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LOFTER客戶端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階層固化”挑戰中國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的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讀書者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有媒體報道，高職、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10年前，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從而人生發生轉變。然而，近年來，這個神話成了絕版。“近幾年，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周興覺得很惋惜。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周興的鄉親中，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算是好的。”周興說，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從古至今，“讀書受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不過，現在看來，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周興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雖然試卷相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有調查顯示，在重慶市，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19%，2009年更是達到30%。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調查顯示，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考上大學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常聽到父親感慨，“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他的家鄉是典型靠“打工經濟”發展起來。“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李倫說，以前回家過年，鄉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李倫感慨，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信條”，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即便是讀了好大學，沒有路子，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變命運的夢難圓“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還是少了些。”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他幼時家庭貧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機遇。20年來，在中國農村，出門打工改變命運，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淘金夢”走進了城市。但是隨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隨著國家經濟轉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受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淘金夢”碎。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看起來“還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父子有個照應”。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堂哥告訴他，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感受一下城市，發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關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進行的一次事業編制人員招聘中，錄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領導的子女。據其上級單位解釋，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職的無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以及局系統職工的子女或配偶。這是系統內的一次“公開、公平”招聘。“官爸爸”幫忙升學就業王心(化名)并不否認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親是中部某地級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師和同學的眼里，聰明好學的他絕對是清華、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的高考成績離北大的錄取線差了幾分。在他父親開到一張能夠加分的“憑據”后，他才險過錄取線，走進了大學校門。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在父親的幫助下，最終進入某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工作。王心不避諱去談這些，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在王心的同學中不乏優秀之人。但大學畢業后，那些沒有社會資源的同學只能盲目地去尋找機會。“富爸爸”設計兒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國(化名)，現在是中央某部門的一名公務員，他坦言，自己從讀碩士到考公務員，都是家人為他設計的。他的爸爸就是人們常稱的“煤老板”。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開他的玩笑說：家里的錢多得要用卡車運出去。但是，爸爸卻沒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門做事。最終在父親的指點和“支持”下，他報考了中央某機關的冷門職位，并順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給他在北京四環買了一套房子。林國說，他完全沒有體會過同齡人的“北漂”的感覺。剛畢業幾年，他周圍過得比較好的同學，大多要靠父母的經濟、關系做堅強后盾。找工作、買房、買車，哪一樣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以畢業后半年為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的只有15%。專家訪談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現代化有倒退危險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后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嶺那些“蟻族”，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社會渠道開放不夠“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干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板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后續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流動真的減少了嗎？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民營企業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并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第五篇：增加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增加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新一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并稱生活在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仔細品讀，這樣一番講話具有豐富內涵，也是向外界宣示“中國夢”并不僅僅是社會各界精英的夢，也是每一個普通百姓的夢，中國老百姓應當和精英階層一樣，都能夠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可以預見，中國未來幾年將更多地給予底層弱勢群體較多教育和發展的機會，給予農村、農民更多的發展機會。

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則直言不諱地指出當前高等院校農村學生比例偏少，提出要逐步提高比例，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感受到希望。這說明，推動社會公正，推動起點公平、發展公平，拓展中國底層社會成員向上流通的渠道，讓每一個公民都有實現“中國夢”的機會是外界所言“習李新政”的重要開篇。

作為一名1980年代歷經嚴格的高考由一個窮鄉僻壤赴京求學的大學生，我深知讀書給予個人命運的改變，也期望更多的平民子弟享有充分的向上選擇機會和發展機會。

其實，對于社會底層青年的向上流動機會討論已經許多年了，這并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只不過這個老問題伴隨著城市化和新生代農民工的逐漸長大而變成了影響更烈的深層次問題。早在1995年，教育部就將研究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列入當年的議事日程，時間已經過去近20年，可是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解決了嗎？為什么沒有解決？為什么歷屆政府高度重視，農村青少年在高校的就讀比例越來越小，為什么農村青少年的路越走越窄？這不是當年的“潘曉之問”，而是一種現實：農村孩子不僅越來越難上知名學府，并且大學畢業后找工作也同樣面臨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墻”。

1980年代初期，對全社會青少年來說，高考似乎是階層流動的唯一出口，無論是城市青年還是農村青年，高考都基本上是公平的、公正的，考得上便意味著可以成為“公家的人”，吃皇糧，而考不上的城市孩子還有兩條路：一是繼承父輩的工作名額，招工；二是參軍，而對于農村孩子來說，就只有參軍提干一條路了。

伴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高考對于很多城市青少年來說，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不僅高考的門檻越來越低，出國留學也逐漸從知識精英留學演變成中產階層子弟留學。到了國外鍍層金，國內已經有父輩安排的好工作虛席以待。然而對于中國農村青少年來說，高考幾乎仍然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通往中上層社會之路，他們仍然得主要依靠高考實現人生的理想。

從進入幼兒園開始，農村子弟就開始面臨城鄉歧視：第一，大多數農村是沒有幼兒園的，只有學前班，甚至連學前班都沒有；第二，不少農村小學教師資源匱乏，一些地方多個班級只有一兩個代課教師；第三，農村教師的知識整體水平偏弱，即便涌現出少數有點能力的教師，也迅速被城鎮學校、城市學校挖走，農村教師人才呈現從農村向中小城市、從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流動的倒流現象；第四，農村也沒有什么素質教育的基礎，對于一個連教師、教室都無法保證的地方，還能指望素質教育嗎？這必然使得農村學生在與城市學生的競爭中，遭遇第一層歧視：教育水平的歧視。

從教育水平歧視 就業歧視到婚戀歧視

即便有幸通過第一層歧視，進入大學，農村子弟也將面臨畢業季所迎來的第二層歧視：就業歧視。對于諸多缺乏社會關系和家庭背景的農村子弟來說，他們在獲得實習機會、工作機會上的概率要小很多。而獲得較好的實習機會，對于進入職場來說是一塊很好的敲門磚，至于那些國家單位、事業單位的崗位，不僅需要較好的實習資歷，很多時候還需要人脈關系的催發，農村子弟的天然弱勢在招錄潛規則面前暴露無遺。

近幾年來被揭發的“蘿卜招聘”就是典型，相當多優質崗位都被關系生所占據。就業歧視的存在，讓農村大學生在進入社會時往往要比城市學生付出數倍努力，即便如此，也常常需要有“屌絲逆襲”般的機遇。

參加工作后，農村子弟將迎來第三層歧視：婚戀歧視。中國民間對出身于農村又在城市從事白領工作的男青年統稱為“鳳凰男”。翻閱各大網站，不難發現充斥著對“鳳凰男”的各種指責和謾罵，農村出身的大學畢業生即使在城市中謀得一份工作，也會面臨住房壓力、家庭壓力。尤其是住房壓力，讓不少“鳳凰男”捉襟見肘，在婚戀中處于一個劣勢地位。

由于當下中國社會對于子女家庭背景的重視，無論是“鳳凰男”還是“鳳凰女”，都不得不承受農村背景所帶來的被歧視。從“越窮越光榮”的文革時代到“權錢多寡決定社會地位”的拜物主義泛濫的當下，中國的社會病歷經多次轉圜，從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

這其中有的是政治病，有的是信仰病，都要治，不治這個社會就難以和諧，難以實現真正的穩定，難以有更多的希望。筆者必須指出，對于農村青少年發展機遇的政策性冷漠和社會性壓制，將為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與繁榮埋下巨大隱患。重新讓農村青少年有最大的機會再度成為未來的“國家棟梁”，這個國家才可能實現長期韌性的繁榮與穩定。

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共同出彩的機會，這就意味著必須給予弱勢階層更多的政策傾斜、更多的政策補償，讓每一位公民都能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城鄉二元格局既是一種經濟二元格局，也是一種人權、發展權的二元格局。中國有1億多農村青少年，他們是中國社會的主體之一，是這個國家的希望所在。

然而，中國約有2500萬農村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中，由于戶籍問題，一部分兒童還難以入讀城市學校，而打工子弟學校由于種種原因被限制，也難以滿足農村流動兒童的讀書需求，他們中的許多兒童不得不返回家鄉，成為留守兒童。他們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理應享有和每一個城市兒童一樣的讀書機會，享有免費英語課教師、音樂教師、體育教師，他們還應當享有免費午餐，享有計算機（電腦）教育，享有知曉外界、參與城市生活的平等機遇。

這必然需要國家財政向農村子弟傾斜，中國有的城市能夠拿出數千萬扶助政府機關幼兒園，為什么就不能鼓足勇氣拿出更多的錢扶助農村子弟呢？

李克強總理說，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當一個國家正視農村青少年的發展機遇的時候，當一個國家愿意花大精力培養農村青少年的時候，當一個國家將給予每一個農村孩子平等的工作機會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夠經由每一個貧苦百姓的機遇而獲得國家的前途機遇。

實現全社會每一個青少年的中國夢，才可能實現全體國人的中國夢，這當然需要有勇氣、有魄力、有智慧去沖破那些既有格局。改革，需要甩開膀子去實干。過去如此，當下如此，將來也如此。作者韓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