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軒談作文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軒談作文

——作文與“自己的”生活

從老師到學生，一提到作文寫不好，首先懷疑一點：是不是因為沒有生活？多少年來，我們已經喜歡于這樣去分析原因。

現在，我們要打消這種疑慮，要對學生說：

不要總懷疑自己沒有生活。你怎么能說你沒有生活呢？你既然是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個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會有生活——難道你就沒有發現你就在生活之中嗎？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個愚蠢的思想：作家必須離開自己當時所在的位置，到工廠、農村、部隊去深入生活；如果沒有去，就肯定斷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寫東西了。這種糟糕的理論搞得人心惶惶，都懷疑自己是否還有生活，是否還可以進行文學創作。那時的作家都很老實，聽信了這種理論。我們總還記得他們當時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藍色的中山裝，手提一只纏了一條毛巾的長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紛紛地、真誠地與工農“結合”去了。他們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謂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過去之后，他們寫出什么來了？他們什么像樣的東西也沒有寫出來。現在再回過頭去看他們那時的文字，除了讓人感到害臊還是讓人感到害臊。這段時期的文學史顯得十分的蒼白。到了文革十年，幾乎任何作家再也不能寫自己的生活了，出來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中國的當代文學，竟有十年荒漠。

這種愚蠢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它把一個無比廣闊地生活領域，縮小到工人、農民、軍人的生活——只有工人、農民、軍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從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攆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尋找創作的靈感和素材。現在，那個愚蠢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但“有沒有生活”的疑慮，還存在于我們這些做老師、做父母親得大人們的大腦中，并且不時地冒出這個古怪的念頭來，還朝那些孩子投去懷疑的目光。當一個孩子的作文被我們打了一個三分之后，我們不會想到自己的這個分數是否得當，而首先想到的一點是：“這個孩子沒有生活。”

怎能沒有生活呢？處處有生活。生活無處不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在討論生活的問題，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語文老師在懷疑一個孩子有沒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國。

我要說：是孩子覺得沒有什么好寫的，而并不是實際上沒有什么好寫的。造成這種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他不知道應該寫的是什么。換句話說：他老想寫一些不該寫的東西。

如此狀況，其責任也許不在孩子自己，還是在我們這些當老師與當家長的身上。

在寫作文這件事上，中國的少年缺乏足夠的自我意識與自主權利，他們預先（通過社會、學校與家庭）被灌輸了種種不利于發現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機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條的、程式化的、抹殺個性的寫作文的綱領和方式，迫使他們將自己的身體扭轉過去背對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睜大了眼睛，根據幾條空洞的思想去尋覓一些所謂崇高的、高尚的、偉大的、光輝的人和事。我曾經看到過一所小學校為六年級學生考初中而猜測的作文題。題的數目多達50個，但能讓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寫自己熟悉的人與事的，也不過三四個，大量的題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無的。這些題目限制性極強。比如“我愛我的學校”這一題目。假如有一個孩子就不愛他當時所上的那所學校呢（誰也沒有權利要求他必須愛）？讓他硬做這個題目并且還要把這份愛寫得十分深切，要愛得死去活來，豈不是難死他了？他自然會說：我確實覺得沒有什么好寫的。

我的一位教小學語文的朋友說，某市某區小學五年紀作文統考，作文題竟然叫《記我身邊的一位共產黨員》（命題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結果許多孩子面對這道題目光翻白眼。因為他們的身邊并沒有共產黨員。他們知道有個黨叫中國共產黨，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體的共產黨員。閱卷時，老師們不時被其中一篇篇妙筆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來。一個孩子寫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媽媽是不是共產黨員，但我覺得她像一個共產黨員。另一個孩子寫道：楊大爺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維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塊牌子，那上面寫著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共產黨員。這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兒子也參加了作文考試，幾乎拿了滿分，但全是瞎編的。他兒子寫道：我的二姑夫在鄉下，是一個新黨員，他的工作是看水閘。然后，他的兒子就大寫特寫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災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實際上，這位二姑夫既非黨員，又非看水閘的，而是縣城教育局的干部。現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見了那位二姑夫，大家就開玩笑：“共產黨員來

了”“看水閘的來了”??所謂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擾著我們的語文老師，也困擾著我們的孩子。

寫作文自然要講“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難道就是那些虛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觀點嗎？孩子一入了這個道（他不知不覺地就會入了這個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狀態，覺得自己簡直是個草包，是個廢物：腦子里竟然沒有一個人，一個故事，像只空罐兒。于是，就使勁擠呀擠呀，擠了半天，也沒有把一頁紙寫滿。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腦子里儲存好了的俗套的、毫無生氣和趣味的東西寫下來。而這些東西是從哪里來的？是我們這些成年人所教導的，是我們所給予的，甚至是我們強加的。我們講這些觀念傳達給他們，還把許多在我們看來能夠完滿的完成這些思想的所謂的范文引發給他們。他在《師生情》一篇作文里寫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業的老師還沒有回家，就給他送雨傘（小學語文課文中的“看圖作文”就有這樣一個圖景）。他在《我應該這樣做》之類的題目下，總是撿錢包，上回撿了一個中國人的，這回撿了一個外國人的。他總是送一個迷路的小孩回家，總是攙扶一個老大爺過馬路，天下的好事簡直全被他一個人獨攬了。

說起來，他們似乎有點不幸。小小年紀，就思維定向，被幾條觀念所牽引和束縛，把偌大一個就在他身邊流動不息的世界丟失了，而限制在一條狹窄的、荒涼的思維軌道上。

我曾在一個小作家的學習班上，對那些孩子說：你想寫好作文甚至想當作家是嗎？那么，你得萬分的小心，你得牢牢記住那些作家的教訓。他們老了，也就算了。但你們才十幾歲，對吧？十幾歲，好光景！你要警覺，要保存住自己高貴的天性、新鮮的感覺、瀟灑活潑的思想。如果人家提著一個什么高深的“境界”硬要你進入，如果人家硬要你背棄自己的生活，你可怎么辦？憑你現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絕，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入了那個道，你的寫作又要完蛋，你甚至一輩子寫不好文章。豈不急煞你了？那么，你就得學點“狡猾”，耍一點小聰明了。你要認真對付人家，但同時要在心里不停地叮囑自己：文章不是這樣寫的，文章不是這樣寫的??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寫你并不愛的×××，寫你并沒有見過的×××，寫你不曾做過的×××。不是說你不扣題嗎？你就把題目在文章里多出現幾次。不是說你主題不明確不深刻嗎？你就在結尾時專門來一小段“點題”的文字，把那個所謂的高度打上去。這可能是損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才可用。這叫以荒誕對付荒誕。記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純正的品質和那份上帝賜予你的神圣而優美的感覺。有空時，你再認真地寫你自己的作文。

不要緊的，等你長大了時，一切都會好起來。那時，你有了爭辯的權利和力量，你的境況也會與從前不大一樣，真正懂得寫文章的人也會多起來。

這個故事具有寓言性質。它告訴我們財富不在遠方，財富就在我們腳下。所以，你要堅持用你的眼睛觀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覺體驗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審視你的生活，這些就是你現在寫作文、以后當作家最寶貴的財富。

第二篇：北大教授談教育改革

2012年1月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原主任，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溫儒敏教授做客新浪網，介紹語文教育改革研究情況，并對中學語文教育、高考作文命題與閱卷、語文考級制度等，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以下為訪談實錄。

訪談視頻——溫儒敏談語文教育改革

這些年由于學科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門化，也可以說有某種程度脫離實際的趨向，學者們、老師們關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氣也好。

現在有些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學生要寫報告的話表述都不清楚。語文說到底不完全是語文本身，是思維的問題，最基本的素質，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開大學語文。

對中學語文教育的定位不能過高

主持人：各位新浪網友大家好，這里是新浪網上大講堂，我是主持人松濤。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溫儒敏溫教授，歡迎您溫老師！今天我們請來溫教授是要探討一下最近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關于語文教育方面，溫老師您是主要研究什么方向的，是和語文相關的嗎？

溫儒敏：當然有關系，在中文系，我的專業是研究文學史。

主持人：您之前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不是師范類的院校，您的主業又不是語文教育，為何現在這么關注語文教育，還出版了一本《溫儒敏論語文教育》？

溫儒敏：敲邊鼓嘛。不過中文系總還跟語文有很大關系的。北大這樣的綜合性大學，不是以培養師范生作為主要(任務)的，它的學科設置也沒有師范類。為什么我們這些年也要比較關心這一點？大概七年前，當時我還是系主任，在北大成立了一個語文教育研究所，主要是關心中學、小學包括大學的語文教育，做這方面工作。我說敲邊鼓，北大這樣的學校也要關心中學、小學，關心一線的、社會的一些事，用綜合大學的資源來推動中小學課程改革。北大歷來都有關心社會的傳統，老師們以前參與中學、小學教學研究的也不少，前輩的學者就是榜樣。這些年由于學科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門化，也可以說有某種程度脫離實際的趨向，學者們、老師們關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氣也好。

主持人：是有一定的擔憂嗎？

溫儒敏：這種趨向發展，對于學科自身發展也是不利的。北大這樣的學校還是應該有相當部分的精力關注社會，為社會服務。我們成立了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在全國產生了影響，(師范院校會覺得)你看北大都成立了，北大都做這些工作，我們師范學校是不是應該更重視呢，這幾年全國師范類學校關于語文類方面的研究所就相繼成立了六、七所，這是合理的回歸。我們也幫助教育部在這方面做點工作。所以我說是“敲邊鼓”，是因為我們不是“正規軍”。

主持人：雖然不是非常正規的正規軍，但是還是非常有專業建樹的，可以給語文教育發展提供很好的意見，讓我們有比較好的參考標準。說到語文，尤其是中小學生對這個太熟悉了，因為整個九年義務教育包括高中時期都有語文這個科目的，而且是三大主科之一，進入大學之后基本上不會再提語文這個科目名詞了，語文在大學中會演變成什么樣的科目？

溫儒敏：也有大學語文，很多學校、很多院系也要求開，要求開這個課的目的是因為現在有些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學生要寫報告的話表述都不清楚。語文說到底不完全是語文本身，是思維的問題，最基本的素質，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開大學語文。但是另一方面大學語文普遍又不受重視，因為大都不是必修，學生其他的課業很重，少有時間來學語文。

主持人：語文是基礎的基礎，它涉及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語文這個話題其實很多人都可以討論它，因為它很基礎。

溫儒敏：語文的社會性很強。

主持人：現在關于語文的爭論不斷，很多人都在說兩句，是這些討論有問題，還是(語文教育)本身有問題？

溫儒敏：本身有問題，但是媒體上的討論也太多了。我曾經說過請大家不要太多地關注語文，意思是過于“關注”，爭論太多，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是干擾。但是也有一些誤解，為什么不關注語文？別的學科都不太好參與，像物理、化學不好參與批評，但是語文每個人都可以隨意批評，弄得教語文的壓力太大。語文的改革相當困難，比任何學科難度都大。

主持人：一個學科想要改革的話，首先要確定這個學科要研究的方向，語文學科您覺得應該是以語言文字為基礎，還是說文學甚至是人文方面的東西呢？

溫儒敏：最基礎的就是語言文字了，語文是一種交流的工具，中學語文要求不能過高，定位不能過高，它就是培養普通公民謀生的能力，有閱讀的能力、一定的寫作能力，能夠清晰地、得體地表達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更高的要求當然也有，但不完全是語文一科可以負擔的。語文要以語言文字學習為主，但是學習過程中肯定要大量涉及到文學、文化、歷史，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要涉及。所以語文這個學科的范圍很廣，是覆蓋性、彌漫性的，語文很少有人說它是一個學科，物理學、化學都是“學”，“語文學”就沒有人這樣說的，語文是很基礎的東西，每個學科都要涉及。如果要把握這個學科的性質，它最核心、最基礎的方面，那就是閱讀、寫作素養的養成。

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老師要是有水平，隨便拿一份報紙、一篇文章，可以把“語文現象”講清楚，學生也愛聽。

應試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難完全除掉它，因為我們的國情就是這樣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來改。

讓學生既考得好腦子又不被搞死

主持人：雖然語文是非常基礎的學科，但是語文的學習過程也是漸進的過程，比如說小學的時候我們是從最簡單的拼音、識字學起，慢慢就有短文的閱讀理解、寫作，包括大學有大學語文，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我們如果想改革語文教育的話，如下是從哪些方面入手？

溫儒敏：課程改革搞了十年了，不光是語文，整個收效不是特別大。

主持人：為什么不大？

溫儒敏：因為這十年中國社會變化太大了，整個社會競爭加劇，焦慮感加劇，普遍的焦慮彌漫整個社會，這樣的情況下每個家長道理上明白孩子要素質教育，要全面發展，要健康、快樂，但應試教育沒有改變，又只能不斷地給孩子加重學業負擔。學校按規定不再布置重的作業了，家長卻又安排上這個班那個班，現在孩子的學業負擔比十年前加重了，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主持人：(學生的負擔)反倒是加重了，之前一直在說減負。

溫儒敏：也在一直想辦法，最近要出臺新的課程標準，16個學科都要出臺，包括語文，最近要公布。課程標準里面有一個核心理念，還是要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要減輕學生的負擔，要尊重學生個性的發展，盡量做，能做一點是一點。

主持人：如果想改革的話，教材應該也是一方面，因為現在我看到的最新版的小學語文教材和我當時上學時候的版本比起來，已經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了，現在整個語文教材也是在不斷地修訂、不斷地推出一些更適合現在學生學習的篇目，也是在不斷地改革。現在語文它還是出現問題了，這個問題和教材有關系嗎？還是和現在的學生包括教語文的老師們有關系？

溫儒敏：應該說都有關系，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老師要是有水平，隨便拿一份報紙、一篇文章，可以把“語文現象”講清楚，學生也愛聽，所以老師的水平是關鍵。當然教材也重要，應該說十年來各個學科的教材有很大的改革，不像報紙上說的那么糟糕，動不動就拿民國時期的某些教材來比較，這是不合適的。時代不同，很多問題沒有可比性。現有教材還是有很大的改進。它有問題，可以改，但問題主要不是什么篇目之類，而是教材梯度不夠。

主持人：是所有的篇目都在同一個梯度上？

溫儒敏：倒也不是。這些年的教材比較追求內容人文性的體現，所以普遍采用單元結構。比如說初中的教材采用的單元主題有家國情懷、歷史星空、熱愛自然……，等等。要照顧單元的主題來選文，主要是考慮內容方面，對于深淺程度，學習語文習得過程需要的螺旋式上升規律，可能就難以照顧到，這是目前要改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像某些批評說的，有些選目怎么樣，選目問題都好辦。

主持人：在現有梯度不是很夠的情況下，我們上語文課的時候，一位教師應該怎么樣上一堂語文課，他想教給學生的語文應用方面的技巧怎么能更好的傳達？

溫儒敏：教無定法，老師有涵養、水平，還要有心，愿意對學生下工夫，因為每位老師所面對的學生是不一樣的，城市的學生和農村的學生是不一樣的，連一個班里的學生都要考慮不同的情況，所以沒有一通百通的教學方法，要根據學生不同情況設計教案。現在要緊的問題是老師的教學水平，應該說很多老師的水平還是達不到要求，他只能按照別人提供的教案去教，比如說出版社給一個教案光碟，或者是哪個報刊設計好的方案，很死板的按照這個來講，沒有針對性，確實比較僵化。

主持人：這種教學方式雖然不能讓學生在語文方面有多大的提高，但是說不定可以讓他們在考試的時候有好成績。

溫儒敏：這個問題很難解決，應試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難完全除掉它，因為我們的國情就是這樣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來改，在應試教育還存在的情況下，讓我們的學生既考得好，腦子又不搞死了，這就行了，至于什么方法大家來想辦法，千萬別把腦子搞死，搞得討厭學習，敗壞了胃口，那就會終生受損的。

主持人：我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班有一位同學語文特別好，每次考試基本上差個兩三分就滿分，語文經常拿第一，后來被我們選成語文科代表。后來我問他說你語文怎么學得這么好，他說我最討厭的就是語文，當時我挺驚訝的，我說你語文這么好你怎么還不喜歡，他說不知道，就是為了成績好一點才去學的。怎么讓現在的學生除了應試之外真正地喜歡語文學習呢？

溫儒敏：這就看老師的水平了。如果不考慮考試的話，不現實，家長也不干，但又不能完全陷進去，從初中、小學開始就要注意保護學生的天性，讓他們多讀書，不要限制讀閑書。兒童、少年有他們的“語文生活”，跟成年人是不一樣的，他們可能喜歡一些閑書，讓他們讀好了，讀多了，語文水平就上去了。不要限制他們讀課外的書，要鼓勵他們，他們有閱讀興趣語文水平才能上去。不然的話考分再好，上了大學都還沒有培養起閱讀興趣，一生都要受損失。沒有閱讀習慣的人是沒有味道的。

主持人：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在教材當中更多加入一些中國古代詩詞方面的篇目，您覺得合適嗎？

溫儒敏：合適，現在高中、初中課文中古詩文不少，高中占的比重更大。新的課程標準馬上要公布了，規定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三年級要背誦熟讀古詩文135篇(段)。其中1～6年級75篇，7～9年級60篇。1～6年級的背誦篇目都是詩歌；7～9年級的篇目，除詩歌外，也選入了一些短篇散文。

主持人：這個要求會不會有些高呢？

溫儒敏：一點都不高。你想想小學到初中有多少年，甚至我們上大學的時候要背古文也背了不少，這是可以的，要求并不過。

主持人：古詩詞對于現在的學生來說，最能鍛煉他們哪方面的能力？

溫儒敏：一個是對中國文化的體認，他通過朗讀、學習自己會有感觸，會作為一種審美的積淀，這是很重要的。另外是語感的習得，不學古詩文就難于形成語感，文章不漂亮。這是很重要的，從了解文化和語文學習都需要背誦一些古詩文。

現在英語有考級，其他藝術類的也有考級，為什么漢語就不能考級？

現在大學老師要用相當多精力做中學老師本來就應該做的工作，把被應試教育敗壞了的胃口調試過來。

作文應當往培養思想力方面引導

主持人：現在高考的時候我們也能看到一些滿分的篇目，甚至是文言文作文，都有這種表達方式，學生們覺得這種方式非常好，首先他們在學校學的就是古文，而且可以把古文應用到文章當中，而且詞句非常漂亮，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現在作文寫作的時候，尤其是在高考過程當中，咱們的考官們是更看重寫作時候的文筆、形式還是辭藻，還是更注意作文當中表現出來的思想？

溫儒敏：你的這個問題非常好，去年高考第二天我接受了人民日報一個訪談，已經談過這個問題。高考作文要改革，從去年開始已經有所改革，其中一點就是不要太注重文筆，太注重修辭，太注重外在的一些東西，而是考察學生學會清晰地、得體地表達，有一定的思想。你說深刻、創新什么的，中學生也很難做到，他能夠把某些意思清晰、得體的表達已經很好了。現在高考作文命題也要改，以前比較偏重文學、抒情，現在我們主張多往理性靠一靠，往培養學生思想力這方面引導。中國傳統語文教學歷來都比較注重文筆，就是文章寫得漂亮，不太注重思想的表達，現在我們應該往理性這方面靠一靠，注重培養學生思維能力，這是一個改進。高考作文題是“指揮棒”，對語文教學有很大影響，而且社會影響也很大，每年高考的時候上級部門都限制傳媒不要報道，但是都還在報道，因為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怎么來改？就是往理性靠一靠，往思考能力的表達靠一靠。像有一年北京出的題目，《我有一雙隱形的翅膀》，需要學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是發揮起來就有點困難，不容易考出水平。

主持人：但是這個題目我覺得出的還是挺不錯的。

溫儒敏：但是有的容易寫成抒情文，學生的寫作統統都變成一個味道，什么揚起風帆、理想的航程……全是這一套，還是要他真實、得體、清晰地表達就可以了。

主持人：現在高考作文也是在不斷地改、創新，從每年我們期待高考作文題目的時候就能看出來，每年的高考作文題就像我們每年期待春晚一樣，都在第一時間迫不及待的知道出了什么樣的作文題，等到成績出來以后再把滿分作文拿出來細細推敲、琢磨，這也是語文教育好的一方面，很多人關注它，很多人希望我們國家語文教育做的更好。我覺得改革語文教育作文只是一方面，我們更應該好好改的地方有哪些？

溫儒敏：再補充講一下高考作文的問題，太要緊了。我現在還是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去年年底我在北大召開了一個全國高考作文會議，可以說是民間會議，不是上級給的任務，主要是研究怎么命題、改卷。全國來了20多個省的這方面專家，也是幫教育部做這個事，就發現問題太大。高考作文60分，分4等，二等就是40分上下。我們調查了好幾個省，發現40分左右的占到76%-80%，這就是說，學的再好也很難50分以上，再差也不會30分以下，所以給大家一個提示，認為作文是沒有辦法教的，也不用學的，這就是高考指揮棒。去年我們給上級部門寫了內參，也在各個媒體呼吁要改革，現在有一定的改動。但是改動難度太大。兩個問題，第一沒有把高考命題作為一個非常重要，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來做，也沒有相對固定的班子。高考命題因為有保密性，要集中到一段時間，一兩個不讓和外邊聯系，不讓打手機的，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工作。出題不容易，要查找很多資料，不能有重復，還要符合幾方面要求。這樣重要而困難的工作在各個大學里面，并沒有把它重，甚至不當成業績。就是有關部門找一些老師他愿意干的就去出題了，當然有些老師不錯，但是也有些老師并不專業。年歲大的、有經驗比較有水平的不愿意做這個工作。參加出題一兩個月，那一個學期的課就不能上了，老師的利益會受到損失，這是很實際的事情。所以學校必須重視、主管部門重視，給出題這樣的工作很高的位置，請一些很懂行、負責任的老師來做，自然就會做的很好。

閱卷也很重要，但問題很大。現在改卷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大學里面抽調一些老師，但大學老師一般是不愿意去改卷的，改十天七天工資很少，相當于小時工的工資，所以不愿意去干。很多學校就只好派一些博士生、年輕教師。從經濟上說改卷是虧本的，承擔單位自己要墊很多錢來鼓勵老師參加。大學老師一般不愿意去改卷，改卷的都是一些年輕人、博士生，甚至還有碩士生，去年有一個省爆料出來有本科生參加，這個問題太大了。老百姓都憤怒了。這是因為投入太少，各個學校都是自己給錢，像語文閱卷的點在北大，是北大給錢，有關部門的撥款不夠嘛。這是非常具體的政策性問題，相關部門我也呼吁過要他們要重視，雖然是一個環節，但是會影響大局。閱卷另外一部分是中學老師，愿意參加，水平也可以，但是他們參加往往有現實目的，就是摸底，為了第二年高考，他們是輪流來的，當是培訓，就是來看看高考語文有什么變化，所以閱卷隊伍很不穩定。讓一支不穩定的甚至水平相對不能保證的隊伍來閱卷，工作量又那么大，語文的閱卷工作量比數學大一倍，這樣不能夠保證質量，也對考試的公平性有影響，確實也有一些“冤大頭”。

我覺得這樣的問題不難改，不牽扯到任何部門的利益，不是利益鏈上的問題，只要有心愿意把它作為一個問題來改就可以改。希望相關部門要有錢投入，還要有心投入，不能不作為。

主持人：就像您剛剛所說的，現在很多教育部門，其實我們不要把這個工作看得要有多大的誘惑才去做，其實這就是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職責，他們的基本職責就是這樣的。不要小看請多么專業人士過去用心批改考生的卷子，這個很小的行為將來會讓語文教育領域有一個很大的提升，將來一定會得到好的結果。溫教授您之前也提到過實施漢語考級制度，這應該也算是一個改革方面，這個制度引起了很多爭議，爭議主要是哪些方面？

溫儒敏：漢語考級我是了解的，我認為應該支持它實驗，既然社會有這個需求，就試一試，不要一出來就猛打，要允許它試。現在英語有考級，其他藝術類的也有考級，為什么漢語就不能考級？但是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不要商業化，第二個不要變成一種硬性的(要求)，只是提供給相關用人部門參考，根據參考者的漢語水平，看到底是否適合做某種工作。很多國家也有類似考級的設置。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個問題，我們想知道您認為怎樣可以將中學的語文教育還有大學在語文方面的基礎課銜接起來，甚至成為我們終生教育的起點？

溫儒敏：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在大學幾十年也沒有間斷地教本科的課，科研任務再忙，我還是有相當精力教本科的課，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調出去了當北大出版社的總編輯，我還是兼本科一年級的課。我發現現在大學生很多中學語文沒有學好，受應試教育束縛太厲害了，最大的問題是不讀書，讀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道聽途說的。比如說《紅樓夢》就看過電視，沒有讀過完整的書、基本的書，所以上到大學以后就沒有培養起閱讀的習慣。一個受過現代文化教育的人，都要有閱讀習慣，整天看電視、打麻將不是好習慣。現在大學老師要用很大的精力，去扭轉學生的學習方法，讓他們轉向自主性的學習、創造性的學習，但比較難。我在山大也碰到這個問題，要用相當多精力做中學老師本來就應該做的工作，把被應試教育敗壞了的胃口調試過來。

主持人：感謝溫教授做客我們大講堂，和我們一起聊中國語文教育方面的改革以及現在存在的問題。我們相信語文教育將來肯定會有一個更加完善、更加有功能性的存在，同時再次感謝溫教授做客我們新浪網上大講堂，今天節目到這兒就結束了，謝謝大家！

溫儒敏：再見。

第三篇：北大教授談語文學習

北大教授：一輩子的道路取決于語文

一輩子的道路取決于語文

文|陳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系主任）

今天談教育，最響亮的口號，一是國際化，二是專業化。這兩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犧牲“母語教育”或“中國文辭”為代價，則又實在有點可惜。

一、準確、優雅地使用本國語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時，我曾談及：“‘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前一句好說，后一句很傷人，這其實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

記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會上，與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與困惑，我談及“大一國文”的沒落以及大學生寫作能力的下降，對方很驚訝，因對他們來說，“閱讀與寫作”是必修課，抹不掉的。準確、優雅地使用本國語言文字，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大學生都很重要。而這種能力的習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課或通識課所能取代的。

學習本國語言與文學，應該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時，此課程牽涉甚廣——語文知識、文學趣味、文化建設、道德人心、意識形態，乃至“國際關系”等。

二、“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

高中的語文課或大學的文學史課程，依舊注重自由自在的閱讀，沒有那么多“先修課程”的限制，也不太講究“循序漸進”。面對浩如煙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著讀、倒著讀，甚至反著讀，問題都不大。這也是大學里的“文學教育”不太被重視的原因——“專業性”不強，缺幾節課，不會銜接不上。

可這正是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示出來的，往往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比如多年后回想，語文課會勾起你無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幾冊老課本，閑來不時翻閱。

另外，對于很多老學生來說，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或政治課老師更容易被追懷。不僅是課時安排、教師才華，更與學生本人的成長記憶有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影響學生一輩子，一點都不夸張。

語文教學的門檻很低，堂奧卻極深。原因是，這門課的教與學，確實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廣東人煲湯那樣，需要時間與耐心。如何在沉潛把玩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值得讀書人認真思考。

今人讀書如投資，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這一思路，明顯不適合語文教學。實際上，學語文沒什么捷徑可走，首先是有興趣，然后就是多讀書、肯思考、勤寫作，這樣，語文就一定能學好。

《東坡志林》里提到，有人問歐陽修怎么寫文章，他說：“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見之。”這樣的大白話，是經驗之談。歐陽修、蘇東坡尚且找不到讀書作文的“訣竅”，我當然更是“無可奉告”了。

三、“經典閱讀”與“快樂閱讀”并不截然對立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表現特別突出。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向。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

說到語文學習的樂趣，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閱讀快感：一是訴諸直覺，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華，來得遲，去得也遲。“經典閱讀”與“快樂閱讀”，二者并不截然對立。

我只是強調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發現的目光”。發現什么？發現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字里行間所蘊涵著的漢語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這種“發現”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長期的訓練與培育。這方面，任課教師的“精彩演出”與“因勢利導”，都很重要。

講課是一門藝術，課堂即舞臺，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遠遠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于心”，這才是理想狀態。去年我在《文匯報》發文章，承認慕課（MOOC，即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在普及教育、傳播知識方面的巨大優勢，同時又稱：從事文學教育多年，深知“面對面”的重要性。

打個比喻，這更像是在干“農活兒”，得看天時地利人和，很難“多快好省”。別的課我不懂，但深知語文課不能對著空氣講，“現場感”很重要，必須盯著學生們的眼睛，時刻與之交流與對話，這課才能講好。只顧擺弄精美的PPT，視在場的學生為“無物”，這不是成功的教學，也不是稱職的教師。

四、太富貴、太順暢、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關于中學語文課以及大學的文學教育，我說過兩句話：一是請讀無用之書，二是中文系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現在看來，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語文學習與人生經驗密不可分。

一是讀無用之書

先說第一句，那是答記者問時說的。我談到提倡讀書的三個維度，其中包括“多讀無用之書”。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今天中國人的閱讀，過于講求“立竿見影”了。

在校期間，按照課程規定閱讀；出了校門，根據工作需要看書。與考試或就業無關的書籍，一概斥為“無用”，最典型的莫過于擱置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歷史等。而在我看來，所謂“精英式的閱讀”，正是指這些一時沒有實際用途，但對養成人生經驗、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義的作品。

中文系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

第二句則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屆畢業典禮上的致辭：“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可這沒什么好嘲笑的。

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當然，念博士，走專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語文學習與人生經驗密不可分

這就說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似乎有點高攀；那就退一步，說說普通大學生的學習狀態。不同地區不同水平的中學畢業生，通過高考的選拔，走到一起來了；可實際上，他們的學習能力及生活經驗千差萬別。

一般來說，大城市重點中學的學生學業水平高，眼界也開闊，鄉村里走出來的大學生，第一年明顯學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漸入佳境——其智力及潛能若得到很 好的激發，日后的發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讀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其對于生活的領悟，對于大自然的敬畏，對于幸福與苦難的深切體會，將成為學習的重要助力。

某種意義上，學文學的，太富貴、太順暢、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難興邦，逆境勵志，家境貧寒或從小地方走出來的大學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還得學會獨立思考與精確表達

對于今天的大學生來說，單講認真讀書不夠，還得學會獨立思考與精確表達。這里的表達，包括書面與口頭。

幾年前，我寫《訓練、才情與舞臺》，談及學術會議上的發言、傾聽與提問，其中有這么幾句：“作為學者，除沉潛把玩、著書立說外，還得學會在規定時間內向聽眾闡述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因此，不能輕視。”

具體的論述容或不準確，但強調口頭表達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離十。大陸、香港、臺灣三地大學生在一起開會，你明顯感覺到大陸學生普遍有才氣，但不太會說話——或表達不清，或離題發揮，或時間掌握不好。

這與我們的課堂教學傾向于演講而不是討論有關。實行小班教學，落實導修課，要求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并記分數，若干年后，這一偏頗才有可能糾正過來。相對于其他課程來說，語文課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個專業化時代，談“讀書”與“寫作”，顯得特別小兒科。或許正因此，當大學老師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觸此類話題。既然沒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學中學大學，對于老師來說，給學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經地義——雖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學的專題課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講論會上，每當循例點評學生的論文時，我不僅挑毛病、補資料、談理論，更設身處地幫他們想，這篇文章還可以怎么做。學生告訴我，這個時候他們最受益。

說到底，中學語文課以及大學人文學科，就是培養擅長閱讀、思考與表達的讀書人。只講“專業知識”不夠，還必須“能說會寫”——這標準其實不低，不信你試試看。

第四篇：北大教授推薦

北京大學教授推薦書目

2009-06-08 18:39:44 來自: 中·和(兩場學術報告：論時間&雙語論語)北大教授最喜歡的書

人民網讀書論壇網友：叢林漫步推薦

張岱年：我最喜愛的書 《周易大傳》、《孟子》、《莊子》、《史記》、《通鑒》、《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哲學筆記》、《西方哲學史》（羅素）、《鄧小平文選》。季羨林：我最喜愛的書《史記》、《世說新語》、陶淵明的詩、李白的詩、杜甫的詩、南唐后主李煜的詞、蘇軾的詩文詞、納蘭性德的詞、《儒林外史》、《紅樓夢》。

張世英：我最喜愛的十本書《理想國》、《精神現象學》（黑格爾）、《哈姆雷特》、《少年維特之煩惱》、《海德格爾詩學文集》、《孟子》、《唐詩三百首》、《紅樓夢》、《古文觀止》、《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饒鑫賢：推薦書目《三字經》、《古代漢語》、《中國古代史講座》、《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胡繩）、《中國歷史要籍序論文選注》（雷敢）、《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周密：推薦書目《共產黨宣言》、《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實踐論》、《矛盾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國通史》（范文瀾）、《中國史稿》（郭沫若）。

陳仲庚：介紹幾本基礎和人格心理學入門書《心理學導論》（希爾加德）、《西方心理學史大綱》（唐鉞）、《心理學方法學》（周謙）、《人格心理學》（陳仲庚、張雨新）、《人格心理學》（伯格）、《精神分析引論》（弗洛伊德）、《人格導論》（米謝爾）、《人格的生物學基礎》（艾森克）。

湯一介：我最喜愛的書《論語》、《莊子》、《陶淵明集》、《絞刑架下的報告》、《生死》。

邵津：我最喜愛的書《冷戰后國際關系》（宮少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王逸舟）、《國際法》（邵津）、《案例與資料》（M.Dixon&R.McCorquodele）、《千首唐人絕句》（富壽蓀）、《徐志摩經典》、《名曲的誕生》（崔光宙）、《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A 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A.J.Thomson&A.V.Martinet）。

蕭超然：推薦書目《左傳》（木刻本）、《孟子》（木刻本）、《古文觀止》（木刻本）、《唐詩三百首》（木刻本）、《鄭板橋家書、道情十首》（鉛印本）、《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樓夢》。

祝總斌：推薦書目《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廿二史（答刀）記》（趙冀）、《周禮正義》（孫詒讓）、《人間詞話》、《論語集釋》（程樹德）、《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東晉門閥政治》（田余慶）、《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吳荔明）、《思痛錄》（韋君宜）。

白化文：推薦十種引人入勝的中文經典著作《史記》、《杜甫詩》、《世說新語》、《陶淵明集》、《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聊齋志異》、《西廂記》、《桃花扇》。

樂黛云：影響我的十本書《簡愛》、《罪與罰》、《怎么辦》、《莊子》、《陶淵明集》、《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奧爾格·勃蘭戴斯）、《近代文學批評史》（雷納·韋勒克）、《管錐編》、《文心雕龍》、《后現代主義與文化邏輯》（杰姆遜）。

劉方（木或）：我最喜愛的十種書《政治經濟學批判》、《鄧小平經濟理論（摘編）》、《經濟學》（薩繆爾森）、《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劉國光）、《陳岱孫文集》、《短缺經濟學》（科爾內）、《第三產業經濟學》（李江帆）、《災害經濟學》（何愛平）、《消費力經濟學》（尹世杰）、《未來之路》（比爾·蓋茨）。

謝冕：我愛讀的幾本理論書《萬歷十五年》、《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藝術哲學》（丹納）、《沒有地址的信 藝術與社會生活》（普列漢諾夫）。

鐘哲明：我最喜愛的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怎么辦》（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褚斌杰

我最喜愛的書《莊子》、《紅樓夢》、《魯迅全集》、《論語》、《史記》、《白香山集》、《儒林外史》、《契訶夫小說》、《培根論說集》、《負暄瑣話》

嚴家炎

我想推薦的幾種書《阿Q正傳》、《清代學術概論》、《西潮》、《白鹿原》、《尤利西斯》、《風廬故事》、《白楊木鼻子》、《成年人的童話》、《半山半水書窗》

張翼星

向青年朋友推薦的十本書《論語》、《孟子》、《老子》、《古文觀止》、《中國哲學史新編》、《共產黨宣言》、《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歷史與階級意識》、《小邏輯》、《思痛錄》

馬振方

推薦幾本我喜愛的書《論語》、《莊子》、《世說新語箋疏》、《唐詩選》、《聊齋志異》、《中國小說史略》、《月牙兒》、《白鹿原》、《西方美學史》、《外國現代派作品選》

段寶林

刻骨銘心的幾本書《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怎么辦》、《楚辭》、《水滸傳》、《魯迅小說集》、《放聲歌唱》、《童僧》、《帆》、《鄧小平文選》

孫欽善

古文獻學談讀書《中國古文獻學史》、《文字學概要》、《說文解字》、《訓詁學》、《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總目》、《漢書*藝文志》、《目錄學的發微》、《校勘學》、《中國目錄學史》、《文獻學講義》、《中國古代文化史》

陳啟偉

推薦書目《小邏輯》、《邏輯哲學論》、《世界的邏輯構造》、《西方哲學史》、《大眾哲學》、《楚辭》、《古文觀止》

唐 沅

推薦我最喜愛的書《吶喊》、《女神》、《子夜》、《家》、《雷雨》、《邊城》、《駱駝祥子》、《金鎖記》、《圍城》、《白毛女》

鄭家馨

推薦我最喜愛的書《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吳于廑學術論著選集》、《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翦伯贊歷史論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魯迅全集》、《紅樓夢》、《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孫鳳城

幾本對我有影響的書《重訪英倫》、《英人，法人，中國人》、《子夜》、《高老頭》、《歐也尼·葛朗臺》、《復活》、《罪與罰》、《貝多芬傳》、《變形記》、《審判》、《現代繪畫史》、《論藝術中的精神》

沈仁安 推薦書目《日本史》、《日本歷史》、《日本--從史前到現代》、《日本近代史綱》、《日本書記》、《中日關系史資料匯編》、《日本史辭典》、《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錄》

閻國忠

書，引領你敲開美學之門《西方美學史》、《文藝心理學》、《美學散步》、《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生活的藝術》、《美學四講》、《判斷力批判判》、《人性論》、《歌德談話錄》、《審美特性》

徐昌華

我最喜愛的書《語言與文化》、《漢語口語語法》、《現代漢語八百詞》、《語法講義》、《修辭學發凡》、《語用學教程》、《漢語社會語言學》、《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關于所謂日語助詞的研究》、《言外之意的語言學--日語語用學》

梁 柱

欲與天公試比高《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李大釗文集》、《共產黨宣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紅樓夢》、《毛澤東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五四運動史》、《蘇聯興亡的沉思》

周先慎：推薦我最喜歡的十種書《唐宋詞選》（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文學研究所選注）、《宋詩選注》（錢鐘書選注）、《蘇軾選集》（王水照選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全本新注聊齋志異》（朱其愷主編）、《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整理）

馮國瑞：推薦書目《科學的豐碑--20世紀重大科技成就縱覽》（陳建禮主編）、《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編寫組編）、《系統科學》（許國志主編）、《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趙光武主編）、《系統科學辯證法》（苗東升著）、《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馮國瑞著）、《信息科學與認識論》（馮國瑞著）、《信息科學技術與當代社會》（孫小禮、馮國瑞主編）、《毛澤東哲學思想神髓》（宋一秀主編）、《中國系統思維》（劉長林著）、《思維科學研究》（趙光武主編）

林被甸：值得一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現代化新論》、《現代化新論續篇》、《美洲史論》、《羅榮渠與現代化研究》、《從“西化”到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各國現代化比較研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現代世界體系》、《全球分裂--第三世界歷史進程》

劉煊：推薦書目《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一般系統論》、《六祖壇經》、《<夢溪筆談>導讀》（胡道靜、金良年著）、《創造的秘密》、《印度古典詩學》、《五十奧義書》、《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東方的美學》

李伯謙：考古學在向你招手《考古學一百五十年》、《考古學是什么》、《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考古學專題六講》、《中國遠古人類》、《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仰韶文化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國陶器史》

吳慰慈：我喜歡讀的幾本書《大科學觀》、《逃避自由》、《科技經濟結合論》、《唐詩三百首詳析》、《現代西方哲學》

許抗生：我最喜愛讀的書《老子》、《孫子兵法》、《論語》、《啟論》、《論壇》

李思孝：推薦書目《吶喊》（魯迅）、《牛虻》、《紅樓夢》、《金薔薇》、《居禮夫人傳》、《英雄和英雄崇拜》、《西方的沒落》、《西方的智慧》、《歷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紀實》、《歌德爾、艾舍爾、芭赫--集異璧之大成》

錢理群：真的書《魯迅全集》、《顧準全集》

何順果：為了站在時代的高度《改變世界》、《美國新經濟》、《知識價值革命》

葛曉音：我最喜愛的書《居里夫人傳》、《唐詩叢論》、《空間的馳想》、《藝境》、《溫濕通義校注》、《論語新解》、《拉奧孔》、《東坡樂府》

賴茂生：我最喜愛的十種書《科學交流與情報學》、《科學引文引索》、《情報檢索詞匯控制》、《現代情報檢索導論》、《信息管理：八十年代的機會與戰略》、《信息社會的社會結構》、《信息經濟論》、《信息趨勢：從你的信息資源中獲益》、《國家信息政策：問題與進展》、《知識管理》

李強：讀書雜憶《社會契約論》、《歷史理性批評文集》、《論自由》、《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

蘇力：推薦書目《毛澤東選集》、《鄉土中國》、《普通法》、《司法過程的性質》、《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法理學問題》、《法律與文學》、《性與理性》、《懲罰與規訓》、《法律、立法與自由》

王余光：我所喜愛的十種書《詩歌集》（德國海涅）、《詩經今注》（高亨注）、《史記》、《歷史研究》、《胡適自述》、《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史學名著》（錢穆著）、《愛晚廬隨筆》、《書的禮贊》、《論出版自由》

第五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產黨的人恰就是共

產黨員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有話說(4,047人參與)收藏本文

原標題：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訪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談及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人們往往認為這是過于理論性的話題。而實際上，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學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們生活所及的諸多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早已算不上是新鮮事物，今天這一思潮時常裝扮成一位粉墨登場的“真相帝”，揮舞著所謂“揭秘”的筆觸，描繪出一幅幅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試圖博取眼球、引發轟動效應。

時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現形式？這一思潮又會帶來怎樣的危害？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關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為何“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很多學者都關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問題。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舊中國就有過。當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現形式？

梁柱：我看過一幅畫，畫中表現的是毛澤東和饑餓的人群在一起。饑餓的人群被鐵籠圈起來，像在監獄里面一樣。有些人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抹黑毛澤東領導時期的新中國歷史。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加以無限夸大、丑化，這就是當前歷史虛無主義的具體表現。

事實上，歷史虛無主義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有很大不同。舊中國時期，它主要表現為對民族文化采取輕蔑、否定的態度，認為中國什么都不如西方。歷史虛無主義在當前的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學領域，而影視、小說、美術等領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響。可以說，但凡我們肯定的歷史，它就統統顛覆。

例如，當前“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戰，認為只有國民黨在抗戰，而共產黨在平型關戰役中只殲滅日軍53人，這些數字是他到日本靖國神社里面數出來的，以所謂的細節真實來否定敵后戰場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還有學者在美國看到了蔣介石日記，就認為可以據此認識一個真實的蔣介石，甚至據此可以重寫中國近代史。我們知道，個人日記、信件、回憶錄雖然是歷史研究很好的資料，但這些主觀資料能否作為史料使用，還需要結合整個歷史背景、其他史料來證實。這位學者認為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證明日記所載內容是真實的、不公開的。但當年蔣介石因中山艦事件受到指責時說，你們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記好了。這表示他的日記是給別人看的。如果僅僅通過日記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結論，就改寫整個中國近代史，那么這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方法。汪精衛投降日本后，曾在詩中哭天抹淚表示憂國，這能說明他愛國嗎？這樣的研究比唯心主義的舊史學都不如，舊史學至少是以史料為依據的嚴肅研究。

再比如，有學者說，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對外國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緒化的東西來抗拒世界文明，中國不應該抗拒，既然落后就應該歡迎人家來侵略。還有人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只有一個要求——現代化，而現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壓倒了。這些觀點很有迷惑性。實際上，近代中國有兩大要求：一是民族獨立，二是民族富強。現代化只是近代中國歷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階級的壓迫下，不通過革命實現解放、解決制度問題，不實現民族獨立，現代化是沒有辦法實現的。西方侵略我們的同時，的確帶來了現代技術，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有沒有因此把中國帶上現代化道路呢？完全沒有！所以我們首先要實現的是民族獨立，沒有民族獨立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國家也就不可能富強，這都是基本常識。諸如此類頌揚侵略有功，否定中國人民反侵略救亡斗爭的論調，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

對毛澤東的誣蔑、抹黑和歪曲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點。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開國領袖，特別是像毛澤東這樣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謾罵、誣蔑、抹黑。有人甚至誣蔑說《毛澤東選集》中僅有12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其他都是別人代寫的。毛澤東所作的詩詞也都是胡喬木改的。這些是不是事實呢？當然不是，有檔案文件為證。現在胡喬木的女兒有機會就要做聲明，說我爸爸怎么能寫出毛澤東那樣的詩詞，相反，我爸爸的詩詞有些還是請毛澤東改的。

我們不能把史學理論和史學觀點上的錯誤都說成是歷史虛無主義。學術問題可以討論，但其中有些人背離學術研究的嚴肅性，而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必須警惕。

“好人不好，壞人不壞”，抽象人性論背后的訴求是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講熱愛祖國，歷史虛無主義者詰難“這是誰的土地”；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品德，歷史虛無主義者講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我們感懷革命烈士流血犧牲，歷史虛無主義者講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這些對立觀點背后深層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這些認識上的分歧其實是價值觀的分歧。價值觀對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種同利益相關的政治訴求在起作用，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背后強烈的現實目的。

利益關系決定政治訴求。舊中國，廣東地主和黑龍江地主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幾乎是一樣的；現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對一件事的觀點也幾乎是一樣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經濟利益必然產生相似的觀點。這就是客觀存在的階級立場決定的。現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論代替階級論，認為“好人不好，壞人不壞”，試圖掩蓋他們為舊事物辯護的錯誤立場。這種觀點雖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還是與經濟利益相關的政治訴求。

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他們想要走另一條道路”。這些人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他們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我們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是革命的產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們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為了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依據，否定今天的現實。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對青年、對民族、對國家和未來有哪些負面影響？

梁柱：在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工作重心轉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

如果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這些觀點，就會開始懷疑歷史，進而懷疑現實，就會削弱民族認同，產生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隔膜。思想亂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沒有了，整個民族就會變得瘋狂、可怕和危險。

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不僅涉及學術領域的是非，更關系到立黨立國的根本立場。我們是要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現實存在的立足點。蘇聯解體慘痛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吸取。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虛無主義雖然是社會思潮的支流，但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持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亂人心，妄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我們高度警惕和認真對待。

新中國帶給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災難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我們應當如何回應？

梁柱：首先，學術問題允許討論、允許觀點不同。在歷史研究中，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同，這是正常的。真正的、嚴肅的學術研究，允許犯錯誤。但諸如“中國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國就現代化了”之類的看法不是學術研究。這種帶有目的隨意編造歷史、歪曲歷史的“研究”和科學的學術研究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要敢于堅持真理，通過嚴肅的學術研究，有針對性地對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逐條進行批駁。

其次，在認識層面，要堅持正確的評價標準。歷史虛無主義者以一些材料為依據，來否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成就。我們有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失誤，但是能不能從中得出新中國的建設，特別是毛澤東領導時期的建設，帶給人民的是災難而不是福利，帶給國家的是落后而不是進步？當然不能。

如何認識這些問題，就涉及評價標準的問題。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堅持統一的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我想了三點：看它能不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看它能不能夠促進社會進步；看它能不能夠給人民帶來幸福安康。我覺得，這些是很具體的標準，對哪個制度、哪個社會、哪個國家都適用。

不能評價毛澤東時期用一個標準，評價改革開放用另一個標準；不能評價封建社會用一個標準，評價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又是一個標準。我們新中國成立60多年，從總體上說帶給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災難。我們有嚴重失誤，這是總結經驗的問題。我們對這些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定位。

陳云曾說過：“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記得1964年我們國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慨：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不能不服氣呀！再比如，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們是在經歷20年戰爭后，短短3年時間內，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1953—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但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而且與當時世界各國相比也是不低的。在這期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農田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其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1956年起步的……這些成就都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歷史事實。

再次，教育部門和實際宣傳部門應該做好工作。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不能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當前，我們在思想教育中還存在過于簡單、太干巴的情況。在宣傳教育中，應該注意堅持“雙百”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會表達，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說服人。如果能夠講得既有氣勢又有例子，效果就會好很多。

最后，共產黨要把自己的黨管理好。有些抹黑共產黨、詆毀共產主義的人恰恰就是共產黨員。不相信共產主義，可以請他出黨。對我們黨來說，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喪失。理想信念和黨的組織紀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產黨員必須做到。共產黨人要敢于堅持真理，勇于修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