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2 鈴木科技商務有限公司訴華星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鈴木科技商務有限公司訴華星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提交日期: 2010-12-23 16:14:1

5中華人民共和國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0）蘇商外終字第0060號

上訴人鈴木科技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鈴木公司）因與被上訴人鎮江華星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星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鎮商外初字第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0年8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鈴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呂玉崧、毛奕，被上訴人華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莊鵬、胡奧朋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鈴木公司一審訴稱：我方與華星公司分別于2007年3月2日、3月9日簽訂了兩份貨物訂購單。根據訂單約定，我方于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交付了貨物，但華星公司卻未按約履行付款義務，至今仍欠我方貨款計日元4142590元（折合人民幣308664.38元），經交涉未果，特向法院提請訴訟，請求判令：

1、華星公司給付我方貨款日元4142590元（折合人民幣308664.38元，以2010年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兌日元匯率即100日元＝7.4510元人民幣計算）及利息29225.87元人民幣（利息自2007年4月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

2、訴訟費用由華星公司承擔。

華星公司一審辯稱：我公司受上海鈴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鈴茂公司）的委托，代理進口涉案貨物，訂單形式上是由我公司與鈴木公司簽訂，實際購買方是上海鈴茂公司。在訂立購貨合同時，鈴木公司駐上海辦事處首席代表宇野大作先生向我公司出具連帶保證書，明確告知上海鈴茂公司是鈴木公司的合作伙伴及委托我公司代理進口業務的委托方，鈴木公司承諾承擔與上海鈴茂公司交易貨款回收等連帶保證責任。我公司作為上海鈴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訂立購貨合同時已經向鈴木公司披露了委托人上海鈴茂公司，不應承擔涉案合同的付款責任，鈴木公司應向合同的相對方上海鈴茂公司主張給付貨款權利。

本案一審爭議焦點為：華星公司是否負有向鈴木公司付款的義務。

一審法院查明：

鈴木公司是一家日本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化工等產品的生產。為了開拓中國市場，經上海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批準，2001年7月20日鈴木公司在上海設立了上海代表處，期限三年，2004年5月24日申請延期三年，業務范圍：從事公司電子、化工等產品進出口的業務聯系。2001年6月25日該公司任命宇野大作先生為上海辦事處的首席代表，代表公司全權負責處理上海代表處的一切事務，2007年3月16日該公司解除了宇野大作先生的職務。2003年，鈴木公司為在中國大陸從事貿易，找到具有外貿代理權的華星公司，通過對其考察，由其作為中間商從事鈴木公司的進出口業務。在商談業務時，華星公司要求鈴木公司出具書面保證函，2003年4月1日，宇野大作先生以公司的名義向華星公司出具連帶保證書，內容為：“本公司委托貴公司進行貿易進出口代理業務，如果中國的進口代理委托方是本公

司的合作伙伴上海鈴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承擔貨款回收等連帶保證責任。因此而發生一切經濟問題本公司將不對貴公司追究任何責任。”

2006年3月2日、3月9日，華星公司（甲方）與上海鈴茂公司（乙方）簽訂兩份進口代理協議，上海鈴茂公司委托華星公司從鈴木公司進口電解電容化學制品分別為3002千克、1500千克，貨物價值分別為2042590日元、2100000日元，并約定：受乙方委托，甲方和外方鈴木公司簽訂的合同條款得到乙方的認可，對貨物的質量問題，甲方不負責任，乙方應保證所委托進口貨物的真實性；貨物到港后，甲方負責通關、商檢、暢通碼頭、出庫等工作，及時將貨物交付乙方，關稅、增值稅及報關運輸費用在報關前乙方匯入甲方帳戶；乙方付給甲方的代理費用為合同總金額的4.0%。甲方收到乙方的貨款后向外方付匯。

2007年3月2日、3月9日，華星公司與鈴木公司分別簽訂兩份購貨合同，華星公司向鈴木公司購買電解電容化學制品共兩筆，分別為3002千克，貨值2042590日元及1500千克，貨值2100000日元。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分別從日本橫濱港裝船，交貨地點為中國上海。貨物到達目的地后，鈴木公司分別于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向華星公司開具了發票并約定提單日后14天內以現金電匯付款。由于華星公司未付款，2009年7月23日，鈴木公司委托上海開澤律師事務所向華星公司發律師函進行催款。因華星公司拒付貨款，鈴木公司訴至法院。

另查明，鈴木公司向華星公司主張付款所依據的日元兌付人民幣的匯率，以2010年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100日元＝7.4510元人民幣計算，遲延利息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一審法院認為：

本案買賣合同法律關系發生在中國法人與日本法人之間，屬于涉外合同關系，因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對發生糾紛后適用準據法未作約定，庭審中經法庭釋明，雙方當事人均選擇中國實體法作為審理本案準據法，應予準許。

華星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實際相對方，其不負有向鈴木公司的付款義務。理由如下：

1、宇野大作先生是鈴木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首席代表，在其被鈴木公司免職前有權代表公司處理在上海及華東地區的貿易事項，雖然鈴木公司對其出具連帶保證書未作書面授權，但自鈴木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過程中，宇野大作先生均以鈴木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與華星公司從事業務商談，其代表公司出具連帶保證書作出的承諾，華星公司出于善意有理由相信宇野大作先生能夠代表鈴木公司。因此，宇野大作先生的證言及其出具的連帶保證書具有真實性，其在任職期間代表鈴木公司出具的連帶保證書具有法律效力。

2、從宇野大作先生代表公司出具的連帶保證書及其證言看，在訂立涉案合同時，鈴木公司明知上海鈴茂公司是其合作伙伴，華星公司只是上海鈴茂公司的進口代理商。另涉案合同之前的交易，上海鈴茂公司與鈴木公司的交易也是通過華星公司作為代理商的方式進行交易的，貨款亦是由上海鈴茂公司按代理協議的約定匯入華星公司，然后由華星公司向鈴木公司付匯的。因此，涉案合同應直接約束上海鈴茂公司與鈴木公司，鈴木公司無權基于買賣合同向華星公司主張付款義務。

3、從華星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簽訂的代理協議看，華星公司只收取合同總金額的4%作為代理費，并約定華星公司收到上海鈴茂公司的貨款后向鈴木公司付款，現沒有證據證明上海鈴茂公司已經向華星公司支付了涉案貨款，且鈴木公司在連帶保證書中明確寫明了如果中國的進口代理委托方是其合作伙伴上海鈴茂公司，其將承擔貨款回收等連帶保證責任。因此，鈴木公司無權要求華星公司承擔付款義務。

綜上，涉案合同是依法訂立的生效合同，雖然在形式上是由鈴木公司與華星公司簽訂，但鈴木公司在訂立合同時知道華星公司只是上海鈴茂公司的進口代理商。在沒有其它證據證明涉案合同只約束鈴木公司和華星公司前，涉案合同直接約束上海鈴茂公司與鈴木公司，鈴木公司應直接向上海鈴茂公司主張貨款。因此，鈴木公司提出要求華星公司給付涉案合同貨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

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四百零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一審法院判決：駁回鈴木科技商務有限公司對鎮江華星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提出的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368元，由鈴木公司負擔。鈴木公司不服一審法院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

1、一審判決對關鍵證據認定存在重大瑕疵。我公司對證人宇野大作證言的真實性不予認可，其證言無其他任何直接證據佐證。一審判決對該證據認定錯誤，導致對宇野大作以公司名義向華星公司出具保證書的認定錯誤。我公司從未授權他人出具過保證書，也自始至終不知道連帶保證書的存在。保證書出具的地點沒有證據證明。宇野大作雖然名義上系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首席代表，但其僅負責處理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相關事務，不等同或可以就此推斷宇野大作有權代表我公司處理相關經營事務，或是代表我公司簽署任何法律文件。一審判決推定華星公司出于善意相信宇野大作有權代表我公司的結論缺乏必要證據。此外，一審判決依據未經證實的證言及雙方之前曾發生過的交易行為，即推定出我公司在簽訂合同時已明知華星公司系上海鈴茂公司代理人的結論，缺乏直接的證據證明，且忽視了作為市場經營主體，選擇交易對象具有不確定、靈活等當然特性的事實。

2、一審判決對訂單及代理協議的順序認定存在問題，應是訂單在前，協議在后。

3、一審中，華星公司沒有在舉證期限內提供保證書，而是當庭提交，一審對此證據進行認定屬于程序違法。綜上，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審訴訟請求；

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華星公司承擔。

華星公司答辯稱：宇野大作是鈴木公司上海代表處的首席代表，其有權作出連帶保證書。鈴木公司明知我公司是上海鈴茂公司的進口代理方，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對方，其無權向我公司索要貨款。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案二審爭議焦點是：華星公司是否應支付鈴木公司主張的貨款及相應利息。

鈴木公司二審未提供新的證據。

華星公司二審提供以下證據：

1、2004年至2007年1月華星公司與鈴木公司的部分交易記錄，包括訂單、發票、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通知、中國銀行的匯出匯款證實書、2006年的兩份進口代理協議，用以證明華星公司與鈴木公司在涉案交易之前存在長期的交易關系，且均是通過華星公司作為上海鈴茂公司代理商的方式進行交易。

1、《2007年鎮江交易付款情況》一份，說明上海鈴茂公司與華星公司針對2007年交易付款的相關對帳情況；

2、海關進口關稅專用繳款書、增值稅專用繳款書各兩份，說明涉案兩筆交易繳納的相關海關稅費；

3、2007年10月31日中國銀行入帳通知書一份，說明上海鈴茂公司經與華星公司對帳后，將結欠華星公司的款項已匯付華星公司；

4、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審批單及銀行出具的付款人回單復印件，說明涉案兩筆交易項下貨物應繳納的相關海關稅費是上海鈴茂公司通過物流公司繳納的。

以上證據用以證明涉案兩筆交易項下的貨物已交付上海鈴茂公司。

本院于2010年10月12日至上海鈴茂公司對華星公司提供的部分證據的真實性進行核實，并對該公司員工王春燕進行調查，形成調查筆錄一份。經核對，證據2-4與原件無異，王春燕確認上述證據1中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通知系該公司出具，證據2-1系原件，并認為《2007年鎮江交易付款情況》中涉及的SM07-04、SM07-05兩筆交易涉及的稅款與付款審批單中的稅款一致，就是涉案LM0704FZJ和LM0705FZJ兩筆進口代理協議項下的貨物，而涉案兩筆進口代理協議的簽訂時間應是2007年3月2日和3月9日。王春燕陳述上述證據2-2海關繳款書中涉及的稅費是上海鈴茂公司委托上海鼎福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福物流公司）繳納的，該公司繳納稅費后將海關繳款書交給上海鈴茂公司，王春燕出示了繳款書的原件。

鈴木公司對證據1中的訂單、發票、匯出匯款證實書，以及證據2-3的真實性及雙方以往的交易無異議，對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通知認為系傳真件，不認可真實性且認為與本案無關，對2006年的兩份進口代理協議認為不是原件，無法確認真實性且與本案無關。對證據2-1的真實性不認可，且認為無法達到證明目的，對證據2-

2、2-4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與本案無關。對王春燕的調查筆錄，認為只能說明上海鈴茂公司與華星公司之間的關系，與鈴木公司無關，上海鈴茂公司已收到相關貨物，說明鈴木公司履行了交貨義務。

華星公司對調查筆錄沒有異議，認為可以證明上海鈴茂公司收到涉案兩筆合同項下的貨物，相關的海關稅費是由上海鈴茂公司繳納的。

本院認證意見：對鈴木公司無異議證據的真實性，本院予以確認。證據1中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通知經王春燕核實，系上海鈴茂公司出具，故本院對該證據的真實性予以確認。證據1中2006年的兩份進口代理協議系傳真件，鈴木公司雖對其真實性有異議，但并未提供相反證據予以推翻，且該兩份進口代理協議中涉及的外合同號、金額、數量等信息與華星公司提供的2006年其與鈴木公司訂單所對應的信息相一致，故本院對該兩份進口代理協議的真實性予以確認。證據2-1系原件，且經上海鈴茂公司員工王春燕核實，故本院對該份證據予以確認。

除鈴木公司對一審法院查明的鈴木公司出具保證函及進口代理協議的簽訂時間這兩節事實有異議外，雙方當事人對一審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實均無異議，本院對當事人無異議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

1、華星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簽訂兩份進口代理協議上記載的簽訂時間為2006年3月2日和2006年3月9日。鈴木公司認為代理協議中對應有涉案訂單的編號，但在2006年簽訂的代理協議中不應出現2007年簽訂的訂單編號，所以代理協議應當在訂單之后簽訂。華星公司認為兩份進口代理協議與涉案兩份訂單是對應的，因華星公司與鈴木公司之間存在長期合作關系，代理協議是格式的，涉案代理協議的簽訂時間應是2007年3月2日和2007年3月9日。經上海鈴茂公司王春燕核實，上述兩份進口代理協議的簽訂時間應為2007年3月2日和3月9日。

2、鈴木公司與華星公司2004年至2007年1月期間，存在多筆交易，對此鈴木公司亦予以認可。對應相關訂單，上海鈴茂公司均向華星公司發出付款通知書，發件人為王春燕，內容主要涉及上海鈴茂公司已向華星公司匯款，要求華星公司在收到匯款后盡快向日本支付款項。付款通知書所涉交易金額與對應訂單金額相符，亦與華星公司匯款后銀行的匯出匯款證實書所涉金額一致。其中，對應2006年的兩筆訂單，華星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簽訂了兩份進口代理協議，協議中涉及的外合同號、所涉交易的數量、金額等與對應的兩筆訂單記載的信息相一致。

3、宇野大作一審出庭作證的主要內容：鈴木公司于1996年進入中國市場，主要向中國客戶推銷其產品。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由于鈴木公司在中國不能直接從事人民幣的貿易，該公司董事長鈴木肇社長與我通過對具有外貿代理權的華星公司考察，由華星公司作為代理商進行進出口業務。之后，宇野大作先生代表鈴木公司與華星公司商談業務時，華星公司要求鈴木公司提供書面擔保，我便出具了連帶保證書。當時鈴木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之間的貿易，必須通過華星公司。

4、涉案兩筆合同的海關進口貨物報關單顯示的收貨單位為上海鈴茂公司。上海鈴茂公司與華星公司2007年交易付款的對帳表《2007年鎮江交易付款情況》中，最后兩筆交易金額與涉案兩筆合同所涉金額一致，所涉稅款金額與相應的海關進口關稅、增值稅專用繳款書中繳納的金額相符。海關進口關稅、增值稅專用繳款書中記載的繳款單位是華星公司（上海鈴茂

公司），顯示的報關單編號與涉案兩筆交易的海關進口貨物報關單的海關編號一致。上海鈴茂公司的付款審批單記載的收款單位為鼎福物流公司，付款用途為關稅和增值稅，所涉金額與海關進口關稅、增值稅專用繳款書的金額一致。王春燕稱上述海關關稅和增值稅系上海鈴茂公司委托鼎福物流公司繳納。

本院認為：

一、關于法律適用

本案涉及涉外合同關系，因合同雙方當事人未對發生糾紛后適用的準據法作出約定，一審中，雙方均選擇中國實體法作為審理本案的準據法，一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我國法律為本案準據法，符合法律規定，應予確認。

二、關于華星公司是否應支付鈴木公司主張的貨款及相應利息

鈴木公司對其與華星公司在涉案兩筆合同之前存在長期交易并不否認，而根據宇野大作的證言和華星公司二審提供的有關交易習慣的證據，可以認定華星公司、鈴木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在涉案合同之前的交易符合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間接代理關系，而涉案兩筆合同亦是按照以往的交易習慣操作的，故華星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實際相對方，不應受涉案合同的約束，其無需向鈴木公司支付相應貨款。主要理由是：

首先，從宇野大作的首席代表任命書可以看出，宇野大作有權代表鈴木公司全權負責處理上海代表處的一切事務，而鈴木公司上海代表處的業務范圍即代鈴木公司在中國開展與其公司產品進出口的業務聯絡工作，因此，宇野大作在其任職期間，對鈴木公司在中國與華星公司從事的相關貿易活動應當十分了解，其證言可以采信。根據宇野大作的證言，鈴木公司為了在中國從事進出口貿易，經過考察，確定華星公司作為代理商，鈴木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之間的交易通過代理商華星公司完成。

其次，宇野大作作為鈴木公司上海代表處的首席代表，其出具保證書的行為應視為職務行為，而鈴木公司上海代表處作為鈴木公司在中國從事相關進出口貿易的聯絡機構，其就鈴木公司經營活動所做的意思表示，應視為鈴木公司的意思表示。該保證書反映了鈴木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及華星公司之間的貿易方式，即鈴木公司委托華星公司進行貿易進出口代理業務，進口代理委托方是鈴木公司的合作伙伴上海鈴茂公司。該內容與證人宇野大作的證言亦能印證，證明鈴木公司對其與華星公司的貿易中存在上海鈴茂公司是明知的。鈴木公司上訴認為華星公司沒有在舉證期限內提供保證書，故一審對此證據進行認定屬于程序違法。對此，本院認為，由于保證書可能對本案事實產生重大影響，故一審判決對該證據進行認定并不屬于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情形，鈴木公司對此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再次，結合華星公司的陳述及二審提供的反映以往交易情況的上海鈴茂公司發出的付款通知書、銀行匯出匯款證實書、進口代理協議等證據，可以看出華星公司與鈴木公司簽訂合同后，再與上海鈴茂公司簽訂相應的進口代理協議，在進口鈴木公司的貨物交付上海鈴茂公司之后，上海鈴茂公司向華星公司發出付款通知書，華星公司在收到相關貨款后，向鈴木公司匯付。由此可知，鈴木公司、華星公司、上海鈴茂公司之間實際發生的交易方式，正如宇野大作的證言和保證書所反映的，即上海鈴茂公司是鈴木公司的合作伙伴，華星公司只是上海鈴茂公司的進口代理商。

最后，華星公司二審提供的海關進口關稅、增值稅專用繳款書顯示的報關單編號與涉案兩筆交易的海關進口貨物報關單的海關編號一致，應認定該海關關稅和增值稅系涉案兩筆合同項下貨物的海關稅費。王春燕關于海關稅費系上海鈴茂公司委托鼎福物流公司繳納的陳述，與上海鈴茂公司付款審批單及匯給鼎福物流公司銀行回單等證據相印證，證明涉案兩筆合同項下的海關稅費系上海鈴茂公司繳納。結合華星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簽訂的進口代理協議，以及上海鈴茂公司與華星公司對2007年交易付款情況的對帳表中亦反映存在涉案兩筆交易，可以推定上海鈴茂公司收到本案合同項下的貨物，鈴木公司對此亦不否認。由于雙方在涉案兩筆合同之前發生過多筆交易，現有證據已能證明涉案合同項下的貨物仍是交付給上海鈴茂公司，且目前并無證據證明涉案兩筆交易與以往的交易方式存在不同，應當認定涉案合同是按照以往的交易方式操作的。因此，鈴木公司在與華星公司簽訂涉案合同時，不可能不知道華星公司與上海鈴茂公司之間的代理關系。

綜上，根據我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的規定，涉案合同直接約束上海鈴茂公司與鈴木公司，在沒有證據證明上海鈴茂公司已經向華星公司支付涉案貨款的情況下，鈴木公司應直接向上海鈴茂公司主張相應貨款。鈴木公司要求華星公司支付貨款的上訴主張不能成立，其上訴請求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368.35元，由鈴木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二篇：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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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蘆法民二初字第460號

民事裁定書

原告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市**區**大市場**棟**號。法定代表人李文軍,總經理。

特別授權委托代理人曹宇文，男，1979年8月12日出生，漢族，湖南省株洲市人，系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經理，住湖南省**市**區**市場**棟**號，身份證號碼：432**********。

被告湖南珠華機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市**區**工業園。

法定代表人黃靖,總經理。

本院在審理原告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訴被告湖南珠華機械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原告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以被告已自動全部履行為由，于2008年11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訴申請。

本院認為，原告的撤訴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訴。

本案案件受理費875元，減半收取437.5元，由原告長沙和偉鋼材貿易有限公司負擔。

代理審判員張凌

二OO八年十一月七日

書記員鄭蓉

第三篇：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訴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

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訴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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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540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張某，經理。

委托代理人趙某、吳某，上海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蔣某，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徐某、孫某，上海市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訴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09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顧國華獨任審判。被告于2009年8月27日提起反訴，要求原告退貨60144元或扣除等價貨款，嗣后，被告又于2009年10月13日自愿撤回了反訴，本院口頭裁定予以準許。本院并于2009年10月13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趙某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孫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訴稱：原、被告間存有口頭買賣合同關系，原告向被告供應滌綸縫紉線。2008年4月21日至12月16日期間，原告累計16次向被告供貨價值363,862.50元。截至2008年6月30日被告已償付貨款252,110元，尚欠原告貨款111,752.50元未能償付。據此，原告請求判令：

1、被告償付貨款111,752.50元；

2、被告支付自2008年7月1日起至判決生效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損失。審理中，原告認為少計算被告已付款13,600元，變更訴訟請求為要求被告償付貨款98,152.50元，利息損失的起算期限自2008年12月17日起計算。

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辯稱：

1、2008年5月7日缺貨7,050元應在貨款中扣除，2008年5月22日1,700元原告沒有出具發票，若原告補足發票被告對此予以認可，2008年6月11日中原告缺貨3包，應扣除1,297.5元，2008年4月25日的送貨單中59,690元及2008年12月16日5,427.50元的兩筆貨款與原告無關，被告應與案外人上海某棉紡廠結算，即拖欠的貨款98,152.50元中扣除59,690元、5,427.5元及1,297.5元，尚欠31,737.50元。

2、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利息損失，被告與原告沒有訂立書面付款協議，具體付款日期沒有明確約定，故不應計算逾期利息。

3、原、被告之間形成供貨關系是2007年12月6日，最后一筆是在2008年12月16日，賬面數額為475,442.50元，其中沒有扣除缺貨的金額，實際金額為465,395元，尚欠原告貨款31,737.50元。

原告為證明自己的主張，向本院提供了送貨單17份，證明原告向被告送貨，被告實際收到貨物的事實。

被告的質證意見為：對于2008年5月8日編號0006332的送貨單補足2008年5月7日0006331送貨單，被告予以認可，6月14日編號為0006342的送貨單補足3包不予認可，送貨單明確注明已作廢，2008年9月4日送貨單載明被告已付3600元，2008年4月25日的送貨單及2008年12月16日的送貨單中貨款應與上海某棉紡廠結算，與原告無關。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證據：

證據

一、增值稅發票2份（2008年4月25日發票，對應0006328送貨單，2008年12月27日發票，對應0006344送貨單）及上海某棉紡廠工商機讀材料，證明被告與上海某棉紡廠發生買賣合同關系，但送貨人是原告，工商材料證明上海某棉紡廠的主體資格；

證據

二、訴狀1份，證明原告在第一次訴訟中對于上述兩筆貨款的來源是予以認可的，兩筆貨款應由上海某棉紡廠主張，與原告無關。

原告的質證意見為：

對于證據一的真實性無異議，但應當以送貨單位為準，上海某棉紡廠雖然也經過工商登記，但與原告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對于證據二的真實性無異議，訴狀中陳述被告拖欠原告貨款是真實的，原告認為應以供貨單位為準，不應以出具發票的單位為準。

本院認證意見，對于2008年5月8日編號0006332的送貨單補足2008年5月7日0006331送貨單，被告予以了認可，本院亦予以認定；6月14日編號為0006342的送貨單明確注明已作廢，故對該送貨單上的數量不予認定，原告據此認為補足6月11日送貨單中缺少的3包貨物的意見，本院不予采信；2008年4月25日的送貨單及2008年12月

16日的送貨單對應的2份增值稅發票的銷貨單位為案外人上海某棉紡廠，而非原告，故對于上述2份送貨單上的貨物，本院不予認定。

經審理查明：原、被告間存有口頭買賣合同關系，原告向被告供應滌綸縫紉線。2008年4月21日至9月4日期間，原告累計向被告供貨價值297,447.50元。被告已償付貨款265,710元，尚欠原告貨款31,737.50元未能償付。

本院認為：原、被告間的口頭買賣合同關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確認。被告收取原告所供貨物后，應當償付原告貨款。被告已償付的貨款，應當予以扣除。對于2008年4月25日及2008年12月16日的送貨單，對應的2份增值稅發票載明的銷貨單位為案外人上海某棉紡廠，增值稅發票作為雙方業務結算及請求付款的憑證，具有證明購銷雙方主體的效力，該廠系獨立法人，原告未取得上海某棉紡廠的授權，無權向被告主張，應當由該廠主張權利。口頭買賣合同的貨款，應當即時結清，原告請求被告支付自2008年12月17日起貨款的利息損失，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九條和第一百六十一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付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貨款31,737.50元；

二、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上述貨款自2008年12月17日起至判決生效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損失。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2,535元，減半收取1,267.50元，由原告上海某紡織品有限公司負擔970.50元（已付），被告上海某服裝輔料有限公司負擔297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

內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當事人上訴的，應在遞交上訴狀次日起七日內按《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規定向本院預交上訴受理費。逾期不交的，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審判員書記員顧國華張波

第四篇：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訴被告李樹生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訴被告李樹生買賣

合同糾紛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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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株縣法民二初字第210號民二庭

民事裁定書

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株洲縣淥口鎮。

法定代表人田俊杰，公司經理。

被告李樹生，男。

本院于2011年8月1日受理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訴被告李樹生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在訴訟過程中，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5日以被告李樹生已經付清貨款為由向本院提出申請撤訴。經審查，原告的申請不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其撤訴符合法律規定，應當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予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撤回起訴。

本案受理費50元，依法減半收取25元，由原告株洲縣江南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承擔。

審判員劉雅玲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

書記員譚明明

第五篇：XXX訴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裝修合同糾紛一案

XXX訴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

裝修合同糾紛一案

承辦律師江蘇道多律師事務所律師 謝保平

【成功案例入選理由】 律師義正言辭、牢牢的占據訴訟主導地位，全方位想當事人所想，最大限度的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基本案情】 甲和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簽訂了一份賓館裝修合同，裝修項目總造價 270萬元。合同約定甲將此裝修工程全部發包給乙公司南京分公司。乙公司南京分公司在裝修過程中，以預算時有漏項為由要求甲增加工程款，否則就停工。甲沒有同意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的要求，乙公司南京分公司遂擅自停止了該裝修工程的施工行為。為此。甲來我們這里咨詢，要求依法維權。

【我們對本案的分析意見及工作方法】 我們認為，根據合同約定，乙公司南京分公司在裝修過程中，以預算時有漏項為由要求甲增加工程款，這本身就是荒謬的。擅自停止該裝修工程的施工行為更是對甲合法權益的漠視。甲如果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法律會支持甲的合法訴求的。但是，依法維權，在時間周期上，畢竟要受到訴訟程序的制約，這在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該裝修工程的施工行為的情況下，時間周期對甲無疑是個壓力。因此，我們在依法維護甲的合法權益的過程中，更需要首先處理好這個問題。處理好了這個問題，不僅可以堅定甲的維權決心，對甲也是有實在意義的。同時，還能依法教育對方當事人，讓其知道法治社會，漠視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守規則辦事，其非法目的是根本達不到的。

根據以上分析意見，承辦本案的謝保平律師是這樣處理與本案有關的具體法律事務的：

1、用最快的速度，以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法院判決解除甲與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簽訂的裝修合同；要求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根據合同約定對甲承擔違約責任；甲保留在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不能按照合同約定的情況下，延誤交付該裝修工程給甲造成損失的索賠權。

2、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要求法院裁定允許甲另行尋找工程隊，及時恢復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的該裝修工程的施工活動；

3、同時向法院提出，如果法院同意甲采取自救的方式另行尋找工程隊，及時恢復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的該裝修工程的施工活動，以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甲也是能接受的。

因為本案涉及的裝修項目價值較大，且由于甲裝修的目的是開辦賓館，若不能如期開業，會產生較大數額的賠償。法院受理本案以后，對本案非常重視。法院在向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送達訴狀副本的同時，即提醒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認真對待這個問題，要求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或恢復施工，以免損失進一步擴大，或配合甲采取自救行為。是非曲直等待法院判決。

由于法院的重視，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意識到擅自停止該裝修工程的施工活動，不僅不能逼甲就范，反而會給自己招惹相當復雜的法律糾紛。于是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提出，現在已經完成的裝修項目中，已經含有不在原來預算中的項目。針對這一問題，謝保平律師與甲進行了充分深入的溝通，首先建議甲到現場核實一下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說的是不是事實。其次建議甲如果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說的是事實，甲可以認真評估一下對方所說的預算外裝修，對甲自己是不是有用。第三建議甲，如果預算外裝修，對甲自己確實有用，那么在甲也能合理承擔有關費用的情況下，甲應該充分注意法院審判習慣，可以由甲先向法院表明自己愿意合理負擔的態度，這樣對爭取主審法官的同情繼而得到支持，是很有益的。甲采納了謝保平律師的意見。

由于謝保平律師通過及時提起民事訴訟，及時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或甲方自救，又在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提出，現在已經完成的裝修項目中，已經含有不在原來預算中的項目以后，及時與甲溝通，充分尊重了法院的審判習慣。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處于絕對的被動地位。訴訟的主動權一直牢牢的掌握在謝保平律師和甲的手中。在法院和法律的要求下，實事求是的回到了法院主持的調解程序中。

【裁判結果】 經法院調解，甲與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達成調解協議，甲的合法權益總體得到了很好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