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0573《當代中國社會階層》作業

0573《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課程作業

第一題：名詞解釋（共4小題，每小題4分，共16分）

1、社會不平等

就是社會差別，指個人或群體間的任何差異。

2.階級

是指依據社會資源的不同占有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組成的群體。

2、多元分層（韋伯）

經濟秩序、法律秩序和社會秩序。

3、剝削

原指搜刮侵奪，現只是用{一個人的}勞動力而不給予公平的或相當的報酬。

第二題：簡答（共2小題，每小題7分，共14分）

1、簡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出現重大變化，出現的新社會階層主要有：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

（2）我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具體原因包括：

①基本經濟制度的變化，使他們有了從事非公有制經濟的機會；

②經濟體制的變化，使他們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各個環節；

③產業結構的變化，使他們被分流出來紛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

④分配制度的變化，使他們率先進入“先富者”的行列。

2、簡述社會分層中“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兩個概念的含義

“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兩個方面對主體差異活動與差異結果進行分析。根據社會角色所占據的社會地位是否基于角色扮演者的努力，人們將角色劃分為先賦性角色和自致性角色。所謂先賦性角色，是指個人與生俱來的、建立在血緣、遺傳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礎上的社會角色，或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自然而然獲得的角色。一般來講，先賦性角色包括三種情況：一種是由遺傳、血緣功能因素決定的角色，如性別角色；一種是個體在生命過程中由必經的某一階段所決定的角色，如兒童、少年角色；一種是個人出生時由社會預先規定好了的角色，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先賦性角色，主要是指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由社會制度因素所決定的社會角色，如階級角色。自致角色指主要通過個人的活動與努力而獲得的社會角色。現代社會中的學校角色和職業角色，絕大多數是自致角色。個體自致角色的獲得離不開必要的主客觀條件：一是個人的主觀努力，二是社會的需要，三是需要單位對個人努力給予承認，確認這一個體具有擔當這一角色的能力。

第二篇：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

學術報告

——談中國當代社會階層

入學一年來，我先后聽了二十余次的學術講座。所聆聽的講座包括：與所學專業密切相關的前沿講座，如劉老師的《國際石油合作標準合同及財務制度》等，有關指導研究生學習和生活和素質培養的講座，如李老師的《溝通理論與技巧》，王修智老師的《齊魯文化與山東人》，王通訊研究員的的《人本時代與人才管理現代化》，陳占安老師的《關于經典著作選讀的思考》等，還有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形勢分析的講座，如辛向陽研究員的《天安門的歷史哲學：中國奇跡的政治動因》等。這些講座的知識不僅極大地擴展了我的知識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人文素養，對我今后的學習、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眾多講座之中，自己最為感興趣當屬辛向陽研究員的《天安門的歷史哲學：中國奇跡的政治動因》,一方面是自己對政治及歷史學感興趣，另一方面該講座以獨特方式將政治學跟歷史相交匯，給人以新穎的感覺。所以吾想從這個話題出發，順著政治和經濟的路線，談談對我國當代社會階層的認識。

一、當代中國社會階層

（一）階層劃分

目前社會學界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從大的框架來說，有這么三種:第一種還是用兩個階級分析，認為分為兩個階級，若干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以及私營企業主階層、經理人員階層，技術人員階層等等。第二種是進行階級分析，把現在中國分成七個階級，分六個階級的也有，這一觀點多限于內部學術范圍里。第三種主張搞階層分析，認為目前進行社會階層分析比較好，更符合現階段國情。

前兩年，中科院進行了一個全國性調查，抽樣調查了十二個省市七十二個縣市六千戶，并對調查結果做了加權，然后在大量社會研究資料和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對全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作了分析，分析的結果是劃分成十個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其劃分的依據：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有三種資源的擁有狀況決定著各社會群體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的綜合社會經濟地位，分別為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

（二）階層分化

改革開放以前，在國家基本制度設置（如計劃經濟體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傾政治意識形態的模塑下，中國社會結構以一種多維二元身份等級體系為其顯著特征。仔細考察那30年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過程及其結果，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維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級：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鄉二元戶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檔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體工二元單位身份。人們的命運，基本上就由這些維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級體系所決定。所謂“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或干部階層）的說法，實際上是對這種多維二元身份等級體系的一種過于簡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動力。經濟體制轉軌的方向是放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同時，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中國社會也在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對于中國社會結構尤其是階層結構的演化而言，改革開放具有深遠的意義：逐步地改變了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國家把越來越多的資源讓渡給社會或市場控制；削弱了傳統高度中央集權的再分配體制對人們的控制力，增加了社會的自由度；調整了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擴大了就業空間，改變了職業結構；擴大了社會經濟差距，推動了社會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會階層，改變了各個社會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經濟社會地位和相互關系。其結果是，傳統的多維二元身份化等級體系逐步崩潰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體系被迅速放棄，單位二元化身份等級差別逐漸喪失其社會意義，城鄉二元化身份雖然繼續存在，但其間的阻隔正在不斷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為文化精英（包括學界名流、影視明星等）和經濟精英（尤其是私營企業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國社會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團，整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因此變得更加復雜多樣。而中國人作為個人的命運，則因為新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出現而被重新結構化：國家的制度安排決定個人命運的時代基本過去，人們 將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會關系和個人努力為基礎，在新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體系中獲得自己的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通過近幾年來的實證研究發現，如果以職業為基本坐標，并結合人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所擁有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多少，可以從當代中國社會中識別出10個具有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2001年，這十大社會階層在勞動年齡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占2.1%，經理人員階層占1.6%，私營企業主階層占1.0%，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占4.6%，辦事人員階層占7.2%，個體工商戶階層占7.1%，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占11.2%，產業工人階層占17.5%，農業勞動者階層占42.9%，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占4.8%。可以看到，在中國目前的這種階層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階層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為如此，該課題組將前者稱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之所以說還是一種雛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要素都已經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各階層的社會位序也基本確定；但是其次，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屬于基層社會的各階層（主要是農業勞動者階層）所占比重依然過大，屬于社會中間層的各階層所占比例過小（估計2001年中國社會中間層僅占全社會勞動力年齡人口的15%左右），從形態上看，這還是底層較大、中間階層和上層都較小的結構，而不是社會中間層較大而底層和上層較小的橄欖型結構。

（三）階層分化現象認識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現象的一些判斷。

首先，與絕大多數已經實現工業化或正在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一樣，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越來越趨向于表現為職業的分化。職業因素對社會階層分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力與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擴大，二是管理者與非管理者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擴大，這兩個方面的表現都是工業化社會的技術進步和科層組織發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其次，當代中國社會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對社會階層分化仍然有著顯著的影響。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戶籍制度、部門差異以及國家在資源配 置中的強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產資料所有權仍然是導致當代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普遍特征。但很顯然，這一因素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對弱于它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

第四，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期對社會階層分化也產生了特殊的影響，即在過渡時期的利益調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會逐漸提高，同時也會有一部分人因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對下降而落入社會低層；另外，在過渡時期還會出現階層位置不確定的邊緣性群體。

二、警惕階層固化趨勢

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是過去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國家總體上安定統一，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不僅實現了溫飽，壽命和健康指標都有較大增長。但是社會改革領域的停滯甚至退步，使得目前的中國社會結構被扭曲并處于一種失衡的衍化狀態中。

通常意義下，競爭和分層都是正常的社會現象，由于社會成員個體能力的差異，一部分人在競爭中勢必處于優勢，并享受相對較多的社會產品，因為這部分人憑借能力創造了更多的社會財富，且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更多的貢獻，在這樣的邏輯下，社會結構和階層之間的流動是正向的，只有競爭和創造得到了鼓勵，社會才能發展，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盡管出現過“腦體倒掛”，但總體上大學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門子弟是可以通過追求文憑和知識來改變命運的。

改革注重以推進經濟改革和市場化為主，較少關注社會領域改革。隨著帕累托改進模式的結束，權力的壟斷和市場經濟結合后的產物之一，就是一個階層兩極劇烈分化的，階層之間缺乏公平流動機制的社會結構；一邊是社會強勢集團，另一邊是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弱勢群體不僅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都被邊緣化，還缺乏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和機制，由此產生了很強的被剝奪感和反社會情緒。

目前很多社會領域的選拔和競爭，都是以“純天然稟賦”——血緣為標準。競爭者的教育背景和個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脈關系，其結果必然是“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某些地方政府和國有壟斷企業在選拔官員和聘用雇員時，凸顯了這種現象。比如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全縣選拔正科級和縣局級干部任用中，最后確定的12名鄉長，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板的 子弟。

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流動已經呈現出同代交流性減弱，代際遺傳性加強的趨勢，“拼爹游戲”、“官二代”、“貧二代”和“蟻族”都是這個身份化了的社會的產物。對于整個社會和國家來說，需要精英來擔當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的大任，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由于缺乏公平的競爭、選拔和退出機制，來自弱勢群里的精英無法躋身社會的中高層，領導發展和變革，同時獲得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這些優勢社會地位的強勢集團子弟，他們唯一動力和目標就是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進取和創新精神，這樣勢必會阻礙中國的進一步改革。

溫總理在一次關于“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的對話中這樣表述：“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看來，中央領導人已經意識到社會階層固化的危害性，以及建立一套有利于個人發展和創造的社會機制的重要性，因為只有個人發展了，社會和國家才能發展。

第三篇：xx：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階層是對人群的劃分，同階級、等級一樣，不是對人群橫向的劃分（如對牧人、漁人、農人、工人的劃分，它表現為勞動者分工，即人與某種勞動職能的固定結合關系），而是對人群縱向的劃分。人群的橫向劃分決定著人們怎樣互相交換其活動，反映著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人群的縱向劃分決定著人的高低差別，反映著人對人的壓迫關系。在馬克思主義中既有階級概念，又有階層概念。當這兩個概念并用時，階層通常是階級的組成部分，表示階級內部次一級的劃分，隸屬于階級，有時也包括其階級歸屬尚不明朗的過渡性成份。由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實地指出了當代中國不是人人平等的無階層社會，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高低差別的社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當代中國人群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調查材料；在對人群分層時，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于社會上層，產業工人處于社會下層，中間隔著6個社會階層，從而使讀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者，而后者則不是主導階層（第105頁），自然不再屬于領導階級，正在逐漸滑向弱勢地位；正確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第16頁）此外，還對政府有關部門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兩極分化做法表示了義憤（見此書第96-97頁），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此書在描述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時，旗幟鮮明地用階層論代替了階級論。自然，它就沒有也不可能對社會階層進行階級歸并，正確揭示我國當前的階級狀況。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目標”應當“變化”為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第7頁），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實現各階層的“共贏”（第99頁，第108頁），即用階級階層合作來代替階級斗爭。認為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分層狀況“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第99頁）。這里所說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顯然特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它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經“過時”，因而應當予以“掃除”（第104頁）。然而，在“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第104頁）的同時，此書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階層論并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第5頁）。為此，它求助于英文詞匯。說，在“大多數”英文文獻中，并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采用同一個詞匯：“class”,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見此書第5-6頁），并就此寫了一大段說明。這段文字似乎是想讓一部分贊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讀者感覺，此書所說的“階層”同“階級”本是同一個概念，此書所用的階層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就沒有必要把“階級”改稱“階層”。但為什么又改了呢？此書說：“在中文中，情況有所不同，‘階級’這一詞匯往往是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由生產資料占有來進行劃分的、相互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對立、斗爭關系的群體，這一詞匯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沖突、動蕩或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詞匯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認為是不那么具有沖突性并帶有等級性質的群體概念。”（第6頁）為了取悅于或者說糊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書便舍“階級”而用“階層”。那么此書用的究竟是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擁護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還是想糊弄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呢？這只有細讀此書才能夠弄清楚。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在階級、階層劃分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而此書說“僅用生產資料占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頁）。因此，它“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第8頁）。這樣，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人與生產資料關系的標準，但是通過把這一標準從中心位置上拿下來并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已經在體系上改弦易轍。它在反對“簡單地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第4頁）的同時，基本上采用了韋伯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理論。這樣的階層論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階層論。當前，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我國并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以外，還有雇工和不雇工的兩種私有制。在雇工的私營企業中，雇主在生產過程中直接占有雇員的剩余勞動，通過商品交換變成剩余價值。在市場中，特別是在股票市場中，大大小小雇工和不雇工的私有者[1]再運用智慧把已經存在于社會上的剩余價值盡可能多地撈到自己的錢袋中來（他們的代言人把這說成“創造”財富。其實這不過是對已被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再分配而已）。在當代社會，合法的剝削基本上是依靠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制企業通過承包、租賃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化公為私，可以看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態）[2]。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3]不考察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就劃不清階級，就弄不清楚誰擁有剩余勞動吸吮器，誰創造的剩余勞動被別人吸走，就不知道誰在上，誰在下，誰是剝削者，誰是被剝削者。此書把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剝削，掩蓋了剝削。不提階級，掩蓋剝削，代表了誰的利益呢？

我們可以從此書的以下觀點做出判斷。一，它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有高低差別，社會分層現象是合理的。它說，人們應該“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第64頁）“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對地位等級分化的認同，及其強烈的上升社會流動愿望，既有利于現存社會秩序的維持，也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第34頁）因此，“當前已經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秩序”應該“合法化和穩定化”（第34頁）。不但如此，“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階層結構”還“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第65頁），自然應該永世長存。二，它認為產業工人處在十個社會階層中的第8層，處在五個社會地位等級中的第4等即中下層（上有“中中層”，下有“底層”，見第9頁）是合理的。產業工人個體應該脫離這個位置向上爬，而產業工人整體卻應該在這個位置上“穩定化”（第34頁）。三，要求“充分肯定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作用”（第119頁），認為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第86頁），是“主導階層之一”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第86頁）。這個階層的“主導性”作用和“主導性”社會地位應當得到“明確”和“社會認同”（第86、87頁）。執政黨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把自己的社會基礎向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即把這三個階層作為自己的主要社會基礎，如果不實行這種“傾斜”，就不能“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第38頁，它的表述方式是“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向這三個階層“傾斜”是“執政黨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為此，“應當在政治上賦予他們以較高的地位，讓他們擔當起與他們的主導階層地位相適應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頁）此書要求把私營企業主階層當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進分子吸收到執政黨中來”（第119頁），即在不改變其原有階級屬性的條件下加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先變成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再被吸收到無產階級政黨中來。四，主張在這種社會分層結構中實行階層合作，并長治久安。它認為，在雇主占有雇員剩余勞動的條件下，雇主和雇員的利益并不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夠都達到最大化[4]。各階層只要“通過相互妥協、協商和合作”，就能夠“共贏”，就能夠“使自己的階層利益實現最大化。”（第108頁）“在這種階層結構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各階層共贏的結果。”（第99頁）它還希望“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認同”（第66頁），“每一個階層所享有的地位與利益能得到本階層的認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階層的認可或基本認可。”（第108頁）因為處在上層的階級、階層本來就認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級地位，所以這個呼吁主要是沖著處在下層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層去的，希望被壓迫者也認同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除了個人脫離原屬群體向上爬以外，不產生改變所屬群體（階級、階層）的等級地位的革命要求。以上事實表明，作者在反對“簡單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同時，自己卻照搬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維護和辯護，表明作者已經在事實上充當了在中國大陸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成分的代言人。勿庸諱言，今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其階級學說時相比，世界的階級狀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縮小和減弱了，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也縮小了。藍領工人的數量在經濟發達國家顯著減少，已經不占人口的大多數。白領雇傭勞動者的數量顯著增加。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獨資企業的比例減少，而股份制企業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發展，交易方式的發展，通過雇傭工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少，而通過流通在剩余價值再分配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大。這為按雇工人數來區分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傳統方法帶來了困難。然而，當代現實并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的范圍，情況的這些變化并沒有達到能夠否定和推翻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的程度。只不過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研究對象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只不過階級階層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對它進行新的分析。劃分階級和階層，特別是區分資本家與小業主的標準需要加以調整。在堅持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前提下，需要補充一些新的劃分尺度。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基本框架并未過時，并未失去真理性，絕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適用，仍是分析人類社會群體的有效工具。運用這個學說，不但能夠說明階級狀況，而且能夠說明階層狀況。現在，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到2000年底，注冊登記的個體經營者已達三千多萬戶；私營企業已達一百七十多萬戶；直接從事經營的私營企業主已達三百多萬人，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構成民族資產階級主干的資本家16萬人的24倍多。這個事實表明，無論是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都已經形成。如果說，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由于消滅了私有經濟成分，因而不存在剝削階級的實體，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現實功效一度不夠明顯的話，那么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再生就使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和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現實功效重新凸顯了出來。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不但能夠描述當代社會分層現象，而且能夠揭示這種分層的原因，揭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的根源。如果否認階級斗爭能夠使階級斗爭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實際生活并不是這樣的。現實生活不是夢幻，不能夠憑咒語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現或消失。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幻想出來，強加給現實的。只要還有私有經濟成分，只要還有與這些成分相應的社會成分即階級，那么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隨之產生的階級斗爭就不請自到，闖入我們的生活之中，并且揮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認它的存在就能夠在事實上取消得了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即使在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斗爭也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改善、雇員待遇的提高，以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福利國家”政策的出現，正是工人階級二百年來進行長期

不懈的斗爭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分層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類的理想狀態。我們的目標并不是使社會分層現象永恒化，而是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化等途徑最終消滅階級，消滅社會分層現象。在當前，則要如實指出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形成；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正確認識和對待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狀態時不應當用“雙贏”的幻想麻痹無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要啟發無產階級自己的不同于資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意識；自覺地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對于此書立場、觀點、方法方面問題的分析，就到這里。下面說一說此書的一些硬傷。一，第97頁說，“在1949-1978年的中國社會，主要只存在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約有2·64億農業人口沒有進行土地改革[5]。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約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決定暫不實施）。在此之前，地主階級作為實體并未消滅。而資產階級直到全面公私合營后，即1956年以后才不再作為實體存在。一個以研究階級階層狀況為題的專著出現這樣的硬傷是讓人沒有想到的。至于“主要只”這種語法錯誤就不值一提了。二，第61頁說“農業社會以農業為主導產業，因而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是農民。”按照此書別處對“主導”一詞的用法，以及人們的歷史常識，農業社會的主導“階層”[6]并不是農民，在農業社會的前半段是奴隸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對這種說法也心里不踏實，所以在緊接著說工業社會時就不提誰是主導階層了。三，第16頁說，私營企業主階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第86頁又說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織者”（第119頁、120頁也有市場經濟“組織者”的提法）。這是對市場經濟的無知。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獨立的經濟主體內部才實行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直接分配，即計劃調節，才有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而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勞動和產品的交換，只能通過商品和貨幣的形式，亦即通過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是由價值規律調節的，并不存在統一的組織者。固然一些實力雄厚的經濟主體（如大壟斷財團、跨國公司、政府等）可以對整個社會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發生較大的作用，但是這同充當整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不同的兩碼事。這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參與市場競爭的各個經濟主體才有組織者，而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有組織者。如果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點又可能是此書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著對整個社會經濟進行調控的所謂“組織者”的話，那么有資格充當這個“組織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主只能充當歸其私有的本企業的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而不能充當任何種類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四，第15頁出現了“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的提法，把“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并用。“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沒有表示清楚。我們知道，“私營”是針對“公營”（國家經營或集體經營）說的，“民營”是針對“官營”（政府經營，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辦了不少這種企業）說的。不僅私營企業是“民營”的，而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聯合占有狀態中集體經營的企業也是“民營”的，不能說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不是“民”，全體公民不是“民”。雖然私人老板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都是“民”，但作為企業經營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卻是“公”的。因此，“私營”同“民營”屬于相容概念，“民營企業”對于“私營企業”是真包含關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認私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認為“民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全同關系，則一方面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所有制沒有弄懂，另一方面則表明使用“民營企業”這個詞不過是偷運“私營企業”的一種手法。五，第57頁說；“在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凡出生農民家庭的人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雖然它借助于“凡”“一般”這種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語言來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為一談的錯誤還是很明顯的。六，在第50頁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中間層，而到了第51頁又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上層，自相矛盾。等等。像這樣的硬傷還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瑣碎，就不說了。雖然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為一個課題組的集體成果，存在這樣的疏漏，畢竟是不應該的。

第四篇：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最終版）

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階層是對人群的劃分，同階級、等級一樣，不是對人群橫向的劃分（如對牧人、漁人、農人、工人的劃分，它表現為勞動者分工，即人與某種勞動職能的固定結合關系），而是對人群縱向的劃分。人群的橫向劃分決定著人們怎樣互相交換其活動，反映著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人群的縱向劃分決定著人的高低差別，反映著人對人的壓迫關

系。

在馬克思主義中既有階級概念，又有階層概念。當這兩個概念并用時，階層通常是階級的組成部分，表示階級內部次一級的劃分，隸屬于階級，有時也包括其階級歸屬尚不明朗的過渡性成份。

由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實地指出了當代中國不是人人平等的無階層社會，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高低差別的社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當代中國人群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調查材料；在對人群分層時，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于社會上層，產業工人處于社會下層，中間隔著6個社會階層，從而使讀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者，而后者則不是主導階層（第105頁），自然不再屬于領導階級，正在逐漸滑向弱勢地位；正確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第16頁）此外，還對政府有關部門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兩極分化做法表示了義憤（見此書第96-97頁），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此書在描述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時，旗幟鮮明地用階層論代替了階級論。自然，它就沒有也不可能對社會階層進行階級歸并，正確揭示我國當前的階級狀況。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目標”應當“變化”為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第7頁），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實現各階層的“共贏”（第99頁，第108頁），即用階級階層合作來代替階級斗爭。認為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分層狀況“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第99頁）。這里所說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顯然特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它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經“過時”，因而應當予以“掃除”（第104頁）。

然而，在“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第104頁）的同時，此書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階層論并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第5頁）。為此，它求助于英文詞匯。說，在“大多數”英文文獻中，并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采用同一個詞匯：“cla”,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見此書第5-6頁），并就此寫了一大段說明。這段文字似乎是想讓一部分贊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讀者感覺，此書所說的“階層”同“階級”本是同一個概念，此書所用的階層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就沒有必要把“階級”改稱“階層”。但為什么又改了呢？此書說：“在中文中，情況有所不同，‘階級’這一詞匯往往是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由生產資料占有來進行劃分的、相互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對立、斗爭關系的群體，這一詞匯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沖突、動蕩或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詞匯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認為是不那么具有沖突性并帶有等級性質的群體概念。”（第6頁）為了取悅于或者說糊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書便舍“階級”而用“階層”。

那么此書用的究竟是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擁護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還是想糊弄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呢？

這只有細讀此書才能夠弄清楚。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在階級、階層劃分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而此書說“僅用生產資料占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頁）。因此，它“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第8頁）。這樣，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人與生產資料關系的標準，但是通過把這一標準從中心位置上拿下來并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已經在體系上改弦易轍。它在反對“簡單地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第4頁）的同時，基本上采用了韋伯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理論。這樣的階層論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階層論。

他們的代言人把這說成“創造”財富。其實這不過是對已被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再分配而已）。在當代社會，合法的剝削基本上是依靠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制企業通過承包、租賃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化公為私，可以看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態）[2]。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3]不考察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就劃不清階級，就弄不清楚誰擁有剩余勞動吸吮器，誰創造的剩余勞動被別人吸走，就不知道誰在上，誰在下，誰是剝削者，誰是被剝削者。此書把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系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剝削，掩蓋了剝削。

不提階級，掩蓋剝削，代表了誰的利益呢？

我們可以從此書的以下觀點做出判斷。

一，它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有高低差別，社會分層現象是合理的。它說，人們應該“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第64頁）“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對地位等級分化的認同，及其強烈的上升社會流動愿望，既有利于現存社會秩序的維持，也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第34頁）因此，“當前已經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秩序”應該“合法化和穩定化”（第34頁）。不但如此，“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階層結構”還“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第65頁），自然應該永世長存。

二，它認為產業工人處在十個社會階層中的第8層，處在五個社會地位等級中的第4等即中下層（上有“中中層”，下有“底層”，見第9頁）是合理的。產業工人個體應該脫離這個位置向上爬，而產業工人整體卻應該在這個位置上“穩定化”（第34頁）。

三，要求“充分肯定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作用”（第119頁），認為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第86頁），是“主導階層之一”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第86頁）。這個階層的“主導性”作用和“主導性”社會地位應當得到“明確”和“社會認同”（第86、87頁）。執政黨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把自己的社會基礎向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即把這三個階層作為自己的主要社會基礎，如果不實行這種“傾斜”，就不能“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第38頁，它的表述方式是“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向這三個階層“傾斜”是“執政黨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為此，“應當在政治上賦予他們以較高的地位，讓他們擔當起與他們的主導階層地位相適應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頁）此書要求把私營企業主階層當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進分子吸收到執政黨中來”（第119頁），即在不改變其原有階級屬性的條件下加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先變成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再被吸收到無產階級政黨中來。

四，主張在這種社會分層結構中實行階層合作，并長治久安。它認為，在雇主占有雇員剩余勞動的條件下，雇主和雇員的利益并不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夠都達到最大化[4]。各階層只要“通過相互妥協、協商和合作”，就能夠“共贏”，就能夠“使自己的階層利益實現最大化。”（第108頁）“在這種階層結構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各階層共贏的結果。”（第99頁）它還希望“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認同”（第66頁），“每一個階層所享有的地位與利益能得到本階層的認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階層的認可或基本認可。”（第108頁）因為處在上層的階級、階層本來就認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級地位，所以這個呼吁主要是沖著處在下層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層去的，希望被壓迫者也認同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除了個人脫離原屬群體向上爬以外，不產生改變所屬群體（階級、階層）的等級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實表明，作者在反對“簡單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同時，自己卻照搬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維護和辯護，表明作者已經在事實上充當了在中國大陸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成分的代言人。

勿庸諱言，今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其階級學說時相比，世界的階級狀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縮小和減弱了，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也縮小了。藍領工人的數量在經濟發達國家顯著減少，已經不占人口的大多數。白領雇傭勞動者的數量顯著增加。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獨資企業的比例減少，而股份制企業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發展，交易方式的發展，通過雇傭工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少，而通過流通在剩余價值再分配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大。這為按雇工人數來區分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傳統方法帶來了困難。

然而，當代現實并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的范圍，情況的這些變化并沒有達到能夠否定和推翻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的程度。只不過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研究對象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只不過階級階層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對它進行新的分析。劃分階級和階層，特別是區分資本家與小業主的標準需要加以調整。在堅持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前提下，需要補充一些新的劃分尺度。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基本框架并未過時，并未失去真理性，絕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適用，仍是分析人類社會群體的有效工具。運用這個學說，不但能夠說明階級狀況，而且能夠說明階層狀況。

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不但能夠描述當代社會分層現象，而且能夠揭示這種分層的原因，揭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的根源。

如果否認階級斗爭能夠使階級斗爭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實際生活并不是這樣的。現實生活不是夢幻，不能夠憑咒語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現或消失。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幻想出來，強加給現實的。只要還有私有經濟成分，只要還有與這些成分相應的社會成分即階級，那么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隨之產生的階級斗爭就不請自到，闖入我們的生活之中，并且揮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認它的存在就能夠在事實上取消得了的。

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即使在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斗爭也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人權的改善、雇員待遇的提高，以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福利國家”政策的出現，正是工人階級二百年來進行長期不懈的斗爭的結果。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分層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類的理想狀態。我們的目標并不是使社會分層現象永恒化，而是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化等途徑最終消滅階級，消滅社會分層現象。在當前，則要如實指出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形成；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正確認識和對待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狀態時不應當用“雙贏”的幻想麻痹無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要啟發無產階級自己的不同于資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意識；自覺地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對于此書立場、觀點、方法方面問題的分析，就到這里。

下面說一說此書的一些硬傷。

二，第61頁說“農業社會以農業為主導產業，因而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是農民。”按照此書別處對“主導”一詞的用法，以及人們的歷史常識，農業社會的主導“階層”[6]并不是農民，在農業社會的前半段是奴隸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對這種說法也心里不踏實，所以在緊接著說工業社會時就不提誰是主導階層了。

四，第15頁出現了“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的提法，把“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并用。“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沒有表示清楚。我們知道，“私營”是針對“公營”（國家經營或集體經營）說的，“民營”是針對“官營”（政府經營，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辦了不少這種企業）說的。不僅私營企業是“民營”的，而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聯合占有狀態中集體經營的企業也是“民營”的，不能說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不是“民”，全體公民不是“民”。雖然私人老板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都是“民”，但作為企業經營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卻是“公”的。因此，“私營”同“民營”屬于相容概念，“民營企業”對于“私營企業”是真包含關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認私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認為“民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全同關系，則一方面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所有制沒有弄懂，另一方面則表明使用“民營企業”這個詞不過是偷運“私營企業”的一種手法。文秘114版權所有

五，第57頁說；“在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凡出生農民家庭的人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雖然它借助于“凡”“一般”這種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語言來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為一談的錯誤還是很明顯的。

六，在第50頁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中間層，而到了第51頁又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上層，自相矛盾。

等等。

像這樣的硬傷還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瑣碎，就不說了。雖然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為一個課題組的集體成果，存在這樣的疏漏，畢竟是不應該的。

本文章共2頁，當前在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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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析1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到當今社會，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階層由以前的的簡單到現在的多樣和復雜無不體現了國家的富強和崛起。這里我就當代中國社會復雜的階層進行簡單的剖析。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同志發表過《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對舊中國復雜的社會結構及階級關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國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團結的力量及打擊的勢力。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系列急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結構及階層關系趨向于簡單化。到文革結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階層主要由三個群體構成:即農民、工人和干部。農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蓋的范圍也較為廣泛。當時的干部除公務員外還包括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科研人員,教師,醫生及文藝工作者等。工人中還包括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當時的人們幾乎無私有財產,均屬工薪階層。干部和工人之間收入差別也很小。處級干部的工資和六級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間,當時的最高工資(中央領導及一級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會的貧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僅為0.16,在世界上也屬非常低的國家。同時也要看到,由于生產力低下及物質財富的匱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數食品處于憑證限量供應狀態,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爾系數也處于相當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處于貧困到溫飽之間。從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浪潮,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及階層又一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財富象滾雪球般增大,各種職業及社會階層象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當今中國社會的職業及階層已是包羅萬象,錯綜復雜。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當困難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財富的擁有量作為衡量標準,那么可將中國社會的階層分為三大群體:

(一)低收入群體:年收入在4萬元以下。(在個稅起征點之下)這個群體包括的階層有:絕大多數農民及農民工,國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術人員及低層管理人員,企業退休職工,城市中的低保領取人員,小商小販,第三產業中的服務人員,部份中小學教師等。這個群體人數眾多,占全國從業人員的70%左右.這里我要特別提出的是農民工和城市下崗,雙解工人:農民工是個特殊群體,他們是在經濟高速發展背景下涌進城市的打工者,他們干著最艱苦,最危險,最繁重的工作。他們離鄉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簡陋,夜以繼日,戰斗在各條戰線上,今天的中國取得如此輝煌的建設成就是他們勞動的結晶。他們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我們應感謝他們并向農民工群體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崗,雙解工人在經濟轉型期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們在計劃經濟年代,靠微薄的工資,為祖國建設作出過巨大貢獻。可到了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中卻成了失業群體,他們得到的僅僅是幾萬元微薄的補償,他們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繼續尋求工作,尋找出路,他們中的年齡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還得自已交納養老保險。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國家之財力遠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應給這個群體多一些關懷和照顧。

(二)中產階層群體:年收入在4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或擁有百萬元以上資產者.這個群體包括:國企,民營,外企中的白領,公務員,教師中的大部,醫務人員中的大部,企業中的高級技工和中層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科研人員中的大部,演藝人員,事業單位的中層管理人員,小

業主,自由職業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離休干部,部隊中的軍官等。這個群體中職業門類煩多,收入差距也比較大,這個群體人數占從業人員的25%左右。

(三)富裕階層: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或擁有千萬元以上資產者。這個群體包括:民營企業家,大型國企老總,上市公司高管,外資和合資企業高管,一線演藝人員,金融業界高管等。另外還包括一些隱形富豪群體,即政府官員中貪污受賄者,他們將財產隱藏或轉移,在未被揭發查處前,仍屬于這個階層。富裕階層的人數占從業人員5%左右。

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個一窮二白的群體中催生出一個龐大的富裕階層呢?這是因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引入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經濟得到高速增長的結果，同時也是經濟轉型期法律,法規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結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結果。這個群體富裕之路無外乎有下幾個方面:

(1)八十年代鄉鎮企業遍地開花,一大批農民走上創業致富的道路,他們中的一部分在競爭中成長壯大,后來成為農民企業家。

(2)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時期,部分政府官員的子女和親屬利用權力,在價格雙軌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資本的積累使他們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經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國有企業改制,破產,工人下崗的同時,一些企業老總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變相侵吞和占有國有資產,演變成民營企業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國房地產業蓬勃發展,本世紀頭十年房價持續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產富豪。

(6)從2003年起,GDP呈兩位數增長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緊缺,使小煤窯,小礦山遍地開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產業的興起,使一批知識界精英,進入富裕階層群體,其中尤以IT產業為典型。

(8)近十年中國股市的高速擴容和股權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犧牲千百萬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時,卻造就了大批億萬富翁。中國股市可稱得上造富機器。

由上述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社會結構及財富分布仍屬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拉大成了當前社會的特征。當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到底是多少?各種資料數據差異很大,有說是0.5的,有說達到0.7的,也有個別經濟學家認為還達不到警界線0.4。這是由于所取的樣本和計算方法的差異造成。但不管怎樣,基尼系數超過警界線已是不爭事實。有兩組數據特能說明問題:我國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體占有社會財富達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體所占社會財富僅為4.7%。換句話說,20%的富人占有社會財富量是20%窮人的10.7倍,而這個指標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日本則僅為3.4倍.中國已排在世界前列。據國務院最新公布的扶貧標準已由過去的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這一提升使扶貧對象一下子擴大到1.28億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僅相當于每天一美元,被聯合國定為赤貧標準。這讓我們深深震驚,我國的扶貧攻堅是多么任重而道遠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應該清醒地看到,當前中國社會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機:我國的上層建筑已不適應經濟基礎,急需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政府官員中的貪污腐敗現象加大了民眾的不信任感。國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誠信危機,使我國的文明程度和軟實力大打折扣,而不斷增大的貧富差距,危及到社會的穩定。當前興起的懷念毛澤東熱 ,實質上就是對貪污腐敗和貧富差距增大的不滿。我們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那就應該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體盡快富裕起來,使中產階層壯大,成為社會的中堅。使社會結構呈紡錘形。中國社會才能長治久安.中國人民已嘗盡社會**的苦頭,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希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世界上國強民富的大國,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

獻。共產黨人應拿出最大的決心和勇氣,帶領人民走上一條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

對當代中國各階層分析作如下綜述：官員階層和知識階層在致力于改造社會的同時要勇于進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會的關系；要加強對富豪階層的調控和管理，盡量減少這個階層對社會的腐蝕作用，培育這個階層中對振興民族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民營力量，使其進一步壯大；鼓勵中產階層的發展，不斷擴大這個階層的人數和陣容，但要同時培養這個階層對社會的責任心，使他能夠成為社會的穩壓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貧困階層，不斷縮小這個階層的規模，提升這個階層的人員，利用好這個階層自發追求改革的積極性；堅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階層發展和繁榮經濟，推動體制改革，淳化社會風氣，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