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預算法》修訂的背景利弊等問題

淺談《預算法》修訂的若干具體問題

13-法學-羅雅芳

【摘要】 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我國預算法的修訂已經列入了國家“十五”立法規劃，有關的立法論證工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本文從分析《預算法》的修訂背景修訂過程入手，就現行的《預算法》存在問題級新法改進提出自己的看法、對策與建議 【關鍵字】 預算 預算法 修訂 問題

預算法是規范預算行為及由此而產生的預算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現行預算法頒行于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之初、脫胎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之時1，其內容不可避免地帶有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的烙痕。隨著經濟、社會等環境條件的改變，這一法律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日益脫節，迫切需要根據現實國情加以修訂。事實上，國家有關機關和部門早已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國家預算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近幾年來一直在中央和地方層面試點進行2；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預算法的修訂列入了 “十五”立法規劃第一類3，有關的立法研討、論證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為此，本文擬就預算法修訂當中若干重要而具體的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并祈能對修訂預算法貢獻綿力。

一、預算的含義和《預算法》的法律定位

（一）國家財政預算的含義

我們這里所說的預算指的是國家預算，預算法規范的也是國家預算的法律，而不是企業抑或是其他方面的經濟預算。

國家預算也稱政府預算，是政府的基本財政收支計劃。財政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的需要，對一部分社會產品進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是國家配置資源的重要方式和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是確保國家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有財才有政。

（二）《預算法》的法律定位 在法學實踐中，《預算法》作為最為重要的經濟法律之一，每個國家對其采用的具體法律形式有以下幾種，一是在《憲法》中直接有個章節規定預算的相關內容，將其列入《憲法》的體系中，例如丹麥、奧地利；二是專門制定財政管理的法——《財政法》，在其中規定相關的預算管理問題；三是制定專門的《預算法》，我國采用的就是這種法律形式；四是不通過專門制定專門法律的方式，而是通過年度預算方式確立預算的法律效力。這四種法律形式，是目前各國規范預算的主流形式。很多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在憲法當中直接規定了預算的內容，抑或是通過制定《財政法》來規范預算的形式，這是國際社會兩種最主要的形式。但是，由于我國憲法缺乏對財政制度方面的具體規定，通過《財政基本法》的形式規范相關財政行為就顯得尤為必要。不過由于目前我國的公共財政體系正處于構建和完善之中，因而制定《財政基本法》的時機尚不成熟。那么根據這些現實的情況以及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問題，《預算法》既可以只規定與政府預算有關的內容和要求，也可以表現為涵括所有財政經濟活動的財政法，內容和形式并沒有像其他法律形式那樣受到太大的限制。所以，專門制定一部《預算法》是目前規范我國政府財政問題最可行的法律形式。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看到我國的預算制度的法律形式向專門的財政管理形式轉變。

二、當前《預算法》的修訂迫在眉睫

預算法一直與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相伴而生，而當下財政頻出問題，也映射著《預算法》存在的諸多問題。

（一）當前我國政府財政收支狀況不完整、真實、準確

我國目前較為規范地編制了完全預算管理意義的政府一般預算、納入財政管理視野的非完全預算管理的政府基金預算及中央政府預算中的債務預算，而國有資本運營預算（即原規定的國有資產經營預算）于2008年才開始試編，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2009年剛剛起步探索，且后兩者目前完全在行政系統內部運作而未納入立法機關的監督和審議批準。另外，我國政府部門還較為普遍地存在預算外資金、制度外“小金庫”，我國連年來巨額財政超收收入的支出使用、政府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隱性舉債、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高達4萬億的巨額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等，都并未納入預算實施應有的管理、審議和批準。凡此導致預算權威性、嚴肅性受損，企業和個人負擔失真，國家財力分散，預算收支隨意，資金使用低效、浪費，乃至貪污、挪用、公款消費等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等，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對此，我們在預算管理改革方面，從行政層面必須實現財政部門對所有政府收支的全面、完整管理，在立法層面則必須實現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同級政府所有收支的全過程控制和監督。而在制度建設方面，則應借鑒國際立法的基本經驗，至低應在修訂《預算法》的層面確立“全口徑預算管理原則”，明確規定“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應當納入預算”，依法取締“小金庫”，逐步取消預算外資金，建立、健全一個包括政府公共預算（含一般預算、基金預算、債務預算）、國有資本運營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在內的完整、真實、準確反映政府財政收支狀況的“復式預算體系”，并依全面性原則指導和科學設計預算過程中的各項具體制度，諸如臨時預算的編制、審批制度，預算執行中的調整制度，財政資金出入庫制度，財政資金的轉移支付制度，預算執行中超收收入的處置制度，重大預算事件的專項調查或聽證制度，緊急預備費的動用、報備制度，預算執行結果的審計制度、決算制度、績效評價制度和公開制度等，真正實現將預算的全過程置于人民群眾及其代表（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控制之下。

（二）我國財政體質、分稅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與地方財力與事權不相匹配

我國《預算法》的修訂，有一項重要的使命，就是確立和完善我國的財政管理體制，實現中央和地方的財力與事權相匹配。財政管理體制（或稱預算管理體制）是確定一國各級政府財政收支范圍和管理權限的重要制度，很多國家除了在憲法或基本法當中明確規定其財政管理體制的核心制度外，還往往通過專門的財政法、財政基本法或財政收支劃分法等法律詳細規定各級政府的財政權限，一些國家和地區還在地方財政法或地方自治法中對此作出進一步規定。在我國，由于憲法對財政體制等基本財政問題缺乏詳細規定，也沒有制定專門的財政法、財政基本法、財政收支劃分法或者地方自治法、地方財政法，因而《預算法》實際上發揮著財政基本法的作用。因此，確定和完善財政管理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范圍和管理權限，應成為我們修訂《預算法》的基本任務之一。

當前，我國實行的是五級預算制，在各級政府當中，都設立了相應級次的預算。這一模式層級過多，從而造成機構重疊、人員臃腫，財政養人過多不堪重負，而且明顯降低行政效率，形成層層向上集中、層層對下截流的局面，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其負面效應還有擴大之勢。而綜覽國外的實踐，多實行三級預算管理，如在美國是聯邦、州和地方三級預算，在日本為中央政府、都道府縣和市町村。為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政體制，我們首先應簡化我國的財政級次，修訂《預算法》中五級預算制的規定，結合當前一些地方進行的“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模式的改革實踐，探索建立“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管理體制。作為確定財政管理體制的主要規范，我國《預算法》還需規定各級政府收入劃分的有關制度。現行《預算法》僅僅原則性地規定了我國實行分稅制，對于中央和地方如何劃分預算收入則未作明確規定，而是授權國務院進行規定。我國1993年12月由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下稱《決定》）對于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和配套措施進行了規定，尤其是對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的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的劃分進行了較詳細的規定。《決定》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并充實地方稅稅種，增加地方稅收入。這種劃分看似合理，實則存在兩大問題。其一，《決定》在收入劃分上，出于當時中央財政占比低的現實考慮，過多地向中央政府進行了傾斜，而對地方財政收入保障則明顯不足，這從《決定》規定的分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就可以明確看出；在具體稅種的劃分上，向中央的傾斜也很明顯。其二，通過國務院決定的形式對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與財權進行劃分，在立法上不夠嚴肅，甚至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因此《預算法》修訂迫在眉睫。

（三）人大與政府之間預算權配置不合理，人大理財能力低下，對預算權運行的制約與監督不夠

我國預算權力的橫向配置，如果僅從制度規定上考察，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也已經具有了國家預算中的最高決策權，處于同級預算主體中的至高地位。因為，按照我國《憲法》、《立法法》、《預算法》和《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也同樣擁有年度預算草案、預算執行報告、預算調整方案和決算的審查權、批準權，對預算執行的監督權，財政和稅收事項的立法保留權及對與憲法、法律相抵觸的有關預算、決算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規、決議的撤消權，聽取和審議政府專項報告權，質詢權等等。而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則主要享有預算草案、決算草案、預算調整方案的編制權，預算執行權，預備費的動用決定權，及對本級各部門和下級政府預算執行的監督權。但是，權力的規定是一回事，而權力能否在預算實踐中實施和實現則是另一回事。因為預算權的實施、實現還受著一系列要素的制約，那就是觀念、能力和包括時間資源在內的程序。

由于我國缺乏政府預算是公共預算、民主預算、法治預算的觀念，我們的預算過去長期被視為國家機密，由專門機構的極少數人代編，不對百姓公開，對權力機構的人大代表也是短暫、有限公開，預算編制的科學、合理、公平，納稅人人民的知情、參與、監督，人大代表的實質審議、批準勢成不能；我們的預算每年可有多達4、5個月的執行依據空檔，我們的財政、稅收立法可以空白授權給行政部門，我們的多達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我們每年巨額預算超收收入的支出使用，可以不經人大或其常委會審議批準，凡此，給非規范的財政收支開啟了便利之門；我們預算文件編制、報批的關鍵時間節點，不是由《預算法》直接規定或由權力機關主導，預算的審議、批準因時間緊迫只能流于形式，要知道權力的行使必須經由時間才能發揮作用，誰掌握了預算審議的關鍵時程誰才真正掌握了預算的控制權；我們的財政部權限過多存在職權沖突、人員有限而又要匯編13億人數以7、8萬億元計的預算，其結果不可能不粗疏簡略；我們的各級人大其會期很短，其代表為兼職，其常設機構的實質審查、審批權無法律的明確授權，其專門機構、工作機構的人員編制、專業素質又十分有限，從而無能力對預算進行有效審議；我們的審計機關，其最主要的職能是審計政府各部門及下級政府的財政收支，但卻要隸屬于本級政府首長開展工作，其審計的獨立性、公正性不無疑問。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筆者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預算權力在我國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分配可以概括為立法機構基本上無權而行政系統內高度集權”從而“對于我國而言，預算法治化改革首先應強調立法機關的權威地位，落實其在預算中的最終決定權并使行政權力在預算決策領域進行必要的收縮。而針對行政系統內部高度集權的現狀，也須對預算權力在行政系統內部的配置進行必要的改造。

三、當前《預算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和缺陷

（一）我國法與法之間的協調不夠

隨著財政支出預算的日益剛化，出現了預算法與其它法不協調的現象。《預算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但是我國的《教育法》、《農業法》、《科技進步法》等其它法律、法規對教育、農業、科技等投入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都有明確的規定。在地方當年新增財政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財政部門往往處于兩難的境地。按照上述的法律、法規計算，每年增加用于農業、教育、科學等方面的支出，已超過當年地方財政新增加的財力。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財政部門安排的預算既要符合這些法律、法規的規定，又要保證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所需資金和行政事業單位的正常運行，還要實現《預算法》規定的財政平衡，實在困難。

（二）《預算法》中的法律責任規定過于簡單，責任不明、懲治不嚴，法律約束力弱，影響其貫徹和執行

預算活動的每一環節都直接涉及財政資金的分配和運動，因此，預算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著重大的責任。但《預算法》對法律責任規定得太少，面太窄，起不到真正約束的作用。對許多情況下不執行《預算法》的單位或個人，因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規定而無法追究。因此，《預算法》實施以來，不按《預算法》規定辦事的情況時有發生，使《預算法》形同虛設。

（三）地方政府舉債不在預算中反映，造成債務監督失控，并已成為財政的隱性風險

雖然《預算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與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向銀行貸款或各類以公司名義借錢、代發債券等途徑籌集資金，由財政提供擔保，形成一些地方政府債務，且游離于預算管理之外，脫離了財政監督與管理，已形成了潛在的財政風險。

（四）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流于形式

由于財政部門送人大審查的預算草案過于粗疏，加之預算審查專業性、技術性很強，而目前各級人大預算審查專業人員匱乏，因此，人大很難對預算進行細致的審查。不僅如此，由于人大對預算案審查的時間過短，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對預算草案的實質審查往往不太現實。一年一度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期一般不超過15天，其中審查預算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一天，因而代表們沒有充裕的時間仔細閱讀預算草案，這樣造成人大對政府預算審議走過場。政府的預算沒有經過嚴格把關就生效并付諸實施，其結果是預算的執行和監督也同樣失去了意義。而且，人大這種未盡職責的態度反過來助長了政府編制預算的隨意性。

（五）《預算法》中不合理的法律規定和漏洞較多 1.預算年度起訖時間安排不科學

使預算審批時間與執行時間脫節，存在約占全年1/4的時間是空預算，沒有法律效力問題。目前，我國的預算年度采用日歷年制，自公歷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從其它方面看并無不當，但從法律方面看，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兩個明顯問題：第一，《預算法》第五條規定：“地方各級總預算由本級政府預算和匯總的下一級總預算組成”。即縣以上各級政府預算都要編制本級預算和匯總下一級預算，但現在每年的人代會在開會時間順序上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國家開了，省里再開；省里開了，市里再開；市里開了，縣里再開；縣里開了，鄉里再開。由于各級人代會時間上的不一致，造成上級人代會通過的匯總下一級的總預算而未通過本級人代會的批準。這種“本級人代會尚未審批上級人代會已批準”的現象，明顯地背離了預算的合法性原則。第二，每年各級人代會（一般在每年的1—3月份召開）開始審批政府預算時，該年度的預算實際上已執行了大約三至四個月，有些地方執行的時間甚至更長，特別在縣鄉級。這樣就造成全年約l/4的時間的預算沒有法律效力的空檔期，大大削弱和限制了對預算的法律約束力。

2.《預算法》中規定的預算收支平衡存在外延不清、期間不明、自相矛盾的問題。

首先，《預算法》第三條規定，“各級預算應當做到收支平衡”，其本意是要實現財政平衡，確保經濟平穩發展，但現實生活中該法條的規定只具有形式意義，因為預算的平衡并不等于政府全部收支的平衡。只有把政府實際控制的預算內外的全部收支都納入部門預算之內，也就是做到綜合預算，談論財政平衡或預算平衡問題才真正有意義，也才能使政府的財政行為受到權力機關的全方位約束。其次，該法條并未說明預算收支平衡的期間是年度內還是周期或長期，理論界一般的理解是年度內保持收支平衡，但《預算法》第二十七條同時規定，“中央政府公共預算不列赤字。中央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通過舉借國內和國外債務等方式籌措，但是借債應當有合理的規模和結構。中央預算中對已經舉借的債務還本付息所需的資金，依照前款規定辦理。”這說明至少在建設預算中，可以有事實上的赤字；在公共預算部分，也可以為已發生債務的還本付息而發行公債，從而使年度內收支難以保持平衡，由此否認了第三條的規定，形成自相矛盾。

3.預算審核內容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

如《預算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縣以上地方各級政府財政部門審核本級各部門的預算草案時，發現不符合編制預算要求的，應當予以糾正”，但具體哪些內容不符合編制預算要求卻沒有明確規定，既造成財政部門審核本級部門預算草案時缺乏法律依據，又造成財政部門與各部門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有些項目，財政部門根據要求與資金供給的可能，認為不應當安排，而部門根據需要堅持安排，當二者意見不能達成一致時，人大或政府進行審核裁決時又沒有法律依據。這實際上加大了財政部門實施《預算法》行使職能的難度，同時也降低了其它部門對財政部門工作的支持力度，并且為“政績工程”、“關系工程”開了綠燈。

（六）預算審計的獨立性不強

審計機構的獨立性被視為西方監督制度的“生命之水”。發達國家的財政監督制度中普遍實行的是較為嚴格的獨立審計制度，即審計機構獨立于政府，行使其對于預算的審計監督權。然而，在我國，審計機關是設在政府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實行的是雙重領導，是一種行政型審計體制。由于審計機關的人權、財權主要都在本級政府，因而在涉及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利益以及本級政府自身問題時，不可能不受本級政府的影響，更不用說其超脫于政府之外，站在國家角度去處理問題了。所以，我國的預算審計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其很難發揮監督作用。

四、《預算法》的修訂任重而道遠

（一）預算法的修法歷程

原預算法1994年頒布后，1997年全國人大就提出修改動議，直到2004年，修法才正式啟動。但啟動修法后，修法主導權與國庫管理權這兩個問題，糾結了近十年。

2006年，由人大主導起草的第一個草案，就曾向相關部門、機構征求意見。但該草案因部分分歧沒有通過，修法隨之擱置。2009年，修法再次啟動，但起草單位變成了兩家，2010年二審時，初稿公開征集意見，公眾質疑焦點之一是部門立法痕跡，寫有“由國務院另行規定”字樣的“授權立法”條款達15條。

（二）為何預算法修訂困難重重

1、預算法中的技術性問題與財政基本法問題之間的協調

現行預算法中既涉及預算流程管理中的技術性問題，又涉及諸多財政基本法層面的問題。概括起來說，預算法中的技術性問題主要包括：預算收支范圍與政府收支分類改革的關系，預算先期執行、臨時預算與按上年薄款的既有規定之間的關系，預算編制與執行機構的分離與制衡問題，復試預算體系的構建問題，等等。預算法中涉及的財政預算問題，地方政府的舉債權限問題，預算法與相關部門法的協調問題，等等。

其中，相關技術性問題盡管也同樣面臨著諸多備選方案之間斟酌取舍的困境，但冰晶其解決是相對容易的。而諸如設置幾個層級的政府財政預算，是否允許地方政府擁有一定的舉債權限等問題，則因牽涉的相關因素較多，在短期內難以尋求較為妥善的解決方案。因此，當前的預算法修訂，重點應放在解決預算流程管理中的技術問題上，對于《財政基本法》層面的問題，如果涉及因素較多，可以暫不納入修訂的范圍。待近日時機進一步成熟的時候，或者配合《財政基本法》出臺而進行相應調整，或者在《預算法》再次修訂的時候予以考慮。否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仍舊難以看到《預算法》修訂會有實質性進展。

2、人大與財政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

《預算法》與其他法律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預算法》設計人大和政府兩個執法主體。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編制預算、執行預算（也有監督職能），而人大及其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負責預算的審查、批準和監督（專門委員會承擔具體工作）。現行《預算法》修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預算管理的核心權力在人大與財政部門之間的合理配置問題。應該說，始于2004年的上一輪《預算法》預定工作之所以“停擺”，在相當程度上也源于人大與財政部門在正當核心預算部門方面存在較大分歧。

理論上，各級人大作為最高權力中心，代表著廣大民眾的利益，加強人大在預算管理中的權能配置，提升其管理權威，自然有助于推進預算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學化水平。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各級人大全體會議的會期相對較短，會議期間審議的事項涉及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導致人大全體會議對于政府財政預算草案的審議，難免不夠深入且細化。這種預算管理的現實，進一步導致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往往將加強各級人大的預算監督權，理解為加強各級人大常委會的預算監督權。但是，受人員編制、專業經驗、年齡結構等多方面的局限，在預算管理專業程度上，各級人大常委會及其專門委員會，較之同級財政部門具有較為明顯的劣勢。加之在相當程度上，各級人大常會為也具有相當對典型政府部門的運行色彩，這就使得這種加強人大常委會預算監督權的預算法修訂取向，難以獲得更加廣泛的立法支持。而這種人大和財政部門在爭取核心預算部門的權利之爭，進一步導致了預算法的修訂陷入某種僵局。

3、預算法與部門法的沖突與協調問題

我國《農業法》、《教育法》等法律規定，本部門的財政投入應達到財政收入的某一比例標準。這種規定沒有考慮到《預算法》的規定和財政的承受能力，影響了預算的整體性、統一性。據調查，上級各項法律、政策、配套等新增支出，在有些地方占到當年可用財力增加額的200%以上。在一些省每年僅教育、農業、科技三項按法律要求安排的支出增長就要占當年新增財力的一半以上。尤為嚴重的是，某些部門法對于法定支出的規定，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級財政均應按照僵化固定的比例保持法定支出的增長。例如。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農業投入與支持保護”一章中，進一步明確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要求。將此前規定的“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增幅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更改為“中央和縣級以上地方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加幅度應當高于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應該說，這一調整對于保障國家逐步提高農業投入的總體水平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該規定在細化各級政府財政支農責任的同時，也存在著某些過于片面之處。對于眾多副省級以上城市的中心城區而言，其作為一級獨立的縣級以上地方財政，用于農業投入的增幅也同樣需要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是這些城市已經進入城市化的較高級階段，在其中心城區沒有相應的農業和農村，這些依法安排的農業支出難免造成某種浪費。

從合理性角度分析，似乎有必要適當削減相關部門法中有關法定支出的規定，將其支出增長的規定納入與算法的規范框架，以增強預算管理的彈性。但是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教育、農業、科技等確實屬于需要優先發展的重要領域，也有必要通過單行法律的剛性界定，保證上述支出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如何處理《預算法》和相關部門法在法定支出問題上的沖突，也是當前《預算法》修訂中面臨的較具中國特色的時代命題。

五、新預算法的改進

（一）政府全部收支入預算接受人民監督

新預算法一大亮點是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如第4條明確規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第5條明確規定“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基本前提。收入是全口徑的，不僅包括稅收和收費，還包括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支出也要涵蓋廣義政府的所有活動；同時，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預算管理，避免地方政府債務游離于預算之外、脫離人大監督。

（二）避免“過頭稅”預算審核重點轉向支出預算和政策

原預算法規定預算審查重點是收支平衡，并要求預算收入征收部門完成上繳任務。于是在客觀上帶來預算執行“順周期”問題，容易導致收入征收部門在經濟增長放緩時，為完成任務收“過頭稅”，造成經濟“雪上加霜”；而在經濟過熱時，為不抬高基數搞“藏富于民”，該收不收，造成經濟“熱上加熱”。

新預算法旨在改變這一現狀，將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同時，收入預算從約束性轉向預期性，通過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解決預算執行中的超收或短收問題，如超收收入限定沖抵赤字或補充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省級一般公共預算年度執行中出現短收，允許增列赤字并在下一年度預算中彌補等。這些規定強調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有助于避免收“過頭稅”等行為，增強政府“逆周期”調控政策效果。

（三）規范專項轉移支付減少“跑部錢進”

針對地方可自由支配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偏小、限定用途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繁雜、交叉重復、資金分散、配套要求多等問題，新預算法第16條、第38條、第52條等條款對轉移支付的設立原則、目標、預算編制方法、下達時限等做出規定。

新預算法重點規范了專項轉移支付，如強調要建立健全專項轉移支付定期評估和退出機制、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事項不得設立專項轉移支付、除國務院規定上下級政府應共同承擔事項外不得要求下級政府承擔配套資金等，有利于減少“跑部錢進”現象和中央部門對地方事權的不適當干預，也有利于地方統籌安排預算。

（四）“預算公開”入法從源頭防治腐敗

與原預算法相比，新預算法首次對“預算公開”做出全面規定，第14條對公開的范圍、主體、時限等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對轉移支付、政府債務、機關運行經費等社會高度關注事項要求公開作出說明，并在第92條中規定了違反預算公開規范的法律責任。

將預算公開實踐成果總結入法，形成剛性的法律約束，是預算法修改的重要進步，有利于確保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提升財政管理水平，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

而對于預算不夠細化問題，新預算法第32條、37條、46條等多處做出明確規定，如強調今后各級預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編制。按功能分類能明確反映政府職能活動，知道政府支出是用到教育上還是水利上；按經濟分類則明確反映政府支出按經濟屬性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知道有多少用于支付工資，多少用于辦公用房建設等。兩種方式不能偏廢，分別編制支出功能分類和經濟分類預算有利于更全面理解預算是怎樣實現的。

（五）嚴格債務管理防范債務風險

相比原預算法，新預算法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套上預算監管的“緊箍咒”。樓繼偉說，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雖總體可控，但大多數債務未納入預算管理，脫離中央和同級人大監督，局部存風險隱患。

按照疏堵結合、“開前門、堵后門、筑圍墻”的改革思路，新預算法第35條和第94條，從舉債主體、用途、規模、方式、監督制約機制和法律責任等多方面做了規定，從法律上解決了地方政府債務怎么借、怎么管、怎么還等問題。

（六）“勤儉節約”入法違紀鐵腕追責

針對現實中的奢侈浪費問題，新預算法對于厲行節約、硬化支出預算約束做出嚴格規定，如第12條確定了統籌兼顧、勤儉節約、量力而行、講求績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則，第37條規定嚴控機關運行經費和樓堂館所等基本建設支出等。

相對于原預算法僅就擅自變更預算、擅自支配庫款、隱瞞預算收入等三種情形設置了法律責任，且不夠具體明確，新預算法重新梳理了違法違紀情形，加大了責任追究力度，在第92、93、94、95四條里集中詳細規定了法律責任。如對政府及有關部門違規舉債、挪用重點支出資金，或在預算之外及超預算標準建設樓堂館所的，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撤職、開除的處分。此外，如構成犯罪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結語

《預算法》的改革每每被提上日程卻又一次又一次的被擱置，但是，預算法的修訂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體制下一次勢在必行的改革。它的修改，也是關乎到整個公共財政體制的構建與國民經濟體系的發展，預算法的全面修改和完善，能夠使以后的預算編制、執行、監督、決算等領域更加科學規范以及有效。在這條修改的道路上，任重而道遠，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一定會看到一部嶄新完善的《預算法》呈現在國民的面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添油加料。

結語

《預算法》的改革每每被提上日程卻又一次又一次的被擱置，但是，預算法的修訂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體制下一次勢在必行的改革。它的修改，也是關乎到整個公共財政體制的構建與國民經濟體系的發展，預算法的全面修改和完善，能夠使以后的預算編制、執行、監督、決算等領域更加科學規范以及有效。在這條修改的道路上，任重而道遠，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一定會看到一部嶄新完善的《預算法》呈現在國民的面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添油加料。

第二篇：利弊問題

談利弊比較辯題之標準問題

緣起大一時參加法學院新生杯辯論賽，半決賽時碰到了一支隊伍，這支隊伍產生了后來法學院辯論隊的第一任隊長沈夏明，第二任隊長徐小奔，04級最終堅持下來的8名隊員當中的李臻、何卿源。當時的辯題是“網絡對于大學生的影響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采取99年自由人賽制。在進行第一輪自由人對話時，對方自由人李臻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請問對方辯友判斷利大于弊的標準是什么？”我當時想也未想，就回答說當然是看利和弊何者影響更大，因為在討論辯題時我和我的隊友并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后來比賽以3分之差敗北，點評的師兄說正方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立論中沒有提出判斷標準，失了先機，是打這類辯題的大忌，在后面的環節也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就對“要提出明確的標準”這個觀點抱有很大疑惑，只是那個時候辯論于我一切都是新鮮，好不容易有前輩指點，那當然是前輩說什么，自然就奉行不渝了……

在以后準備各種比賽的過程中，經常碰到這樣利弊比較的辯題，而師兄師姐們也一再的強調，碰到這樣的辯題，不提出判斷標準幾乎能說明這個辯手是十足的外行了。在去年國辯賽國內選拔賽的第一場，對陣上海對外貿易大學，辯題是“在校大學生結婚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對方又提標準之爭。然而此時比賽打得多了，原有的疑惑卻是越來越強了。為什么要提出判斷標準？標準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當然，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是有答案的。不提出判斷標準那怎么進行利弊比較呢？想當然嗎？標準的作用當然是符合標準才能說己方觀點成立啊。所以當時在打這類辯題時，如果一方沒有給出標準，那對手仿佛找到死穴一般窮追猛打，一些慣用的伎倆也是屢試不爽，比如“對方同學沒有給出比較的標準卻給出了比較的結論，是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呢？”或者“沒有標準卻告訴我們利大于弊，是不是您說利大就是利大呢？”再或者“我方一再追問對方同學判斷利弊大小的標準對方同學都不回答，是不是利處說的多就是利大呢？”而一旦場上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沒有給出標準的一方幾乎是輸定了。“利弊比較辯題一定要率先提出判斷標準”被各路辯手奉為無上的金科玉律，然而仔細推究一下，這樣的做法究竟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不妨再來看一下在這個金科玉律之下大家又是怎樣提出這種理所當然的判斷標準的呢？通常都是這樣的，比如上面提到過的辯題“網絡對于大學生影響利大還是弊大”，通常會這樣提標準：網絡是否有利于大學生今后的發展。如果辯題是“加入WTO對中國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那么所提的標準通常就是：是否能夠促進中國的發展。辯題不同，但所提的標準大抵如此，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些標準合適嗎？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我們仍然以前一個辯題為例，乍一看，“網絡是否有利于大學生今后的發展”當然是可以作為標準的啊，因為符合這個標準，是促進大學生的發展當然不就說明了是利大于弊嗎？反之，不符合自然也就意味著弊大于利啊。然而這里有兩個問題了，其一，有促進作用就一定意味著利大于弊嗎？為什么不會是“有利”呢？當然，這里我們完全可以堅持矛盾論的幾家之言回答：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當然結果就是利大于弊，怎么會是單純的“有利”呢？辯論場上基本都是在說一家之言有理或是數家之言有理，那么我們姑且認為這第一個問題不成問題。其二，這樣一個“標準”應該是衡量的標準還是我們論證出觀點之后理所當然的推導結論？為什么不是我們先論證出了網絡對于大學生影響利大于弊，然后再推導出結論——網絡能夠促進大學生今后的發展呢？或者說我們所要論證的立場實際上根本就是可以跟這個所謂的標準劃等號的，也就是說論證“網絡對于大學生的影響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跟論證“網絡是否促進大學生的發展”根本就是一碼事，只不過是換了個說法而已，那么我們不妨再這樣問，判斷網絡是否促進大學生的發展的標準是什么呢？我們自然也可以說標準就是“網絡對于大學生的影響利大還是弊大”，如此，何謂標準？意義何在？完全沒有意義，完全是當初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了打這類辯題或說是討論這類問題就必然該提出一個經得起“推敲”的標準，有人這樣說了，成習慣了，我們也就認為是天經地義了。

我們再來看看大家又是如何應用自己提的經得起推敲的標準的呢？前文已經說過一方給了標準另一方未給時常見的情況，下面再來談談兩邊都給了“標準”時的情況。要么是雙方執著于標準之爭，互相指責對方標準有誤，但是爭來爭去，往往在賽后點評時被人說成“你們的標準不是一回事么？只是話說的不同罷了”，或者雙方所謂的標準只不過是毫厘之差，也可能真的差別很大，那么仍然是拼命指責對方同時誓死捍衛己方的標準，甚至整場都糾纏于標準的問題，對于辯題應該討論的實質性問題反而根本不提，所以在賽后也往往被人說成是“局限于標準，使得比賽毫無意義”。實際上我倒不認為是局限于標準，因為如果要提標準是個真理的話，那么標準就成了論證辯題的前提，標準如果被人攻擊了而不能捍衛，那么在一個“錯誤”的標準之下又如何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整場比賽陷于標準之爭就非常能夠理解，也非常值得同情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雙方給的標準都差不多，彼此默認，那么這時候的標準又是被如何應用的呢？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將標準棄之不用，不過在立論時提一下而已，整場比賽再也聽不到了，了不起在結辯時似是而非的說一下以上種種，顯然是符合了我們的標準，于是我方觀點自然就成立了。還是前文說過的問題，這時候也完全可以說“以上種種，顯然我方觀點成立，于是自然可以推出符合我們的標準了”。由此來看，這個標準問題實在是無聊得緊，荒唐得緊……

然而還有一種慣性思維在作祟，那就是每人心中一桿秤，自己不提出一個讓大家信服的標準，又如何談利弊呢？是舉出利處有三四點，弊處只有一點，就能說明利大于弊嗎？那顯然也不是，這點在場上也成了套話，經常被人用“是不是利處說得多了就證明利大于弊”來惡心。那既然這樣，是不是說明我們仍然需要提出一個標準呢？我們想想我們生活中是如何談利弊的？當然是把自己認為的利都講出來，弊也談出來，在利弊都擺出來的時候自然就能理性的判斷利弊大小了，這里面是利弊數量、程度、緩急等等的綜合博弈，而這些問題本來就包含在自己所要談的利弊之中，而別人如何否定你的觀點呢？要么是全部否定，你說的利我不覺得是，你所說的弊我認為不能稱其為弊，或者你所說的利很可能轉換，你所說的弊很好解決，也有可能是在部分肯定你所談的利弊前提下進行上面的工作，如何得出結論呢？仍然是上面所說的暗含在自己所談的利弊本身的數量、程度、緩急等等的綜合博弈，不服則說服之，這才是談利弊問題的本質，而不在什么題目轉換似的標準游戲。我們再想一下諸葛亮赤壁之戰時，前往東吳向孫權、周瑜陳述聯合抗曹之利弊，諸葛亮沒有給出標準，而是直陳利害，舌戰群儒時反對孔明者也沒說諸葛沒給標準或是標準不對，而是不承認諸葛所說的利，也反對諸葛所說的弊，為什么？這個時候如果按照辯論賽的做法，那么諸葛亮提出的標準八成該是是否有利于東吳之前途命運？這不是廢話么？又回到了前面所說的“一個問題，換個說法”罷了……

如果還有人認為就是應該提出標準的話，那我們甚至可以提出一個應對一切利弊辯題的標準，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人類的發展”，我相信這樣一個標準絕對可以衡量一切問題，然而這個或是這類標準本身不就也是個問題么？這樣又有什么意義呢？更加使得辯論徹底淪為游戲了……

那么拋開標準，利弊辯題我們該如何打呢？還是回到了我們所講的辯論是打給誰的。搞辯論的基本已經達成共識——辯論是打給觀眾和評委的，因為對手無論怎樣處于劣勢總還是會誓死捍衛己方的立場的。所以我們打這類辯題其實并無多少特別之處，仍然是擺出利弊，渲染之，找詳細材料佐證之，然后力求說服之,是要通過自己的展示讓大家接受你的這個博弈過程。標準，實在是該讓他見鬼去了……

第三篇：延遲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延遲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摘 要：2016年2月28日，人社部研究所所長金維剛表示延遲退休方案將在明年正式出臺。出臺后會有五年左右的過渡期，到2022年正式實施。該消息一經發布，便在社會中引起了密切的關注與討論，本文將從就業以及養老金的繳納與支付等視角對延遲退休的背景及利弊影響進行分析。

關鍵詞：延遲退休；背景；利弊分析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醫療技術進步，我國的人均壽命已由建國初的40.5歲增至目前的75.5歲，老年人口的數量與日俱增，加之計劃生育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加重。由人口老齡化造成的養老金壓力加快了延遲退休方案的制定步伐，日前人社部研究所所長已經表示延遲退休方案將在明年正式出臺，延遲退休已經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改革問題之一。

一、延遲退休的背景

（一）人口老齡化嚴重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2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6.1%；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44億人，占比10.5%。按照國際上通常說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人口老齡化。按照這個標準看，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的門檻，處于老齡化逐步加深的階段。

（二）養老金缺口巨大

2014年一份名為《現行統賬結合模式下隱形債務預測與測算》的報告稱，以2012年為基準，社會統籌賬戶的隱形債務為83.6萬億元，個人賬戶的隱形債務為2.6萬億元，合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賬結合制度下的隱形債務為86.2萬億元，占2012年GDP的比率為16.6%。實際上，我國的養老金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巨大的缺口，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拓寬資金的來源已經迫在眉睫。然而在當前經濟發展不景氣、養老金收益率較低的情況下，延遲退休年齡自然就成彌補養老金收支缺口的一劑“靈丹妙藥”。

（三）勞動力年齡人口開始下降

我國規定男子16歲～60周歲，女子為16歲～55周歲，這部分人口被視為勞動年齡人口。近年來隨著計劃生育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于2011年達到頂峰后便開始走“下坡路”。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總量已從2011年的9.4億減少至2015年的9.1億，且依然有繼續減少的趨勢，預計在2030年以后勞動力的供給將出現嚴重不足。

（四）延遲退休已成國際潮流

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女職工50歲，女干部55歲，男60歲）的規定于1978年5月2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原則批準，至今已將近40年。

目前世界上大多國家都在推行延遲退休，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已經普遍達到了65歲，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最低退休年齡也以達到了60歲。考慮到我國目前的人均壽命延長的國情以及國際上普遍延遲退休年齡的潮流，我國政府應該加快出臺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二、延遲退休的影響

（一）有利影響

1.減緩養老金支付壓力

據《201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7620億元，比上年增長11.7%，其中征繳收入21100億元，比上年增長9.5%。全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23326億元，比上年增長17.7%。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35645億元。從賬面上看，養老金并無缺口，而且還“綽綽有余”，這明顯與學界對養老缺口的擔憂形成巨大反差。不過據業內人士分析之所以會出現養老保險基金結余規模不斷擴大的現象，是因為《社會保險法》出臺實施以后，全國各地的社保部門擴大了對養老金的征繳范圍并加大了征繳力度，同時國家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出臺了允許部分人群一次性補繳的措施，這才導致基金征繳收入劇增。

實行延遲退休一方面可延長勞動者養老基金的繳費年數，另一方面也可推遲勞動者領取養老金的時間，從而增加養老金的積累量。按照“中國養老保險基金測算與管理”課題組的測算，若退休年齡每推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就可增收40億元，減支達160億元，合算起來僅一年便可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大大減輕養老金的支付壓力。

2.應對勞動力人口減少現狀

在我國勞動力人口開始減少的背景下，保留現有崗位上的勞動者就成為了緩解勞動力短缺的重要方法。延遲退休既可增加勞動者在崗位上的工作年限，也能發揮“老人”在工作崗位上的經驗和技術優勢。因此不僅能有效應對勞動力減少的現狀，而且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

3.提高勞動者退休后的養老金收入

目前我國人民領取養老金的條件為：一是達到領取養老金的法定年齡，二是繳費年限滿15年，且這兩個需要同事滿足。根據現行基本養老保險政策規定的月基本養老金計算公式：月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帳戶養老金組成。其中：

基礎養老金=（全省上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2×本人繳費年限×1%=全省上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1+本人平均繳費指數）÷2×繳費年限×1%

個人賬戶養老金=退休時個人賬戶儲存款÷本人退休年齡相對應的計發月數。計發月數略等于（人口平均壽命-退休年齡）X12。

由公式可以看出，基礎養老金與繳費工資的高低以及繳費年限的長短掛鉤，繳費年限越長，計算基礎養老金這一部分的比例也就越大，并且計算比例沒有封頂。個人帳戶養老金部分，個人帳戶養老金的計發月數是以社會的平均預期壽命為依據，按照退休年齡的時間來分別對待，退休年齡越晚對應地計發月數就越小，個人帳戶養老金就越多。

經過以上分析可得出：延遲退休不僅能增加基礎養老金的收入，也能增加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收入，進而使勞動者能夠在退休后領取更多的養老金。

（二）不利影響

1.擠占勞動崗位，增加年輕人就業壓力

工會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的大會書面發言透露，目前中國每年退休的人數約有700萬人，延遲退休也就意味每年相應期間或減少約700萬個就業崗位，而我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達到2400多萬個。雖然年輕人與老年人存在很小的崗位競爭和替代，但是對工作崗位的擠占都是從上級往下級的，需要一個中間層次的接續，而且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總量大于需求總量。因此，延遲退休仍然給年輕人的就業帶來不小的壓力。

2.加重企業養老金的繳費負擔

在許多企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會與工齡掛鉤，所以臨退休員工的工資會普遍比同崗位的新員工高出很多，相對應地，企業為這些員工繳納的養老金數額也比同崗位的新員工大。延遲退休會使“老員工”延長自己工作的時間，企業也要依法為其繳納更大數額的養老金，這無疑加重了企業的繳費負擔。

3.損害不同層級勞動者的利益

對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的勞動者而言，因為他們工作壓力大，長時間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對身體損傷也大，到了60歲的退休年齡身體就很難負擔起工作的強度。因此，這些勞動者都渴望著能早點退休領取自己的養老金，避免自己的身體再受到傷害。

對普通的低收入勞動者而言，他們不會因為延遲退休而獲得較高的收入，自己在崗的工資與退休后的養老金相差不多。所以與延遲退休在崗位上辛苦工作相比他們更樂意選擇提前退休拿著養老金愜意地生活或者找一份相對輕松的兼職工作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對高收入勞動者而言，雖然延遲退休會使其獲得更高的收入，但他們在工作期間就已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由延遲退休所增加的收入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他們需要的是退休后的閑暇時間或是單位返聘給自己帶來的成就感。

總之，延遲退休的實行已經不可逆轉，它符合我國的發展狀況與國際潮流。政府應當早做打算，權衡利弊，充分聽取民意，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努力將延遲退休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陳煜.延遲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議[J].時代金融，2013，（2）.[2]朱聰芬.從人力資本層面論“延遲退休”[J].教育管理，2013，（9）.[3]金剛.中國退休年齡的現狀、問題及實施延遲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會保障研究，2012，（2）

[4]蘇春紅，李齊云.延遲退休年齡效應分析與中國漸進式推進策略研究[J]理論學刊，2014（5）

第四篇：背景調查常用問題

背景調查注意事項：

背景調查十問：

1． 職位抬頭是否真實

2． 在職時間是否真實

3． 公司規模是否真實：人數

4． 具體工作內容的描述是否確切：工作職責是否擴大化，工作業績是否虛高…

5． 離職原因是否與候選人描述符合：合約到期不續約的情形，還是公司發展瓶頸，辦公地點的問題，或是人際關系、違紀、誠信各方面出現問題….6． 你欣賞她什么: 你自己不具備的但是該候選人具備的特質。

7． 你不喜歡她什么，或者你覺得需要改進的方面。

8． 性格如何：團隊精神，事業心，思維方式….9． 以后還會再跟她一起工作么

其它需要核實的內容：

學歷、培訓經歷是否真實-通過網上查詢

薪酬情況：

由本人提供具體數字，稅單，人事部門提供離職證明

第五篇：關于中國引進外資利弊問題的探討

關于外資的探討

反對引進外資

觀點——中國不缺資金，吸引外來投資有害國家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提倡引進外資，如今也不例外，問題是中國缺資金嗎？別忘了中國還有2萬億外匯儲備，它遠遠超過了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所吸引的所有外資。即使沒有這筆外匯，中國是否就缺資金，是否就需要外資？

假設1：從前有兩個與世隔絕的小島A和B，A島不使用貨幣，居民自己組織勞動，分享自己的產品，B島唯一與A島不同的是，B島使用貨幣，通過市場進行經濟活動。后來，A島和B島都獲得了別人贈送的機器，采用機器生產，只需要一半人來生產原先的所有產品。如何安排另外一半人活動。A島就自己組織開發生產新產品，供給島上所有人使用。B島由于原先的貨幣發行量與原先的經濟活動匹配，B島沒有多余貨幣，或者說資金，無法投資組織這一半人從事新產品開發和生產。B島這一半人就失業了。請問B島該如何解決此困境？

這里A島和B島都獲得了別人贈送的機器，相當于生產效率提高。顯然B島不缺資金，缺少的是經濟運行的良好機制。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是政府通過銀行增加貨幣發行量貸給公司投資。現代國家在經濟運行中，是通過貨幣進行管理的，類似寓言故事中B島。一個不斷發展的國家，其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對每年新增的生產能力，國家必須為這部分新增的生產能力提供貨幣，從而擴大再生產。日本經濟協會理事長金森久雄在 << 日本經濟增長講話 >>(中譯本 84---86 頁)中講到： “ 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錢得到了充分的供給才得以實現的，??日本銀行的貨幣是供給通貨的最主要的渠道 , ??日本銀行向民間銀行貸放 , 民間銀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銀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額貸款“，日本為經濟增長所必需的錢正是靠這種超額貸款供給的。” 他進一步解釋說： “在實行金本位制時，由于貨幣的數量受到限制 , 若是經濟活動旺盛，則銀行自然拮據，不久經濟活動的旺盛便告結束，在經濟知識尚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把這種不合理的做法都稱之為黃金的自動調節機能，并且認為是有益的東西。可是，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不依靠黃金的盲目調節力來支配經濟，而由中央銀行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調節通貨量了。正因為如此，日本銀行對通貨管理的重大責任就在于要為適當的經濟增長提供必要的通貨。”我們從日本發展的經驗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謂發展經濟需要資金，是不存在的。實質上，當技術進步，促進了生產效率，從而使國家財富生產能力提高，國家必須增加貨幣發行量，為這部分生產能力提供市場交換的工具－貨幣。

既然我們不缺資金，我們引進外資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外資投資究竟有什么作用？

假設2：從前有二個小島A和B，A島上的工廠都是外來資本家投資的，其他人都是打工的，B島上的工廠都是B島人自己投資的，但是，兩個島所有工廠的設施，包括各種原料都是來自自身的，來A島投資的資本家并沒有從島外帶來任何生產資料，僅拿來黃金到A島上換成A島貨幣，在A島上開始利用A島資

源開始建設。假設兩島建設內容相同，資源相同，建設效率相同，建成成功所用時間相同。顯然兩島上勞動者付出的勞動也是相同的。等所有設施完成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唯一區別，B島所有產品歸B島自己，而A島生產的產品歸外來資本家了，A島資本家只需將產品銷售，部分利潤作為工資付給勞動者，其余部分就歸自己了。至于A島外來資本家給A島帶來的金子，還是儲存在A島銀行，A島居民從來沒有用過。工廠投產一段時間以后，外來資本家在獲得足夠的利潤以后，又從市場上換回了自己的黃金。從此以后，兩島居民的區別是，引進外資的A島今后不僅要生產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還必須為資本家提供商品，如果這個資本家是今天的中國資本家，A島居民可就可憐了，因為當前中國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太低了，A島居民再也沒有時間從事自己的財富生產，發展自己的經濟，存在著永遠給外來資本家打工的可能。而B島居民生產的商品全部歸自己，他們可以比A島居民有更多的休閑時間或更多的時間提高技術水平，從而使自己的發展大大加快，將A島遠遠拋在后面。

從假設2可以看出，一切新增財富都是勞動者創造的，這也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結論。外來投資不僅沒有創造任何價值，而且是有害國家經濟發展的，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國人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歸外來投資者，而外來資本家并沒有提供或創造任何財富。日本在其發展過程中，直到現在，外來投資所占比重也很小。是經濟快速發展的良好例子。一個國家發展經濟根本不需要資金，實際需要的是資金所代表的物資或技術。也許有讀者會說，外來資本家會帶來技術。即使外來資本家有技術，我們也應選擇購買技術，而不是引進投資。例如，寓言故事中B島資本家貸款外匯購買技術，其效果與外來資本家帶來技術是相同的，但投產后產權歸屬不同。如果外來資本家不賣給我們技術，即使我們引進了投資，仍然得不到技術。主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誤導中國人民缺資金，為引進外資投資制定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出賣了國家利益，使外資投資在我國的比重越來越大，是我們經濟發生困難的主要原因。我們今天的引進外資就如寓言故事中B島，它的唯一作用是今后部分國人在外資企業為外國資本家創造財富。

假設3：很久很久以后，地球要走向毀滅了，人類必須考慮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于是就派了很多先遣隊，到不同星球上去，由于飛船裝載量有限，必須準備攜帶合適的物品，主流經濟學家說，最重要的是資金，有了資金，就有了一切，只要把資金帶足就一切ok，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在加入先遣隊時，會聽從經濟學家的。

一個國家發展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其過程與人類到外星球上發展是類似的。資金是沒有任何用處的，資金的實質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物質。

不贊同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引進了大量外資的說法，引進外資能帶來經濟增長，但不能片面地引進外資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說法，還要使引進的外資在我國市場中得到有效的利用，創造社會價值。至于如何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的問題，可通過持續的科技創新來實現，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國家擁有創造力才能使本國各個行業的企業和產品不斷滿足變化的市場環境的需求，充滿競爭力，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不斷爭取市場份額，為國家和社會創造財富。

引進外資可能抑制我國某些產業的發展

由于政策的放寬，一些實力較強的外商投資企業會強占我國市場。一些重要行業甚至有被外資控制的風險。其次，外商控股越來越多。合資企業中，外商投資比例越來越大。雖然在合資初期并不要求股權，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外商往往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控制企業的股份。外商憑其資本技術優勢，可能會直接通過市場競爭將我國的知名品牌擠跨，還會通過壟斷性的經營行為壓制我國企業重新創造和發展自己的品牌。不僅損害我國本土企業的利益不利于我國企業的做大做強，甚至我國某些產業的發展都會被國外勢力所牽制。如果任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我國國民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必然會受到影響。

另一種觀點

引進外資的好處：

1.國內就業矛盾暫緩。增加國內的就業崗位，適時解決部分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并且緩解當前沉重的就業壓力造成的混亂，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

2.產生“技術外溢”效應。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是我國“以市場換技術”引資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

3.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外商投資帶來的開發項目和方案，也促動著國內新興產業的崛起。外國銀行大量進駐，帶來全新的金融理念和金融產品，為國內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務。我國的國內同行企業為了避免在激烈的競爭中慘遭淘汰，也開始引進和自行開發新興的金融產品，促成了金融工程的興起與發展。同時，中外合資開發新項目的比例增加。這種模式提供了國內人員與外國技術人員頻繁交流的平臺，學習和切磋的機會增加，進一步促進了外溢效應的產生。

總結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戰略： 三步走戰略、非均衡發展戰略、趕超型戰略。履行了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轉型過程中的結構調整產生再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吸納和借鑒了世界的和我國的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找到了一條真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實現了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的全面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二：轉型對人的主體性的解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三：轉型使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創業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四：轉型中的制度融合。今天的國際競爭已經從物質領域進入到文化領域，非物質生產能力的重要性已經已經超過物質生產能力。核心競爭力的實質：技術競爭、品牌競爭、自主創新競爭。

如何進一步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完善我國的經濟制度；加強經濟立法；鼓勵企業科技創新，增強企業的競爭力，支持企業走出去；加強中外的合作。

1.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的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互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2.要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3.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支持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