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與戰略轉變學習心得

有感“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與戰略轉變”

——十九大治國理政學習心得

任何事物的發展最終是要通過質變來實現的，沒有質變就沒有發展。變革，是人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每一次重大變革都給黨和國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給事業前進增添強大動力，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是在不斷深化改革中向前推進。要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要推動制造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戰略性轉變，讓提高供給質量的理念深入到每個行業、每個企業心目中，使重視質量、創造質量成為社會風尚。

變化，指事物在形態上或本質上產生新的狀況。變化用的范圍廣,可用于人或事物,表示的程度輕。變革，指改變事物的本質，多指社會制度而言。變革不可用于人,多用于國家、社會等層面,表示的程度深。從本質上講，變化是一種過程狀態，是量的積累；變革是一種結果體現，是質的飛躍。變化是變革的前提，變革是變化的結果。質量互變規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發展過程和狀態、發展變化形式上具有的特點，從量變開始，質變是量變的終結。當然并不是量變就能引起質變，而是量變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運動形式發生了改變，進而才能引發質變。

（1）質量變革：質量就是生命。追求經濟有質量的發展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是一場從理念、目標、制度到具體領域工作細節的全方位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把綠色發展作為質量提高的重要內容，使綠色低碳成為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重要特征，使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成為高質量的標志。要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要推動制造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戰略性轉變，讓提高供給質量的理念深入到每個行業、每個企業心目中，使重視質量、創造質量成為社會風尚。

（2）效率變革：效率是經濟永恒的主題。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投入產出比的競爭、效率高低的競爭。效率變革，就是要破除制約效率提升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以既定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長階段被掩蓋或忽視的各種低效率洼地，為高質量發展打下一個效率和競爭力的穩固基礎。

效率變革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必須著力清除制約效率提升的各種障礙，激發企業主體活力，改善供需關系，提高發展效率。重點要在“破”“立” “降”上下功夫，比如，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推動化解過剩產能，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3）動力變革：適應高質量、高效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需要，將傳統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都有利于增強發展動力，但核心在創新。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所以重點就要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創新激勵，形成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大力培育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

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時代之變，三者相互依托，是有機聯系的整體，必須系統推進。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從而為實現企業奮斗目標構筑堅實基礎。

第二篇：民營企業發展轉型期的戰略與變革

民營企業發展轉型期的戰略與變革李玉平

民營企業是自由競爭的企業，所以組織本身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優越探索，歸納要素有7個：

1、戰略和策略：一個民營企業應該有自己的計劃和目標，要生產什么產品，要配合什么市場需求，不能跟著別人做；

2、結構和組織：要推行計劃和實施目標需要一個專業化的結構和團隊組織；

3、技術和行銷：有了目標和組織，沒有行銷等專業技術也不行；

4、管理和人才：有了技術要配合適當的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

5、信息和系統：一定要有自己的信息和系統，執行項目從開始----地方----完成都需要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

6、管理和權利：尤其是民營集團企業是集權還是分權，或是兩者的配合管理；

7、共同和分享：大家的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心、共同的誠信、共同的價值，一起共同去做，并認為這就是自己的事業。

總之，一個民營企業要有計劃、有策略、有目標、有技術、有人才、有組織、有系統、有管理方式，最后要有共同的信心來達到這個企業的成功的目的。這7個要素很重要，但是在7個要素的每條背后，都有著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及人才的重要性。企業的管理就是人的管理，人的管理只能以鼓勵的方式，不能用強制性的。企業管理的優劣可以從創新、質量、生產效率、利潤來判斷。創新----不僅指產品常常翻新，而且要隨時有新的構想，新的行銷方法，新的管理方式等，一切都要以新的出現。不隨時創新就會隨時被淘汰，就會在國內外市場站不住腳。質量----沒有質量，即使產品投機取巧賣出去，但這個企業不能長久，尤其在國際市場，騙人永遠站不住腳。生產效率----有質量沒有生產效率和正確的價格定位也不行。利潤----有了創新、質量、效率，才可達到目標利潤。民營企業要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創新、質量、效率、利潤這四句很重要。

民營企業的資本運作：

中國入WTO后，政府一定會對民營企業在政策上有所傾斜，也一定會給予國民待遇優惠政策和合理融資及允許民營企業擴大股票上市和進入二級市場，此外對民營企業合理合法的社會集資和運用民間資本也會有序地開放。至于目前的民營企業最好的辦法就是以資本經營的手段，走集團或跨國集團的道路進行跨地區、跨行業的收購、兼并、重組建立穩固的股份制集團公司有序進行運作、資源合理運用，生產力的優化配置，按照經濟規律行事，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第三篇：人力資源管理戰略轉型與效率提升

人力資源管理戰略轉型與效率提升

據密歇根大學全球人力資源能力調查與研究結果，高績效企業最明顯的特征是，人力資源戰略和企業戰略緊密有效地結合在一起，財務表現至少10%歸結于人力資源的競爭和實施，人力資源對企業戰略的整體影響力高達43%。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人力資源部門將越來越多地參與企業戰略規劃、傳播人力管理技術，擔當動員工群體的溝通、宣傳和倡議者角色。近年來，人力資源管理從業者的專業性和前瞻性逐漸加強，希望成為首席執行官的戰略伙伴。然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低效率使大約60%-90%的時間和成本集中在人事事務管理上，這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要由傳統的“職能事務性”向“職能戰略性”的轉變的一大困境。

走出困境并不是簡單的拋棄傳統的人事事務管理，再好的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也是從基礎扎實的傳統人事事務上發展起來的。企業的人力資源要繼續履行好人力資源部門的傳統職責，否則人力資源系統就會癱瘓。故人力資源管理者要實現其角色的轉變，就既履行其行政專家的角色，更要充當戰略性角色，解決辦法是提高處理人事事務的效率，從人事部門從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而把節約出來的時間和資源用于高附加值的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那么，企業怎樣提高處理人事事務的效率呢，主要有以下方法；

1、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

2O世紀末，當人力資源信息化被引入國內，就立刻被當作一劑“把人力資源管理者從日常事務工作中解放出來”的靈丹妙藥受到很企業管理者追捧，e—HR的概念風行一時。HRMS簡單地說就是利用專門的軟件通過計算機進行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特點是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出發，用集中的數據庫將幾乎所有與人力資源相關的數據(如薪資福利、招聘、個人職業生涯的設計、培訓、職位管理、績效管理、崗位描述、個人信息和歷史資料)統一管理起來，形成了集成的信息源。友好的用戶界面，強有力的報表生成工具、分析工具和信息的共享使得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得以擺脫繁重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企業人力資源規劃和政策。

2、人力資源管理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的內涵就是以流程管理為中心，擺脫傳統組織分工的束縛，提倡戰略導向、結果導向、在重視結果的過程中尋找和建立最佳渠道，利用組織變通、員工授權及靈活運用信息技術等手段，達到提升企業績效的目的。傳統模式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日常事務管理上，與企業客戶、業務脫節。新型的人力資源部門應轉變舊有的管理模式，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服務于員工與企業業務，企業業務流程再造的方法(BPR)可以實現更多人力資源事務與顧客、業務活動相對接，提升效率同時進行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3、人力資源管理外包

“人力資源管理外包”是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企業實施“回歸主業，強化核心業務”的大背景下流行起來的一種戰略手段。將人力資源管理的一般事務性工作外包給外部專業服務商，有利于將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從冗雜的日常行政管理職責中解脫出來，真正參與到企業管理高層的戰略規劃中去，實現其戰略性職能。

企業的外包業務主要集中員工的招聘與選拔、員工培訓、薪酬管理、福利和

津貼。在一些外資企業和國內知名大企業將校園工作外包給專業的人才機構去做，例如廣州移動、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殼牌、廣州本田等知名企業將校園招聘工作外包給了前程無憂，中華英才網等，由這些專業公司為他們宣傳、組織考試、安排面試等；而不少公司將高層管理人員的甄選工作外包給專業的獵頭公司；一些專業化培訓公司為企業度身定制培訓服務；還有一些公司把薪酬、福利核算進行外包。企業人力資源業務外包有利于提高日常人事事務處理的效率，轉變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職能。

信息技術不斷滲透到人力資源管理的每一個環節，以效率、顧客為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流程再造，非核心人事事務外包大大提高人力管理活動中事務性工作的效率，這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戰略轉型有非常大的促進意義。

第四篇：法院案件質量與效率評估考核辦法

關于《全省法院案件質量與效率評估考核辦法（試行）》運行情況的分析報告

【 發布時間：2007-12-28 01:58:41 點擊數：2305 】

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課題組

科學、合理地界定公正與效率的評判標準，確定審判、執行質量和效率的具體考核指標進行量化管理，從而建立案件質量評估體系，對促進案件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推進審判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目前全國各地法院正在積極探索的方向。2004年7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布《全省法院案件質量與效率評估考核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十率”考評體系)，全面推行以上訴、抗訴率，申訴上訪率，改判、發回率，案件未結率，審限內結案率，調解、撤訴率，執結率，執行標的到位率，人均結案數，已結案件歸檔率等十個指標為評判依據的“十率”評估考核系統。該評估體系試運行一年多來，省高院每月對各地市中院進行評分排名，使各地法院的審判工作通過十項數據指標直觀地顯示出來，對衡量法院審判工作質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如何科學地評價法院的審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作為一根無形的指揮棒，該考評機制也促進了各地法院積極抓好審判管理，特別是抓好與考評機制相關的“十率”指標，從整體上推動審判質量與效率的共同提高。

為了考察“十率”運行過程中的特點，分析總結“十率”考評體系試運行以來的情況，探討如何完善考核指 標的設置和評估體系的構建，思明區人民法院成立了“關于?十率?運行情況的評估分析”司法統計分析課題小組，自2005年7月起，對2004年7月以來全市法院以及全省各地法院“十率”指標完成和排名情況開展調查研究。在調研中，課題組搜集了各地法院的相關數據資料，深入思明法院各部門以及集美、同安等兄弟法院實地調查，并組織了四場專題座談會，獲取了第一手的資料和信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分析報告。

關于“十率”指標運行情況的特點

為了更好、更有針對性地分析“十率”指標運行情況的特點，我們把考評體系中的十個指標分成了三組，第一組包含主要反映審判質量的四個指標?--上訴、抗訴率，申訴上訪率，改判、發回率，調解、撤訴率；第二組包含主要反映審判效率的四個指標--審限內結案率，案件未結率，人均結案數，已結案件歸檔率；第三組包含反映執行工作的兩個指標--執結率，執行標的到位率。在統計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雖然在“十率”中沒有“結案率”這一指標，但實際上由于“結案率”是長期以來法院展現審判業績的習慣性指標，目前仍然是主導法院審判工作的重要風向標之一，因此在“結案率”的影響下，“十率”指標大多出現了周期性的變化規律，有些工作甚至陷入惡性循環。

上訴、抗訴率，申訴上訪率，改判、發回率，調解、撤訴率是相互之間關聯性較強的四個指標，并且與長期以來各級法院通常使用的“結案率”具有密切的關系。

1、上訴、抗訴率：

上訴、抗訴率指統計期間上訴、抗訴案件數與同期一審、二審案件結案數之比。分析思明區法院2004年7月－2005年8月的數據，我們發現上訴、抗訴率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見表一、二）

表一：思明區法院2004年7月—2005年8月上訴、抗訴案件情況表

月份 上訴抗訴案件數 一審結案數 上訴率、抗訴率（%）

二○○四年七月 80 296 27.02% 二○○四年八月 224 618 36.25% 二○○四年九月 106 719 14.74% 二○○四年十月 126 653 19.29% 二○○四年十一月 120 919 13.06% 二○○四年十二月 52 1592 3.37% 二○○五年一月 308 306 101.65% 二○○五年二月 175 348 50.29% 二○○五年三月 297 602 49.34% 二○○五年四月 95 643 14.77% 二○○五年五月 109 660 16.52% 二○○五年六月 79 1212 6.52% 二○○五年七月 146 417 35.01% 二○○五年八月 103 681 15.12%

通過上述二表可見，思明區法院一年中結案的高峰期在6月和12月，上訴、抗訴的高峰期則在7、8月和1、2月，特別是1月份的上訴抗訴率更高達101.65％。

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達到半年和年終結案率目標，法院全力以赴清案。在有限的時間下，案件能判則判，法官無法在案件的調解上花時間，很多案件都以判決形式結案，案件的服判率難以保證。而判決的案件大多在隨后的7月和1月生效，生效后，當事人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從而導致的上訴案件數量大增。同時，經過年底高強度的清案活動后，法官辦案能動力下降，7、8月和1、2月的結案數也相應大幅下降，兩方面的因素必然導致該期間成為上訴、抗訴率的高峰期。

因此，要避免這種周期性的上訴抗訴高峰，就必須尊重審判規律，以人為本，摒棄以“結案率”為中心的審判業績評判標準，這一點將在下文詳細論述。

2、調解、撤訴率：

調解、撤訴率指統計期間一審、二審、再審民事案件中以調解或撤訴方式結案數與同期一審、二審、再審民事案件結案總數比。設置該率的目的是鼓勵、引導法官盡最大可能爭取調解結案，消除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情緒，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的和諧。但同樣由于“結案率”的影響，調解、撤訴率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周期。（見表三、四）

2004年7月至11月調解撤訴案件數與結案數呈同步緩慢上升趨勢，2004年12月和2005年6月結案數最高，調解撤訴案件數也最高，但相應這兩個月的調解撤訴率在2004年7－12月和2005年1－8月這兩個期間內卻都是最低的。

訴訟調解工作需要時間和耐心，需要雙方當事人的充分溝通，需要法官居中主持雙方互相讓步。但在巨大的案件壓力面前，在高結案率的壓力下，法官的精力是有限的，選擇了提高結案數，就必須犧牲調解的時間和精力。因此，超乎尋常的高結案數必然導致低調解率。

我們還從廈門各基層法院調撤率圖表中發現，思明區法院基本上一直處于最低點，這除了案件量的因素外，還與每個法院的地域特色有關。思明區地處廈門市中心區，民商事糾紛多，新類型和疑難復雜案件多，案件難度相對較大。例如，2004年7月－2005年8月，該院受理的人身權糾紛、股票證券糾紛、股東權益糾紛、居間合同、行紀合同等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達到823件，占民商事案件的11.8％。

3、申訴、上訪率：

申訴、上訪率指統計期間向本院或上級法院、有關部門申訴、上訪案件數與同期裁判生效案件總數之比。申訴、上訪案件數指統計期間向本院或上級法院、有關部門申訴、上訪的案件數。申訴、上訪案件數在本內一案多投的，不重復計算；隔年再投訴的，可重新計算；向不同層級法院投訴的，則分別計算。

信訪問題的實質是案件質量問題，因辦案人員的責任引發的信訪案件，要追究原辦案人員的責任。把辦案的社會效果作為審判質量考評的重要內容，目的是引導法官在辦案中自覺將法治意識與大局意識機結合起來，將法律條文的準確適用和司法目的的實現結合起來，既要嚴格司法，又要善于司法，講求司法藝術，注重辦案的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做到定紛止爭，“化干戈為玉帛”，促進構建和諧社會。

我們節選了2004年12月及2005年1月結案數有較大反差的兩個月份比較（表六），全省申訴上訪率的走勢相似，表明結案數的多少并未對申訴上訪率造成影響，而且，調撤率高低也與申訴上訪率沒有關聯。福州地區一直處于較高態勢，廈門一直保持相對較為平緩的態勢，這可能與每個法院對申訴上訪案件數的統計口徑理解不一有關，也可能與每個地方的民風民俗有關。因此，申訴、上訪率對考量法官司法能力、審判業績、業務水平的作用并不明顯。

4、改判、發回率：

改判、發回率指統計期間經二審、再審改判及發回重審案件數與同期二審、再審結案總數之比。它仍然是衡量一個單位、部門和法官個人審判質量的重要指標。體現著案件實體裁判的公正程度。設立實體裁判公正率這項指標，旨在引導法官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嚴格依照實體法作出裁判，確保案件裁判結果處理公正，最大限度降低發回改判率。

從表七、八分析，改判發回率并沒有明顯的規律。有些法院在個別月份的改判發回率達到100％，而他們的改判發回案件數僅僅為個位數。全市的改判發回案件主要集中在思明、湖里兩個基層法院，顯然與受理案件量成正比。

針對發改案件量居高不下的現狀，思明法院在今年第二季度組織了發改案件質量評查工作，對今年以來被二審發改案件進行了全面的評查。評查結果表明，發改案件中存在大量的系列案件。而除了少數案件確實存在程序或實體上的問題外，絕大多數的案件屬于一、二審法院對同一問題的觀點分歧。為了有效地控制發改率，提高一審法院司法的公信度，我們認為，有必要充分加強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業務指導和上下級法院的溝通交流，并努力提高司法的統一性。

5、審限內結案率

審限內結案率，是指統計期間一審、二審、再審案件在法定審理期限內結案數與同期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結案總數之比。統計2004年下半年的數據，全省除福州、泉州、廈門三地兩級法院在個別月份審限內結案率未達100%外，其余地市兩級法院的審限內結案率均達100%。進一步分析這三個地市兩級法院關于該率的具體情況，我們發現僅僅是個別法院因個別案件未能結案，而導致該率未達100%。特別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所有超審限結案的案件數量僅為個位數，所占的比例達不到一個百分點。以廈門為例，2004年下半年廈門市兩級法院中，僅湖里法院四件案件超審限（見表九）。

表九：湖里法院審限內未結案件情況

審理月份 各類案件在法定審理期間內結案數 各類案件結案總數 審限內結案率 2004年7月 304 305 99.67% 2004年8月 324 327 99.08% 統計全省2005年1－4月的數據，僅泉州兩級法院1、2月，莆田兩級法院4月該率未達100%。因此，可以說各級法院基本上均能于審限內結案，超過審限結案僅是例外情況。

關于各類案件的審限，三大訴訟法均作了相應的規定，在司法解釋中對審限的期間計算也作了進一步明確規定。相對于審判質量而言，審判效率更偏向于定量范疇，更容易通過數字統計加以考查，且現行法律對審限在期間上均有明文規定，為這樣的考查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審判效率的考量即應在現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進行。審限內結案率基本達100%說明訴訟法上關于期間的規定在目前的審判工作中是合理的。能否在審限內結案，是評判效率的參考標準之一。將審限內結案率作為審判效率的一項數據具有合法性、科學性、可操作性，該率應作為評價審判效率的主要依據之一。有意見認為該率基本上為100%無須統計即可得出，意義不大，可予省略。基于前述的理由，我們認為，恰恰相反，該率體現了法定時間內完成審判工作的情況，是規范司法的一項重要體現，是辦案法官追求效率的體現。統計數據的價值關鍵在于是否反映質量或效率而不在于因數據穩定、變化不大而不予考慮。在審限期間內結案依法體現了法定的效率，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審限內能用更短的時間結案且能保證案件質量，則是更為理想的情況。

6、案件未結率

案件未結率指統計期間各類未結案件數與新收及舊存案件數總數之比。

從圖表十、十一中我們發現這個V字的“兩翼”平緩，在中間突然向下深入，形成角度極小的銳角。V字的底部正是12月，是全省各地法院未結率最低的月份，也就是（新收及舊存）案件數總數的結案率最高的，其余月份的未結率相差不大，相對穩定。

在通常的語境中，結案與未結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案件未結數與結案數總和即是案件的總數（指統計期間的各類案件含新收、舊存），相應的結案率與未結率總和為100%。因此，在“十率”中雖無案件結案率，但從本率中則可簡便地、反面計算出案件結案率。正如前文所述，多年來案件結案率作為基本效率指標體現在對外的信息中，在習慣地將該率視為重要指標后，該率反過來影響著法院工作，成了一根無形的“指揮棒”。近年來，這一指標的科學性受到質疑，因為案件的質量、案件的公正性難以量化，而即便可以量化僅單純的以某項數據為標準是難以保證準確性的。因此，相應地“拔亂反正”的措施是淡化該數據甚至不體現案件結案率，各地法院用其它數據取而代之。

從表十、十一以及前表三可見，各級法院至12月時集中力量清理當年未審結所有案件，并未考慮到訴訟案件的各種實際情況和法律的規定。首先，司法是消極地被動地，法院不能主動上門攬案，各種案件的起訴均由當事人主動提起，法院被動立案受理。受理案件的類型、數量，特別是何時提起訴訟均不能由法院主動控制，按照訴訟法的規定也不能主動控制。從概率學的角度而言，每月平均受理的案件數量應該是接近的。但從這幾年來看，法院受理的案件總量是逐年遞增的。而因為拖欠工資、企業年終結算等原因，往往到12月時案件激增。要求在該審結案件包括對12月份新收的案件亦予以結案，在這樣的工作量下，是難以完成的。其次，司法具有嚴格的訴訟程序及訴訟期間要求。不管是哪一類型的案件，訴訟法上均有相應的送達、期間、期日等規定以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即便案件適用簡易程序，也僅是相對普通程序縮短了時間，所以也難以做到在當年對所有案件及時結案。為了提高年中和年底的結案率，在每年的5、6月份和11、12月份，法院往往采取集中清案的方法以減少未結案件數，并且在6月和12月上旬就截止收案。這造成了每年年底新收案件數暴跌，結案率大幅提高，第二年1、2月份上訴案件數猛增的現象。更嚴重的是，這種一味追求結案率的做法對廣大法官產生了錯誤導向，挫傷了法官嚴格依照法律辦案的積極性。從前文數據分析中可見，審判工作的許多方面甚至陷入了惡性循環。

因此，應當改變對案件未結率的認識，如果繼續以提高該率指導法院的工作，讓“指揮棒”的反作用繼續存在，對內則自加壓力，使法官違背審限規定、程序規定，加班加點地爭取于12月份審理案件，如此提速、加速辦案，勢必難以保證案件質量。以12月1日立案的民事案件為例，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審理期限至下一的5月結案，而強調結案率即該所收案于當結案，則把有六個月法定辦案期限的案件要求于一個月內辦結，審判質量令人擔憂。片面強調效率，質量將可能下降。而對于審判工作而言，公正的價值是優于效率價值的。

7、人均結案數

人均結案數指統計期間本院辦結各類案件總數與該院上年底全部正式在編人員總數之比。

表十二：2004年下半年福建省各地法院人均結案排名表：

名次 地區 案件數廈門 32.9 2 莆田 30.5 3 泉州 28 4 福州 21.3 5 龍巖 15.4 6 漳州 14.7 7 南平13.3 8 寧德 12.5 9 三明 12.2 上表顯示各地法院人均辦案20件，假設上半年的收案同下半年一致，則全省各地法院人均年辦案數為40件。這個數據與全國的數據幾乎一致。中國2001年平均每位法官審結訴訟案件27件，加上執行等案件，平均每位法官審結39.8件。以全國20.44萬的法官為基數，按照最高院公布的2003年全國審結的“各類案件和執行案件”共8138944件 計算，我國法官的人均結案數仍然是39.8件。

那么，讓我們與美國法官的人均辦案數進行比較。美國法官的年結案數：在2002年，聯邦巡回法院法官的人均辦案數為485件，而作為初審的地區法院則達到人均518件。當然，這是直接數據的比較，不能僅據此驚嘆兩國審判效率的懸殊，除了審判程序等因素的不同外，還應詳細分析數據統計的差別，因為如此差距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人均結案數”中的這個“人”所指對象不同，美國指正式任命并實際審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因法律程序規定的不同，主要由輔助人員完成工作量的案件亦統計為法官審理的案件），而我國則指所有具有法官職稱的人員（其中包括行使領導職務、行政職務、司法研究而未審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包括后勤等無法官職稱的工作人員）。這種關于主體（審理案件人員）統計的差別，可從如下關于全省人均結案率的統計中更為詳細分析中得出。

在全省關于該率的統計是以全部正式在編人員為基數計算人均結案數。當前法院在編人員主要由法官（包括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書記員、法警、后勤人員組成。我們認為，以這樣人員作為統計基數利弊各半。有利的是：以全部在編人員作為基數計算人均結案數，有利于促進法院領導合理地調配審判資源，將審判人員與其他人員的比例調整到最合理、最利于審判工作的限度，同時可以考察一個法院是否善于利用資源、是否具備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進行調整改革的能力，即“司法能力”。另一方面也便于統計口徑的統一性。而不利的是：由于不具備審判職稱的人員依法不得審理案件、一部分具備審判職稱的法官（如院長、副院長、紀委監察室）因從事領導職務而無法審理案件或極少審理案件，因此，將未辦理案件的人員也列入辦案法官之列統計人均辦案數，則混同了不同的主體，得到僅是籠統的總體人員“生產力狀況”的數據，是一種行政管理與司法審判等同的粗略統計數據，這樣的數據并未進行職業區分，無法體現專業分工，難以準確體現審判效率。雖然脫離后勤和其他輔助人員單純依靠法官則無法從事審判工作，但這種計算方法與目前對法官職業化的要求和科學設立內設機構的趨勢尚存在一定矛盾。

8、已結案件歸檔率

已結案件歸檔率指統計期間各類歸檔案件總數與全部生效案件總數之比。之所以強調該率，與有些法院對案件歸檔工作重視不夠，案件卷宗管理混亂甚至發生卷宗丟失事件有關。案件及時歸檔有利于查閱、參考、保密等重要意義，卷宗的歸檔會影響到審判工作。基于各地法院歸檔工作十分混亂的現狀，該項指標在有效地引導法院加強歸檔工作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2004年7月起，僅思明區法院累計清理多年來積欠未歸檔案卷就達6000余件。因此，雖然已結案件歸檔率更多地體現了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案件的質量和效率沒有直接聯系，但對于實際工作卻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

9、執結率

執結率是指統計期間執行案件結案數與同期新收及舊存的執行案件總數之比。“執行案件數”指自動履行完畢、強制執行完畢、和解履行完畢及依法終結實體執行的案件總數。

從表十三我們看到這個圖形的頂部正是12月，是全省各地法院執結率最高的月份，其他月份的執結率普遍偏低，特別是第一季度的執結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前述結案率的弊端時已經闡述，執結率實際上就是執行案件的結案率。目前采用的執結率統計的是每月執行結案的數據指標，一定程度的避免在某段時間內刻意追求數據的提高，影響執行工作的正常運行規律，配合其他各項綜合指標就更能準確體現各個法院執行工作的數量和質量。

10、執行標的到位率

執行標的到位率是指統計期間所結執行案件中實際執結標的總額與同期申請執行標的、上期未執行標的總額之比。執行標的到位率和執結率實際上是一對“孿生兄弟”，兩者不可分離。執結率高，執行標的到位率就相應的高，相反執結率降低，執行標的到位率要提高也就無從談起。從表十四可見執行標的到位率普遍較低，在全省各地市中廈門地區的執行標的到位率排名第一，2004年下半年的執行標的到位率為78.56%，其他地區就更低了。造成執行標的到位率低下的原因十分復雜，除了執行法官的不懈努力外，還有其他諸多因素，廈門地區作為經濟較發達地區執行標的到位率高一些說明了該率與地區經濟息息相關。應該說執結率是完成案件數量的指標，執行標的到位率就是執行案件的執行工作效率指標，執行標的到位率的高低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了執行工作效率的高低。值得一提的是執行標的到位率的計算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不能單獨取某一小段時間內的執行標的到位率進行考核。對該率的統計期間可以按月或按季，但考核期間應該更長，這樣才更科學合理反映法院執行工作。此外，執行標的到位率也僅僅是法院各項工作指標的一項指標，因此評判執行工作不能僅根據執行標的到位率，而應當全面的考核各項綜合指標。

關于對“十率”考評體系的意見和建議

案件質量考評體系是一項綜合性評估指標，目的是通過制度性有效管理，建立起各單位、各部門較為客觀、全面的檔案資料，實現對審判工作管理考核的科學性、公正性與客觀性。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大都采用以年結案率為基本效率指標，以案件的改判發回率為基本質量指標的評估模式,很難準確評價案件審判的總體情況和個案審判的質量和效率，對法官更缺乏客觀具體的考核標準。通過實際運行，可以說“十率”指標的設置對法院內部長期的考核制度帶來了沖擊力和革命性的影響。考評指標為法院審判業績考核、對法院黨組管理法院工作、調配審判資源等方面提供了量化的數據，有力地促進了法院審判工作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促進了法院法官綜合素質的提高。但是，“十率”指標的設置具體細化到每一項指標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據第一部分的數據分析，我們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一、“十率”考評體系的作用

一是“十率”把法院的日常審判工作分解為10項具體工作目標，明確了各項工作的主管領導、責任人和完成時限，并將工作任務和量化目標分解到每個法官，做到了管理有確定的程序和完善的規范，考核有科學的方法和客觀的標準。二是通過通報存在的問題對每一位法官都起到警示作用。有的法院還對每個法官的工作業績逐月統計，定期通報計入法官的業績檔案，作為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使承辦案件的法官有壓力和動力。通過工作績效和個人利益的結合，把監督檢查結果納入到崗位目標考核中，從而使每一位法官對自己的工作成果的質量和效率給予的極大關注。三是各級法院通過對“十率”指標的關注和研究，針對審判工作的薄弱環節制定了相應的應對措施，同時，通過總結審判工作經驗，對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及時進行推廣，有效地促進了與之相關的各項審判工作的發展。例如，為了縮短辦案周期并提高調解率，思明區法院成立了小額民事訴訟調裁庭，專門負責審理標的5萬元以下的簡單民商事案件，今年上半年調裁庭人均結案326.5件，調解率達到63％，高于全院大約10個百分點。

“十率”考評指標對審判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們認為，作為審判質量和效率的考核體系，它應當作為領導決策的參考，可以通過數據指標的變化發現問題，適時調整工作重心和決策，而不應當作為評價法院工作的絕對標準。作為被絕對化的統計數據，其將喪失客觀性，而且極易滋生為了數據而工作的錯誤觀點，使這一考評體系偏離原意。

二、對完善“十率”指標的建議

1、取消上訴抗訴率、案件未結率。

上訴抗訴率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息訴服判方面的工作情況，但上訴和抗訴是訴訟當事人所享有的法定權利，案件質量的高低并不必然導致上訴抗訴率的高低，當事人行使上訴抗訴的權利也并不能夠必然推定案件質量的問題，因為這里還包含有訴訟技巧、規避法律等其他因素。因此，上訴抗訴率在反映審判質量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在考評體系中已經有調解撤訴率這一指標可以直觀地反映法官息訴工作的成效，上訴抗訴率指標建議予以取消。

案件未結率與結案率屬于“孿生兄弟”。如前文所述，由于結案率的影響，人為地分割了正常的審判期間，使上訴抗訴率、改判發回率、調解撤訴率這些反映案件質量的指標都產生了明顯的周期性變化，實際上就是在一定期間內不正常波動的現象。目前，結案率已經演變成評判法院審判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左右著一切工作決策。根據指標決定辦案數的現象比比皆是，嚴重背離了審判工作的客觀規律，其弊病影響了法院及其法官正常的工作秩序，使多項工作陷入了惡性循環。我們認為，審判效率可以通過人為因素進行合理調整和提高，但如何提高效率，是一個綜合的體系，包括如何促進法官提高辦案的主觀能動性、如何建立科學、合理的審判機制等等，當然這并非本課題探討的內容。而衡量審判效率，可以通過法定的審限內結案率并增加其他相關的細化指標，如平均審理天數等得以實現。

2、增加平均審理天數指標。

審理期限是法定期間，僅以審限內結案率尚不足以全面考察審判效率，因此建議增加對案件平均審理天數的統計，同時不同類型案件審限要求不同，對各類型案件平均審理天數也應進行統計，以更詳細直觀地體現該方面的審判效率。另外，增加對依法延長審限、中止審限、中斷審限、暫停計算審限未結案率的統計，亦有利于更全面地為考查各種情況下的結案率提供更準確的數據。我們認為，司法工作的性質特別是關于審判質量，難以通過簡單量化而得出，因此，在數據統計上應盡量細化，以便更大程度上的確保準確性。

3、改變人均結案數的統計方法。

據前文人均結案數一節所述，目前人均結案數基數的統計方法雖然各有利弊，但為了使工作量的計算更為合理，建議可以考慮以下兩個方案：一是按照目前的統計方法，但增加以實際辦案法官作為基數統計人均辦案數指標，兩個指標互為參考，通過二個率的比較可以體現職業法官與其他人員效率。二是將目前的統計基數修改為具備審判職稱的人員。這樣，有利于引導法院對法官和書記員、輔助人員、后勤人員等不同人員進行序列化區分，充分體現專業分工，利于法官的職業化發展。

另外，對于沿海地市與內陸地市的案件數及辦案數相差較大問題，例如排名第一的廈門與排名最后的三明人均結案相差接近二倍，其根源在于各地法院在工作人員比例、內設機構的配置上的標準一致，雖然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案件數量遠高于其它地區，但人員編制和機構都按照同樣的級別標準設定。因此，我們認為法官的人數與其他人員比例、機構設置，應以該地區案件數量作為主要參考依據，以免造成嚴重的忙閑不均現象。

4、統一申訴上訪率的統計口徑。

申訴上訪率由于在統計口徑方面存在理解不一的情況，該率的統計在準確性上不足。“申訴、上訪案件數指統計期間向本院或上級法院、有關部門申訴、上訪的案件數。申訴、上訪案件數在本內一案多投的，不重復計算；隔年再投訴的，可重新計算；向不同層級法院投訴的，則分別計算。”對于申訴上訪案件數的計算，產生口徑不一的就是 “向有關部門申訴上訪”中的“有關部門”的范圍，應當予以明確。鑒于司法的特殊性，建議有關部門的范圍確定為：黨委、人大、政協、紀委，對于向不同層級的部門重復投訴的，不重復計算；一案向不同部門多投的，亦不重復計算。同時，對于向不同層級法院投訴的，建議也改為不重復計算。這樣，有利于比較準確、直觀地反映申訴上訪的案件量。

第五篇：醫院戰略管理與質量管理學習心得

2015醫院戰略管理與質量管理學習心得

一場醫院管理理論與實踐的博弈盛會持續開展了十三年，這本身也將成為傳奇！2015年“醫院戰略管理與質量管理”高級研修班在靖江落下帷幕，作為二院中青班的成員，我為能參加這樣的盛會而感到自豪，也為有機會聆聽如此高水準的講座而高興！為期三天的研修會中，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對醫院管理中所面臨的各方面問題和應對策略進行了闡述。課題涉及了公立醫院改革、醫院戰略管理、醫院質量管理、學科建設等方面。XXX在會上介紹了我院事業部制改革與院長代表常設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憑借《醫院事業部制改革--“扁平化”提高執行力》和《醫院讓醫患溝通零距離--院長代表門診常設制》兩個項目，我院在2014年再次摘奪亞洲醫院管理大獎，這是令人高興成績也是催人奮進的號角。

此次學習讓我再一次加深了對公立醫院改革這一大背景的了解，認識到制度創新在改革道路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宏觀政策上的研究看似離我們很遠卻又牢牢的與我們臨床一線密不可分，社會和媒體越來越聚焦的問題必將破繭而出，我們每一個醫院工作者一定是這項工作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然而公立醫院改革畢竟不是我們每天工作中摸得到的內容，對于我們臨床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說，品管圈實例分析、病案管理、護理專業化發展等課程更是貼近實際。醫院管理是科學，也是技術。通過這樣的研修班我們學到的是各種醫院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而接下來要做的是將這些理論和經驗內化為自己的理念，應用到醫院管理中去。

醫院戰略管理中，院長要抓大事，把握醫院發展的方向，從星空聯盟想到醫聯體模式。科主任要緊抓學科建設，把握專科發展方向，醫療是今天，教學科研是明天和后天。那么護士長要做什么？ “護理要專業化發展”邵逸夫醫院的葉志弘院長授課中說，隨著分級診療體系的推進，醫生多點執業，云醫療……護士面臨的是機

會也是挑戰。護理教育、培訓，專科護士，護理專家……多層次的護理隊伍才能滿足不斷發展的醫療工作和病人需求。臨床護理工作質量、優質護理服務、護理教學與人才培養等工作都是擺在護士長面前的緊要問題。

質量管理手段之品管圈并不陌生，醫院JCI工作中持續質量改進項目就是要應用PDCA來不斷推動質量前進，每一次重新學習品管圈都會有所觸動。通過開展品管圈活動可以發揮每一位護士的主動管理意識，彼此更好的溝通和了解，有助于營造工作場所愉快的氣氛，能讓護士意識到本身工作的重要性與職責，因而對自己的工作更感到自豪，改善了個性，養成專心處理問題的能力。除此以外還可以提高工作士氣,提高護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培養積極的工作態度，挖掘潛力，培養人才。同時還能提高護理人員的形象, 節省成本，提高病人滿意度。這么有效的活動我們為何還沒有開展？如果我們每一位護士都能成為品質管理的核心，那護士長該有多省心啊？護理部的質量控制也會做的更加有聲有色了吧！不過，護士有時間做品管圈嗎？如果要做，是護士長做圈長還是讓護士做圈長？如果圈成立了，可以選擇怎樣的主體呢？圈會在哪里開？總之想要開展品管圈，靠護士長一人是絕對不行的，得讓護士們大家伙都動起來。再多的理論學習不付諸于實踐就只能停留在書本上，護士長要做的就是要學會運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實踐于臨床護理管理。JCI評審在即，護士長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制度不能再停留在墻上，規范和流程不是在書面上……大量的培訓工作要落到實處……最后，要學會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學會十個手指彈鋼琴，以此自勉！

201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