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被告方初步反對的權利在中菲南海爭端案中的運用論文

一、“初步反對的權利”的涵義

“初步反對的權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國際法庭提出請求書后，為了防止該法庭就案件的實質問題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對意見的資格。早在1924 年常設國際法院受理的“馬弗羅馬提斯特許權案”中就出現了提出該類反對的司法實踐，隨后無論是國際法院、國際常設仲裁法院還是其他區域性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規則中設置了該項權利，并在相關案件中被各國廣為運用。因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僅是在第294 條第3 款規定“本條的任何規定不影響爭端各方按照適用的程序規則提出初步反對的權利”，而具體問題則直接略過不提。其中“本條的任何規定”指的是第294條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別注明二者之間互不影響，原因在于它們之間存在一項共性，即啟動的最終結果均將可能阻止國際法庭對案件的實質問題作出判決或裁決。

但二者之間的區別卻更為顯著:“初步程序”僅適用于“就第297 條所指爭端向國際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請”，即沿海國依據《公約》有關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部分規定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所引發的爭端，而“初步反對”則對此沒有任何限制。1978 年《國際法院規則》在第三部分第四節中規定了“初步反對主張”(第79 條)，1997 年《國際海洋法法庭規則》規定了“初步反對意見”(第97 條)。二者對該權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對法庭的管轄或訴訟申請書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對，或對實質問題的任何進一步訴訟之前要求作出判決的其他反對意見”。因此，“初步反對”可包括:(1)對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轄權進行反對;(2)對訴訟申請書可接受性的反對;(3)在實質問題的任何下一步程序進行前要求作出判決的其他反對意見。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規則中的“初步反對”規則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2013 年8 月27 日發布的程序規則第20 條專門對“初步反對”進行了如下規定:

(1)仲裁法庭應當有權將對其管轄權或任何訴求可接受性的反對規定于程序中。

(2)對管轄權的反對應不遲于答辯狀提交之時。一方指定或參與過指定仲裁員并不妨礙提出請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現法庭有被認為越權之事實發生時，對其越權的抗辯應盡快提出。任何情況下，若法庭認為遲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這種請求.(3)法庭應當規定任何涉及其管轄權的抗辯都是一個初步問題，除非在征詢各方意見后，認為對其管轄權的反對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此時，應當決定將該反對與實體問題一并處理。

(4)在判定管轄權或可接受性問題之前，征詢各方意見之后，若法庭認為有必要或有幫助，應當舉行聽證會。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設機構，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規則。當在受理一起案件時仲裁法庭將根據《公約》附件七第5 條的規定“確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該類不同的案件中相應的程序規則也就存在差異。

相比由該類法庭處理過的同類案件，就“初步反對意見”的規定本案中存在以下進步:

(1)明確規定“初步反對”不受之前爭端方是否參與仲裁法庭組成行為的影響，首次強調了即使締約國參與過法庭的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對其管轄權的默認接受。

(2)增設了反對的對象，即可“盡快”針對“法庭越權之事實”提出抗辯。

(3)法庭是否將反對意見并入實體問題解決或進一步展開口訴程序，均須在“對雙方觀點進行征詢之后”再作出決定。該處使用的是“征詢”，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確定”或“聽取”，該措辭更加體現對爭端各方的尊重。

(4)規定除非法庭認為該問題并非具備完全的初步特征，否則須將其視為一個初步問題作出裁決。

而在他案中，均允許法庭有權選擇將其推遲到最后的裁決中再作決定。但本規則中亦有明顯不足:

(1)本案要求“對法庭管轄權或任何訴求可接受性的反對”，而在其他絕大部分案件中規定的是“對任何通知或訴求的反對”，明顯縮減了可提出反對的對象范圍。

(2)僅要求提出反對的時間不得遲于辯訴狀提交之時，缺乏明確的補充規定。雖然第20 條第2 款在最后規定了“在任何情況下，若法庭認為遲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對請求”，但因為該款中共包括兩項請求，此規定存在指向不明的問題，而且也未規定如何判斷“合理”與提交的最遲期限。而其他許多案件均明確補充規定“在其他情況下，可最多延遲至對申請方的回復進行答辯之時”。

(3)雖然作出了舉行聽證會的規定，但舉行聽證會僅是在法庭認為“有必要或有幫助”的前提下才決定，爭端方僅有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在“毛里求斯訴英國和北愛爾蘭案”中規定“只要任何一方請求，法庭就應當在裁決此問題前舉行聽證會”，同時詳細規定了被告方要求舉行聽證會的具體程序與時間安排。在“阿根廷訴加納案”中更是明確規定“任何由加納提出的初步反對，法庭均應通過口訴審理的方式進行處理”。

即使爭端各方沒有提出請求，國際法庭也應有舉行聽證會的一般義務，例如《國際海洋法法庭規則》第97 條第4 款和2000 年對《國際法院規則》第79 條修訂后的第6 款中均規定:“除法庭另有決定外，進一步程序應是口訴程序。”

三、我國對“初步反對的權利”的運用問題探討

至今，我國已多次通過聲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對本案不具有管轄權，同時表達了“不接受菲律賓提起的仲裁”的立場。因此，在本案中運用“初步反對的權利”對我國具有重要意義:

(1)“初步反對”主要是反對法庭的管轄權，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著特有的獨立，那么行使該權利則當然不能認為是對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規則第20 條第2 款的規定即是力證。

(2)雖然我國多次聲明仲裁法庭對本案不具有管轄權，但該方式畢竟只能間接影響法庭判斷，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針對性上也缺乏具體化。而運用“初步反對的權利”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路徑。若一方不參與任何與仲裁有關的程序，是否還有權行使“初步反對的權利”?

答案是肯定的:

(1)根據附件七第5 條和第9 條的相關規定:“除非爭端各方另有協議，仲裁法庭應確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證爭端每一方有陳述意見和提出其主張的充分機會。爭端一方缺席或不對案件進行辯護，應不妨礙程序的進行。”由此，《公約》允許一國可以不參與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剝奪該國爭端方的身份。我國作為爭端方應享有“陳述意見和提出主張的充分機會”。

(2)在國際實踐中，一國不參與任何法庭程序卻依然有權行使該權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數，其中以“愛琴海大陸架案”最為典型。

(3)《公約》第9條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決前，必須不但查明對該爭端確有管轄權，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實上和法庭上均確有根據”。由此，即使爭端一方拒絕出庭，法庭也須盡最大努力保證裁決的公正性。程序正義體現實質公正，法庭不能因為我國在制定時未發表任何意見就顯失公平地去制定、解釋規則或漠視我國應有的自然權利。

結合上述分析，我國在行使該權利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1)應同時針對仲裁法庭的管轄權和菲律賓的訴求兩方面進行反對，雖然二者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但反對時的內容卻不相同，由此可以顯著提升我國阻止案件進入實體仲裁的把握。

(2)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國提交辯訴狀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反對，并同時明確聲明該內容僅是“初步反對意見”，與辯訴狀之間沒有任何關系。

(3)當發現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權限的行為時，應當迅速提出反對。該項權利十分重要，不能因為出于對仲裁法庭的尊重或信賴就有所忽視。

(4)為明顯區分出我國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對的權利”，建議我國通過聲明、照會或信函的方式發表反對的意見。

第二篇：在南海爭端中我國持的基本原則是什么

我認為應該在處理南海問題上遵循幾個重要的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國家利益為主的利益驅動原則。我國是亞太地區的大國，隨著我國與亞太地區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我國的國家利益早已躍出本國的領土范圍，而與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當我國國家利益與地區內一部分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時，就產生了國家利益與地區安全利益矛盾或對立的現象。這必然要求我們將國家利益作為我國處理與亞太國家關系和地區安全的最高準則。在此前提下，根據對我國利益的大與小、現實與潛在、近期與遠期確定我國對其參與或抵制、積極或消極、支持或反對態度。我們決不應單純為照顧地區的利益而無條件地犧牲自身的利益，也決不因地區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的壓力而改變我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初衷。

第二，堅持“剛性”與“彈性”相統一的主權至上原則。國家主權是我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性質上是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具有明顯的“剛性”。但在處理與解決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時，為了實現目的而在方式或手段上保持一定回旋余地，即體現為具有一定“彈性”。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任何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的問題往往都是性質上的“剛性”和處理手段上的“彈性”的辯證統一。國家主權利益本身的“剛性”和維護國家主權在手段上體現的“彈性”，是由國家的實力、發展狀況、自然地理狀況、外部環境等要素決定的，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綜合國力情況下國家主權的“剛性”程度是不同的，并導致解決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時方式與手段選擇上“彈性”的相對變化。國家主權的這種特點要求我國在處理涉及主權的安全事務中，既要有堅定的原則性，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利益，同時又要掌握一定的靈活性，盡量利用“彈性”區域，化解矛盾，以達維護國家主權之目的。為此，一是，必須將國家主權作為國家安全的基本標志。國家主權是我國處理地區安全問題中帶有“剛性”的問題，原則上是不可動搖的，是我國處理亞太安全問題的基點，在這一問題上沒有更改與妥協的余地。二是，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為求得一定的進展，可以采取特定時期特定的解決辦法，如暫時的“擱置”。三是，手段上的靈活性并不等于原則上的改變和轉移。關于主權問題上的暫時擱置并不意味放棄。擱置主權問題爭議的前提是主權歸我，目的是為了暫時繞過難點，發展經濟，并為最終實現國家主權的保持創造條件。

第三，堅持互為作用的經濟推動原則。經濟發展是亞太地區當前的主流，也是促進亞太地區安全的重要條件和動力。目前，隨著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現了經濟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經濟化的傾向。一方面說明經濟問題層次和影響力提高，另一方面也為我國在處理地區安全領域的事務時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可以經濟問題為切入點，求同存異，推動安全問題的解決。如對我國南海爭端問題，先從共同開發著手，發展海區經濟，以后再討論敏感的主權問題，避免地區爭端的加劇和矛盾升級。二是，將安全問題部分地轉化為經濟問題。如在處理海峽兩岸統一問題和中印邊境矛盾導致的安全問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以經濟為手段，加強經濟交流與往來，逐步提高貿易額，最終以經濟依存度的提高降低局部地區的敵對威脅度。對此，我國在中越邊境已取得十分成功和有益的經驗。三是，使發展經濟成為地區安全的主導。保障安全是發展經濟的前提，發展經濟又是保障安全的目標。二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我國在謀求地區安全時，可更多地強調發展經濟，以發展求和平，以經濟促安全。

第三篇：海峽兩岸在南海爭端中維權執法合作探析

海峽兩岸在南海爭端中維權執法合作探析

宗艷霞1

（大連海事大學 法學院，遼寧大連 116026）

摘要：雖然兩岸在南海議題上的立場是相近的，但由于當前兩岸的政治分歧尚未解決，兩岸對于南海主權屬于“中國”的表述尚存差異，影響了兩岸南海合作的開展。伴隨南海爭端的不斷升級，海上維權執法合作執法遂成為兩岸必須共同面對的議題。兩岸應攜手盡速籌立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機制，由大陸海警局、海事局和臺灣海巡署牽頭，將雙方的海上共同執法機制規范化。

關鍵詞：海峽兩岸；維權執法；合作；南海

The study on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Zong Yan-xia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two side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similar,but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belongs to “China” is different.I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for the remaining unresolved.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work for cross-strait to face together.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n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righ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make normaliz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both sides of the sealed led by the mainland police bureau, maritime bureau and Taiwan sea patrol office.Key word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同為南海爭端的聲索方，均聲稱擁有南海主權，對南海問題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張。在南海問題歷史演變的不同階段，海峽兩岸根據形勢變化采取了不同對策，但從發展脈絡看，兩岸南海政策具有相當程 1 宗艷霞（1976-），女，湖北仙桃人，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遼寧對外經貿學院法學副教授。E-mail:viv_zyx@sina.com。

度的一致性。上世紀90年代中葉前，兩岸學界堅持南海合作的探討，達成許多共識，兩岸的決策者也表現出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南海維權方面，兩岸長期以來僅能靠政治默契維持，亟待法制化。2009年至今，兩岸嘗試在廈金海域與連馬海域開展性海上維權執法合作，積累了一定的合作經驗，有效擠壓海上違法行為空間，維護了區域海洋生態環境和生產秩序，起到積極作用。臺灣當局不具有捍衛南海“主權”的國際法主體資格，更不能參加與周邊聲索國的對話協商，正因為如此，其欲借南海議題拓展國際空間、增加與大陸政治博弈籌碼的政策考量直接影響了兩岸海上維權執法合作的開展。由此，致使兩岸在南海各自開展的海上維權執法活動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兩岸不能在南海行使有效的執法管轄，則不僅不利于維護我國在爭議海域的海洋權益，而且在最終解決海域劃界的過程中，還可能因不能提供充分管轄權行使證據，使我國處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應破解政治、立法和合作機制中存在的障礙，盡速籌立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機制，接洽兩岸海上維權執法力量，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在南海的固有權利。

一、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一）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海峽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南海是主要國際航道，海域中蘊藏豐富的生物與非生物資源，海上恐怖活動、海盜、走私、海洋污染等非傳統海上安全問題已經對國家能源開發、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甚至社會穩定構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脅。首先，南海爭端挑戰海峽兩岸在南海擁有的共同利益。為了爭奪南沙群島的重要戰略地位和海域資源，南海周邊國家罔顧歷史事實，片面依據《海洋法公約》對南海提出主權聲索，并力圖使其轉化為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他們動輒以單方面聲稱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為由，肆意侵占中國的南沙島礁，2這與海峽兩岸在南海爭端中所持有的立場嚴重沖突。其次，南海是兩岸漁民共同的作業場所。由于南海諸島地處熱帶海域，礁島散布其間，珊瑚礁發育良好，為漁類及海水生物繁衍的溫床，海洋資源非常豐富，除了是鮪魚的主要回游地區外，中、西沙群島近海更有良好的中上層漁場，長久以來一直是廣東、2 Douglas M.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11.福建、海南和臺灣漁民活動、撈捕，藉以維生的場所。最后，南海爭端威脅兩岸經濟、能源和資源安全。海上通道在當今世界政治博弈、經濟發展和軍事斗爭中占據重要地位。南海是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大量物流經船舶運輸通過的海域，連接著世界主要經濟、資源中心的通道，成為大多數海上航線的必經之地和諸多利益的交匯之處。南海爭端與海峽兩岸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外交緊緊聯系在一起，不僅關系到區域經濟利益問題，而且關系到整個區域的政治和軍事安全問題。

第二，兩岸海洋事務糾紛不斷膨脹催生合作執法。在海上合作執法領域，兩岸關于臺灣海峽海上垃圾監測、珍稀生物資源保護等方面的合作已開展多年，但對于南海合作維權執法卻遲遲未啟動，究其原因，并非兩岸在海洋事務方面不存在糾紛，而是受制于以往兩岸在海洋事務交流范圍和總量有限，已出現的海洋事務糾紛往往通過兩岸民間渠道、半官方渠道或者兩岸政治默契，予以化解，如1991年閩獅漁事件、2003年江少南事件等。南海爭端伴隨中菲黃巖島爭端和臺灣漁民被菲律賓海警槍殺事件愈演愈烈，圍繞著臺海水域的開發、利用所衍生的捕魚沖突、船舶污染、違規錨泊、海上違法交易和非法傾廢等海上糾紛和不法行為與日劇增。但由于兩岸缺乏直接溝通聯系的渠道，單邊執法行動影響海上執法效果，致使海上執法效果大打折扣，給違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可以說，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是在兩岸交流不斷拓展和海洋事務糾紛與日劇增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

（二）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可能性

討論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本身已經包含有只關注事務性合作。在討論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時，兩岸間存在的政治分歧毋寧是一個需要考慮的背景，而非構成模式的要素。臺灣當局明確重申對南海的主權及對南海爭端的立場，海峽兩岸能否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南海主權，找到化解兩岸政治矛盾的新出路，成為當前兩岸關系發展的一個新契機。

第一，兩岸南海政策相似共通。海峽兩岸在“南海島礁主權歸屬中國”這一點上立場完全相同，即認為南海東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994年臺灣地區“行政院”修正通過《南海政策綱領實施綱要》，才開始積極介入南海事務，建構了以五大目標為核心的南海政策體系。這

五大目標為：(1)堅決維護“南海主權”；(2)加強南海開發管理；(3)積極促進南海合作；(4)和平處理南海爭端；(5)維護南海生態環境。自此，臺灣當局的南海政策開始體系化。馬英九上臺后，臺灣當局在南海爭端中繼續保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為”的立法，體現了其在維護南海主權上的承繼性。而大陸地區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就制定了南海政策，捍衛南海的領土主權，在外交聲明中多次指出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他國以立法、軍事或其他手段侵占南海，嚴重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海洋強國研究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提出要堅持“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堅決維護我國海洋權益。總的來看，雖然兩岸的南海政策論述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一方面，顯示兩岸海上執法交流與合作存在較大空間和豐富議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兩岸在認知中華民族海洋歷史、面對海洋現實、處理海洋事務時的思維同一性。

第二，存在聚合海上維權執法力量的需要。20 世紀60 年代南海石油儲藏前景被揭示之后，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和“領土主權不容侵犯”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置中國早已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確立主權、管轄權的基本事實于不顧，以軍事手段非法占領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南沙爭議由此形成。1982 年《海洋法公約》確定了一系列國際海洋法律制度，賦予沿岸國主張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權利，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據此先后提出各自在南海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要求，并不同程度地侵入中國南海“斷續線”范圍內，造成與中國在南沙主權、管轄權的重疊。目前我國除與越南簽訂有北部灣劃界協議外，與其他相鄰和相向國家尚沒有簽訂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周邊國家通過單方面宣布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已與我形成120到150萬平方公里海域爭議區，約占我應管轄海域的50%。從區位來看，海上爭議區域位于遠離大陸領海基線的南海中、南部區域，西與越南相對，東與菲律賓隔海相望，南部與印尼、馬來西亞、文萊相接。在執法力量分配上，根據“海巡五法”3規定，臺灣地區海上執法權統一由海岸巡防署行使，3“海巡五法”指，《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署組織法》、《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組織通則》。參見邊子光：《各國海域執法制度》，臺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4頁。

具體包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境、海上糾紛處理、海上違法行為調查、海上交通秩序管制、海難救助、漁業巡護等事項，海岸巡防署岸上與海上人員配置比例大約為6：1，形成“陸重海輕”的結構設計。大陸地區的南海維權執法力量包括海警局與海事局，海警局在接收原海監、漁政、邊防海警和海關緝私執法裝備的基礎上，3000噸以上的執法船只約50余艘，與海事部門擁有的執法力量相當。即使兩部門在我國管轄海域聯合執法，約平均每3萬平方公里內才有一艘執法船。因此，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力量存在合作的現實需求。

第三，南海維權執法合作屬于事務范疇，具備實踐性。海上合作維權執法并非兩岸不可觸及的禁區，1990年后，兩岸海上執法部門并非沒有合作之經驗，但該經驗離形成制度尚存在一定距離。2009年9月12日中國海監與臺灣海巡署已經在廈門—金門海域組織開展了聯合執法行動，這是六十年來海峽兩岸首次組織開展的海上聯合執法行動。2010年廈門、福州兩地海監部門分別與金門、馬祖海巡隊建立工作聯絡。2011年至今，原海監福州市支隊、廈門市支隊又分別與臺灣海巡署馬祖海巡隊、金門海巡隊在連江-馬祖海域和廈門—金門海域開展多次海上合作執法，形成海上維權執法合作機制。兩岸在連江-馬祖海域和廈門—金門海域開展的海上維權執法合作表明兩岸對互相政府行為能力的認可，是對兩岸合作執法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務實肯定。進而證明，兩岸在南海開展維權執法合作也具備可行性。從合作范疇角度看，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指向的內容為非由傳統的政治、軍事因素引起的威脅因素，即非傳統安全因素，合作效用上既包括維護中華民族在南海的區域利益，也包括最大限度地保護兩岸同胞在南海地區的生命財產安全，降低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沖擊和損害，因而，不論從政治環境、執法職責或管理實踐看，兩岸已具備海上執法合作可能。

二、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面臨的困境

（一）政治障礙影響南海維權執法合作

第一，“承認爭議”阻礙兩岸執法合作。兩岸分治是一種事實而非法律狀態，在國際法層面，大陸中央政府作為唯一合法政府對外代表國家并不存在爭議，因而所謂的“承認爭議”僅存在于兩岸之間。其一，“承認爭議”分化維權執法主體。通常而言，一國海上維權執法應具有統一性，即維權執法主體的權力應源于

同一國家主權，由執政府統一授權分配。兩岸在政府權利能力層面相互否認或互不承認對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資格，客觀上造就了大陸與臺灣地區兩支互不統一的維權力量，進而形成海上維權主體的分化，一方面，臺灣當局表示不會與大陸聯合保衛爭議海域，另一方面，臺灣當局又藉以維護漁權等海洋權益，單方面與聲索國私相授受，以簽訂民間協議的名義掩蓋了外交談判的實質，加劇南海爭議海域維權執法的難度。其二，“承認爭議”阻塞維權執法機構溝通渠道。在敵對規則邏輯下，兩岸官方機構長期處于“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不相往來狀態，爭議問題往往藉由第三方或者兩岸民間渠道進行溝通，如紅十字會、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商過程復雜。溝通渠道的間接性與時滯性影響了兩岸在南海爭端中的合作進程。

第二，相異化地政策考量影響兩岸在南海爭端中的合作意向。上世紀七十年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后，臺灣當局的國際活動空間逐漸被壓縮，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臺灣當局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參與南海國際組織會談，中國在與東盟成員國的歷次談判中，也沒有將臺灣地區納入其中，對于大陸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臺灣當局依靠南海問題宣示主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對于臺灣當局而言，在捍衛南海主權過程中，積極主張通過多邊談判解決南海爭端，欲借南海議題拓展國際空間、發揮其區域影響力，改變在南海爭端中被邊緣化的局面，以南海問題作為跳板提升其國際空間，增加兩岸政治和談的砝碼，兩岸維權執法合作這一純系事務性合作的議題，附著了極為濃厚的政治意味，任何有關兩岸海域執法合作的議題，都因此受到政治因素不必要的干擾。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臺灣當局在南海爭端中的政策考量具有濃重地政治工具色彩，即把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視為拓展其國際空間、加強其安全的手段，相反，大陸則是希望通過兩岸合作形成南海維權執法合力，在保持南海爭端中的優勢地位同時，能夠有力推進兩岸政治互信的積累和增加，推進兩岸和解。

（二）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立法困境

“承認爭議”否認相互立法的效力。法律是政治的晚禮服，在政治紛爭之下，兩岸各自有一套完整獨立的法律運作機制，臺灣地區事實上已構成單獨的法

域，形成不同于祖國大陸的法律體系，并形成相應的法律秩序。盡管大陸立法與臺灣地區立法中均存在諸多與南海維權執法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在執法合作方面仍存在諸多法律困境。

第一，缺乏上位法協調的法律沖突。臺灣地區海洋事務協調立法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臺灣地區海上執法機構（海岸巡防署）與島內其他行政機構間的協調立法，如《海岸巡防機關與環境保護機關協調聯系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系辦法》；另一部分為臺灣地區與大陸海上事務協調立法。具體立法包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臺灣地區漁船航行至大陸地區許可及管理辦法》、《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其一，在兩岸關系上，臺灣地區和大陸形成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內的法律沖突。在大陸地區有效實施的國內立法并沒有在我國臺灣地區實際生效。“一個主權國家、兩種政治制度、三個法系、四個法域并存” 的法治現狀直接釀成兩岸在沒有共同母法指導下的法律沖突。兩岸并不具備共同的憲法上位法指導，也沒有統一的上級機關加之協調，即便是在總體法律原則上出現沖突，中央立法、司法機關也很難對其加以調整。其二，缺少雙邊協議和共同適用的國際法。海上維權執法屬于行政執法范疇，1990年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與臺灣紅十字組織簽訂的《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有關海上遣返協定》（《金門協議》）只實施海峽兩岸偷渡人員、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雙向遣返。2009年海峽兩岸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一章第一條“合作事項”4和第二章第四條“合作范圍”5也未涵蓋行政執法。

第二，兩岸海上維權執法法制基礎完備程度存在差異性。大陸地區關于海上執法的立法內容龐雜。就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言，與海上執法相關的立法貫穿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此外，還有相當數量與海上執法相關的我國締結參加的國際公約，如《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8年制止 4《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一章第一項“合作事項”：雙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領域相互提供以下協助：

（一）共同打擊犯罪；

（二）送達文書；

（三）調查取證；

（四）認可及執行民事裁判與仲裁裁決（仲裁判斷）；

（五）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確定人）；

（六）雙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項。5《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二章第4條“合作范圍”： 雙方同意采取措施共同打擊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雙方同意著重打擊下列犯罪：

（一）涉及殺人、搶劫、綁架、走私、槍械、毒品、人口販運、組織偷渡及跨境有組織犯罪等重大犯罪；

（二）侵占、背信、詐騙、洗錢、偽造或變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

（三）貪污、賄賂、瀆職等犯罪；

（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動等犯罪；

（五）其他刑事犯罪。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1988年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臺安全非法行為議定書》、《2002年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等。我國臺灣地區與海上執法相關的立法屬行政法性質，立法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規則、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我國臺灣地區航行管理立法調整的內容比較寬泛，包括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污染兩大部分。就立法體系結構而言，臺灣地區航行管理立法分散，在水上交通安全法規領域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專門立法領域仍存在立法空白。如臺灣地區航行管理立法中，不存在一部專門調整海上航行安全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臺灣有關航行管理安全的法令規定具體分散在《商港法》、《船舶法》、《船員法》、《航路標識條例》等法律規范中；此外，分道通航制的設立、無線電助導航設施的設置、港口國管制、船舶交通服務與船舶報告制度，及船舶與港口保全制度實施等，幾乎皆未系統納入臺灣地區現行的海事立法。

（三）域外勢力干擾兩岸南海合作維權

南海地區素來是大國力量、意志與利益交匯的集中區域，美、日、印等域外大國出于種種目的，以各種借口和方式介入南海，將南海變成大國權力博弈之地，致使南海問題呈現出復雜化、國際化趨勢，大大增加了兩岸在南海爭端中開展維權執法合作的難度。

干擾兩岸維權執法合作，借助南海問題牽制中國。從2010年開始，南海地區形勢緊張程度升高，利益爭奪烈度增加，國家間外交與政治關系更加復雜。南海地區日益成為美、日、印等區外大國擴展勢力和攫取戰略利益的目標地區，南海問題也成為這些區外大國遏制中國的重要砝碼。美國不支持兩岸聯手捍衛南海主權，并通過對臺軍售問題和經濟制約，并不斷向臺灣當局施壓，使得臺灣當局不得不顧忌美國的壓力，故對兩岸南海合作采取消極的態度。日本、印度等國出于自身戰略利益和遏制中國崛起的考量，在南海問題上雖然表面上采取中立姿態，但暗中通過經濟手段或政治許諾等，離間大陸與臺灣地區在南海事務中的合作。隨著介入南海問題程度的加深，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切入點選擇在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原則，重點攻擊中國南海“斷續線”與“核心利益”說，通過東盟國家及域外的歐盟、印度等國際社會，制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實施細則，試圖給中國設定“行為規范”。美國國內主張介入南海問題的官員大部分呈現“一

邊倒”的支持東南亞聲索國的訴求，把中國視為南海局勢的麻煩制造者，要求中國對南海的緊張局勢負責，臺灣當局忌憚美國等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對兩岸在南海爭端中合作維權執法畏手畏腳。

三、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推進路徑

（一）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政治基礎

第一，以 “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南海合作執法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是1992年海峽兩岸達成的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擱置兩岸在“一個中國”涵義認知上存在分歧的共識。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兩岸均認“國家主權”統一，不存在領土和主權之爭。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得以不斷推進各項交流的政治基礎，盡管兩岸在政府權利能力層面相互否認或互不承認對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資格，但是在政府行為能力層面，雙方都不否認對方是一個具備行為能力的政治實體。故此，“九二共識”是兩岸進行合作執法的政治前提，兩岸對互相政府行為能力的認可，是對兩岸合作執法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務實肯定，也是對同一主權內部兩岸立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肯定。

第二，“九二共識”是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制度環境。兩岸在南海海域進行維權執法合作執法屬于事務性合作，不牽涉領土主權和政府權利能力爭議。基于兩岸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礎，合作方就存在一定的政治互信，從而擱置爭議，優先解決兩岸海洋事務交往和對外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商”，否認或曲解“九二共識”，將導致兩岸關系將陷入不確定、不穩定狀態，不僅兩岸兩會的談判難以為繼，而且兩岸兩會協商達成的既有協議的落實與執行也將面臨重重困難。

（二）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秉持的原則

兩岸應從民族大義出發，并盡快通過協商在南海主權問題上形成一致的立場，統一口徑，對對方維護南海主權的努力不唱反調，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同維護南海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一，政治互信原則。雖然近幾年兩岸關系取得重大進展，但由于兩岸分隔

60多年，臺灣當局和部分民眾對祖國大陸的敵對心態和不信任感并未隨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不斷深化和兩岸交流合作的不斷推進而完全消弭，兩岸的政治互信基礎仍然比較薄弱，因而，兩岸要著手建立南海合作的政治互信，必須在主權爭議問題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參與各方透過共同開發的過程，建立彼此間的互信；透過相關項目的共同開發與共同合作，創造進一步合作的氣氛。”2004年5月國臺辦在所發表的“五一七聲明”中就提出了“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目前，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之上，即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但雙方還不能就中國的具體內涵達成共識，為了要順利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雙方提出了擱置爭議。因此，對于南海問題，臺灣當局只要在實踐中遵守“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有所作為，增強大陸與臺灣地區政治上的信任感，如此，兩岸在南海問題中的摩擦必然大大減少，這也是建立兩岸合作的互信基礎。

第二，循序漸進原則。在南海爭端中，兩岸合作執法究竟以何名義共同對外，如何與外國勢力交涉等問題，已經關系到大陸和臺灣的政治關系定位等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議題。相反，如海難救助、環境保護等純屬事務性事項的合作，則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兩岸南海維權合作領域廣泛，對此不應操之過急，兩岸應該著眼大局，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從非敏感的功能性、事務性領域合作開始，如南海海域環境保護、水下文化遺產保護、船舶通航管理等，逐步過渡到敏感程度較高的打擊海上犯罪、查私緝私等合作上來。

第三，分工協作原則。兩岸在南海爭端中具有的優勢領域不同，兩岸海上維權執法機構的執法權限和職能也存在許多差異，兩岸應盡快達成默契，發揮各自優勢，分工協作，揚長避短，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具體而言，在維權執法合作內容方面，應通過外交與軍事的方式，防范他國侵犯我國南海權益繼續擴大化，遏制和化解域外國家因素對南海局勢的介入，臺灣地區應當在南海爭端中與大陸互為犄角、相互配合；在維權執法合作分工方面，大陸和臺灣地區應當各自充分利用在南海諸島中取得優越的地理位置牽制對手。

（三）海峽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的具體策略

第一，建立巡航執法合作機制。其一，組織大陸中國海警、中國海事與臺灣海巡署執行海上聯合巡航執法。根據臺灣地區《海岸巡防法》第4條的規定，巡防機關的職責包括：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它犯罪調查事項；海岸巡防署是警察隊伍，除了行政執法，還負責偵破海上犯罪案件。在南海執法合作方式上，雙可考慮適用兩岸在連江-馬祖海域和廈門—金門海域開展的海上合作執法模式，由雙方的執法船在南海組成聯合編隊巡航，或與對方的海上巡航飛機合作，對發現的可疑違法船舶由進行調查取證和查處。其二，對巡航執法中發現的違法行為以屬地管轄為主，以屬人管轄為輔。即對發生在東沙群島和南沙太平島周遭12海里的違法行為，應當由臺灣海巡署管轄；對發生在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除太平島以外）島礁周圍12海里的違法行為，應當由中國海警或中國海事管轄，對于南海其他海域發生。屬人管轄強調兩岸執法合作中，對于懸掛五星紅旗和中資方便旗的違法船舶，應由中國海警或中國海事管轄，對于懸掛臺灣地區旗幟或臺資方便旗的違法船舶，應交臺灣海巡署管轄，如此體現了對船旗國主權和管轄權的尊重，同時也體現了對執法合作方的尊重。其三，兩岸南海維權執法部門應共同建立信息交換與溝通協商平臺，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努力構建起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常態和長效協作機制，聯合應對外國海上力量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和對在南海正常作業中國漁民的騷擾，維護兩岸同胞共同的利益，嚴厲打擊海盜、海上走私等海上犯罪，為兩岸往來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堅強的保障。

第二，建立南海事務合作交流機構，簽訂維權執法合作協議。2014年2月，臺灣大陸事務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與大陸國臺辦負責人會面協商兩岸互設辦事處等事宜，標志這兩岸協商渠道由“海協會”與“海基會”聯絡機制向官方聯絡機制過渡，本文認為，在兩岸溝通渠道不斷拓展的背景下，應考慮盡快把南海事務合作問題，尤其是其中賦予功能性、事務性的維權執法合作列入協商議題，并成立“兩岸南海事務委員會”的協調機構，“兩會”和兩岸對口部門可以在兩岸合作協議架構下或依照兩岸簽署的相關協議討論南海合作執法組織、執法內容等議題，如協商訂立南海資源養護共同行動方案；協商劃定準許南海船舶作業最近距離控制線及雙方執法管轄和航行區域；商定兩岸南海執法糾紛處置和管理協查

制度，包括建立漁業糾紛處置、違規船舶通報、海上執法船情況通報等制度；商定兩岸南海海難救助協作制度，包括建立船舶海難救助應急、協助開展海難救助、海難事故信息通報、緊急避險、定期舉辦聯合搜救和救助演練等機制。6未來兩岸還可以簽署一個兩岸南海維權執法合作框架協議，并成立由官方授權的“兩岸南海事務委員會”統籌協商南海維權執法合作事宜，進一步落實了海峽兩岸常態化協同執法機制。

第三，選擇性適用國際公約。兩岸海上執法相關立法與國際公約關系緊密。兩岸海上執法相關立法多參照國際公約制定、修改。兩岸與海上執法相關的立法的內容大部分都源于國際公約的規定，被大陸參照進行國內立法的國際公約，諸如1982年《海洋法公約》、1974年《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 1974）及1988年議定書修正案、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及其73年議定書、1978年《經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2004年《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等海事公約，同時亦為臺灣地區立法所吸收借鑒，例如臺灣地區《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條第一項規定“有害物質：指依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質”，《船舶法》第32條規定“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之船舶，應依公約規定施行檢驗，并具備公約規定之證書”，《船舶危險品裝載規則》第6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危險品，依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之規定”。雖然與海上執法相關的國際公約多屬公法形式，臺灣地區往往不具備締約資格，但并不妨礙其通過單邊聲明遵從公約或通過多邊機制等替代方案履行國際公約的規定。國際公約在臺灣立法中同樣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如果公約的內容與臺灣法律規定相抵觸時，原則上以公約效力優先。

四、結語

南海爭端直接關系到兩岸同胞根本利益，已日益成為兩岸間一個應予正視的問題。兩岸南海爭端中存在共同利益，在連江-馬祖海域和廈門—金門海域開展的合作執法表明，海峽兩岸在南海開展維權執法合作存在可能性。面對南海爭端不斷加劇的趨勢，兩岸應當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不斷積累政治互信，中國海 6參見《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關于貫徹國務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閩海漁[2009]273號）。

警、中國海事與臺灣海巡署應當采取聯合維權執法，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保障海上安全，如此，兩岸就能在南海問題上，走出長期的零和博弈模式，共同捍衛一個中國的領土主權，開創兩岸南海合作的新機遇，這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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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論文：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

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論文：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運

用

近年來，隨著多媒體技術在英語教學中的廣泛應用，使中學英語教學日臻完善，它無疑彌補了傳統語言教學中的不足。多媒體技術提供了生動、鮮活的自然語言環境和多重感官刺激，使學生身臨其境，全方位體驗英語的社會和文化，實現趣味學習。而且發展了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優化課堂結構，提高復習效率。從多媒體技術的功能、特點及英語教學的規律，多媒體技術的運用是一種積極的教學模式，它改變了課堂的固有模式，給英語課堂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利于全方位地體現英語交際語言教學的原則。基于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和因特網的迅速發展,使計算機輔助教學走進課堂成為必然，它將滲透整個英語教學過程并將成為主要的教學手段和方法。筆者在課程改革實踐中，嘗試使用多媒體課件，進行英語階段性復習。實踐證明,它具有獨特的優越性，是其它教學手段無法比擬的。

1．多媒體技術在階段性復習中的運用實例

1．1多媒體課件運用于詞匯復習中。如身體部位、顏色、服裝及描述性的形容詞等，對于剛剛進入初一階段的同學來說，記憶這么多的詞匯是相當不容易的。如果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這些詞匯，會使學生失去學習英語的興趣，挫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1．2多媒體課件運用于單元重、難點句型的復習。介紹人物的服裝、長相、個人外貌特征、愛好等重點句型。通過多媒體技術制作一些flash動畫,讓學生進行描述,也可以用數碼相機給班級的同學拍幾張生活照,再輸入到電腦中,制作成課件。

2．多媒體技術運用于階段性復習的優越性

2．1有利于知識的梳理和總結。現代技術的教學手段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它能夠根據教學需要，將教學內容化難為易，化遠為近，化虛為實。它既可以把空間和時間放大，又可以把時間和空間縮小，從而使教學內容中設計的事物、現象和過程全部再現于課堂，讓學生耳聞目睹和身臨其境的感覺。提高學生的感知能力在初中階段,英語語法抽象、難以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各種時態、語態、從句、非謂語動詞是中學階段學生應掌握的重點和難點。教師可根據多媒體技術的特點，充分的運用于英語階段性復習當中，使原本抽象、難以理解的語法變的直觀、形象。教師可采用多媒體課件來展示一些圖表、表格、數據對語法項目進行分析、對比和歸納。

2．2有利于設計各類練習并及時反饋練習的正誤與評價。在復習課上，通過上半堂課對知識點、句型、語法的復習、歸納之后，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鞏固練習，利用多媒體技術，可以設計各種各樣的練習題型，其效果之好是其它傳

統復習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它的優點在于1.化抽象為具體，使練習帶有娛樂性。如：看電腦動畫填寫單詞或句子、做口、筆頭作文等等。2.通過多媒體技術編制各種類型的練習題。如：選擇題、填空題、是非判斷題、改錯題等。3.通過多媒體技術制作課件，及時反饋練習的正誤及準確的評價。當學生做完練習之后，教師只需輕輕點擊鼠標，在屏幕上就會呈現出帶各種聲音的標準答案。例如，學生答對了，就會聽到激勵或掌聲等聲音，學生答錯了就會出現分析、點評，學生看后清楚明了，記憶深刻。這種練習方式，使原本枯燥的練習變得形象、生動、直觀，從而使學生復習起來輕松有趣、信心倍增，個個躍躍欲試。

2．3有利于優化課堂結構，擴大課堂容量。優質、高效的課堂教學意味著“高密度”和“快節奏”。“高密度”是指學生外語實踐的量大而寬，“快節奏”指教學節奏快，練習轉換環節交替緊湊。（徐昌和，2006）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不僅有利于增大課堂容量、加大教學信息量的輸入而且有利于拓展學生的知識面、調動學生的參與課堂實踐的積極性，營造出一種輕松、愉快、濃厚的學習外語的良好氛圍。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打破了傳統的復習課中教師習慣采用的“一張嘴、一支粉筆、一快黑板”的教學模式。通過多媒體界面所展現的教學有關內容，教師只需把要講的內容，通過輕輕點擊鼠標，將教學內容展現于屏幕上，節約了大量的板書時間，從而加大了復習課的容量，豐富了教學內容，把騰出的時間更多地用于對學生的指導即：鞏固練習的監督與輔導，同時可以開展密集的語言實踐活動。這樣可以把教師從煩瑣的、慢節奏的教學中解放出來，也補充了教學的相關資料，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之,巧妙地、適度地運用多媒體課件,進行英語階段性復習,是課程改革以來,較為先進的教學模式。它以其視聽結合、手眼并用、反饋、個別輔導、游戲激趣等獨特的優勢,成為激發學生興趣的有力手段。但是,在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時,還應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講練結合.避免使多媒體課件成為簡單的課件展覽和文字的堆積。使多媒體技術和課堂英語教學有機的結合起來,發揮其獨特的功能和作用。

收稿日期：2011-05-10

第五篇：論文《信息技術在小學教育中的運用》

信息技術教學應用論文

——信息技術在小學數學教育中的運用

學校：修文縣馬家橋小學 教師： 李 德 華

信息技術在小學數學教育中的運用

【摘要】：

近幾年來農村學校的現代化教育裝備水平得到很大水平的提高，為教師的教學提供了優越的硬件條件，為教師查閱數學課程資源提供了網絡平臺，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更為直觀形象的手段，為整合、優化教育資源提高教育教學效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而新時期的小學數學教師必須熟悉現代化教學手段的理論和操作，依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合理選擇信息技術手段，與傳統的教學媒體合理整合,優化教育教學，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關鍵詞】：信息教育技術；小學數學；多媒體教學手段；課堂教學效率

【正文】：當今時代科技水平的飛速發展，信息技術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應用也在不斷的發展與深入，教育教學領域也受到了不斷地沖擊而悄然在發生著變革。作為一名小學教育教學工作者我深深體會到這一變革的重大意義。

課改中提出了將信息技術教學與數學教育教學整合起來，在日常教學中我們應該正確處理好信息技術教學與數學教學之間的關系。在信息技術對社會各行各業的沖擊下，將現代先進科學的信息技術教育引進課堂，融入自己的教學中去。就小學數學而言，由于學科本身的嚴密性、邏輯性以及創造性，要求教師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探索能力以及創新能力。作為一名小學數學教師，如果能夠熟悉現代化教學手段的理論和操作，能依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合理選擇現代化信息技術教育，使之與傳統的教學媒體合理結合，就能夠極大地豐富課堂教學，調動學生多種感官參與學習，促使學生全面發展，促進形象思維向抽象思維過渡，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讓數學課堂煥發出蓬勃的生命。下面就我所任的數學教學談一點自己的淺見。

一、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創設小學數學課堂情境

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恰當地運用多媒體計算機把文字、圖形、圖像、聲音、動畫、影像等多種媒體綜合起來進行輔助教學，使課堂內容由靜態的灌輸變為圖文聲像并茂的動態傳播，不但可以使學生快速、高效地獲取知識，發展思維、形成能力，而且還可以大大激發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熱情，培養他們的創造能力，能取得傳統教學無法取得的效果。但在實際教學中，如果認為使用信息技術越多，效果會越好，甚至濫用，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那么，怎樣在教學中充分挖掘信息技術教育對學生的導學功能，把握時機，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促進學生主動參與發展呢？以下是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創設問題情境，激發學習興趣魯迅說過：沒有興趣的

學習，無異于一種勞役，苦而無趣；沒有興趣的地方，就沒有智慧和靈感，更不要談抽象、創新和創造了；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是一堆被遙控的機器——機械地生產、運作。傳統的課堂教學以靜態為主，學生學習起來感到單調、枯燥。而信息技術輔助教學，則變靜為動，聲情圖文并茂，為激發學生想學、樂學營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例如在教學“植樹問題”時，用動畫或PPT引出樹的棵數、間隔數，兩端都栽和一端栽等的疑問，新課自然就展開了。

（二）把握教學輔助時機，促進學生主動參與發展。數學知 識的抽象性與小學生認識規律的形象性造成了學生認識上的矛盾，特別是難點的突破，重點的處理，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問題直接影響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而利用信息技術教學手段，只要能把準時機，輔助到“妙”處，“巧”處，便有事半功倍之功效。

1．使概念清晰化。例如：行程問題的教學中，要明確運動的起點是同地還是異地，運動的方向是同向還是反向，運動出發的時刻是同時還是不同時等，諸如此類的抽象概念，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教育技術，通過“變色”、“閃爍”“彈跳”、“飛入”等手段刺激學生注意，并創設按題意配制的動畫演示情景，讓學生借助具體事物的形象進行思維，從而建立清晰的數學概念。

2．使空間形象化。幾何圖形，特別是立體圖形的教學，要幫助學生建立空間觀念。而空間觀念的形成，有賴于想象。例如：圓面積公式的推導，教材雖然提供了“割補實驗法”但難以具體操作，很多學生對公式的推導持半信半疑的態度。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多層次地把圓依次等分成若干份，拼成所學過的長方形，平行四邊形……隨著等分份數的增加，把學生理解中的難點----近似長方形的長由曲線變成直線的過程動態呈現，從而為學生積累了豐富的感知材料，為大膽合理的想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三）適時導入，恰到好處使用信息技術教學輔助教學，圖 文聲像并茂，形象直觀生動，但必須注意適時導入，恰到好處，才能化平淡為神奇，獲得最佳教學效果。教師應結合教學內容，在學生思維困惑處或關鍵處適時導入電教媒體，把多媒體用在掌握知識的“刀刃”上，才能做到既有利于及時點撥和調控，又有利于學生空間想象能力、解題能力的培養。如：教學長方體、正方體體積之后，出示這樣一題：把一個棱長為2厘米的正方體表面全部涂上紅色，然后將此紅色正方體切割成體積是1立方厘米的正方體小塊，一共可切多少塊？其中一面、兩面、三面有紅色的各為 幾塊？還有幾塊一面紅色也沒有的？由于學生缺乏一定的空間想象能力，解答起來還是比較困難的。這時，通過投影在銀幕呈現“切割”、“ 旋轉”、“提取”等動態過程，使學生一目了然，這其間既發展了學生的想象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也培養了他們的空間想象能力。

（四）主體突出，和諧發展信息技術教育輔助教學，通過聲 音、色彩、光線、形狀的和諧運用，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啟迪學生思維，為學生創造一個直觀的教學環境。但運用時要始終注意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因為素質教育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幫助學生增強和發展其主體性，使其逐步成長為社會生活的行為主體。課堂教學應該是培養學生主動探索知識，增強主體意識的過程。而有些教師在運用信息技術教育輔助教學中，從新課的導入、知識的傳授、鞏固題材的出示、作業的布置等，全部采用信息技術。課堂的全過程是多媒體“一廂情愿”，把學生當成一個可隨意往里填裝知識的袋子，學生處于消極接受地位，從而降低了學習效率。

（五）相互補充，和諧統一。信息技術雖然有著其他電教媒 體和傳統教學手段不可比擬的優勢，但不同的教學手段具有不同的教學功能和特點，同時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只有把信息技術教育同其他電教媒體及傳統手段相互配合使用、相得益彰，才能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一般的說，當教學內容呈靜態的時候，可選用錄像機；當教學內容需要展示復雜、抽象、變化及相互聯系的過程時，可選用計算機多媒體；而有些時候傳統手段將收到比多媒體更好的效果，那就采用傳統手段。這樣將各種教學手段有機配合，利用圖、文、聲、像等多種媒體相互補充，使課堂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充實了教學容量并激發了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

（六）注意適度性原則采用信息技術輔助教學，能增強教學吸引力，提高課堂效益，但凡事要講究一個“度”，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應用更應把握好“度”，防止供大于求，產生副作用。那種希望通過信息技術代替教師的作用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這樣圖文聲情并茂的教學方式，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了學習的主動性。

二、發揮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優勢作用，突破小學數學教學重難點

《新課標》明確規定，通過對學生學習的過程與方法的培養，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這也是教學的重點和難點。例如，在講解“體積”這一節的知識時，利用多媒體課件動畫展示不同物體的圖片，讓學生直觀理解什么是長方體的長、寬、高，什么是梯形的腰、上底、下底和高的含義，進而為學生理解體積的概念和計算公式做了鋪墊。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的認知技能得到提升，個性特長得到有效發揮，能夠輕松地掌握知識，提高思維能力。多媒體課件的科學使用，利于學生體會到數學就在生活中，利于學生個性化學習方式的培養，培養學生初步的問題意識，用已有經驗和知識水平解決簡單問題。

綜上所述，運用信息技術，可以做到數形結合、音形兼備、情景交融，有助于學生對數學教學內容的掌握，使有意識的學習和無意識的學習結合起來，使學生既提高了學習效率又學得輕松愉快，具有它獨特的優勢，但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選用信息技術教學時既要根據學生的認識規律、心理特點、又要注意服從于教學目標，學生學習實際等諸多因素，然后把準時機，適當介入。絕不可認為信息技術教育用得越多越好，只有合理的使用信息技術教育，教師“教”的主體地位就可得到加強，也只有這樣，學生“學”的主體地位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