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獨特的閱讀體驗——讀《穆青傳》有感

獨特的閱讀體驗——讀《穆青傳》有感

馮志云

讀畢張嚴平老師用春夏秋冬一個輪回著成的《穆青傳》，輕輕掩卷，注視著封面上穆青老人丘壑縱橫卻溫暖堅定的臉，任淚水慢慢滑落。心中有弦錚然作響，感動與思考牽引著難平的心潮??

嚴平老師在《穆青傳》的“后記”中說，“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的內核，歸結到底都是一段或長或短的心靈旅程。這部《穆青傳》執意告訴讀者的正是關于中國新聞界一位旗艦式人物的心靈歷史。”從《穆青傳》中，我觸摸到一個背著小布包倉促離家的16少年滾燙的革命之心，一個奔走在東北茫茫雪原上的小記者受民恩惠之后的感激之心，一位新華社副社長、經過戰火洗禮的共產黨員與另一位和平建設時期為人民嘔心瀝血的共產黨員靈魂碰撞之后噴薄的感動之心??隨著嚴平老師大氣、詩性的筆觸，我在閱讀中走過了穆老的一生，目睹了這位“中國新聞界的脊梁和良心”的坎坷卻精彩的心靈之旅。讀畢，靈魂震顫。

《穆青傳》帶給我的閱讀體驗是從前少有的。這種少有的體驗，首先體現在文字上。在我的閱讀生活中，許是出于中國人傳統的審美習慣，我喜歡沈從文那一脈明朗舒雋、意境深遠的文字，并且一直認為用淡淡筆觸寫出悠悠思緒的文章才是上品。而人物傳記是一個人一生的蓋棺論定，更應當用平和冷靜的筆觸去剖析傳主的是非功過。因此初讀《穆青傳》，嚴平老師感情豐盈、氣勢磅礴的文字風格讓我一時難以接受。不知為何，閱讀《穆青傳》前，我總是覺得這樣風格的文字屬于狂飆突進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屬于與那些自命的時代代言人噴涌的感情黏合成膠狀物的文字。一個傳者，怎么會在記述傳主人生經歷時用如此不加節制的筆觸？帶著這樣的疑問閱讀全書，淚水滑落的瞬間，我知道自己錯了。穆青老人的一生，若不用這樣史詩般大氣磅礴的語言，實在難以道盡他那為黨為國為民的拳拳之心與朗日般生輝的高潔人格；甚至讀到最后，我覺得這樣的文字還不夠，還應當再大氣一點，再激越一點，方能讓心中翻騰的感動與崇敬在文字之中找到寄寓之所。而掩卷瞬間，我也清楚地認識到，《穆青傳》并非前80年代不加節制的呼號文章；我清晰地感覺到，向來熱情的嚴平老師，是怎樣壓抑著她心中涌動的敬佩感動，對這位新華社一生熱情的老社長進行了真實而質樸的描摹。

周原推門進屋。穆青劈頭吼道：‘寫！現在就寫！立即寫出來！’

??

穆青一夜無眠。寒風吹打著窗紙，細細的黃沙從門縫、窗隙間鉆進來，靜靜地落在臉上、被子上。他蜷縮在被窩里，一閉上眼睛，焦裕祿的面孔就在眼前晃動。

??

穆青的淚水灑滿枕頭。許久以來積蓄在他心底的種種尋找、期待、思考、情感??這一刻，如長河決堤。

整部書，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處處有嚴平老師和穆老的心靈共鳴——這種共鳴，來自共同為之工作的新華社，來自共同為之奮斗的新聞事業，更來自性格深處、共同相信的這個世界的真善美。所謂“文如其人”，因為嚴平老師和她的真摯激情的文筆，到此時我才真真切切地有了感受；而所謂“人如其文”，因為穆青老人和他那些為國憂心、為民著想的文字，到此時我方看到了真真正正的契合。可以說，《穆青傳》帶給我獨特的閱讀體驗之一，就是讓我知道，人與文，傳者與傳主，是怎么樣高度契合，得到統一的。而好的文字的質地與風格，也絕非只有古樸明凈一種。嚴平老師在《穆青傳》中所體現的文字風格，并不如我閱讀之初所認為的那樣，是簡單的宣泄與呼號，而是有克制、有反思，卻充滿熱情，恰如曹文軒先生在北大講述汪曾祺風俗美學時所提到的80年代作家們那樣：

他們不想再隨便沖動，讓寶貴的情感一瀉無余。更不想學那些演技拙劣的演員，幻化出心底深處根本沒有產生過的感情貼到臉上，然后靠生理機能的嘴角抽搐，以顯示極度的痛苦。他們從作品里撤出，冷峻地、不露神色地、客觀地表現著生活。即使介入，也不像過去那樣動輒就作“義憤填膺”狀、“慘痛欲絕”狀、“昂揚激越”狀，而鎮定自若，感情自然，行動平穩，痛苦和歡樂都是有節制的流露。嘴形大張的號啕，變成胸腔中的哭泣；愛情失落后的跌跌撞撞的奔跑，變成了日暮時緩緩腳步和哀哀目光。

文字之外，《穆青傳》的閱讀帶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嚴平老師稱之為“愛”的東西。穆老的一生，起落參差，可他寫得最多的贈言，是“勿忘人民”。是什么讓穆老對人民有如此深沉厚重的愛？又是什么，讓穆老對使他一生起落的中國共產黨，有堅定的信心和不渝的信仰？愛民與愛黨，如何就能在穆老身上，形成兩點一線式的統一？

穆老的農民出身是一種回答，他的母親的愛與恩慈是一種回答，延安的“整風運動”時毛主席的信任與決斷是一種回答，嚴平老師的“愛”也是一種回答。她說：

世界上有什么樣的愛，能比一個人對他的祖國、民族和人民的愛更博大、更深厚？世界上有什么樣的愛，能比一個人對他的理想、信念和事業的愛更堅毅彌久？世界上有什么樣的愛，能比一個人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燃成火把的愛更至真至純？

愛，是這個人的心魂。

而我覺得，這樣的回答完美，卻太抒情。弱化那些《穆青傳》給我的、讓我沉湎的激情、感動、崇敬與景仰等感情因素，我希望能做出一個更為理性的回答。思索良久，我的回答是：作為一個老記者，穆老深知新聞與政治的關系。新聞與政治是一樹雙花，相生相依；要做好新聞，必須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政黨和人民的熱愛。正是源于對新聞與政治關系的正確認知，穆老對黨、人民的愛與忠誠，是發自內心，并且貫穿他的新聞事業始終的。

事實上，關于新聞與政治的關系，我個人原也有不少迷惘。“新聞的本質就是政治”，這是李斌老師在一堂新聞傳播史課上告訴我們的。說實話，當時我心下頗有不以為然之意。新聞是新聞，政治是政治，兩者混而為一，何談新聞專業主義？事后找了些相關資料閱讀，卻仍是不甚明晰；直到讀了《穆青傳》，我才知道，新聞，確實與政治息息相關。對于新聞記者來說，政治這根弦永遠應當是新聞工作中繃得最緊的。

而新聞記者講政治，并非盲從政治。穆老的新聞工作告訴我們，新聞記者所應有的，是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新聞記者不應做的，是為政治利益所左右，成為政客的筆桿子。正是因為有鮮明的政治意識，深切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穆老才會在風雨如晦的文革時期，拍板發出與當時階級斗爭的“主流”不符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感動神州；在文革后，拍板簽發《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促成“四五事件”的完全平反；在90代初的思想動蕩中，又是穆老，冒著風險發出通訊《風帆起珠江》一文，呼應了隨后而來的改革開放大潮。而“大躍進”中，同一個穆青，對報道各地一個比一個放的高的衛星的文章，明確地說“不能再發了”；面對文革中上級指定報道的“反潮流戰士”張鐵生、造老師反的小學生黃帥，穆青堅決地說：“我們不發這些東西！”

為什么穆老總是可以把握住時代的潮流，扼住時代的命脈？因為他知道，對于記者，尤其是新華社的記者來說，新聞的本質是政治。由此，他知道中共是值得堅定信仰的，哪怕它暫時地失足犯大錯；由此，他知道人民是值得熱愛的，因此他的所有報道，都是努力地為人民鼓與呼。穆青一生中所有為人稱道的報道，從早期《一槍未放的勝利》，到后來譽滿天下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都是他正確處理新聞與政治關系的產物，印證了甘惜分“我認為政治與新聞是分離不了的，新聞與政治緊密相連”的觀點。

《穆青傳》帶給我至為獨特的閱讀體驗，沖擊了我不少閱讀觀念。好文字的質料與形式，文與人的關系，傳者的傳主的關系，新聞與政治的關系??我沒有料想到，從一本簡單的人物傳記中，我可以獲得那么多。

第二篇：讀傳有感

讀傳有感

話說在貳零壹零年叁月貳拾陸號那浮生半閑的周五早上，竟腎上腺素分泌過多，和同班同學相約去圖書館“淘寶”。

出于瞻仰偉人的情懷，同時也基于對貳拾世紀最杰出的歷史人物的潺潺仰慕之情，便義無反顧的優先選擇了那個影響了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巨匠風云人物——毛澤東，由于堅信“旁觀者清”，所以選擇拜讀迪克威爾遜先生撰寫的《毛澤東》，迪克威爾遜先生是國外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他的作品應該值得拜讀。

此后斷斷續續的從叁月貳拾陸號到肆月拾陸號晚才算比較認真的讀完一遍，自覺讀完相當受益，于是便有了寫些讀后感的想法。同時那晚又恰逢周五，周末沒課，寢室的叁位同胞剛好也都出去娛樂了，正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此正當“作為”時刻，天時、地利皆有，于是提筆略寫，奈何好事總是多磨，忽而遠方某君念余悠悠，于是打來一通電話，略表相思，大家也都知道粥是要用煲的，這一煲一個多小時也就過去了，一看時鐘已經凌晨一點咯。此時此刻難為情，不禁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話: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得不感慨精力有限啊！沒能像毛主席一樣可以工作到深夜，而仍然孜孜不倦，精神奕奕，偉人確有其與眾不同的稟性啊！我的修為不夠精純，只能去約周公修煉咯！

看來想寫東西的必要有了，還要有必要的機遇啊！

此后兩周又是庸碌的往返于教學樓與宿舍之間，但希望多拜讀一些偉人的傳記來啟發和激勵自我的情緒卻已經萌芽。好像鬧鐘一樣，準時啟動，又是同樣半閑的周五，肆月叁拾號，只是時間卻漠然的過了叁百叁拾陸個小時，這次借的是《羅斯福》和《甘地傳》，心想“五一”出去耍一天，然后看書，寫點東西。可是，可是??這個就??奈何，計劃總是趕不上時間的變化呀！朦朧中“五一”假期就那樣朦朧過去了。

時光如梭是極有道理的，時間也是可愛的，半閑的周五也是如期而至的，伍月柒號，不知何也，此時突然想起《紅樓夢》里形容鳳姐的那句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的卿卿性命。”我覺得可以改一下，用來形容此刻寫東西的心情，“機關算盡太匆匆，反誤了卿卿時間。”

可見想寫點東西確實很難，不僅要有時間，還要講機緣啊！2010-5-7

重慶

第三篇：讀錢穆國史新論有感

讀錢穆《國史新論》有感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及封建專制淺談

葛喜生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系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后，近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堪稱自學成才而榮登中國最高學府歷史教授寶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中國歷史研究法》、《朱子新學案》、《中國史學名著》、《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古史地理論叢》等，其夫人及門生整理結集的《錢賓四先生全集》凡1700萬言。早年因《劉向、歆父子年譜》出名，被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賞識推薦至燕京大學教國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云南大學教授歷史，大陸解放后赴香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后創辦新亞書院。為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1967年受蔣介石之邀定居臺灣臺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濱魂歸故里。錢穆一生致力于歷史學教育、研究和弘揚國學精神，年逾八旬雙目失明仍治學著述不輟，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竊慕錢先生大名，購《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讀。一口氣讀了《中國社會演變》等篇，覺得錢穆把握中國歷史社會的特點比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會對比方面還是有自己的見地。雖然他對中國古代歷史了解得比較多、比較深，對各時期歷史的特點歸納分析比較精當，但是，由于他缺乏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以，看問題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沒有深入本質。例如，他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會則是由下而上的契約式的，實不知他已將形式代替了本質內容，特別是他的封建社會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觀的封建社會概念，夏商周實際上是奴隸制社會。他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正確認識，認為全國人民都在同一個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經舉賢良、察孝廉或參加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臺。殊不知統治階級掌握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大權和土地所有權，而平民只是受統治和剝削的對象，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參與政治這只是鞏固統治的手段，本質上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就以漢朝按每二十萬人每年選一個孝廉來說（漢朝的選舉方式有舉孝廉、賢良、方正，而以舉孝廉為主），西漢平帝時人口最高了達近六千萬（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為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和帝時人口最高達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就按六千萬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選補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國之政府每年僅補充這區區三百人夠嗎？分配到一百多個郡，每個郡還不 1

到三人，誰能相信一個郡的官吏就那么幾個人呢？請看有關歷史資料：

《后漢書·百官》里對政府和軍隊的官吏設置有較詳細的說明。從政權系統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祿大夫、執金吾、太子太傅、大長秋、太子少傅、將作大匠、侍中、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黃門等名目繁多的各級官員，以九卿之一的少府為例，其下有四令（太醫令、太官令、守宮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太醫令下也有藥丞、方丞之分，可見中央系統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設刺史一人，均有從事史、假佐。郡設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國亦設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國“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干主文書。”這么一算，書佐不計就有大小官員七、八人，縣呢？“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算起來縣一級政權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計）。再到基層“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最后，還有里魁、什、伍。鄉、里不算，單算縣及縣以上各級，則全國在一千多個縣一級政權服務的官員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個郡和國的官員一千多人，加起來地方政權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務的數量龐大的官吏，總計當有萬人以上吧。《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職官考一》說：“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吏）。后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這是最保守的估算，實際上東漢時的官吏應遠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離東漢不遠的三國時期的魏國來對比，一個郡約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國志·魏志十五》載：“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余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齊王曹芳的年號，是在公元249-254年，離東漢滅亡才三十多年，此時因戰亂北方人口大減（魏國人口最高峰時才四百四十三萬多），而一個郡卻有二百多官吏，那么東漢時一個郡的官吏人數應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國志·魏書八》裴注“㈤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

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這段說的歷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孫淵在遼東稱燕王，據有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馬懿剿滅公孫淵，公孫淵懼怕被剿滅，所以讓其燕國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書魏國陳情，以此度之，每郡約二百官吏，與嘉平時的弘農郡官吏人數相當。參照魏國的標準算，東漢時郡及以下的官吏應有二萬多人。這樣算來，東漢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個官吏隊伍的1.5%弱，退一步算，連舉賢良方正也算進去，數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況被察舉的孝廉和賢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員和世襲貴族的子弟。如曹操是舉孝廉出身（《三國志·魏書一》載：“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征拜議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騰為費亭侯、中常侍大長秋。軍閥袁術也是從舉孝廉為郎（《三國志·魏書六》云：“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后為折沖校尉、虎賁中郎將。”）而從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湯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東漢末的另一大軍閥袁紹與袁術系堂兄弟，則是因祖蔭而直接為官的（《三國志·魏書六》云：“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裴注云：“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因此，文官系統絕大多數的官員還是貴族官僚家庭出身，農家子弟能有幸被察舉為郎吏的則應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這些人大多數是低級官員，能象西漢公孫弘、東漢“巨孝”江革那樣上升到高層的屬鳳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廢漢立魏，將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萬人口舉一人，也僅是在比例上比東漢時多一倍而已，在絕對人數上則大大少于東漢，因此并沒有更大的改觀。

再看軍隊，常規軍隊系統“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侯。其余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將軍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馬、假司馬、軍候、假候、屯長、兵曹掾史、稟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來人。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及前、后、左、右將軍各是一個系統，不能全部都有這些將軍，平常應該也有四五個將軍吧。護衛皇宮的光祿勛所管的警衛（準軍隊）系統又有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各中郎將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這說明軍隊系統官員也多如牛毛，精英則也是世襲的多。

可見舉賢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變絕大多數平民的命運，參與政治統治的“皇恩”并不會在全民中一體均沾。大官員數代人均為大官的不在少數，典型的如東漢楊震家族（其上幾代祖先楊喜是跟隨劉邦打天下殺項羽立功的，東晉末期的武將龍驤將軍楊佺期及隋朝開國皇帝楊堅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從東漢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經曹魏、兩晉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為止前后連續共十代人在朝為大官，兩三代人延續在朝為官的家族則多如牛毛。漢代的官吏察舉制度到曹魏時發展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實行的結果形成了士族門第觀念和貴族大門第的興起，晉南遷以后江南貴族大門第（如王、謝、庾、桓等家族）長期把持政權機關重要位置，北方諸國所任用的重要官員大多數來源于當地的漢族歷代士大夫大門第（如崔、盧、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親貴族（如元、宇文、長孫、獨狐等家族），真正從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數。所以，錢穆的觀點是錯誤的。再說科舉制，據《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舉考二》考證，唐朝時每年錄取的進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個有唐一代登進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漢朝的舉賢良方正和察孝廉來則更少，而取得進士的人還有試吏部一關，此關未過縱等十年猶是布衣。宋朝每年開科舉士的人數則達四五百人，科舉選撥的人才占到整個官員隊伍的20%左右蔚為可觀，但宋朝在整個中國歷史的時間只有十分之一，能說明整個中國歷史事實嗎？

錢穆先將奴隸制以后的中國古代社會認定為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然后又根據士在社會上的存在狀態和生存方式將中國古代社會劃分為“游士社會”（戰國、秦）、“郎吏社會”（兩漢）、“門第社會”（三國、兩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會”（唐晚期、五代）、“白衣社會”（北宋至清）（參見《國史新論·再論中國社會演變》）。這只是看到了各階段朝代的某些特點個性，而沒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個性表現來論述各朝代的突出特點是可以的，但作為劃分社會性質的標準，則大謬。如這種方法可行，那么我們一樣可以按戰爭的標準將春秋戰國稱之為“無義戰紛爭社會”，兩漢為“擴土守土社會”，三國兩晉南北朝為“兼并混戰屠殺社會”，隋唐五代為“東征西討軍閥混戰社會”，宋朝為“戰敗求和社會”，明清為“疆土守不住社會”；按學術思想的標準則春秋戰國為“諸子競說社會”，兩漢為“尊儒社會”、三國兩晉南北朝為“玄學清談社會”，隋唐為“佛道社會”、兩宋為“理學社會”，明清為“八股文社會”；此外兩漢“崇孝尚節”，唐朝“詩歌大盛”，兩宋官員“無常職”，明清“閉關鎖國”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點，舉不勝舉。這樣，各個階段就沒有可比性了，與其他國家也沒有可比性了，歷史學就不能成為科學。只有樹立了唯物史觀，才能將歷史學置于科學的基礎上。

在《國史新論》關于政治制度的幾篇文章中，他極力美化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國傳統政治》一文，舉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對和否決皇帝的意見、諫官可以勸諫規正、反駁皇帝、皇帝的詔書須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認封建專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認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設軍機處加強皇帝集權才是較黑暗（參見《國史新論·中國傳統政治》），1974年他到韓國延世大學演講時還說：“在中國歷史上，固亦為斷有專制皇帝出現，但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即為一種專制政體。”（參見《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這真是錢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過罷免丞相而得到貫徹的，如果說皇帝連這一權力都沒有了，那么當權的權臣則無人能制，豈不也是權臣專制？皇帝專制與權臣專制又有何區別呢？東漢順帝以后的幾個皇帝都是未成年時就被大將軍梁冀立為皇帝（沖帝二歲、質帝八歲、桓帝十五歲），皇帝無力專制還不是梁冀專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還是桓帝專制，桓帝以后靈帝更昏庸，宦官弄權，也是一種專制，其后弘農王、獻帝又是被軍閥董卓玩于掌股，接著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再接下去有東晉的權臣桓溫、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時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謙、仇士良，等等，不都是專制嗎？只是專制的方式不同，專制的主體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認封建專制的存在？歷朝的歷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專權，就是外戚、宦官當權，或是軍閥擅權、割據。俗話說一山難容二虎，當皇帝與權臣互相爭權時，定免不了一場血腥殺戮，君不見魏帝高貴鄉公曹髦奮起與司馬昭爭斗而被刺死的下場嗎？既使西漢霍光輔佐漢昭帝可謂開明，但他后來也可以廢除昌邑王，立宣帝，雖然漢宣帝還算是個不錯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數個別人的專制意志嗎？象唐太宗、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國家稍有民主風氣之時有幾多？如果說中國古代歷史中某些時候存在君臣互相牽制制衡的機制可以為現代作借鑒，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專制的存在、更進而對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贊賞，則是今人所斷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開明不存在專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錢穆不是在為舊制度唱贊歌又是何居心？在錢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沒有“人民”這一概念和這一社會歷史的主體，有的只是官僚、貴族、士大夫！

錢穆的才學可謂極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當無人能企及，然其識卻遠比不上建國后仍在大陸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史學家，甚至連梁啟超都比不上。錢穆與梁啟超顯然是兩種類型的人。梁啟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革命的宣傳家、發起人。上世紀初，梁啟超就分析了中國舊史學的“四蔽”、“二病” 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參見《中國歷史研究法·附錄三·新史學》（中華書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啟超思想激進、文筆動人，對以往的歷史著作持否定態度，認為以現在的眼光看，古史書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認為古代的史書就是古時候人們在當時歷史條件和歷史觀下的史學表達方式，而不能說古代就沒有史學）。錢穆則是個細致而又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微觀上很精細，對具體史實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現，可以算是很有“學問”，宏觀上極力贊美、維護傳統文化，缺乏時代氣息。錢穆譏梁啟超有史才而史學不足，卻不知他與梁啟超相比在史識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別。梁啟超與錢穆，按我看來，一個是有新理念的優秀設計師，一個是保守而認真的施工員；一個是善于策劃的檔案館館長，一個是細心的資料整理員；一個是大膽的指路人，一個是滿載著心愛的舊貨努力趕路的倔強馬車夫。

錢穆比梁啟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說他應比梁啟超站的歷史高度更高，可是，當歷史前進的時候，他卻沒有隨著前進，當先進思想興起的時候，他卻沒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國史大綱·前言》中教導國民要“對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另一方面他自己卻自居于歷史和思想的頂峰，莫不是又應了司馬遷的話：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終抱殘守舊、僵化反動，妄圖開歷史倒車，終被無情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揚國學、繼承傳統為名，將錢穆高高抬起、頂禮膜拜，豈不是歷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修訂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第四篇：讀《毛澤東傳》傳有感

讀《毛澤東傳》有感

朱賢良1190103012 工會學院11級企事業文化班 這幾天拜讀了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的大作《毛澤東傳》。之所以選擇他寫的《毛澤東傳》是因為他首先是一個“局外人”——所謂“旁觀者清”，其次是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除寫過《毛澤東傳》外，還著有《周恩來傳》、《長征，1935年》、《亞洲的覺醒》以及《人類的四分之一》等。由于這些原因我認為他的著作應該不包含對毛澤東的過分崇拜，亦絕不可能過分貶低，唯敘述客觀事實而已。

毫無疑問，毛澤東在我們這一代人以及前幾代人心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印象。自孩提時代起，就不知道聽說過多少稱贊毛主席的話。也確實他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偉人。無論功過幾分，他的功績和貢獻都不可否定。

坦白說，我是毛澤東的崇拜者，當然我絕不肯定他犯的錯誤，他晚年犯的大錯，給黨和人民、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一點我絕不含糊，是非應該分明。我只崇拜他優秀的、可借鑒的地方。

對毛澤東的評價，最妥當的應該是鄧小平吧，他說：“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 我崇拜和欣賞毛澤東是因為他從小就顯露出了領袖氣質。1906年秋,13歲的毛澤東就寫過一首小詩——《詠蛙》，詩中他寫道：“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做聲？”依稀記得這首詩是他在小學時受罰時寫的，遺憾的是我卻再也找不到那本書了。只記得當時毛澤東并不算是一個規矩的學生，所以他和同學們在老師外出后就玩去了，老師后來罰大家寫詩，毛澤東于是把鄭正鵠的詩“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陰。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稍作修改寫成了這首詩。這首詩雖是改寫的，但卻比原詩更有魄力，體現出毛澤東領導群倫、敢為天下先的意識。怪不得當時他老師看了之后就評價：“蛟龍得云雨，終非池中物”。同時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善于以詩言志。在《毛澤東傳》中作者威爾遜也多次引用毛澤東的詩，盡管這些詩于他寫文章并無多大益處（那些詩作者放到文中有些突兀，對他的敘述并不能加以佐證），可是他還是引用了，我估計他是太喜歡那幾首詩，他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毛澤東同時是一個“叛逆”的人，但我覺得這種叛逆十分必要，而且這種性格也決定了他以后必將起來“造反”。他的父親毛順生性情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毛澤東13歲離開了小學堂，整天在地里干活，為父親記賬。他種菜、鋤草、放牛、喂豬，什么活都干。但他父親一文錢也不給他們，不僅如此，給他們吃的還是最差的。甚至他父親每月十五都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重來沒有肉。然而，毛澤東和他的兩個弟弟則既沒有肉吃也沒有雞蛋吃。毛澤東父親的這種性格和作為就導致毛澤東13歲時和他父親發生了兩次嚴重的沖突。毛澤東經過反抗，最終雙方達成了妥協。通過與父親的斗爭，毛澤東也懂得了一個道理：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我仍然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個人認為，毛澤東的這種叛逆性格對他反對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取得順利具有重要的影響。

有人說“大凡是偉人，都有多側面的性格結構。”而毛澤東的性格具有“虎氣”與“猴笑的燦爛，是因為我足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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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級企事業文化班 朱賢良

氣”的雙重性，但“虎氣”為主，“猴氣”為次。他的“虎氣”表現在吞吐天地、氣壯山河的豪氣，不怕鬼、不信邪、敢作敢為的勇氣，倔強剛毅、百折不撓的犟氣（其實湖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這樣的性格，這一點鄧皓和極光在《湖南人是天下的膽》一書中有闡釋）。他的“猴氣”表現在機警過人、見微知著的洞察力，能屈能伸、進退自如的靈活性，灑脫機趣、詼諧樂觀的幽默感。“虎氣”與“猴氣”的互補，使毛澤東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開創出一代偉業。

我認為，毛澤東的雙重性格決定了他是一個極度自信又極度不安的人。因為他過于自信，所以有時候顯得與周圍的人、身邊的人格格不入、很難相處，當然這樣的說法可能有些夸張，但他確實很難與身邊的人坦誠相待、開誠布公，這其實與他的經歷有關，在早期他受到過黨內很多人的排擠，長期處于權力的邊緣或者說權力被架空了。他的這些經歷導致他后來顯得有些“孤僻”，成為了“孤家寡人”。到了晚年，他更是害怕有人像之前一樣對待他，所以由于種種原因，他發動了一場浩劫。而正是這場浩劫讓他在人們心中的形象打了折扣。不過，我想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他晚年會犯這樣的錯。原因很簡單，脫離了實踐、脫離了百姓。早期他與農民走在一起，親自考察過農民運動，所以最后提出“槍桿里面出政權”的論斷并不奇怪。后來，他長期“被限制”在菊香書屋里，他和他最親近的農民們失去了聯系。最終被林彪、江青等利用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并不稀奇。倒是提醒我們要結合實際，“實踐出真知”。

我崇拜毛澤東還因為他擁有驚人的毅力。在《蔣總統秘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乘坐蔣介石派去的專機，在張治中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飛抵重慶。當天，毛澤東一行下榻于林森公館，蔣介石下午5點領著張治中、邵力子專程到林森公館拜訪毛澤東。毛澤東習慣性的一根一根地抽著煙，但當他吐煙時望著蔣介石擺手，立刻意識到：蔣介石是個煙酒不沾的人。于是毛澤東默默地把手中燃著的香煙掐滅。以后，毛澤東在重慶的40多天里，在與蔣介石的多次交談中，一直克制著沒有抽煙。蔣介石也注意到這個細節。事后，蔣介石對人感慨地說：“毛澤東的克制力真強，無怪乎他能成為我最強的對手。”毛澤東就是有著這樣驚人的毅力，因而他才成為了最后的勝者。我不知道自己的毅力能不能像毛澤東這樣強大、堅定，至少他給我提供了一個榜樣。而要成就大事，毅力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我還欣賞毛澤東的博學。胡長明在《大智周恩來》中寫道：“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斯諾也說：“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我印象中看過電視里他和寺院的僧人談論佛學，一個共產主義者竟然對佛學也那般了解。這樣的人焉能不成功？ 在紫云軒毛澤東的起居室，他老人家睡的硬木板雙人床不僅十分寬大而且十分簡樸，大床的一半放滿了整整一尺高的書籍。毛澤東有躺在床上看書、看報、辦公的習慣，床的一半是用來放書的。平時，毛澤東床上的書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此外，我知道毛澤東不喜歡經書，但卻熟讀了它們。他既喜歡讀自己喜歡讀的、感興趣的書，也能認真閱讀和識記自己不喜歡但是又需要讀的書。這大概能解釋為什么對佛學也那么了解吧！也正是這種愛看書的精神是毛澤東成為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也使得他說話、寫文章富于感染力和“煽動性”。

有人說，黨的第一代領導人說話是非常幽默風趣的，毫無官腔、多是口語，非常形象。

笑的燦爛，是因為我足夠自信。

工會學院 11級企事業文化班 朱賢良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非常善于使用比喻，他能發動農民起義和這一點息息相關。至于毛澤東的過錯，有很多人都做過評價，我就不多贅述了。不管怎樣，他的功績不可磨滅。威爾遜的《毛澤東傳》固然客觀，暴露了毛澤東性格中的許多弱點，反映了他犯的許多錯誤，但是同樣顯示了他性格中的許多優點和他所做過的功績。而我要做的只是“取長補短”。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偉人毛澤東也不是，但他的光輝形象依然熠熠生輝。在我今后的學習生活中我會學習他的優秀的一面，尤其是學習他驚人的毅力，學習他敢為天下先和領導群倫的魄力，學習他博學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我需要像毛澤東學習的東西很多！

笑的燦爛，是因為我足夠自信。11級企事業文化班 朱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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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讀毛澤東傳有感

讀《毛澤東傳》有感

讀了《毛澤東傳》后讓人不得不欽佩毛澤東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樸實的生活作風，簡明扼要的文風，指揮若定的作戰風格，充滿辯證法的工作思路，處處體現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自傲，沒有架子，時時刻刻對革命的各項工作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各個方面，都值得我們現代黨員干部學習。共和國前進道路中的曲折和倒退，從毛澤東的身上和《毛澤東傳》中往往可以找到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毛澤東傳》寫了毛澤東同志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寫、所說、所作、所為，反映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他所處的歷史變化中，寫出了前因、由來，寫出了歷史的后果。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是名人傳記對一個人的成長是很有幫助的，通過這些大人物的生平事跡，能給我們許多的鼓舞和啟示。

毛澤東，這個名字對中國人而言再熟悉不過了!毛澤東出生在湖南韶山的一個小山村里的一個農民家庭里，當時中國正在一步步走向敗落。毛澤東雖然出生在這種黑暗的環境下，但他從小酷愛讀書，整天背著一本《水滸傳》。當毛澤東到了11歲的時候，他父親逼著他耕地、抬糞便，可是毛澤東不甘罷休，在干完活之后躲在墻角里繼續看書!毛澤東的父親就曾經大罵他是“懶而無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時的農民眼中，田地是最重要的。不過，我也感覺到那時的毛澤東是一個極為叛逆的少年。生長在一個農民的家庭，不愛田地，卻對知識那么渴望。少年時代的不斷閱讀，對毛澤東的文化知識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后來，毛澤東自己私下攢錢最后離開家到外面闖蕩。正是他的獨自出外闖蕩，讓他看到了人們的苦難生活，于是他想改變人們的生活，想拯救中國!少年的毛澤東便關注國家的興亡!讀完毛澤東傳，給我留下最深刻映像的就是毛澤東那種時刻為國家和人民著想的精神。

通過閱讀《毛澤東傳》，使我們找到了學習實踐的道路。我們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為了不斷提高自己在新的革命戰爭環境中的革命能力，毛澤東帶頭讀書、學習。尤其是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更是強調認真學習，提高理論修養。讀書伴隨著毛澤東度過了一生，成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很多人不知道，毛澤東在年邁時期，仍然以極大的精力學習英語，這對一位日理萬機的領袖，是需要多么大的學習熱情和毅力啊!直到臨走的前一天，他仍在讀書。我們黨員干部向毛澤東那樣“活到老，學到老”!黨員干部應該做一個終身學習的人，做一個積極思考的人。只有多學習，才能與時俱進，這樣才能做一名合格黨的工作者!

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增強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帶頭讀書、學習。他始終強調認真學習，提高理論修養。他除了工作，其它時間都是看書本，不斷收獲知識。他的光輝一生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學習，學習毛澤東始終堅持不懈的學習、學習、再學習。學習毛澤東的學習精神。關鍵是始終堅持一種不斷學習的態度，一種反思的態度，一種進取的態度。

毛澤東是一個擅長思考、勤于思考的人。他老人家幾乎是走到哪里就思考到哪里，是個不停地思索的人。給我們今天的黨員干部和年輕人，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毛澤東畢生所倡導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那樣，毛澤東用畢生的精力為自己的目標奮斗著。學習毛澤東的歷史，我們可以從中學到許多??，閱讀他奮斗的一生，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的啟迪和幫助。毛澤東博學好思，終身熱愛讀書，從年輕到終身書陪伴他一生。毛澤東的心里想著人民，通過不斷的學習，增強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能力，這就是偉大的毛澤東。

毛澤東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無私、他的艱苦奮斗、他的治學精神、他的燦爛詩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付出的巨大犧牲、他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的赫赫戰功和卓越政績，為中國的獨立、為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為捍衛國防、為改善人民生活、為懲治腐敗實現社會公正、為改革開放事業的奠基、他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復興所立下的不可磨滅的功勞。他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精神的象征，是共和國之父，現代中國的靈魂。

附錄1：: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 《戰爭和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政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不要四面出擊》《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附錄2：《西行漫記》斯諾 上海復社翻譯出版社

《毛澤東傳》羅斯 特里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附錄3：

序曲（Prologue）

第一章 少年時代（1893-1910）【 Childhood（1893-1910）】

第二章 為何求知（1910-1918）【 Knowledge for What?（1910-18）】 第三章 京滬天地（1918-1921）【 Wider World in Peking and Shanghai（1918-21）】

第四章 組織（1921-1927）【Organizing（1921-27）】 第五章 奮斗（1927-1935）【Struggle（1927-35）】

第六章 未來在握（1935-1936）【A Grip on the Future（1935-36）】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Fighting Japan（1936-45）】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The Sage（1936-45）】

第九章 成熟的桃子（1945-1949）【A Ripening Peach（1945-49）】 第十章 “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1949-1950）【 “We Shall Put Aside the Things We Know Well”（1949-50）】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Remolding（1951-53）】 第十二章 建設（1953-1956）【Building（1953-56）】 第十三章 疑慮（1956-1957）Doubts(1956-57)第十四章 修補體制（1958-1959）【Tinkering with the System（1958-59）】 第十五章 蘇聯與超越（1958-1959）【Russia and Beyond（1958-64）】 第十六章 退卻（1961-1964）【Retreat（1961-64）】 第十七章 烏托邦之怒（1965-1969）【The Furies of Utopia（1965-69）】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A Tall Thing Is Easy to Break（1969-71）】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Nixon（1972）】

第二十章 殘夢（1973-1975）【Fractured Vision（1973-75）】

第二十一章 強弩之未（1976）【An Arrow Near the End of Its Flight（1976）】

尾聲【Epilogue】 后記 注釋

譯者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