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經濟學

鐵道部通過改革，形成了政府依法管理、企業自主經營、社會廣泛參與的鐵路發展新格局。

一．政府的管制行為在鐵道部改革方面的體現

1完善社會性管制的法律體系，增強法律的有效性，2設立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性管制機構，同時加強對管制者的管制，3建立社會監督體系，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重要作用 鐵道部撤銷了，實際是一分為三，一部分企業職能剝離出來，成立總公司；一部分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有關的部分職能，比如規劃、政策，制定法規等，劃給交通運輸部；一部分安全生產監管職能，專門成立國家鐵路局，這個機構是副部級機構，由交通運輸部管理。

改革后，由交通運輸部統籌各種運輸方式，鐵路局集中精力考慮安全監管，行使政府安全監管責任，使企業能夠真正落實主體責任，也要想辦法建立一種機制，讓企業安全主體責任落到實處。

政企不分，監管和被監管者是一個人，出了事故，老百姓不知是政府還是企業的事。作為政府，如何追責？政府監管就很難到位，企業主體責任，安全方面投入就可能不到位。現在分開了，一部分承擔主體責任，一部分承擔監管作用，出了問題，就要分析是誰的責任，必須要追責。政府監管不到位，政府負責。

二．政府在提高財政支出收益的過程中，面臨需要處理的各種復雜的問題，在鐵道部方面也不例外

首先，在政企不分情況下，現代企業制度建不起來，鐵路資金長期得不到較好解決，融資較困難。現在政企分開，企業部分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資金籌措渠道就可多元化，社會哪些方面有錢，愿意修鐵路，也可加入進來。資金籌措渠道打開，融資，國家一定時期給予很大支持。另外，鐵道部的改革有利于加快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它的意義在于，提高綜合運輸效率、效能，發揮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組合優勢，來提高效益。

改革后現有鐵路政府方面的職能由交通運輸部和國家鐵路局承擔，企業的由鐵路總公司管，地方的都是鐵路總公司集中管理。鐵路部門的資產負債率61%多，對于大部制的鐵路投資沒有風險，低于國企的平均水平。

三．政府經濟職能對于鐵道部改革的有利因素

1提供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

2進行微觀經濟管理

3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和推動宏觀經濟增長

4調節收入分配，增進社會公平

改革的方向是對的，這有利于鐵路發展。事實上，各個鐵路局現在就是企業，如果公司化了，也就是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更適應市場經濟特點的一種經濟機制轉變，體制性重組。我們一直把鐵路局當成企業而不是政府。改革歸根到底是要讓廣大民眾從中受益，而不是讓民眾去背負改革的成本，讓一小部分人受益。政企分開后的鐵路系統能夠通過適度市場主體的良性競爭，維護公益性和市場性的統一，真正惠及民生。

政企分開是行政體制改革最重要原則之一,鐵道部改革后鐵路職工不裁員，車票將按市場定價, 鐵道部政企分開后，分拆后成立的鐵路實體企業應具備市場化的融資能力。

四．小結

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為市場主體，可以落實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改革，提高發展內生動力，增強鐵路發展后勁，推動鐵路建設和運營健康可持續發展。

第二篇：政府經濟學

政府經濟學

1.請結合你對中國政府經濟功能的理解和思考，談談分稅制改革對于中國財政稅收體制乃至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對進一步推進分稅制改革提出自己的思考和看法。鼓勵有自己的思考，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即可得分。

答：進一步完善分稅制還要從下面主要方面著手：

1、明確權責

2、規范收入劃分：增值稅的歸屬問題、企業所得稅的歸屬問題、個人所得稅的歸屬問題

3、合理劃分稅權：中央需保持相當的稅權集中，高度分權的模式行不通、摒棄傳統的稅權過度集中模式，走適度分權的道路、在適度分權的同時，必須整頓規范地方的收費權。我們應該以戰略的目光，高屋建瓴地預測未來世界經濟及稅制發展趨向，超前制度我國稅制改革的方針和政策，推動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

2.在公共收入中，國有資產收入規模的厘定是由哪些要素所決定的？請作出簡要回答。

答：

1、一國的經濟體制

2、一國經濟的國有化程度。

3、國有資產的結構

4、企業稅負的大小

5、國家和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

3.分稅制改革作為當代中國財政制度領域中的重要歷史事件，試述這一改革的的主要內容。

答：當代中國分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1、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劃分

2、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

3、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數額的確定

4、原體制中中央補助、地方上級及有關結算事項的處理

5、過渡期轉移支付制度

4.概念比較：直接規制與間接規制

答：直接規制：指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主體直接實施的干預，也被稱為狹義的政府規制。

間接規制：指由司法部門通過司法程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干預，它不直接介入經濟主體的決策，僅制約阻礙市場機制發揮效能的行為，并努力建立完善的、能夠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效能的制度。5.名詞解釋：轉移支付制度

答：轉移支付制度：在財政體制中，轉移支付是作為各級政府間責權關系和利益關系的一種協調機構而存在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是在處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關系時，協調上下級之間關系的一項重要制度。

6.簡述現代稅收的基本原則有哪些方面的內容。答：現代稅收的基本原則：

1、稅收的效率原則：稅收的效率原則是指稅收必須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員優化起促進作用，即稅源的分布、稅率的構成及稅收額都應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實際上，稅收效率是在市場競爭機制下，稅收應盡可能地保持“中性”，對市場經濟和競爭主體不發生干預作用。所以通常把效率原則作為建立“中性”稅制的前提之一。

2、稅收的公平原則：一是橫向公平原則，它要求稅收引起私人產出減少而形成的負擔在社會不同成員間公平分配，使稅前具有相同福利水準的不同納稅者，在課稅后仍擁有相同的福利水準；二是縱向公平原則，它要求具有不同福利水準的納稅人，應繳納不同的稅收，以作出同等的效用犧牲

3、稅收的穩定原則：稅收的穩定原則是指稅收的設計應使稅收能自動調節經濟或是使國家能主動運用稅收來宏觀調控經濟，以減少經濟波動進而達到經濟穩定增長。7.試述公共支出對社會經濟生活有哪些重要影響。

答：１、公共支出對國民收入的影響；２、公共支出對生產的影響；３、公共支出對物價的影響；４、公共支出對社會分配的影響；５、公共支出對消費的影響。

8.公共選擇理論對于新公共管理在思想理念上有怎樣的影響作用。

答：１、政治活動中的經濟人假設；２、把政治看作相互交易的市場；３、政府失敗及其糾治；４、對官僚政府的分析。

9.公共選擇理論作為政府經濟學的基礎性理論，請試述公共選擇理論的三大理論前提。答：公共選擇學派的三大前提:

1、經濟人假設——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經濟人假設也適用于政治領域，政治活動的本質是一種公共選擇，與在經濟活動中一樣，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是也以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也以成本——收益分析為根據。

２、交易政治學——政治領域中的基本活動也是交換，政治是個體、團體之間出于自利動機而進行的一系列交易過程。政治過程與市場過程一樣，基礎是交易行為，是利益的互換。

３、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公共選擇理論的第三個基本出發點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應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個人是分析的基礎。

10.外部性是市場對資源進行調配時的失靈表現，對于外部性的矯正可以從諸多方面著手，請結合教材中學習的基本理論對政府途徑和非政府途徑的具體方式進行分析，并給出自己的思考。

答：政府途徑：

1、由于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一個表現，因此構成了政府干預的原因。政府可以采取行政措施對外部性進行直接干預。

2、對產生負外部性活動的經濟主體課征正的稅收，同樣，對于產生正外部性活動的經濟主體課征負的稅收——實行價格補貼，就會消除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之間的差異，使資源配置重新回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3、可交易許可證，這一制度可以激勵公司和個人改善控污技術，從而降低控污的費用，并最終達到逐漸降低污染程度。

非政府途徑：

1、產權界定；

2、組織設計；

3、社會道德教育和輿論監督； 11.運用公共產品理論，請分析搭便車行為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

答：搭便車行為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具體表現。它的存在總體上說來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自然原因，即公共產品自己本身存在消費的非排他性。二是主觀原因，即人的一種道德行為，是人自身的利已性的表現。

影響：由于搭便車問題的存在，使市場對公共產品的配置無法達到最優化，換句話說市場無能力使之達到帕累托最優。我們知道，帕累托最優是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的依據，它是指經濟不可能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別人（至少是一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12.名詞解釋：外部性 《現代經濟詞典》對外部性的解釋是“在私人費用和社會費用或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不一致”。簡單地說，一種經濟交易的結果對除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發生了影響，而且又未參與該項交易的任何決策時，即存在外部效應。13.名詞解釋：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就是那些在消費上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

14.政府失靈是政府干預經濟中必須注意的問題，請試述政府失靈的具體表現方式，并對斯蒂格利茨認為導致政府失靈的原因展開分析。

答：政府失靈的表現：

1、公共政策的偏差與失效；

2、政府部門的膨脹；

3、低效率；

4、尋租行為 在斯蒂格里茨看來，政府失靈主要有7個來源：

1、政府的受委托責任給就業政策帶來了嚴重壓力；

2、這種受委托責任尤其對關注公平的支出政策帶來了嚴重壓力；

3、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場問題作為市場失靈的一個來源在公共部門里是普遍存在的；

4、和政府的強制力緊密相關的可能的再分配不僅會導致不公平，而且還會產生不經濟的尋租活動；

5、現今政府帶給未來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無論對于公共部門里的產權讓渡規定和民主進程都會產生消極影響的局限性）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費用；

6、公共部門里產權讓渡的其他缺陷對于有效的激勵結構的構建會造成進一步的限制；

7、公共部門里競爭的缺乏會削弱人們的積極性。它是政府經濟活動的最后一個普遍的但并不是必然的特征。

15.帕累托最優是完全競爭市場的重要理論依據，試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及其實現的基本條件。答：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沒有其他人受損。或者說沒有一個人可以不使他人境況變壞的條件下使得自身境況變得更好，這種資源配置狀態稱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一個經濟實現帕累托最優狀態必須滿足三個必要條件：第一，任何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對于所有使用這兩種商品的消費者來說都必須是相等的；第二，任何兩種要素的邊際技術替代率對于任何使用這兩種要素的生產者來說都必須是相等的；第三，任何兩種商品對于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必須等于這兩種商品對于生產者的邊際商品轉換率。

第三篇：政府經濟學

政府稅收的調查報告

摘要我國經濟在經歷了20年高速增長后，已進入了穩定發展時期，稅收增長速度也呈逐年遞減的態勢。西方經濟學歷來認為，稅收是有極限的。如今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約著稅收的過快增長。那么我國稅收的極限在哪里，如何才能在當前的經濟形態下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呢？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我國當前稅收收入現狀

（一）稅收計劃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現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數遞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國家下達的收入計劃任務都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然后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以此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②是層層分配下達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稅收計劃一般層層分配下達至省轄市局、縣局，直至基層分局。為了確保收入任務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實到分局內的股室乃至個人。

（二）公民納稅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①各地稅法宣傳流于形式。目前的稅法宣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稅法宣傳月，而且形式單一，內容單薄，很難與快速的經濟發展相適應。②納稅人納稅行為不夠積極。我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稅收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一些企業負責人（尤其是中小企業）文化層次較低，對國家稅法理解不夠，對

納稅存在抵觸情緒，個體工商戶不向消費者開具發票偷逃稅款現象仍比較普遍。

二、制約稅收收入可持續發展的成因分析

（一）稅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稅”難以實現。稅收計劃源于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對固定性特征。不可否認，它作為一種行政責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時期確實有效的調動了各級稅務機關依法組織收入的積極性。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現在的收入計劃管理已明顯與依法治稅產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況下各級稅務機關為了完成計劃任務疲于應付，常常根據收入計劃完成情況決定多征或少征，于是人為調節收入進度，以均衡入庫的方式組織收入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盲目引進投資，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如今各地投資環境不一，為了招商引資各地政府可謂用盡了心思。但各地在引進投資項目的同時，卻忽略了地區經濟結構的協調性，從而造成地方經濟受外來因素波動影響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國出現的投資過熱現象，部分地區經濟甚至已走入了經濟發展“以量取勝”的誤區，雖然國家進行了經濟宏觀調控，但局部范圍內盲目投資的情況仍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經濟的畸形發展。

三、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的對策與建議

稅收的可持續增長必須依靠經濟的健康發展。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稅務部門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堅持依法治稅，形成良好的稅收征納環境。①提高隊伍素質，實行依法征稅。培養稅務人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深刻體會依法履行職責的重要性和不規范執法的危害性；同時針對目前稅務干部業務水平總體不高的現狀，強化業務培訓，使廣大稅務干部在規范執法的基礎上，增強執法的效率和質量。②加大稅收宣傳力度，促進納稅人誠信納稅。稅收宣傳是稅收工作的民生基礎，只有讓納稅人了解了稅收的重要性，才能從源頭上保障稅收的可持續發展。③加強部門合作，形成良好的協護稅環境。建立與地方政府定期匯報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黨政的理解和支持，確保依法治稅順利實施。此外，加強與公、檢、法、工商、銀行等部門的聯系，形成協調配合機制，實現稅務機關專業管理與社會協稅護稅力量的有機結合。

（二）加強稅收預測分析，提升稅源監控水平。①建立稅收能力估算體系，增強收入計劃制定的科學性。上級局在強調增加稅收收入的同時，應充分考慮地區經濟的承受能力。從宏觀來說，收入計劃只有與經濟規模、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效益狀況相適應，才能與依法征收取得的收入在數量、結構、方向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只有科學地分析經濟與稅收的內在關系，把稅收計劃與實際征管緊密結合起來，將組織收入工作建立在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之上，才能使收入計劃與實際稅源相適應，才能促使各級稅務機關尤其是基層稅務機關加強稅源管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人為因素和異常變動因素對組織收入工作的影響，從而在源頭上保證收入的真實性。②加強稅收預測分析，為稅收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在稅收管理中，對客觀經濟稅收的科學預測是稅收工

作作出正確決策的前提。科學的稅源預測體現了稅收經濟規律、稅收管理狀況和稅收發展趨勢，是實現稅收管理的第一手資料。利用科學的預測方法對稅源分布及可能的稅收成果進行預先推測，有利于確定正確的稅收工作方針，及時安排措施，實現“應收盡收”。

稅務機關應加強重點行業稅源監控，同時在對企業的生產、流通以及廣泛的經濟領域進行監控的基礎上，夯實好納稅評估、納稅企業信譽等級評定及欠稅公告等稅收征管模式的新因素，有效監控稅收的全過程，實現稅源監控工作從源頭抓起，確保稅收收入的可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經濟法》,楊紫烜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及修訂最新版

2、《經濟法學》,李昌麒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高等政法院校法學主干課程教材)1999版及修訂最新版

3、《經濟法原理》,王保樹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及修訂最新版

4、《經濟法學》,漆多俊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及修訂最新版

5、《政府經濟學》溫來成主編，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9年修訂版

第四篇：政府經濟學2011

個人題綱：（從小組提綱中選出一部分出來）

[案例1]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權益損失及其保障

一、失地農民的產生和現狀：

（一）城市化必定向農民征地，因而導致失地農民產生。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大批農民的田地被征占。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0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226.44萬公頃（3395萬畝），其中通過行政手段征地160萬公頃（2400萬畝）。這些僅是依法審批的征用數，尚沒有把那些違法侵占、突破指標和一些鄉村私下賣地包括在內。據統計，違法占地占合法征地的比例一般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這意味著1987～2000年實際征占耕地數為4000萬畝以上，按人均占有耕地0.8畝計算，那么建設占用耕地導致失地農民有5000萬之多。按照我國目前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農民土地280～300萬畝，若按照城效農民人均占耕地0.8畝計算，就意味著每年新增加420萬失地農民，十年后失地農民總數將達到1億。由此可見，失地農民的產生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

（二）失地農民的現狀。城市化進程中產生失地農民是正常現象，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幫助失地農民解決面臨的問題，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隨著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市場經濟建設帶來了企業用工方式的市場化，政府傳統行之有效的失地農民安置方式逐漸失靈，于是失地農民問題開始呈現。目前對失地農民安置雖有貨幣補償、就業安置、住房安置、劃地安置、建立社會保險等形式，但最主要還是采取貨幣化安置方式。由于對失地農民貨幣安置只能解決失地農民近憂，難以化解遠慮，從而導致部分農民失地又失業。由于我國目前大多數地方對失地農民采取以貨幣安置為主的“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失地農民處境艱難，他們的基本生活、就業、子女入學、養老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問題缺乏解決的有效途徑，他們的長遠生計更是得不到制度保障。福州市2000年征地安置人員為例，其貨幣安置比例高達82％。浙江省對10個建設用地項目進行抽樣調查表明，在安置的3379人中，除172人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外，其余均為貨幣安置，其比例高達94.1％。然而，由于征地制度的缺陷和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導致補償標準過低，補償安置費的克扣和分配使用的不合理、安置方式簡單和責任不明造成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許多失地農民處于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狀態，有些地方的失地農民已到了面臨“無路可走，無地生存”的困境。

二、失地農民權益損失分析

(一)農民所擁有的諸多權利和利益，都是附著在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之上，直接或間接地與土地相關聯。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他們那些與土地關聯的權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礎和實現的條件，因而導致那些權利和利益的損害或完全流失。失地農民失去了生活保障、就業機會，失地農民失去了一項重要的財產土地。還會失去與土地相關的其他一系列權益。土地是農民集體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農民的諸多權利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所擁有的土地相關。如政府對農民的技術、資金、農資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獲得這種支持的機會。

（二）現有政策、法律的缺陷導致了失地農民應得的權益補償受到侵害。當前，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標準還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并且在實際征地過程中，農民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導致的直接惡果是農民的權益受到極大的損害。

(三）法定安置途徑的缺陷，導致失地農民失去了再次就業機會。

(四）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使失地農民喪失了基本的“國民”待遇。

三、體現政府的效率和公平,失地農民權益保障的對策建設

（一）明確土地是農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

（二）合理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保證被征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三）完善就業保障機制，妥善安排失地農民就業，保證被征地農民長遠生計。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機制，解決失地農民后顧之憂。

（五）改革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機制，加強征地補償安金費的監管。案例2構建和諧社會與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又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所以還要通過改革和發展加以具體解決。現階段的基礎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社會整體的分配體系構筑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為此就需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制定和調整現行收入分配政策，將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到社會可容忍的區間。各國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標準是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測算，我國在1978年以前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屬于絕對公平；20世紀80年代末基尼系數達到0.28；1995年達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數平均為0.4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數稍有回落，到2004年又超過0.4。這標志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在增加，但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擴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例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城市居民的40％。這種城鄉差距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國際上的城市與農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極少超過2。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可見，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業已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現象。

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歷史上城鄉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來還由于以下原因加劇了此情況的發生：

1.大部分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剛剛脫困，效益不高，下崗和失業的職工還比較多。2.由于市場化發展不平衡，某些行業仍存在壟斷強勢，因而一些人收入過高。3.國家稅收杠桿調控不力，對高收入者征收個人調節稅力度不夠；而國家轉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鎮居民住房等各項補貼的同時，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現明顯滯后。4.行政干預不當使勞動力和資本長期分別扭曲地集中于農村和城市。由于勞動力和資本缺乏統一的市場配置，在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存在的情況下，城鄉經濟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

在全國年均GDP增長7.2％以上的同時，還應看到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增長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效率不高，職工收入增速減緩，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使近年來社會總需求相對不足。

[點評]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到底應該是效率優先呢，還是應該首先考慮公平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議。公平的概念側重于社會人文價值判斷，而效率的概念則更為強調物質成果的有效獲得。追求效率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沒有效率只能產生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式的公平。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形成合理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制度和實現機制。

社會主義社會整體分配體系構筑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體現以下幾點： 1.以生產力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必須要求效率優先。因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加速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優先位置，也就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樣才能為有效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2.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需要有多層次的社會過程，要將其放在相應的領域中作為側重點分別加以解決。例如，在生產領域，因為它與生產力發展直接相關，就需要側重效率優先。而在國民收入和再分配領域，則要側重考慮解決兼顧公平的問題。還應看到，從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不能超越必要的歷史階段。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體現了構筑社會整體分配體系，全面合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大思路。

為了有效地促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實現，還需要建立四個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其一，在企業層次上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確立以資產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其二，在市場層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機制，關鍵是開放生產要素市場，為要素的流動、重組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必要的體制保證。

其三，在政府層次上建立和完善國民收入再調節體系。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標出發，維護社會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會層次上建設社會支持和社會救助體系。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揚扶危濟困、敬老愛幼的民族優良傳統。發展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的中介服務組織和機構，使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案例3]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稅收理念的轉變及政策的調整

我國當前的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狀況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國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有關個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標有基尼系數、（注：基尼系數是國際經濟學界所采用的流行指標，取值在0～1之間。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在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之間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懸殊。）收入不良指數、（注：收入不良指數是將所有人口按收入高低分成5等份，以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除以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即可得出，主要反映貧富差距的程度。）泰爾指數和阿特金森指數等，用得較多的是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據國家統計局和人民網提供的數據，2000～2003年，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17、0.458、0.454和0.460，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表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經很大了。另外，從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的國際比較來看（世界銀行編寫組，2001），我國個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狀況，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水平，也比一些發展中國家要高。

第二，我國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為5870元，最低的西藏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還是上海，為21781元，最低的安徽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

第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9倍。還有人認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賬面上的3:1左右，如果考慮到實際購買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同，應該是5:1，甚至是6:1（邱曉華，2002）。即使是2.9:1，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中國便是其中之一（李本貴，2004）。

第四，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馬曉河(2003)對城鎮居民1990年以來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情況的研究，1990年城鎮最低收入戶居民與最高收入戶居民收入之比為1:3.22，而到2001年兩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到了1:5.39，11年間最低收入戶居民與最高收入戶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將近兩倍。

第五，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一判斷也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基本認同（李實、趙人偉，1999）。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續上升的，這一判斷也得到了不少經驗研究結果的支持。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我國當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并呈擴大之勢。[點評] 稅收作為政府參與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與效率的抉擇問題。就稅制建設本身來講，兼顧了公平與效率的稅制才是最好的。一般而言，效率型稅收政策更能促進經濟增長，而公平型稅收政策則更有益于社會穩定。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收政策取向與我國整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基本一致的，但“兼顧”的結果卻是“顧不到”，使我國稅收政策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我們已開始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構建和諧社會，強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相應的，治稅理念也要及時轉變。在“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治稅理念下。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理應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稅收政策和制度的調整

（一）以公平為導向優化調整稅制結構

理論上，直接稅和間接稅的不同組合，可以形成三種類型的稅制結構，即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以及間接稅與直接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結構。一般而言，直接稅通常用以調節和解決公平收入分配問題；而間接稅更能體現政府的效率目標；雙主體的稅制結構則致力于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建立了以直接稅與間接稅并行的新稅制，并先后于1950年、1958年、1973年、1984年和1994年進行了5次重大的改革，稅種設置和稅制結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稅種從1952年的16個發展到2003年的25個；直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從1952年的50.6%降到了2003年的25.6%，間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則從49.4%上升到了74.4%；直接稅收入占GDP的比率從1952年的7.3%降到2003年的4.4%，間接稅收入占GDP的比率則從7.1%上升到了12.7%。應該說，我國當前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的稅制結構現狀是與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和稅收征管水平的現狀相輔相成的，有其合理性。但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到今天的時候，這種稅制結構的負面影響開始逐漸顯現出來。由于直接稅特別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以及遺產稅和贈與稅具有較強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稅收入比重過低，尤其是來自所得稅類的比重過低，必然會影響稅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發揮，影響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進程。所以，通過改革完善我國現行稅制，提高我國直接稅收入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收入的比重，就成了稅制優化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完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收體系 1.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

眾所周知，在稅收政策中，個人所得稅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為了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總額中所占比重，應該適當地考慮家庭負擔和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工資和薪金所得的稅前扣除標準；創造條件，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計征模式；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水平，減少稅率級次，降低稅率的累進程度。2.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

從公平收入分配和優化稅制結構的角度看，將我國的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有利于加大征繳力度，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節省經費開支。3.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

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主要不是出于財政收入的考慮，而是協助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對當期財富流量的調節，調節存量財富的分配，防止財產過度集中，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應該采取高起征點和高的累進稅率。4.開征房地產稅

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高速發展，把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合并，開征統一規范的房地產稅已是當務之急。理論上，開征房地產稅不僅能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來源，調節房地產市場的收益公平分配，也是減少房地產投機、遏制房價瘋漲、減少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行為、保證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手段。

（三）推進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改革

為了順利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還需要完善以下征管配套措施：

一是在全國范圍內采用納稅人單一身份證號碼登記系統和支付方強制性預扣制度。可考慮將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為個人的永久納稅號碼與社會保障號碼。另外，個人在取得工資、薪金和紅利、利息收入時，付款人必須從收款人那里獲得其身份證號碼，并為收款人預計預扣稅款，因為不這樣做，這筆支付款項就不會被稅務局認可，從而不能作為成本或費用在收入中扣除。

二是個人報酬的完全貨幣化，個人收入無論現金與否，都應在計算個人所得稅時作為應稅所得處理。

三是在個人收入貨幣化的基礎上大力推行非現金結算，加強現金管理。

四是進一步完善儲蓄存款實名制，建立銀行儲蓄聯網制度，并建立稅務網絡與銀行網絡的對接。即稅務局能夠很容易地對納稅人的存款進行聯網查詢，輸入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納稅人在所有銀行賬戶的存款都會顯示出來，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個人收入來源不透明的問題。

[案例4]：轉型時期我國勞工政策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轉型時期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體系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勞工權益？這可以從政策的覆蓋范圍和實施效果兩個方面作出評估。

——勞動合同制度是實施最久的規范勞動關系的制度，但覆蓋范圍主要在城鎮，對鄉鎮企業和進城農民工還存在較大空白。截止到2000年末，全國城鎮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達10700萬人，占同口徑職工總數的95％以上；城鎮私營企業從業人員有一半以上簽訂了勞動合同；鄉村集體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有2300萬人。事實勞動關系大量存在，除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勞動法律意識淡漠，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外，也與勞動法律政策的不協調有關。例如，在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的條件下，強調雙方協商一致，無異于賦予用人單位的單方自由。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用勞務合同代替勞動合同，以逃避承擔相應的勞動法律責任。現行勞動法律政策對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和用工形式也缺乏有效監督管理。總的來看，勞動合同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和設計缺陷，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勞資集體協商工資制度的實施范圍和力度非常有限。據全國總工會統計，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從2001年開始推行后，截至2003年底，全國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協議的企業僅有29.31萬個，覆蓋職工3579萬人，且這項制度的成功主要取決于一些不確定的外部條件，而不是談判主體特別是勞工或工會一方的力量。加之目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大量存在，故這項制度還遠未成為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形式。

——集體談判制度能否發揮維護勞工權益的作用，有待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集體談判制度已覆蓋城鎮相當多的企業和職工，根據勞動保障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63.5萬份，涉及職工8000多萬人。但目前集體談判主要在企業一級進行，區域和行業、產業層面的集體談判還沒有法律規定，雖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對此進行嘗試，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相當多的企業中存在著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嚴重流于形式的現象。這表現在：一些工會和企業重簽訂輕協商，集體合同部分照抄法律法規的規定且不符合企業實際。由于在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工會的談判能力有限，國家對一些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仍保持相對的控制權，因而在這些企業中工資談判還難以真正開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談判主體之一工會或勞工力量的薄弱，亟待通過工會內部組織體制的改革和談判斗爭手段的豐富來加以彌補。

——勞動監察制度是最重要的勞動執法手段，但由于勞動執法人員的嚴重不足和素質低下，加上執法手段單一，且處罰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導致不能有效地威懾和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使這項制度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至2003年末，全國共有勞動保障監察機構3223個，配備勞動保障監察員4.3萬人，其中專職監察員1.9萬人，兼職監察員2.4萬人。但面對全國數以萬計的各類企業和2.4億城鎮勞動者，人少案多、執法不力等問題不會很快得到緩解。

——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存在許多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已不能適應勞動關系變化和勞動爭議激增的現實，亟待變革。勞動爭議處理機構受理范圍較窄，使相當一部分爭議無法通過法律途徑予以解決，加劇了勞動關系的不穩。爭議處理程序復雜且銜接不暢，爭議處理時間長，不利于及時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爭議處理程序中的具體制度不完善，仲裁時效不僅時間短，時效的起算點不明確，導致勞動者常常超過仲裁時效，從而喪失通過仲裁和訴訟解決爭議的權利。爭議仲裁機構案多人少，不堪重負，致使裁決的質量難以提高。法院受理的爭議案件由民事審判庭審理，往往以民事審判的思維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容易造成仲裁和審判適用法律的不統一，不利于保護勞動者權益。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弱化，一些企業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流失或缺位，使防范勞動爭議的第一道防線形同虛設。

[點評]勞工政策是指針對勞動者或勞工階層而設立的社會政策。轉型時期我國勞工政策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存在缺失，諸如勞動合同制度對鄉鎮企業和進城農民工還存在較大空白；集體談判制度的完善有待工會組織體制的改革和談判斗爭手段的豐富；勞動監察制度不能有效地威懾和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存在許多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亟待變革，等等。勞工政策缺失的要害是從屬和服務于效率優先的經濟增長政策，未能體現出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應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完善勞工政策。

筆者認為，我國勞工政策進一步改革的原則是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促進市場效率與保持規則公正以及保障企業自主用工和增進勞工權益等三者的關系，使它們都能得到均衡、協調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政策改革的建議：

其一，完善勞動保障監察制度，規范監察執法行為，增強執法力度。

其二，在現階段，調整勞動關系的主要模式宜以中央政府召集工會和雇主組織，從源頭促進政勞資三方協商機制的建立完善，以出臺勞動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和三方會簽文件和政策等形式，調整和解決勞動關系和勞工政策中的重大問題。

其三，幫助工人組建工會，通過工會凝聚勞工的集體力量來爭取自身的權益。在市場化的私營和外資企業里，勞資力量對比極為懸殊，勞工惟有依靠自身集體的力量——工會，才能爭得自身權益。

其四，培育勞動關系兩大主體工會和雇主的協商談判能力，逐步形成勞資雙方自主談判，決定勞動關系事項的格局。其中，培育工會組織的自主協商談判能力和作用至為重要。

其五，完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健全多層次、多形式的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堅持和拓展勞動仲裁工作的三方性原則，完善辦案機制。同時，貫徹《法律援助條例》，推進來自工會和民間的勞動法律援助活動，培養勞工律師，為工人提供收費低廉的法律服務，讓他們都能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3、小組提綱：

（一）政府經濟與公平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在經濟領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聯系的一個概念。公平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生產要素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對比關系；一是社會成員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稱之為經濟公平，后者稱之為社會公平。經濟公平就要求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獲得利潤、工資、地租等要素收入，投入與產出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而社會公平則是一種價值判斷，受社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經濟地位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提高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二）政府經濟與效率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在經濟學理論中，資源配置效率理想的狀態是“帕累托效應”。在達到“帕累托效應”之前，如果資源配置能夠在不降低其它人福利水平的條件下，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稱之為“帕累托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在不同領域有其具體涵義。在社會再生產領域，企業資源配置效率高低，就是指利潤的最大化。在政府部門，就是指既定資源條件下政府行政效率，即為社會提供管理和服務的水平與質量。在公共事業部門，是指如何以最少的資源消耗為社會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服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凡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由市場來實現，政府努力為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三）、政府經濟與公平和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1、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

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2、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選擇。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

例文1：

冷戰結束后美國特殊利益集團對政府對外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長期以來，利益集團積極參與政府決策過程，尤其是在政府的對內政策上影響較為突出，在對外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則不十分明顯。然而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利益集團在政府對外政策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有所增強，影響也有所上升。本文擬從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系統的結構性變化入手，客觀地分析和評價利益集團在美國對外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利益集團與美國的對外政策過程

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國會在對外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利益集團在國家對外政策過程中的態度也較以往更加積極，游說的策略手段更加先進，作用也更加明顯。美國聯合研究性組織“美國會議”將后冷戰時期利益集團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有效策略手段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995年2月23至25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美國會議(The

American

Assembly)文件。(1)積極參與而非被動反應的策略。研究指出，利益集團必須采取積極的態度，尋求機會去施加影響，才有可能取得效果。(2)提供信息。利益集團必須擁有清楚準確的信息，并將這些信息及時地提供給決策者，供他們參考。如果這種信息有助于決策者解決當前面臨的緊迫問題，這些信息便比較容易為決策者所關注。(3)宣傳信息。如何得到媒體的關注是利益集團面臨的重要問題，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能夠使利益集團贏得更多的支持，從而使其政策游說取得更好的效果。利益集團也可通過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發動群眾的方式去進行宣傳。(4)選擇參與點。國會是利益集團的主要政策參與點，因為國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通常要對其選民負責，要在政策取向上對“依賴于”他們的人負責，因而成為利益集團最好的游說對象。國會非層級化、非官僚化的組織結構為利益集團的政策游說提供了諸多進入點。由于國會對外政策委員會以外的許多議員也同樣能夠設法影響和參與對外政策的制定，因而他們也成為利益集團對外政策游說的對象。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會改革以來，國會議員的發言和投票狀況均可公開，使利益集團的代表能夠了解議員的政策觀點，從而能夠決定游說對象。與游說國會相比，利益集團游說行政部門的難度要大得多，行政官員對來自利益集團的壓力不象國會議員那么敏感，行政組織的結構與運作特征使它比國會更易于排除利益集團的影響。盡管如此，行政部門仍然是許多利益集團參與決策的進入點之一。尤其是政府部門的一些高級官員，他們清楚地知道一些特殊領域的利益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因而也成為利益集團游說的對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樣能夠幫助利益集團去影響國家政策。(5)采取適當的游說策略。采取何種策略對于利益集團游說目標的實現十分重要。利益集團的代表一方面要游說那些支持他們政策主張的國會議員，同時也要花更大的氣力去說服那些猶豫不定的議員。此外，利益集團還需確定游說過程中的策略，如在提出自己的觀點時是否需要些彈性，或者作適當妥協。彈性和相應的妥協有可能增加決策者與利益集團進行磋商的機會，從而有利于利益集團目標的實現。總之，后冷戰時期，利益集團在美國對外政策過程中發揮著某種作用，表現為：第一，在政策選擇方面具有一定影響。利益集團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努力“引起媒體和行政部門對某個問題的關注，并將這一問題納入議事日程，《總統研究季刊》(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99年6月1日。)。利益集團推動對某政策問題的辯論，并努力使之產生相應的政策結果。第二，協同國會進行政策監督。在對外政策方面，美國國會通常發揮著“火警似的”監督作用，并依靠個人或利益集團去監督行政部門的行為。當利益集團發現問題的時候，便報告給國會，設法通過國會聽證會的形式或通過國會立法予以糾正。利益集團的此類作用使國會能夠保持積極靈敏的姿態，能夠以較少的投入及時獲取各種信息。第三，提供信息。美國的利益集團是重要的信息源。由于利益集團對某一對外政策領域的關注，因而能夠比政府更快、更準確地掌握信息。利益集團所提供的信息成為決策者進行對外政策分析的依據之一。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利益集團常常雇傭資深的專家，這些人具有在某政策領域的深厚閱歷和研究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于政府的外交決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例

二、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內容

從媒體公開報道的有關利益集團活動的案例，以及筆者經實地調研所獲得的材料看中國利益集團對地方政府決策的影響，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機關的職位本身，不僅是一些利益集團試圖獲取的重要資源，也是實現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徑。因此，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影響干部人事的任免決策。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或因經濟實力，或因人脈關系，或兩者兼而有之，對地方基層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著重要影響力。如據筆者參與的某課題組調研獲悉，南方某市區有兩位“大名鼎鼎”的區人大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每個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由于長期在當地基層任職，有較高的地方聲望和廣泛的人際關系，又由于其是當地“土著”代表，能影響較多的區人大代表，因而他們常常能夠影響、乃至左右該區的黨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夠左右處級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一名接受訪談的干部曾指出：“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2）地方政府公共投資地方政府為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農田水利建設等所進行的公共投資決策，是一些利益集團競相角逐的重要領域。有些利益集團，總是想方設法要求建設對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資項目（公園、道路、橋梁等城市基礎設施），或是這些項目的規劃（規模、選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車及其配件制造商、經銷商、汽車消費者群體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團，就可能極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調整城市規劃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車廠等基礎設施建設，斥巨資為汽車修造二環、三環乃至四環、五環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財政部門負責的財政資金分配預算決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團競相角逐的重要領域。地方政府財政部門，在編制財政預算計劃時，常常會遇到這種情形，即各部門、各單位都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過主管領導打招呼，或借助上級文件依據，或通過編制發展規劃等，爭取獲得盡可能多的財政預算資金。這是政府內客觀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團（各部門或單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視為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分配決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財政稅收不少地方企業或企業集團，除了采用作假帳逃稅、偷稅、漏稅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外，還往往與地方政府稅務部門公開“討價還價”，爭取少交稅。一些實力強大的企業（集團），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減免稅負，給以稅收優待，否則便揚言遷址公司。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也常常不得不許諾和出臺一些稅收優惠政策。由一些納稅較多的從業職員組成的專業團體，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稅收決策施加影響。例如，據筆者調研得知，按照國家現行政策規定，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

（5）地方政府政策法規的制定政策法規是地方政府利益調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訴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據。因而，對地方政策法規的制定施加影響，是利益集團實現利益目標的“高級”手段。如圍繞在中國汽車工業周圍形成的兩個“泛利益集團”，曾推動了不同的政策法規的制定：由汽車及其配件制造商、經銷商、油品燃料經銷商、汽車消費者群體（主要是運輸公司和富人）、交管部門、以及為汽車工業發展進行合理性論證的專家學者等組成的“車族”利益集團，因其代表著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導向，極力要求調整財稅政策，特別是消費政策；有計劃地實施產業調整援助政策，大力發展汽車貿易與服務業；推動地方政府出臺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汽車貿易條例、政策，取消地方性交通和車輛收費項目等。由深受汽車污染之害的普通居民（尤其是交通要道旁居民、呼吸道病患者）、環保主義者、汽車替代品生產及其經銷商、以及對（私人）汽車消費文明持保留或批判態度的專家學者等組成的“反車族”利益集團，則推動地方政府出臺了旨在限制噪音污染、排放污染的管制措施，制定了有關安全、環保與節能方面的強制性標準等。

二.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方式

在中國，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賄賂即利用金錢、美色及其他有價物券“買通”相關決策者。這是目前中國非法利益集團謀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隱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團往往通過“請客送禮、拉關系、走后門以至賄賂政府官員，使之成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將小集團的利益取向復合到行政決策中，從而獲取政策可能帶來的潛在收益”。

（2）個人關系網絡即利用家族血緣、同學情誼、老鄉情結和其它社會關系等為紐帶，直接接觸相關決策者。這是中國各類利益集團，包括合法利益集團，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響方式。合法利益集團有時會通過正式的制度管道（如報告制度），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輸入地方政府決策中，但更多地則是通過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緣、同學、老鄉或私人情誼），直接接觸相關決策者，表達其特定利益訴求。

（3）說服即采用書信、電話電報、遞交研究報告乃至直接造訪等方式，對相關決策者進行勸說。勸說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勸說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這般對各方的好處。與個人聯系不同的是，說服活動是通過正式渠道、“公事公辦”式進行的。

（4）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讓本集團中的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成員或集團內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成員，代表本集團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關決策者，影響地方政府決策。或者以人大、政協提案的形式，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直接輸入地方政府決策體系。如據南方某市私營企業主協會秘書長向筆者參與的課題組透露，該市私營企業主協會每年都通過組織會員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關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較好”。

（5）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這是目前中國合法利益集團較常用的影響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團，一般都有其業務主管單位或上級主管部門，它們之間存在一種事實上的上下級關系；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機構和人員又實行分管制度，分管領導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響相關決策者，也可能直接參與制定政策決策。這樣，利益集團既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過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與方式，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輸入政府決策體系，而主管部門及其領導，既可以通過批示、批復、召開現場會、協調會、列入會議議程等形式，也可以通過“打招呼”、“寫條子”等非正式形式回應利益訴求。

（6）借助媒體呼吁，通過輿論間接向政府施加壓力即向當地（外地、甚至境外）大眾傳媒（報刊、廣播、電視）主動提供信息，請求其向社會廣泛公開之，以爭取盡可能多的民眾的關注、支持或同情，從而對相關決策者形成強大壓力，使本集團所面臨的問題，被提上決策日程或重新考慮。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利用互聯網網絡，將成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近年來，中國推行的決策聽證會，正成為各相關利益集團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途徑。通過向人民法院起訴行政機關（俗稱“民告官”），以使政府改變其與本集團利益目標相沖突的政府行為，這是各利益集團，尤其是民間性利益集團，經常采用的方式。

（8）施壓性集體行動這種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有：在政府機關及主管部門門前聚集、靜坐、請愿，集體上訪，游行示威，非法舉行集會游行，圍堵和沖擊黨政機關、甚至打傷政府工作人員等。近年來，施壓性集體行動有日益增多趨勢。以集體上訪為例，2000年，全國31個省（區、市）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人次分別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和人次，分別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時，施壓性集體行動的強度也不斷提高，而且有些群體往往選擇重大政治活動（如人大、政協召開兩會期間）和重要節日進行這類行動，以便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9）參與或操縱選舉隨著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客觀進程，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來基層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民主的逐步推進，不同利益集團已經開始有可能通過民主選舉等合法程序，參與地方的政治博弈。這將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鄉鎮換屆選舉過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團，可能通過暴力手段威脅選民、請吃喝拉攏選民、用金錢美色賄賂鄉鎮主管干部等各種非法手段，參與甚至操縱基層民主選舉，給地方政治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團往往并非只采用單一的方式，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也未必沿用上述影響方式的一種或多種。一些利益集團可能會通過向地方政府機關捐款、捐贈交通、通訊工具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政府決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團，也可能運用物質性資助等方式，宣傳自己的理念，以影響政府決策。從總體上來講，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開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間性利益集團、公共利益集團、弱勢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資源有限，合法渠道不暢，導致它們有時被迫采用施壓性集體行動。第三，合法利益集團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響地方政府，獲取正當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門立法、地方立法等）實現不當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團對地方政府的滲透，往往與權力的尋租相結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層政權的力量，來謀取本集團的特殊利益。特別在鄉村社會，與轉型期的社會變革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黑惡勢力團伙，往往通過各種非法手段，直接染指農村基層政權，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造成極壞的影響。

三、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幾點評價

中國利益集團通過游說、精英代理、訴諸既定規則、參與民主選舉等方式，對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稅收、政策法規等決策施加影響，這種影響對促進地方政府科學決策、公平施政乃至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等，都有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

第一，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各利益集團在參與過程中，往往由于爭奪利益而發生沖突，而這種沖突“會促使競爭性利益表達機制的形成與完善，有效地疏導轉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及時排除體制內隱患”。各集團若能通過合法的利益表達渠道及程序，來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一般就不會通過行賄、非暴力對抗乃至暴力等方式，來謀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滿情緒，從而能夠化解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并因而有利于地方政治穩定及其發展。

第二，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由于利益集團對多元化、分殊化、異質化的利益訴求，以及反映這種訴求的“民意”，進行了一定程度地整合，地方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若能充分汲取各不同利益集團所表達的利益聚合和民意整合信息，則能更好地代表“民意”，代表本地區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決策更符合實際。同時，利益集團的參與，還有利于減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政府決策效率。

第三，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通常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決策時，按照“公平”原則做出回應。這樣往往能夠減少政府決策的偏頗與恣意性，從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公開性和合理性。

第四，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處于轉型期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積極參與，往往能有效地疏通和拓展利益表達渠道。利益集團進入地方政府決策過程，提高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有效性，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從而有利于調動和發揮公民的政治積極性。

顯然，上述積極作用的發揮，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利益博弈規則的公平性與透明性、政策制定者高度的自主性與權威性、地方政府強大的利益整合能力與調控能力等。從實際情況看，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可能、甚至已經在一些層面產生消極后果：

第一，力量強大、資源充裕、組織良好，尤其是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的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

第二，一些利益集團，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如一些地方出現的“領導傍大款”現象，就很能說明此種情況。

第三，一些利益集團，則可能利用其強大的權力資源，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這是目前“集體腐敗”或“組織性腐敗”的根源。它既敗壞了社會風氣，破壞了黨風廉政建設，也使有關政策或法律得不到有效執行。如在某地就形成了一個包括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司法人員等在內的龐大的、黑白合流的非法利益集團。這個非法利益集團，幾乎控制了當地的正式國家機關組織，危害一方，囂張至極。第四，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往往以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合法外衣為依托，以經濟、政治利益為紐帶，運用合法組織的資源，欺壓、剝削人民群眾，瓜分集體財產，謀取其成員的非法利益。

最后，也是最為嚴重的后果是，一些利益集團，可能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如廈門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之所以能夠長期地、大批量地、反復地從事非法走私販賣活動，主要就在于此類走私集團，均與當地黨政部門主要負責人、海關等執法機關負責人結成特殊利益集團，并編織了一張嚴密的“關系網”，使這些地方的政權機關實際上掌控在走私集團手中。

3參考答案

例1房地產增速回落的調查報告

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調控政策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今年以來，中央先后推出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國務院又專門召開會議，聽取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落實情況檢查的匯報，強調要把房地產調控措施落實到每個城市，這充分顯示了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力度和決心。

二是房地產業景氣指數已出現下滑拐點。三季度，有關部門監測的房地產業企業景氣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下降2.4和1.7點，這是自去年4季度起 三是市場需求泡沫與過剩增加并存。國家統計局調查表明，北京平均每10戶居民就有1戶至少擁有兩套住房。至9月底，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為1.21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1.7%，增幅同比上升0.9個百分點。

四是企業籌資成本提高，資金日趨緊張。在房地產企業負債率達70%以上的情況下，今年以來人民銀行連續兩次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這無疑會加大房地產企業經營成本。前三季度，房地產業主要資金來源中，定金及預收款同比減少，8月末占比為21.8%，同比下降5.6個百分點；銀行貸款增長較快，8月末占比為17%，同比上升3.6個百分點，成為新增資金主要來源。在宏觀調控政策作用下，一旦銀行信貸資金供應不上，部分房地產企業資金支付就會出現困難。五是房地產投資其他資金來源存在一定問題。其他資金在房地產投資資金來源占比最大，近年來都在30%以上。從上海“社保基金案”波及多家房地產企業來看，在房地產業高額利潤誘惑下，一些違規資金已進入房地產市場，這些資金一旦被迫退出，部分房地產企業就會出現資金鏈斷裂局面。

例2 房地產市場調查報告

為了進一步發展我國的房地產業，有關部門對我國城市居民的居住情況進行了一次調查，其調查結果如下：

城市居民目前住得怎樣

從調查所涉及的范圍看，20個城市居民以居住樓房為主，87.7％的家庭住房為無電梯式樓房，只有3.7％的家庭住在有電梯的商品房里，還有8.2％住在平房，另有一小部分處于衛生間或廚房共享的合住狀態。由于房改不斷深入，目前居民住房私有化比例已達59.3％，超過半數；18.2％向房管所租用房屋；11.5％租住單位的房子。住房面積多數在40-80平方米之間。

多少都市人準備買房

據調查，五年內準備購房的都市人占調查城市總體的21.9％，其中以經濟適用房和商品房為主，預購面積在70-150平方米之間，可承受價格以每平方米1000-2000元為主體，輔之以每平方米500-1000元及2000-3000元的價格。購房資金將主要來源于家庭儲蓄，政府及銀行貸款也占據一定比例。

有了產權房，還買房嗎

數據顯示，調查總體中59.3％的家庭擁有住房產權，住房面積在20-80平方米不等，多為2、3或4口之家，其中以居住面積在50-80平方米所占比例為最高，20-50平方米居住面積位居其次。還有小部分家庭或個人從單位或私人處租房。那么，是不是只有這一小部分的租房者才是房產預購對象呢？調查結果顯示并不盡然。調查顯示，在已擁有產權房的家庭中，23.3％預計在五年內購房，20.1％預計明年購房，商品房及經濟適用房仍占預購主導地位。

調查顯示，無產權房家庭主要希望購買8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屬一期置業，為解決生活問題；而已擁有產權房的家庭則希望購買更大的房子，屬二期置業，為改善生活質量。

有產權房家庭計劃5年內購房的比例遠遠高于計劃1年或2年內購房的比例，尤其是對大面積住房的購買。

另外，在商品房預購群體中，有產權房的家庭預購比例達55.6％，遠遠高于其他住房群體，預購面積以81-100平方米的需求為最高，達30.5％；而在100-150平方米的預購群體中，擁有產權房的家庭預購比例高達62.3％，可見購房在這個群體中的市場潛力非常可觀。但是，他們的購買能力又怎樣呢？

假設擁有房產權的預購者為一總體，調查顯示，其中家庭月收入在2000至2500元之間的比例最高，達16.5％；6000元以上的高薪家庭比例最小。從總體家庭月收入狀況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們對房子售價的期望值所在。希望房價在1000-2000元的比例最高，為30.4％； 500-1000元的占22.3％；2000-3000元的占21.6％；希望房價在6000元以上的不足1％。

以上數據顯示，國內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迅猛的經濟發展態勢使房地產業具有驚人的潛力，但當前樓市價格的居高不下與不斷增長的房屋物業需求之間出現了斷層。如果商家能順應市場，對價格、服務及其他相關要素加以調整，相信房地產的前景非常樂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擁有房產權的預購者中，有69.1％希望使用家庭存款來購房，31.4％希望政府貸款，16.1％打算向銀行貸款。看來，傳統的消費觀念顯然不利于消費的良性增長。

購房者是什么樣的人

數據顯示，25-34歲的人占購房人群的36％，位居傍首，而35-44歲的人群比例為20.3％，位居第二。總體購房人群以中學以上學歷為主流，半數以上為全職工作者，重點分布于貿易、制造業、政府機關及教育文化領域，以制造業職工、中級技術人員、商業／服務業職員／公司中級經理居多，輔之以其他行業人士，月薪在1000-2000元范圍內為主體購房者。

目前，中國的家庭結構以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為主，購房計劃多數定位在商品房及經濟適用房，分別占預購比例的42.7％和39.2％；預購面積在70-150平方米不等，以80-100平方米的需求量最高。而主要房屋預購者的家庭月收入在1000-4000元間。另外，調查發現，收入越高越傾向于購買商品房。可以說，他們將是未來幾年房地產市場內的一支生力軍。

居民購房承受能力有多大

房地產業區域性差異很大，但房價與區域性平均收益的比例卻基本類似。

從居民對房價的期望值曲線上來看，期望值與市場價差距甚遠。目前國內的經濟發展現狀決定了恩格爾系數（指居民家庭花費在食品和日常家庭用品上的費用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還比較高，這更加大了工薪階層購房的難度。另外，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量入為出，還不習慣去花將來的錢，加之銀行貸款手續目前還稍嫌繁雜，擔保條件較苛刻，還款制度不夠完善，更阻礙了人們消費觀念的盡快更新。從總體購房人群中預購房屋的資金來源上看，希望使用家庭存款的占68.6％，希望政府貸款的占31.1％，希望銀行貸款的占15.5％，希望向親戚朋友借的占12.2％。近七成的家庭可望用自有資金買房，近三成的人希望得到政府資助，只有一成半的人愿望辦理銀行貸款，可見，銀行貸款制度亟待完善，以幫助人們改變固有消費觀念，刺激消費增長，達到商家與消費者雙贏的效果。

誰更急于買房

目前，從預購房者的人群結構來看，商業、服務業一般職工占預購總體的11.5％，居第二位，而這其中60.1％的預購者介于21-35歲之間；制造業職工占預購總體的12.8％，居首位，這其中46.5％的預購者介于21-35歲之間；而中級公司經理介于21-35歲的預購比例也超過了60％。由此可見，市場的重心在年輕一族。這一組人群中，63.6％為已婚，其中介于21-35歲的占43.7％，介于36-45歲的占30.4％；34.7％的獨身，其中66.1％介于21-35歲之間，僅有1.4％介于36-45歲之間。從預購房者的年齡結構、職業特征及婚姻狀況看，已婚的中、初級工作者構成預購主體，而年輕的單身族也是這一購房群體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部分。

應該說，21-45歲之間的人群對購房最有興趣，他們希望的房屋類型仍然是經濟適用房和商品房，面積介于50-150平方米之間，最好單價在3000元以下，愿望花3000-4000元／平方米購房的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這一預期和市場價格的差距低于調查總體對房價的預期與真正市場行情的差距。調查總體對每平方米的價格預期如下：每平方米500-1000元的占22.9％，1000-2000元的占32％，2000-3000元的占19.6％，而6000元以上的僅占1.3％。可以看出，國人對房價的承受能力與實際的市場情況大相徑庭。

居住環境對購房有多大影響

調查還顯示，消費者已逐漸將目光投向新的視點，比如：環保問題、居住環境（包括人文環境、地理環境、教育投入、文化氛圍）等，這些都直接影響著消費者購房的決策。目前環保已成為一種全球化的概念，購房者對居住地的環境要求日益提高。認為城市環境污染太嚴重的占調查總體的60.9％，看來，爭取“綠色”生存環境已成為大多數都市人的夢想。相比較而言，郊區的物業價格比市區要便宜很多，“綠色”程度也大大好于市區，且有些文化小區的人文環境也很好，城市則因為交通網絡的不夠完善、私家車普及率偏低、交通過分擁擠等，造成許多居民渴望以低廉價格求得“綠色”生存環境的愿望無法實現。

第五篇：政府經濟學

行政管理本科政府經濟學形成性考核冊作業 題目：什么是政府什經濟？如何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行為？

形式：小組討論（個人事先準備與集體討論相結合）

要求：每一位學員都要聯系實際準備提鋼，作業包括以下內容： 1． 聯系實際例子； 2． 個人準備的提綱；

3．小組討論后形成的提綱。

答：1.什么是政府經濟？政府經濟，是一種與企業、個人經濟活動相對應的經濟行為，即以政府為主體的資源配置及其宏觀經濟管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政府經濟：（1）政府經濟活動的主體是各級政府（2）政府經濟的客體是參與部分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分配，并對國民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3）政府經濟的形式主要表現為政府收入、政府支出以及宏觀經濟管理。（4）政府經濟的依據是社會公共權力。例： 構建和諧社會與收入分配合理化

2．個人提綱：構建和諧社會與收入分配合理

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又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所以還要通過改革和發展加以具體解決。現階段的基礎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社會整體的分配體系構筑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為此就需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制定和調整現行收入分配政策，將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到社會可容忍的區間。各國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標準是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測算，我國在1978年以前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屬于絕對公平；20世紀80年代末基尼系數達到0.28；1995年達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數平均為0.4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數稍有回落，到2004年又超過0.4。這標志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在增加，但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擴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例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城市居民的40％。這種城鄉差距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國際上的城市與農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極少超過2。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可見，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業已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現象。

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歷史上城鄉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來還由于以下原因加劇了此情況的發生：

1.大部分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剛剛脫困，效益不高，下崗和失業的職工還比較多。2.由于市場化發展不平衡，某些行業仍存在壟斷強勢，因而一些人收入過高。

3.國家稅收杠桿調控不力，對高收入者征收個人調節稅力度不夠；而國家轉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鎮居民住房等各項補貼的同時，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現明顯滯后。4.行政干預不當使勞動力和資本長期分別扭曲地集中于農村和城市。由于勞動力和資本缺乏統一的市場配置，在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存在的情況下，城鄉經濟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在全國年均 GDP增長7.2％以上的同時，還應看到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增長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效率不高，職工收入增速減緩，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使近年來社會總需求相對不足。3． 小組討論后形成的提綱：

討論成員：張芳、劉群弟、鄒麗芬、姚如龍、黃春燕、席梅、鄧席山、寧嘉威、彭鵲飛、余延、梁健梅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到底應該是效率優先呢，還是應該首先考慮公平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議。公平的概念側重于社會人文價值判斷，而效率的概念則更為強調物質成果的有效獲得。追求效率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沒有效率只能產生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式的公平。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形成合理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制度和實現機制。社會主義社會整體分配體系構筑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體現以下幾點：

1.以生產力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必須要求效率優先。因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加速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優先位置，也就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樣才能為有效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

2.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需要有多層次的社會過程，要將其放在相應的領域中作為側重點分別加以解決。例如，在生產領域，因為它與生產力發展直接相關，就需要側重效率優先。而在國民收入和再分配領域則要側重考慮解決兼顧公平的問題。還應看到，從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不能超越必要的歷史階段。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體現了構筑社會整體分配體系，全面合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大思路。為了有效地促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實現，還需要建立四個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其一，在企業層次上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確立以資產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其二，在市場層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機制，關鍵是開放生產要素市場，為要素的流動、重組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必要的體制保證。

其三，在政府層次上建立和完善國民收入再調節體系。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標出發，維護社會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會層次上建設社會支持和社會救助體系。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揚扶危濟困、敬老愛幼的民族優良傳統。發展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的中介服務組織和機構，使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政府經濟學形成性考核作業2

題目與形式：以“政府支出”為主題，理論聯系實際撰寫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小論文。

淺談政府支出存在的問題及改革方向

一、政府支出存在的問題

（一）公共支出需求突出，收支矛盾不斷加劇

我國政府財政支出的比較廣，包括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國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學等，在財政資金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只能對部分重點支出項目予以保障，形成了難以化解的供需矛盾。

（二）支出結構不夠合理，制約財政經濟發發展

在深化各項財政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各級政府財政依據財政政策，結合區域財政經濟發展實際，對財政支出項目進行調整，以滿足日益提高的各項公共事業的資金需求。然而，就許多地方財政而言，支出結構還不夠合理，嚴重影響了財政經濟的發展。

（三）支出管理方法滯后，資金使用效益不高。

目前，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的預算管理還處于粗放型、簡約型管理階段，距離精細化、效益化管理還有很大的差距，預算管理與使用效益之間還沒有實現有機結合，缺乏完整的政府預算效益管控機制。

二、政府支出改革的方向

（一）界定政府支出范圍，有效控制支出規模

政府財政支出的范圍與政府所承擔的職責有著內在聯系，只有不斷的滿足政府履行各項職能的資金需要，才能更好的發揮政府公共職能作用，進一步推進政府功能的有效提升。所以，要根據各級政府職能的范圍和事權的變化，合理界定政府支出范圍，嚴格控制政府支出規模。

一是明確財政支出定位。政府應該學會用經濟和行政手段調節收入分配關系，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整和微觀調控，將財政支出方向放在履行公共職能上，保證公共建設項目資金需求，追求公共財政服務均

等化。

二是突出財政支出重點。我國政府財政支撐的范圍比較寬泛，財政支出的內容也比較繁雜。其中，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即使財政收支形勢良好，也要分清主次，把資金投入到重點的項目上。同時，籌措資金加大對財源建設項目、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建設等項目的重點投入；積極探索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發揮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用的投資辦法。

三是控制財政支出規模。按照現行的財政政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能作用各有側重，政府財政支出范圍要進行適當的劃分，支出規模也有程度上的大小之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規模一定要符合區域財政經濟發展的實際，依據政府事權劃分和支出職責劃分、可用財力的供給支撐能力、財政經濟發展的重點等條件來確定，投資規模一定要以政府財政承受能力為限，絕對不可以盲目擴大政府投資規模。

（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財政資源配置

政府財政支出會隨著國家政策和區域財政經濟情況變化而變化，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采取積極的、有效的措施及時予以調整。只有及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財政資源配置，才能合理分配財政收入。

一是合理加大經濟建設投資比重。各級政府要在制定預算時，根據可用財力水平，積極籌措資金，加強經濟建設項目投入，對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財政經濟貢獻率的項目進行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

二是適度提升惠民政策支出比重。各級政府要堅定的樹直公共財政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規范公共投資行為，努力做到政府財政為人民，關切公眾利益，走群眾路線，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成果與全民眾享。集中財力落實惠民政策，優先預算安排，優先資金支付。在國家惠民政策允許的范匡內，逐步提升機關事業人員的工資、企業離退休人員生活補貼、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廉租補貼、農村糧食及綜合補貼、社會救災救助等項目的支付水平。對公眾提出的合理需求，及時進行認真研究落實。簡化支出手續，便捷服務方式，將公共財政惠民政策落到實處。

三是嚴格控制行政支出增長比例。各級政府要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的轉變，合理精簡人員，科學核減經費。對于財政供養支出，在動態管理的過程中，抓好財政供養隊伍的清理和編制規范，削減財政供養支出對預算的壓力；對于公務汽車燃修費、公款出國（境）旅游、公務招待費等項目支出，切實加強管控力度，杜絕各項不合理開支；對于事業性質的單位，合理界定業務性質，即使公共益活動必須由財政供給的，也要密切結合經費管理和自主創收情況，科學編制部門預算，實現科學化、規范化、精細化管操作，將所有財政收支納入到國庫管理，減少財政收入的流失。

（三）強化財政支出監督，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政府財政監督是預算管理重要組成部分，與財政收支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三者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忽視任何一個環節都必然會導致問題的發生，所以，從追求政府財政資金社會經濟益最大化目標出發，必須強化財政資金監督管理，努力提升財政資金效益水平。

一是實施同步監督管理。嚴格按照《預算法》、《采購法》、《會計法》等法律規定，從財政收入、支出、管理各個環節，加大財政監督管理力度，規范同步監督運行方法，細化同步監督操作流程，全面實現同步監督管理程序，跟蹤檢查和糾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正確理順預算管理與財政監督、職能管理與同步監督的關系，逐步建成一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財政監管體系，提高財政監督工作質量。

二是推行零基預算方法。基數法存在一定的弊端，會造成預算資金不必要流失，零基預算模式較為科學合理，在掌握大量擴展和縮減信息量的基礎上，以零基預算重新編制分配計劃，擺脫了基數法分配不公和不合情理的束縛，對控制財政支出水平，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果，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要通過考察考核，深入經驗總結，全面推廣零基預算法，建立零基預算管理體系，提高預算管理的可操作性

和可預見性。

三是建立效益評估機制。財政收支績效評價，是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財政精細化、效益化管理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優化財政資源配置，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質量，推進高效、責任、透明政府財政建設進程。所以，要加強政府財政績效管理，遵循客觀、公正、公平的準則，將績效管理結與崗位責任考核掛鉤，規范財政支出績效管理操作流程，完善財政支出效益評估體系，提升財政資金績效水平。

政府經濟學形成性考核作業3

1、簡述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公共投資的作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公共投資的具體作用表現在：

（1）政府進行公共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有效配置資源的重要途徑。

（2）通過政府進行公共投資，有利于強化國有經濟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領域的地位。（3）政府公共投資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2、簡述組織政府收入應遵循的主要原則。

組織政府收入的原則主要應當包括：

（1）從發展經濟入手，增加政府收入的原則。（2）利益兼顧的原則。（3）合理負擔的原則。（4）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

3．簡述社會保險的項目。

社會保險的項目一般包括：（1）養老保險；（2）失業保險；（3）醫療保險；（4）工傷保險；（5）生育保險。論述題：

1、試分析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全體一致原則的利弊。

答：在直接民主制度下，1、全體一致原則，是指由于所有的人都能從公共物品的提供中受益，社會成員可就公共物品供給與其所需要征收的稅收達成一致。即所有成員一致同意征收一定數量的稅收，以提供相應數量和質量的公共物品。全體一致原則，就要求社會成員就每個人納稅份額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數量達成一致意見，其選擇過程表現為在一系列的納稅份額組合中尋找均衡點，直到最后達成協議。全體一致原則的優點是，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應，也可達到林達爾均衡。即每個社會成員都按照其所獲得公共物品邊際效益的大小，來承擔自己應分攤的稅收或費用，公共物品供給量可以達到最具效率的水平。但其缺點是該原則存在兩個問題：

（1）假定人們在投票時是誠實的，每個人都能真實地表露自己對公共物品的需要；

（2）找到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稅負分擔比率可能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兩點解決起來都有一定困難。公共物品生產和供給中之所以存在所謂“免費搭車”的問題，就是因為有人不能真實地表露自己對公共物品的需要，只愿意從政府得到公共物品服務，但不愿意為之納稅。再是為了達成全體一致，就稅收分攤比例進行反復協商，隨著社 5 會成員的增加而難度增加，甚至不可能達成一致。

2、多數裁定原則，為解決全體一致原則存在的問題，多數裁定原則便成為一種選擇。所謂多數裁定原則，是指要通過一個方案，必須有一半以上的人贊同。多數裁定原則還可具體分為簡單多數原則、有條件多數原則。簡單多數原則是指在投票表決時有超過1/2的票數即可。有條件多數原則是指投贊同票的票數超過了簡單多數，如常見的要求達到2/3的多數。其中，簡單多數原則運用最為普遍。應當承認，與全體一致原則相比，多數裁定原則下存在對少數人利益的損害，構成一種決策成本，特別是在簡單多數原則中更為明顯。在上例中，就僅僅因為贊成的人比反對的人多了1個人，就使得方案被通過，49人服從51人的決定。因而在決策中還需要適當關注這一問題

2、理論聯系實際，試論政府外債風險的防范。政府外債風險的防范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外債幣種結構風險防范。必須要密切關注世界經濟形勢和國際金融市場動態，把握好各個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變動，預測主要貨幣匯價的發展趨勢，正確選擇好幣種；①原則上借外債應選擇匯率下降的貨幣；②軟硬幣適當搭配；③外債幣種一般應與其使用方向保持一致；④外債幣種應與我國出口貿易結算貨幣的構成相適應；（2）外債利率風險防范。為了避免外債利率風險，債務國在籌資時必須根據廣泛的市場預測和調查確定合理的利率體系。政府化解外債風險的措施有以下幾種：①提前支付債務利息；②進行期權交易；③開展調期業務

政府經濟學形成性考核作業4

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分析

財政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基礎，是國家的立足之本，安定之根，是國家進行經濟活動的重要支柱；是保證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的重要條件。而宏觀經濟管理是經濟學中的一種專業術語，其主要從整體上對全球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提供微觀經濟活動說必要的條件。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都非常關注財政政策沖擊的紅宮經濟效應，我國政府也一直十分重視利用宏觀調控來實行財政政策。目前在宏觀經濟領域最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它把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用清晰的微觀理論表現出現，使得理論更加細致和突出。但是在面臨財政風險這樣一個關系著一個國家財政穩定，人民生活安定問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應該敏銳捕捉風險，有效解決并加以防范，保證國家財政持續穩定的發展。

1國家面臨的財政危機

（1）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財政安全問題 最近幾年，很多西方國家有關金融危機的狀況頻繁發生，并且為世界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和損失。金融危機不僅僅是發生在發達國家，同樣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大范圍內頻繁金融危機，給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蕩，很大的威脅到了國家經濟安全，人民陷入了無盡的恐慌當中。1991年墨西哥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墨西哥國家財政瀕臨崩潰，而且，危機還延伸到了歐洲、美洲、亞洲等很多國家，造成阿根廷、智利等多國的金融市場也遭受了嚴重的沖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導致東南亞各國股市和貨幣體系瓦解，重創了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許多東南亞國家貨幣也隨著大幅度貶值；2007年，美國的次級放貸危機給全球的主要金融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同時也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2009年，歐洲出現了債務危機問題，導致了不僅歐洲經濟，而且世界經濟都遭受了巨大影響，同時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緩慢。世界經濟受金融危機的不斷爆發影響廣泛，讓世界各國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金融安全和國家財政安全問題。從歷史角度來看，金融危機和政府債務危機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兩者之間往往能夠相互轉化和傳導，導致擴大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不利趨勢。因此，深入有效的研究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轉換方式，能夠更好的解決和預防這兩項風險，對國家經濟安全的維護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是各國政府有關部門迫切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2）我國財政面臨風險逐步擴大趨勢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到了重要時期，許多新舊體制在改革中產生了矛盾，妥善解決好這些矛盾，對保證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從目前看來，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所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創新社會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問題并沒有全部得到解決，有些問題還遺留至今，與市場經濟體制搭配的制度又不完整，所以仍存在我國財政風險具有部分制度性。而根據不同的經濟體制，國家財政風險程度也存在差異。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實行的是大集體，所有經濟權都由國家掌握，國家統收統支，高度集中分配的財政政策大大降低了我國財政風險。但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深入，貿易經濟逐步進入中國，各種進出口產品的不斷深化，大大提高了經濟風險的發生，且傳播迅速，損失巨大，從而導致財政風險的發生率也有很大的提升，使得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家財政面臨較大的風險。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確實讓我國在降級體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要想具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我國的財政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并且有逐步擴大的趨勢，不能低估了我國現階段所遇到的財政風險。2分析新視角下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1）必須加強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

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加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有利于維護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經濟結構合理，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市場調節是以價格和經濟利益實行的一種自發調節，這種調節有助于資源向收益可觀、高利潤的企業流動，做到資源的合理分配。但是這樣很容易造成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的傾向。有些利潤大的生產行業和產品社會未必需要，有些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市社會不要但利潤小甚至是無利潤的，對于這些矛盾沖突，市場無法做到有效的調節，只有由政府出面解決，而且，市場調節沒有及時性，都是事后調節，必須由國家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來解決，彌補市場缺陷。市場調節必須保證是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而要遵循公平競爭，就要有公平競爭的原則，并富有嚴格的市場監督管理機制。僅憑市場調節，很能做到這點，甚至容易產生壟斷市場而破壞了市場秩序。為了保證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和良好的市場秩序，國家必須嚴密法制、加強監督宏觀經濟管理，營造出對企業發展有利的市場競爭環境，同時也保護了消費者合法權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體制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企必須是市場的主體部分。雖然政府和企業分開，但并不是完全獨立沒有任何關系。國家政府雖然不能直接參與到企業的管理當中，但是還是會對國企的重大經營決策進行相應的指導和干涉，這樣不僅可以保證國有資產的安全，還可以促進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經濟的穩定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有助于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有助于社會的穩定。然而，市場經濟的一些問題會帶來不好的結果，如收入差距明顯、自私的自顧個人利益而不管國家集體利益等，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社會安定，人民共同富裕，保護國家集體利益等，必須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2）對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職能進行強化

強化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職能可以從以下幾點出發：第一、調整支出和財源政策，大力發展經濟。經濟是財政的根基，只有根基穩固才能繼續發展其他事業。首先，以現有的結構機制為基礎來調整財源結構，有效拓展財源基礎。然后是要大力支持鄉鎮企業發展，是民營企業能夠快速健康發展。最后是要是國有土地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推動經濟發展。第二、改善稅收制度，加大征稅力度。先要有明確的目標才能更好的對稅收制度進行改善。其次對于不同行業、產業、企業實行不一樣的稅收機制，基本的稅種有增值稅、產品稅、營業稅，國家需要對這三種稅種建立三稅并立機制。在加大稅收征管力度方面，首先是要區分立法和執法，兩者應該分開執行，并且制定、解釋政策也要和執行政策分開。中央是具有主要的稅種立法權，中央和省兩級具有主要的稅種減免權。此外，要嚴加懲辦偷稅、漏稅等行為，把征稅隊伍擴大，提高整體人員素質，建立嚴格負責且具有時代性的稅收體系。3結語

綜上所述，財政問題一直是受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因為它關系著一個國家的命運。金融危機和財政本身存在的風險都會對國家財政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國應該在必須加強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和對我國財政宏觀經濟管理職能進行強化等方面做出努力，保證我國的財政長期穩定的發展。作者：王平單位：駐馬店市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