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工程設計關系研究論文

1環境影響評價

在上世紀的70年代，環境科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被納入到高等教育體系當中。環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環境影響評價，其實際原理是通過對所需要測量的環境數據的優劣來進行評價，環境影響評價也是目前環境質量指數(EQI)所使用的評價方法。比如：在進行環境測量工作中，如若環境污染與某種污染物的濃度直接相關時，當把P指代為某種污染物的環境質量分指數，就是該污染物在實際測量當中的數據，當P值越大，則表明該環境區域的污染越嚴重，反之亦然；如若環境污染與多種污染物的濃度直接相關時則需要基于單因子質量指數的理論上來計算出實際的綜合指數，用來表示多種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程度。當前，我國可以直接開展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機構和組織主要是要持有相關的甲級評價證書的高等院校、研究院以及設計院等，基本要求配備可以必要測試和實驗的實驗室。由于高等院校以及研究院在科研方面、實驗室質量方面都有著雄厚的實力，因此其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研究以及相關技術均是處于我國這方面的發展前沿。比如：設計院掌握了大量、先進的少污染技術，并且在對工程開展可行性的分析、研究上以及環境污染的防治措施上都有著明顯的優勢；我國冶金部旗下的安全環保研究院就有全國規模最大、科學技術最為先進的電除塵模擬試驗室。

與此同時，也有少部分的設計研究院對環境方面的過程設計與評價工作存在輕視現象，并沒有嚴格地按照《建設項目環保設計規定》來開展相關工作。并且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當中，并沒有面向大眾來征求建議或其他有效措施，因此，這些單位做的《環境影響報告書》并不能夠成為環境工程設計工作開展的依據。由于這類現象的存在，使得社會在對工廠進行改舊建新的環境工程設計上，始終不能夠使用主體工藝，也避免不了把環境工程設計放在輔助地位。因此，切實可行的環境影響評價要基于維護當地生態環境的平衡，探索出更為有效、涉及面更為廣泛的環境對策，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污染物的治理。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由于經濟發展以及基本設施建設的需求，對我國相關企業、工廠等都實行了改舊建新或者是拓建工程，由于當時施工技術的不成熟以及環境保護意識薄弱，導致環境保護的遺留問題多多。為了更好地開展環境保護工作，對環境影響評價、環境工程設計以及可行性分析這三者關系進行科學的研究、合理的分析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2環境工程設計

環境工程設計，不僅具備工程設計的一般屬性，而且還是具備屬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具體內容為：

2.1環境科研結果的實際表現形式、實際應用以及轉化為生產力是要通過環境工程設計得到反映。只有通過環境工程設計這一載體，環境科研成果才能夠真正地轉化為生產力。

2.2由于環境工程設計的核心內容是“環境”，表明其主要的效益是傾向于社會效益這一方面，而不能夠對其單純地用經濟效益的相關衡量方式來對環境工程設計進行衡量。2.3不管是進行新近進行的工程，還是改舊拓建工程，所需要的環境工程的投資費用都是比較高的。比如攀枝花的提釩煉例廠，由于其需要對原料主廠房布袋進行一個除塵工作，因此初步預算大概1500萬元人民幣。在對老廠進行改舊拓建工程時，環境工程設計的前提是要在不影響當前的正常生產工作，以及不能夠對工廠的主體建筑造成損害。所以，環境工程設計的實際實施還是存在著較高風險。

2.4我國環境科學這一學科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才逐步發展起來的，由于發展時間較為短暫，使得規范的、科學的、系統的環境工程設計沒有得到完善的建設。這就要求在開展環境工程設計工作前要對可能出現的不利因素都要做到周密地考量，盡可能地提高該工程設計的安全系數。確保該工程能夠實現可持續運行。

2.5在開展環境工程設計的工作中，每一環節都應該要嚴格遵從設計規范。

2.6要將環境工程設計的輔助工程的地位向主體工程的地位轉化，在現代工程的開展過程中，環境工程設計需要專業性和專業配套的設施，這就要求在開展環境工程設計中，需要各相關專業人員的分工合作與配合。

2.7在國際金融危機這一大背景的影響下，我國的大中型企業都存在經濟效益較差的現象，因此企業在開展環境工程設計工作中也不太樂觀，而在建的環保工程常常會因為資金鏈短缺被擱置或者是壓縮。這就要求在開展環境工程設計工作中，要充分做好前期的調研工作以及制定切實可行的環境保護的治理方案。

3結語

相信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大眾對環境保護這一問題也會越來越重視，這也就要求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工程設計要不斷進行完善，起到促進改善環境的作用。

第二篇：環境影響評價論文 環境保護措施論文

環境影響評價論文環境保護措施論文

淺析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不足及建議

摘要：本文在綜述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法制化現狀的基礎上，剖析了目前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并就如何進一步加強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闡述了自己的一些改進措施和建議。

關鍵詞：環境影響評價 制度化 法制化

1.前言

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對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與制度，這是環境保護的重要措施之一。環境影響評價的意義在于從源頭上對污染源進行控制，通過科學的環境規劃、環境治理措施來減少污染物的產生與排放，減輕企業投產后的污染治理負擔，從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環境影響評價的概念在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后開始引入我國，隨著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標志著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正式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

略，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對于預防因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具有重大意義。

2.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的必要性

2003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評價法》正式出臺，作為國家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最高立法，具有中國特色的環評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它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做出了更加系統、完整和明確的規定，最終從國家法律的高度肯定了這項制度。

隨著經濟活動范圍和規模的不斷擴大，區域開發、產業發展和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因有關政策和規劃所造成的各種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因此，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和法制化，并采取相應的環境保護措施，不僅可以防止其可能帶來的環境破壞，也可大大減少事后治理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矛盾。對于推進產業合理布局和企業的優化選址，預防開發建設活動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破壞，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3.目前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缺陷與不足

目前從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實施以來，從實踐情況來看，可

能有些跟不上經濟的發展速度，所以我認為有幾下幾方面不足：

（一）戰略環評范圍過窄，政策、立法行為未納入環境影響評價的范圍。立法與政策對環境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一旦決策失誤會給相當范圍甚至全國的環境質量帶來一些重大損害和危害。

（二）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我國環評有關法律對公眾參與的規定仍然相當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如公眾如何參與、通過什么方式參與以及在哪些階段參與、公眾參與的范圍、公眾參與的效果、如何保障公眾參與等依然欠缺具體規定。

（三）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缺乏替代方案方面的規定。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目的是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為決策者提供關于擬議行動及其各種合理的替代方案的環境影響的信息,使其能夠在決策時掌握充分的信息,做出正確的決策。我國在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缺乏替代方案的規定，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真正目的無法實現。

（四）環保監管體制存在缺陷。環保部門與各類林業、水利、農業等等部門之間存在職權重疊，導致各機構之間互相推諉，或爭搶管轄權。另外，對于一些重大建設項目，環保部門本應該在立項、審批、開工之前，就積極介入，全程跟蹤，予以即時監督，隨時督促整改，但是由于體制的缺陷，不能真正實現。而且一旦在中途發現問題強迫停工，就極易造成重大損失，使環保行為在進行經濟考量時凸顯得不償失。

（五）法律責任規定不完善，制度不健全，處罰力度不合理。一

是對建設單位嚴重違反環評制度的行為處罰不合理。二是對環評文件審批有關單位和個人的法律責任規定不科學。對參加審批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工作人員違法違規行為設定了相應的處罰方式，但對于參加評審的一些專家，法律似乎缺少必要的制裁措施；三是《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定了跟蹤評價和后評價制度，現實操作中，環評單位和審批機關會對建設項目作出可行的決定的同時，提出各類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的要求和措施，但竣工驗收后，該項目只要是能達標排放的，建設項目違反這些要求或未落實各類措施，未能得到相應的懲罰。

4.加強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的建議

4.1 強化法規制度建設，加大監管力度

進一步完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法規、規章和各項制度，清理有悖于環保法律、法規的政策和規定，提高建設項目環境管理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水平。

建立環境與發展專家咨詢制度。各級政府要成立由多學科專家組成的環境與發展科學咨詢委員會，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規劃實施以及重大開發建設活動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進行充分的研討和咨詢，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完善建設項目環境監察和施工期環境監測制度。加強建設項目環

保的環境監察，及時發現和糾正項目建設期間的環境違法行為；對施工期可能造成嚴重環境影響和生態破壞的建設項目，由建設單位委托有相應資質的環境監測單位，開展施工期環境監測，環境監測報告作為項目竣工環保驗收的重要依據。

4.2 加強規劃指導，優化宏觀布局

加強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和區域環境保護規劃。我們要嚴格按照《環境影響評價法》的要求，切實做好土地利用的有關規劃、區域、流域、海域的建設、開發利用規劃和工業、農業、畜牧業、林業、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設、旅游、自然資源開發有關專項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工作。對未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規劃，審批機關不予審批。重點流域、開發區等環境敏感區域要編制區域環境保護規劃，納入國民經濟發展總體規劃予以實施。必須依據環保、國土、城鎮等各類規劃和政策的要求，引導工業進區、產業入園，促進產業的合理布局和污染集中治理。

4.3建立替代方案的環境影響評價機制

法律應明確規定環評書中應有替代方案的環境影響分析，以使建設者可以通過替代方案對環境影響程度的比較，選擇最佳經濟與環境效益的行動方案。國際趨勢及國外的經驗也表明，環境影響評價的核心是替代方案的分析。每一個重大甚至是很小的發展項目都會帶來不良的環境影響，環境影響評價所尋求的不是那些沒有環境影響的發展項目，而是旨在找出任何情況下在環境和社會經濟方面都是最佳的項

目選擇方案。

4.3健全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制度

要通過公開環境信息等方式，鼓勵、支持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對環境管理的監督，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對建設項目環境管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在審批對周圍環境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環境問題較為敏感的建設項目（時，應實行審批前公示，需要聽證的，應依法舉行聽證會，并實行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公示制度；要將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結果和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結果及時在互聯網或當地主要媒體上公開；通過公開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質量信息、建立環境影響評價單位違法行為舉報及責任追究制度，進一步強化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和行政監管，提高環境影響評價工作質量。

5.結語

綜上，隨著社會經濟活動不斷發展，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問題越來越突出，國家和社會對于環境影響評價體系也愈加重視。環境影響評價是控制新污染的第一道關口，是保護環境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加強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建設有利于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戰略，保障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穩定發展，對避免因決策或規劃失誤造成環境的不良影響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1]祝興祥.環境影響評價與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J]．環境保護，2007（27）.[2]任景明.建立政策戰略環評制度的可行性分析[J]．綠葉，2007（12）.

第三篇：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關系研究

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關系研究

梁曉龍 湯嘉輝 雷曉東 李媛媛

摘要：本文分析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環境問題，同時通過環境破壞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的調查，總結出應該怎樣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

關鍵字：環境保護

經濟可持續發展

自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總政策。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場根本性的轉變，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按可比價格計算，1980—1990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9.0％和8.7％，中國的國民經濟實力有了顯著提高，中國經濟已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主要表現在：農村經濟穩定發展，農業生產取得較好收成，多數經濟作物和養殖業增產，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增強了農村的經濟實力，農村市場日趨活躍，農業生產條件不斷改善；建成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工業生產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工業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已進入世界前列；國家重點建設得到加強，建成了一批關系到今后發展能力的骨干項目，包括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對外開放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5.77萬億元，糧食產量達到4.67億噸，油料產量達到2244萬噸，肉類總產量5000萬噸，水產品2525萬噸，鄉鎮企業實現產值達3.9萬億元；原煤產量達12.92億噸，原油1.49億噸，天然氣176億立方米，鋼9297萬噸，化肥2587萬噸，汽車150萬輛；進出口總額達到2808.5億美元。

然而，在這一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在生態環境上同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主要表現在：

1.人口的過快增長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同時也給中國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帶來壓力。據研究，中國土地資源的最大生產能力可承載最大人口數為16億人，而中國目前的總人口已超過12億人，在嚴格的人口控制之下，人口數量仍將增長，估計最高人口數可達15—16億人。

2.經濟發展面臨資源短缺的挑戰。中國自然資源雖然總量豐富，但人均擁有量很低。中國是人均耕地擁有量很少的國家，許多重要資源如淡水、森林、礦產等的人均擁有量也很低，大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此外，由于經濟技術水平低，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利用率低，破壞和浪費嚴重。

3.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一方面是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繁，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的經濟活動和消費方式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隨著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森林減少、水土流失、沙漠化等問題日顯突出。如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183萬平方公里，嚴重退化草地面積達7300萬公頃

4.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由于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中國的大氣污染一直隨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特別是在大城市和工礦區，大氣總懸浮微粒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相當嚴重。與此同時，由工業廢水、生活污水等導致的水體污染也十分嚴重，固體廢物污染也由于排放量的日益增多而日趨嚴重。特別是鄉鎮企業的崛起，在創造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由于裝備簡陋、工藝落后，污染型鄉鎮企業已成為重要的污染源。

首先詳述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環境問題的來源，及其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了什么嚴重后果。

（一）、大氣環境污染

1．中國的大氣環境污染一直以煤煙型為主，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大氣污染嚴重的重要原因。在1999年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國占了7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原市，而太原正是典型的煤炭主產區。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環境SO2年平均濃度超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日平均濃度超過了三級標準。－些大城市的顆粒物和二氧化疏濃度已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2～5倍；

2．酸雨、二氧化硫和煙塵危害最為嚴重，污染程度逐年加重。我國的酸雨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青藏高原以東和四川盆地。華中地區酸雨污染最重，其中心區域酸雨年均pH值低于4.0，酸雨出現頻率在80％以上.西南地區以南充、宜賓、重慶和遵義等城市為中心的酸雨區，近年來有所緩解，但僅次于華中地區，其中心地區酸雨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地區以南至廈門的沿海地區，該區域酸雨污染程度較弱，但分布范圍較廣；華南地區的重污染城市降水年均pH值在4.5～5.0之間，中心區域酸雨出現頻率在60％～90％范圍；廣西地區的酸雨污染較普遍，大部分地區酸雨出現頻率在30％以上。長江以北地區以二氧化硫和煙塵污染為主。目前酸雨波及的面積達100多萬乎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區域占全國面積的40％。長期的酸雨導致農業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加速土壤酸化過程。

3．由于生態環境惡化我國西北地區和華北北部地區出現的強災害性天氣即沙塵暴越來越多。強沙塵暴可造成房屋倒塌、交通供電受阻或中斷、火災、人蓄傷亡等，污染自然環境，破壞作物生長，給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的損失和極大的危害。

1993年5月5日，發生在甘肅省金昌、威武、民勤、白銀等地市的強沙塵暴天氣，受災農田253.55萬畝，損失樹木4.28萬株，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2.36億元，死亡50人，重傷153人。2000年4月12日，永昌、金昌、威武、民勤等地市強沙塵暴天氣，據不完全統計僅金昌、威武兩地市直接經濟損失達1534萬元。

（二）、水污染狀況嚴重

隨著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工業廢水的排放量不斷增加，造成嚴重的水污染，嚴重影響到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活。我國江河湖庫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內陸河流和大型水庫外，污染呈加重趨勢，工業發達城鎮附近的水域污染尤為突出。7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

1、2類的占32.2％，符合3類的占28.9％，屬于4、5類的占38.9％。78％的城市河段不適宜作飲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水污染加劇了水的供需矛盾，使國民經濟受到巨大的損失，同時威脅到人民的健康，人群流行病中有80％是由污染水傳播的。主要湖泊富營養化嚴重。近岸海域海水污染嚴重，環境狀況總體較差，赤潮頻繁（中國赤潮20世紀60年代以前平均每五六年發生一次，70年代每兩年一次，80年代平均每年增至4次）。

（三）、固體廢棄物污染嚴重

隨著域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率增長。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時處理而受到“垃圾包圍城市”的困擾。固體廢物污染 種類繁多、性質復雜，污染相當嚴重。目前，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累計堆存量已 達59.2億噸，占地5.5萬公頃，其中占 用農田3700公頃；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 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長。1993年全國 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2億噸，2/3的 城市陷入垃圾包圍之中。城市生活垃圾項目完成后，每年可 增加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1600萬 噸，有效地緩解生活垃圾對城鎮環境污 染的壓力。工業固體廢物處置和綜合利 用項目完成后，每年工業固體廢物綜合 利用量和處置量4000萬噸，可少占土地 約400畝，節省大量的建財原料，比較有效地防止危險廢物和放射性廢物污染事 故的發生。

下面是有關環境污染損失的估算 ：

世界銀行1997年對中國的環境問題進行研究后指出，由于中國環境污染加劇，使得環境事故迭起，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和呼吸系統疾病發病率上升：

在中國主要城市，估計每年有17.8萬人因大氣污染的危害而過早死亡；

來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質燃料燃饒造成的室內空氣污染每年約造成11.1萬例早亡；

每年由于大氣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損失達740萬人年；

在沈陽、上海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受調查的兒童血液中鉛含量平均超過被認為對智力發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由于環境污染導致中國經濟損失呈不斷上升的態勢：

1986年環境污染損失之和為381.55億元，占GNP的6.75％；

1990年環境污染損失為367億元左右，約占當年GNP的2.1％；

1992年公布的污染損失為1096.5億元，占當年GNP的4.5％；

1993年的環境污染損失佑算的結果為1085.1億元，占當年GNP的3.16％；

1997年世界銀行統計，僅中國每年空經濟損氣和水污染造成的失高達540億美元，算是相當于中國內內生產總值的3％～8％。

由此可見，環境破壞的日益嚴重已經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毫無疑問，這些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有關。雖然我國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由于采用資源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工業整體水平和質量不高，結構也不合理，資源配置效益較差，產品質量不高，實際上是在走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低產出的經濟發展道路。例如，單位產值能耗中國是發達國家的3—4倍，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約30％，而工業發達國家在40％以上，礦產資源利用率只有30％。這種資源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帶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也使經濟發展本身缺乏后勁。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1）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包括：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作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發展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產權關系尚未理順，政企不分問題也未徹底解決；健全、統一、開放、有序的市場體系和協調管理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特別是資金、技術、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市場還剛剛起步；健全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協調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還需進一步轉變，特別是計劃、財政、銀行等綜合經濟管理部門；以社會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為主要內容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嚴重制約了其他改革的順利推進。

（2）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經濟發展的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較低和支持性配套措施不力等。表現在：農業方面，農業生產布局分散，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導致帶來巨大環境代價，農產品市場不健全，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業生產結構需要進一步調整，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很不平衡，需要幫助落后地區的農民盡快脫貧致富；工業方面，設備陳舊，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基礎產業，特別是能源、交通、運輸部門的“瓶頸”制約加劇，資金不足；第三產業方面，總體水平落后，結構配置不均衡，專業化、社會化水平低；經濟發展方式基本上沿襲以大量消耗資源能源和粗放經營的傳統模式，不僅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極大損害，而且使經濟增長本身難以持續。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不能繼續采用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而應當逐步走上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

那么，如何正確把握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如何控制環境污染，在社會發展的同時減少環境破壞的反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做好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工作，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就是我們通過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

1． 從全局和長遠講，兩者是統一的。

實踐表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優美的生態環境是加快經濟發展的基礎；而惡劣的生態環境，不但經濟難以發展，即使發展了，也難以為繼，后果不堪設想。環境保護可促進可持續發展，進而推動經濟增長，體現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僅重視增長數量，更追求改善質量、提高效益、節約能源、減少廢物，改變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實施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保護自然為基礎，與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因此，發展的同時強調必須保護環境，包括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保護生命支持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保持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以持續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

2． 從局部和眼前講，兩者又有著不相統一的一面

一邊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一邊是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利益，會導致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如農業化肥、農藥、助長劑的使用，雖然增加了農業收入但其過量使用卻造成了自然生態惡化和人居環境污染，不但給城鄉人民的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危害，同時影響、制約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又如發展養殖業，可以調整農業結構，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可以豐富食品結構，但是在發展養殖業過程中，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正確把握和處理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的辯證關系，全面實施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此，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破壞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具體地說，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實現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形成良性循環 實現發展與環保“雙贏”。

首先，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已成為保障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是一項意義重大深遠的政治任務。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和解決生態問題、環境問題，要把環保和生態治理放到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相適應的位置，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同步發展。這是搞好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重要前提和關鍵所在。

其次，應注重經濟結構調整。淘汰、關閉技術落后、能耗高、污染重的企業和產品。同時，大力發展高附加值、低能耗、少污染的產業和產品。積極開展城市生態環境綜合整治，堅持高起點規劃，高強度投入，高水平建設，高效能管理。重視退耕還林，大搞植樹造林 實施“碧水、藍天、綠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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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作為一個大產業進行經營、開發

生態和環境是十分重要的資源。保護環境、進行生態建設并不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純公益性事業，也不是政府和社會的包袱，而是潛在的巨大資產、資源和效益。實踐證明，哪里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建設、合理開發和經營，那里就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形成環保大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企業技術改造，實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能夠有效地促進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例如，調整能源結構，利用再生資源，在保護環境的同時可以形成環保產業。例如我國部分農村已實現庭院經濟高效化、家居清潔溫暖化、農業生產無害化的目標，沼氣用于農戶燒飯、取暖，沼肥用于農田，沼液經集中凈化處理達標排放，實現了生態與發展的良性循環。

三、創造新機制，注入新活力，切實加快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步伐。

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投入，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同樣需要比現在更多的投入。政府投入主要起引導作用，而完善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包括吸引外資則是投入的大頭。“十五”期間，全國污染防治的投資需求就達7000億元 政府不可能包下來，必須創新機制，充分利用社會資金，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生態環保投入機制。

四、堅持統一規劃，分步實施，典型示范，全面推進。

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戰略任務制定一個科學的總體規劃。這個規劃應有符合經濟發展水平、切合實際的目標，有強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確的部門職責和監督檢查制度。違背環境、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既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又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搞好總體規劃，做到合理布局規劃制定之后，要分步實施，并嚴格執行。這是確保經濟、社會生態環保同步協調發展的重要環節。那么應怎么規劃才合理呢？

1.規劃要包括調整產業產品結構，以利于從源頭上把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關口。禁止不符合產業政策和規劃要求的項目上馬建設。

2.規劃要強調轉變落后的生產方式，降低單位產值的污染產生量和資源、生態損耗量。對于造紙、水泥、醫藥、化工等重污染行業，浙江重視淘汰作坊式的傳統工藝，通過鼓勵和支持這些行業改進技術，推行清潔生產，改變工藝技術水平落后的狀況，提高管理水平，大幅度降低了污染物排放總量。改變傳統粗放經營的農業生產方式，科學使用農藥化肥等，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在降低污染的同時提高農產品質量，這對于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

3.通過典型示范帶動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在城市、農村、企業、學校和社區、家庭，都應當注重典型示范。

4.加強協調和統一監管。生態環境保護具有宏觀性、社會性和綜合性特點，必須加強組織協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五、利用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提升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總體水平。

鄧小平同志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是難度非常大的事業，更要依靠科技進步。科技進步既包括治理技術，又包括管理技術和管理模式。要通過汲取世界生態環保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努力開發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技術，發揮后發優勢，跨越“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老路，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路子。

要重視采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目前國際上環境治理的成熟技術很多，但成本往往比較高，有些技術也不適合在我國運用。我們既要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更要重視我國適用技術的研制、開發和推廣。如成熟的沼氣、太陽能、垃圾發電和污水處理生物技術的應用等，既經濟，又有效，應當積極推行。

要通過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估價環境形勢、確定工作目標，制定環境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都要注重應用先進科學技術。生態環境管理，要實行由單要素管理向系統管理轉變；污染防治管理，要實行由濃度控制向總量控制轉變。大力推行污染監測自動化，生態監測遙感化，環境管理信息化，不斷提高科學管理水平。要廣泛普及生態環境科技知識，強化科技培訓，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

六、堅持依法治理、依法管理，把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納入法制化軌道。

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首先要有法可依。近年來，我國環境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初步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環境法律制度。全國人大制定了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以及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等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法律。國務院頒布了30多件環保法規，部門規章達70多件。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對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起到了引導、規范、保障和促進作用，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創造了較好的法制環境。

依法保護生態環境，必須堅決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結束語：

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經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采用資源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其所帶來的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已經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要想改變這種局面，首先要完善經濟體制改革，其次要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改革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走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阿蘭．蘭德爾，《資源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

科斯，“經濟學中的燈塔”，《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1994年； 盛洪，“外部性問題和制度創新”，《盛洪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張帆，《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四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環境影響評價論文

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 要：闡述了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現狀；指出了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作為我國環境保護的一項重要手段和措施，對我國經濟建設起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作用。從法律法規、替代方案、公眾參與等方面探討了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問題；對策

1、前言

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當前世界各國的主要目標，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首要關鍵就是要制定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和規劃。要使制定的每一項戰略和規劃都能體現可持續性，這就要求在戰略規劃過程中對戰略選擇進行系統全面的評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分析各種戰略選擇的環境影響，從而使環境問題在政策、計劃、規劃和項目的各個決策層次上都得到充分的考慮。因此，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戰略環境評價的采用提出了直接要求。

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對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與制度，這是環境保護的重要措施之一。環境影響評價的意義在于從源頭上對污染源進行控制，通過科學的環境規劃、環境治理措施來減少污染物的產生與排放，減輕企業投產后的污染治理負擔，從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對于預防因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具有重大意義。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現狀

我國把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納入法律，在國際環境保護立法中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是走在前面的。新頒布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對各種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的內容、程序及相應的法律責任做了明確規定，從大范圍的發展規劃到具體項目的建設，都必須執行“先評價，后建設”的規定，從而為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提供了發展契機。同時，各級環境管理部門積極參與各項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參與政府的綜合決策，也是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國自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以來，制定了許多具體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法律法規和措施，建立了許多有關環境影響評價的機構，召開了一系列有關環境影響評價的會議，開展了環境影響評價的學術研究和交流，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理論和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術。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存在的主要問題

3.1 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規定了開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要求，并明確了應開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各類規劃范圍，但我國對規定應開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各類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卻缺乏法律約束。目前，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以及建設部2005年《城市規劃編制辦法》外，還沒有其他的法規依據。2005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33號）中，對完善規劃體系和規劃編制的工作程序提出了明確要求。據有關報道，2004年國務院曾擬定《規劃編制條例》，以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但迄今未見出臺。針對這樣的規劃進行評價，使評價工作更加艱難和復雜。

3.2 各類開發區系統規劃不完整

國家級與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多數只有區界范圍和簡單的產業定位，沒有系統完整的規劃，規劃與環境影響密切的內容（如產業規模、布局、相互間能量、物質的流動、基礎設施建設等）更不確定，這就使得規劃評價對象不明確，難以下手，環評的作用難以發揮。

3.3 技術和方法還不完善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是對處于高層次的規劃和計劃的評價。規劃和計劃通常具有模糊性、非線性以及復雜、動態等特點，所以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比項目環境影響評價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如未來環境的不確定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以及未來技術方法的不確定性等，這就使得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必須能夠在很多情況下處理模糊、不確定的決策過程。

當前應用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方法普遍詳細度不夠，不確定性強，還停留在傳統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基礎上，而且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和在決策中體現環境評價結果的方法。這些缺陷導致了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準確性差、預測結果不理想、減緩措施制定的不夠詳細或者只作定性分析，使得環境評價結論缺乏應有的說服力。因此，很有必要開發一些綜合的操作性強的方法和模型來完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技術方法。

3.4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質量不高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是一項新事物，沒有成熟的工作經驗和范例。同時參加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人員水平不一，有的缺乏寬廣的視野和戰略眼光，有的還局限于傳統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思維模式，這樣就很難從規劃層次對規劃本身的環境影響進行評價，評價的隨意性就會增加，環境影響報告書的質量難以保證。

此外，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基本上是采取第三方評價的模式，這就要求評價對象相對穩定。而實際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規劃的具體編制單位和評價單位很難完全實現動態融合，規劃的調整難以及時反饋到規劃環境影響評價中，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結果也難以及時融入規劃之中，勢必會造成某種程度的脫節，很難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

3.5 公眾參與不足

我國現行的法律中對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機制的規定較少，這些少量的規定也較簡單且沒有充分考慮到實際可操作性。“環境影響評價”不但需要公眾的廣泛參與而且也有利于得到最優環境影響評價的實施和發展。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對此項制度的完善無疑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在西方學環境影響評價研究者普遍認為，公眾參與此項活動是評價制度的意義所在。

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關鍵應轉移到注重公眾參與上來，在環境影響評價機制的各個階段都應注重并鼓勵公眾參與；結合我國具體實際情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環境影響評價的各個具體階段利用信息公開鼓勵公眾參與除特殊、具有保密性評價資料的環境評價活動；更加明確規定公眾介入的時機與介入的方式；明確公眾參與到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權利，保障環境相關信息通暢；建立加強對公眾意見的回應機制，加強環境影響評價的群眾基礎。在法律或法規中增加公眾參與的詳細條款，能在實踐中切實操作。為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提供切實的保障，國家在立法司法執法方面給予切實的保障。

3.6 環境影響和建設項目規模等基本信息存在失真

在規定的時間內，環境評價機構完成報告之后，根據國家一些規定的限制，國家主管部門或地方環境保護部門將組織開展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的事宜。但是，由于項目本身存在規模或是環境影響的作用較大，一些污染較重的項目超過了部門審批的限額。所以，擔心這些項目會受到國家的限制和制裁，在審核時遇到麻煩，所以建設單位為了順利完成項目的順利通過，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將建設規模，生產能力分解細化，直至降低到可以順利通過的標準。可是問題在于，這種做法導致了報告中體現出來了環境影響預測不準確性，也不能將環境影響真實的體現出來，與此同時，所提出的相關措施也就值得考究了，最終導致建設項目的環境評價工作失去的原有的意義。推進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工作應采取的對策

4.1 取得政府支持

要積極響應和落實《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結合“十二五”規劃編制，著力開展戰略環評工作：一是進一步提高各級政府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意識；二是要及時制定配套的法規和規章以及技術規范，為具體操作環評制度的有效實施創造必要的條件；三是根據形勢發展對環保工作的新要求，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強制性、規范性，明確環保部門在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工作開展中的監管、監督職能，各級環保部門要及時開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具體組織工作，應盡快出臺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實施相關細則，逐步理順對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管理程序；四是要適時抓好典型，有關政府和環保部門，可以通過抓典型來宣傳環評制度，推動環評法的實施，好的典型要大力表彰，對于違反法律拒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或者在評價以及審批工作中弄虛作假的，要依法懲處。

4.2 明確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目的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在規劃制定過程中盡早考慮環境和社會因素，是從源頭和決策層次開展環境保護，而不是概括性地討論一些相關問題。因此，面對不同的規劃，要實現上述目的，就應調整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思路和方法以適應具體規劃情況，而不是使具體情況適應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當然，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本身也應該具有成本效率，規劃環境影響評價不一定都要花費很長時間和大量金錢，也不需要很多人參與；在很多情況下，在明確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目的的前提下，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較短時間內，花費較少的金錢，同樣可以實現有效的、有影響力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4.3 不斷提高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質量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主要通過調整規劃中與環境保護關系密切的內容和方案來實現確定的綜合目標。關鍵從規模、結構、布局等為把握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質量，同時考慮規劃期內技術進步的因素。

4.4 通過試點積極推進

通過選擇典型的市、縣、工業區、開發區、產業規劃等進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試點，積累經驗，逐步推廣普及。

4.5 進一步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擴展參與范圍

為保障公眾獲得全面、真實而及時的環境信息，首先應明確公開信息的范圍，強調公布規劃和建設項目對環境影響的核心內容。其次，應當賦予公眾申請獲得環境信息的權利。當對環境影響的核心信息政府和企業未主動公開時，公眾可以通過書面致函或專門的網絡窗口來獲得。環境公眾參與的范圍越廣越好，公眾參與階段的時間越早越好。5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經濟活動不斷發展，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問題越來越突出，國家和社會對于環境影響評價體系也愈加重視。環境影響評價是控制新污染的第一道關口，是保護環境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加強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建設有利于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戰略，保障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穩定發展，對避免因決策或規劃失誤造成環境的不良影響具有重大意義。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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