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中國改革開放40年回顧與展望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方針、總政策。是強國之路，是黨和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對內改革，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自覺地調整和改革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不相適應的方面和環節，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各項事業的全面進步，更好地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開放，即對外開放，是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符合當今時代的特征和世界發展的大勢，是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一、改革開放的內涵和意義

（一）改革開放的背景

1.國內背景：

20年“左”的錯誤特別是十年“文革”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文革”結束時的中國，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嚴重混淆敵我，嚴重踐踏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在經濟上，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于“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鐵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在文化上，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有專長的知識分子收到殘酷迫害。在思想上，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

2.國際背景：新科技革命，一個重要特點是將二戰期間積累的軍事技術運用到民用上來，使得原子能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尖端技術得到快速發展并廣泛運用。新科技革命的蓬勃興起，使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極大的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人們的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美國、歐洲、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這期間，中國周邊一些原來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文革結束后，中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各層級出訪者不約而同的感受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中國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

（二）改革開放的提出

1.沖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

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華國鋒，雖然對“文革”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有所認識，也曾試圖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但是卻提出并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并繼續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因而沒能承擔并完成引領全黨走出“文革”困局，黨的指導思想沒有根本改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處于徘徊中前進的不正常狀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確立了“實踐”至上的權威，不點名地批判了“兩個凡是”，并引發了一場全國規模、影響深遠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關鍵時刻，鄧小平公開支持《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觀點，批評“兩個凡是”的主張，沖破了個人迷信的精神枷鎖，從而為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張、新思想、新辦法的推出，打開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間和條件。

2.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停止使用“階級斗陣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心轉移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全會發表的公報提出：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公報中雖然沒有出現“改革開放”四個字，但這一段話，概括起來就是“改革開放”

3.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起步

我們知道，改革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改革開放之初，最薄弱的環節在哪里？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學術界反復研究，最后認為是農村。因為農村跟城市不同，無論經濟怎么困難，票據能夠給城市一些優惠，但農民是沒有糧票的，一旦糧食短缺就只有挨餓。所以，改革從哪兒開始？就從這兒突破。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功績在哪里？就是在改革問題上聽從農民的意見，農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們的意愿。所以，農業承包制出現了，這是農村中最大的變化。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的積極性增加了，除了種田，還養豬、養雞、養鴨了，農貿市場一天比一天豐富了。糧票、肉票、棉花票，各種票證逐漸地消失，證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農村勞動力富余了，開始投入到鄉鎮企業。辦鄉鎮企業的資金最初是農民自己籌集的。沒有技術人員，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經退休的工人。當時最時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經濟要發展，各地都想修房子。鄉鎮企業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建筑材料，從磚瓦到各式設備乃至一些小五金。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鄉鎮企業市場慢慢也起來了，農民有了自己投資的地方，經濟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計劃經濟之外，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產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夠，光有鄉鎮企業不夠，必須有鄉鎮企業市場，這就在計劃市場之外多了一個東西，中國改革走上了一條新路。

這些還不夠，還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設立了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里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運行，香港在這里投資，深圳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起來。

4.改革開放的具體進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

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

1979年9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他們的經營自主權，發揮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為新時期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

到1983年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廣。

1984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又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確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政治體制的改革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

80年代中期，中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

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

1988年增辟了海南經濟特區，海南成為中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

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著眼，又做出了開發與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中國的對外開放出現了一個新局面。

（三）改革開放的評價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兩段話，高度概括了我們為什么要改革，我們應當深刻的領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這種高度的理論概括。

我們40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有深遠的影響。從數量規模上看，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而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僅次于美國。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日趨合理化，第三產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2017年，中國三產結構的比例分別為7.9%、40.5%和51.6%。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幅已經超過第一、第二產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40年的改革，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在黨領導下的改革，改革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每次重大改革的決策，都是中央通過決定做出的決策，說明黨是主動的推進改革。第二，我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國家那樣一步到位的。

二、改革開放的巨大歷史變化

（一）改革開放大事記

1.思想解放：1978

年

月

日，《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爆建國以來第一次“思想解放”，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礎。

2.農村改革：1978

年

月

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低矮殘破的茅屋里擠滿了

位農民，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證書：“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繳）的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不干（甘）心，大家社員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在會上，隊長嚴俊昌特別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嚴俊昌說：“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這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無意中開啟了改革開放第一項政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巧合的是，李克強?于1976－1978年在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擔任黨支部書記。

3.改革開放：1978

年

月

日

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這次會議被國內外普遍視為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

4.經濟特區：1979

年

月

日，經全國人大批準，在深圳市境內劃出

327．5

平方公里（補更調查數據為

395．992

平方公里）地域設置經濟特區。中國向世界打開了第一扇窗戶，歷史性地終結了自明清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特區”也成為改革開放的關鍵詞之一。

5.計劃生育：1953

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計每年要增加

1200

萬人，增殖率為

‰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認為，僅上海一地的人口凈增長率就是

‰

。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

‰以上。如此發展下去，50

年后，中國將有

億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

但直到

1980

年國家才正式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我國人口出生率由

1970

年的33.4

‰下降到

2012

年的12.1‰，1970

年我國凈增

2321

萬人，2012

年凈增

669

萬人。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實踐證明了在特定階段對緩解人口與資源矛盾的歷史貢獻。

2015

年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

2016

年

月

日起正式實施。

6.私營經濟：在計劃經濟時期，私有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傻子瓜子的起伏見證了民營經濟艱難的破繭。年廣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發展到

多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1984

年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并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驚動了鄧小平。鄧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1987

年蕪湖市對年廣久經濟問題立案偵查。1991

年

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

年，緩期

年。令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又一次保護了他：“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

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南方講話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讓年廣久起死回生。1992

年，年廣久因經濟問題不成立而獲釋。

7.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7

年

月十三大舉行，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以改革開放為強國之路。”由此，“聚精會神搞經濟”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目前，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

GDP，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順天應時，十九大宣布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標志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8.浦東開發開放：1990

年

月鄧小平來滬，第一次明確提出“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設想。同年

月鄧小平與當時中央負責同志談話，非常明確地又一次說“上海是我們的一張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1991

年大年初一，鄧小平出人意料地對上海一干領導講話，“你們要抓住

世紀最后的機遇，抓住本世紀的尾巴，加快發展。”三天后，鄧小平與朱镕基等人察看了浦東新區的地圖和模型，并再次講話，“開發浦東，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留余地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浦東開發遲了，遲了至少五年，我在84、85

年就覺得應該開發上海，但那時還沒下這個決心。”浦東開發開放，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縱深推進的第二階段。

9.股票市場：1990

年

月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始正式營業。上海市市長朱镕基出席了開業典禮。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后，當年

月

日上海股票交易價格全部放開，股票價格一飛沖天，3

天內暴漲

570

%，這一天被稱為中國股市真正誕生的一天。在那個連“市場經濟”都是敏感詞的年代，這不能不說中國對市場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一次分外大膽的跨越式熊抱。

10.皇甫平事件：1991

年《解放日報》負責人周瑞金與施芝鴻和凌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在當時沉悶的思想市場投下重磅炸彈。除了當年

月新華社《半月談》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少數進行攻擊、批判。“皇甫平”系列文章拉開了中國第二輪思想解放的大幕，成為鄧小平南巡的投石問路。

11.頭腦風暴：1991

年

月

日到

月

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了

次座談會，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三個問題：1.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狀；2.蘇東劇變的根本教訓是什么；3.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中，第三個問題花的時間最多，座談會開了

次。吳敬璉、劉國光、張卓元、楊啟先、周小川、郭樹清等都反駁了當時的倒車論調，強調了改革的市場方向。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領導人和學者之間互相插話，平等地進行討論。這些會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誕生做好了接生準備。

12.九二南巡與下海：1992

年

月

日—2

月

日，88

歲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拋出“三個有利于”、“誰不改革誰下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為陷入困局的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局面，改革春風席卷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由此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大批官員學者下海，中國企業家的“九二派”誕生。

13.市場經濟誕生：1993

年

月

11～14

日十四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與八十年代“摸著石頭過河”不同，此次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統的“頂層設計”。

14.破三鐵與下崗：1992

年初，以徐州國營企業改革為發端，國營企業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為中心的企業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破三鐵”成為朱镕基改革攻堅戰的關鍵一戰，是一次異常劇烈的觀念和利益的沖撞。以

3000

萬國企職工下崗的陣痛為代價，國有企業真正邁上了“市場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銀行壞帳的死結。

15.分稅制改革：朱镕基上任副總理后發現，“中央財政十分困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從

1993

年

月

日到

月

日兩個多月的時間，朱镕基帶領

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

個省、市、自治區，解釋分稅制方案。朱镕基說，“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

斤肉。”分稅制徹底逆轉了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對比，但也留下兩個后遺癥：央地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中央轉移支付導致“跑部錢進”）；土地出讓金歸地方，埋下了土地財政的歷史隱患。

16.房改：1994

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實施，把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

改變了解決住房“靠政府、靠單位、靠企業”的觀念，以舊換新、以小換大、入住新房成為老百姓購房自住的最佳選擇，開啟了城鎮住房商品化的大門。如今，房地產早已成為對經濟、金融、居民財富舉足輕重的關鍵行業。

17.香港回歸：1997

年初鄧小平去世，遺憾地錯過了幾個月后香港回歸的歷史性時刻。香港的回歸，不僅是中國國力增強的標志，更為中國經濟國際化提供了一個國際橋梁、標桿和金融資源。為推動中國證券市場規范化，朱镕基曾聘請香港監管人士史美倫、梁定邦擔任中國證監會高層。

18.亞洲金融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第一次面對家門口的金融風暴：人民幣頂住壓力沒有貶值；中央力挺香港擊退索羅斯等金融大鱷攻擊；通過減稅等方法擴大內需。這次危機中國目睹了泰國、韓國、印尼、馬來西亞遭受危機打擊的慘痛經歷，增強了中國政府對于金融危機和金融開放風險的認知，也為此后推動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強大危機感和驅動力。

19.國退民進：十五屆四中全會于

1999

年

月

日至

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在國企改革里程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開啟了“國退民進”；（2）政商分家：國各級黨政機關都要同所辦的經濟實體和直接管理的企業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脫鉤；（3）對企業及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遺憾的是，這一點后來未得以被落實）。

20.銀行業重整：2001

年是中國金融業最困難的時刻：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0

％，連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銀行業陷入“技術性破產”。為拯救銀行業，中國采取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銀行剝離不良資產，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銀行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改制上市；財政對銀行注資。此后，中國銀行業奇跡般起死回生，工商銀行成為“宇宙行”。

21.入世：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展開了拉鋸式談判，關鍵時刻朱镕基親自披掛上陣。事后看來，中國成為

2001

年入世的最大贏家。但在當時，國內卻彌漫著“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觀氣氛，可以說入世是一次充滿歷史勇氣的抉擇。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入世后，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工廠。入世也證明了“以開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22.世間已無體改辦：1980

年國務院成立“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1982

年五屆全國人大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199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國家體改委”撤銷，改設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從

年代到

年代，從體改委到體改辦，成為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機制創新，也培養了大批“改革促進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郭樹清為代表。由于體改委本身沒有審批權，相對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門利益綁架的陷阱。遺憾的是，2003

年體改辦被并入新成立的“發改委”。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學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設立“體改委”。取而代之，中央決定設立更高層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23.一行三會體制確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就是金融深化的進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轉型為專門的中央銀行，隨后證監會（1992）、保監會（1998）、銀監會（2003）分別成立，中國形成了“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框架，為此后金融業大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近年來，隨著金融混業、金融創新的演進，一行三會體制變得難以適應。2017

年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拉開新一輪金融監管改革大幕。

24.保護私有財產入憲：2004

年

月

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內容寫入憲法。這一突破，體現了“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現代經濟觀念，私營經濟歷史性地贏得正式合法化。彼時，民企已占

GDP

％左右。

25.廢除農業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迅猛崛起，背后則是“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歷史貢獻。但沉重的負擔令低效率的小農經濟日益無法承受。農業稅是國家對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俗稱“公糧”（筆者至今對小時候去鄉里交公糧揮汗如雨的痛苦場面記憶猶新）。

2006

年

月

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張面值

分的紀念郵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農業稅》，以慶祝從

2006

年

月

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這意味著，在我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這項傳統稅收的終結。作為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停止征收農業稅不僅減少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公民權利，體現了現代稅收中的“公平”原則，同時還符合“工業反哺農業”的趨勢，標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轉型新時期。

26.股權分置改革：中國股市成長中一大歷史遺留問題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權。“大非小非”轉為流通股的恐懼，導致股市持續低迷。2005

年，中國創造性地通過“非流通股股東對流通股股東進行利益補償”的方式，化解了這一難題。證監會“非常英明地”將討價還價的細節交給了每一個上市公司自己去處理，但規定股改方案必須經過三分之二流通股股東同意及三分之二全體股東同意。這一政策是

2005

年股改可以順利推行的關鍵。股權分置改革不僅沒有導致股市崩盤，反而迎來一輪歷史性大牛市。這一改革，可以為當前懸浮的IPO

注冊制改革提供重要經驗。

27.國進民退：21

世紀入世以來，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同步進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價格大漲，資源型央企成為最大受益者。實力大增的央企，開始逆轉，走向擴張之路，出現“國進民退”之勢。最標志性的事件是，2005

年國資委勒令非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退出房地產，但在強大的利益誘惑面前未能如愿。

28.北京奧運會：從歷史上看，主辦奧運會常常是一個國家國力強盛的標志，例如韓國漢城奧運會、日本東京奧運會、美國洛杉磯奧運會。1993

年，北京申請舉辦

2000

年奧運會，以

票之差敗于悉尼。2001

年國際奧委會投票選定北京獲得

2008

年奧運會主辦權。申奧成功的消息傳來，北京

萬群眾涌向天安門狂歡。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全面綻放，以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成為奧運歷史上首個登上金牌榜首的亞洲國家。

29.2008

年次貸危機：2018

年是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十周年。此次危機不僅沖擊了全球金融市場，引發了后續的歐債危機，還對全球貿易格局帶來巨大改變。2008

年危機宣告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美國（Chimerica）”時代的終結。2008

年危機也倒逼了中國經濟轉型，宣告了

1978

年以來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由此，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和

L

型增長。

30.四萬億：2008

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嚴重沖擊了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尤其以廣東最為嚴峻，大量工廠關門。

為緩和危機沖擊，中國政府提出“保八”，并迅即出臺“四萬億”。在此后的很多年，“四萬億”都成為倍受詬病的政策：引發貨幣超發和通脹、產能不減反增、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失控……2012

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屆中央提出“三期疊加”中的“前期刺激消化期”，指的就是四萬億，“不搞強刺激”成為朝野共識。不過，事后來看，四萬億有一個巨大的“意外驚喜”：高鐵。盡管遭遇了溫州動車事故、鐵道部長劉志軍落馬，但高鐵日益迸發出驚人的社會價值，成為中國在后危機時代一抹亮麗的彩虹，也成為“一帶一路”的利器。

31.十八大：2012

年十八大召開，誕生新一屆領導集體。十八大之前，中國經濟社會矛盾逼近臨界點，社會充滿焦慮，重慶唱紅打黑更引發激烈爭論。吳敬璉認為，十八大最大的意義就在于終結了兩條路線的爭論：一種意見是繼續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個改革開放的路線向前進，建設一個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另外一種就是用一個強勢政府、大的國企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的增長這么一種發展模式。十八大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頂層設計中間選擇了一個正確的頂層設計，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32.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社會各界為重啟改革吶喊奔走的社會氛圍下，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堪稱一次驚艷、完美、超預期的頂層設計。決定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到

2020

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與

1993

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類似，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將影響中國

年的發展與轉型之路。

33.2015

年股災：2015

年在“改革牛”、“水牛”、“國家牛”等一批吹鼓手和部分媒體的推動下，中國股市出現一次史無前例的泡沫，創業板是“市夢率”突破

150

倍。1997

年《人民日報》社論“暴漲必有暴跌”的歷史忠告已經被拋在腦后。2015

年

月泡沫崩盤，20

萬億市值灰飛煙滅，又一批股民被“割韭菜”。此次股災導致證監會主席肖鋼下臺，證監會副主席“發審皇帝”姚剛、主席助理張育軍落馬。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時代命題。

34.打虎：從十八大到十九大這五年，反腐成為最大的亮點。反腐力度之大、層級之高，堪稱史詩級：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的使命擔當，挽狂瀾于既倒，果斷查處***、***、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白恩培、蘇榮、蔣潔敏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440

多名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名廳局級干部、6.3

萬多名縣處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受到懲處，山西、遼寧、江西、云南等多地塌方式腐敗被整治。打虎，治標為治本（改革）贏得了時間。

35.一帶一路、亞投行、人民幣國際化：2008

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周小川第一時間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是金融危機的根源。隨后，中國拋出“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試圖打破美元“一幣獨大”的格局。2016

年人民幣成功加入

IMF的SDR

籃子。為減少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中國還借鑒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的宏大戰略。其中，亞投行的創立，獲得包括大批發達國家在內的77

國熱烈追捧，始料未及。

36.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

年中國經濟面臨嚴重局面：房地產庫存居高不下，鋼鐵煤炭產能嚴重過剩，全年社會用電量增速僅

0.5

%，創歷史最低。為避免經濟硬著陸，中國緊急出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這些措施引發過度行政干預的爭議，但從結果上看，迅速緩解了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風險，為2016、2017

經濟回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互聯網＋：騰訊、阿里、京東的快速崛起，智能手機的迅速普及，讓中國在全球的互聯網版圖中占據了領先位置。中國政府敏銳地意識到互聯網的巨大威力，提出“互聯網＋”的國家戰略，希望以互聯網引領中國企業的升級與創新。2017

年，騰訊市值超越

Facebook，阿里巴巴超越亞馬遜也為期不遠。互聯網也成為創新和創業最為密集的領域，不斷涌現滴滴、摩拜、今日頭條等獨角獸。

38.雙創與簡政放權：李克強就任總理后，一句“改革是中國經濟最大紅利”，引爆社會改革預期。中國政府聚焦“簡政放權”，提出“負面清單”、“法無禁止皆可為”等一系列理念，提前實現行政審批減少

1/3的目標。簡政放權的目的是為了激發社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力。特別是以“注冊資本認繳制”為核心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極大激發了社會創業激情。

39.雄安新區：2017

年，被中央稱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橫空出世。雄安新區是繼深圳開放、浦東開發開放之后的第三次神來之筆。其意義在于：疏解北京的非首度功能；高起點、零包袱，以創新理念探索新型城市建設路徑，擺脫“大城市病”；改變房地產綁架經濟的畸形結構。

.十九大：在歷屆黨的代表大會中，2017

年十九大具有多重歷史意義：宣告中國進入以“高質量”發展為特征的“新時代”；確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權威；明確了到

2049

年的長遠規劃，力圖打破“政治短周期”帶來的行為短期化。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比較罕見地要求：“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二）數據統計

1980－2010年中國大陸GDP列表（按國際匯率換算成美元），取自世界銀行數據庫。(注釋：因為中國大陸實行匯率管制，80年代中期人民幣曾大幅貶值，所以1986年GDP換算成美元時候數值出現下降現象)

年份

GDP

增長率

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1978

3650億

98.6%

17%

1979

4068億

97.6%

18%

1980

184,516,266,711

97.8%

20%

1981

194,111,112,580

95.2%

21%

1982

203,183,214,982

99.1%

22%

1983

228,455,947,880

90.9%

22%

1984

257,432,147,241

95.2%

23%

1985

306,666,660,698

93.5%

24%

1986

297,831,879,942

8.8%

25%

1987

270,372,194,997

11.6%

26%

1988

309,522,625,242

11.3%

27%

1989

343,973,680,226

4.1%

27%

1990

356,936,901,184

3.8%

28%

1991

379,468,656,246

9.2%

29%

1992

422,660,918,111

14.2%

30%

1993

440,500,898,965

14.0%

30%

1994

559,224,707,281

13.1%

31%

1995

728,007,199,936

10.9%

32%

1996

856,084,729,312

10.0%

33%

1997

952,652,693,079

9.3%

34%

1998

1,019,458,585,326

7.8%

35%

1999

1,083,277,930,360

7.6%

36%

2000

1,198,474,934,199

8.4%

37%

2001

1,324,806,914,358

8.3%

38%

2002

1,453,827,554,714

9.1%

39%

2003

1,640,958,732,775

10.0%

39%

2004

1,931,644,331,142

10.1%

40%

2005

2,256,902,590,825

11.3%

41%

2006

2,712,950,886,698

12.7%

42%

2007

3,494,055,944,791

14.2%

43%

2008

4,521,827,288,304

9.6%

44%

2009

4,991,256,406,735

9.2%

45%

2010

5,926,612,009,750

10.4%

50%

2011

484124億

9.3%

51%

2012

534123億

7.8%

52%

2013

588019億

7.7%

53%

2014

635910億

7.3%

54%

2015

676708億

6.9%

56%

2016

74萬億

6.7%

57%

2017

82萬億

6.9%

57%

（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和啟示

在40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突出的有：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理論創新。

科學的理論是改革順利推進的思想保證。改革的進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就是理論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思想創新和體制創新，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政策體系。典型的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進一步做出創造性的理論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把改革的理論推進到新的廣度和深度。

二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

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也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斷提升的歷程。從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到“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出，再到從指令性計劃到指導性計劃的轉變，進一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最終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我們回顧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為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才得以最大的發揮，改革之前，人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所有的生活物資都要票供，推廣家庭聯產承包制后，短短幾年農村就實現了大豐收，并倒逼城市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市場化帶來的勞動積極性、人們群眾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不可估量。正是因為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國家的創新創業的活力無限換發，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幾何級數增加，尤其是民營企業，從無到有，為國家貢獻了國民生產總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創新方面，民營企業的專利申請量近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一倍，這都是市場經濟的成果。另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仍然要頭腦清醒地堅持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區別，本質上并不在與有無計劃或者說制定的計劃是否科學，即便在完全市場化的社會里，企業也會制定諸多的生產計劃、推廣計劃，計劃得好的企業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計劃與市場兩者區別的本質是由行政權力來配置資源還是在價值規律的支配下由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判斷來配置資源。

三是靈活運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試、先易后難，又統籌兼顧、協調推進。

我國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試點、總結推廣的方式。立足于把解決本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選擇一定地區或改革領域開展試點，在對試點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成功經驗和做法再行推廣。這種由點而面、先易后難的改革推進方式，既控制了風險，又通過有效的推廣機制使成功經驗能夠迅速普及，成為我國漸進式改革戰略的重要經驗，也是新時期推進改革開放、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的重要途徑。改革又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不斷完善改革的推進方式，統籌兼顧，加強總體協調。我們注重把握“破舊”和“立新’’的關系，立足于立新，適時、大膽地破舊，從而不斷消除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健全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在統籌規劃的基礎上注重協調配合，不失時機地實現改革的重點突破。開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我們面臨的主要是一些觸及深層利益關系、配套性強、風險比較大的改革，而且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使得改革的統籌協調和整體推進的要求更加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設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門就經濟體制、民主法治、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設立了專門的改革小組，為改革的統籌協調創造了條件。

四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有效的體制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保證，從長遠來看，也是確保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同時，發展和穩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環境和基本條件。要正確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適時有序推進改革開放，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承受能力有機結合起來，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改革和發展，通過改革和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進程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改革方法論上的經驗，也在價值觀方面給我們以啟示。

啟示一：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標是人民的福祉，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為了權力的鞏固而改革。改革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強大動力，是社會和諧體制機制的構建和完善過程。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有效的體制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的根本保證。

在改革的初始動機上，小平同志首先考慮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本質問題。1978年3月10日，鄧小平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是中央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進改革的強有力的信號。在地方上，中央定調前“包產到戶”這樣的改革舉措在初始階段都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但像萬里等當時的地方領導人，都以無畏的膽魄和對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這些改革措施背書的抉擇。

在改革措施的出臺和推進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民生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通過提高效率來促進發展，同時注重從解決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努力兼顧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通過妥善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達到以制度建設促進社會和諧、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改革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無限的動力和創造力，改革就能夠依靠人民。事實證明，以人民福祉為目標的改革就能夠充分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能夠調動各方面參與和推動改革的積極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又要充分擴大社會參與度。改革的歷史也表明，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層單位的人民群眾創造的具體改革經驗和做法為基礎和依據的。我們的改革始終注重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不斷擴大社會公眾的參與度，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導、積極推動與充分發揮群眾改革創新的自主性、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

啟示二：堅守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場？最通俗地講，市場就是人與人交換的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因此，拋開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的運動軌跡，市場靜態的基礎就是不同產權的主體和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因為分屬不同產權，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躍，則市場越繁榮。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產權的主體之間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則強取豪奪，輕則打擊生產和交易的積極性，都將造成生產的破壞，交易關系就難以持續。正是由于有了這樣正確的認識，所以黨的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誰來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市場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理所當然要靠政府保證。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政府要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因為如果各種所有制經濟不能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參與競爭，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就是不能參與公平競爭。市場經濟作為法治經濟，就應當保障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公平受到法律保護。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權利的法律保障程度還難以達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交易主體之間難免發生各種糾紛，而依據法律可預見的、公正的司法處理結果能夠消除矛盾，恢復正常的市場秩序。我國司法實踐當中企業之間的糾紛處理的干擾因素過多，導致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往往難以受到保障，這種現象在民營企業當中尤其顯著。更有甚者，民營非上市公司各種財產權力還受到各種腐敗勢力的壓榨，并難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護，其結果是企業創新積極性不足，資本大量外逃。要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就必須保障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因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不僅僅是治國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時也是對十八大提出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要求的具體落實。

三、新時代的改革開放

（一）新時代的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而且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隨著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我國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新的需求和舊的體制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新老問題同時并存，影響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以當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補”為例，雖然整體戰略上極為重要，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出現了行政手段一刀切，專去民營企業的傳言。“三去一降一補”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過應盡量以市場的優勝劣汰為主要手段，讓行政要求成為市場資源配置的砝碼，這樣雖然見效慢一些，但長期看會更加的健康。

二是稅費過重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并存的矛盾。

??我國已開始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但相應的社會體制改革還不適應這個時代變化的趨勢。公共產品短缺成為阻礙擴大內需、制約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共產品短缺使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消費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但是，作為公共產品供應源泉的我國老百姓的稅賦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國企業稅賦同比美國高出相當于營業額的11.6%，這在世界上明顯屬于較高稅賦的國家。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法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麥是37%，澳大利亞是23%，美國是21%，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政府作為了投資的主體而沒有成為創造環境的主體，財政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比重還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張上。

三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在實際行動中仍然有待落實。

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早已提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將這一理念提升至治國理政的最高層次，中央深改辦也專門出臺了各項推進法治建設的意見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門職能缺位、錯位、越位，行政審批門檻多、公共服務不到位、權力行使不規范等問題仍然時有發生，阻滯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憲法》明確的法院、檢察院獨立司法也受到意識形態領域反對“司法獨立”的影響，律師尤其是刑事辯護律師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敵我矛盾予以處理，嚴重違背依法治國的理念。凡此種種，彰顯法治狀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相適應。市場經濟當中利益主體各不相同，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也是各個市場主體之間利益交換、協調的過程，是不斷產生矛盾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司法承載著保障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決，維護不同市場主體利益交換、協調通暢運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國的理念必須貫徹到實處。

（二）新時代的改革開放鮮明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取得重大突破，引領改革開放邁向新境界，展現新特征。

1.以偉大革命定性改革開放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宗明義：“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以“新的偉大革命”定性改革開放，豐富了“改革是一場革命”思想，從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思想的哲學高度，清醒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性質，牢牢地掌握了改革的正確方向。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決定當代中國命運。我們不斷推進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通過革除體制機制弊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推動黨和人民的事業更好發展。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2.以自我革命推動改革開放

“打鐵必須自身硬”。自我革命達到的先進程度和歷史高度，決定新的偉大革命所能取得的實踐深度和歷史成就。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鮮明品格。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勇于直面問題，敢于刮骨療毒，將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品格彰顯得格外奪目。自我革命增強了我們黨的革命性，增強了我們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無論是從反“四風”、應對“四大考驗”、化解“四種危險”，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再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無論是從改革發展穩定，到內政外交國防，再到治黨治國治軍等方方面面，我們黨都很好地發揮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從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使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重大成就，實現了“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新時代改革開放這一鮮明特征，黨內外、國內外有目共睹。

3.以主要矛盾統籌改革開放

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不斷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既是改革開放成就的體現，也意味著新時代改革開放面臨新任務新挑戰。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正是從這樣戰略高度，我們黨以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統籌改革開放，將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的對象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將改革開放的價值目標由“物質文化需要”轉到“美好生活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斷滿足人民在物質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以主要矛盾統籌改革開放的鮮明特征，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相統一的重大方法論，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價值論。

4.以問題導向謀劃改革開放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增強問題意識，強化問題導向，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一個鮮明特征。

當代中國正處于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進入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許多問題相互交織、疊加呈現。全面深化改革，要解決的都是牽動性強的深層次問題，都是一些難啃的硬骨頭。因此新時代的改革始終貫穿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圍繞化解矛盾、解決問題進行開拓性、創造性工作，扭住深層次矛盾和重點難點問題持續發力、精準發力，推出1500多項改革舉措，取消下放61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清理規范320多個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保證改革順利推進和各項改革任務落實。馬克思指出，“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新征程上改革大有作為，必然要大力發揚馬克思主義問題導向的理論品格和實踐精神。

5.以戰略思維引領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進入新時代，在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提前實現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頂層設計，提出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豐富了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涵，發展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思想，完整勾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從戰略和全局上賦予新時代改革開放新境界：方向性更加鮮明、激勵性更加強大、接續奮斗品質更加堅毅。

方向性更加鮮明在于，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安排、長遠發展進程來科學謀劃，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整體福祉來整體謀劃，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30年分成兩個15年，對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工作起到統領作用，推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改革開放促發展的大好局面。

激勵性更加強大在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奮斗目標，具有強大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必將激發起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的不竭力量。

接續奮斗品質更加堅毅在于，充分考慮我國發展的有利條件與發展目標之間、良好態勢與重大挑戰之間的關系，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當前需要與未來期望之間的關系，保證奮斗目標的頂層設計與分步實施相統一、重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相統一。

“兩個一百年”戰略安排豐富發展了我們黨運用戰略目標引領事業發展的重要執政經驗，展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用戰略思維、進行戰略謀劃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6.以“一帶一路”拓展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使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與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的雙重使命日益交融在一起。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基礎和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也發生了歷史性演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新時代特點，深刻思考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這是將我國改革發展置于更廣闊國際空間來謀劃的主動開放，標志著我國步入了深度開放、積極參與、主動引領的新時代。5年多來，我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全球140多個國家和80多個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納入相關內容。經貿合作扎實推進，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同沿線國家的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規劃實施，各領域人文合作深入開展。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辦，成為推動全球發展合作的機制化新平臺。實踐證明，“一帶一路”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發展新實踐，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改革仍然需要在諸多議題上深入推進

第一，國有企業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幾乎伴隨著改革的全程，從放權讓利到利改稅再到承包制，最終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歷經長時間的摸索。但是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就事論事，必須同整個改革密切聯系起來。因此，以下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積極作用。

黨的十八大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題，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探索和創造的重要經驗。

二是，堅持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課題。“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企業改革方向不能動搖。產權清晰，就是企業擁有的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企業及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度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按照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政府不直接干預，長期資不抵債的依法破產，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質和組織合理制度。

要在國有企業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實行“三大”轉變：要從企業法調節轉向公司法調節轉變，從管企為主轉向管資本為主，從行政隸屬關系轉向為股權關系。切實做到政企分開，政黨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的怪圈。

三是，堅持和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的重要保證。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并不是企業事無巨細都要管，而是黨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問題抓住不放。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股東會、董事會、職工代表大會和經管班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了，產品質量提高了，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高了，才能真正體現黨的領導的成果。國企的改革方向必須要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市場決定，必須要符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法治社會的要求，必須要從降低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成本、制度成本繼而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第二，財稅體制改革仍有待突破。當前我國的改革發展當中面臨諸多挑戰，其中地方債高企就對我國的金融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這也是去杠桿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目前地方債尚未構成直接現實的危險，但是我國財稅體制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歸屬于地方的直接稅少而間接稅多的這種情況使得這種危險沒有明確的地方財政解決之路。財稅體制突破的必要性還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財稅體制改革關系著納稅人尤其是納稅企業的負擔。政府行政性收費多，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其次，財稅體制改革又緊密連接著行政體制改革。我國政府的優越性首先應當體現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國家。作同樣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樣的公共服務，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繳納的稅費）應當是更低而不是更高。同時，科學分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這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內容。最后，財稅體制改革還密切聯系著民生。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這都需要以財稅體制改革為切入點，落實簡政放權，倒逼行政體制改革，壓縮行政支出，真正讓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讓人民有改革的獲得感。

第三，準確把握互聯網時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結合正在發生的智能工業革命，世界各國都力爭在這一潮流中把握先機，取得優勢。因此，在這個全新的互聯網時代，中國人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行動力和創造力，在互聯網應用的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優勢。當然，由于科技研發體制仍有待進一步的優化，我國的互聯網應用大多以服務業為主，包括金融服務業。這些互聯網帶來的新業態有許多方面游離于我們過去的監管體制之外。這種情況對政府部門的監管理念、監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另外，政府部門除了直接的監管功能之外，還擔負著與監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