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德治理與依法治理結合的法律思考

以德治理與依法治理結合的法律思考

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全面總結二十多年基本實踐和經驗，深入思考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時，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關于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思想，提出“以德治理”的重要思想，把道德建設擺在黨的重要工作之中，擺在事關國家興衰的全局性的位置，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一思想必將對我國社會穩

定和道德風尚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以德治理是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近年來我國繼續進行全民“四五”普法教育，各行各業全面推行依法治理，推進了民主和法制建設，中央領導以戰略家的眼光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個結合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動員全體人民在學習法律的同時，轉變自己的思想觀念，用傳統的文化影響人，形成新的道德風尚。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緊密相連的，法治是德治的升華，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律和道德都是屬于上層建筑的，它們之間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手段，法律屬于外在的“他律”，道德體現內在的“自律”，道德治“本”，法律治“標”，依法治國是運用法律的強制力采保證國家社會生產有秩序地進行，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以德治國依靠的是社會輿論、人生價值和人的良知以及人們的傳統習慣來維系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系，并在人際關系和社會生活中形成一種強大的約束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國際和國內環境日趨復雜的情況下，無論在民主法制建設，還是在思想道德領域，都面I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和新的問題，尤其表現在理想信念方面，假冒偽劣、弄虛作假在一些地方盛行，封建迷信、邪教抬頭，黃、賭、毒、娼和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滲入，一些行業的不正之風等等，種種表現不得不令人深思，德治不能忽視。

思想道德領域歷來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無產階級道德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植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道德的土壤，又有著時代特征，傳統美德和現代美德的結合體現了時代性與歷史繼承性相統一的新道德。我們要結合當今社會的實際，深入思考，深入理解以德治國的內涵，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有機的結合，自覺投入德治實踐。

二、以德治理需要自我教育和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傳統的義利觀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相適應的內容受到挑戰，追求個人正當利益，重視個人價值、平等競爭、講求效率深入人心，同時見利忘義、權錢交易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膨脹，腐蝕了人們的靈魂，污染了社會風氣，必然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市場經濟對人們道德積極的、負面的影響集中反映在人們對利益關系的看法上。究其原因國際上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國內在改革開放中一些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的沖擊，減弱了人們的集體主義意識和奉獻精神。所以在全面推進法制的同時，必須重視德治，消除思想上的誤區。

法律和道德既不能混淆和相互取代，也不能割裂和相互對立。在我國凡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也是社會主義道德應當譴責的不道德行為。當對有些行為不能夠或者不方便實施法律制裁時，就可以用道德手段進行調解，靠道德手段解決不了的，就需要采用法律措施了。隨著法制的健全，人們也逐漸習慣用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來解決實際問題了。

當今社會，人們不僅要學法、懂法，更要守法。還需要遵守社會公德。道德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良知，需要人的價值，需要社會輿論，需要傳統的習慣勢力來維護。有些東西是屬于社會提倡的，不可能用法律規定，屬于道德的范圍，它不能強迫人做什幺事情，也不能光靠處罰來解決問題。同樣是服務，就有著服務態度、服務質量、服務技能、服務效果的問題。人的思想具有多元性，行為有不確定性，不是什幺問題都可以用法律解決的，只有道德才能啟發人的思想，調動人的潛能，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不能靠天平衡量，只能靠大家自覺的維護。

社會穩定發展既需要法律的規范，也需要道德的維系，需要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奮發向上的精神動力。所以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一方面抓打擊犯罪，另一方面要抓道德的培育，扶正祛邪，這樣道德建設才能落在實處。

要增強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必須結合我國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結合群眾實際，把解決思想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把宣傳教育群眾和服務群眾結合起來，把加強教育和強化管理結合起來。在對社會成員的道德教育中，要強化道德說服力和道德勸導力的作用，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操，強化人的道德意志和榮辱觀念，從而使人們形成道德的內在動因，通過建立道德規范，建立規章制度、建立社會公約，提高廣大群眾的道德素質，并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行政、輿論手段，促使人們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約束和制止不文明行為，凈化社會風氣。

三、積極探索以德治理和依法治理結合的實踐

依法治理和綜合治理在供電企業有在長期的實踐，我們在創建一流供電企業和文明行業活動中突

出抓好職工職業道德教育，把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結合起來，使供電職工具有時代精神，使供電行業成為成為精神文明的使者。但是思想道德建設是個艱巨的工程，是全員的活動，是長期的任務，有待進一步探索和實踐。

一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方針。供電企業的工作涉及干家萬戶，我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實，體現了人民的愿望，所以供電職工要從大局出發，立足本職，干好工作。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是知識經濟，是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經濟，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知識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伴隨著中國入世，職工的文化技術素質有待提高，在高科技面前，我們已經看到職工文化技術有了阻滯現象，一些先進設備、先進技術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反映出某種不適應。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加強職工隊伍的管理，加強職工文化、技術培訓，就要關心人、尊重人，給每個人以實現自身價值和展示才能的舞臺，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統籌規劃，推廣應用新技術，調動和保護群眾的首創精神和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二是要發揮領導的表率作用。江澤民同志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群眾中樹立什幺形象，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要抓好職工的道德教育，首先要加強領導干部的道德建設，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領導干部要通過“三講”、“三個代表”的學習大力弘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緊跟時代、勇于創新的精神，知難而進、一往無前的精神，艱苦奮斗、務求實效的精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堅持從嚴治黨，解決黨內出現的一些嚴重違背共產主義道德和行政倫理的問題，從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道德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明確權力就是責任，領導就是服務的意識，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以領導干部高尚的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群眾，推進全系統的精神文明建設。

三是要發揮企業文化的效能。企業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物質產品為載體的服務于企業的精神產品，企業文化就其本質來說是人的文化，企業文化的建設過程，就是人的思想觀念更新的過程。當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蕩，西方敵對勢力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多方滲透、侵蝕，社會經濟生活的日趨多樣化，使宣傳、思想和文化面臨著挑戰。只有堅持鼓勵、提倡、發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要求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才能確保社會主義文化始終保持正確的前進方向。我們供電企業要堅持“競爭求發展，創新當先行”的企業精神，用“安全第一、服務至上、效益領先、工作一流”的企業格言激勵自己，培養新的企業經營理念，制定企業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重視人在現代企業中的作用，加強企業民主建設，注重企業文化載體，加強文化陣地建設，開展多種多樣的企業文化活動，引導職工奮發向上。通過企業文化的滲透、感染、激勵和約束作用，形成良好的企業人文環境，促進職工的理想、追求和價值觀念的形成、發展和升華。

四是要德治與法治并舉形成合力。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和結合既運用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手段規范職工的行為，又善于用道德的感召力和勸導力提高職工的思想認識，才能營造企業良好的發展環境。當今社會逐步成為法制社會，在社會變革中，群眾的法制觀念也在提高，全社會呼喚打破壟斷，平等競爭。現在電力企業已經走向市場，必須盡快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以正確價值觀規范企業的行為，把切實履行好社會責任，不斷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作為立足點。落實以德治國重要思想必須努力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加強德治的針對性、實效性和主動性。在企業就是要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并認真執行。反之虛設的規章制度，就會破壞制度約束的權威，削弱職工遵紀守法的社會心理，導致思想道德的滑坡。在企業改制中，要繼承電力企業的優秀傳統，用安全、質量、效益和真誠的服務重塑公司形象。

五是把道德建設貫穿在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工作中。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強化正面教育，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觀念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凝聚和團結全黨全國人民的堅強的精神支柱。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社會主義道德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基本要求，開展“三德”教育，在全社會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人際關系。即：將開展的“四五”普法就是要教育公民和職工樹立法治觀念，自覺地遵紀守法，實踐社會主義道德。在創建文明行業、爭當文明職工中要堅持不懈地對職工進行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通過德治教育，培育職工良好的道德自我養成機制。教育職工從壟斷觀念中解脫出來，樹立市場經濟觀念，提高優質服務水平，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用先進人物感召人、激勵人，抓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建設的結合點，培養全體職工共同認同和自覺遵守的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形成以講道德為榮，不講道德為恥的強大的輿論氛圍，愛崗敬業，做誠實守信的公民，做自覺奉獻的職工，在平凡的崗位上創造新的業績，實現自身的價值。

第二篇：論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的基點

李偉迪

(懷化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懷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內在要求，是一個系統工程。國家作為行使治理權力的主體，首先要從四個方面構建法德合治的體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確保民權，倡導公益；權出于法，力以德行；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關鍵詞：法律；道德；以法治國；以德治國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價值標準，德治能行法。

作為治國的手段，法律屬于制度層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屬于精神層面，但就本源的意義說，道德與法律是一體的。法律是什么？其實就是對道德的起碼要求賦予國家強制力的結果，法律的內容與起碼道德的內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們在行為時，一般不會去區分自己的行為是道德行為還是法律行為，法律和道德最終都要指向行為，因為在評價一個人時，首要地是看其行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國家機關也是道德機關，法律人士也是道德衛士。基于這個命題，首先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應該有個完整的了解和評估，要以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的依據，過高和過低地估計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過高的要求會被視為暴政，過低的要求會被視為縱惡，都不能達到治國的目的。立法者要預見到，所立的法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過低地估計社會的道德水平，要及時而恰當地肯定道德發展的成果，實際上，可以把法律的發達史，看作道德的發達史，例如，孟子提倡“民為貴”的政治倫理，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歷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這樣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眾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的法律不能貫徹“民為貴”的理念，就顯然落后于道德的發展要求，并且違背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因而這樣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敗是社會主義政治道德的起碼要求，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是堅決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體系中，沒有切實地發揮他們的道德力量，沒有落實他們對腐敗行為的監督權和控告權，以至在比較清楚地了解腐敗行為的情況下，他們不會主動勸止，不愿舉報，甚至不愿協助調查，久而久之，社會以能貪、敢貪、成貪為榮，以至出現了較多的窩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時反映和鞏固并借助道德發展的成就。現在法律界有一種不太好的傾向，就法律談法律，重視研究法律條文的邏輯關系，忽視法律與道德及其他社會結構、社會現象的互動關系，這應該引起警覺，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體到立法領域，要正確認識法律與道德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把法律大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２、道德衛士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建設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衛士首先應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實現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要有自覺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衛士對法治的趨勢要高瞻遠矚，為法律制定搖旗吶喊，為法律條文作出道德的注腳，把法律條文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為和內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設定的權力義務，不能停留在法律屬性和概念的層次，更不能拿著法律的片言只語對法律說三道四。要善于運用法律的權威強化道德的權威，堅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與德畢競是二個不同的系統，看不到法與德的沖突的可能性是認識上的近視。就二者本身的構成因素來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當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從道德主體之間的關系來看，有夫婦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場道德、職業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愛是父子之間的道德，自古以來，天經地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間經濟交往的道德。現設計一個案例以說明二者的沖突可能性：甲貧病交加，其二十歲的兒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徑幫助的情況下，盜取了鄰居二萬元現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準備（事前他查閱了刑法第264條），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災中搶救出了十萬元的國家財產。對乙的盜竊行為，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就不一樣，并且道德評價內部也有矛盾，從父子道德看，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因為盡管甲很可能不贊同乙的行為，但從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

甲的生命，就應不惜一切（決不殺人越貨），顯然對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從公民道德看，乙的行為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因為被盜者對乙和甲沒有直接的救助義務；因此道德內部發生了價值沖突，在此基礎上，與法律也發生了沖突。可見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實從堯舜到孔子到韓愈，一直有法律與道德矛盾處理智慧的追問，但是他們的智慧沒能解決這一矛盾。筆者認為對這個矛盾，應該這樣處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樣，應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為標準；第二，處理道德內部的價值沖突的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即“小圈子”服從“大圈子”，要取道德調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則社會就會混亂，當然，要把道德沖突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因此對上案的處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從輕或減輕。

因此作為治國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經典，一手握寶劍。

二、確保民權，勸導公益

１、充分保護民權，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礎

民權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諦，這是法治理論的基本命題。如果我們不敢承認民權，人們就不能認同“我”是集體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并不排斥個人的民主權利，而是追求個人民主權利在社會同步前進的基礎上的最大化，比極端的個人主義更快、更多、更穩妥地實現人們的利益。

社會主義法律要充分保護民權，這是實現法治的基礎。在一次國企股份改制的調查中，調查員問，改制以前員工對本廠國有資產被領導貪污或被盜是什么態度？員工說，一般不管；調查員問，現在是什么情況？員工說，現在既要管，也敢管，因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業章程也明確規定了我的權利。企業改制，使企業員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業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法律和道德的也獲得了實現的力量，一方面，國家對國有財產、個人財產的法律規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愛廠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權的范圍不局限于經濟民權，還有政治民權，它包括選舉權、監督權、批評權、彈劾權、罷免權、抗辯權、請求權等，它是依法辦事和廉潔從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敗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實現民權的一種較好的嘗試，特別是東北等地的“海選”，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村長的選舉中，黨組織起一個指導和監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選人，由村民報名參加競選，在選舉時，競選人主要靠自己平時的名聲和競選演說來贏得選票；村民競選、選舉熱情非常高，選舉權的行使率達99%，選舉順利完成了預期目標。“海選”給我們這樣一些啟發，第一，不能過高地估計人們的政治水平，黨組織和上級政府的“導航”作用不能忽視；第二，不能過低估計人們的政治能力，不要以為不符合我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定勢就是沒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農民，他們也有自己認識和表達民權的路徑和方式。聯想到這么一個故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一個老農來見，納頭便拜，孫先生趕緊避讓，并扶起老農，說現在是民國了，不能這樣，老農激動地說，我見到民主了，我見到民主了！老農很可能沒讀過三民主義的冊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權制度，通過孫的言行，老農以特有的方式，體會了民權的精神，表達了對民權的認知。對自己幸福最有發言權和選擇權的應該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權，只不過是治國者要幫其找到行使權力的適當方式。第三，選舉權是政治權的核心，“誰的人誰能管”，我估計，基于村民的壓力和自己的諾言，“海選”村長任職期間，會真正努力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職責，至于以權謀私、貪污公款、欺上瞞下、粗暴專橫的現象可能大為減少甚至絕跡；同時從憲法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海選村能得到較好的實現。我認為新聞界和學術界能否對“海選 ”村進行隱蔽的長期的追蹤訪問和研究呢？第四，下級的行政抗辯權是政治民權的重要內容。我國行政訴訟法把行政機關內部的爭議排除在外，使得憲法和部門法規定的監督權、批評權、控告權在行政領域落空，同時黨紀政紀規定的道德要求也會落空，這是我國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級的行政抗辯權得不到切實保護前，誰敢批評上級的專橫？誰能“扔掉”上級的“小鞋”？很多案例顯示，敢于抗辯者會為此被壓制、被調離、被辭退、被傷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種現象，下級對上級、部屬對領導的言行是比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但是對上級的違法行為，下級一般不愿“吱聲”，決不多管“閑事”；個別比較“高明”的上級，將一部分不法利益與部下分享，部下對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況且有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這也是“窩案”發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誰來制約上級？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號召＋舉報＋上級檢查，舉報方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背離，中國人信守與人為善的信條，對舉報者的評價不高，特別是被舉報者違法不是嚴重的情況下，舉報者會視為“小人”，決不會是英雄。上級檢查作用不大，因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在上級面前的形象都是經過“包裝”了的，上級很難看到“廬山真面目”，上級由上級監督，上級的上級由更高的上級監督，越往上，監督者越少，監督力量越薄弱。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堅信，權力不受監督往往會走向腐敗，而監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廣大的民眾之中。誰來監督上級，這個一個亟待解決的實踐問題，確保政治民權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權是最容易被忽視的，文化民權的核心是接受和傳授人類文明的教育權，經濟和政治民權在觀念上的表達權（憲法稱之為言論自由）。教育權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達權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現在觀念領域有一個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調，他依他的韻，說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說。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傳調子不分對象，造成了政治經濟與思想的割裂，如對“大公無私”的宣傳有所欠缺，對共產黨員，不僅要宣傳，而且必須做到大公無私；但對一般社會成員，則只能要求他們先公后私、公私兼顧。由于輿論宣傳缺乏層次要求，因

此普通人感覺到，似乎不認同大公無私就無地自容，所以把大公無私寫在紙上，掛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諸行動。第二，對一些法律明確肯定的，在客觀上普遍存在的，對社會發展起了推動作用的行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對炒股，至今沒有那位倫理學者作出系統的、肯定的評價，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機分子，不務正業，有“大戶”為了表達自己的不滿，以戲謔的口吻說：股民最愛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權，在觀念上不敢表達，在道德上置于未決的狀態，該斷不斷，反受其亂，以至人們看不到股民投資的一面，只看到投機的一面；以至誤導出一些觀念，只要能抓錢，可以不顧一切，因此消極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減了。

文化民權是對經濟民權和政治民權的反映和鞏固，法律賦予的權力，道德要賦予正義。只有人們從內心深處和個人民主權利出發，才能真正內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這是法治和德治實現的基礎。

２、積極勸導公益，是不斷進步的階梯

在現代，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民權，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是落后的，將要崩潰的；如果不提倡公益，這個國家是不會再發展的，也是會崩潰的。現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獻愛心”，輿論宣傳也不遺余力，但“獻愛心”的人還是那么稀有，前段輿論抨擊一位“阿姨”廣告，一管可窺全豹。勸導公益，是養德之道，養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內在互動的關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動？從法治的角度看，要出臺系統的公益法，不要讓英雄既流血又流淚，要保護“獻愛心”者的正當權益，要為他們撐起法律的保護傘。從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時關注公益活動的新鮮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響，要讓他們美名遠揚，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學問的巨子應致力此事，樂于此道。道德家們還有一個任務是弘揚國粹，從孔子到孫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們去發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茍利天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天下為公”，這些傳頌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華民族道德歷程的真實寫照嗎？不正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基礎嗎？事實上，關于公益對法治與德治的推動，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權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一切權力必須置于法律約束之下

中國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斷于法”，“一準乎禮”，“以禮入律”，“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但是與今之法治、德治比較，最大的差別是權與法的主次，古代權大于法，當今應法大于權。權在法上，其結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實屬不易，而壞官則能為所欲為，法律成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虛假的標簽，久而久之，國將不國，這是中國人治歷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當代中國，法大于權、權自法出的思想載入了憲法和法律，但在社會實際生活中，權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隨處可見，不必置言。

如何保證權在法下？首先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權力是個多元的體系，依國家權力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依權力內容分經濟權、政治權、文化權，依權力主體分公權和私權，依主從分有領導權和員工權等等，現在突出的問題是領導權的限制和員工權的強化。現在的領導特別是一把手有用人權、評議權、獎懲權，但是這些權力僅僅來自上級的授權或習慣，例如，公務員的公開招聘，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進步，但是選拔的標準和程序，沒有法律的規定，基本上是由部門領導憑自己的經驗提出幾個條條，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惡；選拔出來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領導的復制品，如果無“才”，很可能是領導的關系戶。對入選者的培養、考評、獎懲的幾條內部原則，但也掌握在領導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個別部門領導成了“諸侯”或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這里是緣木求魚。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務員的聘用和管理應該有一套法定的標準和程序，不因某個領導的好惡而改變，并保持相對的穩定；領導在行使管理權時，也應是有法可依，領導只能對事務的目標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響，而不能隨意改變公務員辦理事務的程序和目標，以及不能隨意委任和免除職員的職權；在評價公務員的業績時，也應有法定的、具體的、詳細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標準和程序，要以客觀性、公正性、科學性和效益性為價值取向。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不得不或習慣于按法律辦事，專制和違法的土壤被鏟除了，在法治的環境里，干出違法的勾當就不象現在這樣容易了，腐敗就會不治而愈，領導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都能較好地實現。在這種環境里的下級或職員，能專注于自己的崗位職責，敢于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也能依法行使對領導的監督權和建議權，他們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也能較好地實現。當然法律對領導權力的制約和公務效率的完美結合是一個核心問題，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概括言之，權在法下則治，法在權下則敗。

２、一切權力的行使 應引入道德評價，一切權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辦事不是自動實現的，客觀上法律不是一個孤立的事物，法律主體的行為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力量包括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著重要的影響，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衛生局（甲）對某飯店（乙）的行政處罰為例，有三類行為方式，第一類，甲以行政處罰為工具，不管乙的衛生搞得多好，經常向乙榨取錢財，乙向甲交“罰款”成為例稅；第二類，甲不以“找錢”為目的，但對乙的處罰簡單化，制作行政處罰決定書，交付被處罰人，收錢走人；第三類，甲首先指出乙的違法之處，指出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分析違法行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決困難的信息，再處罰。第一類處罰權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應否定，第二類處罰權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職業道德，第三類既合法又合德。三類執法效果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第三類是執法效益的最大化；其關鍵優勢是法德合治，把權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使處罰對象既“口服”又“

心服”。有人會懷疑，執法人員哪有時間做“精致功夫”，筆者認為，如果以辦案的數量為評價執法者的業績的指標，當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決多少矛盾作為評價標準，執法就能更精致些。本節的結論是：權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決權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嗎？貪污分子比小偷，誰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傾向的人能做官嗎？經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慣于撒謊的人能做官嗎？虛報政績是不是撒謊？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類人既違反法律又違反道德，違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無德者執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與社會主義目標是南轅北轍。無德必無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決權要賦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達這么三個意思：一是道德記錄是任人的依據，一是依道德記錄的具體情形，規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員，如有道德問題必須辭職。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這么一個形象：公務員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節

要正官德、樹民德，必須從小節管起，小節不保，難立大義。現實中以下現象司空見慣，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公車私用等等。如無得力措施，其發展趨勢是，官員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錢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殺，社會上是黃賭黑白泛濫，欺蒙拐騙橫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員腐敗不是敗于一時一事；現在有一種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實質上不是保護官員，而是害了他們，不能到他們不能自拔時，而等著“善后”。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拘小節，不能立大業，治官的法律要不厭其祥。

當然，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不僅僅是國家機關及其成員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個命題永遠是正確的，老百姓有治國的權力、義務和責任是本篇立論的前提，不過在中國這個封建主義傳統影響深遠的國度里，國家機關及其成員，在治國過程中確實起著“龍頭”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就說到，干部隊伍是關鍵，因此可以說，國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績在官，官之績在治，治之竅在法德合璧。

四、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熱愛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熱愛百姓并不是社會主義時代獨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自勉，西方人把納稅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愛之聽之用之，其實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規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國古代一般人達不到，西方人的觀念與中國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這是筆者提出問題的原因。熱愛百姓是打造當代中國道德體系的第一號工程。

熱愛百姓是公務行為方式的內在要求，因為公務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百姓，接觸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務員如果把公務僅僅作為謀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為事業來追求，那么對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難做到笑臉相迎、竭誠辦事，就很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很難“慎獨”。熱愛百姓也是市場規則的要求，姑且不說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碼百姓交稅是公務員工資的來源，是典型的價值交換，甚至可以說，是百姓給了公務員一份工作，不應該對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嗎？同時熱愛百姓是社會主義政治價值取向的內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讓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認這一點、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而增進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熱愛百姓。

２、百姓安居樂業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標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在這里，中國古代圣賢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經濟是基礎，法律與道德是經濟的產物，沒有經濟基礎，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國、以德治國，最后都要落實到以經濟立國。發展經濟，造福人民，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共產黨人的基礎目標，是政治活動的價值取向，是政治質量的衡量標準，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條件。具體地說，百姓安其居、樂其業是治國的基本和基礎，建國五十來，特別是黨的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一步溫飽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是我國深化改革、持續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國已經有能力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并能基本解決安居問題。但是應該看到社會上還有一部份弱勢群體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區的農民、下崗工人、貧困學生和遭遇天災人禍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雖然絕對人數很少，但全國各地、各個學校、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幫助，對社會的副面影響非常之大，對于堅定社會主義信仰，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法治國，弘揚傳統美德，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是一種強大的腐蝕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從經濟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和實施機制要健全起來，要列為當地政府的頭等大事，要與政績考核結合起來。其次，要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美德，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要把“獻愛心”、捐資、慈善等行為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會關注、熱心慈善事業，并充分肯定慈善貢獻者對慈善財物的分配權、監督權、獲得榮譽權、榮譽使用權。解決弱勢群體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業事半功倍。

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現階段的核心目標

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標的實質是讓百姓富裕起來，從整體意義上講，第二步戰略即小康水平已經達到了，但是如果僅僅滿足于此，就會讓人家小看我們，攻擊社會主義，藐視中國共產黨，因為，不論從人類發展的現有水平、發展趨勢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看，抑或從世界競爭趨勢、人類開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進”的口號，是及時的。在基層工作中，我們注意到，有些基層干部，特別是那些鄉鎮企業較好、經濟較寬裕的地區的基層干部，認為現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確實勞苦功高，現在應該“后天下之樂而樂”了，因此胸無大志，忽視群眾繼續創業的積極性，怠于政務，逐漸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氣漸弱，邪氣日升，法紀不張，道德滑坡。這是極其危險的，不僅會喪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會阻礙改革的深化。

發展才是硬道理。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礎和核心目標。如何實現富裕目標與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動？第一，樹立第二次創業的勇氣和信心，以江澤 民“三個代表”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團結群眾，開拓進取。第二，堅決落實以法治國的方略，堅持依法辦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識，把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納入法制的軌道上來，把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融匯到法治的過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設落到實處，關心民眾疾苦，弘揚社會正氣，打擊邪惡勢力，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拓展和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內涵。共產黨人和一切干部應該成為進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３、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禮指道德，撇開法德的具體內容不談，孔子的主張仍然有其科學性。社會成員不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違反法律為恥，以護法崇德為榮，使法律與道德在人的心靈深處達到內在的和諧與統一。而這種統一不是自動實現的，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統一的重要方式。在當今社會中，對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培養的重要性，已沒有疑義，但如何培養，則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從中國法制歷史的經驗看，現在面向基層、面向百姓、面向當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應該多發掘“本土資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點，把當地重大的法律活動、道德故事作為教化的主要內容，開發“鄉土教材”，更能喚起百姓的認同感，潛移而默化之。

當然，法治與德治的結合，其意義和方法遠非本篇所能盡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與德治必須結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時，法治與德治有其基本的結合點，我們要積極探索這些結合點，才能把法治與德治的結合落到實處并恰到好處。

作者簡介：李偉迪，男，1964年生，懷化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副書記，在湖南師大學報、湖南大學學報、法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主要研究法律史學和法文化學。郵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郵編418008。

原載:《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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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推進依法治理與維護法律權威

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機關在行使國家管理職能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執法必公。但是，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較為嚴重。本文以為，要突破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困境，必須在維護法律權威上下功夫。

（一）樹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

依法治理，法律處在具決定意義的中心地位。要促進全社會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就必須對影響法治觀念形成的相關因素進行積極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養人們的守法意識。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認為，守法精神的形成關鍵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動機，而這種愿望和動機又緣于人們對法的信仰，他說，“說這種動機基礎是人格因素的一個部分，絕不等于說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過是通過灌輸（社會學家所謂的社會化）被固定在個性之中的東西，因此，它如果沒有灌輸這種社會性的相互作用過程便得不到產生，而且這種灌輸如果沒有社會的人們期待和要求，這種動機基礎的價值觀也不可能得到實現。它如果在社會中得不到某種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現實中形成社會秩序并維持社會秩序”。[1]柏拉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相同的見解，他說：“以法治國，就是要求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絕對地服從法律權威”。他認為以法治國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覺守法。可見，普遍的守法觀念不僅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依法治理的起碼要求。其二，正確的法律教育至關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過教育和灌輸形成的。但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關鍵要通過正確的法律教育樹立起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這種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確立。因為，權利意識與法治觀念的形成是密切聯系的，權利是法的內核，沒有對權利的要求，就產生不了對法的需求和渴望。權利意識的增強可以導致法治觀念的生長，反之，法治觀念的增長，也必將推動人們權利意識的擴張。因此，普法工作的關鍵不能囿于讓人們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養人們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并用這種觀念規范和制約各級黨委政府的行政執法行為，促其依法辦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對培養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則，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將徒勞。在我國，為了讓人們知法懂法，先后進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啟動，但為什么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普法后，違法行政的現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對現有法律的簡單宣傳，而應是對人們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種塑造過程。換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們守法觀念的形成和對法律的信仰，這也是普法的應有之義。其三，要嚴格依法辦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關鍵的問題是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期待。這就必須使法律真正成為規范人們權利義務的有力工具。即當人們的權利受到損害時，法律能夠及時進行補救。因為這種補救功能的實現，必須以嚴格依法辦事、公正執法為前提。公民對法律的信賴一方面決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夠反映和實現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決定于國家、政府執行和遵守法律的情況。只有國家和政府對法律本身的尊重、服從與遵守，才能導致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否則將會摧毀公民對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守法程度直接關系法律至上觀念的成敗。因為完全缺乏對法律的經驗，人們尚可以相信法律的價值及其作用，保留對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種惡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經驗，將會從根本上摧毀關于法律的信念，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維護人們的合法權利，那么，人們對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會消失。因此，要培養法律至上的觀念，最關鍵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要嚴格依法辦事。伯爾曼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試想，在一個法律只是要求人們盡義務，卻沒有對人們的權利予以有力維護的社會里，人們又怎能形成對法律的信賴呢？川島武宜認為，“法秩序沒有主體者積極自覺的遵守法、維護法的話，法秩序是得不到維持的。如果沒有守法精神，而僅靠權力，是不能得以維持的。”只有法律在社會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識才會根深蒂固。這種守法意識不僅是針對民眾的，更是針對作為執法主體的廣大行政執法部門，尤其是領導者。只有這樣，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才會形成，并反過來促進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發展。

（二）對法律運作質量進行有效監督

在我國，根據我國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監督機制。從國家監督機關來看，有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審判機關的監督；從社會監督來看，有中國共產黨的監督，有政協、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監督，有人民群眾的監督，有法律職業的監督和新聞輿論的監督，監督體系不可謂不完善。但由于這種監督機制可操作性較差，其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僅以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監督為例，其監督方式主要有：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并作出相應的決議；審查“一府兩院”依法呈送的規范性文件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應決議；質詢；組織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受理申訴、控告和檢舉，并進行處理；開展執法檢查；視察；督促辦理人民代表和委員提出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審議撤銷職務案；專題監督等。這些監督方式由于監督內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上，對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監督往往難以顧及，且缺乏相關的具可操作性的監督方式和監督內容，以至在許多時候這種監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這種被忽視的權利構成了民眾“法治信心”的基石。對民眾權利的忽視，無疑對守法精神的形成將是至命的。由此可見，完善我國的法律運作監督機制，不僅僅是維護法律權威的一個重要體現，更

做法，但依法對權力進行規制是完全可行的。首先，應強化規制政府行為的立法。要使政府依法辦事，促成全社會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的形成，就必須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國的法律制度建設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別是立法工作成效顯著。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的立法工作與實際要求還很不適應。特別是對規范政府管理行為的立法還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需要。“突出表現在反映公民基本權利和體現權力制約機制的憲法、民法不發達，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規范為主要內容的刑法體系卻非常健全”。[2]黨委政府對管理社會事務、進行宏觀決策、服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規范還是沿襲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使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行政決策和管理社會事務過程中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極不協調。要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必須將黨委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納入立法的范圍，用法律規范黨委政府行政執法的行為，使黨委政府行政決策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人員素質的差異而出現朝令夕改或一時狂熱的隨意性決策。其次，要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全國人大應把黨委政府行政決策、行政管理的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用法律予以規范，并建立法律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機制，避免黨委政府在行政決策和執法工作中的隨意性，使權力運作嚴密控制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其三，民主管理要走向法制化。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與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用法律手段保障民主制度、規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權力濫用的最大表現是權力過于集中。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把民主管理納入法制軌道，通過國家立法對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以解決好一些地方對民主管理在行政決策中可有可無的問題。

（四）合理分配維權成本

依法治理工作作為法治文化的重要體現，它必須遵循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任何文化的發展進步，都必然存在相應的成本支付，依法治理工作也不例外。這種成本支付最集中的表現是對權利義務的法律規范。即當權利受損時，對損害的追償往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問題是由于當前訴訟成本的過于高昂，作為權利受害人的一般公民，如果訴訟成本遠遠高于應維護的權利，那么，當事人往往選擇低成本的道路。如上訪、私了或走極端，結果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促使人們對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須解決好法律運作過程中的成本支付問題，對法律運作的成本進行重新分配，建立維權與成本支付相統一的國家訴訟制度。由于當前我國法制尚不健全，執法過程中的執法犯法、枉法裁判、以權代法和執法隊伍素質差等問題仍然較突出，法律運作過程中產生的成本支付問題顯得更引人注目。是否運用或規避法律，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民眾的成本支付能力。要防止人們對法律的規避，只有通過國家立法，把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過程中引發的訴訟成本支付納入國家法律運作成本范圍，由國家建立的專項支付資金統一解決，才能消除因一些當事人難以支付相應成本而無力進行權利請求和執法機關因利益驅動引發的司法不公問題，徹底杜絕當前出現的“贏了官司輸了錢”的不正常現象。本文以為，在當前法治主體素質尚還較差、守法精神尚未全面形成的情況下，國家應承擔起這種成本投入的義務，把法律運作成本計入國家成本范圍，建立起由國家支付為主、個體支付為輔的法律運作支付體系。即國家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對訴訟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費用在訴訟前應先由國家支付，待訴訟結束后，再將相關費用轉移給相關違法責任人，由責任人承擔訴訟發生的所有費用和其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并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有無發生當事人與執法主體的錢權交易作為案件違法的一個構成要件加以限制，以此來規制執法主體在執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利益驅動問題，以保障任何法律規范主體充分行使參與訴訟的權利，使依法辦事、公正司法成為可能。同時，國家還應用這筆資金支付因國家機關行政執法違法給群眾造成損害的賠償，使群眾利益不因法律運作面臨的困難而受損，以增強廣大群眾對法治的信心。當然，群眾這種“無障礙參與訴訟”的權利是相對的，它必須以當事人依法維護自身權利為前提。而對無理糾纏則應視為對法律秩序的干擾和破壞，應予以嚴肅追究和懲處。

綜上所述，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廣大群眾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又要規制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治的信心，促使依法治理工作真正融入法治文化的軌道。

（作者系中國共產黨懷化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原載<<法制日報>>200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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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依法治理辦公室：加強法律管理與法律維護

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機關在行使國家管理職能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執法必公。但是，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較為嚴重。本人以為，要突破當前依法治理工作面臨的困境，必須在維護法律權威上下功夫。

（一）樹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

依法治理，法律處在具決定意義的中心地位。要促進全社會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就必須對影響法治觀念形成的相關因素進行積極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養人們的守法意識。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認為，守法精神的形成關鍵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動機，而這種愿望和動機又緣于人們對法的信仰，他說，“說這種動機基礎是人格因素的一個部分，絕不等于說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過是通過灌輸（社會學家所謂的社會化）被固定在個性之中的東西，因此，它如果沒有灌輸這種社會性的相互作用過程便得不到產生，而且這種灌輸如果沒有社會的人們期待和要求，這種動機基礎的價值觀也不可能得到實現。它如果在社會中得不到某種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現實中形成社會秩序并維持社會秩序”。柏拉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相同的見解，他說：“以法治國，就是要求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絕對地服從法律權威”。他認為以法治國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覺守法。可見，普遍的守法觀念不僅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依法治理的起碼要求。其二，正確的法律教育至關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過教育和灌輸形成的。但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關鍵要通過正確的法律教育樹立起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這種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確立。因為，權利意識與法治觀念的形成是密切聯系的，權利是法的內核，沒有對權利的要求，就產生不了對法的需求和渴望。權利意識的增強可以導致法治觀念的生長，反之，法治觀念的增長，也必將推動人們權利意識的擴張。

因此，普法工作的關鍵不能囿于讓人們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養人們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并用這種觀念規范和制約各級黨委政府的行政執法行為，促其依法辦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對培養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則，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將徒勞。在我國，為了讓人們知法懂法，先后進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啟動，但為什么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普法后，違法行政的現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對現有法律的簡單宣傳，而應是對人們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種塑造過程。換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們守法觀念的形成和對法律的信仰，這也是普法的應有之義。其三，要嚴格依法辦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關鍵的問題是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期待。這就必須使法律真正成為規范人們權利義務的有力工具。即當人們的權利受到損害時，法律能夠及時進行補救。因為這種補救功能的實現，必須以嚴格依法辦事、公正執法為前提。公民對法律的信賴一方面決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夠反映和實現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決定于國家、政府執行和遵守法律的情況。只有國家和政府對法律本身的尊重、服從與遵守，才能導致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否則將會摧毀公民對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守法程度直接關系法律至上觀念的成敗。因為完全缺乏對法律的經驗，人們尚可以相信法律的價值及其作用，保留對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種惡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經驗，將會從根本上摧毀關于法律的信念，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維護人們的合法權利，那么，人們對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會消失。

因此，要培養法律至上的觀念，最關鍵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要嚴格依法辦事。伯爾曼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試想，在一個法律只是要求人們盡義務，卻沒有對人們的權利予以有力維護的社會里，人們又怎能形成對法律的信賴呢？川島武宜認為，“法秩序沒有主體者積極自覺的遵守法、維護法的話，法秩序是得不到維持的。如果沒有守法精神，而僅靠權力，是不能得以維持的。”只有法律在社會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識才會根深蒂固。這種守法意識不僅是針對民眾的，更是針對作為執法主體的廣大行政執法部門，尤其是領導者。只有這樣，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才會形成，并反過來促進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發展。

（二）對法律運作質量進行有效監督

在我國，根據我國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監督機制。從國家監督機關來看，有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審判機關的監督；從社會監督來看，有中國共產黨的監督，有政協、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監督，有人民群眾的監督，有法律職業的監督和新聞輿論的監督，監督體系不可謂不完善。但由于這種監督機制可操作性較差，其發揮的作用相當有

限。僅以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監督為例，其監督方式主要有：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并作出相應的決議；審查“一府兩院”依法呈送的規范性文件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應決議；質詢；組織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受理申訴、控告和檢舉，并進行處理；開展執法檢查；視察；督促辦理人民代表和委員提出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審議撤銷職務案；專題監督等。這些監督方

式由于監督內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上，對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監督往往難以顧及，且缺乏相關的具可操作性的監督方式和監督內容，以至在許多時候這種監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這種被忽視的權利構成了民眾“法治信心”的基石。對民眾權利的忽視，無疑對守法精神的形成將是至命的。

由此可見，完善我國的法律運作監督機制，不僅僅是維護法律權威的一個重要體現，更是推進依法治理工作的一個重要手段。從形式上說，我國的法律監督體系是比較完善的。問題出在監督難以落到實處，即監督乏力上。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走監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對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人民群眾、新聞輿論等監督主體實施監督的范圍、監督的方式、監督的內容、監督的職責義務等方面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體化、制度化，以增強監督實施的可操作性，使這些監督職能從抽象的一般性規定中走出來，變成實實在在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同時，應成立法律運作監督受理的專門機關。當前，我國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規，但在行政執法上有法不依的現象卻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許多法律法規并沒有具體的部門去組織實施，沒有法律運作狀況的相應監督部門，使現實生活中出現了許多“閑置的法律”現象。

一些權威人士指出，我國在快速推進立法的背后卻存在著對法律不重視、執法不力的隱患。據有關部門調查，我國有法不依的現象相當普遍，許多地方得到認真執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無人執行或執法難的問題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執行不下去。人們對法律熟視無睹。事實證明，法律監督主體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監督機制的完善，關鍵在于對這些監督提出的問題是否有一個受理查辦的專門機關。我國法律監督機制的問題正是出在對社會各界發現、提出問題的查辦落實難以到位上。因為，這種傳統的監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來的問題交給另一個獨立于問題之外的第三個部門去查處，而是監督部門提出問題后，又把問題的查糾責任交給出問題的相關職能部門，這樣就往往造成相關職能部門為了維護部門利益和聲譽，對查擺出來的問題避重就輕，甚至人為阻撓，以至暴露出來的問題久拖不決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復，監督主體不僅喪失了監督的興趣，就連被監督機關對這樣的監督也很不以為然了，因為這樣的監督并沒有因為法律的規制而給他們帶來任何壓力。其結果，損害的是公眾對法律秩序的信心。這就是當前相當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而采取群體上訪、群體鬧事、堵塞交通、沖擊黨政首腦機關的深層原因。

要改變這種直接危害社會政治穩定的被動局面，就必須解決當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領域無人執法的問題。在強化原有的法律監督渠道的同時，國家應通過法律監督受理的專門機關，專門負責對所有法律運作情況進行監督，建立對行政執法部門執法違法從受理到查處全程查辦的工作機制，以徹底解決當前出現的“閑置的法律”現象，使法律真正發揮其規范社會的作用。此外，還應建立一套快捷靈敏的違法糾錯機制。依法治理的主體是國家行政執法機關。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關鍵在行政執法機關。換言之，當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不依法辦事的就是某些國家行政執法機關，推進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礙和阻力就是來自于某些國家行政執法機關。

因此，要改變當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動局面，還必須從治理國家行政執法機關入手，建立起責、權、利明晰的快捷靈敏的違法糾錯機制。對國家行政執法機關執法枉法、不依法辦事、違法決策造成的一切社會后果，要通過法律機制予以及時查糾。把執法主體違法行為的查處納入法律范疇，以國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確，而不僅僅是以當前的行政處罰或黨內處分的形式來解決黨委政府部門及其公職人員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的違法問題。對因政府行政決策失誤、執法犯法造成群眾利益受損的，應通過立法予以追償，由獨立于行政執法機關之外的法律監督機關負責查辦，并將這種追償責任落實到行政執法機關的相應責任人身上，對相關責任人進行相應處罰，以警示一切違法行為，樹立群眾對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會公眾對法律權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識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作保障，對黨委政府決策失誤和行政執法違法或偏差造成的群眾權利損害往往得不到追償，不僅損害了黨委政府的形象，也極大挫傷了群眾對法律的信賴，還可能導致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對權力的濫用。如當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對本屬企業的行為卻以政府的名義搞硬性的“拉郎配”，給群眾造成損失后卻百般推卸責任，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影響。近年來不斷發生的假種子案、強行規定農民種植煙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沒有關于政府行政行為失誤和執法違法造成損害賠償方面的立法，更沒有相應的執法監督機關，因此造成損害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受到責罰的微乎其微。違法和失誤既然不承擔相應責任，執法犯法、隨意決策甚至胡作非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復，人們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蕩然無存了。因此，沒有對違法責任的追究，要推進依法治理工作、促進依法治國的實現，是不可想象的。

（三）對權力秩序進行有效規約

潘恩曾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是國王”。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世界各國的法治發展進程來看，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都離不開民主政體和國家權力配置。亞里斯多德認為，法律的性質與政體的性質是一致的，凡是專制政體的法律都不是良好的法律，而是惡法，只有共和政體，多數人的政治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法治的基礎。這就是說，法治的基礎從來就是與政治權力的制約是分不開的。沒有對權力的規約，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依法治理就無從談起，依法治國就是一句空話。孟德斯鳩認為，實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決國家權力配置問題，在任何社會，權力必須受到約束。他強調法律在政治社會中的權威性和法律對權力的制約性。他說，對公民自由和安全權利最嚴重的破壞來自權力的濫用，只有在權力不被濫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但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說：“一個被授予權力的人，總是面臨著濫用權力的誘惑、面臨著逾越正義與道德界線的誘惑”。為防止權力的濫用，孟德斯鳩提出了以權力約束權力的主張。因此，要實現依法治理，就必須維護法律至上的權威，充分擴展法律調節社會的功能和作用，以法律規范制約權力，使權力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這樣，依法治理工作才具有法律保障。在西方國家，為達到權力制約目的，一些學者提出了分權的主張，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當然，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但依法對權力進行規制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應強化規制政府行為的立法。要使政府依法辦事，促成全社會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的形成，就必須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國的法律制度建設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別是立法工作成效顯著。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的立法工作與實際要求還很不適應。特別是對規范政府管理行為的立法還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需要。“突出表現在反映公民基本權利和體現權力制約機制的憲法、民法不發達，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規范為主要內容的刑法體系卻非常健全”。[2]黨委政府對管理社會事務、進行宏觀決策、服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規范還是沿襲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使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行政決策和管理社會事務過程中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極不協調。要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必須將黨委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納入立法的范圍，用法律規范黨委政府行政執法的行為，使黨委政府行政決策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人員素質的差異而出現朝令夕改或一時狂熱的隨意性決策。其次，要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全國人大應把黨委政府行政決策、行政管理的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用法律予以規范，并建立法律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機制，避免黨委政府在行政決策和執法工作中的隨意性，使權力運作嚴密控制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其三，民主管理要走向法制化。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與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用法律手段保障民主制度、規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權力濫用的最大表現是權力過于集中。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把民主管理納入法制軌道，通過國家立法對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以解決好一些地方對民主管理在行政決策中可有可無的問題。

（四）合理分配維權成本

依法治理工作作為法治文化的重要體現，它必須遵循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任何文化的發展進步，都必然存在相應的成本支付，依法治理工作也不例外。這種成本支付最集中的表現是對權利義務的法律規范。即當權利受損時，對損害的追償往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問題是由于當前訴訟成本的過于高昂，作為權利受害人的一般公民，如果訴訟成本遠遠高于應維護的權利，那么，當事人往往選擇低成本的道路。如上訪、私了或走極端，結果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促使人們對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須解決好法律運作過程中的成本支付問題，對法律運作的成本進行重新分配，建立維權與成本支付相統一的國家訴訟制度。由于當前我國法制尚不健全，執法過程中的執法犯法、枉法裁判、以權代法和執法隊伍素質差等問題仍然較突出，法律運作過程中產生的成本支付問題顯得更引人注目。是否運用或規避法律，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民眾的成本支付能力。要防止人們對法律的規避，只有通過國家立法，把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過程中引發的訴訟成本支付納入國家法律運作成本范圍，由國家建立的專項支付資金統一解決，才能消除因一些當事人難以支付相應成本而無力進行權利請求和執法機關因利益驅動引發的司法不公問題，徹底杜絕當前出現的“贏了官司輸了錢”的不正常現象。本文以為，在當前法治主體素質尚還較差、守法精神尚未全面形成的情況下，國家應承擔起這種成本投入的義務，把法律運作成本計入國家成本范圍，建立起由國家支付為主、個體支付為輔的法律運作支付體系。即國家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對訴訟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費用在訴訟前應先由國家支付，待訴訟結束后，再將相關費用轉移給相關違法責任人，由責任人承擔訴訟發生的所有費用和其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并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有無發生當事人與執法主體的錢權交易作為案件違法的一個構成要件加以限制，以此來規制執法主體在執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利益驅動問題，以保障任何法律規范主體充分行使參與訴訟的權利，使依法辦事、公正司法成為可能。同時，國家還應用這筆資金支付因國家機關行政執法違法給群眾造成損害的賠償，使群眾利益不因法律運作面臨的困難而受損，以增強廣大群眾對法治的信心。當然，群眾這種“無障礙參與訴訟”的權利是相對的，它必須以當事人依法維護自身權利為前提。而對無理糾纏則應視為對法律秩序的干擾和破壞，應予以嚴肅追究和懲處。

綜上所述，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廣大群眾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又要規制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治的信心，促使依法治理工作真正融入法治文化的軌道。

第五篇：農村美術教育以美育德的思考與探究

農村美術教育以美育德的思考與探究

劉耀偉

蔡元培也指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美育是一種能力教育。學校美育雖然不是一種知識教育,但是它在培養學生對美的認識感受能力、表現和創造能力,以及培養學生正確的審美觀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點,古今中外的許多教育家、思想家、美學家的言行都充分證明了。古羅馬的賀拉斯提出著名的“寓教于樂”的原則,實際就是以美育德教的典范。

那么在農村的基礎教育中，怎樣用美育促進的德育的發展呢？

一、美育為德育提供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手段,通過美并利用美進行教育,提高德育的效果。

我們應該看到的德育在教育中的優點與弊端，所謂德育,是指對受教育者進行正確的思想政治觀點灌輸和高尚的道德品質教育,使人們能從理智上對客觀社會現象進行正確評價。它主要是通過說服教育對受教育者的言行產生一定的規范性,最終使一定的社會行為準則走向“內化”,成為受教育者觀念意識的組成部分,并在行為上自覺服從之、遵守之。德育包括道德認識、道德行為和道德情感三項內容。道德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既是行為準則,又是善惡標準。大則表現為對某種價值觀、人生觀標準的遵從,如我們贊揚張海迪“身殘志堅”,是“生活的強者”、“青年的楷模”,以及重義輕利、廉潔自律等觀念;小則體現為對日常行為準則的遵守,如不能隨地吐痰、公共場所不應大聲喧嘩、講究文明禮貌等。但是在實際的調查中，好多學生都走了兩極分化的道路，學習差的不思進取，經受學習上的挫折一蹶不振。學習好的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好多學生變得自私，冷漠。

德育的這個空白與不足，就需要美育來補充，來完善，因為美育本身也包含著榮辱觀、羞恥感等德育因素,但并不等于德育。再說,審美作為一種高級的情感活動,本身雖包含著必不可少的倫理道德的因素、善的因素,特別是對社會美的評判,往往同善惡的道德感緊密相聯,因此,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另一方面,美育的強烈的感染力是一般的理論教育所不具備的,它具有獨特的情感優勢。因為美育主要是靠美的形象打動人。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以美引善,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容易收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二、從個體發展的角度來看,審美狀態是道德狀態的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因為道德實踐總是建立在一定的情感基礎上,一個連最基本的美丑都不分的人,是不會有高尚的道德觀念的。柏拉圖說過:“整個心靈的和諧就是德行。”因此,在他的美育思想體系中,十分重視以音樂的方式對兒童進行審美教育,使他們從幼年的成長時期就培養出和諧的心靈狀態及恰當的情感世界,這樣對兒童成年后理性世界的發育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使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趨于完整和諧。狄德羅曾說過:“如果道德敗壞了,趣味必然會墮落。”反之,一個內心充斥了低級趣味的人,很難在道德人格的發展上達到高境界。

三、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強化審美的感召力,在潛移默化中使學生受到教育,使其道德水準得到提高。

從美學的角度講,德育的目的應該是通過說服、教育、管理、影響、感化等多種方式去把學生塑造成為美的人,使他們既具有相貌、體態、服飾、行為、風度等方面的外在美,也具有精神品質、心靈和情操等方面的內在美。而且培養學生的內在美應是德育主要目標。由此看來,學生愛美的本性和德育的主目標應該是一致的,與美育的目標也是一致的,關鍵是我們在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時,是否研究了學生的心理,是否把德育與美育結合起來了。如有的學生喜歡打架斗毆,且屢禁不止,不是因為這些學生會從打架斗毆中得到什么益處或愉快,主要原因是他們覺得敢于打架斗毆是一種勇敢無畏的表現,可以讓別人覺得自己有面子、有本領。這說明這些學生錯誤地把打架斗毆看作是一種美的行為。對于學生的這些錯誤行為,過去的思想教育往往局限于談心、批評;或制訂守則、規范去要求學生去做什么、禁止他們不做什么,這種做法,效果并不好。因此,一味進行機械灌輸、生硬的說教、簡單化的強迫命令,往往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招致受教育者的抵觸情緒,反而事與愿違,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最好的做法應該是讓美育與德育聯姻,用美去糾正學生心理的這種錯誤認識。

四、加強課堂教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在課堂德育實踐中,創設審美化的教育情境,生動而具體,形象地展示出人類道德文明的成果,讓學生感受到道德價值及個人情感的美好和生命的尊嚴。教師作為設計師和導演,應巧妙地設置美的教學環境,鼓勵、引導學生依據個性充分發揮主體創造精神去完成教育的過程。比如:人生觀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讓德育產生應有的“效果”,首先應讓學生感到“有用”。因此,我們的教育應該從學生需要出發,從學生生活入手,在幫助學生解決實際困難的同時,引導學生學會正確地看待他人、看待社會、看待人生。使學生成為自尊自愛、善待他人、熱愛社會、超越自我、積極進取、服務社會的好公民,成為“自我實現的人”、成為一個大寫的“人”。

在農村的美術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讓美育的露珠浸潤孩子的心田，這已成為農村美術教育教學中迫在眉睫的事情，在美術教學中，讓美育成為德育的補充，相互滲透，讓美育喚起學生的情感共鳴，才能真正發揮以美育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