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我國的刑事和解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要】:近年來，刑事和解成為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受到各方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所謂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程序運行過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方式和被害人達成諒解以后，促使國家專門機關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或者對其從輕處罰的一種案件處理方式。刑事和解絕不是簡單地“以錢買刑”或“以錢買命”的問題，目前，刑事和解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刑事和解在實務部門的探索嘗試屬于實踐先行，有待于法律加以確認和構建。

【關鍵字】:刑事和解諒解 完善

一、刑事和解的含義、目的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為發生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被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解決刑事糾紛；對于和解協議,由司法機關予以認可并作為對加害人刑事處分的依據。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是通過被害人與犯罪人雙方充分的對話與協商，達到相互的溝通和理解，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恢復被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以及恢復加害人與被害者之間的和睦關系,并使犯罪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最終使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得到圓滿地解決。

二、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一是公權介入。刑事和解范圍要限定，程序有要求，并非完全由雙方自由自主、無拘無束的“私了”，而是必須接受公權力機關監督與審查。

二是范圍有限。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進行和解處理,只有那些危害性小的具有被害自然人的輕微犯罪案件才在和解范圍內。

三是雙方自愿。刑事和解的當然主體加害人（犯罪人）必須真誠認錯道歉，自愿賠償被害人的損失，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的諒解也必須真實自愿。

四是協議合法。和解協議應是雙方真實意愿表示，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合理意愿應該得到各方包括公權力機關的尊重。

三、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和條件

對于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金的刑事公訴案件，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刑事案件必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屬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過失犯罪； 2．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認罪，并且已經切實履行和解協議。對于和解協議不能即時履行的，已經提供有效擔保或者調解協議經人民法院確認；

4．當事人雙方就賠償損失、恢復原狀、賠禮道歉、精神撫慰等事項達成和解；

5．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明確表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諒解，要求或者同意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理。

四、采取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1、保護了被害人合法權益。大多數輕微刑事案件都是發生在鄰里、親友之間，并且多為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通過適用刑事和解，一，以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教育、改造犯罪嫌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誘發重新犯罪的動因和可能性；加害人及時向被害人作出賠償，修復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造成的物質損失和精神創傷，有效地保護了被害人的利益.2．有利于保護被追訴者的人權及預防犯罪。刑事和解能夠使犯罪人正視犯罪。對社會和被害人所帶來的危害，有助于其反思自己的行為并徹底悔罪，刑事和解體現了以人為本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對于有效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3．降低了訴訟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通過適用刑事和解，對犯罪嫌疑人采用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非羈押強制措施，有效緩解了羈押場所的壓力。將有限的資源更加集中于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的案件，有效地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效率，也降低了訴訟成本，減輕了司法機關和部門的工作壓力。

4．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對輕微犯罪采取刑事和解政策，體現寬嚴相濟的執法理念，不僅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對于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積極解決社會糾紛，實現各方當事人利益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充分聽取和考慮被害人的意愿，既提高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又能較好地化解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五、刑事和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社會觀念的認同度不足。實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因為爭議解決方式主要在于當事人雙方協商，這種以對話協商為基礎影響法院裁決處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既容易使公眾對司法權威產生質疑，也使公眾極易產生“以錢買刑”“以錢買命”的誤解，貶損司法權威。要向社會加大宣傳力度，使社會群體正確理解刑事和解的積極意義，認識到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從而獲得從輕處罰是符合法律規定與法律精神的，也容易化解糾紛，消除矛盾，營造對刑事和解認同支持的良好氛圍。

2、對刑事和解過程的監督不夠。在辦案中，由于刑事和解是當事人雙方自行進行的，司法機關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動接受，對自行和解的過程無法控制，只是在雙方當事人達成刑事和解后問問過程，聽聽意見，落實落實和解是否是自愿，協議是否確實履行，但是對于深層次問題，如雙方在調解過程中是否存在威脅、利誘以及弄虛作假等非法交易情況，則無法加以控制和把握，影響了執法的嚴肅性。

3、和解過程可能會誘發司法腐敗。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達成并履行和解協議后，案件承辦人對該案的處理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果監督不力可能被極少數辦案人員利用，濫用自由裁量權，放松對案件事實的調查，出現就和解而和解，或者在雙方和解過程中讓被告人多出錢或少出錢，這將削弱司法公信力，誘發司法腐敗。4.刑事和解的辦案效率有待提高。司法部門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不僅要協調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還要與公安、檢察院或法院進行溝通，加之受到工作機制、考核制度的影響，辦理一個刑事和解案件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比如作不起訴處理的案件程序很復雜復雜，要經過科室、本院檢委會討論，還要報上級檢察院備案，其中任何一個環節不能完成，都會使之前的工作成果付諸東流，導致辦案周期普遍延長。5.刑事和解的監督機制有待加強。公安機關對于和解成功的案件，一般直接撤案或不予立案，也有的移送檢察院作相對不起訴處理。對于公安機關直接撤案或不予立案的案件，由于沒有上報備案制度，檢察機關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目前，雖然有個別地方嘗試對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案件進行提前介入，但由于信息不對稱，這種監督也難以起到好的效果。

六、完善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構想

1.加強刑事和解的違約救濟。和解協議存在不確定性，如果雙方簽訂協議后一方反悔的，就需要司法機關對違約行為給予救濟。對于反悔情形，應當區別對待：（1）加害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協議的，經被害人申請，可以強制加害人履行義務；（2）加害人為逃避刑罰處罰、減輕處罰而故意欺詐和解，事后反悔的，司法機關應當撤銷原決定，重新依法處理；（3）被害人為了盡快得到經濟賠償假意和解，賠償到手后又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的，應當維持原和解協議；（4）加害人或被害人受到外界壓力，違背自愿和解的，查明情況屬實，應當按照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撤銷相關決定，重新處理。

2.要豐富刑事和解的賠償方式。在雙方同意和解的情況下，經濟賠償通常成為檢驗加害人悔罪態度的一種方式，但卻不應成為惟一的方式。如當事人都有進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為加害人經濟能力有限，客觀上難以對被害人予以經濟賠償。可以對加害人的經濟能力及當事人之間的刑事和解誠意進行調查。如果加害人經濟暫時困難，短期內無法支付較大數額的賠償金，但有勞動能力，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賠償，如為社區服務、從事公益勞動、給被害人提供勞務補償等，使加害人無論貧富，都可以平等的從刑事和解中受益。從而確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實施。

3.完善刑事和解的適用階段。本人認為，刑事和解應可以適用于每一訴訟階段。在犯罪的偵查階段，刑事和解可以使偵查機關撤銷案件或不移送起訴；在審查起訴階段，刑事和解可以讓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在審判階段，刑事和解可以作為適用緩刑或從輕量刑的條件；在執行階段，刑事和解可以作為對罪犯給予減刑或假釋的依據

。我們應立足中國國情，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讓刑事和解制度促使訴訟和諧因素增加，促進社會的和諧，使公正、效率等多種價值就得到平衡。4.完善刑事和解的社會監管機制。雙方當事人達成刑事和解協議并在司法機關作出撤銷案件、不起訴或減免刑事處罰的決定后，并不意味著“案結事了”，司法機關有責任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回歸社會。建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跟蹤回訪制度，充分發揮社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幫教、矯正和犯罪預防中的主導作用，配合做好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切實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再次犯罪。刑事和解工作社會影響面大，司法機關要加大對刑事和解的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使社會各界認識并支持、配合司法部門開展相應的工作，使刑事和解更好地為促進社會和諧服務。

第二篇：試析刑事和解的問題與對策

試析刑事和解的問題與對策 本文的主要思路主要源于新刑訴法對刑事和解部分的規定。新刑訴法在吸收學術研究成果、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刑事和解進行了專章規定，對刑事和解的適用，采取了既積極又審慎的態度 ：一方面，將刑事和解程序擴大了適用范圍，由原來的僅有自訴案件普及到了公訴案件；另一方面，又嚴格限定了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將其限定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7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過失犯罪。

本來，將和解程序引入公訴案件，對于化解社會矛盾、節省國家資源將會發生巨大的促進作用，充分體現了國家懲罰權的嚴肅性，有利于保證司法公正的底限。

一、刑事和解基層實踐及分析

繼續深化三項重點工作，積極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以刑事和解提高訴訟效率，是北京市某區檢察院多年來一直秉承的工作機制。2009年8月以來，該院在批捕階段涉及到刑事和解的案件共計37件40人，涉及到刑事和解的案由主要有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過失致人死亡、交通肇事等，其中絕大部分是故意傷害類案件，共計29件，占刑事和解案件總數的78.4%，其他除尋釁滋事類4件外，聚眾斗毆、過失致人死亡、交通肇事類各1件。案件的處理結果以不予批準逮捕居多，捕后不訴率達到40%以上，提起公訴的案件法院大多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拘役并緩刑。需要特別之處的，僅有1起案件涉嫌故意傷害罪，嫌疑人隱匿后被抓獲，偵查階段雖然與被害人達成刑事和解，但依然決定逮捕。據統計，刑事和解的案件無一起當事人和解后反悔導致矛

盾重啟，或者犯罪嫌疑人脫逃妨害訴訟、重新犯罪的。實踐證明，審查逮捕環節引入刑事和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總結工作經驗如下：

（一）善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立足檢察職能，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在審查起訴案件時，堅持化解社會矛盾，推進刑事和解，積極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二）規范釋法說理、促成刑事和解，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將釋法說理貫穿于辦案始終，并規范釋法說理中應有的具體事項，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的精神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的規定，經過積極工作，有效化解了當事人之間矛盾，促成案件當事人的和解。

（三）延伸檢察職能，嚴格審查逮捕的必要性

我院積極延伸檢察職能，在涉及到刑事和解最多的故意傷害類案件中，承辦人嚴格審查逮捕必要性。如果發現犯罪嫌疑人系初次犯罪，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且愿意賠償給被害人造成損失的，若適用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不致再危害社會，承辦人可以依法與雙方家屬溝通，促使雙方初步達成和解，這樣既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又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但是，鑒于刑事和解是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刑事糾紛解決機制，新刑訴出臺專章規定后，對刑事和解這種以實踐性為導向的程序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刑事和解程序實施的條件、法律后果的配備都不盡合理，導致和解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預期效果等方面出現了一些令人遺憾的缺陷。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在理解“和解”本質的基礎上，進一步設計刑事和解特別程序規則體系。首先，適用刑事和解需要先厘清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和解本質”，即對刑訴法中刑事和解條文的解讀。

二、條文解讀及問題分析

通過對第277條可以看出，刑訴法上的刑事和解是指狹義的刑事和解，即控辯雙方通過對話協商，謀求審判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刑事責任問題。刑事和解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達成了協議，體現了對“加害-被害”關系的尊重以及對被害人利益的關切，也體現了刑事法律對于過失犯罪的較為輕緩的評價，強調司法機關應當對調解協議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原則性地規定了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

通過解讀我們發現依據該專章規定，刑事和解程序有以下幾個問題：

1.刑事和解適用的案件范圍不全面。一些具有與第278條規定的法益侵害特征，相類似的犯罪沒有納入，如尋釁滋事等（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另外一些具有“不特定被害人”的犯罪，刑事和解無從提出，如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第四章）。

2.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過于籠統。第279條的規定屬于原則性的規定，應當區分不同訴訟階段的予以不同的處理方式，如建議撤不捕，撤訴，或者免于刑事處罰。

3.刑事和解協議執行的監督規定的缺失。在此，應特別注意當事人對于和解協議的反悔，不能一概而論，應區別和解協議效益的影響區別處理。

4.刑事和解處理原則的確立，為促進和解自愿性，有必要確立“和解不成不加重處罰原則”。

上述問題細化到批捕階段就演化成了具體實踐操作的麻煩：第一，偵查階段嫌疑人及其家屬具有和解主觀意愿，但被害人提出巨額賠償要求的，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存在爭議。

第二，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履行醫藥費或者部分賠償費用，但被害人不滿意的，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存在疑問。

第三，由于批捕時限緊迫，既要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又要判斷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因此，辦案人員無暇促進刑事和解，此問題有何解決良策？第四，修改刑訴法對于刑事和解的案件的范圍做了限制，其中對于尋釁滋事罪和聚眾斗毆罪不再適用刑事和解，目前我國在被害人刑事賠償制度尚不健全的現實情況下，對被害人的財產權益保護造成法律障礙，實踐中如何解決？

三、程序設計

筆者認為，解決機制問題應從程序入手，根據刑事和解現有的原則性法律規定，提出了對刑事和解程序的初步構想。

（一）刑事和解的提出與受理，即刑事和解程序的啟動

本階段既包括形式判斷也包括實質判斷，前者是指和解的提出與受理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后者涉及和解的提出是否正當和能否有效展開。主體部分應包括：提出的階段和主體；案件的范圍：特殊同類法益應可以申請和解；提出和解請求不受次數限制；和解受理的篩選標準。

（二）刑事和解準備與進行，即刑事和解程序的運行

1.刑事和解的準備階段：即告知事項，對雙方當事人告知注意事項、鼓勵情感表達、提供司法資源信息、以及退出和解的法律后果告知。

2.刑事和解的進行階段：首先要統一刑事和解協議的基本內容，對協議內容進行規范規定，一是規范刑事和解一是有加害人對罪責的承認和悔過；二是和別害人的諒解；三是有賠償協議，通常是經濟的，也可以是約定社區服務等。同時，對協議內容的限制：避免使得當事人陷入不公正，違反公共利益與公序良俗。

（三）刑事和解的確認與監督，即刑事和解程序的保障

1.和解確認，不同階段的不同處理方式，如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撤銷案件；在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做出不起訴決定；在審判階段，法院應當做出緩刑、從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判決；在執行階段，司法機關應當做出減刑或者假釋的決定。

2.和解監督，從廣義上說，和解監督是指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全過程的監督，包括受理階段的篩選審查、準備和進行過程中的監督以及確認過程中的判斷。從狹義上講，是指對和解協議履行情況的監督。和解協議的達成并不等于和解目的的實現，這要依賴于和解協議的履行情況，如果協議不即時履行，應當在協議履行后再做出撤案、不起訴的決定和從寬處罰、免予處罰的判決以及執行上的優惠。如果犯罪人不具備現實履行能力，但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并有切實可行的賠償計劃，且經被害人同意，也可以在履行完畢前作出寬宥的決定。

第三篇：我國經濟發展存在問題及對策

我國經濟發展存在問題及對策
07 經濟學 3 班 張婷婷 3207004233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布局繼 20 世紀 80 年代沿海發展戰略、年代末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90 目前新的區域發展格局正成形成，即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鼓勵東 部地區加快發展，實行東西互動，帶動中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本文對中國區域經濟 發展現狀作了分析，指出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區域經濟是各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大城市為中心、發展水平相近地區的經濟聯系和合作加強，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區。我國區域經濟按 地理位置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從大連、天津、青島、上海、廈門、深 圳、湛江等整個海岸線為快速發展的經濟區域；第二層次是從哈爾濱、沈陽、石家莊、太原、鄭州、武漢、合肥、南昌、長沙等內陸屬于發展較慢的經濟區域；第三層次是西部地區為發 展落后的經濟區域。

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1、從東部沿海的經濟發展看 經過 20 多年的高速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已進人工業化的起飛階段，走在全國前列。市 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形成，并在 WTO 規則下迅速與國際市場接軌。國民經濟以年均 10%--11% 的速度增長，超過全國平均 2 個以上百分點，經濟總量占全國經濟總量的 65%以上，人均 GDP 達 1700 美元。這一地區形成 3 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經濟圈和都市圈，即以廣州、深圳和珠 海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環渤 海經濟區，這三個區域相繼創造出區域發展的奇跡。今年以來，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更 是高速賽跑，比翼齊飛，成為我國的制造業中心，占全國經濟的權重愈來愈大。

2、從西部大開發取得的進展看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 4 年里，國債投資及其帶動的投資達 7000 億元人民幣，五大標 志性工程：生態環境建設、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南水北調兩線工程進展順利。東部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資加快了西進步伐。產業結構正在調整，傳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 業都出現可喜發展的勢頭。各省市區內的鐵路、高速公路、機場、水利、縣鄉道路、農村電 網改造等基礎設施推進很快。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建設突飛猛進。

3、從東北經濟發展新機遇看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決策的出臺，給解決東北問題帶來了一次新機遇。東北地區制造業 的基礎優勢和巨大潛力，是東部沿海地區所不具備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現已進入實質性 操作階段，政策和操作方法都與西部開

發不同，采取直接面對一個個企業的政策和方法，核 心內容是用高新技術和先進實用技術改造傳統技術，用市場化的先進管理取代傳統管理模 式，所需資金采取多渠道籌集方式，包括利用外資和民間資本。

4、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生產要素大量地 向東部地區流動，但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梯度轉移并沒有實現，盡管國家在前幾 年大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但西部地區受各種條件的限制，發展仍較緩慢。三大地帶經濟 發展差距不斷擴大。東部地區已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外來資本，民間資本充分，產業結構升級迅速，制造業、服務業和外貿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西部經濟增長 主要靠基礎建設投資拉動，國有資本仍占主要地位，外資、民間資本不足，制造業、服務業 發展不快，投資效益不高。因此，東西部之間的經濟總量、發展速度、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仍在繼續擴大。以西部的 GDP 增長速度為 1 相比較，1998 年東西部比為 1.43：1，2002 年

擴大為 1.57：1。人均 GDP，2002 年西部約 600 美元，東部則為 1700 美元，東部約為西部 的 3 倍。

二、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區域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致使國家總體改革 目標進退維谷。由于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政策傾斜、資金傾斜，加上 其地理位置優勢，目前東南沿海與中西部的發展差距凸顯出來了。向沿海傾斜的區域政策使 全國經濟重心總體向東南偏移，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類型和產業結構與東部地區也產生了很大 差異。東南沿海區域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使以市場為導向的宏 觀經濟改革目標與區域經濟發展目標之間發生沖突，使國家總體改革方案難以設計與貫徹落 實。

2、中部經濟有“凹陷”之憂。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沿海發展戰略和 90 年代末西部大 開發戰略的實施，中部地區已成為全國的“經濟凹地”，十六大后又提出“支持東北地區等 老工業基地加快發展和改造”的方針，中部地區經濟地位相對下降。中部地區農業比重很大，農村人口過多，由于靠農業發展的出路越來越窄，而制造業又沒有出現由東部向中部轉移的 梯度效應，在東部大發展、西部大開發、東北經濟振興的新形勢下，中部地區經濟結構轉型 所面臨的國內與國外的壓力會加大，“經濟凹地”有可能會加深。

3、區域產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區域經濟特色不明顯。一是重復建設，這不僅出現 在價高利大的產業領域，而且在基礎設施領域尤甚。二

是在開放引資上競相出臺優惠政策，在外貿出口上競相壓價，導致過度或惡性競爭，甚至區際聯系還要小于與國際的聯系。三是 存在嚴重的產業同構現象。加速擴大的地帶間經濟發展差距，加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 地區地方政府“興地富民”的客觀壓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項目投資上置全局性資源浪 費、生產能力過剩而不顧，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復引進、生產、建設，從而導致地區產業結 構趨同現象不斷加劇。這不僅抑制了地區經濟比較優勢的發揮，喪失了地區分工效益和規模 經濟效益，而且影響國民經濟整體效益的提高。

4、地方割據現象仍比較嚴重。在地區差距日漸擴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驅使，各 地方政府或以公開的形式，或以隱蔽的形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如區域間為爭奪緊俏資源而 展開的資源大戰；構筑名目繁多的貿易壁壘和行政壁壘；互相實行資源、技術、人才、商品 的壟斷和封鎖等來保護本地區的利益。不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不能 自由流動，而且使地區、行業、企業間的優勢無法互補，造成資源浪費，并最終導致競爭、開放、統一的國內大市場難以形成。目前，各地區進一步擴張面臨的共同障礙，是行政體制 分割，各自為政，行政性區際關系替代了市場性區際關系，難以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及經濟 融合。

5、不發達地區的造血功能不足。對不發達地區而言，其基礎設施建設明顯落后于沿 海發達地區，優惠政策也沒有絕對的優勢，缺乏足夠的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不發達地區產 業結構落后，缺乏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人才缺乏，科研經費不足，使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 展雪上加霜。

6、“資源換增長”模式普遍存在。很多地方政府用土地和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作為促使 本地經濟發展和 GDP 增長的最優選擇，這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一個最普遍的問題。

三、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1、加強宏觀調控，進行必要的政府干預。從我國目前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情況來看，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形成了，但是市場發育還不充分，各地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差 距很大，全國統一的市場尚未形成。所以政府應通過轉變自身職能，促進市場發育，為區域 經濟發展創造比較寬松的市場環境。同時，還應通過制定適當的區域經濟政策，防止市場機 制的自發作用導致地區差距講一步擴大。為解決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問題，實現共同富 裕的目標，政府通過必要的投資傾斜和政策傾斜，加強不發達地區的智力投資，扶持落后地 區的經濟發展，通過宏觀調控措施，達到各個經

第四篇：刑事自訴案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自訴案件一般都是基層法院審理，但在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由于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都存在諸多弊端。

一、自訴案件是由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而受理的輕微的刑事案件，從規定的那天起就避免不了一些弊端的產生。

1、一般刑事案件都需經公安機關偵察、人民檢察院起訴等程序，而自訴案件直接由人民法院受理，這無形中給法院

增加了負擔，對于該類案件，自訴人是否舉有足夠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是否夠刑事責任年齡等問題。人民法院是先調查再立案件，還是立了案后再調查呢？法律沒有規定。

2、從審判實踐來看，我們受理的自訴案件一般都是輕傷害案件，該類案件公安機關受理的也不少，而到法院起訴的往往是公安機關不受理的案件，受害人僅憑一份輕傷鑒定書來法院起訴，這就自然而然給法院審理帶來難度，特別取證難。存在著法院、公安機關互相推諉、扯皮現象，使當事人處于兩難境地。

二、人民法院受理自訴案件后，在案件審理中，遇到不少問題和困惑：首先自訴案件不準收費，我們辦理的自訴案件大都附帶有民事訴訟，而最高院關于《刑訴法》解釋第100條規定“審判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外，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據此，筆者認為，自訴案件同樣應當收費，以防一些當事人濫用訴權。

三、從自訴案件有關法律規定上看，對自訴人、被告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有不公正之處。

《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二款規定“自訴人經兩次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訴處理。”而對被告人拒不到庭沒有做任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4條規定：“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應當中止審理。被告人歸案后，應當恢復審理，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這種規定脫離實際又缺乏可操作性，“中止審理”對自訴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至于在“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更是有諸多問題難以解決。

四、由于目前缺乏完善的證人作證保障制度，在辦理自訴案件中，造成在場的人不愿作證，而不在場的人應自訴人或被告人的請求而作證，案情往往反復無常，難以把握。

五、從刑事自訴案件的處理結果與一些較輕的公訴程序刑事案件處理結果相比有矛盾。

以輕傷害案件為例，該類案件可由受害人起訴，而成為自訴案件，也可由公安偵查、檢察院起訴，而成為公訴案件，而同一起案件走自訴程序與走公訴程序在處理結果上可能截然不同，對于公訴案件法院只能作出判決，而作為自訴案件在處理方式上除法院依法判決外，還可以調解、當事人雙方自行和解或撤訴或裁定駁回起訴。傷害案件通過自訴程序，自訴人可撤回起訴，包括刑事和民事。而通過公訴程序則不然，調解只能僅就附帶民事部分，被告人即使賠償了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經濟損失，也被判有罪，這就勢必對被告人不公平。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事自訴案件在立案、管轄機關、審理和結案等諸多方面存在的種種弊端，筆者建議把自訴案件轉為公訴案件，不僅體現刑事案件在程序上執法的統一性，而且在實際處理上，還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一個公平的結果。

第五篇：我國戒毒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我國30多年的禁毒、戒毒工作，產生了許多方法、模式，盡管我國現有各種戒毒模式都在以各自的運作方式治療和幫助藥物依賴者，然而，多年實踐發現，這些戒毒模式尚有以下問題：復吸率高，回歸社會難，強制、醫學手段與社會心理康復未能形成有效的整合，社區資源未充分利用與重視，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以下簡稱《禁毒法》）的頒布實行，標志著我國禁毒工作從此進入了依法全面推進禁毒、戒毒新的歷史階段，對推動我國禁毒事業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更好地利用《禁毒法》頒布帶來的契機，推動我國禁毒、戒毒事業的發展，我們需要對既往的工作進行總結和評估，并探討《禁毒法》頒布前后戒毒模式的變化，以及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應對辦法。

一、我國《禁毒法》頒布前的戒毒模式

我國《禁毒法》頒布前的戒毒模式包括強制戒毒、勞教戒毒和自愿戒毒。

1．強制戒毒：強制戒毒由公安機關主管。強制戒毒對吸毒人員進行集中封閉式管理，在一定的治療時間后實現生理脫毒，達到降低毒品需求的目的。因而強制戒毒既是一個對吸毒者進行有效控制的過程，也是控制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極佳措施。但是，由于對強制戒毒人員大多都采用準監所式的管理模式，強制戒毒人員社會支持受限，從而對其回歸社會造成極大影響。同時，強制戒毒時間一般較短，最長不超過1年，只能使戒毒人員生理脫毒，不能完成完整的戒毒過程。此外，專業人員、設備、經費等資源的缺乏都是強制戒毒的缺陷。總的來說，強制戒毒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如今，強制戒毒已不再是國際上主要的戒毒模式，在芬蘭和挪威，強制戒毒于20世紀90年代就被取消。最近，聯合國各機構呼吁各國關閉強制性拘禁戒毒和康復中心，并在社區中開展自愿的、知證的、基于權利的健康和社會服務,．

2．勞教戒毒：勞教戒毒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勞教戒毒是我國目前相對有效的戒毒形式。勞教戒毒時間為1-3年，不僅有利于戒毒者的生理康復，也有利于進行心理矯治。另外，勞教戒毒對戒毒人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再就業培訓，使勞教戒毒人員戒毒成功率提高，戒毒效果相對較好。但勞教戒毒也存在“重懲罰、輕戒毒”的弊端，存在著心理咨詢師和社會工作者的缺乏，以及由于心理干預專業人員身份及場合的特殊性，使心理干預效果受到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對整個勞教的合法性有著較大的爭議。

3．自愿戒毒：自愿戒毒的管理大部分以醫院化的規范醫療為主，有較強的醫療技術和設備。雖然自愿戒毒所大多采取封閉的病房管理模式，相比強制戒毒者，人身自由限制較少，生活待遇較好，但由于自愿戒毒所是以盈利為目的，給戒毒者帶來一定的經濟壓力，致使大部分戒毒者沒有條件進行自愿戒毒。此外，自愿戒毒只能使吸毒者生理脫毒，而不能達到心理康復和回歸社會，自愿戒毒的法律依據不夠，對自愿戒毒人員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由此造成很多自愿戒毒所無法控制毒源，戒毒成功率大打折扣。

以上戒毒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由于吸毒帶來的各種問題，但共同的挑戰是：絕大多數強制和勞教戒毒所都投入低，自愿戒毒所的投入幾乎為零；人力資源匱乏的困擾，缺乏熱心、耐心和專心從事戒毒工作的專業人員，因而，戒毒治療大多停留在脫毒治療階段，社會康復治療多數停留在說教階段，自愿戒毒受利益驅動，多數管理不良，治療機構一味追求短期效果，重醫械，輕康復，治療缺乏針對性，不重視個體不同情況與需求；戒毒資源未能充分整合，戒毒工作幾乎完全由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承擔，社區沒有充分參與到戒毒康復工作中，戒毒人員從戒毒所返回社區后幾乎沒有后續跟進。

二、《禁毒法》下的戒毒模式

《禁毒法》頒布后，我國戒毒體系發生了重構。《禁毒法》新設置了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賦予了社區戒毒重要地位，凸顯了自愿戒毒的重要作用，并且將強制戒毒和勞教戒毒統一為強制隔離戒毒。

1．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是一種新型戒毒模式，是構建和諧社會在禁毒領域的體現。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單元，通過基層群眾組織對吸毒人員展開戒毒治療、康復訓練、技能培訓等措施，最終使吸毒人員回歸社會的過程。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處于一個開放的社會環境中，較少限制人身自由，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戒毒工作理念；加之家庭的支持和關懷，使吸毒人員感到自身價值的存在，戒毒的依從性較高。另外，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是一個調動公民共同參與的戒毒措施，對毒品的預防宣傳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2．強制隔離戒毒：據《禁毒法》第31條，國家采取各種措施幫助吸毒人員戒除毒癮，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員。國家對吸毒人員由嚴懲改為幫助，這就決定了強制隔離戒毒的根本目的是戒除毒癮，而不是對吸毒人員的懲罰。這是強制隔離戒毒與強制戒毒和勞教戒毒最大的不同之處。此理念在2011年6月26日公布實施的《戒毒條例》中也得到了強調。

3．自愿戒毒：《禁毒法》賦予了自愿戒毒措施的合法地位，對自愿戒毒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給予了較為充分的估計和應對。根據自愿戒毒實際進行的需要，禁毒法還賦予了自愿戒毒醫療機構對戒毒人員的身體、物品檢查和采取必要的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權。因此，《禁毒法》在促進自愿戒毒為我國禁毒事業作更大貢獻的同時，又極力減少自愿戒毒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禁毒法》的重要意義在于：(1)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責任，并提出“禁毒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這對提高全國人民的禁毒意識有很大的幫助，從而對吸毒的預防產生重大影響。(2)《禁毒法》規定對待吸毒人員以“幫助、教育和挽救”的基本原則，承認吸毒者的“患者”身份，采用“生理+心理+行為+家庭”的綜合矯治方法使戒毒更加科學化。社區戒毒的設立使得吸毒者戒毒時能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并得到親朋好友的支持，強制隔離戒毒中，其目的也由原來對吸毒人員的懲罰而改為戒除毒癮，這對吸毒者合法權益的保證起到了重要作用，將提高戒毒的成功率。(3)《禁毒法》規定：“禁毒工作實行預防為主，并將毒品宣傳教育放于總則之后，規定了各部門的禁毒宣傳義務。這對人們了解毒品危害，阻止吸毒人群的擴大將會起到積極作用。(4)《禁毒法》賦予降低危害等積極干預措施以法律地位，如使“美沙酮維持治療、提供清潔針具合法化”。

三、新形勢下我國戒毒存在的問題

1．對藥物濫用和藥物濫用者的負性態度：在大多數的政府文件中，藥物濫用和賣淫、賭博，被稱為“丑惡的社會現象”。大多數人認為藥物濫用是壞習慣、人格問題或道德敗壞，而不認為是一種疾病。不管是外行還是專業人員，均認為懲罰應該是治療藥物濫用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吸毒者咎由自取，應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我們的調查中，即使是從事藥物成癮治療的專業人士，也不認為藥物濫用是一種腦的疾病。因此，目前我國對吸毒者進行懲罰的制度仍然存在并不奇怪。

2．法規和制度方面的落實、銜接問題：我國現行的法規和制度還不完善，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對吸毒人員的監督管控力量薄弱。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的執行主體為戒毒人員戶籍所在地或現居住地的城市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實際執行主體為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指定的社區組織，即居委會和村委會。雖然我國的社區組織（居委會、村委會）結構很完善，但管理權力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實際上主要是靠戒毒人員的自覺性來進行行為控制。另外，各種戒毒措施之間如何銜接，強制隔離戒毒場所的設置、管理和經費、執行機關都未明確規定，診斷評估方法尚未確定，戒毒制度與社區矯治制度未能有效結合等，都會使《禁毒法》的執行效果削弱，達不到預期效果。

3．戒毒資源不足且未能充分整合：戒毒機構分別隸屬于公安、司法、醫療等部門，各部門間競爭資源，不能優勢互補，不能形成合力。不同管理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違法者”和“患者”間的認同混亂，對治療效果缺乏科學的評估標準等因素，都成為了為毒品依賴者提供適宜的、以循證為基礎的、權利平等治療的障礙。戒毒機構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的落實不到位，自愿戒毒機構因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對利潤進行追求，這直接和間接影響到了戒毒的公益性。在戒毒者回到社區后，由于專業人員、場地、經費的限制，使他們缺乏科學全面的后續照顧，在心理上得不到正確的指導，生活來源無法落實，加上稽延性戒斷癥狀、社會歧視與偏見等使得戒毒的努力功虧一簣。

4．專業人員和戒毒設施缺乏：無論是強制還是自愿戒毒機構，以及社區戒毒，都需要大量的、經過系統培訓的專業人員。但我國對參與戒毒工作的人員培訓不足，在吸毒成癮治療機構中的醫生只有50%接受過戒毒相關培訓，超過2/3的醫生的戒毒經驗少于3年。同時，由于戒毒設施的缺乏，各種戒毒措施不到位，容易導致療效較差。合成毒品所致的精神病性癥狀是目前戒毒領域一個新的問題，因而戒毒機構急需招募更多的精神衛生人員參與治療與康復工作，開展有關藥物成癮精神專科知識的培訓課程和項目。藥癮者共存的精神疾病應該得到及時的治療，因為藥物成癮和精神疾病常常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如果從事藥物成癮治療和評估的是精神科醫生，將十分有利。在藥物成癮治療領域引進更多的精神科醫生和精神衛生人員是十分必要的。

5．戒毒學科發展較弱且相關研究缺乏：藥物依賴在國際發達國家已發展成獨立的學科，擁有許多高水平的科研與學術機構，政府投入較大，戒毒相關研究比較先進。我國戒毒工作以強制隔離戒毒為主，相關學術研究及醫療戒毒專業機構缺乏，更注重管理及經驗探索，對我國戒毒模式與方法缺乏系統的臨床研究與評估。

四、對策

1．消除歧視與偏見：最重要的就是改變公眾和專業人員對藥物濫用和成癮的態度。只有公眾了解了藥物成癮的性質，才能公正地對待藥癮者；只有專業人員熟悉本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才能為藥癮者提供有效的治療。媒體對改變公眾對藥物濫用和藥癮者負性態度可起到很大的作用。

2．完善相關配套的法律法規：頒布更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法規，使社區和其他戒毒基層部門的工作能順利開展。衛生部門應該會同公安、司法部門盡快制定包括生理和心理指標的科學合法的診斷評估標準。將合成毒品盡早進行科學的劃分和管理，對成癮行為進行預防和治療。

3．強化社區工作：社區既是戒毒工作的重要一環，也是戒毒工作的終端，良好的后續照顧工作十分重要。目前的“無毒社區”和“重點整治”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需要各級禁毒辦盡快督促當地鄉鎮人民政府和街道辦事處落實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專項經費及禁毒社工人員編制，并將當地的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工作與自愿戒毒、強制隔離戒毒進行資源整合，使社區戒毒和后續照顧做到科學、專業。

4．培訓更多的專業人員：我們需要一大批的專業人員，他們能理解吸毒者的痛苦與需求，相信只要能用科學和專業的方法和技能給予戒毒者指導，并身體力行給予戒毒者希望，就為成功的治療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們應培訓更多的專業人員，使他們能掌握醫學、社會心理康復方法，有的放矢解決吸毒者的問題。

5．戒毒康復人員的參與，推進戒毒工作社會化：國際國內經驗已經證明，戒毒康復人員最大程度地參與到治療程序中是戒毒成功的關鍵。各級政府要積極鼓勵社會團體、社區組織、同伴教育骨干參與到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的社會服務工作中，積極探索向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購買相關服務的機制和辦法。治療機構應對這些志愿人員進行技術指導、能力培訓和工作督導，并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

6．重視戒毒學科發展，加強相關研究：要提高我國戒毒工作水平，需要重視我國戒毒學科發展，提升相關研究水平，加強對戒毒專業研究及臨床專業機構的投入，對我國戒毒工作中的難點與重點進行相關研究與攻關，探索具有循證基礎的戒毒模式與方法，大力推廣科學戒毒模式。

7．整合資源，探索新型的戒毒模式：我們應該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禁毒工作進行評估和總結。在各級禁毒委的領導下，科學設計，聯合攻關，在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禁毒戒毒策略和成功的禁毒戒毒模式。這種模式應該強調公安、司法機關與醫務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充分利用他們各自在戒毒治療中的作用，并將醫療干預與心理康復納入整個戒毒過程中，實現治療方案的個體化、動態化和最優化。強化與社區的聯系與社區幫教，使戒毒成為一個整體，這樣有助于充分利用有限資源，最大程度提高治療效果，達到保持操守，維持社會安定的目的。基于上述理念，中南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在“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課題”的支持下，以戒毒機構和社區資源間的“無縫連接”為基礎，聯合公安、司法、民政、醫務工作者及社區力量，對長沙、上海、昆明3個城市的6個社區的海洛因依賴康復者進行了為期2年的生物、心理、社會綜合干預，把脫毒、防復吸、回歸社會、監督管理、社會幫教等連接為一個整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8：增加政府和社會的投入：禁毒、戒毒是一項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社會公益事業。因此，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政府應該加大對戒毒的投入，特別是康復、回歸社會的投入，以減少對社會的危害和公共資源的占用。

總之，禁毒、戒毒是系統工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科學的決策與強有力的組織是戒毒成功的關鍵和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