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系列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系列解讀之一

權力就是責任 責任就要擔當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作為一部重要的基礎性黨內法規，《條例》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突出問題，體現了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堪稱全面從嚴治黨的又一利器。本報從即日起陸續刊發系列解讀文章，系統闡釋《條例》的精髓和要義，敬請關注。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隆重舉行。一周后，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回望近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后繼、接續奮斗，以大無畏的擔當精神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

如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身體力行“擔當”二字，做到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作為我們黨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礎性黨內法規，《條例》旨在通過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以強力問責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這一條可謂字字千鈞，明確了《條例》制定的目標任務，體現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核心要義，釋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條例》起草組有關負責人表示。

去年對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的徹底調查和追責，就是我們黨失責必問的典型一例。涉案477人全部受到嚴肅處理，時任南充市委書記劉宏建因犯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時任市紀委、市委組織部主要負責人也因失職瀆職受到嚴懲。

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問責已經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言岀紀隨，高懸問責利劍，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共對4.5萬余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問責，體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鮮明態度。

然而，盡管問責工作不斷取得進展，當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突出反映在問責內容不聚焦，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沒有緊扣全面從嚴治黨；責任概念不準確，界定不清晰，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規定過于原則，問責主體不明確。

去年6月，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問責的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問責既要對事、也要對人，要問到具體人頭上。”

此次《條例》在第四條中，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過去在問責工作中，存在著權責不對等的問題。有的領導干部在任職時當仁不讓，履職履責卻敷衍含糊、不敢擔當。”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蔣來用表示，《條例》通過明確問責對象，把管黨治黨的責任實打實地給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扛上。

“《條例》第四條的內容，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過勇認為，首先，規定了既追究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也追究領導責任，實現了責任追究的“全覆蓋”；其次，問責對象既包括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包括了黨的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責任落實的鮮明態度；再次，將“主要負責人”列為問責重點，突出了抓牢“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的思路。

責任清方能問責準。

為進一步厘清責任，確保精準問責，《條例》第五條專門就“責任劃分”進行了規定，明確了領導班子、班子主要負責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各自應承擔的責任。

“這說得很明確，不僅僅是主要負責人，每一名班子成員都肩負有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通過把責任壓給每一個人，體現了有權就有責的要求。”蔣來用說。

值得注意的是，問責主體在有的時候也會成為問責對象。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不能手電筒只對著下級。尤其是各省（區、市）和中央部委黨委（黨組），要在對下級失責必問的同時扛起自身應負的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否則自己也會“挨板子”。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貫徹落實《條例》，最終要落腳到共產黨人“忠誠干凈擔當”的品質上。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要聯系各自實際抓好《條例》的貫徹執行，夯實治黨之責，敢于較真碰硬，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系列解讀之二

強化政治責任 聚焦從嚴治黨

7月1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百名紅通人員”付耀波、張清曌懺悔錄，引起廣泛關注。其中，有這樣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由于我們犯罪，原單位的多名領導被判刑和處分……”

此言非虛。

今年2月，中央紀委通報7起責任追究典型案例。其中，因付、張涉嫌貪污公款并外逃，履行“兩個責任”不力的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支隊及其上級單位市人社局共十余名領導干部，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責任追究，有的還因玩忽職守罪被司法機關判處刑罰。

“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是啟動問責的一個重要情形。日前出臺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此有著明確表述。在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六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進行問責，為責任追究提供了“問題清單”。

拋開“其他應當問責”的兜底條款不談，前五個方面的問責情形，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都能清楚“定位”、準確“比對”，既不陌生，也不新鮮——

因單位多次發生公款旅游等問題，中國證監會上海期貨交易所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楊邁軍被問責，是為“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典型。

對巡視、抽查發現問題整改不力，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等人被問責，堪稱“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的代表。因下屬發表嚴重違反政治紀律言論，山西省古交市交通局黨總支書記閆祥明等人被問責，足見“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教訓之深。

……

從林林總總的問責案例中不難發現，《條例》堅持問題導向，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但又并非貪大求全、面面俱到。

“《條例》抓住了主要矛盾，找準了突出問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說，《條例》聚焦政治責任，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概括問責事項，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聚焦政治責任開展問責，是解決管黨治黨突出問題、厚植黨執政政治基礎的現實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要進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等問題仍然突出。這些問題，說到底就是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

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到全面從嚴治黨，再到黨的建設……黨的責任無處不在。無論是塌方式腐敗、拉票賄選案等重大事件，還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等“四風”問題，抑或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都是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不到位的具體體現。

“黨的責任就是政治責任。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進行問責，就是要問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的政治責任。”楊偉東說。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據統計，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有關的有100多部，其中，專門規定就有12部。但這些法規制度多是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作出規定，并未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為此，整合問責制度，形成基礎性黨內法規，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證。

《條例》篇幅不長，但無不緊扣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雖是“問題清單”、“負面清單”，卻為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落實政治責任、踐行忠誠干凈擔當提供了正面遵循。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制定《條例》的目的，就在于高懸問責利劍，宣示責任追究動真碰硬、一追到底的決心。無論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北京市委黨校副教授元躍旗表示。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系列解讀之三

“問好責”的重要支撐

7月12日，備受矚目的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觀沙嶺街道非法拆除房屋致人死亡責任事故，有了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

在這起事故的處理決定中，不僅直接責任人被立案偵查，而且包括岳麓區委書記、區長、區紀委書記等在內的區領導也被追責，分別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岳麓區委、區政府也被責成作出深刻檢討，并在全市通報。

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問責可謂推動責任落實的“撒手锏”。而在實際操作中，“怎么問”則是個中關鍵，也是“問好責”的重要支撐。新近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原則，在第七條分別規定了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

根據這一條規定，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檢查、通報、改組3種，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其中，誡勉包括談話誡勉和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據《條例》起草組有關負責人介紹，這些問責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是對現有規定中問責方式的規范，體現了務實管用、簡便易行的立法精神。

2015年11月，因多名市級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湖南省臨湘市委書記黃俊鈞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調離工作崗位。

2016年5月，因濮水河、馬頰河河水污染問題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河南省濮陽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責令市住建局、城市管理局、水利局、環保局主要負責同志在新聞媒體上向全市人民公開道歉。

……

翻看以往的問責案例，細心者不難發現，各地問責方式五花八門、標準不一。據統計，在現有與問責有關的100多部黨內法規制度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零散的規定導致問責隨意性大、尺度不一等一系列問題，影響了問責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

“這就迫切需要推動問責方式的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表示，《條例》的出臺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有助于提高問責的執行性和精準度，推動責任更好地落到實處。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條例》第七條第三款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仔細研讀相關條款會發現，實踐中經常使用的行政問責、追究刑事責任等方式，并未出現在《條例》之中。

對此，《條例》起草組有關負責人表示，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黨內問責的基礎性法規，《條例》突出黨紀特色，通篇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已有事項不再重復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已有明確規定和程序的，也不再重復規定。

“這是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的題中應有之義，再次體現了黨中央在管黨治黨方面的理念創新。”馬懷德說。

遵循“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的制定原則，不論是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還是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都呈現由輕到重的“懲戒階梯”式分布。

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特邀研究員汪洋表示，這體現了《條例》第三條規定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問責原則，與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有異曲同工之妙，彰顯了抓早抓小、動輒則咎的精神，是對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最大愛護。

當然，紀嚴于法、紀法分開，絕不意味著在問責方面，紀律和法律將完全割裂開來。

馬懷德告訴記者，如被問責對象涉嫌犯罪，可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三十條“黨員受到黨紀追究，涉嫌違法犯罪的，應當及時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處理”的規定辦理。

除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外，《條例》第三條還對“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原則作出了明確規定。

“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實事求是，是黨一貫堅持的基本工作方針。”汪洋表示，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必須牢牢把握這一原則，是哪一級的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做到寬嚴適度，避免畸輕畸重。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系列解讀之四

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

今年2月，因任職期間對下屬單位負責人違法問題未按規定落實黨紀政紀處分，且存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等問題，已經退休的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原書記潘增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降低退休待遇。

去年11月，因任職期間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山東省青島日報社黨委原書記、社長蔡曉濱，雖然已經不再擔任報社黨委書記職務，但仍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已退休的青島日報社紀委原書記官明亮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

細心者不難發現，近期中央紀委通報的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受到責任追究的典型問題中，對轉崗、退休的領導干部嚴肅追責的情況并不鮮見。

日前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失責必問，體現了責任追究全方位、無死角，杜絕僥幸心理；問責必嚴，就是要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讓問責的利劍生銹，防止破窗效應。”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特邀研究員汪洋認為，實行終身問責，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精神和要求的具體舉措，其要義就是讓問責利劍始終高懸，喚醒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

懲是為了治，從嚴問責的目的是倒逼責任落實，這一點在《條例》中得到充分體現。

《條例》第九條明確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

提起去年中央紀委轉發的《中共河南省委關于新鄉市委原書記李慶貴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新鄉市紀委落實監督責任不到位問題的通報》，很多人都記憶猶新。處理結果中，就包括對新鄉市紀委原書記王炳奇進行誡勉談話，并責令其作出深刻檢查的內容。

此外，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也是《條例》的一大亮點。近年來，中央紀委先后多次對各地區各部門查處的責任追究案例進行集中通報，督促各級黨委、紀委及黨的領導干部知責明責、履責盡責。如今，對問責典型問題進行通報曝光已經成為各地區各部門的一種常態。

“無論是讓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寫檢討、作檢查，還是通報曝光問責典型問題，都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從嚴從實的精神。”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充分發揮案例的警示、震懾作用，通過問責督促黨的領導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正是黨組織對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要讓制度生根、問責落地，必須做好執行這后半篇文章。

《條例》規定中，不僅把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和紀委（紀檢組），而且還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要求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規定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備案……這一系列條文，在細化責任、做好銜接、確保問責時效性等方面下足功夫，為問責工作的有序推進打下了制度基礎。

徒法不足以自行。問責是要喚醒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責任擔當，而貫徹執行《條例》本身同樣離不開“擔當”二字。

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的原則。

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作為專司監督執紀問責的各級紀委（紀檢組）也要從自身做起，把握“樹木與森林”的關系，動真格、敢問責，用擔當詮釋忠誠。

“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條例》起草組有關負責人說，各地區各部門必須切實做好問責工作，對于執行不力、不敢問責的組織和個人，也要問責到底、絕不姑息。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導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沒有人負責的問題而制定的面向全體黨員、追責對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選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連續出現問題，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的核心內容有哪些?其側重的問責對象和去年剛剛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規定的處分對象有何不同?

廉政法學專家對觀海解局記者表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而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不可相互替代。

解決問責規定碎片化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的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是擔當。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在上個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報公開的關于“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于強化自身監督。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創新管理制度，切實強 化黨內監督。

習近平提出，要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習近平曾強調說，當前的一個問題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多、抓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

“總書記在紀委六次全會提出的要求，正是為了解決以前黨內問責制度碎片化的問題。”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向觀海解 局記者解釋說，目前黨內法規中關于問責的規定包括《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 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盡管這些規定都各有側重，但是總的看來，確實存在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的問題。此次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可有效解決以上問題。

強調黨委、紀委的組織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 例》。”

從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獲審議通過，可以計算出，期間僅僅用了半年時間。

問責條例與去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側重點有何不同?鄧聯繁教授認為，兩者側重的情形、處分和問責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

就問責方式來講，《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的問責方式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這5種。

“但是這些規定仍不夠全面，可以看到，近幾年多提及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等問責方式。相信問責條例規定問責的方式將會更為全面。”鄧聯繁教授說，紀律處分條例和問責條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個黨內問責規定主要是針對領導干部，而此次問責條例則面向所有黨員。

此外，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還強調，“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追究領導責任、黨組織的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以上這句話也出現在今天的會議通報中。鄧聯繁認為，這意味著問責對象將不僅僅是黨員或領導干部，也包括組織。

“主體責任中的主體主要指黨委這個主體，監督責任指的是紀委的責任。可以看出，問責條例同樣強調組織要把責任擔起來。

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觀海解局記者梳理發現，中央曾從親友問題、經濟問題、生活問題等多方面給這只籠子上了多把“鎖”，而今日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可以說是又加上了一道“鎖”。權力的籠子已有多鎖

1為配偶、子女經營謀利可開除黨籍

今年1月1日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實施。《條例》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開列負面清單。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嚴肅黨的紀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形勢發展，該條例已不能完全適應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實踐需要，黨中央才決定予以修訂。

觀海記者注意到，《條例》中的第八十八條規定，違反有關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情節嚴重可以開除黨籍。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2014年2月出臺的《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同樣也明確了“裸官”的限入性崗位，包括黨政機關的領導成員崗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崗位。

2不準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

觀海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早在1993年10月，中央就對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能買賣股票作出了規定，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不準買賣股票。

2001年，中央放松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投資證券的管理，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將其合法財產以合法的方式投資于證券市場，是對國家建設的支持。

為此，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有限制地放寬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買賣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依法投資證券市場，買賣股票和 證券投資基金。不準利用職權、職務上的影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當手段，索取或者強行買賣股票。不準利用內幕信息直接或者間接買賣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買賣股 票的建議。

《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第五條也有相關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派出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準買賣股票。

3讓廉潔從自律開始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在會上審議通過。會議提出，《準則》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以道德為“高線”，以紀律為“底線”，進一步扎緊了管黨治黨的“籠子”。

《準則》開篇對全體黨員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提出“四個必須”的原則要求，其中提到必須自覺培養高尚道德情操，廉潔自律。對此，《紀檢監察報》刊文稱，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

記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修訂前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此次修訂刪掉了“黨員領導干部”這六個字。此前舊版本中，從八個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52個“不準”，是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重要遵循。

對此，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曾表示，這意味著適用的范圍、對象擴大了，修訂后準則的適用對象是全體黨員和所有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不僅要規范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也應包括所有普通黨員。

4干部不如實填報收入不得提拔

2015年1月，中組部印發《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辦法(試行)》，并印制了《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明確了抽查核實報告 工作的原則、項目、對象范圍、方法、結果處理和紀律要求等。這個辦法也被人形象地稱為：“個人事項報告一小步，廉潔自律一大步。”

根據此前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領導干部若不如實填報收入、房產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

事實上早在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兩年之后，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2006年9月，經中央同意，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 項的規定》的通知。2006年的規定與1995年規定相比，申報的對象從領導干部個人擴大到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

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廢止了2006年的規定。與2006年的規定相 比，對于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從業職務和經營行為的申報范圍更大、規定更為細致，對于有價債券等理財產品的種類規定更新、更明確。

中紀委發布《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2016年07月20日10:17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原標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

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 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 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

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解讀：

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解讀：

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8800萬黨員注意！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印發，全面從嚴治黨再添利器！2016-07-18 經濟日報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對象不僅是領導干部，還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

問責對象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1、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3、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5、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七種問責方式，情況嚴重黨組織可改組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條例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對此，謝春濤表示：作為一部規范全黨各級黨組織、全體黨員履職盡責的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是怎樣制定的？將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

“要強化和落實各級黨委（黨組）抓作風建設的主體責任，制定明細的責任清單和問責規定。”

“要堅決把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壓下去，加大問責力度，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就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作出重要論述。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工作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力度的不斷加大，問責工作的制度化、常態化要求也越發迫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正是立足黨的事業發展和全面從嚴治黨現實需要的又一次頂層設計。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黨長期執政、領導一切，責任重于泰山，督促黨組織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要通過制定條例，實施強有力的問責，推動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擔負起責任，把黨的戰斗力煥發出來，確保實現黨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當前，全面從嚴治黨正處在從治標為主走向標本兼治的重要節點，必須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將實踐創新成果固化為制度，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全面從嚴治黨已取得重要進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問題仍然突出，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缺乏責任擔當，不敢較真碰硬。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沒有準確界定責任概念，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規范問責制度，形成一部基礎性黨內法規。如何制定——

為落實黨中央部署和總書記重要指示，中央紀委從2015年下半年著手研究起草《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數個月的起草過程中，中央紀委充分調研、反復論證。中紀委主要領導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紀委常委會議、辦公會議和專題會議，研究條例起草工作，明確制定思路和主要內容；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到遼寧召開座談會，聽取遼寧省委、省紀委和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黨組負責同志的意見。中央紀委還安排各位副書記，分別召開所聯系地區和單位紀檢機關（機構）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

在此基礎上，2016年5月18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征求各地區各部門共180余家單位對條例的意見建議。各單位對條例征求意見稿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該稿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目標明確、簡潔凝練、務實管用，是一個成熟的稿子。同時，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中央紀委對意見逐條梳理，進行認真修改，形成條例送審稿。

條例的制定嚴格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層層傳導壓力，釋放從嚴管黨治黨強烈政治信號；堅持問題導向，把握有限目標，不貪大求全，突出重點作出規定，增強條例針對性和實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審議通過條例送審稿。2016年7月8日起條例正式施行。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條例注重與其他黨內法規的協調銜接。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將制定條例與正在修訂的黨內監督條例、已經施行的黨紀處分條例統籌考慮，與現行黨內法規中有關問責規定相互銜接。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不再重復。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如下：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一、《問責條例》制定背景概述

（一）制定背景和出臺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為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2016年7月黨中央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在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明確規定：“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問責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問責條例》的出臺，是“把紀律規矩立起來”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問責條例》是成文的紀律規矩的重要內容，鐵面問責，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從嚴治黨的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問責條例》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指導思想

《問責條例》規定，“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二、《問責條例》重點解讀

（一）覆蓋各級黨組織，通過問責督促責任落實

《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問責條例對問責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確界定，首先明確了問責工作的主體和對象，即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問責的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問責的對象是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體現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針對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擔當缺失問題，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是對權責對等規則的充分肯定和對權責關系的明確規定。而問責條例規定的“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問責原則，為問責中落實權責對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的原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壓實責任。除了自上而下分級負責的原則，《問責條例》不僅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

（二）六種問責情形，體現紀法分開、紀在法前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針對此前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中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等問題，《問責條例》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將被問責的六種失職失責的情形進行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問責條例》從六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五條是主體內容，第六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三）七種問責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十四種不同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七種問責方式：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三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四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四）重視問責的可行性，規定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

問責，從近期看是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的迫切需要；從長遠看，是促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上述問責的必要性后，對問責的可行性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作為一部黨內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問責條例》對問責情形、問責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原則的規定，目的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緊密聯系實際細化問責工作、制定實施辦法、抓好貫徹落實留下余地。《問責條例》明確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條例還明確規定了問責決定作出后如何執行等細則，特別是要求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書面檢討的同時，還要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保證問責達到最終效果。此外，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五）綜合運用多種立法技術，體現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條例第六條，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即應該被問責的具體情況，一一列舉出來，使問責條例的具體規范趨于明晰，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觀認識局限，可能會帶來問責情形列舉不全，這必然導致問責不全面。由于問責條例作為中央黨內法規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會由于社會變遷，隨時出現或發現新的問責情形，卻于法無據、難以問責，即使啟動問責條例修改程序，在修改過程中也會出現問責空檔。鑒于此，問責條例在列舉問責情形時加上了兜底條款，即第六條第六款“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條例中使用“兜底條款”這項立法技術，將第六條中列舉的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中，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現在還無法預測的，納入問責項，這有利于減少因主觀認識局限帶來的問責情形列舉不全，導致問責不全面，也有利于問責主體依據條例的精神和原則，適應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新出現或新發現的應該被問責的情形，通過這個兜底條款來予以適用，從而保證問責全天候、全覆蓋、無空檔。這就彌補了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體現了問責的“全”與“嚴”。

第五篇：解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解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第三條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第四條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第九條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解讀：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解讀：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