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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逮捕書格式

× × × 公安局

提請批準逮捕書

×公刑提捕字（××××）××號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生，××族，××人，×××文化程度，××××××（單位及職業），戶籍所在地×××，現住×××。

簡歷：

案由和案件來源。

經我局偵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實：

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如下：

以上事實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條第×款，涉嫌××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第六十六條之規定，特提請批準逮捕。

此致

×××人民檢察院

局長×××（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頁。

2.犯罪嫌疑人×××現羈押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于××××年××月××日控告至我局，我局于當日立案偵查。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與×××處被抓獲，并于當日被我局刑事拘留。

經我局偵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實：

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如下：

此致

×××人民檢察院

局長×××（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頁。

2.犯罪嫌疑人×××現羈押在××看守所。

一、首部

?1.文書標題和文書字號。

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

姓名（別名、曾用名、綽號）、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證件號碼、民族、文化程度、職業或工作單位及職務、住址、政治面貌、違法犯罪經歷及因本案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

二、正文

1.案由和案件來源。

⑴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舉報（控告、移送）至我局。

⑵犯罪嫌疑人的歸案情況。

2.犯罪事實

⑴有證據證明的犯罪事實。

具備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要事實和情節。

⑵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和有逮捕必要的事實。結合已有證據證明的犯罪事實，主要說明犯罪嫌疑人行為情節的惡劣程度、后果的嚴重性，以及如果不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等事實，如有可能逃跑、自殺、行兇、串供、毀滅、偽造證據等。

3.相關證據。

4.結論部分，即提請批準逮捕的法律依據。

第二篇：逮捕數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異化及其矯正——逮捕數量與逮捕率的理性解讀

來源：考試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試吧：中國教育培訓第一門戶】論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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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實行逮捕與羈押一體化，實踐中極高的逮捕率導致羈押普遍化，超期羈押問題長期存在，對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損害。逮捕措施的濫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異化。改革逮捕制度，不僅要解決超期羈押問題，走出“前清后超”、“邊清邊超”的怪圈，更要著眼于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的憲法條款，減少逮捕數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矯正異化了的逮捕功能，改進逮捕審查決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關鍵詞：逮捕數量逮捕率理性解讀功能異化

閱讀200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有這樣一段話似乎令人“振奮”：“面對刑事犯罪多發、治安形勢嚴峻的狀況，各級檢察機關認真履行批準逮捕、提起公訴職能，??依法快捕快訴，始終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嚴厲打擊??犯罪，全力維護社會安定。全年共對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訴867186人，分別比上年增加8．3%和9．3%。”類似的語句在歷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都可找到，可謂司空見慣，似乎不足為奇。從報告中的語氣來看，檢察機關無疑是把不斷攀升的逮捕數字和與政府公布的GDP增長率相當的逮捕增長率作為一項巨大的工作成績來總結的，而且也獲得了社會較為廣泛的認可。然而，在法治和****成為普適價值的今天，這樣的觀念與保障****的現代法治理念顯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這種追求逮捕數量和逮捕率的觀念主導下，逮捕功能被嚴重異化，普遍羈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羈押這一顆毒瘤才難以清除。在“國家尊重和保障****”已經寫入憲法的情勢下，我們必須理性地解讀逮捕數量與逮捕率，矯正被異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將指出我國逮捕措施適用的現狀及其特點，陳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異化的表現，提出矯正之策，為我國逮捕制度的現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國適用逮捕的現狀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實踐中逮捕措施的適用具有三個特點。第一，逮捕數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來，每年逮捕的人數約在80萬左右。由于我國實行逮捕與羈押一體化，這就意味著每年新增大約80萬人遭受持續時間長短不等的未決羈押。如果加上往年積累下來的未決羈押人數，那么看守場所的實際羈押人數要多出許多。歷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顯示，逮捕率即檢察機關批準（決定）逮捕的人數與提起公訴人數之比，也相當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間，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訴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別上升24.5%和30.6%，逮捕率為98．23%。其中，2001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82萬名，提起公訴81．5萬人，逮捕率約為100．61%。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訴819216人，[①]逮捕率約為93．35%。2004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對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訴人數為867186人，[②]逮捕率約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訴407872人，[③]逮捕率約為99．08%。從近年的情況來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過100%。而從近三年的數字來看，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第二，羈押時間長。羈押分為拘留和逮捕后的羈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帶來羈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實施的未決羈押從偵查階段開始一般持續到一審判決生效或二審程序終結，伴隨整個訴訟過程，因此時間相當長。考察程序法律的變革可以發現，拘留和審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兩次被延長，即公安機關提請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從1954年《逮捕拘留條例》中的24小時延長到1979年《逮捕拘留條例》和《刑事訴訟法》中的3天（特殊情況下7天）再延長到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三類案件”的30天，而檢察機關審查逮捕的期限也相應地從48小時延長到3天再延長到7天。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但又規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情形，使得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義。如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發現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條的規定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對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共同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2條規定，“公安機關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由公安機關決定，不再經人民檢察院批準”，只須報人民檢察院備案。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29條則規定，“人民檢察院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應當由偵查部門提出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意見移送本院審查逮捕部門審查。審查逮捕部門審查后應當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意見，報檢察長決定”。由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對各自管轄的案件有權自行決定重新計算羈押期限，實際上導致辦案期限和羈押期限合一，即偵查、審查起訴多長時間就羈押多長時間。此外，刑事訴訟法對于審查起訴之后的羈押期限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一般理解就是審查起訴、一審、二審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審查起訴階段退回補充偵查制度、審判階段檢察人員建議補充偵查可以延期審理制度與二審程序中發回重審制度，這就為羈押期限的延長留下了隱患。實踐中，檢察機關濫用退回補充偵查制度，上級法院濫用發回重審制度，導致程序倒流，刑事訴訟的時間被大大拉長，羈押的時間更是隨著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羈押期限成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義。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審查起訴階段，曾七次退回補充偵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陳國清等四人被指控搶劫出租車司機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被河北省高級法院三次發回重審，每次發回重審都退回補充偵查，該案在作出終審判決前被告人被羈押長達9年之久。[⑤]在這種情況下，羈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羈押大量存在，非法羈押“合法化”。超過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超過審查起訴期限、超審限關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問題由來已久。此外，還存在非法羈押“合法化”的問題。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1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內不能查清提請批準逮捕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此條與刑事訴法法第128條第2款的規定明顯相悖，因為后者規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中的羈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羈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據公安部的自行規定，超過刑事訴訟法規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長期以來，超期羈押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頑疾、一顆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擾著我國最高公安、檢察機關和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1993年至1999年全國每年超期羈押的人數一直維持在5萬至8萬人之間，1999年達到84135人，2000年為73340人，2001年為55761人。[⑥]為了治理超期羈押，在1987年至2001年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有關部門發布的有關通知和文件就多達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再次發文開展專項清理“超期羈押”活動，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檢察院11月25日推出預防和糾正超期羈押的八項規定，以防止、糾正檢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羈押現象反彈。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發布《關于推行十項制度，切實防止產生新的超期羈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動一直沒能走出邊清邊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響與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能夠發揮保障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功能；運用不好，就會產生消極影響和危害。這里筆者著重對逮捕特別是超期羈押的危害，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政府兩方面分別進行分析。

首先，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響與危害除了妨礙其辯護權的行使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臨失學、失業的現實危險。（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秩序陷于混亂。其家庭成員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定“社會關系”的，就動員各種力量四處“活動”，試圖通過關系獲得取保候審，由此增加了經濟負擔也催生了****；沒有“社會關系”的，則不斷申訴、上訪，勞民傷財；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響難以估量；還有的造成婚姻關系的破裂，帶來家庭的變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員的生活受到影響。（3）羈押條件有限導致看守所人滿為患，一方面出現交叉感染現象，另一方面容易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產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會心理，不利于回歸社會。考察一下我國看守所的羈押狀況，就可得出這樣的判斷。（4）對于罪輕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實際羈押期限超過了應判處的刑期，侵害了其權利，也給法院的公正審判帶來極大的尷尬與被動，實踐中甚至出現了羈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現象，或者本可以判處緩刑的卻判處了實刑，以此來規避賠償義務。近年來，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數都大大超過了判處徒刑刑罰人數。如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決生效747096人。判處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緩期2年執行）的158562人，判處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共計516553人，而同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達764776人，由此，超過25萬人被逮捕而未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從逮捕條件來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0條的規定，逮捕的刑罰要件為“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雖然檢察機關在審查判斷時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是超過25萬的被逮捕人沒有達到刑罰要件，法律的尊嚴與****保障功能又如何體現呢？（5）對于未構成犯罪或者依法不應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則侵權性質更為嚴重，往往無法補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報告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公訴案件的無罪判決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這一數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對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訴819216人，職務犯罪案件提起公訴26124人，以上合計845340人，而同年全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決生效747096人，因為每年都會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這一因素，那么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人數與法院實際判決的人數相比的話，就有近10萬人的差額。這些人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而法院并沒有作出判決。

對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極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1）羈押需要投入巨額的財政資金。從經濟學的角度說，羈押是需要支付經濟成本的耗費司法資源的行為。為了羈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備警力、管教人員、醫務人員，提供后勤保障，這意味著政府巨額的財政支出。不必要的羈押帶來了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負擔，使得原本緊缺的司法資源更加捉襟見肘。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項建設事業都需要大量資金，在羈押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對其他事業的發展不利。據估算，羈押一人一年的費用約為1萬元人民幣。如果以一名學童每年200元的學費計算，這些錢足夠50名失學兒童1年的學費。如果每年少羈押10萬人，就可節約出500萬名失學兒童1年的學費。而投資教育的積極意義顯然無需贅言，不僅提高國民素質以及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減少貧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進國家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筆帳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在發達國家同樣存在。如在英國，羈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費用約為600英鎊，[⑨]而倫敦地鐵司機的周均工資不及500英鎊。經濟成本高昂成為英國保釋制度發達的重要因素。被羈押人是人力資源，不僅不能創造社會財富，卻要消耗社會財富，這對國家的發展也是一種損失。（2）政府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實踐中的普遍羈押以及超期羈押，過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憲法保障****的權威性降低，對我國的國際形象是一個巨大的損害，而由此給政府在國際上的消極影響也是相當大的。（3）公安機關以及檢察機關面臨違反程序辦案以及侵犯****的壓力與指責，嚴重損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羈押難，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對普遍羈押的現實，超期羈押的預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務重、難度大。而清理超期羈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財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羈押增加了因錯案而致國家賠償的幾率，同時因承擔錯誤逮捕的國家賠償責任，而使得檢察機關糾正錯案愈加被動與困難。有的檢察機關為了規避賠償責任，或者勉強起訴，或者解除逮捕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無法洗清“罪名”，由于沒有明確的結論，無法申請國家賠償。

三、逮捕功能的異化

面對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數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應當如何理性解讀呢？應當說，強調普遍逮捕與高逮捕率與****入憲的精神以及無罪推定這一刑事訴訟根本原則是相違背的。在現代刑事訴訟中，未決羈押作為一種例外措施被嚴格限制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款規定，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但可規定釋放時應保證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席審判，并在必要時報到聽候執行判決。國外的實踐也體現了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國家，保釋制度相當發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釋在外等待開庭。這一方面降低了羈押的數量，節約了司法資源，也維護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陸法系國家，同樣在強化對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國，有關自由被告人在開庭前夜自動入獄的規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廢除。[⑩]但在我國實踐中，逮捕被過多、過濫地適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異化了。逮捕功能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逮捕成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數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擊犯罪，重社會穩定的產物。我國傳統訴訟觀念認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作為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職能，是通過對犯罪實施偵查和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來實現的。事實上，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同樣是把逮捕作為打擊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數量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成果來看待的，尤其是作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力度之大來宣傳的。多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年一度的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準、決定逮捕和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人數的內容，公安機關也進行提請批準逮捕人數及批準比例的統計。誠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每年的工作報告以及公安部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我國逮捕數量非常大，逮捕適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案件的批準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為89．9%。2002年批捕率為92．42%，2003年批捕率為92．78%。[11]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普遍把批捕率作為一項重要的考核指標，有些地方的檢察機關甚至規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如有的地方為5%，有的地方為7%，以避免打擊不力。在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逮捕時常見的情形是：公安機關通過種種手段向檢察機關刑檢部門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訴率。在此過程中，公安機關有了高批捕起訴率就可以稱打擊犯罪多么有效，檢察機關對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順水推舟，而將案件批捕起訴。有些地方，檢察機關作出不批捕決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機關說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即便是這樣的案件，檢察機關也要和公安機關充分協商溝通，才能獲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為衡量公安機關偵查工作質量的指標，作為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打擊犯罪是否得力的標尺。在一個時期內，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即認為是打擊不力的表現，進行過問甚至干預。

衡量逮捕制度的優劣與法治化水平，應以****保障的程度為標準。以批準逮捕的案件數量來表明打擊犯罪的力度無疑是一個認識誤區。其實批捕的數量和批捕率的高低與打擊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護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腳。第二，逮捕被視為懲罰和追究責任的一種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代會上的工作報告中都曾出現過“逮捕法辦”這一詞語，可見，逮捕被作為一種懲罰和追究責任的形式來看待。

第三，逮捕承擔了預支刑罰的功能。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的未決羈押帶有懲罰的色彩，成為刑罰的預支，一種預期的刑罰，號稱是“先支出，再報銷”，成為“未決羈押先行，刑罰再給予彌補”這樣一個制度。“強制措施的預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喪失殆盡，成為赤裸裸的刑罰的預演。”[12]

第三篇：逮捕的有關法律法規規定(2018)2018最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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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的有關法律法規規定(2018)2018最新是什么

逮捕，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實施妨礙刑事訴訟的行為，逃避偵查、起訴、審判或者發生社會危險性，而依法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措施。

一、逮捕的決定權屬于檢察院、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憲法三十七條的規定包括以下幾層內容：1.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包括犯罪嫌疑人。2.任何群眾組織、機關單位都無權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3.只有政府的公安機關才能逮捕公民。4.公安機關無權決定逮捕公民。公安機關執行逮捕必須有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批準或者決定。

二、逮捕公民必須符合法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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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須有該公民構成犯罪的證據。2.必須是可能判處以上刑罰。3.并非需要判刑的人都需要逮捕。依修訂后的第七十九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可能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三、逮捕的實施程序：

1.公安機關偵查的案子，發現需要逮捕的，報檢察院批準。只有檢察院享有批捕權。《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檢察長決定。重大案件應當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后，應當根據情況分別作出批準逮捕或者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對于批準逮捕的決定，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執行，并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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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準逮捕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說明理由，需要補充偵查的，應當同時通知公安機關。2.檢察院決定是否批準逮捕時，要聽取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的意見。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一條，作為第八十六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一)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三)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3.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由檢察院偵查并決定是否逮捕。.審判階段，由法院決定是否逮捕。4.異地逮捕公安機關在異地執行逮捕時，應當通知被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機關，被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機關應當予以配合，從而保證逮捕任務的順利完成。5.逮捕手續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由公安機關執行。執行逮捕的人員不得少于2人，執行逮捕時，必須向被逮捕人出示逮捕證，并責令被逮捕人在逮捕證上簽名(蓋章)或按手印。6.及時訊問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提請批準逮捕的公安機關、批準或決定逮捕的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在24小時之內進行訊問。對于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應當變更強制措施或者立即釋放。立即釋放的，應當發給釋放證明。7.關押場所新《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8.不得秘密逮捕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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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要性審查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一條，作為第九十三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五.及時糾錯《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

六.國家賠償《》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由批準、決定逮捕的機關予以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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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逮捕的證明標準

逮捕的證明標準

作者：王琰

文章來源：轉貼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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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5-12-29

錄入時間：2005-4-28

文章錄入：野樵

——兼論我國逮捕證明標準之重建

論文摘要：

逮捕是刑事訴訟過程中為保證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而由專門的國家機關采取的強制羈押措施。由于其執行的強制性和手段的嚴苛性，其適用在各國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在眾多的限制當中，對逮捕的證據證明標準的限制是至關重要的。本文通過對我國及國外部分國家逮捕的證明標準的分析、介紹，分析我國逮捕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其重建的初步構想。

關鍵詞：逮捕

證明標準

證據

前蘇聯法學家安.揚.維辛斯基說：“審判的藝術實際上只不過是利用證據的藝術罷了，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①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刑事訴訟的藝術就是運用證據的藝術。證據的運用貫穿于刑事訴訟過程始終，從立案到最后的判決，無不以證據來依托。而逮捕，作為刑事訴訟過程中最為嚴苛的強制羈押措施，其適用是受到嚴格限制的。除了嫌疑人的確存在逮捕的必要外，還要求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可能性達到一定的程度。而這種判斷則需要以證據為基礎，來確定其是否達到了逮捕的條件要求，這就是逮捕的證明標準。

一、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影響著證明要求

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執法機構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針對可能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時限羈押、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最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②其性質是國家以公權力為依托，按照法律程序剝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其處于被羈押狀態的刑事司法活動。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現在：

1、手段的強制性；

2、執行的即時性；

3、羈押的臨時性和不確定性；

4、逮捕對象的確定性與終局結果的不確定性并存③；

5、適用限制的嚴格性。逮捕的作用主要是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具體來說就是：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跑，保全與案件相關的各種證據；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訴訟活動的干擾；預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繼續犯罪或者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保證審判的及時實現等。

基于上述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可以看出，逮捕的適用由于其手段的強制性和嚴厲性，使其在適用的時候有著嚴格的要求。而其要求主要表現在：

1、對涉嫌嚴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進行適用；

2、被適用逮捕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存在著重大的犯罪嫌疑。但由于逮捕本身是作用之一是為了保證偵查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逮捕其實又是一種保障取證的過程。因此，適用逮捕措施既要求偵查機關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涉嫌犯罪的證據，又不能對該證據的標準要求過高，進而妨礙刑事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

二、我國刑事訴訟中逮捕的證明標準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刑事訴訟中逮捕的證明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這一規定反映出我國法律對逮捕的證明要求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那么，如何理解這一規定的準確含義，則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6條的表述是：

（一）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

（二）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

（三）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有查證屬實的。犯罪事實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數個犯罪行為中的一個。該規定體現出兩個方面的要求：

第一，證據是查證屬實的。這是由證據的采信要求所決定的，其反映的是訴訟過程對證據真實性的要求。對此，絕大多數學者持贊同態度，并且在司法實踐當中也得到了認同。第二、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已經發生并且是作為逮捕對象的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這里面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有證據證明”，是只要有證據證明就可以逮捕而不論證據的證明程度呢，還是指該證據可以證實并能夠認定是該嫌疑人實施了該犯罪。這實際上是對逮捕證明程度的可操作性的追問。對此問題，在96年《刑事訴訟法》的頒布之初，很多人認為這里所謂的有證據就是只要有證據即可，有

一、兩個證據就算是有證據。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實踐的摸索，該觀點已逐漸被摒棄，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觀點，對這些觀點可以總結為：（1）相當證明說。這種觀點認為，“從證明標準來講，其證據只要求有相當的確實證據證明即可。”④（2）充分說。這種觀點認為，刑訴法中的“有證據”，是指“所獲取的證據必須對犯罪事實有足夠的證明力，能夠確認系嫌疑人、被告作案。”⑤（3）證明說。這種觀點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只要求能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實即可，不要求達到‘查清’的程度。⑥筆者認為，“相當說”的觀點所表述的“相當”的標準闡述不清晰，證據證明到何種程度算是相當，何種程度是不相當，難以界定清楚。對“相當”一詞的把握，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要么失之于寬，要么失之于窄，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充分說的觀點雖然表述清晰，也具有可操作性，但對逮捕階段的證明標準要求過高，不利于打擊犯罪。證明說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得到認可的觀點。

（二）我國逮捕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

1、法律規定與現實脫節。在司法實踐當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只是一宗犯罪，其存在著很大的作案嫌疑，但尚不能達到確認其所為的程度需要進一步調查取證，而嫌疑人一旦不被羈押則具有很大的逃跑或者犯罪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我國的逮捕證明標準，由于能夠證明是嫌疑人實施犯罪的證據尚不充足，因此是不能被批準逮捕的。但由于受我國偵查機關的技術手段等條件的限制及捕前期限的限制，不逮捕嫌疑人往往意味著放縱犯罪。比如，在強奸案件中大多情況是，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對一的陳述，而定案的關鍵在于對從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液進行的DNA鑒定。而DNA鑒定往往要三個月左右才能得出結論。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如果不逮捕嫌疑人可能會造成嫌疑人逃跑或者對被害人實施報復的結果，而逮捕嫌疑人又要面臨著可能會造成錯案的問題，從而陷入兩難境界。

2、忽視證明標準的主觀性。由于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不是從“自由心證”的角度去設計，而是從證據的客觀性和強調案件事實的真實情況來規制證據制度，因此，忽略了司法人員在訴訟過程中對證據運用的主觀性。從我國立法上來看，不論是判決的證據標準，還是逮捕的證據標準，都無不從證明的客觀狀態上進行規定。但問題在于，運用證據的司法人員畢竟是有主觀意識的，因此，在實踐當中不可能不在證據運用中融入主觀意識。但由于我國法律規定已排除了對證據運用司法者主觀性的可能，因此實踐中的這種主觀意識的運用實際上是無標準、無規范的，因此容易在證據運用的時候出現混亂，進而產生要么放縱犯罪，要么無視人權的結果。

3、證明標準層次性的缺乏。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律規定對證據標準的規定缺乏層次性，和規定本身對現實的忽視，使得司法者在證據適用上對法定的證據標準難以把握，并且缺乏訴訟證明階段性層次標準的意識。從而使得，司法機關在實務中往往將逮捕、起訴和判決的證據標準等同起來。⑦這就使得司法機關在適用逮捕措施的時候陷入，一邊要面臨著不切實際的證據要求，一邊又要實現對犯罪的追究的無奈境地。

三、國外的逮捕證明標準介析

（一）美國的逮捕證明標準

美國大多數州把逮捕分為有證逮捕、重罪的無證逮捕和輕罪的無證逮捕，并規定了分別適用的情況和條件。一般來說，逮捕證由治安官簽發或法官頒發，即有證逮捕。治安官、法官頒發逮捕證的根據是警方提供的證明材料是否構成了認定所控犯罪的“可能性原因”。重罪的無證逮捕要求實施逮捕的警員必須有“可能性原因”相信被捕者已經實施了某種重罪行為。而輕罪的無證逮捕比較復雜，各州的規定也不盡相同。有些州規定，只要有“可能性”原因，警察就可無證逮捕，無論所犯罪行是重罪還是輕罪。有些州規定對輕罪的無證逮捕不僅要求有“可能性原因”，而且要求警察在該犯罪實施時在場。還有些州規定對某些種類的輕罪只要有“可能性原因”，就可無證逮捕，而對其他輕罪還要有警察在犯罪時在場。⑧可以看出，美國逮捕的證明標準就是“可能性原因”。這一規定要求：根據已掌握的信息和資料適一個正常而理智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無罪的可能性。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具體的規定出了這一證明標準的內容：

1、犯罪行為已經發生，2、犯罪行為是被逮捕的人所實施的。

（二）英國的逮捕證明標準

在逮捕問題上，英國傳統上以有證逮捕為原則，以無證逮捕為例外。即逮捕權屬于治安法官，對于需要逮捕的案件一般應當先取得法官簽發的逮捕令狀方可實施逮捕。但隨著《1967年刑事法》的實施，英國在立法上取消了傳統的重罪、輕罪分類，繼而劃分為可捕罪和不可捕罪。根據《1967年刑事法》第二條的規定，對于正在實施某項可逮捕罪或者有合理根據懷疑其正在實施某項可逮捕犯罪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實施逮捕，警察還有權無證逮捕任何即將實施可逮捕罪的人或者合理根據懷疑其將要實施可逮捕罪的人。但英國的逮捕制度發展到《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不僅將普通法上的嚴重犯罪也納入可捕罪的范圍，從而間接擴大了警察的無證逮捕權；而且警察無證逮捕權還從可捕罪進一步延伸到了可捕罪以外的一般犯罪，從而將所有的刑事犯罪都納入了其無證逮捕權內。

《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通過大幅度的擴張警察即時逮捕的權力，事實上已經排除了有證逮捕在警察調查犯罪階段的運用。而令狀主義則主要用于犯罪嫌疑人沒有出庭履行傳喚義務或者保釋義務。⑨因此，可以說比照我國逮捕適用的階段，英國適用無證逮捕階段的證明標準就相當于我國逮捕適用的證明標準，也即“合理根據懷疑”。

（三）日本的逮捕證明標準

日本的刑事訴訟規則，將逮捕分為普通逮捕、緊急逮捕和現行逮捕3種，其中普通逮捕和現行逮捕是無證逮捕。普通逮捕由檢察官員或者警察執行，主要針對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罪行的嫌疑人。而現行逮捕，則是逮捕對象則是現行犯或者準現行犯，對于現行犯，任何人都可以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實施逮捕，逮捕后應立即將嫌疑人扭送至司法機關。但無論是緊急逮捕還是現行逮捕，在無證逮捕后都必須向法官申請逮捕證之手續，如果法官不簽發逮捕證，應立即釋放被捕人。所以，這里著重介紹的應該是普通逮捕。普通逮捕的前提是有充分理由懷疑該逮捕對象已實施了犯罪行為，但是，對于那些犯有依法應判處500元以下罰金、拘留或者罰款的罪行的人，則以其無固定住所且無正當理由而不接受傳喚為條件，逮捕證由檢察官或者司法警察職員提出申請，由法官審批和簽發。因此，可以看出日本逮捕制度中的證明標準實際上就是普通逮捕所要求的證明標準，即“有充分理由懷疑該逮捕對象已實施了犯罪行為”。

四、我國逮捕證明標準的重建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法律較完善的國家，在制定逮捕的證明標準時體現出的主要特征是，均將“自由心證”思想融入其中。而證明標準則體現出客觀性和主觀性相結合，在正義追求上實體性與程序性相結合的特點。而其邏輯基點，也體現出高度概然性的特征。因而有效的實現了證據標準的可操作性、現實性和邏輯合理性。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在逮捕標準的設計上應當參照國外的先進立法，并結合我國自身的司法現實，重建我國逮捕的證明標準。筆者提出的初步構想是“在優勢證據條件下的合理相信”，證明的內容則是

1、犯罪行為確實發生，2、該行為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所為。

所謂“在優勢證據條件下的合理相信”包括兩方面的含義。首先從逮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有罪證據的掌握上，應當比無罪的證據占有優勢。這一表述是從客觀方面對逮捕的證明標準進行約束。當然，這里的所說的有罪證據必須具有可采納性，審查批準逮捕機關需要對提請逮捕機關提交的證據進行關聯性、客觀性、合法性以及其他證據排除規則的約束進行鑒別。另外，在證據運用的過程當中也必須嚴格依照證據的采信標準來最后判定有罪證據是否是占有優勢。

其次，逮捕機關的司法人員在進行證據審查后，從主觀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嫌疑人就是實施犯罪行為人。這里需要說明的問題是，筆者所強調的“合理相信”并非是指司法者自身的合理認定，而是指司法者將自己放入社會大眾普遍思維下的理性裁量。另外，筆者所說的“有充足的理由”并不是指利用證據只能推導出是被逮捕人實施犯罪的唯一的，排他的結論。而是依據采信的證據推導出的結論是最符合邏輯和常理的結論，產生其他結論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符合邏輯及常理。可以說這里得出的證據結論是一種高度概然性。

進行這樣表述的理由是，1、從客觀上對逮捕執行機關證據掌控的程度進行界定兼顧司法者在運用證據時的主觀裁斷。這樣做是程序價值理念的要求，也符合人類本身的思維邏輯。

2、結合我國逮捕措施實施的階段性和實際性，為偵查機關進一步偵查提供保障，保證刑事訴訟環節的有效進行，并且在制度環節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被濫捕所侵害。

第五篇：優秀逮捕意見書

優秀逮捕意見書

逮捕，名詞，有捕捉、捉拿之意。另作為法學名詞，逮捕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實施妨礙刑事訴訟的行為，逃避偵查、起訴、審判或者發生社會危險性，而依法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措施。

優秀逮捕意見書

XXX人民檢察院：

本律師接受涉嫌聚眾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罪的犯罪嫌疑人xxx的委托，作為他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得知xxx的案件已經移交貴院審查逮捕，依據刑訴法的規定，本律師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本律師認為，xxx不符合必須被逮捕的法定條件。

首先，對于涉嫌犯罪事實部分，由于偵查階段無法看到案卷材料，辯護律師不可能了解到全案的詳細內容，但僅從xxx對我們說明的情況和其它一些相關事實，我們認為，是不能證明xxx的犯罪事實基本清楚，尤其是“擾亂”的具體行為缺乏證據，xxx的車輛并沒有對企業的生產秩序、公共交通造成實質的危害，另外，對于其行為的引發的后果并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情節嚴重的程度。

其次，xxx涉嫌的罪名和涉嫌犯罪事實并沒有達到必須要予以逮捕關押的程度。

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七十九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另外還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

根據上述規定，xxx的情況不屬于上述規定應當予以逮捕的任何一種情形.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

根據上述規定，xxx完全應當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

第一、xxx的涉嫌犯罪行為屬于可能會被判處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

xxx涉嫌的罪名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依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第二、本案是由于經濟糾紛所引起，并非故意擾亂社會秩序。

本案是由于山東良莊礦業有限公司拖欠xxx巨額運輸費和股金分紅所引起，xxx的行為是一種不不理性自救行為，沒有危害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惡意。

第三、本案情節輕微，沒有嚴重后果。

xxx并沒有圍堵山東良莊礦業有限公司的大門，xxx的車輛和聽聞前來幫忙的車輛僅僅是停靠在路邊，沒有長時間造成企業車輛無法進出入，也沒有造成交通的堵塞。

第四、xxx沒有前科。

文小臣一項遵紀守法，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甚至違法記錄。

第五、沒有證據證明xxx取保候審之后不會發生危險。

xxx被取保候審之后不會發生社會危險，也沒有證據證明xxx取保候審之后仍然會有危害社會的行為。

采取取保候審沒有任何問題，xxx的家屬愿意提供任何擔保，xxx本人也愿意遵守取保候審期間犯罪嫌疑人的所有規定，嚴格約束自己。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取保候審制度是公民的一項自由權利，只要申請人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請，并就該申請依法提供擔保，司法機關就應當相信申請人的承諾，如果違背承諾犯罪嫌疑人就會得到更大的法律制裁，司法機關不得借口可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情況拒絕申請人的取保候審申請，我們曾向公安機關提出取保候審申請，但被以公安機關不便偵查為由拒絕，我們堅持認為，xxx的行為不符合必須逮捕的必要條件，采取取保候審更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請求貴院不予批準耀州分局的逮捕申請書，以維護犯罪嫌疑人XXX合法權益，維護刑訴法保障人權的基本精神。

大成律師事務所

段萬金律師

優秀逮捕意見書

核心提示：《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是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對案件的事實及證據進行審查終結后，由承辦檢察官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做出的“捕”或“不捕”結論而制作的內部法律文書。

《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是偵查監督部門對案件的事實及證據進行審查終結后，由承辦檢察官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做出的“捕”或“不捕”結論而制作的內部法律文書。其核心就是增強文書的說理合法性、邏輯性、客觀性，真正達到“一書在手，如同卷宗在手”的效果。如何增強其說理性?證據的審查判斷、分析就成為了該文書的中心環節，對此筆者結合辦案實踐，談一談制作《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的說理技巧。

一、依據逮捕的三個要件進行說理

辦理審查逮捕案件，應當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和刑事訴訟法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就案件的事實和證據進行審查，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所以在審查逮捕案件中，要正確把握逮捕的三個條件，緊緊圍繞逮捕條件進行說理。

1、是否有逮捕的犯罪事實和證據。就是說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即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一般是指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已構成犯罪。該證據同時具備以下情形：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該犯罪事實可以是單一犯罪行為的事實，也可以是數個犯罪行為中任何一個犯罪行為的事實;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有查證屬實的;如果證據之間存在矛盾，不能相互印證，且證據有非法取得嫌疑，這種情形就應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如果證據有欠缺，但是不影響犯罪構成，經進一步偵查能夠取得。這種情況屬于證據有欠缺，不屬于證據不足;

2、是否有逮捕的刑罰要件。就是根據已經查明的犯罪事實和情節，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就是說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這一點沒有任何分歧疑點。且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有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這里的“徒刑以上”一般是指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以及拘役、管制、單處罰金刑一般不在逮捕的范疇。但是在一些特殊條件下也要考慮逮捕，這就是逮捕的第三個條件。即逮捕的必要性;

3、是否有逮捕的必要性。依據《刑法》的相關規定，逮捕的必要性是指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的必要。就是說對犯罪嫌疑人必須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如果不采取，就有可能發生其他社會危險性。例如證據的滅失、嫌疑人逃跑、自殺，對證人作證造成影響等危險發生。一般對于情節輕微，危害不大，刑罰不重的初犯、偶犯、中止犯、預備犯、過失犯等，不予羈押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或者妨礙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就沒有逮捕的必要性，應當不批準逮捕，反之就要考慮批捕。

二、緊緊圍繞證據的三要素進行說理

證據是案件事實的基礎，案件事實是一系列證據反映的情況總和。我們不能離開證據來談案件事實，證據分析就是將各種證據進行必要的分析判斷并加以綜合，達到證明案件事實的目的。證據是單獨、孤立、被動的，而證據分析是整體、聯系、主動的。《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寫得是否成功，關鍵要看整個案件的證據分析是否準確、透徹、到位，是否讓人信服辦案人員對案件所下的結論意見，就必須緊緊圍繞證據的三要素進行。

1、審查現有的證據是否具有合法性。辦案人員在辦案中，必須依法收集證據。這樣證據才有使用性、采納性，一切不符合收集證據要求所收集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沒有可信性。也不具有合法性。這樣的證據必須排除。

2、審查現有的證據是否具有邏輯性。就是審查案件事實與證據之間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客觀規律，是否一致，有無矛盾。一篇好的《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就是一篇優秀論文，只有證據分析客觀有依據、理由說明層次清晰，才能真正體現法律文書的邏輯性;

3、審查現有的證據是否具有客觀性。分析說理就必須講“理”，這個“理”就是法律規則、就是法理精神，我們在審查案件分析說理時必須遵循客觀實際、事實求實，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依照法律的條款真實地反映客觀存在的一切問題、矛盾。

三、分析說理應把握的事項

在審查案件，制作《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中，分析說理必須依據案件事實，證據進行。要重點突出、條理清晰、層層推進。就像造房子，先打好房子的地基、建好房子的框架，然后添磚加瓦，自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但要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說理要有準確性。說理必須立足案件事實，全面、客觀地反映案情，準確概括、準確敘述，不能似事而非，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以致產生歧義。也就是說敘述案情事實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一是一、二是

二、是則是、非則非，不夸大、不縮小、更不能歪曲事實、以假亂真。因此說理的內容必須緊緊圍繞案件的證據來展開，通過對證據的分析判斷，達到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的目的。但是分析說理不能將有關證據進行簡單羅列，排列，這樣對證據分析缺乏事實依據，這種分析說理只能是一種形式，并非實質性的說理;二是說理要有針對性。我們在分析說理中要有所側重，抓住關鍵、重點、依據證據在案件中的作用，地位等進行論述，不要對案件的證據一一進行詳細地論證。我們認為對于案情簡單、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可適當從簡;對于案情復雜、證據疑點多的案件，要抓住關鍵矛盾進行詳細說理論證，并指出相關存在的問題。所以分析說理要因案而易、繁簡分流，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三是說理要有規范性。說理分析就是法理分析，所以語言要講究、準確、簡潔、嚴謹、樸實、不用方言土語，不用與案情無關、與說理無助的修飾詞、切忌模糊、拖拉，華而不實;四是說理要有邏輯性。說理要以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為基礎，充分論證和闡明法律規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使事實、理由、處理意見保持一致，不能在事實中敘述是流氓行為，在理由、處理部分中認定為強奸罪行。要思路清晰，層次分明、客觀公正。要有理有據，環環相扣，邏輯嚴密。避免矛盾主次不分、重點不突出、條理不明晰、論理蒼白空洞，沒有針對性;五是說理用語要恰當。也就是說在分析說理時要用詞恰當，句式規范。例如在敘述時，要用“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用語。在定罪論述時要用“其行為已觸犯......，涉嫌......罪，不能用違反......規定，屬于......行為”。對夫妻稱謂要用“丈夫、妻子，而不能用男人、女人或者老婆、老公、愛人”等詞語，不能將“防衛過當說成防衛失當，把強行奸污說成橫行奸污”。對于數額認定不能用“若干、左右、余等”，例如盜竊三千若干、貪污四萬左右。優秀逮捕意見書

近日，省院通過對全省偵查監督案件進行抽查評選，我院偵監部門辦理的犯罪嫌疑人吳某涉嫌詐騙案被評為優秀法律文書，這也是本次評選中我市基層檢察院惟一入選的法律文書。在辦理該案和撰寫法律文書過程中，我院主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嚴查細審案件事實證據。犯罪嫌疑人吳某涉嫌詐騙的事實發生于三年前，分三次詐騙多名被害人，詐騙數額最高的為4600元，當時只有一名被害人報案。我院在辦理該案時，針對其案發時間較長，有些被害人沒有及時報案，偵查機關沒有及時固定證據等問題，依法要求偵查機關充分取證，使案件達到了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為案件的正確辦理打下了堅實的證據基礎。

2.依法結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辦案。本案犯罪嫌疑人吳某涉嫌詐騙的事實清楚，但依據XX年新的詐騙罪司法解釋，詐騙罪的犯罪數額提高為5000元，我院依據刑法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及刑訴法關于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規定，結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犯罪嫌疑人吳某作出了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3.積極延伸辦案職能。我院在辦理該案時不是機械地就案辦案，而是依法積極延伸辦案職能。鑒于犯罪嫌疑人吳某沒有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依法督促其對被害人予以賠償。同時，鑒于詐騙罪、盜竊罪等是常見的多發性侵財犯罪，聯系轄區內的相關機關共同做好居民的宣傳、預防教育工作，讓其既做到遵紀守法，又學會防范措施，提高群眾的安全感。此外，由于本案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吳某刑事拘留后因相關物價鑒定沒有及時做出，報請我院審查批捕時已超期三天，依法對偵查機關發出了糾正違法通知書，以杜絕此類情況的發生。

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系統啟用后，偵查監督辦案程序及法律文書格式均與之前有一定的不同，我院及時改變原有的辦案模式，積極適應新的辦案要求。在辦理犯罪嫌疑人吳某涉嫌詐騙案時，嚴格按照新的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制作審查逮捕意見書，所制作的審查逮捕意見書格式、結構均符合要求，且層次清晰，語言簡潔流暢，最終使該法律文書得到上級院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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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書格式

第一篇：逮捕書格式

第二篇：逮捕數量分析

第三篇：逮捕的有關法律法規規定(2018)2018最新是什么

第四篇：逮捕的證明標準

第五篇：優秀逮捕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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