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及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 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第七條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第十條 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全文解讀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

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條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第九條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

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解讀：

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解讀：

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3]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制定背景

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但從嚴格意義上說，2009年6月30日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相當于一個黨內文件，并非一部更具有權威性、系統性的黨內法規。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制定過程

2016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2016年6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并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情形

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

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制定意義

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8800萬黨員注意！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印發，全面從嚴治黨再添利器！2016-07-18 經濟日報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對象不僅是領導干部，還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

問責對象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1、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3、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5、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七種問責方式，情況嚴重黨組織可改組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條例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對此，謝春濤表示：作為一部規范全黨各級黨組織、全體黨員履職盡責的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是怎樣制定的？將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

“要強化和落實各級黨委（黨組）抓作風建設的主體責任，制定明細的責任清單和問責規定。”

“要堅決把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壓下去，加大問責力度，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就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作出重要論述。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工作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力度的不斷加大，問責工作的制度化、常態化要求也越發迫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正是立足黨的事業發展和全面從嚴治黨現實需要的又一次頂層設計。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黨長期執政、領導一切，責任重于泰山，督促黨組織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要通過制定條例，實施強有力的問責，推動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擔負起責任，把黨的戰斗力煥發出來，確保實現黨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當前，全面從嚴治黨正處在從治標為主走向標本兼治的重要節點，必須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將實踐創新成果固化為制度，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全面從嚴治黨已取得重要進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問題仍然突出，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缺乏責任擔當，不敢較真碰硬。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沒有準確界定責任概念，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規范問責制度，形成一部基礎性黨內法規。如何制定——

為落實黨中央部署和總書記重要指示，中央紀委從2015年下半年著手研究起草《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數個月的起草過程中，中央紀委充分調研、反復論證。中紀委主要領導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紀委常委會議、辦公會議和專題會議，研究條例起草工作，明確制定思路和主要內容；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到遼寧召開座談會，聽取遼寧省委、省紀委和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黨組負責同志的意見。中央紀委還安排各位副書記，分別召開所聯系地區和單位紀檢機關（機構）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

在此基礎上，2016年5月18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征求各地區各部門共180余家單位對條例的意見建議。各單位對條例征求意見稿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該稿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目標明確、簡潔凝練、務實管用，是一個成熟的稿子。同時，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中央紀委對意見逐條梳理，進行認真修改，形成條例送審稿。

條例的制定嚴格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層層傳導壓力，釋放從嚴管黨治黨強烈政治信號；堅持問題導向，把握有限目標，不貪大求全，突出重點作出規定，增強條例針對性和實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審議通過條例送審稿。2016年7月8日起條例正式施行。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條例注重與其他黨內法規的協調銜接。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將制定條例與正在修訂的黨內監督條例、已經施行的黨紀處分條例統籌考慮，與現行黨內法規中有關問責規定相互銜接。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不再重復。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如下：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第三篇：解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解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第三條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第四條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第九條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解讀：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解讀：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解讀：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一、《問責條例》制定背景概述

（一）制定背景和出臺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為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2016年7月黨中央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在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明確規定：“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問責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問責條例》的出臺，是“把紀律規矩立起來”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問責條例》是成文的紀律規矩的重要內容，鐵面問責，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從嚴治黨的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問責條例》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指導思想

《問責條例》規定，“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二、《問責條例》重點解讀

（一）覆蓋各級黨組織，通過問責督促責任落實

《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問責條例對問責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確界定，首先明確了問責工作的主體和對象，即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問責的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問責的對象是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體現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針對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擔當缺失問題，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是對權責對等規則的充分肯定和對權責關系的明確規定。而問責條例規定的“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問責原則，為問責中落實權責對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的原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壓實責任。除了自上而下分級負責的原則，《問責條例》不僅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

（二）六種問責情形，體現紀法分開、紀在法前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針對此前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中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等問題，《問責條例》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將被問責的六種失職失責的情形進行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問責條例》從六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五條是主體內容，第六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三）七種問責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十四種不同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七種問責方式：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三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四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四）重視問責的可行性，規定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

問責，從近期看是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的迫切需要；從長遠看，是促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上述問責的必要性后，對問責的可行性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作為一部黨內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問責條例》對問責情形、問責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原則的規定，目的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緊密聯系實際細化問責工作、制定實施辦法、抓好貫徹落實留下余地。《問責條例》明確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條例還明確規定了問責決定作出后如何執行等細則，特別是要求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書面檢討的同時，還要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保證問責達到最終效果。此外，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五）綜合運用多種立法技術，體現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條例第六條，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即應該被問責的具體情況，一一列舉出來，使問責條例的具體規范趨于明晰，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觀認識局限，可能會帶來問責情形列舉不全，這必然導致問責不全面。由于問責條例作為中央黨內法規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會由于社會變遷，隨時出現或發現新的問責情形，卻于法無據、難以問責，即使啟動問責條例修改程序，在修改過程中也會出現問責空檔。鑒于此，問責條例在列舉問責情形時加上了兜底條款，即第六條第六款“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條例中使用“兜底條款”這項立法技術，將第六條中列舉的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中，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現在還無法預測的，納入問責項，這有利于減少因主觀認識局限帶來的問責情形列舉不全，導致問責不全面，也有利于問責主體依據條例的精神和原則，適應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新出現或新發現的應該被問責的情形，通過這個兜底條款來予以適用，從而保證問責全天候、全覆蓋、無空檔。這就彌補了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體現了問責的“全”與“嚴”。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權威解讀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 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第七條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第十條 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權威解讀

“利劍”向何方 “板子”怎么打？——聚焦《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四大看點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

專家指出，條例的印發施行，標志著黨的問責工作進一步規范和強化，再次釋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條例對誰來問責、對誰問責、什么情形要問責、如何問責等具體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讓問責工作“有章可循”。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細化具體化，問責的“利劍”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新華社記者梳理條例為你一一解讀。

覆蓋各級黨組織 瞄準“關鍵少數”

條例：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問責條例對問責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確界定，首先明確了問責工作的主體和對象，即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問責的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的原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壓實責任。”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表示，除了自上而下分級負責的原則，條例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對于“對誰問責”的問題，條例規定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6種問責情形 體現紀法分開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據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共對4.5萬余名黨員干部作出了責任追究，起到了很強的震懾警示作用。

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根據條例原文，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

——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

——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

——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

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7種問責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不同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

條例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7種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謝春濤分析指出，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也經常使用，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規定問責時限 實行“終身問責”

條例：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辛鳴認為，條例明確規定了問責決定作出后如何執行等細則，特別是要求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書面檢討的同時，還要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可以保證問責達到最終效果。

“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辛鳴說。

此外，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對此，謝春濤表示：“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才能不讓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相關專家最后指出，作為一部黨內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條例對問責情形、問責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原則的規定，目的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緊密聯系實際細化問責工作、制定實施辦法、抓好貫徹落實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