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中國周邊形勢與臺海關系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個國家政局動蕩不定，多個地緣方向滋生亂局，周邊不穩趨于常態化、持久化、復雜化與聯動化。周邊形勢動蕩既有自身矛盾錯綜復雜的“內因”，也有大國角逐與干涉的“外因”。周邊動蕩加劇對中國構成諸多嚴峻挑戰，中國應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通過積極、有效、妥善應對周邊不穩，不僅為自身持續與完全崛起營造更加有利的周邊環境，而且也為周邊的和平穩定與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應有的重要貢獻。

一、周邊各方向不同程度的動蕩

中亞不穩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異動最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發生突變，首都比什凱克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謂“顏色革命”上臺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舉推翻，以奧通巴耶娃為首的反對派宣布成立臨時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國外，而臨時政府也一直難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總統具有傳統影響的南方地區。6月10日，吉爾吉斯斯坦南方重鎮奧什的吉爾吉斯族與烏茲別克族之間爆發大規模族群騷亂，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大量烏茲別克族難民逃往鄰國烏茲別克斯坦避難，吉臨時政府先后向俄羅斯與美國提出求援，但俄羅斯除了加強其在吉軍事基地戒備外一直按兵不動，而中國政府則立即展開了大規模的撤僑行動。6月27日，吉就新憲法舉行“全民公決”，新憲法規定吉將由總統制改為議會制，公決獲得高票通過。7月3日，吉臨時政府總理奧通巴耶娃宣誓出任“過渡時期”總統，任期到2011年底。吉議會選舉定于2010年10月舉行，吉政局演變前景仍然存在著不小的變數。

南亞則有多個國家政局劇烈動蕩。阿富汗首當其沖，巴基斯坦緊 隨其后。美國奧巴馬政府強力實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大舉增兵阿富汗，對巴基斯坦一再實施越境打恐，引發極端勢力與恐怖組織強烈反彈，致使南亞恐怖襲擊活動有增無減。與此同時，美國干涉阿富汗選舉，導致當選連任總統卡爾扎伊與“占領國”美國、“占領軍”北約部隊之間矛盾加深。美國于“9〃11”后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沒有被美軍剿滅，反而“愈挫愈勇”、影響力趨于增強。美國決策層內部對“阿富汗新戰略”也存在嚴重分歧，前線指揮官麥克里斯特爾將軍對奧巴馬總統出言不遜，奧巴馬為維護自身權威被迫臨陣換將，將“戰功卓著”的麥克里斯特爾解職，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烏斯將軍接任。對于美國“阿富汗新戰略”的黯淡前景，英國《金融時報》載文指“美國正在阿富汗走進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國綁上“反恐”戰車，巴對本國部落區極端勢力發動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殘忍報復，“巴塔”一再制造嚴重恐怖襲擊活動，不斷造成巨大傷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動與“反恐”難解難分的“惡性循環”。而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也嚴重受制于議會，大權趨于旁落；

尼泊爾在野的第一大黨尼聯合共產黨（毛主義）發動大規模罷工，迫使尼總理尼帕爾在執政僅13個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辭職，尼政局陷入新一輪“波動”；

作為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雖然政局總體穩定，但民族分離組織與反政府武裝（印度“毛派”等）不時對印度安全部隊發動突襲，破壞鐵路等重要交通設施，造成嚴重傷亡與損失。

東南亞政局動蕩以泰國為首。支持泰國前總理他信的“紅衫軍”反政府示威者從3月14日開始便占據首都曼谷的鬧市區，與政府軍及親政府勢力不時“擦槍走火”。泰國總理阿披實在“忍讓”多時之后，于5月13日晚派軍方封鎖“紅衫軍”示威地點，試圖逼走近萬名示威者，“紅衫軍”軍事領導人卡迪亞當場中彈身亡。泰國軍隊于5月19日開進“紅衫軍”集會區域，展開“清場”行動，雙方沖突造成嚴重傷亡與財產損失。多名“紅衫軍”領導人于當天下午集體自首，宣布結束集會示威。阿披實總理于當晚發表電視講話指，政府有 信心使國家恢復正常和走上可持續復蘇道路。5月25日，泰國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動罪名，批準逮捕前總理他信，泰國內閣批準把在曼谷和23個府實施的宵禁再延長4天。7月6日，泰國政府決定將在曼谷等19個府已實施3個月的緊急狀態法再延長3個月，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泰國亂局雖暫時緩解，但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泰國社會矛盾依舊難解；

緬甸即將舉行歷史性的全國“大選”，緬甸軍政府意圖在選前進一步“收編”緬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引發后者反彈，加之軍政府與“民主派”之間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緬甸局勢變數增加；

菲律賓舉行完總統大選，小阿基諾以“反腐敗”為旗號高票當選，開始了六年任期；

東南亞地區形勢動蕩還體現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勢更趨復雜，其中既有海盜活躍威脅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權益爭端加劇，包括島礁主權爭議、專屬經濟區劃分沖突、海洋漁業與油氣礦產資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企圖使雙邊爭議“多邊化”，美國也極力“插手”南海問題，致使南海形勢更加敏感復雜。

東北亞形勢主要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而驟然緊張。在朝鮮半島方向，韓國于5月20日公布“天安”號事件正式調查結果，認為導致2010年3月26日韓國海軍“天安”號警戒艦爆炸沉沒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鮮小型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攻擊，美國和日本政府隨即分別表示“強烈譴責”導致“天安”號沉沒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張各方應冷靜克制，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局勢緊張升級。朝鮮則于5月21日發表聲明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指如韓國以“天安”號事件為借口對朝鮮進行報復，朝鮮將采取一系列強硬措施加以應對。韓國總統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號事件對國民發表講話，要求朝鮮道歉，表示將禁止朝鮮船只進入韓國領海，中斷韓朝貿易、合作與交流，并將與有關國家協商后將該事件提交聯合國安理會。韓國同日還表示將恢復“對朝心理戰”，更積極參與“防擴散倡議”，在近期舉行韓美反潛軍事訓練。韓國并于6月4日致函聯合國安理會主 席，通報其聯合調查結果，請求安理會做出反應。特別是，韓國與美國欲藉“天安號”事件于7月份在黃海一帶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有傳聞指美國核動力航母“華盛頓號”可能參演，由于黃海屬于中國近海與高度敏感海域，美韓軍演不僅臨近中國領海，而且直逼中國的政治中心，何況“天安號”沉沒迷團未解，美韓大規模軍演不僅將進一步激化朝韓、朝美矛盾，更將威脅中國安全，也不利于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因而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經中國方面的努力斡旋，聯合國安理會于7月9日通過了關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聲明，聲明未明確事件的責任歸屬，只是譴責了導致“天安”號沉沒的攻擊，并對韓國政府、人民、該事件遇難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問，強調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和平、穩定，鼓勵以和平手段解決半島未決問題，鼓勵半島北南雙方恢復直接對話和協商。而致力于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已被擱臵多時，半島“無核化”進程仍然充滿坎坷；

日本政局持續動蕩。先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等處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辭職，由菅直人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著是7月11日舉行參議院改選，由于菅直人的消費稅改革方案“得罪”選民，致使由民主黨與國民新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失利，在野黨占據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在野的自民黨贏得選舉、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日本由此再次出現了朝野政黨分別控制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民主黨執政難度進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變天”后重又趨于動蕩不定；

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朝鮮宣布將于2010年9月份召開勞動黨全國代表大會，而上一次黨代會則是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舉行的，此舉表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銀即將走上前臺。與此同時，朝鮮“貨幣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內經濟困境加劇。

西亞動蕩主要是“兩伊問題”。伊拉克戰爭已爆發七年有余，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雖然漸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國也加快了從伊拉克“撤軍”進程，并于8月底完成，但“基地”組織仍不時制造重大恐怖襲擊活動，伊拉克安全形勢難有根本好轉。而伊拉克“大選”之后 的新政府因為黨派矛盾而一再“難產”，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難以明朗。

伊朗朝野雙方圍繞2009年“大選”結果爆發激烈沖突的“選舉后遺癥”仍未徹底消除，而伊朗核問題更是錯綜復雜。聯合國安理會于2010年6月9日通過了對伊朗制裁的1929號決議，而伊朗總統內賈德則對新決議不屑一顧，表示將繼續推進“和平利用核能”。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單方面對伊朗新制裁，對伊朗多管齊下，一面強化軍事威懾，一面加大顛覆滲透，而伊朗也是積極備戰、毫不示弱，伊朗核問題前景更加堪憂。

在南太（平洋）地區，連政局一向平穩的澳大利亞居然也發生“政變”，陸克文總理因礦產資源稅政策失誤等嚴重影響其工黨年底選情，陸克文迫于工黨內部巨大壓力提前辭職，吉拉德出任工黨新黨首并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將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提前到8月21日舉行。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尤其是“天安號事件”、吉爾吉斯斯坦“變天”、伊朗核問題僵局、巴基斯坦惡性恐怖活動頻發等“四大危機”同時“發作”，并分別引發東北亞、中亞、西亞、南亞四大“板塊”“震動”不已，致使中國周邊形勢復雜而嚴峻，“變”、“亂”、“險”交織，“變臉”不斷、“亂象”紛呈、“險象”環生。面對“亂云飛渡”的周邊環境，中國應準確“把脈”、從容應變。

二、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復雜根源 “內因”：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矛盾

一是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分化”與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邊多個國家均已形成以兩大主要政黨為首的“兩大陣營”和朝野對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黨與自民黨、印度的國大黨與人民黨、泰國的“反他信”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至“黨爭”、“政爭”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邊一些國家政府 權威下降，“政治生態”呈現為“弱政府、強社會”的失衡與無序狀態，反對派力量壯大，非政府組織（NGO）活躍，反政府活動盛行，選舉爭拗與“街頭政治”司空見慣，以至內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國會眾議院選舉導致自民黨“丟掉”政權，民主黨成為新的執政黨，日本政治由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逐漸轉向“兩黨制”，其政黨結構在形成相對穩定的“兩黨制”之前日本政治將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而泰國“親他信”的“紅衫軍”代表了“改革派”，現政府則代表了維護國王與軍方權勢的“保守派”，二者之間的改革與保守之爭遠未終結，彼此矛盾還將不時激化。

二是國內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激化社會矛盾。城鄉與不同階層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各種弱勢群體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爭。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周邊國家經濟發展，致使經濟大幅下滑、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例如吉爾吉斯斯坦與泰國等。對于泰國獨特的“紅衫軍現象”，國際輿論指雙方之間的爭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國社會中的城鄉階級矛盾，“泰國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長的政治無序狀態對泰國經濟極具破壞性，泰國政府驅散“紅衫軍”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城鄉對立，泰國在找到解決該矛盾的持久辦法之前，雙方仍將陷入政治斗爭的“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

三是“三股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恐怖主義繼續活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與中亞，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成為全球恐怖活動的“重災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亞以外地區流竄，印度反恐頻繁拉響“警報”，印度尼西亞破獲多起恐怖陰謀；印度東北部與緬甸等存在嚴重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武裝組織不時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部族與民族矛盾突出。

“外因”：大國爭奪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與加劇周邊動蕩 一是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為延續世界霸權與防范“主要戰略對手”，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動順應”世界地緣政治與經 濟重心“東移”亞太的態勢，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東”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頗”作法，不僅力圖“平衡”兼顧“大中東”與亞太，在“西線”著力“反恐”與推進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同時，在“東線”著力遏阻中國這一“主要戰略對手”，而且采取了軟硬兼施的“巧實力”。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周邊地區的滲透擴張，自西面推行所謂“大中東”與“大中亞”戰略，將“反恐重心”由伊拉克“東移”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通過占領伊拉克與阿富汗、遏制伊朗、滲透巴基斯坦，進而“打通”西亞、南亞與中亞，并誘使中亞國家“向南發展”以削弱俄羅斯與中國的地緣利益；在東面借“天安號事件”強化美韓、美日同盟，加緊“重返”東南亞，對緬甸“誘”、“壓”并舉，企圖以湄公河流域開發與南海問題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緊尋覓新的“戰略支點”。與此同時，美國還對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島鏈”軍事部署加快重組，力圖構筑多層次戰略打擊與縱深防御體系。尤其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更加“關注”亞太，加大“戰略投入”，給亞太安全與中國周邊形勢帶來復雜“效應”。美國在中國周邊大肆進行地緣擴張引起有關國家的反彈，其中，中亞乃美國與俄羅斯地緣角逐“焦點”之一，雙方圍繞美國在吉爾吉斯斯坦的軍事基地問題長年角力，俄羅斯對前總統巴基耶夫“腳踏俄、美兩支船”早已不滿，加之認為美國因深陷金融危機而無力反擊，因而“力挺”吉反對派4月奪權，力圖通過支持奧通巴耶娃“臨時政府”重新奪回中亞“主導權”。

其他大國也在中國周邊加緊角逐：俄羅斯外交進一步“向東看”，通過“歐亞經濟共同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重拾對中亞的傳統影響，力爭加入“東亞首腦會議”，憑借國力回升加大對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的投入；日本民主黨政權更加強調亞洲，極力爭奪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重點“經營”東南亞，同時加大對南亞與中亞的投入；印度崛起勢頭強勁，全方位拓展地緣利益，力圖首先“坐大”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與此同時“北上”阿富汗與中亞、“東進”東南亞、“西入”西亞。

二是西方大國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激化干 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美、歐等西方大國將中國周邊作為“民主改造”重點目標，對中亞調整“顏色革命”策略、企圖穩步推進“民主”，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民主手術”，對巴基斯坦推進“民主轉型”，對伊朗、緬甸、朝鮮三大所謂“問題國家”軟硬兼施，通過互聯網、非政府組織、反對派等企圖實現“政權更迭”。美國在中國周邊持續實施“民主改造”的“終極目的”則是圍堵所謂“威權大國”中國以及俄羅斯。西方大國一再在中國周邊地區推行所謂“民主”，致使周邊多個國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亂象”、難以自拔。

三是周邊資源與能源爭奪加劇。美國在優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時，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萬億美元級”礦產資源，同時覬覦南海油氣資源。俄、美、日、印度加緊角逐中亞、東南亞油氣資源，各方圍繞陸地能源輸送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展開復雜博弈。

四是周邊“海權”角逐升溫，海洋形勢日趨復雜。各方圍繞“海洋權益”與“制海權”展開較量，加緊角逐“海洋國土”、海上戰略通道、海洋資源等，致使島礁歸屬、專屬經濟區與外大陸架劃分等海洋爭端更趨復雜。同時，中國“海洋崛起”導致區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國、日本等老牌海洋強國心有不甘，美國更是極力維護“海洋霸權”。特別是在近期，中國周邊地區多個海域軍事演習“扎堆”，周邊海軍競賽浮出水面。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黃金海道”，國家間權力角逐與海盜等非國家行為體“活躍”并存交織，海洋安全前景堪憂。其中，黃海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與美韓軍演而驟然“緊繃”；東海因中日專屬經濟區劃分分歧與爭端而形勢復雜，日本極力強化對中國“釣魚島”的“事實占領”，并對中國海軍穿越琉球群島公海海域的正常之舉一再反應“過敏”，不時大肆炒作中國軍艦“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不斷炮制“中國海軍威脅論”；在南海，中國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雙邊島礁爭議日趨復雜化，越南與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對華施壓，并力圖將中越、中菲之間的雙邊爭議“變質”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多邊爭議”，而美國則想方設法“插手”南海問題，企圖以此增加對華制衡“籌碼”；在印度洋，索馬里海盜 “作戰半徑”不斷擴大，不時劫掠各國商船，致使遠洋運輸面臨越來越大的安全壓力。

五是中國及其周邊地區重大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危害周邊各國。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亞、中國青海玉樹等）、大旱災（中國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島）、大洪水、臺風、海嘯、極端惡劣天氣、重大疫情等，致使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嚴峻，周邊亂局雪上加霜。

三、中國政府的從容應對

周邊動蕩對中國的挑戰嚴峻而復雜

中國周邊形勢動蕩不安尤其是不少國家政局不穩，對中國帶來復雜影響。一方面，包括周邊國家政局不穩在內的周邊形勢動蕩，與中國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形成了明顯反差，反襯出中國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體制優勢，凸顯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與軟實力的顯著增強，進而堅定了我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周邊亂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濫的弊端與危害，有利于周邊國家從各自實際情況出發、堅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邊國家更好地維護本國主權獨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國以“民主”干涉其內政的企圖；在周邊某些鄰國陷入長期“內耗”與難以自拔的同時，中國卻能繼續保持強勁崛起，彼此力量對比進一步朝中國傾斜，這將有利于中國對“和諧周邊”的主動“塑造”。

但另一方面，周邊動蕩也給中國的和平發展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一是周邊亂局“外溢效應”直接危及中國的沿邊經濟發展與安全；二是鄰國政局動蕩、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嚴重威脅中國的海外利益； 三是周邊亂局為某些大國“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機，大國加緊爭奪中國周邊將危害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中國的地緣戰略依托受到侵蝕，中國崛起更將面臨“龍困淺灘”的危險；四是中國與鄰國的既有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更趨復雜；五是周邊亂局嚴重掣肘亞洲經濟一體化，影響中國的周邊區域合作政策實施與推進；六是中國在周邊的“大國責任”壓力不斷上升，周邊外交“兩難”困境加劇，“不干涉內政”原則備受沖擊。盡管周邊動蕩對中國構成了諸多嚴峻挑戰，但如辯證地看，只要我們準確“把脈”周邊亂局并“對癥下藥”，應對得當并主動作為，上述挑戰也可被轉化成提升中國周邊外交能力、增強中國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難得戰略機遇。事實上，針對當前周邊多個“熱點”，中國外交迎難而上、從容應對，充分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

以“四片經營”為基礎，對周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首先，對東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有蒙古、俄羅斯、朝鮮、韓國與日本，以及一個“特殊的鄰國”——美國。

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伙伴是俄羅斯，中俄兩國在經濟與軍事合作、維護各自國家的統一以及維持國際力量對比的戰略平衡上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國之間還建立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美國是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維持著大量駐軍，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將該地區作為其設想的主要戰場，美國還在距該地區不遠的關島基地大力加強了遠程投送與遠程打擊能力，美國將中國的正常崛起視為挑戰其霸權地位的主要戰略威脅，并與中國的臺灣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系，包括堅持對臺軍售。

日本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國的戰略盟國，它既沒有對其侵略歷史認真反省，又對中國的發展強大心懷不滿，也不愿看到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和平統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滿足于僅僅作為美國的附庸國，完全受美國擺布，而希望成為更加獨立的“正常國家”，日本對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潛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國周邊外交戰略中可以爭取的對象，即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應繼續支持半島的和平統一，同時大力發展中韓關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傳統與歷史淵源關系來爭取韓國，使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還將繼續致力于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化”目標，積極化解矛盾、緩解危機。

其次，對東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作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十個國家，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為南海問題，即與東盟有關國家在南海島礁及其海域劃分上的爭端，中國的 主要對手為東盟有關國家以及美國對其給予的支持，而中國的主要伙伴也是東盟的其它有關國家。

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南海問題（其中又以南沙群島及其海域最為突出）現已成為異常棘手、甚至難以逆轉的“老大難”問題，東盟有關國家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及其附屬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實，中國的主權領土及其寶貴資源遭到了眾多東盟小國的侵吞瓜分，南海問題可謂積重難返。

中國的南海島礁及其附屬海域不僅扼守著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將中東石油運送到東亞地區的海上生命線，其在地理位臵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還蘊藏著豐富的海底油氣資源與漁業資源，它不僅受到東盟有關國家的覬覦，而且還引起了美日兩國的高度重視，并由此而使南海問題更為復雜化與尖銳化。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要對手是菲律賓與越南兩國，越南是因其占據著為數最多的南沙島礁，菲律賓則是因其態度蠻橫且不斷帶頭對中國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國的撐腰而忘乎所以。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策一方面既要現實可行與量力而行，要等待時機，加快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發展，以備后用；另一方面也應盡快開展行動，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極地“擱臵爭議”。當務之急應堅持南海爭端的“雙邊屬性”，避免形勢進一步惡化，并對有關國家的無理取鬧及強權行徑采取更為有力的堅決措施，決不手軟，同時調整對南海資源進行“共同開發”的政策。

中國應繼續加強與東盟有關國家的傳統友好關系，以爭取其支持，例如泰國、緬甸以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應緩解中越兩國在南海島礁上的矛盾，并對美國軍事力量在該地區的卷入保持必要與足夠的警惕。

再次，對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鄰國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懸而未決的中印邊界爭端（印度非法占領了中印邊界東段近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中國的主要“競爭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則是巴基斯坦。

對于同樣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國的南亞政策應保持“平衡”： 一是繼續聯合巴基斯坦并給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對美國依賴太深及其安全形勢惡化失控，防止南亞力量對比進一步失衡與印度“獨大”；二是正視印度的大國身份及其國際地位，大力增強中印兩國的經貿合作與科技交流，并與印度就南亞穩定和國際格局多極化等議題展開戰略對話，增進中、俄、印之間的三邊合作；三是對美國自“9〃11”之后在南亞地區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急劇增加之勢，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戰略”前景、美印軍事合作等予以密切關注與高度警覺。

第四，對中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俄羅斯與中亞五國，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即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惡勢力，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羅斯以及與中國接壤的三個國家，而中國的主要對手則是“東突”恐怖勢力與“疆獨”民族分裂組織。

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任務有兩點，一是維護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捍衛國家統一，包括為此開展的反分裂與反恐怖斗爭；二是密切結合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大力發展中國西北內陸邊疆地區經濟，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中鄰能源開發合作。中國的中亞政策將堅持“安全”與“經濟”并舉的“雙輪驅動”，堅持雙邊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多邊合作兼顧的“雙管齊下”。

對美國自“9〃11”之后在中亞地區軍事及政治存在顯著增加之勢，中國既應保持足夠的警覺，也可與美國就反恐等問題進行對話與合作。

第二篇：當前中國周邊形勢及大國關系

當前中國周邊形勢及大國關系

政治與行政學院

2012級2班

201203140240 楊皎

摘要：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的巨大轉變之中,大國關系也顯露出明顯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冷戰后，世紀之交的世界處于“一超多強”格局。美國憑借其超級大國的實力暫居主導地位，中美關系既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最大變數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之一，當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雖然比較穩定 ,但仍然存在一系列的潛在危險。當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面對的最大挑戰有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問題等。

關鍵詞：合作共贏，和平發展，戰略互惠，朝核試驗，六方會談 中美關系發展現狀及特點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明顯的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另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發展。

我國正處于經濟相對快速發展的時期，因此我們渴望擁有一個和平的，繁榮的國際環境與經濟環境，所以我們真誠地希望能夠發展好中美關系，以展開更多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發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國處于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其政府更關心維護國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國現階段的對華戰略方針應該在大體上維持現狀，盡量將中國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軌道，同時防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

冷戰后的中美關系也曾經出現了多次起伏和危機，但是中美關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影響兩國關系的負面因素也不容忽視，諸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軍售問題和臺灣問題等，其中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影響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容易導致中美兩國發生直接沖突的敏感問題。中美關系的現狀似乎還跟一件事有關系——“911事件”。在911事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斂，因為他推行的“單邊主義”已經引起了很多國家，甚至是盟國的不滿。美國人也意識到：脫離整個世界，美國是無法生存與發展的。因此，美國與中國的關系進一步好轉，以利用中國加強他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并幫助他進行反恐斗爭。

穩定同美國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關鍵。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是中美關系新航程的顯著特色。新的航程展現新的前景。只要中美兩國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原則，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中美關系就能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就能為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不斷作出貢獻。中日戰略互惠關系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無論是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還是從地緣文化來說，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都是緊密相關的。中日關系的發展走向，影響并制約著中日兩國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全面發展，還影響著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中日關系現存在的主要特點有四：一是經濟合作日趨密切，政治摩擦接連不斷；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卻下降；三是合作與摩擦并存，但雙方都努力防止關系的破裂；四是中日關系的發展變化受制于中美關系和日美關系的發展變化。

由于是東亞鄰國，又存在著難以解扣的“歷史情結”，中日之間在戰略層面上的“不信任”短時間內難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較諸中美關系更形明顯。同時，兩國又都處在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型期，中國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爭取成為“正常國家”。經濟崛起的中國與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間“不信任”與“安全困境”的消極作用，使兩國在政治及軍事安全領域的戰略互信短時間內尚難建立。

在國家層面，中日關系中的“認同危機”反映在兩國國民心理上，表現為情緒對立和感情齟齬。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推波助瀾，加大了兩國民眾的感情距離和心理落差，應有的友好求同氣氛漸漸為國家利益碰撞的現實所替代。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臺灣問題、兩國軍事力量發展及今后各自戰略動向等問題相互交錯，使中日關系的復雜性及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幾乎超越了中美關系。

近年來，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國家戰略的轉變和對外政策的調整，中日兩國關系正從“特殊”向“普通”的方向轉變。通過兩國首腦互訪，中日關系出現了改善和發展態勢，為緩解雙方相互疑慮，增進戰略共識與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因此，外界輿論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和2007年4月溫總理訪日分別形容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福田首相2007年年底訪華和2008年5月胡主席訪日，啟動了國家最高層次對話，為構筑日中戰略和解與合作“雙贏”的“戰略互惠關系”起到了“鋪石墊路”作用。“共同的戰略利益”終于催生出中日兩國間的戰略互惠關系。

當代,和平與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主流。中日兩國也會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兩國關系，和平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內是兩國關系的重點。我們要努力使兩國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合作發展中達到共贏。以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具戰略性的視角尋求兩國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實現地區穩定和繁榮。克服雙邊關系的脆弱性，穩定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集中力量解決互利合作的現實問題，維護和發展戰略互惠的長遠利益，理智愛國，實現中日兩國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標。

朝核問題及中國對策

朝鮮是世界上經濟較落后、軍事支出占國民收入比例較高、國民生活質量偏低的國家之一，現國家總體水平相當于中國60年代。

中國和朝鮮自古以來就是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1949年10月6日，中朝兩國建交。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的抗美援朝，到1961年7月11日，兩國簽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從朝鮮戰爭開始，中國克服自身經濟的嚴重困難，向朝鮮無償提供了幾百億人民幣的資金和幾百萬噸的物資。中國一直還以很低廉的價格把礦產品出售給朝鮮。中朝雙方宣布成立羅先經濟貿易區管理委員會和黃金坪、威化島經濟區管理委員會。朝鮮與中國是一體的。甚至可以說，朝鮮是中國打的牌。朝鮮是中國在東北亞的緩沖，中國不會輕易丟掉它。可以這么說朝鮮為中國的“小兄弟”。

然而，由于出于國家安全、經濟建設、社會信心、外交突圍等多因素的原朝因朝鮮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一再的在領土上進行了危險的核武器研究和試爆。嚴重危害了中國周邊及國際環境的安全。自2002 年10 月以來，朝核問題一直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朝鮮核試驗帶來的影響：

1、朝鮮核試驗破壞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2、朝鮮核試驗使東亞地區成為了潛在的戰爭策源地。

3、朝鮮核試驗使美日關系更加緊密。

4、對中國東北的邊陲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破壞。

為解決解決朝鮮核危機朝鮮、韓國、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六國共同參與六方會談。會談于2003年8月27日開始，到2007年9月30日為止，共舉行過六輪會談。2009年朝鮮宣布退出之后，六方會談至今一直沒有復會，被普遍認為已經名存實亡。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勢下，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仍堅信必須通過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決朝核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六方會談雖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勢下外交解決朝核危機的唯一為各國接受的現實方式。

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積極參與對朝鮮核問題進行的系列國際管理。朝鮮半島局勢和平穩定符合中國戰略利益，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國堅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調和朝鮮核問題爭端。中國政府明確對朝鮮核問題的立場。即 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以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符合有關各方的共同利益。；維護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保持冷靜，避免采用使局勢進一步升級的行動。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在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和摩擦會更加激烈，但和平、合作是歷史發展的主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將是整個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外交，既為中國利益而來，更為中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丘吉爾。

時殷弘：中美關系與中國戰略【J】，《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1期

.韓一敏：試論中美關系正常化與臺灣問題【J】，《理論導刊》，2006年第11期

郭震遠：中美關系中的臺灣問題變化與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2期.時殷弘：中國崛起和中美關系的戰略形勢【J】，《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7月 巴殿君：21世紀中美雙邊關系中的臺灣問題【J】，《東北亞論壇》，2007年9月 黃大慧：《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復交政治過程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203頁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系》叢書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頁。朝核問題-百度百科

第三篇：形勢與政策當前中國周邊形勢及大國關系論文

對于當前大國關系和國際形勢，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曾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強調“任何事物的發展和運動都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國際形勢的發展也是絕對的，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的。

冷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國際格局最主要的特點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占據全面優勢，特別是美國一家獨大，同時多強并列，形成“一超多強”的局面。“西”主導了“東西關系”，“北”主導了“南北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超強實力地位和突出作用。當時國際形勢大有美國一極化的趨勢，但是進入21世紀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以后，這種美國一極化趨勢的國際格局逐漸出現轉變，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興起

借助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比如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積極推進內部改革，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沖擊美國霸權地位，導致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主導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G8會議向“G8+5”會議的演變。很多全球政治、經貿和環境問題已經不能在G8體制中得到解決，而必須邀請這些新興經濟體參與決策，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議題、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出現尖銳化和長期化的趨勢

美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來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戰時期美蘇矛盾的延續。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價值觀的沖突。現在出現的新趨勢就是俄羅斯與伊斯蘭極端勢力有可能結合，某種程度上形成對抗美國的合力。如果這一結合出現，必然導致美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國際環境將更加惡劣。

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內部關系發生微妙變化，表現出逆向演變的趨勢 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有兩大支柱，即強大國力和聯盟體系。美國聯盟體系中歐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約一體化組織是最主要的機制。冷戰結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對手蘇聯的解體，歐洲對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脅認知上與美國的差異越來越大。特別是伊拉克戰爭后，美國與被布什稱為“老歐洲”的矛盾更加尖銳。另外，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展，歐盟成為歐洲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的主導力量，對美獨立性增強。歐盟正面臨著東擴后的內部協調和其他復雜問題，歐洲國家將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務解決和加強歐盟內部團結上，而不愿意過多地承擔北約責任，受美國調遣。另外，美歐經貿矛盾有激化的趨勢，歐元的崛起勢必沖擊美國霸權的基石——美元霸權，影響美國利益。

總體上看來，國際格局正經歷“一超多強”向多極化轉變的趨勢，而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和調整，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的消長變化，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大國互動頻繁，相互依賴性凸顯，合作面總體上升。國際安全形勢總體穩定，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起伏跌宕，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進一步交織，氣候變化、糧食及能源資源安全、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對國際關系走向的影響增大。中國發展的內外關聯度進一步增強，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歷史劇變。在此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以及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尤其受到廣泛關注。從克林頓到小布什，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延續著先較量，后合作的傳統，但奧巴馬卻改變了這一慣例，自上臺之后就不斷向北京釋出善意，強調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關系在奧巴馬時代出現了高開高走的良好態勢。

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上臺后，把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確立為白宮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對華政策呈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在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克林頓堅持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勾，人權問題成為當時困擾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

1994年，克林頓簽署美國對外關系授權法，公然聲稱要提高臺灣的國際地位。1995年，時任臺灣領導人李登輝訪問美國，觸及中方底線。中美關系因臺灣問題的沖擊出現嚴重倒退。

從1996年開始，白宮逐漸調整對華政策。時年5月，克林頓宣布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進而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和北京達成協議，中美關系觸底反彈。1998年，連任之后的克林頓延續對華接觸政策，并對中國進行了長達9天的訪問，中美關系進入穩定發展的新時期。

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白宮一度把中國定位成地區安全的威脅和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政策再趨強硬。時年4月，他宣稱將竭盡所能協助臺灣自衛，并擴大對臺軍售。而當月發生在南海的撞機事件，更使中美關系再度降至冰點。

9·11事件的發生改變了白宮的對華政策。小布什意識到，在全球范圍內打擊恐怖主義少不了中國的合作。2002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小布什明確宣布不支持臺獨。2005年，白宮把北京明確定位成利益相關者，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積極角色，中美關系再度回暖。相比之下，奧巴馬上臺后的對華政策有著完全不同的參考背景，金融危機的陰霾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令白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中國。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這位立志變革的美國總統在氣後變化，清潔能源，中美貿易，國際金融秩序，以及地區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上尋求與北京對話，并不斷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從上海到北京，不論是與青年學生的互動，還是和中國領導人的會晤，奧巴馬的首次中國之旅盡顯平和與謹慎。除了在經貿和人權等問題上不愿多作讓步之外，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展現出別樣柔情，中美關系也呈現出更為密切的發展態勢。展望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在下述幾個重要方面將會逐漸有較好的提升和發展：

一、美中兩國戰略經濟對話將繼續保持下去，而且會更有績效，更有實質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可能被奧巴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問題。

二、美中戰略(政治)對話，也將會在更高、更新的層面上向前發展，對話的層級將會仿效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提升到國務卿級別。

三、美中戰略軍事對話，也將提上日程。可以預料在加強和提高美中軍事交流程度和層級的基礎上，勢將逐漸過渡到美中國防部副部長級定期對話，并順勢最終實現美中戰略軍事對話的部長級層次。

四、奧巴馬政府會如奧巴馬本人所說的樂見一個強大和平的中國的崛起。雖然奧巴馬也曾說過中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是競爭者，但是奧巴馬本人及其政府的對華認知和對華政策，勢將因上述三大關系的改善及改進，必將會演變成：中國既不是盟國，也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為此，奧巴馬政府將會希望、要求、請求中國同美國一道承擔更多的世界大國責任，發揮更大的全球大國作用。

五、臺灣問題關系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是美中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奧巴馬政府將會在布什政府的臺灣政策基礎上，回歸克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臺和兩個中國，二、不支持臺灣獨立，三、不支持臺灣加入需要會員國身份的國際組織)。而且也自然會把對臺關系納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框架內，逐漸減少對臺武器供應，并盡力促進兩岸和平

解決分歧，樂見兩岸和平發展。這一點既是由中國的對美政策、美國國內和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排除臺獨后，兩岸已經進入良好發展、和平發展的大勢所決定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也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實力地位的顯著上升。進入21世紀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還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約1萬億美元。21世紀的頭8年，中國在世界經濟的排位幾乎是一年上一個名次，2008年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第二，中國的軍事、科技、軟實力也持續上升。軍事上，20多年來中國海軍、陸軍、空軍等的實力比20世紀90年代有顯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令全世界華人驕傲，令整個世界刮目相看。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發展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認可，成為不少國家試圖仿效的樣板。國際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漢語熱，也說明中國的地位上升了。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發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關注，世界各地“中國熱”持續升溫。正確認識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就要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胡錦濤同志在第11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內涵和重要意義，既要正視我國全球性影響日益擴大的現實，同時又要堅持我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定位，要堅持承擔與我國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繼續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

新形勢下，我國外交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同各大國的關系總體穩定。一批發展中大國加快崛起，推動世界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我國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深入發展。我國在當前的國際體系改革進程中處于相對主動地位，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建設性作用。在準確把握機遇的同時，更要清醒認識挑戰。國際形勢復雜嚴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對我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沖擊不容忽視。不少國家對我國快速發展尚未做好心理準備，我國將長期面臨外部各種牽制，將不時受到“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干擾。

第四篇：淺談當前臺海形勢與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模版]

淺談當前臺海形勢與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

和平與發展是兩岸關系發展的時代主題。目前，海峽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但祖國統一之路依然漫長。2008年3月，臺灣地區大選結束，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臺灣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臺灣地區而言，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對兩岸關系而言，是一個新契機的來臨。盡管如此，兩岸關系仍然無法取得實質性突破，雙方主權之爭仍無共識，兩岸和平協議至今尚未簽訂，臺灣人民對大陸疑慮仍存，島內“臺獨”勢力仍有市場，影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阻礙因素仍有很多，祖國統一之路依然漫長。

1982年，鄧小平針對臺灣問題首先提出 “一國兩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決不容許主權和領土分割。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致力于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動搖，爭取祖國的和平統一發展。近二十多年來，兩岸關系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中國政府對臺政策實施了重大的戰略性調整，逐步形成了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政策基石，以兩岸“和平發展”為主軸，以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為戰略目標，理性、務實地推動和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統一實現的對臺方略。自2008年3月以來，臺灣局勢發生重大轉折，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2008年12月15日，在臺灣基隆港舉行兩岸海運直航首航儀式。兩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三通”夢想基本實現，兩岸關系“更上一層樓”，將迎來一個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和大發展的嶄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在這六點意見的指導下，兩岸關系取得了新的全面發展：兩岸溝通平臺多樣化，雙方互信逐漸增強；兩岸交流全面化，和平發展醞釀新突破；海峽兩岸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果。同時，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總體上有利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并且，兩岸同胞感情在進一步融洽，心靈上的距離在拉近。大多數臺灣同胞支持兩岸關系實現和平發展，樂見臺海局勢穩定，支持馬英九當局實施積極的大陸政策，不認同民進黨采行對抗性的大陸政策。在新形勢下，兩岸同胞對改善兩岸發展、促進交流合作的愿望更加強烈，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更加充滿信心。

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摸索的途中仍然是曲折崎嶇。在兩岸關系出現前所未有的良性循環趨勢、島內民意朝有利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方向邁進等有利形勢下，我們應該理性看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還面臨一系列變數。首先，民進黨等“臺獨”勢力極力阻撓兩岸關系發展，民進黨在陳水扁倒臺后，仍然沒有放棄“臺獨”分裂立場，打著“維護臺灣主權”的旗號，反對國民黨當局實施積極的大陸政策，全力阻撓兩岸關系發展。其次，兩岸政治互信不足制約兩岸關系的縱深發展。目前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事務與協商，都是民眾最關切、亟待解決的問題，因互信不足，很難達成一致的共識，損害了兩岸人民的利益。并且，短期內兩岸在軍事互信機制或和平協議上達成協議仍然很艱難。考慮到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鞏固和增進雙方的政治互信尤為重要。再次，臺灣部分民眾對大陸仍有較深疑慮，對兩岸關系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仍較混亂。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臺執政20年，利用行政權力大肆進行“臺獨”分裂活動，廣為散布“臺獨”思想，在臺灣社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此外，兩岸長期隔絕，人民長期受“反共”教育和“臺獨”宣傳影響，部分臺灣民眾對大陸存在誤解和隔閡。最后，美國“以臺制華”的戰略不會輕易改變。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一直奉行“以臺制華”戰略，維持兩岸關系“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現狀，以獲取戰略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反對大陸對臺動武，一方面又不斷向臺出售武器。美國的這些對臺政策，嚴重影響了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

現在，兩岸關系已經進入全新的階段，迎來了嶄新的局面，是60年來最好的時機。海峽兩岸應把握目前出現的難得歷史機遇, 積極建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架構。展望未來，在新形勢的發展下，我們對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充滿憧憬與信心。盡管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面臨著許多的阻力和挑戰，但兩岸交流合作深化趨勢不可逆轉，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講逐步建立和完善，祖國統一是民心所向。高瞻遠矚，兩岸的經濟、文化、教育、政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變。第一，兩岸的經濟合作將進一步提升，兩岸合作互惠互利，經濟發展飛速提升。當前大陸積極推動兩岸經濟朝正常化方向發展，經濟互動將成為兩岸交往的重頭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建構了一座座兩岸關系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第二，兩岸將會進一步推進雙方的文化教育交流，兩岸文化產業合作、知識產權保護將深入展開，陸生赴臺、承認大陸學歷將逐步落實，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將邁入新臺階。同時，兩岸關系的改善與發展，也為拓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與條件。第三，兩岸的政治性議題逐步開展。兩岸將來的發展必定會觸碰政治性問題，這些政治性議題都受到了不同方面的阻礙。兩岸將會堅持“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不變，努力解決雙方在政治上的爭端，爭取取得雙贏的效果。雖然，過程很艱辛，但是，我們仍然會一步一步去實施，爭取早日取得祖國統一。

兩岸的開放交流日益頻繁，增加了兩岸人民的溝通與交往，增進了兩岸人民的情誼，向祖國的統一發展邁進了一大步。隨著交往合作的深入，分歧時難免的，爭論也很正常。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大方向和大趨勢，抓住機遇，為中華民族的統一與發展創造條件。國共兩黨曾經都為民族的獨立和救亡，放下甚至屏棄一黨一己之恩怨，曾兩次攜手合作。而今，在我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新道路上，國共兩黨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和現實的責任。國家民族完全統一和民主均富自由，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心愿和最大民意。為此，兩岸必須共同努力，共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推進兩岸各領域交往的制度化、機制化進程，共同建構新的共同歷史記憶。要讓越來越多的兩岸同胞加入到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隊伍中來，要讓越來越多的兩岸同胞分享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成果，要讓越來越多的兩岸同胞共同成就兩岸盛世。

第五篇：正確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正確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和平年代耳邊的警鐘

盡管已經遠離了金戈鐵馬的飲水河，盡管已經用不著醉里挑燈看劍，盡管我們已經意氣風發走進新時代，可是，朋友，在你的心中是否還存在一片綠色呢？當前我國的的各種形勢，需要我們去關注，去了解。

進入21世紀，中國周邊地區形勢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與發展使周地區形勢呈現出總體穩定與局部動蕩并存的局面。中國作為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沒有統一的大國，維護中國的利益，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是中國和平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必要條件。通過積極、有效、妥善應對周邊不穩。

當前周邊形勢

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個國家政局動蕩不定，多個地緣方向滋生亂局，周邊不穩趨于常態化、持久化、復雜化與聯動化。周邊形勢動蕩既有自身矛盾錯綜復雜的“內因”，也有大國角逐與干涉的“外因”。

日本政局持續動蕩。先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等處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辭職，由菅直人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著是7月11日舉行參議院改選，由于菅直人的消費稅改革方案“得罪”選民，致使由民主黨與國民新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失利，在野黨占據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在野的自民黨贏得選舉、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日本由此再次出現了朝野政黨分別控制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民主黨執政難度進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變天”后重又趨于動蕩不定；

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黨代表會議，選舉朝鮮勞動黨最高指導機關。在朝鮮勞動黨歷史上，黨代表會議只在1958年和1966年舉行過兩次。此舉表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增加。與此同時，在南太（平洋）地區，連政局一向平穩的澳大利亞居然也發生“政變”，陸克文總理因礦產資源稅政策失誤等嚴重影響其工黨年底選情，陸克文迫于工黨內部巨大壓力提前辭職，吉拉德出任工黨新黨首并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將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提前到8月21日舉行朝鮮“貨幣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內經濟困境加劇。

當前中國形勢

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 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周邊動蕩加劇對中國構成諸多嚴峻挑戰，中國應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

就經濟而言：中國，目前處于守勢，而日本，美國等國家是出于攻勢。他們視中國為未來國際地位的最大挑戰者。正是因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迅猛的發展，舉世矚目。成為21世紀的世界大國。

就意識形態，社會體制而言，中國目前處于轉型期，相當于落后世界先進主流50年。但是這種珠江、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會體制一旦崩潰，勢必將**頻仍，民不聊生，對當前中國而言，最大問題莫過于臺灣和朝鮮問題。臺灣局勢，關乎世界格局，牽涉中，美，日，俄世界各國，這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關鍵關口。而對中國臺灣的回歸有極極大異議的無疑是美國和日本，他們與臺灣：“淵源”頗深，單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家都在觀察對方的舉動。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問題上也是糾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腦參拜神社也時常引發中國民眾被屠殺留下的傷痛。

周邊國家的重要性

首先，在國家安全上，周邊地區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反分裂斗爭的主戰場，是中國防御外敵入侵的前沿與前哨，是中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緩沖帶與戰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與對外戰略上，周邊地區是保障中國國際政治利益的重要區域，是中國崛起與成為世界大國不可逾越的環節與必經之地，是中國今后崛起為多極格局中單獨一極的主要支撐點與戰略依托帶，是中國與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臺。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對外主要體現在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周邊地區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與施加影響的主要場所，是中國對外發揮國際作用的主要地區，是中國擔當“負責任大國”力所能及的主要舞臺。

再次，在經濟上，周邊地區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外貿市場，也是中國能源與資源進口的主要來源，還是中國能源資源進口戰略通道（陸上油氣輸送管道與鐵路、海上航線）的集中區域。

解決措施

應建立穩定和諧的周邊環境：我國的周邊外交立足于國家的戰略利益，在與周邊各國的交往中，我們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軍事戰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認各國的自主性，尊重地區的多樣性。

和平協商，合情合理的解決邊界糾紛。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指出，一要尊重歷史和現實，和平協商，互相尊重各國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鞏固的國防，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人民安居樂業。人民解放軍正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斷發展和提高。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高效能的司令機關。在現代戰爭條件下，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于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是不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發出了“建

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號召，強調“要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隊現代化”。這是對“建立強大的國防軍”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目前，人民解放軍正沿著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道路，為達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要求而繼續奮斗在當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周邊政治格局總體態勢良好，局部地區比較動蕩。我們只有與周邊和睦相處，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只有貫徹“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 政策，才能有長期穩定與和平。只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才能處理好外部事務，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國需要制定妥善的戰略，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強大的國防力量。科學技術創新。我們還應注意到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隱患，聯合一切聯合的國際力量削弱，周邊環境中不利因素，掃除和平發展的一切障礙。同時與周邊國家相處過程中，積極參與亞洲多邊及雙邊機制適用本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發揮地區大國的作用，盡而實現中國的崛起。

從小學，中學，高中，我們都接受過教育。可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卻未真的理解過當前中國的各種形勢，這是一直在我心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正確認識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愛國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要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將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轉化為學習的動力，自覺維護我國安定團結穩定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