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的分析與研究論文

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立法的問題從十年前就被人們提出，近幾年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以及權利實現的需要，公共場所的禁煙問題更加受到關注。為此我國先后采取了許多積極的措施來控制公共場所的吸煙問題。但是在立法方面，我國有關公共場所禁煙的法律條款卻大都見于不同的法律法規或是某此部門規章之中，而并未建立一部專門的有關禁煙的法律。

一、國內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現狀

(一)全國性法律法規

如上所述，我國有關禁煙的法律條款散落在許多不同的法律法規中，例如199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總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1997年頒布的《關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煙的規定》中都包含了關于公共場所禁煙的規定條款。2011年5月1日，我國正式實施了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其中第18條明確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公共場所經營者應當設置醒目的禁止吸煙警語和標志。室外公共場所設置的吸煙區不得位于行人必經的通道上。公共場所不得設置自動售煙機。公共場所經營者應當開展吸煙危害健康的宣傳，并配備專(兼)職人員對吸煙者進行勸阻。”

(二)地方性法規與行業規定

目前，我國已經有100多個地區頒布了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規定。例如2008年銀川市頒布了《銀川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2009年上海市通過了《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

此外，包括有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條款的行業規定常見于-此特殊行業中，最早提出禁止吸煙規定的是民用航空領域。早在1983年，我國民用航空局就規定禁止在國內航班上吸煙，而從2003年開始航空業成為了首個全面禁煙的行業，即在所有國內國際航班上實現全面禁煙。除航空業外，第二個對禁煙有著嚴格規定的行業是鐵路運輸業。1987年3月1日，北京火車站首次宣布設立無煙候車廳，鐵路禁煙就此拉開序幕。

二、國外公共場所禁煙立法進展

在世界各國中，新加坡是禁煙效果較好的國家之一，其主要依賴的禁煙措施包括:嚴格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并禁止一切以媒體為載體的香煙廣告。逐步擴大禁煙的范圍，包括對公共場所范圍界定的擴大和對吸煙人群年齡限制的加強。此外，政府還通過取消香煙的免稅許可來增加吸煙的成本，從而達到控煙的目的。美國政府的禁煙運動，主要依靠的一個手段便是議會立法。英國的禁煙運動主要通過取締電視香煙廣告，在煙盒上印“吸煙有害健康”的警語，不斷提高香煙價格以及嚴格的懲罰措施和較大的懲罰力度等，這此措施使得他們的禁煙運動取得了成功。法國自80年代初期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吸煙運動，并規定了“戒煙日”和全國“無煙日”。同時法國也通過提高香煙價格以及嚴禁香煙廣告等方式進行控煙。加拿大政府在禁煙運動中，禁止了一切宣傳中的香煙廣告，取而代之的是電視、廣播等媒介對以“吸煙有害健康”為主題的活動的大力宣傳。與此同時，政府還積極開展“不吸煙的星期三”運動幫助宣傳禁煙，提高人們的禁煙意識。此外，政府還將通過提高煙稅取得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作為健康教育的研究經費。2004年，不丹通過了全面禁煙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同時也是唯一一個實行全面禁煙的國家。不丹政府頒布的嚴苛的禁煙法極大地幫助不丹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的全面禁煙。例如在其禁煙法中就有規定，警察如果發現房內有人吸煙，則有權破門而入，掐滅煙頭，制止吸煙行為。

三、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立法的不足

從立法的現狀可以看出我國公共場所禁煙存在著許多不足。這此不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缺少一部專門的全國性控煙法律，而是把禁煙條款散落于不同的法律法規當中。其次，地方法規的位階比較低，對于全國禁煙來說可操作性不強，不足以起到應有的法律效果。第三，不同的法律法規對禁止吸煙的場所界定不夠統一。第四，對于違反禁煙條款的處罰措施缺失或者過輕，沒有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支持，不利于有效執行，不足以達到防治違法行為的目的。因此，我國應當完善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從而提高禁煙效率，達到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最終效果。

四、完善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立法的建議

(一)我國公共場所禁煙規定的立法目的為了推動我國控煙進程，盡快實現公共場所禁煙，其最關鍵最有效的策略便是立法。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對公共場所禁煙進行立法，不應該只是簡單的“公共場所禁止吸煙”，也應該包括禁止任何形式的煙草廣告，促銷或贊助，以及杜絕向青少年出售煙草等。

吸煙行為的危害范圍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吸煙者本人身體健康的危害，另一方面，吸煙行為對被動吸煙人群也存在著極大的傷害，即二手煙的嚴重危害。從權利的角度看，吸煙者有自由吸煙的權利，而不吸煙者也有拒絕遭受煙草侵害和呼吸新鮮空氣的健康權利。人們有權實現自己的權利，但前提條件是要在不侵害他人權利的基礎之上。而各國(包括我國)有關控煙禁煙的立法正是為了平衡吸煙者的自由吸煙權與他人的健康權。

(二)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原則

立法原則是指立法活動中立法主體所要遵循的重要準繩，是立法實踐中立法指導思想的重要體現，是立法的內在精神品格之所在。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則，將有利于立法者通過所立的法實現最初的立法目的。我國遵循的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原則是普遍保護原則，即所有人都有權受到法律保護，以確保所有人在所有公共場所免于接觸二手煙草煙霧的侵害。

(三)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立法的主要內容

1、公共場所的界定

我國《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公共場所是指“賓館、飯館、旅店、招待所、車馬店、咖啡館、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發店、美容店;影劇院、錄像廳(室)、游藝廳(室)、舞廳、音樂廳;體育場(館)、游泳場(館)、公園;展覽館、博物館、美奉館、圖書館;商場(店)、書店;候診室、候車(機、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從禁煙方面來看，對于公共場所的界定能夠直接體現國家禁煙的力度，影響禁煙運動的執行和效果。因此在將來的立法當中，界定公共場所將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必須清楚闡述的內容。筆者認為，在我國公共場所禁煙的立法中應當明確，“公共場所”不應只是最早提到的醫院、學校、影居」院等少數局限的公共場所，而應當是指所有的室內公共場所，包括工作場所(如會議室)、公共交通工具，還包括飯店、餐廳、網吧等各類經營性的公共場所。

2、公共場所禁煙的措施

要想取得公共場所禁煙的最終成功，禁煙的措施必然是最直接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良好的禁煙效果，根據我國現實的國情以及地方公共場所禁煙規定的一些經驗，同時借鑒國外取得良好禁煙效果的國家的有效禁煙措施，筆者認為在我國的公共場所禁煙過程中應當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完善禁煙立法。

第二，廣泛開展控煙禁煙的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多種方式和多種渠道宣傳吸煙以及二手煙對身體健康和環境帶來的危害。從而使得人們從心理上充分認識煙草的危害性并主動遠離煙草。

第三，機關事業單位等公共機構應該率先禁煙，為公眾禁煙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同時，人民群眾應當努力扭轉當下的煙草社交文化，形成更加健康的煙草社會文化，例如在工作場所或公共場所不遞煙、不吸煙，為促進全社會共同營造良好的禁煙氛圍。此外，嚴格禁止用公款送煙制品也是促進健康煙草文化形成的重要舉措。我國已經開始認識到禁煙運動中領導干部帶頭禁煙的重要性。如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

第四，針對煙草作為我國政府收入的一大渠道，我國政府應當逐步擺脫對煙草相關收入的過分依賴，這將大大提高政府禁煙運動的動力與支持力度。

第五，從源頭上減少煙制品的產出，即嚴格限制煙葉、煙制品的生產總量，對于不種植煙葉的農民給予優厚的政治補貼。同時還需嚴格控制進口量，可通過提高進口關稅達到控制總量的目的。

第六，提高吸煙成本。可以通過提高煙制品的稅率或價格來達到提高吸煙成本的目的。使得青少年和生活水平較低的煙民無力消費煙草。

第七，禁止對煙草和煙制品進行廣告宣傳，包括影視作品中的吸煙鏡頭。反之，應在煙制品外包裝上印有醒目的危害提示，達到對煙制品危害性的宣傳目的。

第八，在禁煙的公共場所張貼醒目的禁煙標示，并且不設立吸煙區，以最大限度地防治二手煙對人身健康的危害。

第九，建立合理有效的處罰機制，以保證禁煙法律法規的順利執行。

3、公共場所處罰力度

在我國以往的禁煙條款中，鮮有處罰條款，即使有也只是類似于“個人在公共場所吸煙可處10元罰款”等處罰力度過低的條款，這類處罰力度根本起不到控煙禁煙的效果。與之相對比，在禁煙頗有成效的英國，奉行的是處罰嚴厲，令行禁止的原則。英國的嚴厲處罰措施不僅作用于違法吸煙者，同時還作用于對禁煙措施處理不當的禁煙場所業主們。例如，如果業主在應當張貼“禁止吸煙”標示的場所沒有按照規定貼出禁止吸煙的標記，那么這個場所將會接受到200英鎊到1000英鎊的罰款。再如對違法吸煙者沒有及時做出制止行為的業主會面臨最高可達2500萬英鎊的罰款。英國的所有這此嚴厲的處罰措施都對提高吸煙者或是公共場所的業主以及每個人的禁煙意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新加坡對禁煙的處罰金額也為上千元人民幣，遠遠大于我國規定的力度。因此，在我國未來的禁煙立法中，應當明確規定對違反禁煙相關法律規定行為的處罰措施，適當提高處罰力度。嚴格的處罰措施和較高的處罰力度無疑是有效的控煙禁煙宣傳手段之一，同時也是禁煙法律法規順利執行的堅強后盾。為了達到理想的禁煙效果，實施嚴格的懲罰手段非常重要。由此建議，在我國未來的禁煙立法中可以規定:個人在禁煙的公共場所違法吸煙且不聽勸阻的，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而禁煙場所所在單位不能按照規定履行管理職責的，處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除了金錢方面的處罰，對于情節過分者還應當輔以行政或民事拘留，甚至予以強制禁煙的處罰。

綜上所述，人們的生命健康應得到尊重，他們有權利呼吸到不受煙草毒害的空氣，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是維護不吸煙者的權利。因此，出臺一部全國性的、專門的公共場所禁煙的法律對于我國盡快實現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篇：我國擬規定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煙

我國擬規定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煙

據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站消息，衛生計生委起草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以下簡稱送審稿)，報送國務院，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被稱為“史上最強禁煙令”的新《條例》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呢？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1.所有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煙

送審稿要求，所有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止吸煙。此外，體育、健身場館的室外觀眾坐席、賽場區域；婦幼保健機構、兒童醫院、婦產醫院的室外區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區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煙。

2.沒有設立吸煙點的公共場所室外區域全面禁煙 送審稿規定，風景名勝區、文物保護單位、公園、游樂園等一些公共場所的室外區域可以設立吸煙點，吸煙點以外的區域禁止吸煙。沒有設立吸煙點的公共場所室外區域屬于全面禁止吸煙的場所。

3.對不聽勸阻并擾亂公共秩序的，可向公安機關報案

送審稿明確，禁止吸煙場所(區域)的經營者、管理者在禁止吸煙場所(區域)不得放置煙具和設置煙草廣告。對違法吸煙行為予以勸阻，對不聽勸阻的要求其離開。對不聽勸阻并擾亂公共秩序的，向公安機關報案。

4.吸煙將可罰款500元

個人違反條例規定，在禁止吸煙場所（區域）吸煙的，由相應主管部門行政執法人員責令立即改正，并可處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

5.全面禁止所有煙草廣告

送審稿明確，全面禁止所有的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

6.煙盒圖形警示不得小于包裝面積1/2

送審稿規定，煙草制品生產者應當在煙草制品包裝上印制帶有說明煙草使用具體危害的文字和圖形警示，向公眾警示教育煙草煙霧危害。其中圖形警示面積不得小于包裝面積的二分之一。

7.禁止公款購煙

送審稿還要求，在各類公務和大型公共活動中，主辦方不得提供、使用或者贈予煙草制品。不得使用或者變相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煙草制品。

8.公職人員不在公務活動中吸煙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在公務活動中吸煙，教師不在學生面前吸煙，醫務人員不在病人面前吸煙。

9.電影電視劇不得出現煙草標識

送審稿強調，電影、電視劇及其他節目中不得出現煙草的品牌標識和相關內容，以及變相煙草廣告；不得出現在禁止吸煙的場所吸煙的鏡頭；不得表現未成年人買煙、吸煙等將煙草與未成年人相聯系的情節；不得出現有未成年人在場的吸煙鏡頭等。

10.不得向未成年人銷售煙草制品

送審稿還要求，煙草制品銷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銷售煙草制品。對難以確認是否為未成年人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對不能出示身份證件的，不得向其銷售煙草制品。

第三篇：財政政策與財稅立法研究論文

一、由積極的財政政策向穩健的財政政策的重要轉變

縱觀世界各國的財政政策大致可分為緊縮的財政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三種類型。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長期實行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是世界各個國家和社會所追求的目標。我國從1998年至2004年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亞洲金融危機，促進了外貿進出口，促進了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帶有權宜之計的過渡性政策，長期實施這種政策，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如今按照客觀形勢和條件，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要讓位穩健的財政政策。

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性質、地位

（一）我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概括地說：1.控制財政赤子；2.推進改革；3.調整結構；4.增收節支。總之既包括財政收支供需總量的調控平衡；又包括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結構的調整與均衡發展。

（二）我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的性質。穩定的財政政策既不是擴張的，也不是緊縮的財政政策，而是在財政預算收支上有壓有保，有保有限，有嚴有寬；在項目建設上有上有下，有長線有短線；壓與保、嚴與寬、下與上相結合，適度在其中；要始終保持預算收支基本平衡、結構均衡。穩健的財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稱的財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稱之為“中性”政策。

穩健的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根本性的、長期性的、基本的財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滯的財政政策。所謂保守的財政政策它是重在溫室保養與保重，維持舊的狀態，不求改革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是規模與效益、速度與質量相統一的財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質量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不是同“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相悖的財政政策，而是在堅持“硬道理”，堅持“第一要務”的方向和前提下，解決如何發展和怎樣發展的財政政策。

三、穩健的財政政策需要嚴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穩健的財政政策既為財政法制建設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又為加快財政法制建設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所謂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是指由于這種基本的財政政策的內在結構的嚴密性和發展的協調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決定的。所謂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是指由于這種基本的財政政策的長期性、根本性所決定的。因為財政法制建設不是朝夕令改的暫時規定，而是具有經常性的、持久性的財政規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與穩健的財政政策的長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穩健的財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須加快財政法律的制定、修訂的步伐。按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五年內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財稅法律占8件，相當10%.時過兩年了，可還沒有一件財稅法律上臺或出臺，面對基本性的財政政策的轉變，財政法的制定與修改必須加快步伐。如果說七年來財稅立法只修改出臺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幾年中必須和可能多上臺和出臺幾部。

加快財稅立法或修訂立法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穩定的財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內容。

1.修改合并兩個企業所得稅法迫在眉睫。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與內資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合并修改，必須加緊進行。我國加入WTO已經三年了，要求必須實行國民待遇，但這部法律和法規存在嚴重問題，不僅法律形式有明顯的差別，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差別很大（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而且減免優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內外資企業不一致（內資緊，外資松），實際執行中名義規定的優惠少、實際中的優惠多，顯失公平。并且與個人所得稅、合伙企業、私人企業所得稅不銜接。

2.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再也不能遲延。目前個人所得稅法雖然已經經歷了1991年和1999年兩次個別修訂，但該法的基礎還是1980年時制定的格局。對個人生計扣除標準還是1980年規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這顯然過時了；并且也是名義稅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稅現象比較普遍；減免優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經過時，有的需要補進；并且也是內外不統一；尤其是這幾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稅率，全國各地執行不一致。為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稅種的調節作用，必須抓緊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續。

3.制定財政轉移支付法必須及時跟上。這是調整我國區域內、地區與地區之間在經濟上、財力上發展的差異，通過“稅收返還”、體制、結算和專項補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實行財力分配上的傾斜政策，達到均衡發展的法律規范化要求。這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財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臺。

4.制定反洗錢法應盡快出臺。制定反洗錢法，不僅是嚴厲打擊經濟犯罪，遏制其他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維護金融機構、財政機構的誠信和金融財政穩定的需要。反洗錢法已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今年已經成立了由全國人大牽頭，有18家單位參加的反洗錢法起草領導小組和起草工作小組。按計劃，將反洗錢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反洗錢法的制定，明確我國的反洗錢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則、反洗錢主管部門及相關方面在反洗錢工作中的職權，規定金融機構、財政機構反洗錢的義務，以及反洗錢監管體制、反洗錢國際合作，從而極大地推動和促進我國的反洗錢工作。

5.預算法的修改必須按時完成。預算法是財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國人大制定1995年實施的預算法以來，雖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計劃經濟的色彩很濃。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稅制和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優化預算支出結構加上去，把近年來預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和收支兩條線管理改革）加進去。現行預算法對違反預算規定的法律責任的規定太籠統、太輕，必須改變過來。預算制度的修訂最好能在2006年出臺。

同時，為了推進穩健的財政政策，還要注意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結合，財政立法與金融立法相協調，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

第四篇：談談我國古代對見義勇為的立法研究與分析

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

弘善抑惡、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 曾記載了許許多多有關見義勇為的事跡。這些事跡千百年來在我國民間廣為流傳, 婦孺皆知, 成為指導人們日常 行為規范的準則。歷代統治者從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立場出發, 順應民意, 也先后制定了許多有關見義勇為方 面的法令法規,以此來懲惡揚善、弘揚正義,適應社會的發展。但這些法令法規因時代久遠和歷史的變革,有的 早已佚失,有的散見于不同的文獻典籍中,十分零亂,迄今尚未見學術界有專文進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法 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筆者試圖對這一問題略作探討,不妥之處祈求教正。中國古代有關見義勇為方 面的法律條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為如下三方面的內容:

一、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

自公元前 21世紀我國第一個奴隸制政權夏朝建立以來,作為國家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隨之產生。在此 后近三千年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里, 中國古代的法律逐漸發展和完善, 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法合一”的法 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開中國古代的法律古籍, 我們發現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這與其對法律制度 重要性的認識是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有兩種職能, 一種職能是為了維護其專治統治的需要, 另一種則 是為了懲惡揚善, 以保障社會的安定和發展。《漢書。刑法志》 中所言的“法者, 治之正, 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正是后一種職能的體現。從這種思想和認識出發,歷代統治者都制定了禁暴衛善的法規,以保障見義勇為、懲治 邪惡勢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現存的先秦文獻中,最早記載有關見義勇為規定的應首推《易經》。《易經。蒙上九》云:“擊蒙,不利 為寇,利御寇。”也就是說,凡攻擊愚昧無知之人,是寇賊行為,會受到懲罰;對于抵御或制止這種寇賊行為的

人,應受到支持或保護。很顯然, 《易經》中的這條爻辭含有見義勇為的因素。在近年來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 帛書中, 有 《易經。漸。**》 爻辭, 其文為:“鴻

漸于木, 或直其寇, 轂, 無咎。”據從希斌先生研究, “直”, 《索隱》“古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在此引申為“遭遇”之義。“轂”,《說文》:“轂,從上擊下也。” 這段爻辭的意思是說“與盜寇相遇, 擊之無咎”。[注釋 ]足見當時的法律有類似后世正當防衛的規定, 當自身或 社會受到侵害時,奮起出擊是受法律保護和鼓勵的。在先秦時期有關周代的典制文獻《周禮》一書中,也有多處 這方面的法律規定。據《周禮。秋官。朝士》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指盜取人物;賊,泛指殺人。當這兩種人危及軍人或鄉邑百姓以及自家人安全時,將其殺死無罪。很明顯,這則史料既有正當 防衛的含義,也有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另據《周禮。地官。調人》載:“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 仇之則死。”更是明令對見義勇為者給予法律保護。凡被路見不平、見義勇為者殺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許其家人尋 求復仇,若要復仇則依法對其處死。由此可見,西周時期對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還是十分完備和具體的,對見義 勇為者的法律保護也體現了公正的原則。

自西漢以后,封建正統的法律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德主刑輔、禮律融合的法律體系日趨形成,關于見義勇為 方面的立法也更加詳細具體。然而,由于這一時期的法律典籍流傳下來的極少,我們已很難窺其全貌。但從這一 麟半爪的零星記載中我們仍可以找出漢魏南北朝時期對見義勇為者法律規定的痕跡。如漢朝時規定:“無故入人 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注釋 ]北周時期,又規定:“盜賊群攻鄉邑及入人 家者,殺之無罪,若報仇者,告于法自殺之,不坐。”[注釋 ]從這些法律規范來看,都有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法律 保護的思想。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成熟的階段。隋唐時期的許多法律規定都直接來源于南北朝, 對此, 陳寅 恪先生在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一書中早有高論, 此不多贅。在現存的中華法系的代表作 《唐律疏議》 一書中, 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更為詳細。據《唐律疏議》卷 28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折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 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殺 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也就是說,唐律中對于實施犯罪行為的不法之徒不允許其反抗和逃跑,必 須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對其格殺勿論。可見,唐律中對見義勇者給予了更加寬泛的權利,以利于其

維護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宋代法律制度沿序了唐朝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據《宋刑統》卷 28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指以上, 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 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條捕格之法。”

宋代以后,許多朝代仍沿襲了以前的規定。如明律規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注釋 ]清律 規定:“賊犯持杖拒捕,為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注釋 ] 需要指出的是, 宋以后一些朝代在制定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法律條款時新增加了些內容, 即見義勇為者在同不 法分子搏斗時被罪犯傷害, 國家拿出一定的資金給予撫恤, 以保證傷害者個人及其家屬正常的生活需求, 鼓勵更 多的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規定:“其犯罪拒捕拿獲之人被傷者,另戶之 人照軍傷,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四十兩,三等傷三十兩,四等傷二十兩,五等傷十兩。”“如營汛防守官 兵捕賊受傷者,照綠旗陣傷例分別給賞;若被傷身亡者,亦照綠旗陣亡例分別給與身價銀兩。”[注釋 ]其這些規 定, 說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已從單純的人身安全保護擴展到對其生活的保障, 這也反映了中國 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更加完善和合理。

二、對見危不救者的懲罰措施

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難、八方援助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 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面對邪惡勢力及危 害

社會安全的現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無動于衷或縮手縮腳。長此下去,勢必會導致邪氣上升,正氣下降,不 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針對這種情況,許多朝代都制定了法律條文,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給予嚴懲。在我們能見到的材料中,對見危不救者的懲罰措施可上溯到秦朝,或許會更早些時候。1975年,在湖北云 夢睡虎地

發掘了十二座戰國未至秦代的墓葬, 其中第十一號墓保存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學者對其進行分 類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這部秦代法律文獻中,有一篇為《法律答問》,里面就記載了對見 義不為的法律懲罰措施。其中規定:“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

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注釋 ]這句話是說有賊入甲家,將甲殺傷,甲向四鄰呼救。若四鄰、里典、伍老外出不在家,沒有聽到叫喊捉賊的聲音,如情況屬實,四鄰可免于處罰;典、伍仍應論罪。若四鄰在家而不去救助,很顯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據:“有賊殺傷人沖術,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 當貲二甲。”[注釋 ]這句話的意思是, 有人在大道上殺傷人, 道旁的人不加援救, 其距離在百步以內, 應罰二甲。漢魏南北朝時期,有關這一階段的法律文獻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獻中仍有類似的記載。如漢代的《急就篇》 中就有:“變斗殺傷捕伍鄰。”意思是說,鄰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殺傷人命,隔壁的伍鄰應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 了嚴重的后果,對于伍鄰之人應予論罪。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之人的處罰更加詳細具體。在《唐律 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 28中曾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 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勢不得助者,謂隔險難及馳驛之類”。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于諸如發生火災、水災等重大險情應及時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規。如《唐律疏議》卷 21中即有:“見火起, 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 并須告見在及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 減失火罪二等”, 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這些法律規范,體現了封建法律制度的日漸成熟。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關見危不救的法律規范與唐律大體相同。如《宋刑統》卷 28“被強盜鄰里不救助”條云:“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 告而不救助者, 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 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 亦以不救助論。” 在“將吏追捕罪人”條中載:“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 不利助者勿論。”卷 27中有“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的懲罰措施。

宋以后至清,許多朝代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即阻當、救護,及被 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釋 ]《大明律》卷 19.>[注釋 ]清代法律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 者,杖八十。”[注釋 ]這些規定都有對見危不救者予以懲處的思想。

總之,自秦代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為者予以嚴懲的法規。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見 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不但與封建的倫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揚正氣、懲治邪惡。長此下去,還會造成 邪惡勢力抬頭,道德出現論喪,民眾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種消極后果是非常嚴重 的。有鑒于此,各朝統治者都制定了相關的法令法規,以防止上述情況的發生。

三、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措施

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 為了能在社會中樹立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 許多 朝代的統治者都頒布了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獎勵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還把對見義勇為者的獎 勵寫進了國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政權。在新發現的云夢秦簡 《法律答問》 一篇 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錢,捕得取錢”的規定。[注釋 ]也就是說,凡捉獲逃亡的盜賊,若其身上攜帶錢財,錢 物歸捕者所有,以獎勵捕者,不過這時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還不是由政府出錢,而是從罪犯身上獲取。

隋文帝時期,由于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市白日里經常發生搶劫盜竊現象,文帝問群臣禁斷之法,未等大 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辦法。他下令:“有能糾告者,沒賊家業產,以賞糾人。”[注釋 ]這種辦法果然奏效, 一月之間,“內外寧息。”但是,隋文帝的這項措施給人感覺似乎缺乏見義勇為的含義。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頒發了對見義勇為、捕獲犯罪分子者給予獎勵的法令。其內 容是:“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計得正贓,準五分與 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

出一分,以賞捉人。即官人非因檢校而別糾捉,并共盜及知情主人首告者, 亦依賞例”。[注釋 ]開元時期的這項法令開創了國家對見為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先河。

宋代沿襲了唐玄宗開元時期的規定。《宋刑統》卷 28記載了宋朝時期的《捕亡令》,因與唐代相同,此不 重述。宋真宗景 二年(1035年,為了從快從重打擊搶劫盜竊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頒布了獎賞令。“能告 群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注釋 ]號召人們起來勇于揭發盜竊殺人的罪犯。

此外,在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金政權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諸人親獲強盜 官賞制。”[注釋 ]說明金代亦曾實行過對見義勇為、捕獲強盜給予獎勵的辦法。

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條格》等文獻中, 曾有多處記載了官民捕獲盜賊, 政府給予獎勵的條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 就頒布過獎賞令:“諸

況，中書刑部在皇慶元年（1312 年）十月下達命令：“捕獲強竊盜賊，贓伏已明，許令有司隨即贓罰錢內 支賞，庶使人肯用心。”[注釋] 明朝時期，除了對勇于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 年）頒布的 《大明令》中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 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應捕之人不在此限。”[注釋]可見，明代對捕獲盜賊者的獎賞僅限于常人，也就是說獎勵那些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人，鼓勵更多的人見義勇為。清代沿襲了前朝的獎賞規定。《大 據 清律例。刑律賊盜中》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強盜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 給賞”。對于那些在與歹徒搏斗中受傷的見義勇為者，清政府還另行獎勵，“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其 在外者，以各州、縣審結無主贓物變給。”[注釋]綜上所述，自西周以來，中國古代歷朝統治者對見義勇為 的行為皆有過明確的立法。只不過由于歷史的變遷，許多法律規定早已淹沒于史海之中。但透過這些零散的 記載，我們仍可看出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即從最初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發展到后來對見義不為者的嚴懲、以及對見義勇為者的物質

獎勵等，這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嚴密性和 適用性。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既保障了見義勇為者的正當權益，使他們在同犯罪行為作斗爭時不至于 縮手縮腳，又有助于弘揚正義，抑制邪惡勢力，維護社會的政常秩序。因此，我們說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 的立法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即使在今天對我們仍具有借鑒意義。6

第五篇：談談我國古代對見義勇為的立法研究與分析

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

弘善抑惡、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記載了許許多多有關見義勇為的事跡。這些事跡千百年來在我國民間廣為流傳，婦孺皆知，成為指導人們日常行為規范的準則。歷代統治者從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立場出發，順應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許多有關見義勇為方面的法令法規，以此來懲惡揚善、弘揚正義，適應社會的發展。但這些法令法規因時代久遠和歷史的變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見于不同的文獻典籍中，十分零亂，迄今尚未見學術界有專文進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筆者試圖對這一問題略作探討，不妥之處祈求教正。中國古代有關見義勇為方面的法律條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為如下三方面的內容：

一、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

自公元前21世紀我國第一個奴隸制政權夏朝建立以來，作為國家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隨之產生。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里，中國古代的法律逐漸發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開中國古代的法律古籍，我們發現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這與其對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是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有兩種職能，一種職能是為了維護其專治統治的需要，另一種則是為了懲惡揚善，以保障社會的安定和發展。《漢書。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正是后一種職能的體現。從這種思想和認識出發，歷代統治者都制定了禁暴衛善的法規，以保障見義勇為、懲治邪惡勢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現存的先秦文獻中，最早記載有關見義勇為規定的應首推《易經》。《易經。蒙上九》云：“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也就是說，凡攻擊愚昧無知之人，是寇賊行為，會受到懲罰；對于抵御或制止這種寇賊行為的 1

人，應受到支持或保護。很顯然，《易經》中的這條爻辭含有見義勇為的因素。在近年來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易經。漸。**》爻辭，其文為：“鴻漸于木，或直其寇，轂，無咎。”據從希斌先生研究，“直”，《索隱》“古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在此引申為“遭遇”之義。“轂”，《說文》：“轂，從上擊下也。”這段爻辭的意思是說“與盜寇相遇，擊之無咎”。[注釋]足見當時的法律有類似后世正當防衛的規定，當自身或社會受到侵害時，奮起出擊是受法律保護和鼓勵的。在先秦時期有關周代的典制文獻《周禮》一書中，也有多處這方面的法律規定。據《周禮。秋官。朝士》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指盜取人物；賊，泛指殺人。當這兩種人危及軍人或鄉邑百姓以及自家人安全時，將其殺死無罪。很明顯，這則史料既有正當防衛的含義，也有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另據《周禮。地官。調人》載：“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更是明令對見義勇為者給予法律保護。凡被路見不平、見義勇為者殺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許其家人尋求復仇，若要復仇則依法對其處死。由此可見，西周時期對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還是十分完備和具體的，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也體現了公正的原則。

自西漢以后，封建正統的法律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德主刑輔、禮律融合的法律體系日趨形成，關于見義勇為方面的立法也更加詳細具體。然而，由于這一時期的法律典籍流傳下來的極少，我們已很難窺其全貌。但從這一麟半爪的零星記載中我們仍可以找出漢魏南北朝時期對見義勇為者法律規定的痕跡。如漢朝時規定：“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注釋]北周時期，又規定：“盜賊群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仇者，告于法自殺之，不坐。”[注釋]從這些法律規范來看，都有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法律保護的思想。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成熟的階段。隋唐時期的許多法律規定都直接來源于南北朝，對此，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早有高論，此不多贅。在現存的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一書中，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更為詳細。據《唐律疏議》卷28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折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殺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也就是說，唐律中對于實施犯罪行為的不法之徒不允許其反抗和逃跑，必須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對其格殺勿論。可見，唐律中對見義勇者給予了更加寬泛的權利，以利于其

維護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宋代法律制度沿序了唐朝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據《宋刑統》卷28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條捕格之法。”

宋代以后，許多朝代仍沿襲了以前的規定。如明律規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注釋]清律規定：“賊犯持杖拒捕，為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注釋]

需要指出的是，宋以后一些朝代在制定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法律條款時新增加了些內容，即見義勇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時被罪犯傷害，國家拿出一定的資金給予撫恤，以保證傷害者個人及其家屬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勵更多的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規定：“其犯罪拒捕拿獲之人被傷者，另戶之人照軍傷，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四十兩，三等傷三十兩，四等傷二十兩，五等傷十兩。”“如營汛防守官兵捕賊受傷者，照綠旗陣傷例分別給賞；若被傷身亡者，亦照綠旗陣亡例分別給與身價銀兩。”[注釋]其這些規定，說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已從單純的人身安全保護擴展到對其生活的保障，這也反映了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更加完善和合理。

二、對見危不救者的懲罰措施

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難、八方援助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面對邪惡勢力及危害

社會安全的現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無動于衷或縮手縮腳。長此下去，勢必會導致邪氣上升，正氣下降，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針對這種情況，許多朝代都制定了法律條文，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給予嚴懲。在我們能見到的材料中，對見危不救者的懲罰措施可上溯到秦朝，或許會更早些時候。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號墓保存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學者對其進行分類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這部秦代法律文獻中，有一篇為《法律答問》，里面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為的法律懲罰措施。其中規定：“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

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注釋]這句話是說有賊入甲家，將甲殺傷，甲向四鄰呼救。若四鄰、里典、伍老外出不在家，沒有聽到叫喊捉賊的聲音，如情況屬實，四鄰可免于處罰；典、伍仍應論罪。若四鄰在家而不去救助，很顯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據：“有賊殺傷人沖術，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當貲二甲。”[注釋]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殺傷人，道旁的人不加援救，其距離在百步以內，應罰二甲。漢魏南北朝時期，有關這一階段的法律文獻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獻中仍有類似的記載。如漢代的《急就篇》中就有：“變斗殺傷捕伍鄰。”意思是說，鄰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殺傷人命，隔壁的伍鄰應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對于伍鄰之人應予論罪。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之人的處罰更加詳細具體。在《唐律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28中曾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勢不得助者，謂隔險難及馳驛之類”。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于諸如發生火災、水災等重大險情應及時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規。如《唐律疏議》卷21中即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并須告見在及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這些法律規范，體現了封建法律制度的日漸成熟。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關見危不救的法律規范與唐律大體相同。如《宋刑統》卷28“被強盜鄰里不救助”條云：“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在“將吏追捕罪人”條中載：“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利助者勿論。”卷27中有“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的懲罰措施。

宋以后至清，許多朝代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即阻當、救護，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釋]《大明律》卷19.>[注釋]清代法律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者，杖八十。”[注釋]這些規定都有對見危不救者予以懲處的思想。

總之，自秦代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為者予以嚴懲的法規。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不但與封建的倫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揚正氣、懲治邪惡。長此下去，還會造成邪惡勢力抬頭，道德出現論喪，民眾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種消極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有鑒于此，各朝統治者都制定了相關的法令法規，以防止上述情況的發生。

三、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措施

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為了能在社會中樹立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都頒布了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獎勵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還把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寫進了國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政權。在新發現的云夢秦簡《法律答問》一篇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錢，捕得取錢”的規定。[注釋]也就是說，凡捉獲逃亡的盜賊，若其身上攜帶錢財，錢物歸捕者所有，以獎勵捕者，不過這時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還不是由政府出錢，而是從罪犯身上獲取。

隋文帝時期，由于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市）白日里經常發生搶劫盜竊現象，文帝問群臣禁斷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辦法。他下令：“有能糾告者，沒賊家業產，以賞糾人。”[注釋]這種辦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間，“內外寧息。”但是，隋文帝的這項措施給人感覺似乎缺乏見義勇為的含義。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頒發了對見義勇為、捕獲犯罪分子者給予獎勵的法令。其內容是：“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計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即官人非因檢校而別糾捉，并共盜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賞例”。[注釋]開元時期的這項法令開創了國家對見為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先河。

宋代沿襲了唐玄宗開元時期的規定。《宋刑統》卷28記載了宋朝時期的《捕亡令》，因與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二年（1035年），為了從快從重打擊搶劫盜竊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頒布了獎賞令。“能告群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注釋]號召人們起來勇于揭發盜竊殺人的罪犯。

此外，在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金政權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諸人親獲強盜官賞制。”[注釋]說明金代亦曾實行過對見義勇為、捕獲強盜給予獎勵的辦法。

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條格》等文獻中，曾有多處記載了官民捕獲盜賊，政府給予獎勵的條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就頒布過獎賞令：“諸

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一名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捉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注釋]以后，元朝許多皇帝都參考了上述規定并付諸實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令放支捕盜賞錢，“諸人告獲強盜，每名官給賞錢至元鈔五十貫，竊盜二十五貫，親獲者倍之”。若有獲賊起數照勘明白，“無準折爭功之人，必合理賞者。令本處就放橫取贓罰錢內給付。如不敷，于際留年銷支，持錢內補支，相應為此。”[注釋]元仁宗時，針對地方官府拖欠捕獲盜賊賞錢的情況，中書刑部在皇慶元年（1312年）十月下達命令：“捕獲強竊盜賊，贓伏已明，許令有司隨即贓罰錢內支賞，庶使人肯用心。”[注釋]

明朝時期，除了對勇于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頒布的《大明令》中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應捕之人不在此限。”[注釋]可見，明代對捕獲盜賊者的獎賞僅限于常人，也就是說獎勵那些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人，鼓勵更多的人見義勇為。清代沿襲了前朝的獎賞規定。據《大清律例。刑律賊盜中》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強盜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給賞”。對于那些在與歹徒搏斗中受傷的見義勇為者，清政府還另行獎勵，“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其在外者，以各州、縣審結無主贓物變給。”[注釋]綜上所述，自西周以來，中國古代歷朝統治者對見義勇為的行為皆有過明確的立法。只不過由于歷史的變遷，許多法律規定早已淹沒于史海之中。但透過這些零散的記載，我們仍可看出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即從最初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發展到后來對見義不為者的嚴懲、以及對見義勇為者的物質獎勵等，這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嚴密性和適用性。

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既保障了見義勇為者的正當權益，使他們在同犯罪行為作斗爭時不至于縮手縮腳，又有助于弘揚正義，抑制邪惡勢力，維護社會的政常秩序。因此，我們說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即使在今天對我們仍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