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法視角下國際環境治理體系變遷探析論文

摘要：國際體系是傳統國際關系分析的理論框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民族國家主體并未發生實質變化，而體系諸要素則發生了明顯變革，在本體和要素的不變與變革中，國際法對國際體系的本體維系與要素變革始終產生重要影響。環境治理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變遷中互動而生的重要問題，各國在此問題上的互動結果唯有逐步制定普適性的國際協議約束國家行為而達到治理目標，證實國際法在體系變遷互動中的功能。

關鍵詞：國際法；國際體系；變遷；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D996。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32—0006—03

國際體系乃系國際關系學界運用于分析國際關系的邏輯出發點，系指兩個及以上國家之間有足夠的交往，一國對其他國家決策產生足夠影響而促成某種行為時所發生的體系。[1]國際體系具備的諸要素：體系范圍、結構、單位行為體、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規則及支撐體系的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本文從國際法視角闡述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變遷。

一、國際關系的體系觀

國際關系學界存在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三大國際體系觀，各自將國際關系置于國際體系內進行分析，各自論證方式不同，結論也不一樣，分別形成的各自體系對應為：結構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

（一）國際體系的屬性認識

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屬于單向的靜態體系，一方面，國家間的互動不會對國際體系造成影響，只是國際體系對國家間的互動產生作用，謂之“單向”；另一方面，國家之間并不會自己互動，而是由外力（如國家權力）來推動他們互動，謂之“靜態”。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權力結構對國際體系的重要影響，但主要強調“進程”，從成本—利益角度來論證，將合作互動具體落實為“制度”形式。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客觀存在的，但它認為是通過行為體人為改變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國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過觀念建構起來的。

（二）對“互動”的理解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內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單元無須分開，處于單元層次，行為體運行的動力來源于外部力量，每個國家被比喻為球臺上的一個球，當球桿打出之后，球與球之間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物理性的互動，并產生某種結果[2]。因此，它認為國際體系內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極低的合作。

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深受行為體自身的權力影響，但各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仍然對于形成國際體系產生重要作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多是不考慮權力因素通過合作來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將產生各類制度規范，進而發揮約束行為體行為的效力，同時使得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期。

建構主義所認為，行為體之間不斷的實踐活動將首先消除私有觀念，形成共有觀念，最后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謂之“文化”，或以“共同體”之概念來表達。[3]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始的共同體、上升的共同體和實現行為體的彼此認同，三個階段均基于共同觀念而建立起來的共同遵守的規范則是互動的主要方式。

二、當代國際體系的要素變遷

按照秦亞青教授的觀點，國際體系在發生延續與變革，他從國際體系本體和要素兩個方面對國際體系展開論述，認為體系本體依舊沒有發生質變，但體系要素卻發生了變革。[4]國際體系本體上還是以主權為原則、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為體系在運行，但國際體系諸要素已經或者正在發生變革。

（一）行為體：單一主權國家向多元主體轉變

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后，單一主權國家都一直是國際體系內部唯一行為體，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大批組織在二戰之后紛紛成立并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發揮越發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些組織目前難以取代主權國家，但長遠看來，國際組織有可能具備不亞于民族國家的地位，特別是在諸多需要國際組織參與的領域，比如軍事安全、恐怖安全、經濟危機的處理等方面，已經超越了一國的能力范圍，甚至若干個國家的合作也難以解決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諸多國家共同聯合開展。國際組織可能成為諸多國家利益訴求的共同載體，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發揮其重大作用。另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個人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愈發明顯重要，當然也就包括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權方面，個人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單一主權國家作為國際唯一主體的局面將被多元的國際主體共同支配的現實所取代，而多元主體的行為必將給國際體系帶來更多且更復雜的影響。

（二）結構：硬實力與軟實力并存

國際關系理論談及結構，實質是指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所強調的政治權力是一直以來支配國際體系的硬實力。結構現實主義就是將權力在國際體系內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方面，認為權力是決定國家行為與其在國際體系內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實力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甚至決定了一國的對外行為，霸權國家就是實例，20世紀以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支撐，盡管有一段時間因為蘇聯的出現，使得國際社會呈現均勢局面，但這同樣是源于二者擁有其他國家沒有的軍事力量。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國認識到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痛苦，不約而同棄戰轉向將經濟發展作為各自的首要戰略目標，日本和歐盟的經濟實力在戰后得到了巨大發展，各自藉此成為世界多極化的一極。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約瑟夫·奈教授提出軟實力一說，[5]他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力都歸為軟實力范疇，與硬實力并列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將發揮超越硬實力的作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微妙變化，二者可以相互影響和作用，自由制度主義為此還創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強調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

（三）互動：能力與頻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動能力得到極大地提高，而互動能力的提高也使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互動的程度首先與科技環境是密切相關的，它是支撐互動的基礎。互聯網和高科技打破了傳統的地緣界限，前者實現了虛擬空間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間上的交通變得更加順暢和便利。人們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率不斷增強，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國際交往更加廣泛和深入，互動愈加頻繁，國際社會趨于融合，以往國際所呈現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為體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觀層面的國際體系圖，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斷在進行過程建構的結果，并且這一結果在未來的時間里將因持續與行為體的實踐活動互相作用而不斷發展。

互動的目的就在于解決某些問題，其結果可能表現為沖突，也可能表現為合作。比如，經濟上的互動，歐債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都顯示出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彼此之間需尋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互動是相當頻繁的。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傳播日新月異，各國文化的互動結果則可能表現為沖突。建構主義認為文化就是觀念結構，文化的融合實質上就是其所強調的共有觀念，行為體實踐與其觀念之間的互構其實就是一種互動，觀念在行為體的實踐互動過程中趨于統一與融合，即為共有觀念。

三、國際法對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影響

英國學者萊德利·布爾提出國際社會概念，認為國際體系進一步發展就是國際社會，視乎是否出現基于共同觀念所遵守的國際法律規范。從環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討國際法律規范在當代國際體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環境治理目標實現唯有依靠國際法予以規范達成。

（一）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際法

國際體系變遷是一個進程（process），意為國際體系中的個體或曰單元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類型。[6]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通過制度合作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將國際制度定義為“一系列圍繞行為體的預期所匯聚到的一個既定國際關系領域而形成的隱含的、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7]建構主義所強調的進程是國家通過主動建構國際體系觀念結構的實踐活動，行為體交往的初始行為通過互動產生了主體間意義，在形成共有觀念基礎之上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因而形成共同的規范、規則和程序。二者無一例外強調運用規則、原則和程序來保障國際體系進程的實現和維系國際體系的運行。

在國際體系互動進程問題上，借鑒過程建構主義理論得出結論[8]：國際體系乃過程建構的結果，而過程建構將孕育國際法。過程建構主義的基本理論取向是社會性過程理論，強調社會性建構作用，認為社會性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要素，該理論假設之一就是堅持國際社會進化的原則，認為國際關系的運動是變化的，是行為體的能動作用使然，同時相信國際體系的變化是朝著更加符合人類期冀的方向變化，也就是朝著進步的方向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一個不斷地通過主體間的實踐活動來建構的過程，或曰過程建構。在其看來，過程就是指產生社會意義的持續的實踐互動關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規范。既然規范是行為體廣泛接受的適當行為的準則，那么，規范的孕育和形成動力之一，就是來自過程本身，就是說，規范不僅是行為適當性的標準，而且也是規范參與者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過程使得規范得以塑造實踐者，也被實踐者所塑造。過程的運動既意味著規范通過行為體的社會性實踐被持續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共同利益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也意味著這些被建構的規范和規則反過來對過程的持續又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國際法對環境治理體系變遷的功能

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國際社會在體系變遷中運行不免失序，國際法無疑是使之更加有序運行的有效路徑。國際關系學對于國際法概念界定，主要從國家行為體的角度將其概括為一種行為準則，分為限制性法律規范和構成性法律規范，前者主要體現為限制，后者則首先體現為構成。當代國際體系已非沃爾茨時代的單一政治體系，經濟、文化等方面已經或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宏觀國際體系內部已經或正在建構更多的子體系，縱橫交錯，稍有不慎即可能引發宏觀體系秩序的混亂與無序。國際法的產生、傳播和發展已經與國際體系的運行形成了不可分離的緊密關系。

國際法之于國際體系的作用可謂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體使得規范化趨勢增強。當代國際主體的多元趨勢源于全球性事務的日益增多，并且處于不斷膨脹的過程。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國家作為單一國際主體的國際體系正在變革，國際組織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層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務的大量涌現，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唯一行為體已經難以應付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組織威脅、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等問題，都是當代所出現的新問題，覆蓋面及其廣闊，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圍，影響整個世界，這些問題涉及各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如不加以處理或者處理不當，勢必給各國造成深遠的消極影響，既然一國無力處理好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過國際組織來解決，在世界無政府的背景下，各國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只能依靠相互合作來維系，而合作的重要載體就是國際規范，無論是基于經濟學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觀念的成形考慮，規范都將通過制度化和社會化而得以實現其效能，國際組織在當中將充當規范制定、執行和監督的平臺作用，使得國際社會能夠依此作為其行為的預期和指引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問題的互動由國際法保障實施解決。在國際體系理論中，互動是體系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互動亦是為了解決某一問題。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務需要行為體之間的頻繁互動，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抑或建構主義（包括西方建構主義和秦亞青教授所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所倡導的規范建構，都以互動作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內涵視之，各國不同程度地發展多邊關系，互動結果是各方尋求彼此都予以承認或是遵守的共同規則來加以調整和協調，此即國際法。如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就是范例，為解決目前及未來所面對的國際性事務，組織內部的各國際組織也分別相應地制定規范性條約來保障通過互動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像核安全問題，聯合國及其相應的內部組織制定相應的規制核行為的一系列規范和原則，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限制全球核危機爆發及保障因核試驗而帶來的戰爭危險。再如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組織，其內部各成員國所制定的各類多邊協議或者是適應性不一的規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國際經濟互動的有序進行，同時也能夠在規范的指引下尋找到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途徑。本文以環境治理為例，建構具有普適性的國際法，以此為基礎和依據，各國互動顯其意義。

1。無政府狀態下環境問題的產生

國際體系的變遷并未實質改變其本體，即國際社會仍舊處于無政府狀態。全球環境問題卻愈發嚴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在客觀上給人類帶來危害的程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問題的解決顯然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在無政府狀態下這就陷入了集體行動困境中，各國愿意搭便車而非主動采取行動來解決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務。國際社會并沒有一個凌駕于各國政府之上的國際政府像國內政府那樣采取強制性措施統一解決問題，各國從其本國利益出發，觀望之態者甚于主動為之者，諸如氣候減排這類環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國家認知其主動減排的成本將遠遠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車，等待獲取其他國家主動減排所帶來的公共收益，美國對待氣候變化的政策較為消極的原因便是實例，其認為如果該國主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盡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對收益會較小，而其他國家可能從中獲取更多的相對利益，這嚴重不符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應該為了主要是其他國家未來世代的利益而讓國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

2。要素變革下的治理路徑：建構國際環境法律制度

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治理得到不斷加強，國際環境條約數量和締約國數量不斷增多，[10]，盡管并非所有的條約及締約國都能發揮效力和遵守條約；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代表的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環境組織在環境治理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歸因于國際體系主體多元化的結果，國際組織功能發揮愈加明顯；公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國際體系變遷中的多元主體趨勢有助于沖破傳統國家利益的枷鎖而使得環境問題得以治理。

在上述言及的相當數量國際環境條約中，臭氧層治理方面的國際法所發揮的實效性最強。1987年制定的《損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被普遍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國際環境協議，該議定書先后經過五次修改，已有190個締約國加入和批準，協議實施后，共有超過85%的消耗臭氧層物質被淘汰，科學家依此預測到21世紀上半期，臭氧層將會得到恢復。[11]臭氧層國際協議的實施成功，證明國際法在臭氧層治理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功效，從法律實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爾議定書》不僅使得締約國履行相應義務，而且能夠通過該議定書解決南極上空臭氧空洞問題，說明此議定書是有效，也證明包括臭氧層在內環境問題解決最佳方案只能是締結具有普適性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

本文從國際法角度來探討當代國際體系的變遷問題，以全球環境治理為例，基于法律的穩定和預見等特征在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優越性考慮，認為國際社會有與國內社會相類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觀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國際法在調整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方面將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定紛止爭、獎罰分明，使得國際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見性，保證國際體系朝著穩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第二篇：多中心視角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

多中心視角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核心主張為：在私有化和國有化二極之間還存在著其他可行的方式，即人們可以通過多元主體之間的溝通、協調、對話和利益誘導來確立公共價值，通過相互信任以實現共贏，通過相互合作減少非理性行為。該理論在現實中最大的應用價值是提出在社會治理革新中，要打破只依靠政府的“單中心治理”模式，確立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體制。因此，參照該理論構建起多中心治理體系有助于促進當代中國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從而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這種看似縝密的理論也有局限性，我們不能僅把該理論簡單地移植于中國，而必須考慮該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并根據國情予以借鑒。

關鍵詞：多中心治理;社會治理;適用性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進行了嶄新定位，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若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革新舊的社會治理體制，打破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而多中心治理理論主張治理應該依靠多元主體積極參與、協商共治，不是只靠政府;毋庸置疑，該理論對我國思考如何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具有參考價值，因此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很有必要。

一、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內容介紹

（一）多中心治理誕生的理論背景

在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方面，學術界長期以來形成了傳統的兩大派別：市場派（建立在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基礎之上）和政府派（建立在托馬斯?霍布斯的主權理論基礎之上）。

持市場觀點的學者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對公共事物的良好治理。然而，由于市場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等特點，在現實中，市場遭遇到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出現了諸多市場失靈現象。

針對“市場失靈”現象，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該理論十分強調政府在公共事物治理中的作用，因此重視政府作用的這類人士被稱為“政府派”;可是政府在公共事物治理過程中同樣也會因為受到各種因素（例如政府獲得的信息不完全）的影響而出現失靈現象。

（二）多中心治理的主要涵義

由于市場或政府在公共事物的治理過程中均會出現失靈現象，所以需要第三部門即公民社會也參與到公共治理中，作為“第三只手”去彌補另兩只手的不足。于是，許多學者開始認識到公民社會的重要作用，并逐步發展了新公共治理理論，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以下簡稱“奧氏”）就是這些學者中的佼佼者，她基于深刻的理論分析和豐富的實證研究，創立了著名的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論，并憑借該理論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

奧氏的多中心理論主張：每個行為單位既會獨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傳統的市場行為），又會相互協調合作（自主治理）;每個行為體的官方地位獨立、權力有限，沒有任何一個行為體能作為終極權威去超越法律;如此一來，它就打破了單中心體系中只存在一個最高權威的權力格局，構建起一個多元權力中心并存的治理網絡。該理論的核心主張就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層級的制度安排，實現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方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以達到對公共事物的有效治理。

這一理論明確提出“社區組織自發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結構與以多中心為基礎的新‘多層級政府安排’具有權力分散、交疊管轄的特征，這些特征使多中心公共論壇和多樣化的制度以及公共政策安排能夠最大程度地抑制集體行動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達到促進公共利益持續發展的目的。”[1]（P10-47）也就是說，多中心秩序作為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存在于公共領域，并且獨立于市場秩序和國家主權秩序之外，而且人們能通過這種多中心秩序來有效減少只靠市場或政府進行公共治理時出現的諸多失靈現象。

（三）多中心治理的優點

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公共治理的知識和方法。與傳統的治理理論相比，多中心治理有三個明顯的優點與特色：第一，多中心治理能為公民提供多種選擇以使公民更好地享受權利;第二，多中心治理能大幅度減少公共物品或服務供給不足或過量的現象;[2]第三，多中心治理能夠促進公共決策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通過對多中心治理內容和優點的介紹，我們可知多中心治理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治理以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它有利于轉變一國傳統的從上到下的社會治理模式，并逐步構建起從下到上、從民眾需求出發的為民眾服務的新模式;它也有助于一國政府在傾聽民眾意見的過程中，與廣大社會民眾建立對話、協商的機制，并通過這種機制有效地協調普通大眾各方面、各層次的利益訴求，以便及時化解利益沖突，從而實現社會治理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增強社會發展活力的價值目標。[6]因此，擁有諸多優點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應該“因地制宜”地被借鑒運用于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革新中。

二、多中心治理與當代中國革新社會治理模式的契合性

（一）多中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2013年，中國決策高層首次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在這一過程中，充分釋放民間活力、建設一個高度自治的公民社會是最核心的內容;于是，如何為社會松綁、助力公民社會的自我發育與生長，也就成為當代中國革新社會治理模式時的重要考量。而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打破了由政府單一壟斷公共物品或服務供給的神話，其倡導的社會自治及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競爭與協作，對于構建一個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會秩序無疑具有積極價值。[3]（P78）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說，逐步構建起多中心的社會治理框架是推進我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多中心治理符合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

眾所周知，民主并不限于選舉，民主治理才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人民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參與自治組織的治理、參與對公共事物的治理，就是民主的另一種基本形式。在當代社會，人們通常認為基層民主政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個方面的內容，而除了民主選舉外，其他三方面內容就是民主治理的基本內涵。[4]因此，在我國若想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推進民主治理。而多中心治理要求不同治理主體間按照公共規范建構起一種公共服務或責任再生產的制度機制，其核心精神是充分擴展人類的合作理性，這深刻體現了民主政治的內涵;因此，建立多中心的社會治理結構框架實際上是推進社會民主治理的一項重要政策舉措，它也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設的具體要求。

（三）當代中國已基本具備實行多中心治理的制度環境

談到社會治理，必須考慮治理主體的選擇問題。一般而言，政府作為國家最為龐大且最具權威的組織，是社會治理主體中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它卻不是唯一的社會治理主體。但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政府是所謂的“全能型”政府，在國家的強力干預下，社會自身甚至不能獨立于政府而存在，不僅社會自組織的程度很低，民間舊有的各類社團組織也被紛紛取締。[5]（P56）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國不具備適宜的制度環境去實施多中心治理。

但是，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對經濟領域管控的放松，民營經濟開始勃發生長;與此同時，一個獨立于國家力量之外的公民社會逐漸萌芽發展，并初步顯示出繁榮壯大的潛力。90年代以來，伴隨市場經濟的確立和新一輪改革啟動，民間社會又得到新的成長契機，慈善、環保等非政府組織也漸次發育，社會自組織的程度提升，并朝著更加富有生機活力的方向發展。[6]（P326-350）顯然，一個不斷自我成長的民間社會逐漸發展成型，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為重大的實踐成果，過去社會由國家單一管控的局面正逐步被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等多元化的力量所打破;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種關于多中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要求在中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于是，奧氏的這一理論自然成為當代中國人思考社會治理問題的一種理論框架。

三、多中心治理在我國的運用分析

（一）理論層面需要注意的問題

社會治理角度下的多中心其實是一種結構方式，其核心要素有二：一是政府盡管承擔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的職能，但它只作為多元治理主體的其中一方而存在，且不能對社會事務包攬無遺;二是公民社會自身的發育完善必須以充分的社會自治為條件，這種自治既包括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代表的企業行為，又涵蓋各類公益性非盈利組織的自治行為。多中心治理指向的是一種現代的社會格局：一方面，它要求政府行為必須權責對應;另一方面，它也以保障個人權利和社會自治的制度嚴格限定政府的權力，使之不能隨意擴張。在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公共價值可以通過多元主體間適當的溝通、對話等方式來確立，多元主體彼此也能通過相互信任與合作達到共贏。但這種看似縝密的理論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性：第一，多中心治理易使公共治理陷入“無中心”的漩渦;第二，多中心治理理論成立的制度環境不具有普遍性。[7]（P30-45）

雖然前文已詳細分析了多中心治理與當代中國革新社會治理模式的契合性，但是鑒于以上兩點多中心治理理論存在的局限性，我國在運用該理論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時，必須要嚴格考慮這兩方面的影響因素：第一，務必要協調好多中心治理與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第二，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堅持依法治國，不斷健全與完善國家的民主與法治建設，為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實行提供切實可靠的制度環境。

（二）操作層面需要采取的對策

概括地說，多中心治理對革新當代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只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適用性;所以在現實的具體實踐當中，我們絕對不能完全照搬這一理論模式。因此，為了盡量避免出現“好理論的應用帶來不好的結果”，我們必須從當代中國的國情出發，借鑒奧氏多中心治理理論，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從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此，我們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上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改革與完善：第一，政府必須以服務社會為導向，并通過制定有關政策和規則以引導社會治理;第二，創造一切必要與合適的條件促進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8]（P130-135）第三，推動社會組織充分發育和完善以使公民有效參與社會治理。

四、結語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充當了經濟建設的主體，這導致了政府權力異化等一系列消極影響的產生。從這一點來說，多中心治理理論對當代中國革新社會治理模式具有極大借鑒意義。我國政府可以在借鑒和吸收這一治理理論先進理念和經驗的基礎之上，逐漸開始有所為、有所不為，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要逐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邏輯，更加關注民生，更加積極地開展社會建設，推動公民社會不斷發育成長，逐步構建起政府行政調控機制、市場競爭機制和社會自治機制三方相結合的“多元共治”網絡，形成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等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的合力，推動科學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正是奧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對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治理體系的啟示，也是該理論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價值。（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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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IT治理：公司治理體系中的IT視角

IT治理的定義較多，Broadbent說過，“IT治理是個熱門話題，但看來沒有人能準確說出它是什么，或者如何描述它”。Weill也對這種沒有一致意見的情況表示憂慮，“IT治理定義的復雜性和困難性，是從IT中獲得價值的最嚴重的障礙之一”。Peterson將這種情況稱為“術語從林”，每個新來者都在其中播下一粒種子。我們將IT治理定義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東為中心的企業利益相關者，為了讓IT產生最大收益，解決IT決策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設計的與IT有關的決策、激勵和約束機制。

一、IT治理與IT管理的關系

多數學者認為IT治理與IT管理的關系，是指導關系，即先與后，上與下的關系。Weill指出，治理是決定由誰來進行決策，而管理則是制定和執行這些決策的過程。他舉例說，治理決定了由誰來掌握企業在IT投資額度上的決策權，管理則決定某年投入的實際資金數的資金所投向的范圍。他曾說到，IT治理是一系列有關誰做出IT管理決策的決策。而Weill有關IT治理與IT管理的區別的思想，Boynton在1992就提出過。Boynton指出，IT治理并不關注IT資源的位置和分布本身，而是IT資源的位置、分布、IT管理責任體系、IT控制在應用和貫徹中，給組織所帶來的本質的影響。Starre等在1998年也提出，治理是創造一個管理者能有效工作的環境，而管理是做出運營方面的決策。Sohal在2002年指出，治理是回答哪些事情必須要做，管理是決定這些事情怎么做。美國IT治理研究所認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董事會在確定組織的戰略時要考慮的問題，IT治理要做到有效果，透明和責任明確。與之相對應地，IT管理是公司管理中的一部分，是各級管理者在執行組織戰略時要做到的部分，IT管理更強調效率。Wessels和van Loggerenberg在2006年也指出，由于IT管理在組織中的不同部門中都存在，這些業務單元沒有標準或一致的功能，如IT支出或IT戰略等，IT治理就用于對這些IT管理提供集中的規劃。Sambamurthy等也指出，IT治理與IT管理的區別在于，IT治理強調構建良好的管理環境，而IT管理強調對IT資源的運營。Brown等也認為，IT治理通過定義明確的角色和責任，對IT管理中各方的進行影響和監督。同時，IT治理通過確定誰批準IT戰略、誰批準IT標準、誰對項目監管負有責任等問題，對IT管理提供支持。極端的例子是IT外包，這時IT治理與IT管理是相對分離的，組織如果沒有IT治理的框架和機制，就無法對IT管理進行有效控制。

還有學者將IT治理與IT管理的兩者的關系從其他的維度來分析，如Peterson認為IT管理關注IT服務和產品的有效供給，以及對IT操作的管理。而IT治理關注于如何使IT能滿足組織及顧客的當前及長期需求，他將IT治理與IT管理的關系用圖形表示，認為兩者的差異在商業導向性和時間導向性兩個維度上，IT治理更強調外部的商業導向性和遠期規劃性。張運生等從7個方面進行了對T治理與IT管理的區別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IlT治理與IT管理最大的區別在于IT管理的目標是為了實現企業運營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解決的是效率問題，側重于技術的應用。而IT治理的目標是為了實現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均衡。因此其解決的不只是效率問題，而更加關注公平問題，不是技術的簡單應用，而在于信息技術方面的制度建設，是對新的利益格局的平衡。

二、IT治理與IT管理的區別

本文認為，IT治理與IT管理的區別是明確的，類似于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的區別。在公司治理中，企業的股東因提供資本而擁有企業的股權，他們的權力是選舉董事會作為他們在企業決策中的代理人，董事會是股東的代理人。治理是股東及其代理人對企業的經理行為進行監督，進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管理是與活動有關，管理是達到目標的過程，是企業管理層的工作，其主要關心的是在某一具體的時間和既定的組織內實現具體的日標。治理是戰略導向，管理是任務導向。管理是經理們為實現企業目標的所作所為，而治理股東及其代理人的制度排，對經理進行激勵和約束，避免他們為了一己私利，置股東利益于不顧，從而保證股東的利益。

對于IT而言，由于信息技術作為實現企業目標的一個集成部分，一方面解決辦法越來越復雜，如外包、第三方合同、網絡化等，另一方面企業對IT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其投資和收益、機遇和風險都大大增加。這些問題已經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也引起了投資人或利益相關者的重視。由于IT治理的復雜性和專業性，股東們對IT的技術或管理層面了解不多，他們必須依賴企業的底層來提供決策和評估活動所需要的信息，整個過程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股東對經理們的行為存在監督困難，因此治理成為企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那么，如何激勵經理們盡最大努力讓IT為企業帶來收益，是股東要考慮的問題，IT治理就應是股東們設計的相關IT的監督和激勵制度。IT治理一方面使得股東和董事會了解和明確有關IT的信息，如IT的目標 新技術的機遇和風險、IT的關鍵過程與核心競爭力等，另一方面也能通過

設計相關激勵和約束制度，如制定明確的IT發展戰略并將其與企業發展戰略相統一，從而分配責任、定義操作、衡量業績、管理風險等。而IT管理的職責是明確責任和控制，制定全面的控制框架，將戰略、策略、目標等由上至下落實到企業。兩者在執行者、目標、主要任務、地位和運行基礎上都不同，其本質是創造管理環境與實施管理的區別，IT治理是基礎，IT管理是結果。

IT治理的原則可向下沿用，這也是其重要特點。由于IT治理的核心是激勵，IT治理存在的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和利益不相容，那么，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對方需要激勵時，就可以運用IT治理的原則，即高層管理者對下屬也可以使用IT治理的部分原則，而不僅限于由股東及董事會對企業管理層使用。這種情況類似于組織對員工的激勵，但也有區別。張維迎指出，所有權是最基本的激勵方法。而在組織中的各層級之間運用IT治理原則時，除非股東及董事會授權，一般是不會有所有權的轉移。這種向下沿用也可理解為將股東及董事會確定的IT治理原則細化，結合組織各部門的特點加以貫徹。這時，同一層級中IT治理與IT管理并存，但兩者并不能相互替代。如同在國家的各級政府中都存在有立法機關(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執法機關(各級公安部門)，不能讓執法機關來立法，因為他們有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從方便執法的角度，而不是更好地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的角度來設計法律條文，這就可能與整個國家或社會的利益相悖，或者至少不能最大化社會利益。IT治理也是一樣，其出發點和目標與IT管理并不相同，即使與IT管理同屬某一層級，也不應交給IT管理部門來設計IT治理原則。

當然，IT治理與IT管理也是相互聯系的，IT治理是IT管理的基礎，IT管理對IT治理有促進作用，而兩者都與組織的大環境相關，也都需要組織的高層加以重視和推動。這些聯系也是許多學者對IT治理和IT管理不能作出有效區分的重要原因。

三、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治理應由董事會設計并執行。比如，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董事會一般都會對IT預算的不斷增長深感不安，卻不知道預算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也不知道預算多一些會怎樣，少一些又會怎樣;或者明知IT預算有浪費，卻無法分清這是由于管理層不顧項目自身的成本收益提出了過分的IT需求，還是由于IT自身管理不善而產生的。IT的成本越來越高，但管理層無法說清IT的收益;對

IT投資的無效部分，管理層也無法說清是IT需求有問題還是IT自身管理的問題，IT黑洞也就這樣產生了，所以，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控，就應包括他們對IT活動的決策。另一方面，要求管理層設計IT治理框架，實際是讓管理層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何建柱等曾指出，由于監管的困難及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當管理層預期自身利益或職權管治的基礎受到損害的時候，管理層必然阻撓組織利益最優決策，并施加壓力影響信息化進程和組織變革的進行，維護當前的組織架構及治理結構。即信息化可能導致出現層級制度更森嚴，信息更加集中于組織架構頂層，員工決策參與度下降等情況。由于管理層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并不必然一致，讓管理層設計IT治理框架不能有效保護股東利益。

公司治理包括IT治理，良好的IT治理能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公司治理中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也應包括對IT相關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公司治理確定的企業競爭戰略，也應包括IT的發展戰略及與其他資產協同的機制;公司治理確定的風險控制和價值創造模式，也應包括對IT的業績衡量和評價框架。IT治理是在公司治理整體框架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僅在協助企業業務開展和提高企業競爭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協助人力資源治理、金融治理、實物資產治理、知識產權治理、關系資產治理等方面發揮作用，也通過提高公司的信息質量，加強公司治理環節的信息披露和內部控制，為企業的利益所有者(股東)提供更多信息，最終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缺乏IT治理的公司治理是不完整和不科學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管理與IT治理在目標、任務、執行主體、地位上都有顯著區別，辨析這些區別，對完整理解IT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篇：村民自治論文：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問題研究

村民自治論文：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問題研究

【中文摘要】村民自治是村民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依法辦理與村民利益相關的村內事務,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能否找到切合鄉村社會實際的治村模式,直接關系到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本文從村民自治與鄉村治理的基本理論出發,重點分析了村民自治運作中鄉村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的發展趨勢及啟示進行了分析。作為一種民主制度,村民自治下的鄉村治理將會在鄉村社會生長出一個全新的自主空間。隨著鄉村社會自主力量的成長和鄉村治理的民主化轉型,村民自治下的鄉村治理將在歷史的實踐中產生重要的影響與深遠的意義。

【英文摘要】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is through

self-governance among villagers in the organization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rs affairs, the villagers of

self-management, self-education and services.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you can find a country’s social practice for village and is directly linked to rural and the whole of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From the autonomy to govern the country’s basic theory,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 the country to govern the country.We analysis of villagers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nalyzed.As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autonomy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 a rural community to grow a new independent space, as the forces o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unfortunately, the autonomy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 the history of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關鍵詞】村民自治 鄉村治理 民主

【英文關鍵詞】Villager Self-governanceRural GovernanceDemocracy 【備注】索購全文在線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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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學術文獻總庫合作提供，無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請與總庫或學校聯系。

【目錄】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問題研究8-9

ABSTRACT9

18-23

緒論10-18

中文摘要

第一章 村民自治與

鄉村治理的理論闡釋18-21

1.1 村民自治的理論解讀

1.1.2 村

1.1.1 村民自治的涵義與特點18-19

19-21

1.2 鄉村治理的理論解讀

民自治的主要內容21-23涵義21-23

1.2.1 治理的提出與內涵211.2.2 鄉村治理的第二章 村民自治下鄉村治理的存在的主要問題

23-352.1 行政與政治的混合問題23-25

2.3 鄉村兩級干部網絡問題

2.2 基層人

事更替問題25-2727-28

2.4 爭取內部支持的競爭方式問題28-292.5

鄉村選舉中的干部利益問題29-31自治問題31-35勢與啟示35-3935-36

2.6 代表性自治和權威性

第三章 村民自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的發展趨3.1 村民自治視角下鄉村治理的發展趨勢

3.1.2

3.1.1 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過渡35-36

村民自治形式向開放性轉換36對民主化的啟示36-39匹配3737-3838-39

3.2 村民自治視角下鄉村治理

3.2.1 民主化必須與法律化、制度化相

3.2.2 民主化必須循序漸進地進行

3.2.3 民主化必須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緊密聯系結語

39-40

參考文獻

40-43

發表文章目

個人

錄(在讀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43-44簡況及聯系方式45-47

致謝44-45

第五篇：社會治理視角下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分析

社會治理視角下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分析

摘要：近幾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弱勢群體基本權益難以保障的問題較為嚴峻，其中環衛工人在社會建設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一群體權益保障工作仍需進步。基于這一情況，本文從社會治理視角作為出發點，對環衛工人權益保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認為應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加強政府財政支持力度，并且提升環衛工人自身維權意識與能力等。

關鍵詞：社會治理；環衛工人；權益保障

中圖分類號：D412.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1

前言

環衛工作是現代化城市建設中的重要一環，為城市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與此不相符的是環衛工人應有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社會大眾對于環衛工人缺乏應有的尊重，同時存在工作時間過長、基本工資低于平均收入、福利待遇差等現象，更加嚴重的是環衛作業過程中出現交通事故、被毆打等事件時有發生，維護環衛職工基本權益仍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需要社會各界引起重視，共同努力，提升環衛職工的幸福感，營造和諧社會環境。

一、社會治理視角下環衛工人權益保障中存在的問題

1.社會公眾意識淡薄

當前國內普遍存在社會公眾環衛意識淡薄的現象，對環衛工人權益保障缺乏正確認識。首先，我國很大一部分群眾缺少最基本的環境衛生意識，尤其是隨手丟棄垃圾、隨地吐痰的現象處處可見，而這無疑給環衛工人增加了工作負擔。同時，由于晨昏時分光線弱、部分司機思想麻痹或不遵守交通規則，導致環衛作業過程中交通事故發生率居高不下，環衛工人生命安全難以得到保障，環衛工作也成為風險性極高的職業。其次，盡管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群體留有封建保守思想，給職業劃分等級，認為自己高出環衛工人一等，對環衛工人表現出輕視、不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公眾意識淡薄是環衛工人權益保障中存在的重要問題。

2.財政支持不足

目前，政府對環衛行業的財政支持力度不足，對配套設施的建設力度不足，機械化程度發展緩慢，人力仍然是環境清潔的主導力量。同時環衛事業資金投入的比例相對不高，環衛職工工資標準基本都是參照最低工資標準。環衛工人清掃工具主要是掃帚、鏟子，盡管也提供了一定的口罩、手套等勞保產品，但是往往無法滿足使用需求；在酷暑、寒冷等惡劣條件下，環衛工人工作間隙沒有固定的場所進行能量補充、節假日對環衛工人提供的福利待遇較少等。城市建設中個別路段的路燈設置不科學，路燈之間的間隔過長，或者在路燈損壞后沒有及時進行維修，而環衛工人夜間同樣需要進行清掃工作，由于路燈光照不足，給工作增加了難度，更重要的是一些環衛工人在夜間出現車禍、遭遇搶劫的事件更加嚴重，極易威脅到環衛工人的生命安全。

3.環衛工人自身缺乏維權意識和能力

環衛工人自身缺乏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是權益保障中的重要問題。目前，經濟發展較快的城市已經難以在本地招工，絕大部分環衛工人都是從相對貧困地區勞務輸入，年齡相對偏高，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在自身基本權益受到侵犯后，不僅缺少維權意識，同時也缺少維權能力。首先，有很大一分部環衛工人自身缺乏交通安全意識，沒有遵守交通規則，實際上正是對自身權益有所忽視的一種表現，并且也有一部分環衛工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由于擔心失去工作，失去穩定經濟來源，因此選擇妥協退讓的居多。其次，盡管也有一部分環衛工人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有積極維權的意識，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不夠，對法律知識缺乏了解，無法以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

二、社會治理視角下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問題的解決路徑

1.增強輿論引導，引起社會關注

環衛工人權益保障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因此需要增強輿論引導，引起社會關注。首先，政府應當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報刊雜志、電視、網絡等各種渠道進行積極宣傳，引導社會輿論，引起社會對環衛工人的廣泛關注，并且要增強社會大眾的環衛意識，減輕環衛工人工作負擔[1]。其次，樹立環衛工人良好形象，樹立榜樣力量，向公眾宣傳并介紹環衛事業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引起社會大眾對于環衛工作者的認同和尊重。第三，倡導社會各界積極展開關愛環衛工人的活動，例如開展暖冬、共建等活動，提倡有條件的單位為環衛工人提供免費休息的場所、免費飲水、免費用餐等。

2.加大財政支持力度

首先應當加大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為環衛工人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例如，增強路燈設計安排可續性，并及時檢修各個路段路燈故障，從而保證環衛工人夜間作業過程中充足的光照，降低夜間交通事故等意外發生的可能性，為環衛工人人身安全提供保障[2]。第二，增加對環衛事業資金投入力度。例如，為各個區域配備一定熟練的垃圾清掃車，減輕環衛工人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及時發放口罩、手套等勞保用品；根據實際情況適時添加事業編制，增強環衛工人的工作水平、福利待遇等；按照區域設置臨時休息室，對環衛工人進行人文關懷。

3.對環衛工作進行培訓，提升權益保護意識和能力

針對當前環衛工人缺乏維權意識與能力的問題，應當要加大培訓力度，培養環衛工作者主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首先，政府應當設立相應的部門為環衛工人權益保護提供專門的服務，幫助環衛工人解決工作中所遭遇權益被侵害的問題；定期舉辦培訓班，向環衛工人傳輸法律知識，增強環衛工人對自身合法權益的正確認識，從而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后，才能夠主動采取相應的維權措施，并且能夠正確的使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具備維權的能力[3]。第二，用人單位對環衛工人進行考核的過程中，應當將個人素質納入到考核因素中，激勵環衛工人不斷學習進步，從而擴大視野，同樣能夠起到提升維權意識的作用。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環衛工作者權益受到侵害的問題十分嚴重，甚至環衛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極大威脅。針對這一情況，政府需要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保障環衛工人工資、社會保障以及福利待遇，同時加大宣傳力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并且對環衛工人進行培訓，提升維權意識與能力等。

參考文獻：

[1]曹文.?h衛工人權益保障調查研究――以湖南地區為例[J].才智，2014，11（12）：291.[2]胡艷姣.環衛工人權益法律保障調研報告――以河南省H縣D鎮為例[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5，12（24）：77-78.[3]倘凌越.如何維護環衛工人的合法權益？――F市環衛工人罷工事件調查[J].中國工人，2015，10（04）：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