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薩特的人學辯證法論文

二戰以后，薩特轉向馬克思主義，樹起了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存在著“人學空場”，因而，他企圖構建起所謂“人學辯證法”的思想體系，用以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然而，由于薩特是基于存在主義的立場上探討個體的人的所謂“總體化”。所以，它即不能取代歷史唯物主義也不可能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真正的“補充”。嚴格地說，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但是，在人類思想史上，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在實踐范疇的基礎上，展開了從社會歷史走向個人的思維線索的話，那么，薩特則是第一個試圖在實踐范疇的基礎上，展開從個人走向社會歷史的思維線索。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認真研究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試圖通過對薩特“人學辯證法”的介紹來把握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走向。

一.否定自然辯證法

薩特是從否定自然辯證法開始自己的“人學辯證法”的理論建構的。

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關于自然辯證法的理論是一種“把先驗的和沒有得到證明的辯證法說成自然界的根本規律。” [1] 在他看來，承認自然界自身存在著普遍的辯證規律是一種完全違背辯證理性的“十足的神學”。他說：“自然辯證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學之外的任何東西。在實踐中發現辯證理性，然后，把它當作無條件的規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對社會的研究，聲稱自然的這種難以理解的、非理性規律制約著社會，這一套程序在我們看來是完全的脫軌。” [2]

所以，薩特認為，承認自然辯證法包含著這樣一種危險：即妨礙人的主觀性和人的自由的發揚。他說，在“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里，由于堅持自然辯證法的客觀實在性而“否認思維本身的全部辯證運動，把思維溶化于普遍的辯證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 [3]。“這種外在的唯物主義硬使辯證法成為外在性：人的本性脫離了人而寓于一種先驗的規律之中，寓于一個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種從星云開始的歷史中，對于這種普遍的辯證法來說，……人類史不過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 [4]

薩特認為，與“現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馬克思本人把辯證法看作是人的實踐的創造物。因為，“如果辯證法作為人的無條件的規律從外面控制人的話，宇宙就變成一個夢。但是，如果我們想象，每個人都隨心所欲，而這些分子的沖突又產生大規模的結果，那我們將發現平均數或統計結果，而不是歷史的一種發展。所以，在一種意義上，人象臣服于一種敵對力量那樣臣服于辯證法，而在另一種意義上，人創造辯證法；如果辯證理性是歷史的理性，這個矛盾其本身就必須歷史地生存下去，這就意味著人在創造辯證法的范圍內被辯證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辯證法控制的范圍內創造辯證法。” [5]

薩特的主張是：“辯證法應當在許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種種‘既定條件’的關系之中和人與人的關系之中被探究。在這里，它會找到作為各種計劃彼此沖突的結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計劃的種種特點才能說明，這個結果乃是一種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義的實在性，而并非仍然簡單是一個平均數。” [6]

因為，在自然界中，各種現象是與自身等同的，它們之間的關系至多也是并列和雜多的關系。所以說自然界是不存在總體的，因而也就沒有辯證法可言了。人的實踐領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這個領域中存在著總體的觀念。當然，人的實踐領域并非處處洋溢著人的自由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也到處都會遇到物質必然性。不過，這種必然性是與自然界中的機械必然性有著根本區別的辯證必然性。因為，實踐領域中的總體觀念把物質必然性與人的目的、選擇、自由、計劃、責任等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客觀的和主觀的存在都從屬于一個總體，是在總體中相互聯系著的部分或環節。

薩特批評黑格爾、恩格斯只知道例舉出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卻未真正理解辯證法。他說，恩格斯“只限于列舉辯證法的規律，如果這些規律的每條都不是作為揭示辯證法總體的一個‘側面’的時候，那么，辯證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現的。” [7] 在他看來，否定之否定規律、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都只能在總體化的意義上來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問題只有在總體化的范圍內才能提出。因為，作為總體化的人的實踐就是一個否定和揚棄的過程，人不僅通過實踐否定和揚棄對象世界，使對象世界內在化，而且，人同時也通過實踐否定和揚棄著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對象世界中去，隨著實踐活動的連續展開和不斷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質。同樣，對立統一規律也只有在總體化的過程中才有意義。因為，人與對象世界、主體與客體、部分與整體等等的對立統一都是發生在人的實踐活動之中的。質變量變是從屬于總體化的運動，從量到質和從質到量的變化所表明的正是總體化的內在結構。

薩特把辯證法的理論體系與客觀辯證法混為一談，認為辯證法是由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研究作為人的領域的社會歷史時提出的，是在歷史現實的發展規律和對這些歷史現實的認識的發展規律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因此，辯證法的動力就是人們的總體觀念，辯證法的形式也就是人們創造歷史現實的實踐活動。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尋找辯證法，看成是一種違背了辯證法的基本精神而進行的“錯誤的推廣”。

二.“人學辯證法”

薩特所理解的辯證法僅僅是體現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理性。人在實踐活動中認識自然，從而把辯證法導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現出辯證法的特征。但從本質上講，辯證法只能是人的知識形態。既使自然科學的某些范例是辯證的，那也只能證明人的理性是辯證的，而不能證明自然本身是辯證的。薩特說：“在辯證法家那里，辯證法是建立在既與的現實結構，又與我們的實踐的結構相關的基本主張上的。我們斷言認識過程是辯證的，同時又斷言對象(不論它是什么東西)運動本身也是辯證的，而且這種辯證法是同一個東西。把這兩種命題拉到一起，它們本身就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形式，或者換句話說，它們規定著世界的合理性。” [8]

在歷史領域中，也不存在那種象歷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樣的辯證法，而是歷史認識的結果。薩特說：“如果我們不想把辯證法重新變成一種神的法則和形而上學的宿命，那么，它必須來自一個個的個人，而不是來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個人的集合體。” [9]“辯證法如果存在的話，那就只能是總體化過程中許多的個別性所造成的許多具體的總體化的總匯，這就是我所說的辯證法的一元論。因為辯證法乃是總體化的活動，除了由正在進行的總體化所產生的各項法則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規律。” [10]

當然，總體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人被社會所總體化；另一方面是社會被個人所總體化。但整個總體化的基礎是個人的實踐，正是由于個人的實踐才產生和保持了人的總體性。因為，人處于歷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會歷史現象聯結成一個總體的，社會的總體化是以每個個人的總體化為前提的，而個人的總體化又是體現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中的。所以，辯證法歸根到底就是產生和保持個人總體的方法，要把握辯證法就只有到以個人實踐為基礎的個人總體化和從個人總體化到社會總體化的進程中去尋找。或者，干脆說辯證法就是實踐，是人改變和創造對象、賦予對象以意義，同時實現著人的總體化的活動。

我們知道，薩特終生致力于建構一種“人學”，這種局限于個人視野中的人學自然要把人的內心世界夸大為整個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內心世界之外還會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寫作《辯證理性批判》的時候，由于接觸馬克思主義而發現了實踐范疇，從而找到了個人超越自己的內心世界的途徑。這時薩特本可以告別個人的內心體驗走上認識客觀世界的道路，如果這樣的話，那么他就能在對自然和社會歷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積極的成就。遺撼的是薩特沒有這樣做，而是依然囿于個人的目力所能達到的世界范圍，站在個人這個圓點上來理解通過實踐構成的人與自然、社會的關系世界。這樣一來，薩特并沒有因為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汲取了實踐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義有什么長進。因為他的結論還是原來的結論，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實性，純粹客觀的世界則被劃入烏有之鄉或者說被劃進了假定的領域。

所以，薩特要否認客觀的自然辯證法，把辯證法嚴格地限制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個人的實踐活動所能涉足其中的領域里，認為只有在這個領域中，辯證法及其規律才是真實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來考察辯證法，辯證法的全部內容就成了個體的人的自我發展、社會、人的物質界、作為人的自我發展的環境和中介的關系。辯證法的這些內容就是“總體化”，總體化就是辯證法。辯證法是一切總體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總體化則是辯證法的普遍法則。要理解辯證法的規律就必須立足于總體化的觀點上。薩特認為，一切辯證法的動力都存在于總體觀念中，因為只有把各種現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單純地出現的，而是在總體的綜合統一之中的，辯證法才是可能的。

薩特認為，如果假定人及其對象之外存在著辯證法，那么必然會使辯證法變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總體化為根據，辯證法就獲得了可理解性。因此，個人實踐的領域就是辯證法的限度，個人的總體化是辯證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礎。社會歷史是人的客觀性領域，但是，由于社會歷史是人的總體化的總匯，因而是辯證的。在社會歷史中，一切事物現象的辯證性質都取決于它們是否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即是否包含著個體的總體化的作用。所以，人的總體化又是辯證法的最高原則。無論辯證法研究什么問題，其中心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在一切歷史現象中認識人的總體化。這樣一來，薩特的辯證法就是總體化的辯證法，是對個人總體化的記錄和描述。辯證法的學說作為一系列命題的抽象體系，來源于個體的總體化，是對個體的人及其關系世界的整體與部分的多樣性的把握，是對個體的人的總體化進程以及個體的人的實踐所造成的歷史總體化的進程的把握。反過來，辯證法的命題體系又對個體的總體化提供指導，幫助個體的總體化與歷史總體化的融合。

薩特承認，把歷史作為一個總體加以考察是馬克思的最偉大功績。在馬克思之前，歷史學家們看不到歷史的總體性質，而是陷入到對個別歷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歷史看作無數個偶然產生和消滅的個別事件的集合。馬克思從生產關系出發，發現了歷史是建立在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和隨生產關系的演變而發生變化的總體，從而揭示了歷史的總體性。因此，總體范疇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存在的思維的基本范疇。

應當指出，薩特關于馬克思發現了建立在生產關系基礎上的歷史總體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問題在于薩特對生產關系的理解卻不同于馬克思，他不是把生產關系理解成人們的具體的物質聯系，而是把生產關系看作是個人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中結成的聯系。因此，在薩特所理解的生產關系范疇中，我們看不到在特定的生產方式中作為階級的歷史實踐主體，而只能發現作為個人的實踐主體。薩特在歷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積極因素就是個體的總體化，而歷史本身則是被動的。盡管他把歷史理解成使一切個別事件和過程結合成總體的運動，但歷史總體卻是被構成的總體。因此，歷史辯證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為“反辯證法”的領域。所以，辯證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為個體總體化的個人實踐之中。也就是說，實踐是辯證法的真正王國，而個人的實踐則是辯證法的原初的經驗。

三.推衍“歷史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實踐活動的現實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物質環境的，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的。在社會關系中，與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相聯系的是歷史的必然性，歷史進程是不依賴于個人的意志和愿望而進行的。同樣，個人的實踐活動任何時候都是處于既與的物質環境中的。比如，人的實踐活動賴以進行的“技術”、“工具”、“機器”等物質條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為客觀實在擺在人們面前的。面對著這些物化了的客觀實在，人的實踐活動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復著物化，即在每一次實踐活動中使自己物化。每一個體的總體化都不可能從零開始，人只有在既與的歷史總體中才能實現趨向于總體化的努力。

然而，薩特反對強調歷史的客觀性，認為歷史中的人是獨一無二的“原子”，歷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實現的。人是歷史的主體、創造者。因為，人的實踐不僅是對象性的活動，而且是創造對象的活動。在實踐活動中，人依據一定的社會條件實現自己個人的計劃，創造性地參與勞動過程，使自己存在和創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對象世界創造性地納入人的生活，使之成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創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時創造了歷史辯證法。歷史是作為人的創造活動的辯證結果而出現的，是作為個人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發生聯系的個人之間的結構的演進。所以說，歷史的客觀性、必然性，即歷史的辯證法只不過是個體總體化的規律，它盡管表現出了與個體總體化的矛盾，但卻是從屬于個體總體化的，或者說是個體總體化的副產品。

人的實踐的社會結構的辯證性、人的總體化的歷史規律等等宏觀視野中的辯證法，都根源于個人的實踐。人的實踐活動在物質世界中展開，在物質對象中具體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實踐活動在物質中使自我客體化，這種客體化一方面是人對自己的舍棄，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業在世界上出現，從而在客觀世界中重新發現自己。用哲學術語來表述，就是“異化”和“總體化”。薩特認為，實踐既是人的異化活動又是人的總體化過程。實踐的這種二重性和二重化的運動表明實踐本身就是辯證法的原型，社會辯證法、歷史辯證法都只不過是實踐辯證法的展開。

總體化是客體的主體化。薩特認為，主體的客體化使實踐獲得惰性，而客體的主體化則使實踐的主動性、創造性增強了。因此，實踐所具有的客觀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著這一實踐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據這個思路，個人實踐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實踐，因為在個人實踐中，人能夠充分地意識到他自己的主體性，他的實踐活動的每一個步驟都早已在他的謀劃中預演過了，他是從未來的角度認識他從事實踐的環境、條件的，他是根據他所掌握的現實的可能性來設計他自身的總體化道路的。

與個人實踐相反，社會實踐則由于自身的客觀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實踐。因為社會實踐的主體是以多數人為核心的實踐集合體，這個主體本身就是針對個人而言的客觀化了的主體。在這個主體中，共同意志使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縮減甚至完全褪化。因此，雖然實踐活動也具有個人實踐的那種從計劃、目的，到手段的選擇和目的的實現等等有機模型，但是，它作為集合體的活動卻是個人的被動領域，所以說社會實踐是惰性實踐。

根據薩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實踐的消極性，是反映在物質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體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對辯證法的否定。本來，實踐是辯證法的源泉，由于實踐中包含著惰性因素，實踐這個唯一的辯證法王國卻包含和孕育著反辯證法的因素，實踐的規模和性質直接關系著反辯證法因素的多寡強弱。

在個人實踐這個惰性因素最少的領域中，“思維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維”是直接統一的，因而這種實踐直接地就是辯證法，或者說是一切辯證法的原型和構成因素，其他的辯證法都是從這種辯證法發展而來和由這種辯證法構成的。因此，薩特把個人實踐的辯證法稱作“構成的辯證法”。在作為辯證法的最原初的構成因素的“構成的辯證法”之中，物質必然性是從屬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為“擺脫不了的命運”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辯證法的因素是以隱蔽的形式深埋在辯證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會實踐領域中，由于客觀性因素的增強，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滲入到個人的自由活動中去，腐蝕著實踐的創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觀必然性以外部規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計劃、有目的的結構”。這種實踐作為人們的活動是一種由外部控制的活動，其特征是“積極的被動性”。與那種體現了人的天賦自發的活動的個人實踐相比，這種實踐是一種“變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實踐。因此，社會實踐雖然也處在辯證法的疆域之中，但卻是一種“外在的辯證法”或者說是一種被構成的辯證法。在社會實踐中，“反辯證法性”和“反實踐性”的因素明顯化起來，辯證法的王國成了反辯證法的王國。

可見，薩特關于辯證法的思路是把實踐設定為一個圓，個人處在這個圓的中心，個人的實踐活動包含著辯證法的強力，一旦從緊緊圍繞著圓心的個人實踐向外層擴展的話，那么距圓心越遠辯證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會實踐中隨著辯證法的越來越稀薄而出現了辯證法的否定形態的話那么一旦越出社會歷史走到實踐領域這個圓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辯證法了。所以在薩特那里，否定自然辯證法是順理成章的。

薩特認為，反辯證法作為辯證法的否定形態，依然是自由的個人活動的無機形式，即與個人活動密不可分的。其實，在個人的實踐中反辯證法的因素就貫穿于辯證法的模型之中，但為什么在進入社會實踐中之后，反辯證法的因素才演化為惰性因素并損害著社會實踐呢？在薩特看來，根本原因是進入社會實踐之后，實踐活動的各個因素和各個環節都缺乏了對于個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見，在薩特那里辯證法一詞無非是表示實踐的主體性和對于主體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夠彰明主體性，哪里就有辯證法；無論哪里，一旦彰明主體性的途徑稍有澀滯，辯證法就遭受著惰性的破壞。

薩特把“反辯證法”看作是辯證法名目下的反題。因為，無論是個人實踐還是社會實踐都無法擺脫物質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實踐的現實性正是建立在這種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辯證法”存在于辯證法內部，是辯證法的環節。在人的總體化過程中，反辯證法的因素是貫穿于始終的，但在每一次實踐或每一個階段的總體化中，反辯證法有一個從隱到顯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在一次次實踐中看到，從辯證法到辯證法的反題即反辯證法。這時，辯證法的行程僅僅走了一半，所以必須有新的一次實踐出現，作為辯證法與反辯證法的合題。人的總體化就是在這樣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斷展開的。

可見，薩特對社會實踐充滿著懷疑，他根本不愿意去發現社會實踐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聯系，而是從個人實踐的角度去理解歷史的發展。所以當薩特去探討歷史辯證法時，就陷入了所謂“反辯證法”、“構成的辯證法”、“被構成的辯證法”“外在的辯證法”、“惰性的實踐”、“反實踐性”等等概念的詭辯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變得也就越加混亂，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歷史辯證法。

注 :

[1] [2] [3] [4] [5] [7] [8] [9] [10] 薩特 : 《辯證理性批判》倫敦 1976 年英文版 ,第 27 頁 , 第 33 頁 , 第 26 頁 , 第 27 頁 , 第 35-36 頁 , 第 44 頁 , 第 20 頁 , 第 36 頁 , 第 47 頁。

[6] 薩特 :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 1963 年版 , 第 75 頁。

第二篇：辯證法論文

辯證為基，數學為樓

——淺論數學與自然辯證法之間的關系 數學這門學科是根據自然辯證法所揭示的客觀規律發展起來的。按照古希臘數學哲學的觀點, 數的本原就是萬物的本原,數的屬性是正義,數目的屬性是靈魂、理性或機遇,其他事物也能用數來表示。無限是偶數,把偶數拿來用奇數限定,就會賦予事物以無限性。萬物都是成雙的, 任何對偶的事物皆可以平分。計算兩部分的平分可以無限進行下去,因為這種兩兩平分可以無限進行。但是,如果增加到奇數,平分就成為有限,就會使無限的二分終結。數學源自實物的實性,而數學方法是進人哲學殿堂的階梯,是認識理想世界的準備工具。最早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為解釋宇宙生成而去研究數學,并從數學研究中得出結論,認為數學研究抽象概念,一切對象均由整數組成,數乃宇宙的要素。古今中外,自然哲學流派無一例外地圍繞著宇宙生成這一中心問題,力圖在數學中尋求宇宙生成的圓滿答案。

數學與哲學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歷史上,亞里士多德和歐幾里德同是柏拉圖學派的門徒,柏拉圖則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生,阿波羅尼斯曾在亞歷山大里亞城和歐幾里德的門徒相處很久。這些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在思想上、學術研究中相互影響,在同一時期使得數學和哲學都發展到各自的高峰。從畢達哥拉斯的自然哲學、機械決定論到邏輯實證主義都表明,數學確實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許多哲學思想的方法和內容。作為人類的一種理性精神,數學在今天已滲透到以前由權威、習慣、傳統、風俗所統治的領域,并且逐步取代它們而成為思想和行為的指南。有些數學成果,如非歐幾何、哥德里定理,對人類的真理觀、時空觀、倫理觀乃至人生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無處不存在著對立統一,即任何事物都包含著矛盾,矛盾的雙方既對立又統一,從而推動事物的變化和發展。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最根本的法則。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要求人們全面地看問題,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是相互聯系的,并且具有其獨特的內部規律,不認識事物的相互聯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得出的觀點必然是主觀主義的。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

數學所反映的數目關系和空間形式同樣也充滿著矛盾,充滿著“對立統一”的內容。如:正數與負數,實數與虛數,乘法與除法,微分與積分,這些數量之間的關系都是對立統一的,是數學整體性的具體體現。事實上,數學整體性是一系列繁簡不

一、層次不同的具體數目和形體關系的內容,按一定邏輯和順序組成的嚴密知識體系。強調數學的整體性,就是要使人們的頭腦反映這種數學的整體性,使客觀的東西逐步地變成主觀的東西,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全面地看問題,對外界事物能夠有正確的判斷和清醒的認識,用豐富的想象能力,高度的概括能力,發揮智力的獨創性,形成思維的完整結構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

哲學是世界觀的學說,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根本觀點和看法,哲學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它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同時也給我們以方法論的指導。認識論把科學研究奠定到了實證即實驗的基礎上,認為科學必須是經過對經驗的排列和歸納才能獲得。思辨與實證、想象與邏輯、直覺與知覺、抽象與具體的研究方法是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思想,只有把彼此對立的概念、思想、方法統一起來,才能創造出諸多全新的科學概念、思想和獨特的研究方法。自然辯證法還認為,科學認識應奠定在實踐基礎之上,實踐是創立理論、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基礎與標準。要揭示自然現象的本質、聯系和規律就必須在科學認識過程的實踐基礎上,把觀察和假說、實踐和理論、歸納和演繹辯證地統一起來。科學真理既不能按現存的理論來判斷,也不能按人數的多寡來表決。

在人類構筑的龐大的精神財富寶庫中,數學無所不在,無所不有。傅立葉級數使人們對音頻的把握更加清楚,為創造各種優美的樂曲提供了可能；幾何學成為西方近代畫家的必修基

礎課；散文大師著力體會數學的簡潔明快及數學風格；文藝創作從模糊數學、實變論吸取指導思想和方法,而這些僅僅是數學成功應用的一朵奇葩。科學發展到今天,數學應用已滲透到各個領域,應用數學的理論、概念、手段和技巧,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量和量變的分析、描述、計算和推導,找出其內在聯系的數學表達形式以及發展變化規律,為科學研究提供數量分析和計算方法,建立數學模型,并將理論模型付諸實際,檢驗其符合程度,并根據檢驗結果修正和完善模型。這一切都建立在自然辯證法的基礎上,實踐, 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指導數學學習,有利于幫助提高辯證分析能力,理解數學系統關系的整體性。這種數學整體性的修養,有利于獲得哲學觀點和數學知識,同時,它也是發展思維結構整體性的基礎。從事數學學習、研究與應用的人們應當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者。數學作為人民生產活動知識的結晶,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起推動作用的力量,它在本質七是同宗教蒙昧和唯心主義對立而同辯證唯物主義緊密相聯的。它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提供了與日劇增的新材料,證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正確。

數學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數學工作者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須自覺地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證法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堅持唯物主義的理論,排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對數學研究的阻礙,在科學實踐中捍衛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應劃清一些界限: 一是把數學性質的問題同哲學性質的問題區分開來,既要強調用唯物辯證法來指導,又不要搞“代替論”；二是要正確區分社會歷史觀與自然觀,既要看到人們由于受社會的影響而存在唯心史觀,又要看到大多數人在自己的數學研究中會自覺地存在唯物主義的傾向,努力把唯物辯證法這種高度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到自己的數學研究中去,指導和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數學發展的歷史證明,數學愈向前發展,數學探索的難度就愈大,就愈需要更加準確的計算、更加精密的實驗儀器和更加高超的哲學武器。進行創造性、探索性的數學研究工作,必須借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維。唯物辯證法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最高度的概括,但它并不能自動地解決具體的數學問題,這里關鍵是要真正通曉唯物辯證法,勇于實踐,善于探索,解決數學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數學研究方向的正確性,才能獲得促進人類進步和幸福的數學成果。

第三篇：辯證法論文

自然辯證法（論文）

題目 論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學 院： 化學化工學院 專 業： 環境工程

班 級： 研 131 班 學 號： 1314393009 姓 名： 趙慧凱 指導老師： 練新顏

二〇一四年四月

論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趙慧凱

（化學化工學院，環境工程，學號1314393009)

摘要：在論述和諧社會及人與自然和諧基本內涵的基礎上, 通過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 闡明了人與自然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通過分析國家相關政策、加強環境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可以促進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 促使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 促進經濟繁榮和持續發展, 闡明了以人與自然和諧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進而全面論述了人與自然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

關鍵詞：和諧；人與自然；物質基礎；生態文明建設

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自然界對人類來說具有極高的價值。古代，人類對自然界和科學技術存在、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集中在對自然界的看法上。主要分為：朦朧的自然意識、樸素的自然觀、神秘主義自然觀三種。隨著以鐵制生產工具為標志的古代生產力的發展，世界各國先后進入了封建制社會。古代中國在奴隸制社會，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不如古希臘、古埃及，但進入封建社會后，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超過歐洲，特別是公元3—6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世界的辯證法的自然觀有重大發展。特別是元氣說很盛行。宗教神學自然觀在中世紀的整個歐洲占據統治地位，但是，其發展過程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第一，早期直截了當地宣揚和推崇盲目迷信；第二，盲目迷信披上了精致化了的哲學外衣；第三，以自然科學的成果作為宗教神學自然觀的依據；第四，宗教神學同暴政相結合。14-15世紀初，歐洲在逐漸發展的手工業和農業中，越來越多地應用機械技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以后，日益發展的工場手工業尤其是鐘表業，更促進機械技術的發展[1]。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歐洲近代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的母腹中脫胎出來，迅速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生產中所應用的近代科學革命和發現、發明有三個明顯特點：工具多是機械裝置，生產中所解決的大量問題是力學問題，機械力學分門別類地分析和實驗研究十十分突出，其他學科發展還不充分；分流行；近代科學技術所繼承的古代科學遺產，主要是同力學相關的原理、定律，如杠桿原理、浮力原理等。自然界具有統一性。所謂自然界，從廣義上講，是指整個宇宙，即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物質世界及其一切表現的總和；從狹義上講，是指與人類社會相區別的物質世界，即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自然界物質形態的多樣性：自然界的物質形態是千姿百態、無限多樣的[2]。根據能否新陳代謝、遺傳變異等特征，可以把自然界中各種各樣的物質形態劃分為非生命世界和生命世界兩大類。自然界的物質雖然多種多樣，各不相同，但各種物質形態之間卻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根據人對自然物的參與程度分析，自然界中的系統區可分為天然系統、人工系統和復合系統天然系統。自然界物質系統包括整體性和穩定性。所謂整體性，是指物質系統具有的不可還原的整體性質。任何物質系統都是由相互聯系的物質要素構成的結構和性能相統一的有機整體。整體性是系統的基本特征[3]。物質系統的整體性，首先反映了物質系統的整體和它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整體與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一方面，整體由部分組成，因此，整體中部分的性質和行為必然影響整體的性質和 2

行為；另一方面，部分是整體中的部分，部分的性質和行為不同于孤立狀態下部分的性質和行為，必然受到整體的支配和制約。

人與自然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對象性關系，即認識與被認識、改造與被改造、審美與被審美的關系。人依賴于自然，又能動地認識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適合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歷史。人對自然界具有先天的、本原的依賴性。人是自然界長期演化發展的產物，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4]。

人與自然和諧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而和諧社會的構建首要之處就是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地球，實現人類永續發展。

1人與自然界和諧發展

人類作為自然存在物，不能離開自然界而生活。人類的出現使自然界深深地打上了人類活動的印記。但是，人類在自然界中并不處于特別優越的地位，自然界是人類的搖籃，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和永恒的物質前提。人同其他生物一樣，是自然界的非生命物質發展演化的結果，人的生命在發生、存續、終結的過程中，始終受自然的規定和制約，自然界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造就了人類。

一、人是自然界物質長期發展的產物。

二、自然界為人類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三、自然界為人類提供勞動對象和資源。

四、自然界為人類創造精神文明提供了原材料。人的能動性是人區別于動物以及其他存在物的內在標志，能動性的人類活動實踐是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紐帶。人的能動性實踐活動是造就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本質原因。人對自然界的能動作用是通過社會生產活動來實現的。人通過制造和使用工具從事生產勞動，變“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使自然變得適合于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人具有自覺能動性，能夠認識和駕馭自然規律為自己服務。人類的生產勞動是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人在進行勞動之前，能夠設定目標，規定一定的活動程序和方式、方法，預見自己活動的結果，通過勞動引起外部自然界的種種變化，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是要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不斷優化的前提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協調，使社會的發展獲得可持續性。它所追求的目標是：促進人類之間和諧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又要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對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5]。由此，要求遵循以下可持續發展基本原則：

一、公平性原則。要實現社會的持續發展，就必須正視和體現公平要求，既要體現代際公平，保證不同代人之間在資源和收入上的公平分配；還要體現代內公平，即一部分人的發展不能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二、持續性原則。持續性原則的核心是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得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

三、共同性原則。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應該在達成全球共識類家園即地球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前提下，采取全球的聯合行動才能成功。總體來說，這種發展觀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損害長期發展的基礎，而是近期效益與長期效益、局部效益與全局效益的有機統一。

2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說,人類應該怎樣與周圍的自然界共處,人類自進入文明時代起就一直在探尋著思索著。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都知道，人口問題在中國由來已久，人口基數大、增長迅速，成為目前中國發展的沉重包袱[6]。雖然計劃生育體制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中國人口的高速增長，但我們看到人口問題在短時間內是難于解決的。資源有限、人口眾多、人口整體素質不高，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

與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一樣，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是與工業化相伴而生的。五十年代前，我國的工業化剛剛起步，工業基礎薄弱，環境污染問題尚不突出，但生態惡化問題經歷了數千年的累積，已經積重難返。五十年代后，隨著工業化的大規模展開，重工業的迅猛發展，環境污染問題初見端倪。但這時候污染范圍仍局限于城市地區，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較為有限。到了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環境污染漸呈加劇之勢，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使環境污染向農村急劇蔓延，同時，生態破壞的范圍也在擴大[7]。時至今日，環境問題與人口問題一樣，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兩大難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以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的，缺乏可持續性。

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對中國社會的一切思考和決策都不得不以全球性的人口困境、生態困境和資源困境為背景，不得不考慮人口、生態、資源困境對社會發展的強制約束。人口、資源、環境相關聯的人與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黨的十八大報告新意解讀

“我們一定要更加自覺地珍愛自然，更加積極地保護生態，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這一充滿激情和期待的號召，引起人民大會堂內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8]。

相比5年前黨的十七大報告直接提到“環境”或“生態”字眼的地方達28處，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大幅增長至45處，同時，值得關注的是，“自然”也成為報告中的又一個關鍵詞。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總體布局的高度來論述，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認識的深化，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五位一體的高度來論述，也彰顯出中華民族對子孫、對世界負責的精神。

要實現真正的國富民強，必須守住“綠水青山”。那么，如何實現“美麗中國”？報告也給出了答案: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這不僅是當今世界的主流觀念，也越來越受到我們黨的重視。

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黨的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黨中央相繼提出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等新的發展理念和戰略舉措。

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新要求，并將到2020年成為生態環境良好的國家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要求之一。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綠色建筑、綠色施工、綠色經濟、綠色礦業、綠色消費模式、政府綠色采購不斷得到推廣。“綠色發展”被明確寫入“十二五”規劃并獨立成篇，表明我國走綠色發展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首次被寫入黨代會報告，就是向世界宣告:我們要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降低能耗和物耗，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我們要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技術，使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相協調。

基本的環境質量是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必須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的講話首次將環境保護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疇，從理論上明確了提供具有公共服務屬性功能的環境產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不少代表發現，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時也提出要“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作為公共產品的良好生態環境，包括清新空氣、清潔水源、安全食品——這些都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必需品，是消費品，而各級政府理應成為第一生產者、提供者。“生態產品”的概念首次 4

亮相黨代會報告，體現了黨對人民群眾渴望優質生態產品、優良生態環境迫切需求的積極回應，同時也對各級政府加大環保投入、保障基本環境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將生態環境質量納入基本公共產品范疇，從理論上明確了生態環境的顯性價值，同時，提供生態產品應該是政府的職責，是公共財政保障的重點，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補助的考量因素；也要求我們從實踐上按照統籌城鄉、梯度推進的原則解決農村、農民的環境問題，要因地制宜、創造性地解決農村、農業領域小而分散的污染問題。對地方政府而言，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把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底線，作為衡量又好又快的“好”字的最基本要求。

可以說，歷經30多年快速發展，我國提供物質產品的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文化產品的生產能力也在快速進步，但相對而言，提供生態產品特別是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實際上卻提升得較慢。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談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時，把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列在第一位。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問題時，“資源環境約束加劇”仍然位列其中。這足以表明，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我們黨的重點關切。要真正實現“三大發展”，建設好“美麗中國”，任務仍然艱巨，需要我們高度重視，一步一步攻堅克難，在今后的工作中把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4未來我國生態環境建設展望

到“十二五”末期，主要生態建設任務基本完成，森林覆蓋率達到55%以上，水土流失治理率達到95%以上，總體進入生態養護保育階段；生態友好型經濟成為主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提高，區域內低收入農戶人均收入翻一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初步實現；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力爭形成1至2個國際性的會議休閑度假名區。

在不斷建設生態文明和諧社會中要時刻走在時代前沿。堅持把生態建設和保護作為首要任務，不斷完善生態屏障和生態服務功能。嚴格控制并減少重點生態保護區的經濟活動，完善生態建設與保護的長效機制。堅持經濟發展以保護生態為前提，更加注重資源節約，大力發展循環經濟[9]。充分發揮生態資源效益，立足首都經濟和國際大都市特點，大力發展生態服務型經濟。突出優勢資源，發展服務型第一產業，壯大第三產業，實現產業的跨越式升級。堅持把融合化發展作為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途徑，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融合互促[10]。促進生態農業與旅游業的延伸融合，促進傳統產業與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滲透融合。加強與周邊地區的生態保護協作，共同增強生態屏障功能；整合區域資源，推進山區縣之間的產業互補和整體發展；加強與城區乃至國內國際的合作，引進和培育高端產業，為實現區域跨越式發展奠定基礎。

在建設生態文明和諧社會中我們要不斷完善。第一，培育良好的生態涵養系統。分層次、分階段、分步驟地推進深山原始生態系統、淺山農村生態系統和城鎮人工生態系統三個子系統的建設，并結合流域治理、礦區生態恢復等重點工程，繼續建設首都生態屏障體系。加強涵養區水源生態建設。以保護區域內各種河流和水庫為重點，全面啟動對河流、湖泊、水庫、濕地等水源及流域的綜合治理，防止地表植被破壞，防止水土流失，防止污水流入河道和水庫。開發節水設施，提高水利用率，發展節水產業。通過植樹造林加強山區生態建設，擴大生態林規模。加強空間管制，特別是生態涵養區中的密云水庫上游、官廳水庫上游要禁止開發；加大禁牧力度，保護野生動物，防止違規采伐和非法開礦，形成全面的生態林資源的安全保障體系。以農田林網為主要內容加強淺山區生態建設。更替過熟林帶，培育新生林帶，健全農田林網。以公共綠地為基本內容加強城鎮生態建設。繼續以公園大型綠地為主體，以街道綠化為骨架，以單位庭院和居住小區為基礎，植樹種草，增加綠地，美化環境。第二，積極創新生態與農村發展模式。建立若干個生態建設試驗區，以點帶面，整體推進和統籌安排生態建設。建立各個區縣之間生態建設協調機制，促進生態鏈在涵養區以及更大的范圍內良性循環。實現生態建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生態系統建設規劃統籌考慮，培育文明生活方式，構建節約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社會與

生態環境共贏[11]。建設科學、完善的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涵養區生態補償制度，加強水源建設補償制度，制定扶植涵養區發展的經濟援助政策，積極支持涵養區各項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繼續把涵養區“新農村”建設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認真貫徹落實并不斷完善各項農村經濟政策，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建立“三農”發展的投入與分配機制和全面建立城鄉接軌的各項保障制度。遵循“比較優勢”和“市場需求”兩大原則，通過全面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從根本上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為山區農民轉行增收，大力發展特色種植業、養殖業、旅游業、林果業等富民產業，引導山區農民由“靠山吃山”向“養山就業”轉變。第三，建設可持續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繼續加強生態保護和污染源治理，以提高生態保護和水源涵養功能，優化生態環境。提高生活垃圾處理率，提高再生資源比重，減少直接處理投資；建設垃圾填埋場以及糞便處理場，提高城鎮垃圾、糞便無害化處理能力。提高縣城和重點鄉鎮范圍內的社會單位及居民樓房垃圾袋裝率和縣城內垃圾分類率；建立農村的生活垃圾處理機制，建設清潔農村，文明鄉鎮。限制或減少農業生產污染，實施有機農業工程。推廣緩釋肥，提倡農家肥和有機肥，改善施肥方式，推廣測土平衡施肥技術，控制化肥施用量。擴大生物治蟲農田范圍，減少農藥使用量。杜絕污水灌溉，推廣可降解地膜，控制白色污染；實施綠色畜牧養殖工程，加強畜禽養殖場污水糞便處理監管；加大對農業生產的垃圾處理和環境保護力度，實施控制農業生產污染源示范工程。第四，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制定促進涵養區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積極推動“環境一票否決”制度，建立產業項目篩選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的綜合評價，嚴格限制不合指標的項目進入。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為保障，推進資源綜合利用，減少廢物排放，倡導綠色消費，逐步形成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推廣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的工業生產方式。逐步降低資源依賴型工業比重，增加企業污水處理、廢棄物利用的費用投入。研究制定有關政策法規，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長效機制。建立農業循環經濟鏈。以加工企業及相關服務組織為紐帶，鏈接種植業和養殖業以及農民家庭生活，構建農業循環經濟鏈。倡導科學消費方式。通過宣傳教育、政府綠色采購，引導全社會綠色消費，節約消費。鼓勵使用綠色標志食品、環保標志產品和節能節水論證產品。倡導使用潔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減少煤炭使用量，并實施“全程管理、清潔高效”的措施；在農村減少使用薪柴秸稈等燃料，發展生物質工程，提倡使用沼氣等可再生能源，繼續實施“綠色照明”工程、擴大太陽能殺蟲燈的使用范圍。第五，加快推進區域城鎮化進程。建設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相適應的發展聚落，通過生態移民、生產移民、生活移民等方式調整人口布局，推進農村人口向新城的集聚，堅持以環境友好型工業和服務業的產業集聚帶動人口的空間集聚，構筑科學合理的區域城鎮體系。集約發展經濟，堅持以內涵式發展為核心，充分發揮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比較優勢，合理利用資源，優化一產，提升二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培育新型產業，壯大特色產業，促進經濟集約增長。要努力提高城鄉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基本形成覆蓋城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

綜上所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社會繁榮，國家昌盛的基礎。生態文明建設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前提，我們應該不斷完善政治體制，嚴格控制并減少重點生態保護區的經濟活動，完善生態建設與保護的長效機制。堅持經濟發展以保護生態為前提，更加注重資源節約，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為構建健康、和諧、文明的繁榮社會而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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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薩特經典語錄

薩特經典語錄

薩特經典語錄1

1·對于過去我無能為力，但我永遠可以改變未來。

2·拷打別人的人竭力去摧毀他的同類的人性，作為后果，他也摧毀了自己的人性。《死無葬身之地》

3·你之所以看見的，正是因為你想看見《自由之路》

4·奇怪而感人的是，這段時間竟如此脆弱。任何東西都無法使它中斷，然而任何東西都能使它破碎。《惡心》

5·人不是別的，只是他自己所造就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存在與虛無》

7·如果你獨處時感到寂寞，這說明你沒有和你自己成為好朋友。

8·如果試圖改變一些東西，首先應該接受許多東西。

9·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無意義的。《存在與虛無》

10·我可以幫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從她面前走過，眼睛瞧著她。她盯著我，但仿佛看不見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處。《惡心》

11·我們來到這個世上，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清賬。《文字生涯》

12·我是個百依百順的孩子，至死不變，但只順從我自己。《文字生涯》

13·物體是沒有生命的，不該觸動人。我們使用物體，將它們放回原處，在它們中間生活，它們是有用的，僅此而已。然而它們居然觸動我，真是無法容忍。我害怕接觸它們，仿佛它們是有生命的野獸。《惡心》

14·要感覺到它們，只須稍微孤獨一點就夠了，孤獨到正好能夠在適當的時機擺脫那個可能是真實的事情就夠了。《惡心》

15·一個人永遠是講故事的人，他的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之中，他通過故事來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講得那樣去生活《惡心》

16·在黑暗的時代不反抗，就意味著同謀。

17·在這一生里，我們是被他人界定的，他人的凝視揭露了我們的.丑或恥辱，但我們可以騙自己，以為他人沒有看出我們真正的樣子。《密室》

18·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我覺得孤獨得那么可怕，以致想去自殺。把我克制住的是這樣的想法，就是沒有人，絕對沒有人會對我的死而感動，我死后會比生前更孤獨。《惡心》

薩特經典語錄2

1、生活中無所不有，人們絕不會放棄生活。

2、盡管自己選擇的使命是美麗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但責任太沉重了，到頭來被重負壓得粉碎。回首往事，就象從失戀中解脫出來得斯旺所說：“真想不到我為一個對我不和適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3、寫作的欲望包含著對生活的欲望。

4、真想不到我為一個對我不和適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5、我自稱是受百姓擁護的救星，其實私下里為了我自己得救。

6、而這一感情究竟能持續多久，不應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諸如法律的干擾。

7、他比我大兩歲—他從這兩年中已賺到不少好處。

8、內心貧乏和感到自己無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義舍不得放下。

9、我是在書堆中開始我的生活的，就象毫無疑問地也要在書堆中結束我的生命一樣。

10、把藝術作品看作超驗的成果，以為每件作品的產生都有益于世人。

11、在我們之間存在著必要的愛情；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需要偶然的愛情。

第五篇：教學管理中的辯證法論文

一、因材施教

一個班級是由不同氣質類型的個體組成的集合體。教師在施教前要認真分析每個學生的氣質類型，做到“對癥下藥”，方能“藥到病除”。蔡元培倡導：“知教育者，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他認為：“在深知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方法以助之。”借鑒教育家的成功經驗，教師在施教時要注意方法和氣質的“一一對應”，做到“對號入座”。對熱情爽朗幾乎能“一碗清水看到底”的膽汁質學生應采取單刀直入的教育方法，這樣的教育方式一針見血、立竿見影；對思想敏捷、情感豐富的多血質學生，應采取含鋒不露的教育方式，能收到“于無聲處化驚雷”的教育效果；對接受能力強，心眼小，戒備心大“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粘液質學生，則要采取旁敲側擊法，說此譬彼，能起到“破繭化蝶”的作用；對自卑心理重，信心不足，“裝在套子里”的抑郁質學生，則要采取安撫式的教育方式，于鼓勵中隱含批評，能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教育目的。總而言之，要教育好學生，教師在施教方法上不能“一刀切”，要因人而異，剛柔相濟，學會用“一把鑰匙”去“開一把鎖”。

二、追根究源

“現象是本質的表現”，這是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據這一觀點，教師做工作就要透過現象抓本質，即要追根究源。

《文心雕龍·論說》中指出：“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意思是說，論述一個問題好像劈柴一樣，可貴的是能準確地劈在紋理上，只有視理而析，才能劈如破竹。教育學生既像劈柴，又如治病救人，而治病務求治本，切忌舍本逐末。言為心聲，學生言行不當的現象是由其思想認識不端正這個本質決定的。教師在教育學生時，一定要摸準學生的脈搏，然后再用情去疏，用理去導，方能水到渠成。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就要講求教育效果的長期性，因此教師對學生的錯誤定要“斬草除根”。

三、適可而止

唯物辯證法認為，度是使事物能夠保持質和量的關節點，是事物存在的界限，通常也稱為分寸、火候。據這一原理，教師在教育管理中就要把握好度。

1.嚴之有格，寬之有度

“玉不琢，不成器”，“樹不修，不成材”。中學生天真幼稚，自控力差。

不嚴，無以養德；不嚴，無以正風；不嚴，無以肅紀；不嚴，無以育人。但嚴不等于時時聽訓斥，也不是處處被控制。否則，學生就會畏而遠之，師生間就會變成貓鼠關系，達不到心與心契合，情和情交融。教師對學生嚴中須有寬，但寬不是一味地“吹柔柔的風，灑綿綿的雨”，也不是“任你風云變幻，我自巋然不動”，否則，學生覺著教師軟弱可欺，就會出現對抗行為，上言不能下達，上行不能下效。2.緊的有限，松的有距

中學生自我約束力差，教師對他們管束要緊。不少教師緊的“殺手锏”就在于親自“督戰”，緊鑼密鼓；一天到晚眼盯著學生，嘴批評著學生，腳跟著學生，把他們置于自己的高度監視、高度控制之下，使學生處于“一級戰備狀態”。結果，差學生產生抵觸情緒，出現違紀現象，且屢禁不止，防不勝防；而好學生則成了“死讀書”的“小綿羊”。中學生是創新的一代，教師應讓其個性突出出來，給他們創造施展才能的機會，使他們德、智、體、美、勞諸方面都得到發展。教師對學生的緊要有限，緊中要有松，而松中要有距，松不“放羊”，否則，部分學生就會出現紀律松懈，學習抓不緊等現象，進而耽誤他們的美好前程。

3.抓中有放，放中有抓

中學生已漸趨成熟，具備了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教師在日常事務中要注意鍛煉他們，把部分權利下放。魏書生說過：“民主像一座搭在師生心靈之間的橋，民主的程度越高，這座連通心靈的橋就越堅固、越寬，所承載和通過的信息量就會越大，師生之間相互理解、支持的程度也就越高，教育效果也就越好”。而放權就是民主，實踐證明教師唱“包打天下”的獨角戲，會事倍功半；而權利下放，放得好就可以事半功倍。如組織文體活動、舉辦各種比賽等，這些權利都可下放，但這是抓中的放，并不等于班主任對這些活動不管不問，因為中學生經驗欠缺，不能盡如人意，為確保各項工作的質量，一定放中有抓，進行宏觀調控，做到抓不專制獨裁，放不放任自流。

4.冷不過頭，熱不超溫

教師對學生要“熱”，熱情關心他們，以情動人；誠懇對待他們，以誠感人；善于激勵他們，以激催人。但要控制好用情的度，因為長時間使用后就使學生在情感上產生“抗藥性”。個別教師對好學生的態度過“熱”致一葉障目，一好百好，就會使之沾沾自喜，不思進取，最終陷于孤芳自賞的窠臼中難以自拔，使“優質樹苗”出現了不應有的“彎曲”。“冷”就是教育者將自己的感情深藏內心，以靜制動，以冷促熱，讓學生在冷峻的氛圍中反思自己的行為。切忌對后進學生堅持“一點論”，甚至產生光暈效應而對他們太“冷”。“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教師不能求全責備，中學生可塑性很大，只要教師能正視他們，矯正缺點，挖掘優點，適當地給予“熱”，后進生也會成為砌墻的磚———后來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