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附條件逮捕制度的價值分析畢業論文

附條件逮捕制度的價值分析摘 要：最高人民檢察院朱孝清副檢察長在2005年全國檢察機關第二次偵查監督工作會議中提出了審查批捕新制度，即附條件逮捕制度。該制度經過近幾年來的研究與實踐，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工作方式。但該制度在學界和實務界中仍有著一定的爭議

關鍵詞：偵查監督;附條件;逮捕價值

附條件逮捕，又稱有條件逮捕、相對批捕，是司法實踐中在《刑事訴訟法》第60條之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多年實踐經驗反思、總結、研究出來的，針對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和批捕辦案的工作實際提出的一項工作措施。該項措施對打擊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得到了各級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的普遍認同，但該做法同時也引起了法學界和實務界的較大爭論：該制度有沒有法律基礎等正當性依據？是法治的進步還是倒退是單向的追求懲罰犯罪還是兼有人權保障的價值？本文試以附條件逮捕制度的產生背景、近況及司法實踐等角度探析附條件逮捕制度價值及制度完善。

一、附條件逮捕制度的產生背景

“附條件逮捕”最早見于2003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聯合簽發的《關于絕對不捕、相對不捕、存疑不捕和有條件批捕的使用條件的規定》。這一措施是針對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實際需要且在總結多年工作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對進一步加大打擊合力具有積極的作用和作用[1]。

2005年5月11日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第二次偵查監督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朱孝清副檢察長提出：對逮捕條件要正確把握，其中“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這一條件，要以“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構成犯罪”為原則，以“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基本構成犯罪”為例外[2]7。學界認為，朱孝清副檢察長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這一條件的定位，實際上為后來研究附條件逮捕制度提供了方向。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總結各地檢察機關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頒布了《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其中明確規定：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一般是指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已構成犯罪，對于證據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構成犯罪，認為經過進一步偵查能夠取到定罪所必須的證據，確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經過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可以批準逮捕并應當采取以下措施：1）向偵查機關發出補充偵查提綱，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實和需要補充收集、核實的證據，并及時了解補充取證情況；2）批準逮捕后三日內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備案；3）偵查機關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時，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證據的，應當及時撤銷批準逮捕決定。筆者認為，該“標準”的確立，事實上確立了一項新的審查逮捕工作措施，即本文要探討的附條件逮捕制度。

二、附條件逮捕制度的實踐價值淺析

（一）之前有多個司法解釋作出了何謂“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解釋，定義模糊，附條件逮捕制度較好地解決了這個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六機關聯合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不足的規定》第26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是指同

時具備下列三個條件，一是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二是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三是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有查證屬實的。1998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86條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解釋與此規定相同。199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檢察機關貫徹<刑事訴訟法>若干不足的一件》中規定“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行為；二是有證據證明該犯罪行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三是證據必須確實。1998年公安部修訂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16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是指同時具備下列情形，一是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二是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三是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本文來源: 華融經濟學論文網 http://.cn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同時有著多種解釋，一方面源于不同的司法機關在實踐中的工作視覺與側重點有所差別；另一方面，也有著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所規定的“有證據”和“犯罪事實”兩個要件定義相對模糊的不足，“有證據”沒有一個具體的量化標準；“犯罪事實”則沒有清晰的界定范圍，這就造成在司法實踐中，不同的辦案部門、不同的承辦人容易產生不同的理解甚至分歧。附條件逮捕制度對此作出了比較明確的定義，為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批準逮捕時提供了相對清晰和統一的標準。

（二）附條件逮捕實際上是《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的逮捕條件價值回歸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經對逮捕的條件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將原來比較嚴格的要求逮捕必須是“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放寬至“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有利于打擊犯罪[3]129。

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顯著降低了逮捕的證據要求，筆者認為，這只是在法律層面上降低了批準逮捕的標準，即批準逮捕的“法定標準”是降低了。實際上，司法實踐中，批準逮捕“法定標準”之外還有著著一個“實踐標準”，而該“實踐標準”不僅絲毫沒有降低，甚至是沿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起訴標準，遠遠高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發生”這一法定標準。為什么在逮捕的“法定標準”之外還有著著一個實踐標準呢？究其理由，是因為雖然“法定標準”降低了批準逮捕的門檻，固然有利于開展偵查活動，以而有力打擊犯罪，但是卻由此換來了高羈押率的不足。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相關數據顯示，全國檢察機關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終在90%左右，相對于保障偵查活動而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羈押率，似乎是一個更嚴重的不足，因此，各級檢察機關均嚴格把關批捕條件，并將“錯捕率”作為考核基層檢察工作的重要標準，在目前刑事賠償和錯案追究制度的雙層壓力下，辦案人為了降低錯案的風險，“自覺”地沿襲著舊刑事訴訟法的批捕觀念，人為地將批準逮捕的標準“升格”到等同于起訴標準。不同的訴訟階段，有不同的證明標準和要求，訴訟的推進本來就是一個層層過濾的過程[4]102。這種以“能捕、能訴、能判”的工作要求掌握批捕標準的做法，以及過于嚴格的證明標準不僅有悖于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而且不符合刑事訴訟的進展規律[5]32。同時，也影響了逮捕功能的正常發揮，導致犯罪嫌疑人被釋放或者逃跑、串供、毀滅、隱匿證據，一些有補充偵查余地的案件被消化掉，使犯罪嫌疑人逃脫法律追究，被害人的合法權利無法得以保障[6]。逮捕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種強制手段，以通過剝奪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以而實現保障刑事偵查乃至刑事訴

訟的順利進行，至于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后，后面提起的刑事訴訟對其行為是否作出有罪評價，不有著必然性，即并非要求被逮捕的對象都必然構成犯罪。因此，批準逮捕，必須要以“有證據證明的事實構成犯罪為原則，證據所證明的實施基本構成犯罪為例外”，“基本構成犯罪就是八九不離十”為指導

[7]113。以這個作用上講，附條件逮捕制度的設立，可以把批準逮捕實踐中以奉行的過于嚴苛的“實踐標準”往較寬松的“法定標準”方向上過渡，達到“法定標準”與“實踐標準”的相對平衡，以而實現逮捕制度設計的立法價值回歸。

（三）實行附條件逮捕制度，有利于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是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其核心含義就是要針對犯罪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本文來源: 華融經濟學論文網 http://.cn 畢業論文

第二篇：逮捕數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異化及其矯正——逮捕數量與逮捕率的理性解讀

來源：考試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試吧：中國教育培訓第一門戶】 論文大全

百度推廣

摘要：我國實行逮捕與羈押一體化，實踐中極高的逮捕率導致羈押普遍化，超期羈押問題長期存在，對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損害。逮捕措施的濫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異化。改革逮捕制度，不僅要解決超期羈押問題，走出“前清后超”、“邊清邊超”的怪圈，更要著眼于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的憲法條款，減少逮捕數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矯正異化了的逮捕功能，改進逮捕審查決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關鍵詞：逮捕數量 逮捕率 理性解讀 功能異化

閱讀200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有這樣一段話似乎令人“振奮”：“面對刑事犯罪多發、治安形勢嚴峻的狀況，各級檢察機關認真履行批準逮捕、提起公訴職能，??依法快捕快訴，始終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嚴厲打擊??犯罪，全力維護社會安定。全年共對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訴867186人，分別比上年增加8．3%和9．3%。”類似的語句在歷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都可找到，可謂司空見慣，似乎不足為奇。從報告中的語氣來看，檢察機關無疑是把不斷攀升的逮捕數字和與政府公布的GDP增長率相當的逮捕增長率作為一項巨大的工作成績來總結的，而且也獲得了社會較為廣泛的認可。然而，在法治和****成為普適價值的今天，這樣的觀念與保障****的現代法治理念顯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這種追求逮捕數量和逮捕率的觀念主導下，逮捕功能被嚴重異化，普遍羈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羈押這一顆毒瘤才難以清除。在“國家尊重和保障****”已經寫入憲法的情勢下，我們必須理性地解讀逮捕數量與逮捕率，矯正被異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將指出我國逮捕措施適用的現狀及其特點，陳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異化的表現，提出矯正之策，為我國逮捕制度的現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國適用逮捕的現狀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實踐中逮捕措施的適用具有三個特點。第一，逮捕數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來，每年逮捕的人數約在80萬左右。由于我國實行逮捕與羈押一體化，這就意味著每年新增大約80萬人遭受持續時間長短不等的未決羈押。如果加上往年積累下來的未決羈押人數，那么看守場所的實際羈押人數要多出許多。歷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顯示，逮捕率即檢察機關批準（決定）逮捕的人數與提起公訴人數之比，也相當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間，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訴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別上升24.5%和30.6%，逮捕率為98．23%。其中，2001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82萬名，提起公訴81．5萬人，逮捕率約為100．61%。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訴819216人，[①]逮捕率約為93．35%。2004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對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訴人數為867186人，[②]逮捕率約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訴407872人，[③]逮捕率約為99．08%。從近年的情況來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過100%。而從近三年的數字來看，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第二，羈押時間長。羈押分為拘留和逮捕后的羈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帶來羈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實施的未決羈押從偵查階段開始一般持續到一審判決生效或二審程序終結，伴隨整個訴訟過程，因此時間相當長。考察程序法律的變革可以發現，拘留和審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兩次被延長，即公安機關提請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從1954年《逮捕拘留條例》中的24小時延長到1979年《逮捕拘留條例》和《刑事訴訟法》中的3天（特殊情況下7天）再延長到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三類案件”的30天，而檢察機關審查逮捕的期限也相應地從48小時延長到3天再延長到7天。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但又規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情形，使得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義。如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發現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條的規定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對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共同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2條規定，“公安機關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由公安機關決定，不再經人民檢察院批準”，只須報人民檢察院備案。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29條則規定，“人民檢察院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應當由偵查部門提出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意見移送本院審查逮捕部門審查。審查逮捕部門審查后應當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的意見，報檢察長決定”。由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對各自管轄的案件有權自行決定重新計算羈押期限，實際上導致辦案期限和羈押期限合一，即偵查、審查起訴多長時間就羈押多長時間。此外，刑事訴訟法對于審查起訴之后的羈押期限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一般理解就是審查起訴、一審、二審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審查起訴階段退回補充偵查制度、審判階段檢察人員建議補充偵查可以延期審理制度與二審程序中發回重審制度，這就為羈押期限的延長留下了隱患。實踐中，檢察機關濫用退回補充偵查制度，上級法院濫用發回重審制度，導致程序倒流，刑事訴訟的時間被大大拉長，羈押的時間更是隨著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羈押期限成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義。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審查起訴階段，曾七次退回補充偵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陳國清等四人被指控搶劫出租車司機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被河北省高級法院三次發回重審，每次發回重審都退回補充偵查，該案在作出終審判決前被告人被羈押長達9年之久。[⑤]在這種情況下，羈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羈押大量存在，非法羈押“合法化”。超過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超過審查起訴期限、超審限關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問題由來已久。此外，還存在非法羈押“合法化”的問題。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1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內不能查清提請批準逮捕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此條與刑事訴法法第128條第2款的規定明顯相悖，因為后者規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中的羈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羈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據公安部的自行規定，超過刑事訴訟法規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長期以來，超期羈押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頑疾、一顆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擾著我國最高公安、檢察機關和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1993年至1999年全國每年超期羈押的人數一直維持在5萬至8萬人之間，1999年達到84135人，2000年為73340人，2001年為55761人。[⑥]為了治理超期羈押，在1987年至2001年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有關部門發布的有關通知和文件就多達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再次發文開展專項清理“超期羈押”活動，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檢察院11月25日推出預防和糾正超期羈押的八項規定，以防止、糾正檢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羈押現象反彈。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發布《關于推行十項制度，切實防止產生新的超期羈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動一直沒能走出邊清邊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響與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能夠發揮保障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功能；運用不好，就會產生消極影響和危害。這里筆者著重對逮捕特別是超期羈押的危害，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政府兩方面分別進行分析。

首先，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響與危害除了妨礙其辯護權的行使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臨失學、失業的現實危險。（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秩序陷于混亂。其家庭成員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定“社會關系”的，就動員各種力量四處“活動”，試圖通過關系獲得取保候審，由此增加了經濟負擔也催生了****；沒有“社會關系”的，則不斷申訴、上訪，勞民傷財；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響難以估量；還有的造成婚姻關系的破裂，帶來家庭的變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員的生活受到影響。（3）羈押條件有限導致看守所人滿為患，一方面出現交叉感染現象，另一方面容易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產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會心理，不利于回歸社會。考察一下我國看守所的羈押狀況，就可得出這樣的判斷。（4）對于罪輕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實際羈押期限超過了應判處的刑期，侵害了其權利，也給法院的公正審判帶來極大的尷尬與被動，實踐中甚至出現了羈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現象，或者本可以判處緩刑的卻判處了實刑，以此來規避賠償義務。近年來，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數都大大超過了判處徒刑刑罰人數。如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決生效747096人。判處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緩期2年執行）的158562人，判處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共計516553人，而同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達764776人，由此，超過25萬人被逮捕而未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從逮捕條件來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0條的規定，逮捕的刑罰要件為“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雖然檢察機關在審查判斷時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是超過25萬的被逮捕人沒有達到刑罰要件，法律的尊嚴與****保障功能又如何體現呢？（5）對于未構成犯罪或者依法不應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則侵權性質更為嚴重，往往無法補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報告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公訴案件的無罪判決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這一數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對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訴819216人，職務犯罪案件提起公訴26124人，以上合計845340人，而同年全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決生效747096人，因為每年都會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這一因素，那么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人數與法院實際判決的人數相比的話，就有近10萬人的差額。這些人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而法院并沒有作出判決。

對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極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1）羈押需要投入巨額的財政資金。從經濟學的角度說，羈押是需要支付經濟成本的耗費司法資源的行為。為了羈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備警力、管教人員、醫務人員，提供后勤保障，這意味著政府巨額的財政支出。不必要的羈押帶來了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負擔，使得原本緊缺的司法資源更加捉襟見肘。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項建設事業都需要大量資金，在羈押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對其他事業的發展不利。據估算，羈押一人一年的費用約為1萬元人民幣。如果以一名學童每年200元的學費計算，這些錢足夠50名失學兒童1年的學費。如果每年少羈押10萬人，就可節約出500萬名失學兒童1年的學費。而投資教育的積極意義顯然無需贅言，不僅提高國民素質以及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減少貧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進國家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筆帳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在發達國家同樣存在。如在英國，羈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費用約為600英鎊，[⑨]而倫敦地鐵司機的周均工資不及500英鎊。經濟成本高昂成為英國保釋制度發達的重要因素。被羈押人是人力資源，不僅不能創造社會財富，卻要消耗社會財富，這對國家的發展也是一種損失。（2）政府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實踐中的普遍羈押以及超期羈押，過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憲法保障****的權威性降低，對我國的國際形象是一個巨大的損害，而由此給政府在國際上的消極影響也是相當大的。（3）公安機關以及檢察機關面臨違反程序辦案以及侵犯****的壓力與指責，嚴重損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羈押難，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對普遍羈押的現實，超期羈押的預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務重、難度大。而清理超期羈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財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羈押增加了因錯案而致國家賠償的幾率，同時因承擔錯誤逮捕的國家賠償責任，而使得檢察機關糾正錯案愈加被動與困難。有的檢察機關為了規避賠償責任，或者勉強起訴，或者解除逮捕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無法洗清“罪名”，由于沒有明確的結論，無法申請國家賠償。

三、逮捕功能的異化

面對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數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應當如何理性解讀呢？應當說，強調普遍逮捕與高逮捕率與****入憲的精神以及無罪推定這一刑事訴訟根本原則是相違背的。在現代刑事訴訟中，未決羈押作為一種例外措施被嚴格限制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款規定，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但可規定釋放時應保證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席審判，并在必要時報到聽候執行判決。國外的實踐也體現了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國家，保釋制度相當發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釋在外等待開庭。這一方面降低了羈押的數量，節約了司法資源，也維護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陸法系國家，同樣在強化對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國，有關自由被告人在開庭前夜自動入獄的規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廢除。[⑩]但在我國實踐中，逮捕被過多、過濫地適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異化了。逮捕功能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逮捕成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數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擊犯罪，重社會穩定的產物。我國傳統訴訟觀念認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作為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職能，是通過對犯罪實施偵查和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來實現的。事實上，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同樣是把逮捕作為打擊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數量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成果來看待的，尤其是作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力度之大來宣傳的。多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年一度的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準、決定逮捕和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人數的內容，公安機關也進行提請批準逮捕人數及批準比例的統計。誠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每年的工作報告以及公安部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我國逮捕數量非常大，逮捕適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案件的批準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為89．9%。2002年批捕率為92．42%，2003年批捕率為92．78%。[11]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普遍把批捕率作為一項重要的考核指標，有些地方的檢察機關甚至規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如有的地方為5%，有的地方為7%，以避免打擊不力。在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逮捕時常見的情形是：公安機關通過種種手段向檢察機關刑檢部門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訴率。在此過程中，公安機關有了高批捕起訴率就可以稱打擊犯罪多么有效，檢察機關對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順水推舟，而將案件批捕起訴。有些地方，檢察機關作出不批捕決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機關說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即便是這樣的案件，檢察機關也要和公安機關充分協商溝通，才能獲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為衡量公安機關偵查工作質量的指標，作為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打擊犯罪是否得力的標尺。在一個時期內，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即認為是打擊不力的表現，進行過問甚至干預。

衡量逮捕制度的優劣與法治化水平，應以****保障的程度為標準。以批準逮捕的案件數量來表明打擊犯罪的力度無疑是一個認識誤區。其實批捕的數量和批捕率的高低與打擊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護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腳。第二，逮捕被視為懲罰和追究責任的一種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代會上的工作報告中都曾出現過“逮捕法辦”這一詞語，可見，逮捕被作為一種懲罰和追究責任的形式來看待。

第三，逮捕承擔了預支刑罰的功能。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的未決羈押帶有懲罰的色彩，成為刑罰的預支，一種預期的刑罰，號稱是“先支出，再報銷”，成為“未決羈押先行，刑罰再給予彌補”這樣一個制度。“強制措施的預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喪失殆盡，成為赤裸裸的刑罰的預演。”[12]

第三篇：畢業論文附件開題報告

北京聯合大學畢業論文開題報告

題目： 專業： 指導教師：李紀建 學院： 學號： 班級： 姓名：

一、課題任務與目的（宋體小三加粗縮進2字符）

（內容宋體小四首行縮進2字符，外文和數字字體為“Times New Roman”，行距為固定值20磅。）

（應列示畢業論文的題目主要任務和研究目的。）

哪幾個大方面，把目錄穿成串

研究目的 有益于 幫助于 提高了什么 改善了什么 創新及角度 對企業顧客的幫助

二、調研資料情況

（應充分搜集國內外研究的最新資料，全面反映國內外研究的最新成果。應列示所選調研資料的出處、書刊的版本等。）

以實際企業為依托 企業概況 企業優劣式分析

國內外研究文獻總體概況 2009至2011數據有效 最多五年 較好的中英文文獻 總結一小段文章

三、實施方案

（應列出畢業論文預期的研究實施方案。）

先做什么 在做什么 進程

四、預期結果

（應列示畢業論文的主要內容、預期結果及結果形式等。）

寫出一篇多少字的論文 列出論文的大綱 重要的寫出三級目錄即可，其他到二級目錄即可

五、進度計劃

（應根據指導教師在任務書中寫明的建議進度計劃安排，制定個人具體的時間計劃。）

11月14到20日 寫論文開題報告

第四篇：價值分析

價值分析理論：觀點與應用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丁道勇

[摘要]價值沖突是當代社會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事實。價值分析理論在分析價值沖突來源的基礎上，重新連接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其價值分析程序有助于價值沖突的解決。將這個理論應用到學校教育中，可以幫助學生應對生活中的種種價值沖突。

[關鍵詞]價值沖突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價值分析

生活包含多種選擇，涉及不同的價值。因為無力應對其中的價值沖突，種種光怪陸離的社會亂象便紛紛涌現。人們在價值問題上喪失對錯標準，甚至放棄對自己的價值做理性判斷，這些問題在“多元”之聲日益強大的今天愈發明顯。價值分析理論致力于分析和解決價值沖突，其理論觀點可以為學校道德教育應對社會問題提供參考。雖然早在20世紀70年代，這個理論就已經比較完備，例如1971年美國“全國社會科教育學會”會刊就對這個理論做過介紹。但是，中國大陸學術界一直沒有系統介紹過這個理論，這與該理論的潛在價值是不相稱的。

一、價值分析理論的發展

價值分析理論包含許多人的貢獻，例如弗倫克（Jack Fraenkel）、亨特（Maurice Hunt）、梅特卡夫（Lawrence Metcalf）、奧利佛（Donald Oliver）、謝費（James Shaver）、庫布斯（Jerrold Coombs）、考夫曼（Dana Kurfman）、梅克斯（Milton Meux）、查德維克（James Chadwick）以及紐曼（Fred Newmann）等人。其發展歷程是在反對道德專制主義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上，向法理學教育傳統的回歸。

1．道德專制主義

道德專制主義（moralism）試圖把道德教育作為普及特定意識形態的一種方法。這種學校教育應用榜樣、故事，儀式以及環境影響等方法，帶有布道的色彩，與獎懲系統相聯系。道德專制主義的道德教育目標，完全受社會傾向的制約。如果社會道德具有不確定性，年輕

[1]人通過這種教育接受到的將是相互沖突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復興的品格教育運

動，其理論基礎與道德專制主義頗有共性。價值分析理論采用與之相反的思路，相信學生具有足夠的理性判斷能力。

2．邏輯實證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對人類知識的確定性做出分析，認為只有事實判斷可以證明，而所有的價值判斷都不可證明。這樣，所有的價值判斷都成了與認知無關的事，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相互影響被輕視甚至忽略。與這種觀點不同，價值分析理論認為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嚴格區分是一種誤導。事實是，每一個事實判斷都同時表達某種價值判斷，例如“你是一個賊”這個判斷既描述了事實，也表達了不贊同的態度。事實與價值判斷并非截然不同，而是一個連續

[2]統一體的兩端。后文對這一觀點還有補充。

3．法理學教育模式

奧利佛和謝費創造了法理學（Jurisprudential）教育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學生設想自己是法官，其職責是傾聽各方證據，分析各方立場，經過權衡做出最佳決策。這個模式的[3]特色在于幫助人思考自己在重要的法律、倫理、社會問題中的位置。與一般的批判性思考

不同，法理學模式關注的不是產生不同觀點的信息本身，而是這些信息帶來的爭端。所以，[4]應用該模式的教師常以閱讀煽動性的信息為討論起點，隨即轉向隱含的問題或爭端。價值

分析理論與法理學教育模式一樣，力圖澄清爭端的根源，并將這種澄清視為解決沖突的方法。

二、價值分析理論的基本觀點

1．價值沖突的根源

價值沖突可能是個人內部的，也可能是人際的。每一個體互不相同，同時又選擇過群體

[5][6]生活，這就形成了各種人際間的不一致。我們感受到的內外部價值沖突多種多樣。首先，價值沖突可以表現為價值判斷性向上的不同。例如，對中學生戀愛現象，有人贊成，也有人嗟嘆。其次，價值沖突也可能是價值判斷視角上的不同。例如，有人認為中學生戀愛是好的，因為這是他們個人情感的自然表達；有人認為中學生心智尚未成熟，這個年齡戀愛不好。另外，按照奧利佛的觀點，人們思考社會價值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式：除了做“是”或“否”的二歧判斷外，還可以將社會價值作為空間架構，對行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接受做判斷。

[7]此即價值沖突的第三個分類維度。例如，有人認為中學生戀愛完全應當禁止。性向、程度上不同的觀點，可能都是出自同樣的判斷視角。

價值分析理論并不認為價值沖突的類型差異是關鍵，而是將分析重點放在沖突的根源上。這需要分析價值判斷的過程。價值判斷被認為是應用評價詞對價值對象進行評價的過程。價值對象包含不同側面，接受不同的事實描述，相應的也就需要不同的價值標準。價值判斷

[8]正是參考這些事實描述和評價標準，并且實際上需要參考多組標準。也就是說，對某一個

價值對象的價值判斷，可能是基于不同的價值標準。這些標準使我們能夠對價值對象不同方

[9]面的特征做出獨立評價，但是它們并未提供整體評價的基礎。由此，價值判斷過程成為各

種價值沖突的來源。具體來說有三類：其一，定義問題，涉及詞匯的使用或意義；其二，事實問題，有關周圍世界特定事件的準確性、真實性；其三，價值問題，有關特定社會、政治

[10]行為原則的相對重要性。

2．連接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

價值分析理論認為，對價值判斷的認識存在兩個誤解：第一個誤解是試圖用證明事實判

[11]斷的方式來證明價值判斷，第二個誤解是認為價值判斷僅僅表達了評價者的態度或情感。

前一個誤解，令人們對價值判斷的評判歸于無效，例如不能簡單由“未婚媽媽增多”這個事實描述推導出“婚前性行為不可取”的價值判斷。后一個誤解，令人們最終放棄對價值判斷的評價，例如認為是否剽竊純粹是個人選擇，只能依靠自然后果或國家法律的約束，放棄對價值選擇的理性判斷。這兩個誤解都低估了人對價值沖突的干預能力。邏輯實證主義區分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認為價值判斷的標準與事實判斷的標準不同，我們不能用證明事實判斷的方式來證明價值判斷。這個觀點固然有助于排除第一種誤解，但是如果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做勢如冰炭的劃分，就可能導致第二種誤解。

價值分析理論對價值判斷進行分類，讓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建立聯系，從而回避了上述

[12]兩個誤解。弗倫克區分了四種價值判斷：判斷A，表達個人愛好，例如“我更愿意聽交響

樂而不是看芭蕾”；判斷B，以群體的共同意見為判斷依據，例如“任何藝術商都知道這幅畫值1500美元”；判斷C，定義性價值判斷，例如“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判斷D，建議性判斷，例如“美國應該向那些經受饑饉的國家提供食物”。其中，A、B判斷，同時也就是事實判斷；C、D判斷，可以轉變為事實判斷，例如D的完成需要對“美國”、“經受饑饉的國家”分別做事實判斷。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連接，使價值問題不再難以捉摸。價值成為理性分析的對象。

3．價值分析的程序和價值沖突的解決

價值分析理論認為價值判斷的合理性是可以接受分析的，通過適當程序能揭示價值判斷過程所涉及的各組事實描述、價值標準。由于價值判斷過程也是各種價值沖突的源頭，所以這個分析過程也就是發現和解決價值沖突的過程。不同學者提出的價值分析程序不盡相同。

三種分析程序，雖然具體步驟有差異，但都是基于對價值判斷過程的認識。它們要求認定價值判斷中的事實描述、價值標準以及其他可能的選擇。以庫布斯等人的六步分析法為例，各種價值沖突可能來源于定義、事實或者價值問題，表現為六步法中某一個、某幾個環節上的沖突。價值分析解決價值沖突的策略，也是按照這些步驟來施行。按照梅克斯的建議，解決價值沖突的策略包含六個部分，與六步法對應，包括減少價值問題解釋的差異、減少采集的事實間的差異、減少事實真實性的差異、減少事實關聯性的差異、減少初步價值決定中的[16]差異、減少檢驗價值原則時的差異。

價值分析的程序與價值沖突的解決程序可以合一。應用到學校教育中，則教學生進行價值分析，同時就是教他們化解價值沖突的能力了。

三、價值分析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價值沖突是一種生活事實，教師不能無視這一點。面對價值沖突，學生需要來自成人的幫助。在為教學活動處理價值問題提供理論依據的同時，價值分析理論提出了自己的教學程序。

1．價值分析的教學程序

與價值分析的程序一樣，不同學者提出的價值分析的教學程序在具體步驟上也不盡相同。查德維克介紹了價值分析教學的基本程序，包括選擇主題、提供適當的物質資源、提供適當氛圍，列舉正反意見并排序、課堂討論、形成可能的解決方案、提問與解答階段、觀察

[17]與建議。這個基本教學程序主要是供給教師基本步驟，允許教師引入變化。弗倫克提供的幫助學生思考價值問題的教學策略包括：澄清個人價值、識別他人的價值、比較和對比價值、[18]發展同情心、探索價值沖突、定義價值術語、評價各種建議。梅克斯提供的解決沖突的步

驟包括：記錄初始的價值判斷、記錄和調整正負兩方面觀點、對正負觀點進行排序、識別沖突的重要來源、比較和修正主要沖突源的證據卡、對修正后的正反兩方面觀點進行排序，比較和修正價值原則、檢驗、比較修正后的價值原則、修正價值原則、比較最終的價值判斷。

[19]這些教學程序的共同點是幫助學生明確價值判斷的事實根據和價值標準，學生得以進行理性、可信的價值判斷，進行理性、可信的價值判斷的能力和傾向也得到發展。

2．價值分析教學對師生的要求

價值分析教學對師生角色都有一些要求。教師不單是傾聽者、提問者和澄清者，而是更為積極的咨詢者、建議者。教師鼓勵學生從事必要的智力活動、挑戰學生應用的價值標準、[20][21]評價學生的決策是否充分考慮各種可能。學生參與價值分析，需要一些能力準備。他

們要熟悉社會的價值信條，具備澄清和解決問題的技能，對當代政治和社會公共問題有一定

[22][23]知識。另外，為完成價值分析，分析和綜合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四、價值分析示例

“海因茨該不該偷藥”的故事在道德教育領域廣為人知。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最初用這個故事發展道德判斷訪談法。道德是一種價值，所以這個故事可以視為價值沖突。對照科爾伯格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理論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加明確價值分析的特點。故事的主人公叫海因茨。他的妻子不幸罹患癌癥，但恰好有位醫生發明了對癥的藥。這種新藥太貴了，海因茨買不起。海因茨知道，如果不服藥，妻子就會死。于是，海因茨開始考慮要不要去偷藥。設身處地為他著想，無論偷與不偷，都一定是經過了痛苦的選擇。兩種分析的過程表2。

對海因茨最終決定的價值分析，幫助他澄清了自身不幸的各方面事實。偷與不偷，大部分事實基礎是相同的，例如，海因茨因為擔心失去照顧決定去偷藥時，也一定注意到“偷藥觸犯法律”這個事實。不同決定的事實基礎是海因茨對各項事實的重要性排序不同。這種不同與海因茨秉持的價值標準的相對重要性有關。也就是說，海因茨既可能有“自利”的考慮，也會想到“法律”。兩個價值考慮的相對重要性，影響最終決定，構成決定的價值基礎。解決海因茨兩難，可以借助六個價值分析程序展開。例如，第1步，海因茨要了解這個不幸中哪些價值相互沖突，以及自己對這些價值的重要性如何排序。第2步“采集有關的事實”，除了表格中列舉的事實以外，海因茨需要做很多事實判斷，包括“有沒有其他方法籌到藥費?有沒有替代藥物?憑借一己之力能否偷到藥?”只有充分考慮了所有的可能以后，才能過渡到下一步。在海因茨準備好事實基礎與價值基礎之后，他的決定就明確了，并且要么準備好承受法律的制裁，要么承受喪妻之痛。

與價值分析相比，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理論不關心價值沖突的解決，把認知沖突視為發展道德認知的契機，所以禁止對相關事實的進一步考慮，認為高發展階段的人不會采用低階段的推理方式，高低水平之間不存在沖突。但事實上，不同階段的人都會綜合考慮各方面事實，低階段的人珍視的事實，高階段的人也會考慮。與價值分析理論相比，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理論似乎是告訴人們在遇到價值沖突時不要想得太多。這與人們的生活實際相去較遠。

五、簡評

價值分析理論主張對政治、歷史或社會問題進行嚴肅的分析。在遇到價值沖突時，人們可以獲得幫助。并且，幫助個人分析和解決價值沖突的過程，也能增進人們的相互理解。

[24][25][26]但是，價值分析理論一樣有局限。

1．價值分析很難被自覺運用

不論價值分析的程序多么有力，如果人們不善于應用，還是不會發生效力。價值分析提供了分析價值判斷的精致程序，這種程序更類似哲學家對道德問題的專業思考，而不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式。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應用規則很難像專家那樣計算。在對自己的道德決定進行理論化時，人們傾向于接受實用動機的驅動，而不是尋求真理或者尋

[27]求哲學家的答案。哲學家所致力的那些道德理論，對非正式的道德決策行為幾乎無用。

這樣，價值分析的教學在學生看來，很可能變成一種有趣的教學游戲。在生活中遇到價值沖突時，他們還是會采用非理性的、直覺的反應方式。

2．解決價值沖突的能力有限

價值分析理論試圖定位價值沖突的來源：有時價值沖突來自對事實的認定，有時價值沖突來自相關的價值標準，有時價值沖突來自兩者的相關性。但是，在經過價值分析以后，如果價值沖突不是來自這些方面，而只是個人選擇價值標準的不同，那么沖突就沒法解決了。就是說，價值分析理論放棄對不同價值標準的重要性進行衡量的努力。另外，價值分析致力于澄清不同價值判斷背后的價值沖突。這樣做，固然有助于排除人們的種種誤解、非理性行

為，讓沖突的來源更為明晰。但是，原則的沖突在實際生活中未必會出現。有時，人際間的價值沖突不需要明確乃至激化，而是要模糊處理。

第五篇：長沙醫學院畢業論文-附件封面

長沙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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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畢業設計（論文）課題申報表

2．畢業設計（論文）任務書

3．畢業設計（論文）開題報告

4．畢業設計（論文）進度考核表

5．畢業設計（論文）評閱表

2014 年 6 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