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社會學研究對象與相鄰學科關系論文

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現狀進行研究，探索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避免重復其他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犯過的種種錯誤。解決我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使我國城市走上理性化發展的道路，已經成為我國社會學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個復雜的自然一經濟一社會復合系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進行研究。歸納起來，學術界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一）研究對象是城市生態系統。

這種觀點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它強調城市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為主體的自然一經濟一社會一生態系統，是城市居民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構成的綜合體。城市社會學著重研究城市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系以及城市與周圍環境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

（二）研究對象是城市社會問題。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如人口膨脹、就業困難、住房擁擠、交通緊張、污染嚴重等。這些社會問題的起因，有的是物質性的，即是因為物質條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會性的，即是由社會和人的行為引發的。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問題產生的原因、城市問題的表現以及解決辦法。

（三）研究對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轉變為城市人口、農村區域逐漸演化為城市區域的過程。整個世界都處于城市化的過程之中。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化的時空進程、城市化的形式、內容以及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并在對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城市化的比較中把握城市發展的規律。

（四）研究對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國社會學家沃思認為，城市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點、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與變遷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傳播與輻射。

（五）研究對象是城市社會關系。

城市社會關系是在城市生活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在城市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種群體生活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城市社會關系還包括城市與城市、城市與農村以及城市與區域之間的關系。

以上觀點都是截取城市社會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過程作為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很難形成對城市的整體認識。筆者認為，作為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城市社會學，應該發揮社會學系統研究的優勢，它應以城市整體為研究對象。城市社會學不過是把這個“社會”縮小到城市這一特定范圍而已，它用系統、綜合的方法對城市社會整體進行研究，形成對城市社會的完整認識。

二、城市社會學與相鄰學科的關系。

（一）城市社會學與社會學的關系。

在城市社會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其理論與社會學同時期的主導理論之間，有著緊密聯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城市社會學的創始人師從歐洲社會學理論家，且城市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理論必然受到社會學基本理論的深刻影響。兩者是基礎學科與分支學科的關系。

2、城市社會學的突出特點，就是它的實證研究特性。其核心問題，是將現代社會抽象理論在城市這個固定的場所進行調查，以得到驗證。城市社會學家們認為：城市區域適合用做一個調查點，在這個調查點上，社會學家可以考察構成日常經驗的社會制度，以及它們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細節。各種綜合性理論可以系統闡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間地域里，通過觀測互動關系網絡而得到實證的驗證。城市社會學創始人帕克一貫認為城市是一個“社會實驗室”。社會學的理論都可以在這里得到檢驗和驗證。

3、由于城市社會學要在城市區域的調查中驗證社會學的理論，因此，它的理論發展必然與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城市社會學實證研究的問題，經常是社會學主導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兩者的理論關注點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會學來源于社會理論在城市區域的實驗和驗證。兩者無論在理論淵源、理論關注點或發展過程，都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

（二）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空間結構研究。

20世紀70年代，米歇爾·福科對“空間時代”崛起的前瞻性觀察以及亨利·列斐伏爾對于空間科學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學科、社會學科廣泛的空間轉向，其后，新城市社會學將空間應用于城市社會研究，開啟了城市社會學理論的空間時代。空間是城市活動的重要載體，新城市社會學家們發現了空間，將原來屬于不同領域的現象，以空間的線索串聯起來，使空間結構和社會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得以清楚呈現。空間進入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視野，空間是一種新的實踐方式、政治策略與理論視野，對于城市社會學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在學科發展上，一方面，空間轉向促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為基礎的新城市社會學的興起，其替代芝加哥學派成為城市社會學研究新的主導力量，使新形勢下的城市問題有了正確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間轉向推動了城市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空間被引入城市社會學，受其影響，空間學科（如，城市地理學、城市規劃、建筑學）則進行了社會轉向，將空間關系看成社會關系等。

（三）城市社會學與城市規劃。

城市規劃是城市設計的應用性研究，城市規劃人員使用建筑學、經濟學、行為科學等工具合理地發展現有城市、擴展小城鎮和建設新城市。城市規劃理論的基本思想是通過合理的選擇和環境控制努力影響未來，建設人類城市。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城市規劃的目的是控制和駕馭環境。

城市規劃與城市社會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交叉和滲透，它們在各自的實踐中不斷地應用對方的理論。城市社會學著重從社會聯系上來運用規劃理論。早年，霍華德以其“花園城市理論”名噪一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后來芒福德從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論，他認為在形式上任何兩個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則都是為人類提供交往的舞臺，城市是文化和社會關系的象征。

城市社會學在規劃方面還研究密度對人類的影響，研究自然空間位置與人們社會行為的關系。提出了“空間接近”是友誼、交往觀點形成的重要變量，但這個變量又受到人口同質或異質、文化差異、收入等的影響。城市社會學在我國只是剛剛起步，它的一些理論已開始深入到我國城市規劃理論界。如私密空間、半私密空間、公共空間、鄰里關系理論等，其中一部分理論已付諸實踐，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經濟學。

20世紀40年代，城市經濟問題的研究已進入系統化的階段，內容涉及城市房地產市場、級差地租、土地價格、土地合理利用、工業布局、空間距離、運輸成本，等等。城市經濟學的正式形成大約是在20世紀50—60年代。20世紀70年代以來，城市經濟學成為一門綜合性較強的新的經濟學科。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城市經濟學對城市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現實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個方面：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系研究，都市圈發展與城市之間經濟合作及協調分析，區位選擇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演進研究，產業集群與城市經濟發展分析，城市政府職能與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經過20多個年頭，城市經濟學在我國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五）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生態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的環境價值觀念發生重要變化，先進城市的標準由“技術、工業和現代建筑”演變為“文化、綠野和傳統建筑”，人們向往“回到自然界”。這種生態保護思想開始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開展了對“未來城市”的研究，以尋求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形式，其中關于“生態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類在城市建設活動中，謀求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生態和歷史文化生態的綜合動態發展。人類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標志著人類正邁入“生態時代”。城市生態化就是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穩定，實現城市自然一經濟一社會的協調發展。這里“生態化”已不再單純是生物學的含義，而是綜合、整體的概念。城市生態化發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態化、社會生態化、經濟生態化等內容。在三者的關系中，自然生態化是基礎，經濟生態化是條件，社會生態化是目的。

生態城市是人類生態價值取向的結果，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向，是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生態學為基礎，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為核心，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手段，綜合協調城市及其所在區域的自然、經濟、社會系統，建設健康、高效、文明、舒適、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第二篇：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相鄰法的關系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相鄰法的關系

反不正當競爭法有自己特殊的調整對象，即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然而，市場經 濟體制下有很多其他的法律制度也可以調整市場競爭行為，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其 他很多法律制度就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與反壟斷法、民法和知識產權法則有著更為 密切的聯系。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同屬于競爭法范疇，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互為補充。但 另一方面，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處，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方面起著不同的作用。

1.二者的差異。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的差異首先在于它們的不同立法的，繼而是執行它們的不同程序和不同的執法機關。從立法目的上說，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反對經營者出于競爭目的，違反市場交易中誠信的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通過不正當手段攫取他人競爭優勢的行為。因此，它首先保護的是受到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的善意經營者的利益，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反不正當競爭法追求的價 值理念是公平競爭。

反壟斷法則是從維護市場的競爭性出發，目的是保證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者，以便使 交易對手和消費者在市場上有選擇商品的權利。根據反壟斷法的理論，只有當市場上出現了壟斷或者壟斷趨勢的時候，政府方可干預市場，干預的目的是降低市場集中度，調整市場結構。因此，概括地說，反壟斷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是自由競爭，目的是保障企 業有自由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提高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的社會福利。

正是出于不同的理念，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關注企業在市場上相互競爭的行為，目的是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反壟斷法所關注的則是排除競爭的行為，如競爭者之間的協調行為，或者大企業的合并，目的是防止市場上形成壟斷或者寡頭壟斷的局面。一個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如競爭者之間商定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因為這個行為沒有損害任何競爭者的利益，從而不會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另一方面，不正當競爭行為如假冒商標或假冒專利，這些行為因為不會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不會減少市場上競爭者的數目，反壟斷法也不會把它們視為是違法行為。

當然，反壟斷法中也有關于企業市場行為的規范，特別是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如禁止這種企業的搭售行為或者價格歧視行為等。然而，反壟斷法制止這些行為不是因為這些行為不公平或者不正當，而是因為這些行為會加強行為人已經取得的市場支配地位，惡化市場競爭條件。因此，反壟斷法關于企業市場行為的規則只是針對那些擁 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大企業。

2.二者相互補充。有些國家或者地區把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合并立法，如匈牙利1996年修訂后的《禁止壟斷和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法》以及臺灣1991年頒布的《公平交易法》，這首先是因為二者都是規范市場競爭秩序，都是為了推動和保護競爭，從而有著相同的經濟政策，即都是禁止企業以不合理的手段謀取利益，損害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盡管一個是反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另一個是反對限制競爭行為，但這兩種 法律制度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首先，一個國家有條件制定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其前提條件是這個國家的經濟生 活中存在著自由競爭。如果沒有自由競爭，經營者就不存在自由訂立合同的可能性，也不會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前，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向誰銷售，都是由政府計劃事先規定了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沒有訂立合同的自由，自然不會出現虛假廣告或者竊取商業秘密等不正當競爭行為。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出臺的前提條件是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企業有了自主經營權，它們相互間有可能展開競爭，從而才會有謀求經濟利益甚至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動機。因為打破壟斷和引入競爭是國家頒布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前提，因此可以說，反壟斷法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執行 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反壟斷法也需要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配合和補充。如果一個國家只是反對壟 斷，而不反對不正當競爭行為，企業就可能會濫用它們的自由競爭權利，隨意侵犯其他企業的正當權益，或者侵犯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反對限制競爭和反對不正當競爭是同等重要的任務。市場經濟體制下既然會同時出現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就會成為一對雙胞胎，它們的產生和發展都 是市場經濟本能和內在的要求。

3.交叉關系。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不僅互為條件，在很多情況下也是交叉存在.如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第12條規定，“經營者銷售商品，不得違背購買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這些行為之所以被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是因為它們是不合理的市場行為。但另一方面，這些行為如果真正達到損害市場競爭的程度，行為人一般都占有市場支配地位。這些行為從而可以被視為限制競爭的行為，或者壟斷行為，受反壟斷法的制約。臺灣《公平交易法》中關于轉售價格協議的第18條以及拒絕交易行為和歧視行為的第19條，也是這種情況。它們雖然在該法中被視為不公平交易行 為，但這些行為同時也是壟斷行為。

即便在競爭理論高度發達的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也存在交叉情況，如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的總則性規定和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9條和第20條的規定。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行為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而違背善良風俗的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根據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9條，如果一個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以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影響的方式且無重大的合理性，損害其他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可能性，或者提出有效競爭條件下不可能有的報酬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對處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對手不合理地實施不相同的交易條件，或者拒絕競爭對手以適當的報酬進入自己的網絡或者其他基礎設施，這些就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第20條也有類似規定，如第1款規定，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或者企業聯合組織，不得在同類企業通常均可參加的商業交易中，直接或者間接地不公平地阻礙另一個企業，或在無重大理由的情況下直接或者間接給予另一個企業不同于同類企業的待遇。上述條款都使用了“不合理” 或者“不公平”等字眼。這些詞語即便在德文上，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通常使用的“不正當”一詞也沒有實質性差別。這即是說，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9條和第20條中的限制競爭行為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第1條，即可被視為是違背善良風俗的行為，從而是 不正當的競爭行為。

從適用法律的先后次序來說，壟斷企業或者占市場支配地位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 行為應當適用反對限制競爭法。即便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對限制競爭法中都有關于市場競爭行為的規定，但后者是專門針對壟斷企業或者占市場支配地位企業的濫用行為而制定的。德國聯邦法院已在某些限制競爭的案件中適用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聯邦法院的這些判決受到德國很多法學家的批判。

如依蒙嘎教授（U.Immenga）指出，判定一個行為的 “不合理性”（Unbilligkeitsurteil）和判定這個行為的不正當性（Unlauterkeitsurteil）是一樣的，從而不能說這些案件不能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這些案件優先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會損害反對限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

德國聯邦法院甚至在1999年還出現過在限制競爭行為的案件中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 情況。雖然不能評說這些判決一定是正確的，但至少可以說，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 法在保護競爭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方面相互起著補充性的作用。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民法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民法的關系可追溯到法國法院1850年依其民法典第1382條對不正當競爭案件所作的判決。在這個判決中，法國法院首次使用了“不正當競爭”這一概念，法國民法典由此也被視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母法。時至今日，法國法院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基本還是依據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和1383條關于不法行為的總則性條款進行判決的。

德國1896年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作為世界上最早的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專門法，與民法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最初，這部法律只是規定了一些對市場競爭特別有害的行為，如誤導性廣告、詆毀競爭對手、假冒商標、竊取商業秘密等。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對于該法沒有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得適用德國民法典第826條和第823條第1款關于侵權行為的規定，以彌補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漏洞。即便1909年德國在其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增加了總則條款，德國法院關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判決仍有適用民法中禁止侵權行為規定的情況。與適用總則性條款的情況相比，適用民法侵權行為法的主要是一些不存在競爭關系的案件，如抵制交易以及淡化商標的案件。此外，即便一個行為是以競爭為目的，法院也不是絕對排除適用民法。法院在很多案件中都要考慮，適用不正當競爭法的某一規則不適當的時候，適用民法的相應規則是否比較適當。這特別表現在時效的規定上。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停止侵害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悉有關行為以及有關義務人之時起6個月內消滅訴訟時效。然而，德國民法典第852條規定的訴訟時效則是3年。如果一個反不正當競爭行為同時也符合民法典中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例如一個詆毀競爭對手的行為既滿足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的構成要件，也符合民法典第824條的構成要件，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可能會認為，該案件不應當由于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具有競爭目的就可以適用一個期限較短的訴訟時效。由此看出，德國反 不正當競爭法至今與民法還有著密切的聯系。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要目的是調整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反壟斷法、民法和知 識產權法在這方面也起著相互補充的重要作用。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民法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首先，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一樣，都是調整平等當事人的關系。具體地說，因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很多是明顯的侵權行為，特別是侵犯了他人的知識產權，這個法律實際上也是調整平等當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中的其他制度一樣，應當適用《民法通則》第4條中 “民事活動應當遵循的自愿、公平、等價有償和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不正當競爭行為主要表現為行為人不正當地攫取他人競爭優勢的行為。這些行為除了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也可以適用民法中的侵權行為法，特別對那些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沒有作出規定的行為，如淡化商標的行為。這種行為不是出于競爭的目的，而是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可以通過民法中關于侵權行為的規定來處理。此外，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民法的密切關系還表現在，民法對某些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受害者可以提供更大的保護。如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

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排除損失。這條規定對企業名稱權的保護程度顯然大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3款的規定，因為該條款提供的保護只是為了避免引起消費者對商品來源的混淆。最后，與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比，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除了第20條，幾乎沒有民事責任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關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民事責任就得依據民法通則，特別是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根據《民法通則》第135條，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限為2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當然，也不能把反不正當競爭法簡單地視為民法。因為從功能上看，反不正當競爭法 已不再是民法上的侵權行為法，單純保護競爭者的合法權益，而是以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為中心，成為調整國家、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而規范經營者市場競爭行為的法律制度。從60年代國際上掀起消費者保護運動以來，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如瑞典設立了市場法院，凡涉及市場競爭和消費者保護的案件全部由市場法院一并審理。此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執法機關來看，就更不能被視為是民法。因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要執法機關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屬的公平交易局，該機構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查處主要是行政查處，這就使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一定的公法色彩，體現出國家的公權力。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

有人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知識產權法。也有人說，知識產權法是反不正當競爭法。這些說法雖然不對，但都說明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知識產權法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很多涉及知識產權法的內容，如第5條中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行為，第10條中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保護知識產權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反不正當競爭法可以被視為知識產權法。另一方面，無論是專利法、著作權法還是商標法，其出發點都是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專有權，制止未經權利人許可而違法使用這些專有權的行為。因此，知識產權法在保護合法權利人的同時，必然起著保護公平競爭和維護競爭秩序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知識產權法可以被視為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密切關系，也可以通過 1993年10月頒布的我國反不正 當競爭法得以說明。1992年初，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在該備忘錄中，我國政府不僅提出要根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的規定保護知識產權，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且承諾將在1993年7月1日前按照備忘錄規定的保護水平向立法機關提交法律草案，并盡最大努力于1994年1月1日前通過并且實施該法律。這雖然是我國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中的一個花絮，但它說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頒布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必然結果，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也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手段.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法律制度。它們的差異主要表 現在不同的立法宗旨。一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以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和保護公平競爭為己任，因此，除了制止知識產權領域的侵權行為，它還對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做出了禁止性規定，例如商業賄賂、虛假廣告、欺騙性有獎銷售行為等等。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法作為保護知識產權的專門法律制度，必須得明確受法律保護的智力成果和不受法律保護的智力成果之間的界限。例如，專利法必須規定取得專利權的條件和程序，商標法必須規定注冊商標的條件和程序，版權法必須規定版權的保護期以及版權的歸屬問題等等。正是因為這兩種法律有不同的立法目的，當一個市場競爭行為出現了兩種法律可 以同時適用的情況時，應當分清適用法律的先后順序。

一般來說，受到知識產權法包括商標法、專利法以及著作權法保護的專有權利，它們應當優先適用知識產權法，而不是優先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這即是說，它們通過知識產權法得到的保護不應當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被擴大或者被縮小。例如，一個發明如果沒有申請專利，或者雖申請了專利但是沒有得到批準，或者專利已經過期，在這些情況下，人們對這個發明一般可以自由進行仿造。反不正當競爭法不能制止這些仿造行為的理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可能修正知識產權的立法者關于專有權保護在形式上或者實質上的要件，也不可能提高它們受保護的期限。與此相同，反不正當競爭法也不能 阻止人們發表或者使用一個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然而，當一個仿造構成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時，人們就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來制止這種行為。這里所指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首先是指經營者有意混淆產品來源的行為。因此，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裝、裝潢，即便它們的權利人沒有申請專利，或者雖然申請了專利但沒有得到批準，仍然可以通過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有些不正當競爭的行為雖然不存在混淆產品來源的情況，例如擅自使用他人的知名商標作為自己企業字號的行為，目的是通過傍名牌抬高自己企業的聲譽。這種行為即便不構成侵犯商標權的行為，也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認定為是違法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反不正當競 爭法對知識產權保護起了重要的補充性作用。

第三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四篇：為教育技術學科研究對象的教育技術

為教育技術學科研究對象的教育技術

教育技術是育人技術及其創新整合的技術，核心是教學設計技術和課程開發技術。楊開城《從技術的本質看教育技術的本質》

第五篇：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基本內容、學科性質

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基本內容、學科性質 研究對象：

① 自然界的辯證法；

② 科學技術研究的辯證法；

③ 科學技術及其發展的辯證法。

基本內容：

一、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

自然觀：是人們對自然界的總體看法。它是從整體上研究自然界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根本觀點。包括：自然界的存在方式；自然界的演化發展規律；人和自然界的關系。

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技術認識論和方法論

定義：是人們對科學技術所運用的認識和實踐方法的哲學概括。它是關于科學技術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規律性理論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技術觀

科學技術觀：是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總體看法。它是關于科學技術性質、作用及其發展規律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的總觀點。

四、各門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

學科性質：

自然辯證法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相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它從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與價值論方面，研究科學技術及其與社會的關系，是科學技術研究的思想理論基礎。

（1）哲學的分支

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中，自然辯證法與歷史唯物論相并列。（屬于哲學門類：科學技術哲學，一門關于理論思維（辯證思維）的學科）

（2）中間層次

在科學與哲學認識的層次上，自然辯證法處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原理和科學技術的具體學科之間的位置上，是聯系二者的紐帶和橋梁，是具有中介學科特點的一個哲學學科。（自然辯證法與哲學、自然科學之間的層次關系：哲學自然辯證法各門具體科學技術）

（3）交叉學科

自然辯證法的地位不是孤立的，它不僅反映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也反映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思維科學、社會科學的交叉。

（4）綜合性和開放性

馮小保

研11機械

1110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