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刑訴法79條關于逮捕的適用條件

淺議刑訴法79條關于逮捕的適用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第79條第一款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同時列舉了五種情形。該條表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和采取其他強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這樣三個條件。然而刑訴法第69條、75條以及79條規定，對于違反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禁止性規定，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可以予以逮捕?？墒撬痉▽嵺`中，如果遇到一個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在刑法條文中最高刑都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比如危險駕駛罪。但是此類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期間違反了刑訴法69條、75條的規定，此時是否適用刑訴法第79條的規定。實務界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意見一認為，刑訴法 79條規定的逮捕條件應當適用于所有的逮捕情形。

對于雖然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情節嚴重，需要逮捕的也必須同時符合刑訴法第79條規定的一般逮捕條件。因為逮捕作為刑訴法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只能適用于涉嫌犯罪情節比較嚴重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任意擴大逮捕的適用范圍。至于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的犯罪嫌疑人，這種意見建議，違反情節較輕的，可以依據69條、75條的規定沒收保證金或責令具結悔過、變更監視居住；情節嚴重的，建議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給予行政處罰，還可以在以后的法庭庭審認定中，把此類違反規定情節作為一個“從重情節”對待，量刑時予以考慮。

意見二則認為，不適用刑訴法 79條，直接適用刑訴法69條、75條的規定即可。

此種意見認為刑訴法79條是一個常規條款，刑訴法69條、75條是個特殊條款，常規條款適用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法律規定的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而對因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而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受常規條款關于“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條件的限制，此時應適用刑訴法69條、75條是特殊條款。如果認為采取逮捕措施的必須適用刑訴法79條規定，則不少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刑達不到徒刑以上刑罰，無論其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有多么嚴重，只是因為不符合“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條件而被永遠排除在適用逮捕措施的適用范圍之外。如此，則刑訴法第69條和75條的規定將幾乎失去意義。

上述第一種意見從刑訴法第79條規定的逮捕條件著眼，認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以及采取取保候審等其它強制措施不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這三個逮捕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對于那些法定最高刑低于徒刑的刑罰，因為與逮捕條件之一的“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不匹配，所以，法定最高刑低于徒刑的犯罪嫌疑人無論如何都不可適用。而第二種意見是從刑訴法第69條、75條的規定出發，對那些適用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無論是否法定最高刑怎樣，只要違反了這兩個法條的規定，都可以適用逮捕的條件。

筆者個人傾向于第二種意見。逮捕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應當具有打擊犯罪、保障無辜以及保證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的多重價值追求，但是筆者認為逮捕的核心價值追

求應當是“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對那些出現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有關規定，情節嚴重的情形時，完全可以適用逮捕強制措施，且可以先行拘留。而無論是否符合法定最高刑的限制。只要犯罪嫌疑人實施了違反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禁止性規定并產生了嚴重后果時，可直接依照新刑訴法第69條、75條或第79條之規定提請逮捕，審查逮捕，隨后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第二篇：新刑訴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審查研究

新刑訴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審查研究

摘要：審查逮捕是國家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法律監督職能，是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合理適用逮捕措施可以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濫用逮捕措施則會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必要性條件作為逮捕制度的消極因素，是逮捕制度的核心所在?，F代刑法基于無罪推定原則和比例原則都對逮捕必要性做了嚴格的限制，但是由于我國立法上沒有明確逮捕必要性的具體內涵，導致司法實踐中“必要性”判斷缺乏具體標準，嚴重的影響了逮捕制度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實然效果。如何正確把握逮捕必要性條件，尋求刑事訴訟程序與保障人權的最佳契合點，本文結合新修訂的刑訴法做粗淺探討，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關鍵詞：必要性審查

雙向說明

社會危險性

新刑訴法

一、逮捕必要性概述

（一）必要性的含義。關于逮捕必要性的含義，從不同角度考量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如從適用的例外性考量，可以理解為堅持不捕為原則，逮捕為例外；從適用的嚴格性考量，可以理解為逮捕適用于重大刑事案件而非輕微刑事案件；從是否可替代性考量，可以理解為如不采取逮捕這種強制措施就不足以防止危害社會的行為；從逮捕的消極性考量，可以理解為卻不得已才適用逮捕措施。逮捕必要性意味著，如果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即使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而且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重刑的，也不得予以逮捕。[1]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立即逮捕。概括而言逮捕需具有三方面的限制條件：證據條件；罪責條件；社會危險性條件。上述三個條件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的整體，只有當三種條件同時具備才能做出逮捕決定，反過來說，即使犯罪嫌疑人符合前兩個條件，但是缺少社會危險性條件的情形下，屬于沒有逮捕必要，不能做出逮捕決定。

（二）“必要性”的判斷標準。對于必要性標準，我們刑訴法并沒有具體的概念，只是概括性地進行了表述。一般認為，逮捕必要性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具有社會危險性；二是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兩個有機結合才能構成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內涵。[2]因此，認定逮捕必要性的核心在于社會危險性概念的確認、明晰。如何明確社會危險性的內涵，以提高逮捕必要性標準的現實可操作性成為逮捕必要性的關鍵。目前我國相關法律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行為做了簡單的規定，但是面對紛繁復雜的司法實踐，這種外延式的描述必然導致司法裁量權的擴張。

逮捕作為一項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其直接剝奪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逮捕必要性條件是逮捕的分水嶺，具有核心地位，因此司法實踐中不能單純依靠偵查人員、檢察人員的主觀判斷，對于具有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必須有明確的判斷標準，并且有相關的證據予以支持。

二、當前逮捕必要性審查存在的問題

我國立法對“逮捕必要性”未加明確，司法實踐中，逮捕必要性條件被嚴重虛置，逮捕率居高不下，逮捕這一刑事強制措施被異化為替代偵查、進行刑罰處罰的手段，由此產生了許多問題，具體包括以下方面：

（一）審查逮捕案件質量不高。所謂審查逮捕案件質量不高，指雖然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行為，在并不必要采取逮捕這一強制措施的情況下而不適當的做出逮捕決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構罪即捕。強調保障訴訟順利進行，把捕人當作刑事訴訟必經程序。有的案件犯罪事實已查清，但是罪行亦不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程度也較低，但是在國家本位主義的訴訟觀念下,強調國家職權在刑事訴訟中的廣泛運用,強調訴訟過程的順利進行，忽視人權的尊重。

2、以捕代偵。證據不能證明有犯罪事實而捕人。有些案件，尚無證據予以充分證明是犯罪嫌疑人所為，但是的確該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尤其是嚴重刑事犯罪或惡性犯罪，犯罪嫌疑人也存在“社會危險性”，偵查羈押期限屆滿，如果不批捕將不得不改變刑事強制措施，此種情況下為了繼續保證案件的順利偵查，為了對受害人有交待，只好以捕代偵，先逮捕。

3、以捕代罰。把捕人當作刑罰。有學者認為基于刑法有判決前先行羈押可折抵刑期的規定，認為逮捕具有“同向同性”的特征，即逮捕是“先于懲罰”，刑罰是“終局懲罰”。[3]在這一學說的影響下，司法機關把逮捕這一刑事強制措施錯位的變成了懲罰犯罪的手段。

（二）犯罪嫌疑人權利被嚴重侵犯。正如盧梭所言，人之所有放棄自由，只是為了獲取更大的自由。逮捕作為最為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其直接剝奪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在做出逮捕決定時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以及律師的的意見，但是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對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逮捕措施，是否確有逮捕必要，完全由承擔控訴職能的公安、檢察機關決定。綜觀各國的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以及聯合國的有關公民權利公約和有關規則，我們發現國際社會對被逮捕和羈押的人的權利采取了許多特別保護的措施。被逮捕的公民主要有以下權利：（1）不受非法逮捕的權利；（2）不自證其罪的權利；（3）保持沉默的權利；（4）與律師單獨會見不被竊聽的權利；（5）在患病的情況下得到及時救治的權利；（6）得到人道的待遇和肉體、精神免遭摧殘的權利；（7）控告有關司法人員違法的權利。反觀我國法律，犯罪嫌疑人有如實供述的義務，并且不享有沉默權，這就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從案件進入審查起訴環節才可以聘請律師進行辯護，也就是說在審查批捕環節律師不可能有效介入到刑事訴訟之中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以上這些顯然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

(三)浪費司法資源。根據訴訟效率原則，應當盡量以最小的司法資源投入來實現刑事訴訟的目的。[4]司法實踐中不適用逮捕必要性條件，勢必會增加逮捕的人數，這不僅增加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違背訴訟經濟原則。當前我國羈押場所在警員數量、機構規模、場地經費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有些地方沒有專門羈押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場所，因此簡單的做出逮捕的決定必然會增加羈押場所的壓力，增加司法成本。

三、逮捕必要性條件虛置的原因

（一）對逮捕性質認識異化，人權意識淡薄。逮捕本身屬于刑事強制措施的一種，其制度價值在于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在于控制犯罪。然而司法實踐過程中，部分偵查人員把逮捕錯誤的理解為一種懲罰犯罪的方式，對逮捕賦予了便于繼續偵查、防止再犯、懲罰犯罪的功能，認為如果不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偵查工作的順利展開，不利于獲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同時，盡管近年來理論界、實務界更加重視無罪推定原則、比例原則的研究，但是受多年來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偵查人員仍然習慣把犯罪嫌疑人當成了罪犯，以構罪即捕為標準濫用逮捕權，使犯罪嫌疑人未經審判而先受刑罰處罰。

（二）必要性情形以及證明責任承擔規定含混。目前我國立法在逮捕必要性、社會危險性概念上都比較抽象，沒有給出明確的規定，只是例舉了幾種情形，其適用范圍相當有限，這必然導致司法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只能根據自己對法律和案件的理解做出是否批捕的決定。由于必要性情形缺乏實際操作性，檢察人員也忽視對于必要性情形和社會危險性的評估，最終導致了逮捕必要性條件在實踐中的真空狀態。同時，法律規定了偵查機關在提請審查逮捕環節中需要提交相應的卷宗材料，但是沒有明確規定偵查需要提供逮捕必要性條件的證據，即證明犯罪嫌疑人確有逮捕必要，這就導致檢察機關無法實際掌握必要性條件的相關證據，加之審查逮捕期限較短，檢察人員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進一步獲得證據，只能根據偵查機關提供的不全面的證據材料做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

（三）實踐中缺乏對于“逮捕必要性”證據的重視。對逮捕證據條件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有證據證明可能判處尤其徒刑以上刑罰，有證據證明有逮捕的必要。[5]“三個要件中，證據要件、刑罰要件是前提，必要性要件是關鍵，三個條件缺一不可，每個條件都應當有證據證明?！盵6]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方面重視犯罪事實證據的搜集，忽視對逮捕必要性條件的證據搜集，把構罪即捕作為提請案件批捕的標準，偵查機關在移送案件中為了順利批捕，將有利于批捕條件的證據裝入卷宗，而將部分證據材料不入卷，影響了檢察機關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影響了案件辦理質量。一些偵查人員法律知識不夠，對法律的理解不到位，對逮捕的地位認識不準，他們認為只要移交主要的證據材料就可以了，其他的證據可以不移交。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在批捕環節也不重視對逮捕必要性證據的審查把關，對于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材料即使沒有相關的逮捕必要性證據材料，也簡單的根據構罪即捕的理論作出批捕決定。新刑訴法背景下的立法完善

（一）轉變觀念，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一是應樹立逮捕權是監督權的理念。適用逮捕措施是法律監督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刑訴法規定的逮捕權和偵查權分離的應有之義，從法理的精神來講，批捕權除保障訴訟順利進行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權。法律規定逮捕權由檢察機關行使，就是為了更好的監督偵查，保障人權。二是樹立在適用逮捕措施上的“慎捕”的理念。逮捕是一把雙刃利劍，一方面是打擊犯罪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為代價的一種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刑訴法明確規定了適用逮捕的三個條件。這說明，逮捕并非刑事追訴的必經程序、必過關口，而只是為防止出現逃跑、串供或者毀滅罪證等妨害刑事追訴的情況發生及發生其他社會危險性而設置的一種例外性的強制措施。為此，必須對逮捕進行重新認識。首先對逮捕作用的認識應從獲取證據向保障訴訟轉變。逮捕的作用是為了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以及防止犯罪嫌疑人再發生社會危險性。適用逮捕措施必須有一定值和量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條件，而不能期望以逮捕的震懾力來突破口供以獲取證據。其次對逮捕條件的認識應從構罪即捕向兼具“三個條件”的轉變。雖然刑訴法對逮捕條件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將逮捕條件放寬到構罪即捕，而不去考慮罪輕罪重，是否有逮捕必要。第三，對逮捕的認識還應從實體意義上的處理向程序意義上的處理轉變。在一般公民傳統的感性意識中，逮捕是和定罪量刑聯系在一起的，逮捕就是一種處罰，這種不正確的觀點在部分司法人員的意識中也同樣存在，認為逮捕就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時常有采取公捕大會等形式宣傳打擊成果的現象，其實，逮捕只是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一個非必經的環節，逮捕雖然直接剝奪了人身自由，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種實體的處分。

（二）完善立法，制定逮捕必要性審查標準。新刑訴法采取外延例舉的形式，對逮捕必要性做了一定的解釋。具體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梢哉f新刑訴法對于逮捕必要性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裁量權的恣意擴張，但是該項內容畢竟是例舉式的不可能窮盡司法實踐中的復雜情況，因此需要司法解釋從概念內涵角度進行進一步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雙向說明制度。所謂逮捕必要性雙向說明制度是指，偵查機關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證據的同時，應積極收集是否有逮捕必要的證據;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提供證明涉嫌犯罪的證據外，還應當提供逮捕必要性雙向證明材料。檢察機關審查逮捕案件，應當對偵查機關提供的逮捕必要性說明和相關的證明材料進行審查;檢察機關以無逮捕必要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的，應當說明理由，并且可以建議公安機關依法采取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等措施。

（四）建立了聽取雙方意見制度。審查批準逮捕過去一般是書面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材料，是一種單向性的審查，就是只聽偵查機關的意見，沒有聽律師和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的意見。新刑訴法第86第1款條規定三種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情況?！皯敗?，即當出現上述三種情況屬于成為法定情形，必須進行訊問犯罪嫌疑人，克服了檢察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訊問犯罪嫌疑人的隨意性。對是否逮捕存在疑問的案件進行依法訊問，直接接觸犯罪嫌疑人，可以獲取案件當事人第一手資料，從而能夠更為全面的了解案情，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做到證據扎實、案情明了。新刑法86條第2款中規定了審查逮捕過程中，如果律師提出了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此處使用“應當”，也就是說此處賦予了辯護律師陳述意見權，相對應的也就是審查逮捕工作人員必須聽取辯護律師的陳述，這樣客觀上增加了對犯罪嫌疑人的保護力度，使審查逮捕工作人員能夠“不可選擇”了解案件情況。

（五）完善逮捕必要性審查相關配套制度?？疾齑侗匾灾贫龋獜膶嵢坏慕嵌冗M行思考，要想真正做到慎用逮捕，就必須尋求到能夠替代逮捕措施又不影響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的方式，從我國當前的刑事強制措施種類上來看，要想控制逮捕數量的同時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需要進一步完善非羈押強制措施，細化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規定。結語

新刑訴法還沒有正式施行，但是我們能夠通過法律條文感受到立法者對于審查批捕工作的重視、對于人權的高度關注，盡管新刑訴法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予以完善，但是我們相信新刑訴法的實施必將使我國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道路上邁出重要堅實的一步。

第三篇：關于適用逮捕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解答

關于適用逮捕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解答

認真執行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深入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結合本市刑事辦案工作實際，現就適用逮捕措施的有關問題解答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逮捕條件作了哪些新的規定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同時明確了五種判斷社會危險性的具體情形；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二、應當如何看待逮捕措施的法律意義和社會效果

逮捕作為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強制措施，其法律意義：一是確定有犯罪事實發生，確定有證據證明犯罪行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二是便利偵查工作的開展和證據的收集完善，確保犯罪依法得到追訴；三是確保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資源。

同時，逮捕措施還具有其特殊的社會效果：一是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為性質的認定和人身自由的嚴格控制，彰顯刑事訴訟的嚴肅性；二是通過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社會隔離，防止可能發生新的社會危害或者加劇、擴大矛盾；三是強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有利于轉化社會對抗因素；四是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減少消極影響。

三、目前逮捕措施適用工作中應當注意避免哪些問題

偵查機關應當注意避免以下問題：一是“隨意提捕”，在沒有犯罪事實、沒有證據或者主要證據之間存在重大矛盾的情況下，用提請逮捕轉移工作責任；二是“夠罪即報”，不注重對犯罪行為危害后果、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認罪態度、悔罪表現、是否符合非羈押措施適用條件的評價和證據的收集；三是“以捕代管”，混淆一般違法與刑事犯罪的界限，用逮捕措施代替行政處罰和其他管理措施。

檢察機關應當注意避免以下問題：一是“片面判斷”，將犯罪嫌疑人發生社會危險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可能性等同為現實性，不做預見性地判斷；二是“機械執法”，對逮捕標準“一刀切”式地機械掌握，特別是對逮捕必要性的審查把關不細、評價不準；三是“標準過高”，脫離實際，一律將逮捕證據標準直接等同于起訴或者審判的標準；四是“說理不清”，對案件的關鍵事實和證據存在的問題，分析、說理不到位。

四、不屬于“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情形有哪些

“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是指根據已查明的犯罪事實和情節，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以下情形不屬于“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一是涉嫌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沒有徒刑以上刑罰的；二是具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三是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的。

五、如何把握“社會危險性”的有關具體情形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是指有一定證據證明或者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犯罪習性表明其可能實施新的犯罪。一般可以從以下幾種情形來把握：一是多次實施犯罪或者有較嚴重違法經歷，如屬于慣犯、流竄犯的，在3年內因故意實施違法行為被勞動教養過的，3年內被治安拘留處罰2次以上又實施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的等。二是特定犯罪中的犯罪誘因和基礎仍然存在，如恐怖活動犯罪、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員尚未歸案，贓款贓物及主要作案工具尚未起獲收繳的。三是罪行較重卻不能認罪悔罪，如故意實施嚴重危害公眾利益和群眾安全感的犯罪，到案后不進行自我反省，沒有積極賠償、補救等真誠認罪悔過實際表現的。四是其他有證據證明或者線索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經開始策劃、預備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是指有一定證據或者跡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發前或者案發后正在積極策劃、組織或者預備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有組織或者團伙性的違法犯罪、暴力性違法犯罪、危及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違法犯罪、妨害社會管理活動的違法犯罪以及可能引起被害人和群眾強烈不滿的非法活動等行為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歸案前已經著手實施或者歸案后企圖實施毀滅、偽造、隱匿、轉移證據的；拒絕提供重要證據可能導致證據滅失的；對證人、鑒定人等訴訟參與人及其近親屬采取暴力、威脅、恐嚇、引誘、收買等手段阻撓、干擾作證的；不如實、全面供述犯罪事實可能向在逃同案犯通風報信或者與其串供的等。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是指有一定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誣告、陷害，威脅、恐嚇，詆毀人格名譽，利用職權刁難、要挾、迫害等行為，以及采取其他方式滋擾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正常生活、工作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是指有一定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揚言實施或者著手實施服毒、墜樓、自焚、自爆等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極端行為；以暴力、威脅手段抗拒抓捕，或者實施制定計劃、準備工具、自傷、自殘等企圖逃避司法機關控制的行為。

六、提請和審查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案件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對于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應當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予以認定。偵查機關在提請批準逮捕時，除提供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違反規定和情節嚴重的證據外，還應當提供偵查機關依法定程序履行執行、傳訊、檢查、管理等職責的證明材料。

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過程中，除對證明犯罪嫌疑人違反規定和情節嚴重的證據進行審查外，還應當依據逮捕的證據條件和刑罰條件，審查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被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對于不符合證據條件或者刑罰條件的，不應當予以逮捕。

七、哪些情形可以不適用逮捕措施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較輕，沒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且屬于預備犯、中止犯，或者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賠、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的；過失犯罪后有悔罪表現，有效控制損失或者積極賠償損失的；因鄰里、親友糾紛引發的傷害等案件，犯罪后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的；老年人或者殘疾人，身體狀況不適宜羈押的；年滿十八周歲的在校學生，本人有悔罪表現，其家庭、學校或所在社區以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具備監護、幫教條件的；其他具備有效監管條件，不予羈押不致危害社會或者妨礙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等，一般可以不予逮捕。

“其他具備有效監管條件”一般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從業、家庭及工作環境等情況進行分析判斷，如犯罪嫌疑人在京有無合法的固定住所、有無合法的固定工作、有無適格的保證人等。在京有合法自購并實際居住的住房，或者有合法登記的租住、寄住的居所，可視為有“固定住所”。在合法注冊登記的工作單位持續工作6個月以上，且所在單位表示繼續留用或者能夠履行監管職責的，可視為有“固定工作”。

八、對特殊人員確需適用逮捕措施的應當如何辦理

對于犯罪嫌疑人系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偵查機關認為確需逮捕的，應當經市級偵查機關法制部門審查同意后，提前向同級檢察機關通報并會商，同級檢察機關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報上一級檢察機關審查提出意見后決定。

九、如何提供和審查證明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材料

偵查機關在提請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在制作《提請批準逮捕書》的同時，還應制作《適用逮捕理由意見書》。主要圍繞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應當或可以逮捕的條件及相關證據或證明材料加以具體說明，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認罪態度、平時社會表現、有無前科劣跡、是否為在校學生、有無固定住所及工作、是否存在干擾訴訟、打擊報復或自殺、逃跑等社會危險性、是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是否身份不明、是否嚴重違反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規定等情況，并應當提供犯罪嫌疑人健康狀況、前科劣跡的材料，在京居?。〞鹤?、租?。⒕蜆I、就學登記等相關證明材料。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近親屬提供的申請、證明材料，也應當隨案一并移送。

檢察機關應當對偵查機關提供的事實證據材料和社會危險性材料、羈押必要性證明材料進行全面審查，根據法定情節、酌定情節等因素綜合評估案件處理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依法做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檢察機關決定不（予）批準逮捕的，應當制作《不（予）批準逮捕理由說明書》，詳細說明不采納偵查機關提出的應當適用逮捕措施意見的理由。其中，對于因證據不足不予批準逮捕，需要進一步偵查取證的，應當另附《補充偵查提綱》。

十、偵檢機關對限時補充證據的逮捕案件應當重點開展哪些工作

檢察機關對于現有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已經基本構成犯罪，認為經過進一步偵查能夠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證據，確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后，可以作出批準逮捕決定，但同時必須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偵查機關發出補充偵查提綱，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實和需要補充收集、核實的證據，并及時了解補充取證情況；二是批準逮捕三日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備案，并抄送本院公訴部門；三是偵查機關在執行逮捕后二個月的偵查羈押期限屆滿時，仍未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證據的，應當撤銷批準逮捕決定。

對檢察機關提出限時補充證據要求的逮捕案件，偵查機關應當認真開展以下工作：一是偵查、預審部門應當指定專人按照檢察機關發出的《限時補證逮捕案件繼續偵查取證意見書》的要求，積極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二是偵查機關法制部門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批準逮捕一個月、兩個月期限屆滿前5日，聽取證據的補充查證情況，提出下步工作意見；三是在犯罪嫌疑人偵查羈押期限屆滿前10日，偵查機關法制、預審、偵查部門應當會同檢察機關偵查監督、公訴部門會商案件偵查進展情況。檢察機關應當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前將工作意見及時書面通知偵查機關，最大限度確保案件得到依法有效處理。

偵查機關未按照規定與檢察機關會商，或者未征得檢察機關同意而提請延長偵查羈押期限或者移送審查起訴的，檢察機關可以視情況撤銷逮捕、糾正違法或者不予受理。

十一、偵檢機關如何強化對逮捕措施適用工作的整體研究

各級偵檢機關應當建立逮捕強制措施適用工作的研究分析機制。一方面，偵檢機關應當定期相互通報逮捕強制措施適用的有關數據及分析研究情況，重點對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不批準逮捕的有關情況進行分析，剖析典型案例，確保及時發現偵檢機關在逮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另一方面，偵檢機關應當定期召開逮捕措施適用工作的專題聯席會議，協調解決當前逮捕措施適用工作中存在的傾向性、普遍性問題。必要時共同組織開展專項調研、規范性文件起草的工作，確保進一步統一偵檢機關的執法認識和執法標準。

十二、其他偵查機關辦理的案件適用逮捕措施時如何執行

檢察機關自行立案偵查的案件、審查起訴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的案件需要使用逮捕措施的，參照本《解答》相關內容執行。

十三、有特殊規定時，如何適用逮捕措施

對適用逮捕措施有特殊規定時，按照特殊規定執行。

第四篇：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

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

（2001年8月6曰 高檢會[2001]10號）

為了進一步加強人民檢察院和＝機關的配合，依法適用逮捕措施，加大打擊犯罪力度，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維護社會穩定和市場經濟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現對人民檢察院和＝機關依法適用逮捕措施的有關問題作如下規定：

一、＝機關提請批準逮捕、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都應當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

（一）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是指同時具備以下三種情形：1．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2．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3．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有查證屬實的。

“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實。其中“犯罪事實”既可以是單一犯罪行為的事實，也可以是數個犯罪行為中任何一個犯罪行為的事實。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為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有逮捕必要”：

1、可能繼續實施犯罪行為，危害社會的；

2、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3、可能自殺或逃跑的；

4、可能實施打擊報復行為的；

5、可能有礙其他案件偵查的；

6、其他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情形。

對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暴力犯罪和多發性犯罪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以及可能有礙偵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應予逮捕。

（三）對實施多個犯罪行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本條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逮捕：

1、有證據證明有數罪中的一罪的；

2、有證據證明有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

3、共同犯罪中，已有證據證明有犯罪行為的。

（四）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下列違反取保候審規定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予以逮捕：

1、企圖自殺、逃跑、逃避偵查、審查起訴的；

2、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干擾證人作證行為，足以影響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正常進行的；

3、未經批準，擅自離開所居住的市、縣，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的；

4、經傳訊不到案，造成嚴重后果，或者經兩次傳訊不到案的。

對在取保候審期間故意實施新的犯罪行為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予以逮捕。

（五）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情節嚴重”，應當予以逮捕：

1、故意實施新的犯罪行為的；

2、企圖自殺、逃跑、逃避偵查、審查起訴的；

3、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干擾證人作證行為，足以影響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正常進行的；

4、未經批準，擅自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5、未經批準，擅自會見他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會見他人的；

6、經傳訊不到案，造成嚴重后果，或者經兩次傳訊不到案的。

二、＝機關在作出是否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決定之前，應當對收集、調取的證據材料予以核實。對于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應當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對于不符合逮捕條件但需要繼續偵查的，＝機關可以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機關認為需要人民檢察院派員參加重大案件討論的，應當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派員參加。參加的檢察人員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礎上，應當對偵查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

三、人民檢察院收到＝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后，應當立即指定專人進行審查，發現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提請批準逮捕書、案卷材料和證據不齊全的，應當要求＝機關補充有關材料。

對＝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符合逮捕條件的，應當批準逮捕。對于不符合逮捕條件的，或者具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并說明理由。

對＝機關報請批準逮捕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在審查逮捕期間不另行偵查。必要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可以派人參加＝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

四、對＝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接到提請批準逮捕書后的七曰以內作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未被拘留的，應當在接到提請批準逮捕書后的十五曰以內作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不得超過二十曰。

五、對不批準逮捕，需要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通知提請批準逮捕的＝機關補充偵查，并附補充偵查提綱，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實和需要收集、核實的證據。

六、對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提綱中所列的事項，＝機關應當及時進行偵查、核實，并逐一作出說明。不得未經偵查和說明，以相同材料再次提請批準逮捕。＝機關未經偵查、不作說明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

七、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決定，＝機關應當立即執行，并將執行回執在執行后三曰內送達作出批準決定的人民檢察院；未能執行的，也應當將執行回執送達人民檢察院，并寫明未能執行的原因。對于人民檢察院決定不批準逮捕的，＝機關在收到不批準逮捕決定書后，應當立即釋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并將執行回執在收到不批準逮捕決定書后三曰內送達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的人民檢察院。如果＝機關發現逮捕不當的，應當及時予以變更，并將變更的情況及原因在作出變更決定后三曰內通知原批準逮捕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變更不當的，應當通知作出變更決定的＝機關糾正。

八、＝機關認為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有錯誤的，應當在收到不批準逮捕決定書后五曰以內，向同級人民檢察院要求復議。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收到＝機關要求復議意見書后七曰內作出復議決定。

＝機關對復議決定不服的，應當在收到人民檢察院復議決定書后五曰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收到＝機關提請復核意見書后十五曰以內作出復核決定。原不批準逮捕決定錯誤的，應當及時糾正。

九、人民檢察院辦理審查逮捕案件，發現應當逮捕而＝機關未提請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建議＝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機關認為建議正確的，應當立即提請批準逮捕；認為建議不正確的，應當將不提請批準逮捕的理由通知人民檢察院。

十、＝機關需要延長偵查羈押期限的，應當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七曰前，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移送提請延長偵查羈押期限意見書，寫明案件的主要案情、延長偵查羈押期限的具體理由和起止曰期，并附逮捕證復印件。有決定權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前作出是否批準延長偵查羈押期限的決定，并交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送達＝機關。

十一、＝機關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需要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決定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同時報送原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人民檢察院備案。

十二、＝機關發現不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撤銷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應當立即釋放，并將釋放的原因在釋放后三曰內通知原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人民檢察院。

十三、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機關予以糾正，＝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十四、＝機關、人民檢察院在提請批準逮捕和審查批準逮捕工作中，要加強聯系，互相配合，在工作中可以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互通有關情況。

十五、關于適用逮捕措施的其他問題，依照《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檢察院、＝部關于適用刑事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和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五篇：涉案輕罪外來人員適用逮捕情況分析

涉案輕罪外來人員適用逮捕情況分析

涉案輕罪外來人員適用逮捕情況分析

逮捕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與意義同其他強制措施一樣，是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發生逃避訴訟、串供、毀滅或偽造證據等妨害訴訟的行為；防止犯罪嫌疑人繼續危害社會；防止犯罪嫌疑人發生人身意外；對其他人員產生威懾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審

查起訴的犯罪嫌疑人中屬外來人員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總人數逮捕率15個百分點。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較輕，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占到了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總人數的63.3左右。可見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犯有輕罪的多，適用逮捕的也多。這種現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罪輕的仍適用逮捕主要是由外來人員的特點特定的。

外來人員從報表分析來看，具有以下特點：

戶籍在本省以外，多為外省農村人口（身份為農民的占外來人員的75）；戶籍地普遍經濟不如現居住地發達（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職業多數為在企業、工場打工人員，少數從事小生意或收舊，另有部分無業；他們的工作多不穩定，勞動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農村租住房或工廠宿舍，人員流動性強；在本地沒有固定財產，基本沒有本地人為親屬。

外來人員的特點決定了他們通常沒有足以提供擔保的財產，也沒有符合條件的人能擔當保證人，更沒有可供監視居住的本地住所，從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強制措施的客觀條件。同樣因為外來人員戶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強制措施的話，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將犯罪嫌疑人查緝歸案，將耗費大量的財力、人力。從司法的經濟效率目標考慮，辦案機關自然愿意對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適用逮捕措施。外來人員可能逃跑，導致個案訴訟成本急劇增加的危險是實踐中不愿對即使犯輕罪的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適用逮捕以外的強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國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機關間的聯系配合能力，對非逮捕強制措施的執行現狀，司法機關的人力、財力、科技力以及人們對強制措施與刑罰的關系的認識等原因也都影響著對涉案外來人員適用強制措施的決定。對外來人員更多的適用逮捕，客觀原因是一般不具備可以采取其他強制措施的條件和情況；主觀原因是辦案人員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況出現。

外來人員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證了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案件訴訟的順利進行，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羈押人數不斷增加，加大了國家總體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羈押時間的存在事實和司法慣性等因素，導致犯有輕罪也難得輕罰，譬如盜竊1000余元的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如果用了1個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個月的偵查期，公訴機關又用了1個月的審查起訴期，移送法院時犯罪嫌疑人已羈押4個多月，一般也就會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而不太會處以拘役刑罰了；尤其明顯的后果是與本地人員犯罪嫌疑人相對照，實踐中會因為采取強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罰，甚至本地人員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輕，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來人員如被逮捕往往被判處有期徒刑；本地人員卻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審后被判處有期徒刑但適用緩刑。

雖然從保障人權等現代刑法理念來看，嚴格逮捕的適用，加大取保候審等非監禁強制措施的運用是法制社會的必然趨勢。但我國現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觀念、司法機關的監管水平都未達到可將外來人員平等、較多的適用非監禁的強制措施的地步。對外來人員較多的適用逮捕是客觀現實的需要，恐怕暫時還沒有其他辦法改變。雖然有人提出可區分條件對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適用其他強制措施，但現實中具備條件的外來人員畢竟是少數。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減少逮捕的適用，需要外來人員越來越多的在本地“生根發芽”，以及社會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縮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漸淡化，對人口流動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條件的逐漸具備，從而逐步改變現在外來人員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現狀，最終實現強制措施的更合理適用。

對適用逮捕的犯輕罪的外來人員，在訴訟中也并非無可改善。最現實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訴訟進程，盡量縮短判決前的羈押期限。現行訴訟法對逮捕后的偵查期限一律規定為2個月，疑難復雜案件可以依法延長。而實踐中大多數案件在提請逮捕前的拘留期間已將案情偵查完畢，真正逮捕后才詳細偵查的為數不多。審查起訴的審查期間也一律規定為1個月，只有在審判階段才區分了普通審與簡易審的不同審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別。而實踐中簡單案件的真正偵查時間、審查起訴時間、審判時間常常用不了幾天。在案件繁多的情況下，從立案、拘留、逮捕、起訴到判決在1個月左右的也不乏實例。故對可能判處較輕刑罰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為界，即可判處緩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

在押的應確立偵查結束后快捕快訴快判的規定或慣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來人員有獲與其罪行相應的較短的監禁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