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關系變遷中的非均衡問題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關系變遷中的非均衡問題

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發展與秩序的關系問題。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中國社會是否會出現失序呢？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社會的秩序問題呢？有學者用“斷裂”和“失衡”來描述它（孫立平，2003；2004）；也有學者認為“社會緊張”在最近一段時期內難以消除（李強，2004）。“中國總體性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解體，整個社會被切割成無數的片斷甚至原子，也可稱之為社會碎片化”（孫立平、李強、沈原，2004：61）。還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已經出現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雛形，但是結構并不合理，存在著引發社會危機的結構性因素（陸學藝，2002）。盡管對當前中國社會秩序有不同的判斷，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人們普遍認為存在秩序問題。構建“和諧社會”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當前中國社會秩序的共識，即中國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和諧問題，所以，這一思想一經提出，便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共鳴，表明了社會對和諧有著強烈的需求。本文基于2001年我們課題組所做的全國性問卷抽樣調查資料（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于2001年在全國作了6000多份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具體抽樣辦法見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以及作者本人在其它課題所做的一些個案調查，（注：我本人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一個普通課題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B 類重點課題，收集了一些個案訪談資料。）從階層關系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當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社會秩序問題。這里集中關注當前中國在階層關系變遷中發生的非均衡問題，以此說明中國社會面臨的秩序問題。用非均衡問題來說明社會秩序問題，比之失衡、斷裂、碎片化、社會緊張和社會危機等，具有更大的容納性，它能更全面地透視社會秩序問題，盡管可能少了一些研究的犀利。

一、社會均衡（social equilibrium）的理論視角

社會學自誕生以來，盡管對社會秩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追求的就是一種社會均衡狀態。用社會均衡視角來考察社會是否存在秩序問題，也就成了社會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從對社會階層的研究來看，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社會沖突理論與涂爾干、韋伯、帕森斯等人的理論似乎有著迥然不同的看法和視野，但是它們都致力于探求社會均衡秩序問題：社會均衡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或如何可能？等等。沖突論雖然談的是社會沖突問題，實則是尋找如何避免沖突從而實現社會均衡之路；功能論更是從如何滿足社會功能需求的角度來討論社會均衡。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原本是有秩序的、均衡的，但是由于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社會均衡秩序才遭受破壞。要重新獲得社會均衡，那就需要徹底消滅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等。在他看來，社會均衡就是指各個社會階級之間不存在剝削、壓迫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到了沒有階級的社會，才會實現真正的均衡，每個人都是全面發展的自由人，他可以作出自主的選擇，建立平等的關系。于是我們看到，在馬克思的思想里，只要存在階級，社會就不可能達到均衡。

涂爾干在研究中發現，人類社會在發展中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勞動分工越來越細，社會聯系紐帶從過去的機械團結轉變為有機團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越來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勞動分工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關系，人們在日常生活與社會規范中的不一致性乃至沖突，打破了社會的均衡狀態，導致各種各樣的越軌行為和問題的出現。在他看來，在勞動分工高度發達的社會，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長和優勢擔當一定的社會角色和功能，完成一定的分工任務，也就意味著社會均衡，但是，這樣的均衡往往是難以達到的。按后來的著名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話說，“通過競爭來分配地位必須井井有條，以便為分配秩序中的每一個職位提供信守地位義務的正面刺激。否則，很快就會出現越軌行為”（默頓，1957：134）。在涂爾干看來，目標與手段的一致性對社會均衡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封閉的社會比開放的社會更容易做到社會均衡，因為在開放的社會，人們會感受到更多的壓抑和去人性化，注重功利主義，從而導致個體缺乏與社會融合的感覺，因此工業社會的自殺率大幅上升。

韋伯雖然看到了合理化和科層化對社會秩序的意義，但是他最后并沒有對社會均衡給予樂觀的期待。他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是由于階級與地位的不一致帶來的，有了經濟條件和機會，有可能影響個人的地位，但是并不意味著就能獲得相應的地位，因此往往是新興階級的出現對獲得一定地位提出要求，而已經獲得很高地位的人會從制度上設置障礙，于是就會出現階層之間的緊張。第二，科層化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它一方面給社會帶來穩定的等級關系，促進社會均衡；另一方面它只重視科層制度本身的目的和功能，而忽視了個人的需求和欲望，帶來了欲望與科層制之間的緊張。從這個意義上看，韋伯“對社會未來的看法比馬克思要悲觀得多”（李普塞特，1995：70）。第三，在社會合理化的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不一致也會帶來社會的緊張。

帕森斯的理論似乎更具均衡色彩，它強調社會均衡運行，但其認識前提卻是，人類社會原本就是“名副其實的各種沖突力量的炸藥箱。……任何一種均衡的取得（正如大部分社會在大部分時間里取得的那樣），既是奇跡，又是挑戰”（李普塞特，1985：19）。所以，帕森斯最主要的研究目標就是尋找社會均衡機制。在他看來，社會分層體系是一個復雜社會用來鼓勵人們去獲取對社會運行和均衡所必需的不同職位的機制。在功能主義看來，社會分層體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滿足社會均衡運行的功能。比如讓有能力的人擔任重要的職位，并給予相應的高報酬，以體現其重要性，但是，托克維爾和馬克思早已意識到社會分層本身并不自然地蘊含著社會的均衡，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會對自己在社會分層體系中的位置感到滿意。在托克維爾看來，分層的社會結構生來就不穩定。故功能主義還需解決社會分層與社會均衡問題，需要探討什么樣的社會分層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所以，功能主義分層理論提出了先賦性機制和獲致性機制來解釋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等。

由此可見，社會學一直沒有停止對社會均衡問題的研究，不同時代的社會學家從不同角度對社會均衡及其實現機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有優勢，也各有不足，迄今尚未達成一致，但是，他們的一些看法已經被人們認可，對我們從階層關系角度探討當前中國社會均衡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啟發。

第一，社會均衡與社會不平等并不是一對必然相互排斥的概念，但也不是一對必然兼容的概念。換言之，社會不平等有可能帶來社會均衡，也有可能帶來社會不均衡，其取決于其他許多社會條件和機制。社會階層體現的就是社會不平等，有了社會階層分化，那么社會均衡會如何呢？這顯然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我們在討論社會階層關系的時候，有可能找到階層之間的一些均衡狀態，也有可能發現非均衡問題。當然，我們最關心的是在當今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過程中盡可能少地產生非均衡問題，或者說盡可能避免產生非均衡問題。但是，我們卻看到，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在社會分化過程中涌現出許多非均衡問題，已經或即將影響中國社會均衡發展進程。這就是本文的寫作出發點。

第二，社會均衡有著多層的含義，既包括利益關系的合理配置，又包括功能上的相互依賴、合作，還包括目標與手段的一致、價值與行動的統一等內容。如果從階層關系層面上理解，社會均衡主要應表現為這樣幾方面：一是結構性均衡，即有一個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表現為中間大兩頭小，最直接、最敏感的指標就是社會中產階層占人口的絕大部分。二是地位的一致性，特別是經濟條件與權力、聲望之間需要一致性，或者相匹配，如果有經濟條件的人沒有聲望；反之，有聲望的人沒有經濟條件，都會帶來社會緊張和不均衡。三是客觀地位與主觀意識的相符性，也就是從主觀上對自己的客觀地位的認可。四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協調性。

第三，社會階層之間要實現均衡關系，必須要有合理的、有效的與合法的機制作保證。這樣的機制必須體現社會公正原則，主要包括：公開、公平的能力競爭機制；合理的、合法的資源配置機制；和平的、公正的、開放的矛盾化解機制；有效的、公開的社會制約和監督機制。

接下來我們將從以上三方面來透視和分析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關系的變遷以及帶來的非均衡性問題。我們的基本假設是，在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關系變遷中之所以會伴隨著大量的非均衡問題，是因為合法化增長滯后。這里所謂的合法化，不是指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一種社會認可和信任。李普塞特有關政治合法性的定義頗有借鑒意義：“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之信仰的能力。當代民主政治系統的合法程度，主要取決于解決造成社會歷史性分裂的關鍵問題的途徑”（李普塞特，1997：55）。當然，利普塞特討論的只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實際上整個社會都有合法性問題。我們這里討論的就是后一個問題，我們稱之為合法化問題。顯然，在利普塞特看來，合法性與法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律有可能會帶來使人們相信現存政治制度是最適宜的能力，但是也有法律并沒有這樣的效果。他認為，合法性是一個評價性概念。一種社會現象是否合法，取決于人們根據自己的標準和價值做出判斷的一種狀態，這就是社會學有關合法性或合法化的基本含義。所以，在這里，我們所說的合法化不是指是否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指人們依據其自己的標準和價值所作的一種判斷，如果大家都給予肯定的判斷，那么就使之具有了合法化，否則就缺乏合法化。因此，有了法律、政策和制度，并不等于合法化了，因為法律、政策和制度本身就有一個合法化問題，只有人們認為它們是“最適宜”的，它們才具備了合法化。

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并不是所有方面都缺乏合法化，但值得關注的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合法化增長滯后，跟不上社會變遷。從社會階層關系上看顯得尤為明顯，這也就是我國社會非均衡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說明這一假設：一是社會價值的迷失，它使人們在一些問題上達不成一致的認同，因此，在實踐過程中，人們只專注于追求目的合理性，只關注手段的有效性，不再注意價值合理性問題，這在各階層處理彼此關系的運行規則上表現得很突出，這就導致了階層之間的緊張、矛盾和沖突等非均衡問題。二是在制度和政策層面，由于缺乏廣泛的吸納性，或者帶有明顯的不公平性，因此難以獲得所有階層的認可，導致階層之間的歧視和隔閡。最后，最大的合法化問題是各個階層的客觀地位與主觀意識的不相符，表現為：或者不認可當前的階層地位；或者是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幫助階層去認可已經變化了的階層地位，或者不能有效地詮釋階層地位。因此，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要獲得均衡運行，必須要開展一場合法化運動。

二、新階層問題

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改革后的中國涌現了一些新階層，他們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民工階層等。這些階層已經頗具規模，在中國社會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但是他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他們如何融入進中國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中。有的階層提出了公民權利訴求，有的階層提出了對其階層地位的合法化訴求，即要求其他階層認可他們的階層地位，并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

馬歇爾在探討18世紀歐洲社會公民資格與社會階級關系時指出，當時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作為新階級，他們擁有獨特的極端的階級覺悟意識，其目的是為取得全面的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權而斗爭，即為公民資格而斗爭。因為在前現代時期，只有少數精英才享有公民資格，新階層或階級沒有這樣的資格，他們得不到這樣的資格，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贊同革命的意識形態，于是就有了歐洲各國的各種革命運動。馬克思在分析工人階級時，就發現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新階級出現后，便展現出與其他階級特別是小農階級不同的特性，對自己的利益提出各種訴求，并開展“自在”的斗爭，后來才慢慢發展為“自為”的斗爭。我們不能用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當前中國新階層帶來的新問題，但從馬歇爾和馬克思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啟發：新階層的出現，顯然會影響原來的社會均衡格局，如果社會的融合不是很順利，就會產生社會非均衡問題。這里就從新階層與公民資格以及位置合法化的關系兩個層面入手，來透視新階層在中國出現所帶來的社會非均衡問題。

雖然中國不像18世紀前的歐洲那樣只有少數精英才享有公民資格，但是，公民資格問題在中國并不是不存在，特別是在新階層出現之后變得更為突出。從城鄉二元結構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在其從農民分化出來以前事實上也沒有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樣的公民資格，當他們向非農轉移后，特別是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后，他們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問題，就變得更加明顯，直接影響到他們與城市社會的均衡關系。比如義務與權利不均衡（同工不同權）、勞動與報酬不均衡（同工不同利）、工作與生活不均衡（同工不同生）、身份與職業不均衡（同工不同名）等等，所有這些不均衡都體現在他們無法與城市社會的融合上。在改革前中國城鄉的關系也沒有實現均衡，但是這種非均衡不是發生在各自內部，而是在城市與農村兩個部分之間，而現在城鄉之間的非均衡程度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在擴大，當然更大的不均衡在于農民工階層的出現而進入了城市社會內部。

公民權的內涵很豐富，這里主要從兩個方面測量公民權與階層的關系：一是養老保險；二是醫療保險。在現代國家，這兩方面是每個公民享受的基本權利，但是，在中國，這些權利一直沒有得到普及，在階層分化明顯的當今，這些權利的缺位與階層關系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階層之間更加不均衡的關系。表1和表2顯示，國家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和辦事人員等四個階層比其他階層享受更多的公民權利，或者說其他階層明顯缺少一些公民權利。在其他階層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可以憑其經濟實力彌補這些缺陷，而個體工商戶階層、工人和農業勞動者階層則沒有這樣的能力，所以，這就更強化了他們的弱勢地位。公民權利的多少、有無等問題使得中國社會階層關系更加不均衡：強勢階層因為享受到公民權利而變得更加強勢，而弱勢階層因為公民權利的缺失而顯得更為弱勢。

公民權利配置的不合理，強化了階層關系的不均衡，而在階層等級體系中的位置合法化問題則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階層關系的非均衡性。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的出現，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等級體系中的位置合法化問題。改革前私營企業主是不允許存在的，在法律上是禁止的，個體工商戶是嚴格限制的，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受到嚴厲限制的。當然，相比較而言，國家對待后者比對待前者更寬容些，這也體現在將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的政策區分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這兩個階層的社會地位在社會輿論上經歷了各種爭論才逐步獲得認可，隨之在政策和制度上也是分階段地實現的。在社會輿論上，人們一開始并不認可這兩個階層，總覺得“無商不奸”，這也是過去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之結果。到上世紀90年代，出現“全民皆商”，這兩個階層才得到社會認可；從政策和制度上看，私營企業從“試試看”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再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限制到鼓勵，憲法曾為此作了多次修改。私營企業主階層最后被定位為社會主義建設者，乃至今日一些人成為勞動模范。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地位合法化比農民工的公民資格獲得要實現得快。在政治上，私營企業主不僅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且在各級政協、人大中都有他們的代表，他們還組建了各種行業、商業組織等；在經濟上他們的所有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在社會生活上他們還享受到各地出臺的不少優惠政策，比如一些大城市的移民政策實際上都是為他們制定的。由此可見，同樣是新的階層，在與社會的融合上，私營企業主階層與農民工階層乃至個體工商戶階層之間就存在著嚴重的非均衡問題。

私營企業主階層與農民工階層這兩個新階層之間也存在著許多非均衡問題。兩者之間在許多方面有著相互依賴的關系，但是在權利與義務上卻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不對稱問題：絕大多數農民工是為私營企業主打工的，他們雖然工作很艱苦，但是報酬卻很低，并且隨時都會有被解雇的可能，對此他們基本上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權力。若從原因上看，這兩個階層之間的非均衡并不都是由私營企業主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策和制度上沒有給予農民工相應的身份、權力，因此他們基本上沒有與私營企業主討價還價的能力。當然，很多私營企業主本身也缺乏這樣的意識：即適當地保護農民工權益同時也是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所以，這就進一步加劇了這兩個階層之間的非均衡。

私營企業主階層與農民工階層的出現，也改變了與其他社會階層的關系，并在更廣范圍內帶來了許多非均衡性問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出現，對國家社會管理者階層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一方面國家社會管理者掌握相當大的權力，私營企業主在許多方面有求于國家社會管理者，所以就想盡辦法去搞好與后者的關系；另一方面私營企業主的收入卻遠遠高于國家社會管理者。在這種的關系中，一些國家社會管理者在心態上出現失衡，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與一些私營企業主進行違法的或灰色的交易，更嚴重的是兩者結盟。他們的結盟對其他階層特別是社會底層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危脅，并帶來了更多的社會非均衡問題。比如，工人對私營企業主的投訴得不到解決；農民耕地以公共用地的名義被低價征用，用于商業和企業經營；某些地方領導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其他企業的市場進入等。

私營企業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家社會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與工人的關系是一種直接的關系，因為所有企業的“老板”實際上都是政府或者是非個人所有的“集體”，工人對企業的不滿，直接沖著政府或代表“集體”的基層管理者而來，因此國家社會管理者與工人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但是在私營企業主興辦的企業中，工人由私營企業主雇傭，按道理來看，國家社會管理者與工人沒有直接的利害沖突問題，這本來可以使國家社會管理者在調節企業老板與工人的關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事實上，國家社會管理者為了本地的經濟發展，將更多的利益給了私營企業主和其他投資者，將廉價勞動力作為招商引資的法寶之一，從而就不可能幫助工人去爭取其正當利益，在這一點上，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還不如在國有企業的地位高。當然由于引進市場機制，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結果則是將一些國有企業職工分流下崗，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社會管理者與工人之間原有的合作關系。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國有企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以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在分流原有企業職工的同時，卻雇用了大量農民工，這些農民工與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關系也不再像原先的工人與管理者的關系。農民工在國有企業工作，不能享受到原有職工的許多權益，更不能對國有企業管理者起到監督、制約的作用。這種關系與私營企業主跟農民工的關系沒有什么差別。

由此可見，在階層分化的過程中，新階層的出現，改變了原來的階層關系，特別是各個階層之間在權利與義務、相互之間的力量均衡方面與以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它打破了原來的力量均勢，需要新的力量均勢，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力量均勢。在這個過程中，新階層漸漸地對他們的地位有了更多的認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們顯然不滿足于他們在現行體制中的地位和權利，農民工顯然比他們外出之前更清楚地意識到現行政策和制度對他們的不公；而私營企業主則不滿足于經濟條件的改善，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政治參與。與此相應的是，其他階層也改變了他們對現狀的看法。比如國家社會管理者不再滿足于對權力的擁有，他們希望在經濟上有更大的改善，但是，現行的許多政策和制度卻不能滿足各個階層的要求和意識，所以，各階層對這些政策和制度的不認可（即政策和制度在合法化上出問題），為達到自己的要求，會不斷地突破它們，從而帶來許多社會非均衡問題。

三、階層關系運行規則的變遷和重建問題

改革以來階層關系的另一個變化是運行規則。改革前，中國的階層關系基本上是在國家的強力規定和控制下運行的，所以，政策和制度性規則對階層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按李強的話說，改革前的社會分層是一種政治身份分層，也就是說，每個人的階層身份是由國家根據意識形態需求或實際控制需求來規定的。“國家以一系列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勞動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從多個維度設定全部社會成員的身份”（陸學藝，2004：52）。這樣的運行規則意味著每個階層對與其他階層的關系缺乏自主決定權、影響力，具體表現為：階層之間的流動不是按照通常的先賦性或獲致性機制進行的，而是按照政治誘致性機制進行的，這樣的機制既混合了先賦性機制和獲致性機制，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靠政治運動來確定階層關系。所以，改革前的階層關系運行規則是很獨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正常的社會運行軌跡，當然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非均衡問題。首先它不利于構建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其次它并不遵從社會公正原則；最后，將家庭身份和思想標準作為階層劃分標準，忽視了能力和成就原則等。

從階層關系運行規則來看，改革后的社會運行從過去的不均衡向均衡方向演變，變得相對有規律了些。社會各階層在處理彼此關系上獲得了相當強的自主性，更主要的是階層之間的流動比以前頻繁，流動的機制比以前合理，比如獲致性機制的作用明顯加強，階層之間的對話和互動渠道增加了，也有了更多的社會空間供階層活動，于是也就產生了一些新的階層。具體地說，在階層關系運行規則上，過去那些以政治和制度性身份來處理關系的規則在趨向弱化，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越來越趨向于所謂“科學決策”，并具有將全民納入考慮的意向。與此同時，像市場競爭機制、社會關系機制這樣的規則在階層關系中發揮著愈益明顯的作用。階層關系運行規則的多樣化，使得階層關系有了更大的伸縮性，有利于化解其中的矛盾和緊張。比如，農民工在制度性規則改善不了其工作條件的情況下，就用市場規則（或曰用腳談判），給私營企業主甚至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民工荒”），以此來調節農民工階層與其他階層的關系，促進社會均衡。這在改革前是難以想象的。

階層關系屬于一種社會關系，凡社會關系運行規則都適用于階層關系，但階層關系卻有著自身的一些運行規則。從這個角度看，階層關系運行規則應該分這樣幾個層次：第一是普遍原則，即適合所有社會關系運行的原則；第二是特殊原則，即只適用于階層關系的規則；第三是特定階層規則，只適用于某個階層的關系運行規則。只有具備此三個層次規則，階層關系才會均衡。我們看到，當前中國階層關系在運行規則上存在著這樣一些問題：首先是普遍規則的特殊化操作，即本應適用于所有社會關系的運行規則卻被局限于某些階層，而沒有得到推廣。比如國民待遇原則、公民原則等基本權利原則卻沒有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得到貫徹，城鄉二元分割制度就是破壞這些基本的普遍原則的典型例子。其次，本應適用于階層關系運行的原則卻沒有確立，或者說缺乏。比如，各地人大乃至全國人大代表的分配規則并沒有及時根據已經分化了的階層關系加以適當地調整，所以，往往不能充分地反映階層之間的利益均勢原則。目前中國出臺的不少關系調節政策和規則都未充分地體現分化了的階層關系格局。最后，有關特定階層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對稱規則還不健全，不完善，表現為：強勢階層的權力過多過大，而義務過少過小；而對一些弱勢階層來說，權力過少過小，甚至不存在，而義務則過多。在這種情況下，階層之間形不成相互制約的格局。由于存在這樣的規則不配套、不相適應以及相應機制的缺乏，社會運行也就在不少方面存在著非均衡的問題。比如弱勢階層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基本權益，而強勢階層則過于強勢，從而存在著強勢階層剝奪弱勢階層利益的一些的情況，而弱勢階層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進行抗爭，從而帶來許多社會緊張和矛盾，甚至危害到社會互信和公正等。

當然，階層關系運行規則不僅僅表現為制度和政策層面，還表現為非制度層面。目前中國一方面存在著在制度層面沒有構建起一個使階層關系均衡運行的規則框架，正如上面所說的；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用非制度規則取代制度性規則，或者侵蝕制度性規則而導致的階層之間的不協調、不均衡。比如用社會關系取代政策和制度，人治取代法治，強勢階層通過非制度性規則開始結盟等。在調節階層關系上，既需要制度性規則，又需要非制度性規則，但是它們應在不同方面和范圍內發揮作用，不應相互取代或滲透，否則會給階層關系帶來很多消極的影響，從而破壞了社會均衡運行。現在最大的問題不只是在調節階層關系上缺少制度性規則，而是各個階層對已有的制度性規則的不信任。因此，他們或者不得不尋找其他非制度性規則，或者無規則可循，從而帶來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和損害。

四、階層在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張力問題

在一個均衡的社會中，目標與手段是相匹配的、相一致的。人們在獲取目標的時候不會不擇手段，而會選擇被人們普遍認可的相應手段，因為只有這樣，才具有合法性，社會才會均衡。如果我們把階層作為社會行動者，那么，每個階層都會有自己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只有在目標與手段相一致、相協調的情況下，階層之間才會達到均衡，否則，如果有目標而缺乏被普遍認可的手段，或為了實現目標而不擇手段，那么就會導致階層之間的緊張、矛盾和沖突，會危及社會均衡運行。“杜爾克姆認為，缺乏手段與目的的一致不僅不會產生自由，反而會導致怨恨和冷漠——一場全體反對全體的戰爭”（李普塞特，1995：79）。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的致富欲望被極大地激發，但是，致富的手段和機會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尤其對這樣幾個階層的沖擊很大：一個是農業勞動者階層，他們的收入增長緩慢，創收渠道和手段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放棄農業，離開農村，外出務工經商。他們在非農領域和城鎮努力獲得自己預期的收入，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賺了一些錢，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也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而賺錢不多，于是其中一些人選擇了某些非法的手段來實現他們的創收目標，從而帶來了諸多社會治安問題。另一個階層是工人，他們也是一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收入增長緩慢的階層，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收入上不但沒增長，反而下降，甚至失去了收入來源，成為城市貧困人口。他們創收致富的手段也不多，他們對社會地位的改善失去了希望。所以，這個階層對社會的滿意度甚至還不如農業勞動者和農民工。還有一個階層是國家社會管理者，他們雖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心理上卻有不少失衡感。他們雖然擁有很大的權力，掌握很多的資源，但是他們的收入卻比私營企業主、甚至經理人員都低，而在合法的范圍內，他們是不可能達到其致富的目的。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牟利，從而走上了貪污、腐敗等犯罪之路。最近幾年，官員腐敗案件越來越多，就是目標和手段不一致帶來的非均衡造成的。

當然，其他階層中也不是不存在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張力問題，也不是不存在由此而來的非均衡問題。比如，一些私營企業主為了謀取更大的利潤，不擇手段，如不惜成本拉攏、腐蝕官員；他們千方百計地榨取工人的利益，比如拖欠工資、克扣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等；比如偷漏稅等。筆者曾與一位私營企業家私下聊天，問道：“是不是合法賺錢做不到？”他說：“不是做不到，而是太慢了，當然結果是賺不到錢”。

當然，從更深的層面看，目標與手段的張力背后則是價值合理性與目的合理性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價值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日趨衰落，或者說，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們堅守價值合理性，往往會失去很多好處，結果迫使人們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放棄了對價值合理性的要求，或者不重視價值合理性，只追求工具理性，追求手段的有效性。若當手段并不合乎價值要求的時候，就不會堅守價值原則和法律，從而帶來社會緊張。按李普塞特（1995：31）的話說：“價值合理性在經濟與政治中的衰退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緊張與不穩定的根源。”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當前人們對價值合理性缺乏認識，而只是由于它缺乏效用，因此不被人們所堅持而已，結果導致功利性思想盛行。為此，我們向調查對象詢問了這樣兩個問題：一是“您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哪三種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另一個問題是“應該是哪三種人獲得高收入”。這兩個問題旨在測量手段與目標、價值與工具的關系。從對后一個問題的回答中，我們發現，大部分人還是有著相同的價值觀的，那就是普遍認為應該是有文化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和腦子聰明的人獲得高收入。這種看法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的普遍價值觀——能力主義。但是從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中，我們卻發現，能力主義在現實中卻遭遇著權力的阻撓。在我們的現實中不是你聰明、有技術專長，就能賺錢，相反，而是權力的大小及其有無決定了一個人賺錢的多少。在現代社會中，本不應該是當官的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但是，我們的調查對象中大多數卻認為當官的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另一些有意思的調查結果是像“吃苦耐勞”這樣的價值觀在當代并不再受到重視，在現實中也確實不能為人們帶來致富，說明人們更多地注重功利性，而不再為某種道德美德而犧牲利益。當然，令人還有點安慰的是還有一些人認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與能力主義價值觀還是相吻合的。

五、階層的主觀認識與地位的張力問題

最明顯的合法性問題就體現在階層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地位之間的關系上。當各階層不認可他們的階層地位時，或者他們在主觀認識上與他們的階層地位不一致時，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缺少合法性。這意味著社會的分層并沒有讓社會成員信服、認可，就會使現存的社會秩序不穩定。故在功能主義階層理論看來，僅有社會分層還不夠，任何社會都需要有一套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來解釋其分層中不平等現象的理由，以便讓人們接受自己所處的不平等狀態這一事實的合法性。如果社會發生了很大的分化，形成了一個分層系統，但缺乏一套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來解釋，或者社會成員對這樣的分層不認可，那么這樣的社會分層體系、這樣的社會分化也會導致社會緊張和非均衡問題。

當前中國階層關系中至少存在這樣幾方面的主觀認識與地位之間的張力：第一，意識形態的解釋不被認可。比如工人在意識形態上仍然被認為是領導階級，但是在客觀地位上卻沒有體現這一點，因此，工人對這樣的意識形態解釋不是很認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階層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地位的不一致的表現：即意識形態的解釋與階層地位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的后果是什么呢？顯然是階層的不滿以及隨之而來的抗爭，他們會以意識形態的解釋為根據，來對他們的階層地位的低下表達不滿。國有企業的工人對他們在企業中的地位下降越來越不滿，各種靜坐、請愿、上訪等活動不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二，意識形態對已經分化的階層體系缺乏全面的解釋，特別是對新階層地位的合法性缺少意識形態的解釋，或者是社會輿論沒有給予新階層以合法性的認可。改革前是知識分子的階層地位得不到合法性的認可，改革后，知識分子的階層地位的合法性問題得到了解決。而另外一些新階層的地位合法性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最突出的是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地位合法性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最近，意識形態才認可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合法性的地位，但問題是他們在階層體系中的地位合法性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另一個問題是農民工階層的地位合法性問題也沒有解決。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分化在社會上已經得到了認可，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已經分成各種各樣的階層，但是意識形態上仍然沒有對此作出全面的解釋，更沒有對這樣的分層給予肯定的回答。所以，國家在政策上也就缺乏階層分析的依據，因此，就難以有效地調節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關系。

第三，一些階層的相對剝奪感甚至絕對剝奪感有所增強，這在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體現得最為突出。在其他階層地位大幅改善的同時，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的地位改善緩慢，他們與其他階層之間的地位差距正在不斷拉大。更嚴重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相對地位下降，而且絕對地位下降，成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貧困群體，流入到城鄉失業、半失業階層中去。他們的被剝奪感尤為強烈。在最近幾年的上訪、罷工、靜坐示威等的人口中，工人與農民的比例占絕大部分。2001年的全國問卷抽樣調查表明，與1995年相比，地位越高的階層，有越高比例的人認為他們現在的生活“好了許多”；而地位越低的階層，有相似看法的人所占比例越少。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分別有48.39％、47.55％、53.97％和43.51％持有這樣的看法，接近一半或超過了一半；而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及半失業人員中有此看法的分別只占37.47％、28.91％、24.08％、26.14％、7.84％和15.19％，其中大部分不超過三成。與此相對應的是，地位越高的階層中認為現在生活變壞的比例則越低，而地位越低的階層中承認生活變壞的比例要高出許多。在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中，持有此看法的比例分別是4.3％、8.33％、9.52％和4.13％；而在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及半失業人員中，持此看法的比例則分別是12.15％、16.94％、17.12％、16.78％、12.89％和36.76％。

由此可見，在過去的發展中，底層階層的人在生活上的改善顯然跟不上其他階層，尤其是大量失業人員在生活上的困難比以前加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個階層對當前中國社會分化有著不同的看法，這在他們對當前中國收入差別的看法上有著明顯的體現。比如在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群體中，在面對“社會是否應該存在收入差距”這樣的認知問題時，該群體比其他階層表現出更肯定的傾向，他們中分別只有13.98％、10.78％、11.11％、12.57％的人認為一個社會“不太應該”和“完全不應該”存在收入差別；而在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及半失業人員這樣的群體中，對社會收入差別持更多的否定看法。分別有19.5％、19.88％、24.05％、25.95％、20.74％和6.08％的人認為一個社會“不太應該”和“完全不應該”存在收入差距。顯然，底層的人們在主觀認識上更多地不愿接受社會的分化，不認可社會不平等。

第四，不少人的階層認同還沒有真正形成，“高達45.2％的被調查者沒有肯定地認為自己屬于某個階層”（王春光、李煒，2002：90）。這里涉及到主觀分層和客觀分層的關系問題。沒有階層認同，意味著什么呢？一種可能是社會分化不大，社會不平等不明顯，人們沒有這樣的階層意識；另一種可能是，社會正處在不斷分化之中，社會階層還沒有定型，或者社會沒有形成一些確定的階層。筆者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就是后一種情況。雖然我們曾指出，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十大階層，但是這十大階層并沒有固定化，更沒有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也沒有其他被人們普遍認可的階層框架話語。因此，我們在調查中碰到各種各樣的對階層的說法。雖然不能由此認為，沒有階層認同，就不利于社會均衡運行，但是，中國目前存在的階層認同缺失，是在社會快速變遷和轉型中產生的。一方面意味著人們對未來還有不少期許；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在秩序意識上混亂的體現，在處理社會關系上缺乏可依循的規則。

六、結論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在社會階層關系變遷過程中出現的非均衡問題，已成為當前中國社會學研究關注的重點。正如上文指出的，社會學追求的是社會均衡，但是在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如社會學追求的那樣一種理想的社會均衡狀態。在社會學視野里，非均衡問題當然被視為是社會運行秩序出了問題，而當前中國社會在階層關系變遷中出現的非均衡問題又有著許多特性。

從大的歷史角度來看，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或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原來的社會秩序都會遭到巨大的破壞。正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002：8）所說的：“由技術進步引起的社會秩序的混亂并不是什么新現象。尤其是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隨著一種新的生產過程取代另一種生產過程，人類社會經歷了一種無情的現代化過程。”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著更為復雜的社會大轉變，在農業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同時，正在伴隨著信息化進程；當工業化時代的階層結構尚在形成之中，又碰上因信息化而生的另一些新階層的出現。在這個復雜轉變過程中，工業社會時代的階層認同尚未確立，卻被后現代的許多價值觀念（如新環保運動理念、消費理念）所侵蝕，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社會合法性的增長，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失衡。“倘若這一轉化（即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轉化——引者注）也和以前的轉化（即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化——引者注）那樣重大的話，那么，它對社會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應該同樣大，這一點也不應該是我們感到吃驚。”“現代信息時代的民主國家今天所面臨的最大的一種挑戰是，面對技術和經濟方面的變革，它們能否維持住社會秩序”（同上：10-11）。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更是針對我們中國提出來的。

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大轉變過程中，生產技術、經濟制度、資源配置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引起了社會結構形態的變化，最明顯地表現為階層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遷。階層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利益關系。比如在這樣的變遷過程中，原有的階層分化了，一些新的階層誕生，一些舊的階層消失了；一些階層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下降了。這都可以從他們的利益關系上得到解釋。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這些變化所引起的更深層的影響，即在過去盛行的社會合法性觸礁，產生合法性危機，在社會價值觀念上形成了“大分裂”——人們不再堅守著價值合理性，而更多地將目的合理性作為行為準則，因此，就有各種“不擇手段”的非均衡問題產生。但是，當社會沒有提供足夠多的合法性資源的時候，人們會將更多的問題歸咎于社會，不認可當前的社會利益格局。更危險的是，高地位階層不堅守價值合理性，帶來的是社會運行機制缺少合理的、公正的、普適的機制，從而損害了社會最基本的公民權益。當前我們國家碰到的諸如收入差距的擴大、失地拆遷、稅費負擔加大、失業下崗、工資拖欠、貪污腐敗等等非均衡問題，都是跟合法性危機、或者合法性增長滯緩直接相關。

參考文獻：

[1]弗朗西斯·福山，2002年，《大分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利普塞特，1995，《一致與沖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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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陸學藝主編，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主編，2004，《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6]孫立平、李強、沈原，2004，《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近中期趨勢與潛在危機》，收錄在李培林、李強、孫立平等著的《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7]王春光、李煒，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主觀建構和客觀實在》，《江蘇社會科學》第4期。

[8]Merton，Robert K.1957.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are.Revised edn，FreePr

第二篇：中國社會階層與流動存在的問題

中國社會階層與流動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階層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這些變化既表現為社會流動，同時也是社會流動的結果。中國自古便有“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階層，但在更久遠的奴隸社會、氏族社會甚至是原始社會社會階層是極其簡單的，同時社會流動因為內部人員聯系緊密及外部環境惡劣等原因也極少。可以說，社會階層及社會流動是因為社會的發展。

在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即資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著中國的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的結果就是階級對立。如果社會階層是“——”的話，社會流動是“|”。我們可以將幾個社會具象化。

在第一個十字結構圖中，社會階層及社會流動是極其簡單的，這個社會只有一個交點，因此這個社會是十分不穩定的，會出現許多社會問題。但隨著社會階層及社會流動的增多，社會的交往不斷加劇，社會階層也不斷增多，即由十字結構發展為井字結構，乃至網狀結構，人們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社會也愈加穩定。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但中國至今尚未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間階層總體比例較小，階層固化的趨勢明顯加速。社會分層是以一定的標準區分出來的社會集團及其成員在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層次結構、社會等級秩序現象。中國已經形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但還只是一個雛形，而且還正在發展變化之中，正在繼續成長。現階段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和社會體制改革滯后的背景下自然、自發形成的，還不合理，還在發展變化之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不相適應。

我們小組經過討論認為：

一、中國階層存在隱蔽性；

二、社會分層有人為決定，且角色轉化太快；

三、社會流動呈單向流動，新階層與舊階層存在博弈，及在此博弈下的中產階級的困境。

首先，國際上一些現代化國家階級階層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術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企業主階層，我們國家都有了，都已經具備了。這些階層以前我們很少或者沒有，現在都有了。與國外現代化國家的階層結構相比，差別在于我們的結構比例還不合理。其次，中國現代社會結構中的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這個排序不是隨意搞的，而是按照他們擁有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這三種資源的多少來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個階層是一個臺階。因為我國階層結構的不合理性，使我國存在較多的社會矛盾。同一階級內矛盾激化，不同階級關系緊張。改革開放后，使中國的階級組成更復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后帶動其他人后富”。使得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財富向上流人群聚集，改革措施的不合理即國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房價虛高使人們成為房奴等等社會問題。

中國社會分層存在資源預設來決定分層問題，且角色轉化太快。我們說一個社會的分層是根據社會分工來決定的，在社會流動當中應該依靠的是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去完成的。而以中國為例，五十年代社會流動向工人階級流動，八十年代向商業階層流動，現在又極具向公務員階級流動，這些流動都存在這認為的資源預設才來完成這種流動。再者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政治分層，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下，出生在農民家庭的人，就只能從事農業，身份只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農民想轉變為工人，轉變為城市居民，工人想轉變為干部，則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說非常難，因為存在著制度性的障礙。這種先賦性的社會流動機制限制了人們通過努力奮斗實現向上流動的積極性，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這種流動機制使國家的發展缺乏活力和動力，也阻礙了經濟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后，我國正在由“先賦型”社會演變為“后致型”社會，農民可以進城來打工，年輕人通過學習、努力，可以上大學，畢業以后可以當教員、當國家干部，所以這是一個開放的、能流動、有活力的社會。一個現代社會一定是個開放、社會流動暢通、公正的社會，現在我們已經往這個方向走，正在發展。但是現在的戶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還沒有完全改革到位，還不能說現在已經是開放的社會。但是總的來說，社會流動的機制已經改變了，現代社會結構包括現代社會的流動機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機會實現向上流動的理想。

社會流動呈單向流動，新階層與舊階層存在博弈。但是由于不同社會階層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同，平行向的社會流動多，垂直向的社會流動少。社會底層人員難以進入上層社會，中國夢難以得到實現，社會階級不斷固化。中產階級存在困境。中產階級通過自己的努力，不斷積累屬于自己的社會財富，獲得屬于自己的社會資源，他們的生活艱辛而幸福，同時他們也是貧窮的。階級內部因素，自我意識的偏差和內部關系固化；社會外部因素,體制的排斥和資源的配置過低和信息的獲取差。

要想解決中國社會階層與流動存在的問題，首先通過改革和調整，城市化的步伐會加快，解決城鄉兩極分化，改變現在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狀態。其次調整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關系，大力發展經濟，將社會財富做大，縮小貧富差距。最后擴大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這是構建和諧社會，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基礎。

中國社會階層與流動存在的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011級社會工作

組員：吳子民 李增海 何鑫

武玉欣 于靜 李婷婷 張野

第三篇：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

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中國就在不斷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更是突飛猛進，但是伴隨這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也呈現出許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社會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我認為在當代，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四個方面：人口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勞動就業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是當代許多社會問題的核心。雖然它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各異，但其實質主要表現為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失調，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而出現人口過剩。以中國為例,當前社會生活和發展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無一不直接地或間接地與巨大的人口壓力相聯系。首先，人口壓力使社會在提供現有人口生活條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突出表現為就業困難,住房緊張,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壓力造成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降低等。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間，中國人口從54167萬人，增加到130756萬人，凈增加76589萬人，增長1.41倍。而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來看，中國人口總數已達到13.41億。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量。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人口基數過大，人口增長量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是男女比例失調，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看似不大的差距，但是以中國的人口基數來計算的話，中國是存在幾千萬的光棍的，這也可能會引發許多犯罪事件。還有一個人口素質的問題。一個社會的發展，根本上有賴于人口素質提高。現在中國農村人口還是超過半數的，許多農村地區教育條件很差，也導致了人口素質難以提升。

生態環境問題

生態環境問題突出表現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嚴重。它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重大障礙。預測未來社會問題的主要矛盾將集中到生態環境上。如不及早解決，它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甚至是全球性的、毀滅性的破壞。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巨大的，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過多的強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導致忽略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我國表現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在下面幾個方面：

1、水資源短缺并且污染嚴重。期中包括農業和工業兩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水，并且都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2、大氣環境污染也不容樂觀。我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是未達到標準的。主要是一些重工業的污染造成的。

3、固體廢棄物的污染日益突出。目前中國的垃圾堆放量已經超過60億噸，期中1.5億噸是露天堆放的，帶來了嚴重的空氣污染。這是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4、土地荒漠化嚴重。我國土地荒漠化面積已經達到了236.62萬平方公里。

5、國內資源供需矛盾加劇。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在13億人口面前還是顯得挺無力的，這又從側面反應了人口問題的嚴重。

勞動就業問題

勞動就業問題源于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比例關系失調。這種失調在不同社會、不同地區表現形式不同。但它作為社會問題主要指人口過剩及經濟發展緩慢或停滯，造成勞動人口失業或待業現象。中國的勞動就業問題，首先表現為就業不充分；還存在現有從業人員冗員嚴重、勞動生產率低下、就業及待業人員素質低下等問題。就業問題的社會后果，一方面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誘發社會動蕩及社會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而威脅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當然我們大學生比較關注的就是大學生就業問題了。

據中國媒體援引人力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二零一零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630萬人，比去年的611萬多19萬人，加上往屆未能就業的，需要就業的畢業生數量很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簡單來說問題就是供過于求。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不會發生太大變化的，那么另一個出路就是自主創業了，但是自主創業難度很大，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當前大學生自主創業的現狀是參與者少、旁觀者多；從事的多是規模小的個體經營的行業，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創業只適合少數人，具有創業素質和條件的人畢竟很少。依靠創業只能緩解就業難，要根本解決就業難問題基本上是天方夜譚。

現在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會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沒有就業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如果就業問題不能得到很好解決，可能會引起社會不和諧、不穩定。（貌似我這個專業就業問題會更加突出吧。）

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問題，一般指人口中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從而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是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一項重大社會問題。目前在發達國家較為突出，不發達國家則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輕化掩蓋了這一現象。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中國已于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由于人口基數大，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老年人口總數都將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齡化給社會、政治、經濟帶來一系列影響和問題，它要求對社會生產、消費、分配、投資、社會保障及福利、城鄉規劃等都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老年人口規模巨大、老齡化發展迅速、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女性老年人口數量多于男性、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等六個主要特征。綜觀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可以概括為四點主要結論：第一，人口老齡

化將伴隨21世紀始終。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第四，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就我看到的老齡化問題也是有不少表現的。像我們村子，這么多年以來，新生的小孩很少（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得到良好的執行），當然自然死亡的人口數就更少了，就導致了村里的老人越來越多了，在家務農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而且對我們農村來說，那些城市里面才有的養老政策是不存在的（或許有，但是我沒看到），老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務農和后輩的贍養。許多老人的生活是缺乏保障的。還有一個就是在昆明坐公交車，影響中，大概會有三分之一是老人做公交車吧，雖然和老人比較有時間有點關系，但是還是可以看出老齡化的存在。

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發展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上面的幾個了。我認為，我國社會要健康發展下去的話，必需解決好這些問題，可能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快就解決好，但是只要向著這方面發展，制定好相關的發展策略，就一定能使中國社會走上一個良性的發展道路。

第四篇：淺談當前中國農民工問題

淺談當前我國農民工問題

關鍵詞：農民工、弱勢群體、社會和諧

內容摘要：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產生的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軍，發展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農民工問題也日益凸顯，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因此，深入研究我國的農民工問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對維護社會的穩定、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農民工”簡稱“民工”，是我國當前社會一個特殊的、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是經濟、社會和文化處于轉型時期的產物。他們的根在農村，農村是他們生命的“起點”和“歸宿”，農村才是他們的“家”；而他們更多的時候是呆在城市，城里處處留有他們的足跡和背影，他們與城里人、城市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農民工是一個復雜的群體。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素質得到了提升，其思想和行為呈現出多元化取向，其群體內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進入21世紀，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流動廣度和跨度日益擴大，組織形式和流動方式也日趨復雜，農民工問題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又一具有強大挑戰性的課題。隨著社會各界廣泛地參與到農民工問題的研究中來，農民工問題正得到重視和逐步解決；然而，農民工的問題依然很多。我們深切地感到，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不僅僅關系到農民工個人的生活福祉，也關系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只有徹底解決農民工問題，構建和諧社會才有希望。

一、農民工簡述

所謂“農民工”是指戶籍身份仍是農民、享有一定的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的人員。根據流動程度的大小，可將農民工劃分為三類群體：

第一類是基本融入城市的農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除了收入需求以外，他們更多的要求獲得尊重、平等權益以及自我價值實現等。這一群體對土地的依賴性較少，而對獲取社會保障、解決子女教育問題、享受公共醫療服務、享有更多公民權利有較高要求。

第二類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動性（主要是春節返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并構成了目前我國農民工的主體。他們渴望獲得穩定、較高水平的收入，同時對公共醫療服務、就業服務尤其是工傷和醫療保險等也有較強的需求，對遠期的養老保險服務需求意愿較弱。這一類農民工盡管不以土地為生，但對土地仍有較強的依賴性。

第三類是間歇性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以農業為主、務工為輔，或務工、務農并重。對他們而言，獲得應得的勞動報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們的素質普遍偏低，外出具有一定

①的盲目性，所以對就業信息服務、維權服務具有較強的需求。

二、農民工進城原因探析

雖然農民工是實現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一歷史使命的主力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他們卻遭受到了這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待遇。農民進城，過去門檻很高，后來障礙不少，至今鴻溝尚在。改革開放已有30多年，農民工的付出與回報卻極不相稱，他們未能享受到國民待遇，未能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甚至有人指出，在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外，還有“農民工”，形成“四農”。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已經開始出現不滿情緒，由農民工引發的社會矛盾及社會治安的問題也越來越多，那么農民工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農民工首先是姓農，生在農村，職在務農，本名農民。中國之所以存在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歸根結底是由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農業大國和農民大國的國情決定的。眾所周知，我國的陸地面積世界第三，耕地面積占世界的7%。然而，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可用耕地很少，人均耕地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這幾年來，為了適應城鎮化的發展（例如修建公路，開辟工業園區，房地產投資），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10年累計達1億畝），造成了一大批失地農民（每年約有300萬~500萬人）。此外，有的地方土地退化，或者缺水，或者退耕還林，都使人地矛盾愈加尖銳化。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以0.8畝/人為

②警戒線，我國有663個縣低于此線，其中463個縣不到0.5畝/人。我們知道，農村每年新增人口和勞動力大約在1000萬人左右，然而我們農民可以耕種的土地卻進一步減少，尤其是在發達地區，勞動力過剩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了維持生計，這一大批少地或失地的農民不得不走上進城務工的道路。

2、農業產值較低，農民收入不高

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獲得了農業生產經營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權，這使得傳統的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在新中國得到了延續并加強。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國農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中國也成功地創造性了用僅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跡。然而，很多人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以占世界70%的農民，僅養活了占世界7%的左右非農民。21世紀的今天，農業已進入機械化大規模農場的生產階段，而在中國的很多農村，我們看到的農民依然是精耕細作、手提肩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農民形象。這不能不讓人心寒、憂憤。

近年來國內經濟“高燒”不退，物價持續上漲，農民種田所需的化肥、農藥、種子等價格也長期居高不下。同時，由于人類對環境的肆意破壞，我們的惡劣天氣狀況也更加頻繁。毫無疑問，這嚴重威脅到了農作物的生長，我想我們媒體有關的農業豐收、產量提高的報道值得商榷，更值得懷疑。換言之，我們農民種田的成本與風險也極大地提高了。然而，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我們的黨和政府卻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味地掌握著糧價的決定權。雖然這幾年來，糧價有小幅增長，但它遠遠低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漲幅。一言以蔽之，國家在保障所謂多數人的利益的同時，卻忽略了我們的農民朋友。中國所謂的“公平”、“和諧”與“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犧牲農民利益基礎上的。據筆者了解，農民種田收入極少。農民種田純收入不多，有的年份還會虧損。即使遇到風調雨順的年份，每畝田也頂多賺個二三百元。照這樣計算，農民靠種田的收入每年也頂多2000多塊錢。而進城務工，就算工資再低，每個月也會有800塊錢左右的收入，這明顯比種田合算。自然地，很多農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加入到“農民工”這一群體中來。

3、城鎮的吸引

農民務工，這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任何落后國家的發展，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首先要走工業化道路。而工業的發展壯大，必然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這部分產業工人從哪兒來？除了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外，主要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城市化進程中，工業化帶來的不僅僅是工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服務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這就增加了眾多的就業崗位，因此，市民則便擁有了更多的就業選擇。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那些苦、臟、累、險的工作逐漸被市民所淘汰，只能由出身貧困的農民工來接管。同時，城市更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勞動報酬對收入較低、迫切下改善生活的農民就有著別樣的吸引力。這樣，城市不僅僅對農民有吸引力，并且也具有吸納力。這就為農民進城務工創造了可能。

4、家人看病、子女上學所迫

就筆者個人觀點來看，農民一年2000多塊錢的收入足以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然而，為什么中國存有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呢？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便是農民的醫療衛生條件及農民子女的入學問題。“看病難，上學難”是中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而這一問題在農村顯得更為嚴峻。在農村，農民是生不起病的。因為，往往一個家庭出現一個病人就會使還算“小康”的家庭變得入不敷出，外債累累。原因何在？還是一個根本原因，農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可以發現，入院治療的農民的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都存有很多問題，這是長期以來他們忙于勞作忽略飲食健康衛生所致。農民看病基本可以用“小病不醫醫大病”來形容。理所當然地，農民真正進入醫院治療時，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我們不得不去反思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近年來，國家在農村竭力推廣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地區政府更是勉為其難，只能用集體收入幫農民繳納。是我們的宣傳力度不夠嗎？當然不是。因為農民沒這個錢來繳納，亦或是他們認為沒必要。因為，長年累月的，他們不敢往醫院跑，繳了保險，等于是扔在水里“打水漂”，這種投入是極不劃算的。

撇開醫療問題，困擾農民最大的問題便是子女上學問題。中國很早就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為什么農村仍有大量失學兒童？因為義務教育免去的只是學生的學費，上學需要繳納一筆可觀的學雜費、書本費。2005年，國家開始在農村推行免收學雜費書本費的政策，我們的農村學生開始繳納所謂的保險費、課本2，因為這些費用是不包括在學雜費里面的，學校亂收費的現象仍然沒有根本解決。筆者認為，一個家庭供養孩子上小學初中的能力還是有的。關鍵是農民培養大學生不容易。近年來，社會一直在呼喚教育公平，而農村學生卻是最不公平的教育對象。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本來教學設備、師資方面就存有劣勢，但他們克服了，憑著勤奮和努力，他們戰勝了對手，拿到了夢寐以求的錄取通知書。然而，昂貴的學費又讓他們潸然淚下。可是，沒有哪一個農民會淺薄到不讓孩子讀書（除非迫不得已），因為他們深深懂得“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他們只希望通過自己能為孩子搭建一個進城的平臺。所以，為了孩子的學費，進城務工，即使再苦再累，他們也義無反顧。

三、當前我國農民工群體存在的問題

1、求職不易、就業艱難

根據計劃生育部門的預測，現階段中國已進入為期十年的勞動力高峰期，約在2015年前后，勞動力人口將達到約9.3億人的峰值，而后才逐漸減少。農民工的出現，短短幾年，③就達到了1.2億人~1.4億人，這不能不對城市產生巨大的沖擊。因為農民進城務工，國家和城市卻沒有也不可能專門為農民設置或騰出足夠的就業崗位，他們只能自己去尋覓、去競爭。農民闖入城市，不能不說給城市的就業帶來巨大的壓力。為此，很多地方紛紛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于是，一般農民工就業都必須要過三道坎：一是各種證明；二是一定學歷；三是適當經驗，這就增加了農民在城市求職的難度。

2、社會保障缺乏，維權意識淡薄

農民工求職固然不易，就業后仍很艱難。就業對農民工來說，不是困難的終結，而是困難的繼續。據有關學者研究，農民工一般都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是指沒有取得正式的就業身份，地位很不穩定的就業，即所謂的“臨時工”。由于農民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他們就不能被納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除了基本工資以外，他們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他們也意識不到勞動合同的重要性，與雇主之間的勞動契約十分松散，因此，常常發生雇傭糾紛，雇主拒付工資的現象頻繁發生。

農民在沒有自主就業權的情況下，還在承受著較為惡劣的勞動條件。一般情況下，農民工干的都是最累、最苦、最危險的活，他們的工作除了需要較大的勞動強度，還存有較大的安全隱患。而農民工卻缺乏工傷和意外傷害風險等社會保障，這種嚴峻的就業狀況和就業形

④勢不得不讓人擔憂。

3、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凸顯

農民工進城，在增加城市的朝氣的同時，卻導致了農村的老齡化。眾所周知，青壯年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在全部外出從業農民工中，20歲以下的占52.6%，30~40歲的占29.5%，40歲以上的占17.9%，有近80%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經過近30年的持續轉移，越來越多的地區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⑤正在被吸納殆盡。兒女進了城，老人就要重新拿起農具，下地干活。他們普遍年齡較大，有的已經超過60歲甚至70歲。他們承擔田間主要勞動，有一定的艱辛。留守老人問題，除了艱辛的勞動，主要是心理問題嚴重。離開兒女，他們普遍感到孤獨、寂寞，缺乏應有的天倫之樂；同時他們難了牽掛，時刻在為外出的子女擔憂。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那些有宿疾或生了病的老人，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和及時的治療。誰來關注留守老人成為社會和諧的一個重大難題。

除了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又是農村的一個特殊群體。兒童是祖國的花朵，他們的童年本該無憂無慮。不幸的是，他們出生在了農民工的家庭，往往從小就嘗盡各種苦難。他們的父母外出打工，只能由爺爺奶奶照看。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革，外出打工農村青年的離婚率也急劇上升，很多家庭不幸淪落為單親家庭，這樣的灰色童年會扭曲人的心靈，對未成年人成長極為不利。據從事農村教育的教師反映，留守小孩很難教育，他們普遍缺乏家庭關愛，父母呵護，往往有很多心理困擾。有的任性、自私、性格孤僻；有的經常逃學，沉溺于網絡游戲；有的打架、抽煙、喝酒、甚至小偷小摸。留守孩子在素質、品質教育和個性培養等方面，令人堪憂。

四、解決農民工問題措施探析

農民工，與其他社會弱勢群體一樣，普遍缺乏自我救助的能力。救助農民工，政府責無旁貸，社會義不容辭。為了幫助農民工克服困難，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我們應該在經濟、法律、政策等領域給予多方面的幫助和支持。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分治的局面

由于國家對城市發展的政策性傾斜，我國長期實行嚴格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便源于此。勞動力被人為地固定在戶籍所在地，以致城鄉間的勞動力流動幾乎處于停滯狀態。這種非正常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也極大地阻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隨著農民工隊伍的不斷壯大，國家已適時放寬了農民進城的條件。然而，農民進入城市的門檻仍然很高。尤其是受日益上漲的房價和子女入學難等問題的沖擊，農民更是看不到向上流動的希望。這很容易使農民產生仇富心理，造成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做出危害社會的行為，激化社會的矛盾。因此，站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國家理應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制，打破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傳統城鄉分治格局，切實有效地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構建和諧穩定的城鄉關系，從而為社會和諧的構建創造良好的氛圍。

2、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法律保障

由于大多數農民工缺乏必要的非農產業謀生技能，只能靠出賣廉價的勞動力為生，他們大多從事工業、建筑業、餐飲業和服務業等簡單的體力勞動，很多用人單位不按《勞動法》為他們交納各種社會保障。因此，國家必須加快建立并完善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法律法規的步伐。要完善與《勞動法》相配套的有關法律法規，規范用人單位的行為。同時，國家在制定有關勞動法律法規時要盡可能考慮農民工就業情況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在一些政策法規面給予優惠或讓步。如進一步明確用人單位改善農民工生產生活條件的義務，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經濟處罰力度等。當然我們在全面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還需要向農民工朋友推廣普及法律知識以提高他們的維權意識。使他們在遭遇不法侵害時，不是以為的盲從或屈服，而是懂得積極尋找法律途徑，通過合法渠道維護自己的權益。

3、積極發揮工會組織的維權作用

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農思想局限性所致。一般而言，農民工普遍缺乏文化，勞動技能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且他們往往是以獨立的個體的形式存在于城市。換言之，他們不懂得與他人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團體、組織或協會來活動，從而維護或實現自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搭建一個平臺，溝通雇主、農民工和政府之間的聯系，這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了工會組織。我們應積極支持農民工加入工會，將分散的農民工組織起來，通過工會來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并加強對農民工的管理。

4、提高農民工素質，增強其就業競爭能力 隨著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市場對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和職業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也正經歷著一場由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術型和智力型轉換的變革。然而，農民工的職業素質卻不容樂觀。目前，在我國農村勞動力當中，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極少，多數為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絕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因此，提高農民工素質，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核心所在。而要想提高勞動力素質，關鍵在教育。因此，國家應加強對農民的再就業培訓力度，通過建立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機構，開展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特別是勞動技能的培訓，使更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掌握一至二項專業技能，以增強其就業競爭力。

總之，我們要加大對農民工的扶持力度，創造讓農民工擺脫困境的各種條件。從當前實際出發，通過各種經濟、法律、行政手段確保農民工同工同酬，免去后顧之憂。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然而，沒有一個社會可以遠離公平正義而獲得健康穩定的發展和進步。農民工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們都不能忽略、小看這一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我們必須正視農民工問題并積極尋找合理有效的途徑保護其合法權益。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才能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①羅劍朝、李赟毅等：返鄉農民工創業與就業指導，經濟管理出版社 第8、9頁 ②沈立人：中國農民工，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27頁 ③沈立人：中國農民工，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21頁 ④李強、唐壯：《城市農民工與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 ⑤羅劍朝 李赟毅等：返鄉農民工創業與就業指導，經濟管理出版社 第6頁

第五篇：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分析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2012級國外馬克思主義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論文

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分析

韓偉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學號12212078 摘要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的同時，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日益顯著。本文主要闡述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及其原因，并根據我國當前的國情提出了一些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 貧富差距 成因 對策

一、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

（一）貧富差距概念的界定

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兩部分。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是狹義的概念；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是廣義的概念。我們在這里主要涉及狹義的概念，貧富差距表現為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狀況。

（二）貧富差距的表現

現在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0.3以下為平均狀態，0.3-0.4為合理狀態，超過0.4表示該國貧富差距過大，超過0.6說明該國已經嚴重兩極分化，處于社會動蕩的邊緣。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數為0.28，在當時我國還是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的國家，進入90年代后我國的基尼系數急劇上升，早在1993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就已經達到0.4的國際警戒線，2004年上升到0.47，2008年就已經達到0.53，到2012年，當我國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位時，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61，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是當今世界上公認的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同時，貧富差距問題還表現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狀態，即分配收入的“馬太效應”。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現象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很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如果再不對這種現象加以遏制和改善的話，整個社會就會出現兩極分化，也即意味著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問題發展到了最為嚴重的地步。這一現象因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主要表現在城鄉間差距、地區間差距、行業間差距三個方面。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其中農民占據全國人口總數的62%左右，所以農村的發展、農民的收入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看，199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1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686元，前者為后者的2.2倍，而到了2007年，這一比例擴大到3.7倍。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 元，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分析，城鄉居民的財產差距高達15倍。因此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經非常明顯。

2、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加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的差異卻很大，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一般來說，低收入增長地區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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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中西部。據學者研究，2008年，我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已達到26%，而如果從城鄉收入差距中各地區對全國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已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這表明，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加明顯。據統計，2007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為 23622.73 元，最低的是甘肅省，為 10012.34 元，兩者相差近2.36 倍;而農村的差距則更大，農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為10144.6 元，最低的是貴州省為 2373.99 元，兩者相差近4.27 倍。

2、不同行業之間的職工收入差距懸殊

20世紀 80 年代，中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 1.6～1.8 倍之間。90 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行業收入差距表現出逐步擴大的態勢。2005 年，石油、煙草、電信、水電氣供應、金融等壟斷性行業的職工總數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其收入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且收入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壟斷。至 2010 年，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和平均工資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的收入差距已擴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間。壟斷行業憑借其在市場中占有的壟斷地位而獲取了大量壟斷利潤，其壟斷行業的職工也相應獲得了較高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以及行業間工資差異呈持續擴大的趨勢，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二、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成因

（一）自然歷史原因

1、自然地理差異

一個地區的區位環境、自然資源、人口素質及原有的經濟發展基礎都是該地區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國東部地區背負大陸，面臨海洋，地勢平緩，區位優越，交通便利，開發時間長，人們的文化素質較高，人口密集度高，需求量大，所以，東部地區的經濟基礎較好，各方面生產條件比較優越，可以吸引大量投資，使得資本充足，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從而使得人均收入高。而中西部地區地形復雜，交通不便，通訊落后，自然資源缺乏，人口相對稀少，開發難度大，缺乏投資資金，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人均收入偏低，從而形成貧富差距。

2、歷史積淀的因素

（1）我國文化傳統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大同的平均主義思想較為強烈。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前，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在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老百姓的幸福指數要高于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這是屬于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和“不正常”的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以后，整個社會獲得了一種正常的發展，并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這樣就激發了民眾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傳統的平均主義觀念受到強烈沖擊。

（2）我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逐步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價值規律為基本規律的市場經濟本來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擴大的動力，它使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生產和經營效益。這種依照優勝劣汰規則展開的競爭，必然形成各企業及勞動者之間在收益上的差距和在富裕速度與程度上的差別。鄧小平提出的“先富帶后富”的提議，鼓勵一部分人先富帶后富，再拉動他人共同致富國家制定發展政策時，對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開發區等地區，在稅收、信貸、投資和對外開放等方面實行了區別于中西部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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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優惠政策。這樣促使這些地區經濟迅猛發展，必然使得地區間國民個人收入之間的差異性明顯。

（3）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從政策和體制上將城鄉分割為完全不平等的兩部分，不論在社會地位上、經濟地位上還是政治地位上，城市居民都高于農村居民。為了優先發展城市工業，國家通過農業“剪刀差”的形式來為城市的工業化聚集資金，其主要方式是國家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和人為提高其工業產品銷售價格的方式來獲得“剪刀差”，從而把農業產品的利潤轉化為了工業產品的利潤，國家通過這種方式來為工業化聚集原始資金，使得城市的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這種方式扭曲了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的價值，使得農業產品的價值被人為低估，造成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且長期得不到提高。并且我國農業主要集中在種植業，而畜牧業和農村加工業都不發達，這都與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經濟”戰略，對城市建設投入過多，而對農村發展投入過少造成的。同時，我國的城鄉戶籍制度也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一樣的福利待遇，這也在客觀上決定了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另外，教育因素對貧富差距的影響，也從隱性轉變為顯性，中國城市和鄉村的教育設施、科技設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城市內部教育氛圍良好、注重人文素質的培養，而鄉村教育設施不齊全，農民對教育重視程度不夠，導致鄉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遠低于城市，從而產生區域的文化思想差異，帶來的經濟發展效率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差異。因此城鄉二元經濟的壁壘不僅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民增收難，同時逐漸擴大了城鄉收入的差距。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弊端

1、國有壟斷行業不規范

我國在經濟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對于那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實行國有壟斷經營，這對于國民經濟的穩定和安全有著重要意義。這些行業包括供電、供水、電信、郵政、鐵路運輸和金融保險等部門。這些國有壟斷行都受國家的高度保護和控制，甚至還被國家賦予一定的行政權力，國家對于這些行業也有著很高的進入標準。因此，這些壟斷行業憑借著這種壟斷優勢而獲得了超額壟斷利潤，而且在行業由于政府實行行政性價格管制而出現虧損的情況下也可以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而這些高額壟斷利潤和財政補貼中的一部分就轉化為了壟斷行業職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這使得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與一般行業相比明顯拉大，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公開資料稱，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的員工從業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其收入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60％左右。與此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石化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2、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我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個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各種素質和能力的差異，就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在收入水平上即使按勞分配也必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其中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由于對資本等生產要素占有量的不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等非生產要素所帶來的非勞動收入自然也存在差異。同時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性的道路，制度的不完善為各種權力尋租和貪污腐敗提供了體制性空間。政府配置資源的紊亂和監管的不到位是權力尋租產生的根源，權力尋租會產生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通過“設租”“尋租”交互運動的方式用資本換取國家領導干部手中的所掌控的經濟優勢獲準權，這樣一方面加劇了企業之間因不公平競爭而導致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也使一些官員在行賄過程中獲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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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的灰色收入，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3、我國的稅收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國稅制不完善，稅收征管上的漏洞較多，稅收不但沒有達到有效控制貧富差距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首先是稅種設置不合理且調節不到位。目前我國對個人收入調節的稅制比較單一，主要是依靠個人所得稅，其他的相關稅種要么沒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夠，如財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等。其次對偷逃稅行為打擊不力。由于全社會缺乏依法納稅的氛圍，加之執法方面的原因，我國在稅收過程中，對各種偷稅、漏稅、逃稅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致使一些人通過偷稅、漏稅等手段非法致富。這種不健全的稅收制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財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國家缺乏進行必要再分配的資金和能力，不能及時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從而加大了人們貧富之間的差距。

4、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市場經濟是風險經濟，它本身不會導致人們收入差距的無限拉大，真正導致社會成員貧富差距懸殊的是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和市場經濟配套的相關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能對市場競爭中的弱者進行及時的保護，就會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社會現象。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國家包攬為特征的單一型社會保障制度，這種保障制度覆蓋小，資金渠道狹窄，管理服務社會化程度低等，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兼顧社會公平，無法適應新體制的需要，致使我國社會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我國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主要靠工作單位來解決，而一旦面臨失業，他們的生活馬上就沒有了保障;而農民家庭主要靠自己解決，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農民自身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再加上鄉村貧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還沒有制度化，致使部分地區貧困者甚至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有8006的勞動者與老年人沒有基本養老保險，90%的人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大多數產業工人缺乏工傷保險，絕大多數女職工沒有生育保險，而面向老年人、殘疾人、婦女兒童的社會福利則更加顯得比較欠缺等等。雖然各地均出臺種種社會保障政策，但往往是因為投入不足、管理不嚴、落實不到位，只能是形同虛設。由于這些群體在市場競爭中本身就處于弱勢地位，社會又不能夠對他們進行及時的救濟和保護，就必然進一步導致了他們生活的貧困。

三、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基本對策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城鄉間、區域間的和諧發展

1、統籌城鄉發展，貫徹實行“三農”政策

統籌城鄉發展，促進農村發展，關鍵是要貫徹執行“三農”政策，在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更快地推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城市工業已經初步建成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已具備自我發展能力，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條件已基本成熟，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在這一發展階段，首先應深化農村的各種制度改革，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消除城鄉壁壘。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促進就業結構的調整，從而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其次要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科研生產技術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同時，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最后要加快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的戰略，促進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提高城市化率，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樣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2、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區域間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統籌區域間的協調發展，關鍵是要打破空間阻隔、地方壁壘，第 4 頁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2012級國外馬克思主義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論文

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首先要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科技教育發展，發展重點工程和開發優秀特色資源，加強西部人才開發，加大東中西協調互動力度。其次要積極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支持企業聯合重組和裝備研發制造，推動產業優化升級，發揮地區優勢。再次要落實中部崛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快發展交通運輸業，承接東部地區和國外產業轉移。最后鼓勵東部地區不斷推動體制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時說：“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要求我們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要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因此，首先，要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加大薪酬調整的初次分配薪酬調整的力度，我國對于傳統農業以及一些依靠人工勞動力的工作的薪酬分配相對較低，應該適當的修改相關制度，對農業以及以人工勞動力為主的工作進行薪酬的上調。其次，要積極推進稅制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使得偷稅漏稅的行為大大減少，適當修改個稅在各薪酬的納稅比值，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從而對窮人進行有效合理的保護，對富人進行更為合理的稅的征收。再次，要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更加注重公平。

1、加大政策扶貧力度，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國家要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和補助支出，幫助地方重建公共財政。各級財政要提高社會保障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用在財政支出的比重，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特別是要將農村人口納入國家財政支持的社會保障范圍內。

（三）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范政府和市場行為

首先，要加快制定行業規范和市場準入法律的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對政府壟斷的行為和價格加以限制。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差距。其次，要加強市場監管，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法行為；完善權力制約機制，增強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對公務員實行財產申報制度，嚴懲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不正之風。因此我國一方面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玩還是那各種社會制度，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從而堵住權力尋租的漏洞，從根本上防止腐敗蔓延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產生。另一方面要繼續加強法治，嚴厲打擊非法經營和非法收入，以法律的威懾力遏制不法行為，規范政府和市場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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