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八章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之一

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之一

具有非常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它能夠利用行政手段在較短的時期內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重點建設。

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之二

國家運用指令性計劃，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財、物資源，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主要的經濟活動按計劃規定進行，國家計劃不僅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運行，而且覆蓋社會主義企業和居民個人的微觀經濟活動。

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之一

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權力過于集中，忽

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

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之二

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

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之三

經濟增長缺乏效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投入獲得；技術創新速度緩慢，許多產品幾十年不變；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商品短缺。

第二篇：計劃經濟體制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對這個國家的影響往往是巨大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我國從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間如果從1950年統一財經算起，長達42年；如果從1953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也有39年。因此，能否正確評價我國一度實行過的計劃經濟，關系到對相當長一段國史的評價。

一、我國建國初期選擇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并非單純從某種理論出發和照搬別國模式的結果，而主要是為著較快實現工業化、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需要。

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時間于不同生產部門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但資本主義社會只能以價值規律的自發力量和經濟危機的強制調節做到按比例；只有在“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才能通過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和自覺的事先的計劃做到按比例。這一偉大思想，首先是馬克思提出的。[ii]無論蘇聯還是我國，革命勝利后都把自己實行計劃經濟說成是來自這一思想。但今天我們知道，馬克思所講的“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指的都是建立在生產社會化程度很高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的社會；他所講的通過計劃使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是對那種社會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科學預見。而當時的蘇聯和當時的我國，要么處于工業不發達的社會，要么基本上處于農業社會，都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可以完全自覺地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社會條件。然而，只要我們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作一點深入分析就不難發現，無論蘇聯還是我國，當初所以選擇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并非單純是因為馬克思有這個思想，而主要是客觀需要和客觀條件互動的結果。

蘇聯和我國在革命勝利后，面對自身經濟落后的局面和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都把資金、技術密集的重工業作為自己優先發展的產業，以期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國家工業化，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防實力、鞏固新生政權奠定物質基礎。然而，蘇聯和我國，尤其我國，當時缺少的恰恰是資金、物資、技術、人才等發展重工業所必須的資源。面對這種情況，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如果還是采取革命勝利以前的社會所采取的那種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辦法，要想優先發展重工業、快速工業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來配置資源。而共產黨是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的，革命勝利后又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多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化，而且規模還比較小，這些都為以統一計劃配置資源的辦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領導人從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將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的思想中受到啟示是很自然的；加之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性認識不足，更會很自然地認為，只要生產資料為全社會掌握就可以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去做。因此，蘇聯和我國當初把實行計劃經濟說成是來自馬克思的思想，與其說是為了實踐馬克思的思想，不如說是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實現工業化而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尋找理論根據更為切合實際。

我國經濟原先就比蘇聯落后很多，革命勝利又比蘇聯晚了32年，因此，蘇聯連續進行的若干個五年計劃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對我國不可能沒有巨大的示范效應，向蘇聯學習計劃經濟的方法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這一學習同樣是出于自己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的需要；而且在學習初始階段，除了對重工業的建設和管理經驗基本照抄外，其他方面都注意了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有的學，有的不學，有的在學習中還有創造。尤其到了“一五”建設的后期，更加強調要重視自己的經驗。那種認為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就是從某種理論出發，是完全照抄照搬別國模式的觀點，缺乏事實根據，是站不住腳的。

二、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并非只是造成經濟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開始到現在，已連續進行了十個五年計劃建設，正在進行的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設。其中，頭五個五年計劃時期，實行的是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段時間里，我國經濟發生過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產出少等效益不高、市場供應緊張、商品品種單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自身固有的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效率不高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計劃統的越來越多、越來越死，指令性計劃管理不斷加強，原有的間接計劃、指導性計劃逐漸消失，而且計劃多變、相互脫節，更強化了這一體制的負面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計劃經濟年代出現的種種問題與計劃經濟體制之間的聯系，而看不到那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之間的聯系，是不全面不客觀的；如果把計劃經濟形容成“萬惡之源”，似乎那一時期什么問題都是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則更是不符合實際的和有害的。當然，如果那時在經濟管理體制中能夠允許使用市場調節的手段，如果制定計劃時更加民主、更加科學、更加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如果不發生由于急躁冒進而導致的經濟大起大落，建設成就本來可以更大些。但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假設，就否定已取得的偉大成就，抹殺計劃經濟體制對于取得這些成就的歷史性貢獻。

無可否認的是，新中國經過頭五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人民生活比起舊中國雖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但與工業化建設的成就相比，變化的幅度顯得不那么大。尤其是那一時期商品匱乏票證多、農村面貌變化小，給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許多經過或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人，每當提到這一現象，都把它看成是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但我們只要作一點深入的具體的分析就不難看到，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其實并不在于計劃經濟體制，而在于：第一，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需要積累大量資金、使用大量物資，從而在較長時間內對農林牧業造成巨大壓力，使輕工業生產原料不足，農副產品和消費資料供應緊張；第二，由于經驗不足、急于求成等人為因素，使經濟工作違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導致決策的某些重大失誤，從而加劇了對農林牧業的壓力，延長了農副產品和消費資料供應緊張的時間。在這兩種原因中，第一種更帶根本性。就是說，主要地不是由于計劃經濟造成了資金、物資的匱乏，而是資金、物資的匱乏決定了計劃經濟。

自從“六五”時期到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更加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我們黨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但應當看到頭五個五年計劃時期奠定的初步工業化基礎在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另外，“六五”、“七五”時期和“八五”的頭兩年，雖然進行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但經濟體制在總體上說仍然屬于計劃經濟；從“八五”的第三年以來，雖然實行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的經濟體制改革，但計劃經濟的某些長處、優勢仍然在宏觀經濟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否則無法解釋，全世界有那么多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唯獨我們能長時期保持那么高的發展速度，不斷取得那么多顯著的建設成就。

三、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并非只有憑主觀意志辦事的教訓，它同時也積累了大量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指導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

計劃是由人事前預先擬定的行動方案，本質上屬于觀念性的東西。因此，如果制定計劃的人不尊重客觀規律，不認真調查實際情況，他做的計劃就很容易出主觀主義的偏差。當年蘇聯和我國，由于夸大主觀能動性作用等原因，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發生過計劃脫離實際的情況。但是，計劃經濟的歷史上犯過主觀主義的錯誤，不等于經濟計劃就必然出主觀主義。事實上，無論蘇聯還是我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對于如何使經濟計劃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實際情況，都進行過不懈的艱辛探索，取得過許多寶貴的經驗。當我們將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不應當把這些經驗簡單地看成是過時的沒有用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丟掉；更不應當認為誰強調重視計劃的調節作用，誰就是“保守”，就是“復舊”，就是“開歷史的倒車”。

黨的十六大召開前夕，江澤民同志在解釋為什么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后者作為新經濟體制的提法時曾明確指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他還把在經濟運行機制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合理調節社會分配”，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他強調：“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iii]這說明，我們黨從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那天起，就沒有把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排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外，相反，把它看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言，之所以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計劃手段，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有著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

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iv]他還說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v]江澤民同志也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vi]他還具體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調節的任務和作用，即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的全面發展。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vii]可見，正是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走共同富裕道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些制度上的優越性，以及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運用計劃手段的目的、范圍、實現形式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有許多不同之處。既然如此，計劃經濟年代為使經濟計劃符合客觀經濟規律而進行的探索、積累的經驗，對于今天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尤其是貫徹落實好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又怎么會失去借鑒意義呢？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第一，不能因為后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否定當初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不能因為肯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作用，就看不到計劃經濟體制對市場信號反應較遲、對基層和企業的主動性創造性束縛較多、對勞動者的激勵機制較弱等弊端；第三，不能因為放棄計劃經濟體制，就不敢理直氣壯地肯定計劃調節手段對于彌補和抑制市場滯后性、自發性、盲目性的積極作用。總之，認識計劃經濟的由來和歷史作用，不應當把它放在今天的條件下，而應當把它放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應當把它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截然割裂和對立，而應當看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建黨8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一評價再次充分肯定了建國后頭30年的歷史，對正確認識計劃經濟的歷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應當遵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黨中央對建國后歷史評價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繼續深入研究包括計劃經濟在內的重大歷史問題，不斷豐富對那一段國史的認識，更好地發揮國史研究資政、育人的作用。

第三篇：中國計劃經濟體制

中國計劃經濟體制

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定時期內對維護國家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并最終消亡。本文將試圖圍繞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演變過程以及對它的作用做一點有益的分析。

一、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產生的原因

其實,計劃經濟思想在中國的產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思想的是張聞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特點,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確的經濟計劃去適當地布置我們的人力和物力,去動員千百萬人民為這一計劃的實現而奮斗”。經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對《提綱》進行修改后,最終寫進了1949年的《共同綱領》中。它規定,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體制,是實行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計劃管理以市場為基礎的管理體制,國家將在一定范圍內對國民經濟實施直接計劃管理和間接計劃管理。

二、計劃經濟演變的過程

第一、建立和調整時期(1949-1976)

(一)建立時期(1949-1957

從新中國建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完成,這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時期。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時間,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二)調整時期(1957-1976)

八大后,黨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正確的主張;但隨著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黨內“左”傾思想嚴重,探索一度出現不少失誤。這一時期,主要經歷了三次大調整:

①1958年,進行以管理權限下放為中心內容的全面體制改革。體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發現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國家和企業的關系緊張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改革。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最早闡明了此問題;1957年8月,國家經委提出了《關于改進計劃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見》,提出了對集中過多和控制過嚴的計劃工作制度的改進意見;1958年8月,中央又發出了《關于改進計劃管理制度的決定》,指出,實行在中央集中領導下,以地區綜合平衡為基礎的、專業部門和地區相結合的計劃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計劃權限劃分上,擴大地方計劃權限。此后,開始了以擴大地方權限為中心的體制改革。

②1961年,進行以加強集中統一為中心的改革。這次改革是針對在“大躍進”改革中出現的偏差進行的調整。1959年,毛澤東就針對“地方權力下放過多,沒有搞好綜合平衡”的問題,強調要“統一領導,中央集權”。一段時間里,這些正確的意見沒有得到正確貫徹執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才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做出了《關于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并對經濟管理體制做了相應的調整。

③文革時期,開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調整后,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正常發展階段。從1966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由于不久爆發文革,此時出現了集中過多的問題,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權限的問題。改革先從下放企業開始。1969年,中央決定將鞍山鋼鐵公司下放給遼寧省,此后,又將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業在內的央屬企事業單位下放給地方管理。同時,在計劃體制上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時期(19781992)

①從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階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國務院召開會議最早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與市場關系。如孫冶方重提“價值規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經濟管理經濟,貫徹多勞多得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等然后在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轉移全黨工作重點的同時,提出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強調指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②從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階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它首次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提出改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進行計劃管理的狀況,充分運用經濟杠桿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并且還規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性質和基本任務以及原則、措施等。從此我國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階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即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從而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進一步深化了。

③從1989年到1991年底,爭論和反復階段。

這一階段處于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先是物價改革的“闖關”失敗,導致物價大幅度上漲,由此引發了居民的搶購商品風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緊接著出現了1989年的政治**,社會主義的生存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些新情況,為一些不主張經濟體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將這些事情的發生原因歸罪于市場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場經濟的調子一時甚囂塵上。在此關鍵時刻,又是政府出來為體制改革定了基調。

1990年12月24日,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計劃和市場都得要。”這有力地批駁了反對市場化改革的錯誤論調。

④從1992年1月到10月黨的十四大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計劃經濟體制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階段。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作出決議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此,計劃經濟體制從我國的歷史舞臺上逐漸退出。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時期。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目標具體化、系統化,闡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綱領。從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觀經濟調控及其成功“軟著陸”,進一步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完善。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7項主要任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確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綜上所述,從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它作為一種體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隨著社會的發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對其的評價,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而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而要按照唯物主義的原則,辯證地分析之。我們要善于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從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保證我國地經濟健康、穩定、有序地發展。

第四篇：經濟體制

1、聯系經濟全球化，談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

建國初期，隨著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展開，我國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由于傳統的所有制結構過于單一，極大的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當今世界全球化趨勢日益加深，面對生產、市場、資金、科技應用以及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國際化，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無法靈活應對這一變化，客觀上要求我國要從經濟發展的普遍性中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來,因此就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

改革開發以來，尋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鄧小平提出破除對計劃經濟的迷信，破除了公有制跟市場經濟不相容的信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的一個根本性原因就是由于我們進行了市場取向改革，逐漸引入了市場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具有生機和活力的經濟體制，也是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的經濟體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貿易往來增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流動迅速，全球范圍內已經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中國在201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逐漸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之一，也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近年來，國際服務業向中國的轉移明顯加速，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批發和零售業等服務業吸收了較多的外資，形成了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中國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

黨的十八大召開，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全面轉型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GDP高增長率，中國正在以無人企及的速度崛起。經濟全球化為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了有利機遇，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今年以來，我國外貿大幅回落，對國內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顯得更加重要，而加速資源要素的流通也勢在必行。因此就有了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和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談判，自貿區建設將會帶動并推進金融、稅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同時，這些改革舉措可為全國性的改革提供巨大的示范效應，在這個進程中，改革紅利將會逐步釋放出來，最終推動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推進自貿區的建設，是中國主動順應全球化經濟治理新格局的重大舉措。

只有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不斷從生產關系方面為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中國的未來才能更美好。

2、就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現狀，談談你的相關建議。

三農問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三農”問題是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目標能否實現，我國人民能否真正步入小康社會進而步入富裕社會的核心問題，是值得我們長期關注和重視的問題。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農村經濟十分蕭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農產品商品率極其低下，產供銷體系沒有建立；農村人口眾多，勞動力嚴重過剩；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基本權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別；農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

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國逼在眉睫的任務了。解決三農問題是全社會的責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作為一個大學生，也對這個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面對一系列“三農問題”我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推進戶籍改革，促進城鄉一體化。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將居民分割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城鎮戶口和農業戶口。農民市民化首先要取消這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從而使城鄉居民在城市和農村的流動和居住地不受戶籍的限制。

第二：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看，貧有所濟，失業而有所助。只有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農民才會積極配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第三：改革現行教育體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實行12年義務教育，實行高校招生全國各省市統一的錄取分數線，以擴大在農村的招生規模。改革農、林院校的學科設置，培養適應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業高新科技發展所需的農業人才。

第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搞科技進步和優化結構的同時，還必須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因為它是農業現代化資金積累的主要渠道；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形式；是農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第五：降低各種農藥化肥的價格，控制地方財政對農民的各種濫收費，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對天災引起的農產品歉收，建立一套應急措施，保證農民在荒年能夠安然度過。

第六：國家一方面要保證農產品的價格收益。制定最低保護價，特別是農民主要收入來源的經濟作物的價格。保證農民獲取一定的價格收益，從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另一方面要保證農民的資產收益。農民的資產主要在地產和房產。這就要求土地資產和房產流動、轉讓和被征用都應該得到足額的補償。為此，需要推進土地制度改革，使農民利用商業化吸引商業資金進入農業，改變農業生產質量，增加農民收入。

總之，解決三農問題，是我國當前的重中之重。只有遵循“治本為主，治標為輔，標本兼治”方針，賦予農民國民待遇，消除城鄉差別，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城鎮化建設，才能最終解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三農”問題。

3、就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談談你對社會主義保障體系的建議。

社會保障制度，是指國家為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公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由政府和社會依法給予物質幫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和保證。因此加強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城鄉差別較大，農民工群體缺乏社會保障，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過大等不公平現象。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負荷將會越來越大。因此，要加快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針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我提出幾點建議：

1、政府方面要專款專用，讓社會保障基金透明化。在征收率，發放條件，發放金額，等方面讓人們清楚地知道，讓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合理化，規范化，獲得群眾的支持與贊同。只有獲得了人民的信任才能將此項制度深入的執行下去。

2、制度方面要進一步的加強統一。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從保障對象、保障內容到征費比例 等方面的政策全國要盡快統一起來。如果一時有難度，至少應把全國的養老保障制度盡快統一起來。從政策制定到資金統籌再也不能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自 己操作，更不能再下放到地市或縣市操作。

3、城鎮職工和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進一步完善，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

4、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農村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脆弱的環節，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重視不夠。如果不解決這一部分人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的成效很難評判。

5、國家應重視社會保障專業人才的培養工作。無論從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司法還是其貫徹執行和廣大公民的遵守都離不開社會保障專業人才的辛勤工作，因此，我國必須加強這方面人才的培養工作。

社會保障制度是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和諧穩定的大局。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政府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4、如何認識和理解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現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進程緩慢，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政治體制改革存在明顯的滯后性，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滯后性必將越來越突出，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

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缺少普通民眾的支持。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經濟體制改革會帶來近期的、看得見的利益，這樣就很容易調動起民眾改革的積極性；而政治體制改革帶來的則是長遠的利益，因此他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就比較消極或被動。

第二，在思維上，很多人把改革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只要一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就認為會影響社會的穩定。有的人拿“壓倒一切的是穩定”來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那么穩定究竟能不能壓倒一切呢?應當說，穩定肯定是重要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為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但是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改革是個長期的且具有強大慣性的運動過程，穩定只是相對的，因此穩定不可能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而發展需要改革。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受到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正如經濟體制改革展開之初受到了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阻力一樣，政治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權力的重新配置。這就意味著改革會導致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缺失。一旦他們的利益受損，必定會對改革百般阻撓。當改革過于依賴當權者，而他們本身又成為改革的對象時，改革將難以進行下去。

第四，缺乏制衡機制。目前中國政治最大弊端就是：黨政合一，黨法合一，黨凌駕于所有權力之上。而這又是由中國法制建設的不完善，權力制衡機制的缺失所導致的。著名政治家阿克頓說：“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為此 學者們提出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高薪養廉”政策，但他們忘了一個大前提，實行“高薪養廉”的國家和地區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不同。因此，如果單單引用西方的政策，而不建立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腐敗是不會得到遏制的。可以說，權力制衡機制的缺失也是導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

面對當前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經驗，把握正確的改革方向。只有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樹立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為黨和國家的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

民主政治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們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定能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才能不斷完善。

5、談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現狀，你有什么建議？

基層民主是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主要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居民行使民主權利最直接、最具體的體現，自治性是其集中的特點體現。在我國當前基層民主建設中，主要是兩大塊，一是村民自治，一是城市的居委會建設。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這也直接制約著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首先，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各種條件的制約，政治發展不可能超越這些瓶頸，因此到目前我國直選的范圍只達到了縣級，并且還相當不完善；其次，由于教育水平不高，市民社會程度低，這直接制約著公民的參政水平；再次，人民大眾的參政熱情也是有限的，實踐證明人們參與各種活動的熱情與其利益的直接相關性是成正比例的，同樣參與國家民主政治生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遙遠的和抽象的。最后，我國干部素質偏低，思想保守，民主法治意識薄弱，以權謀私的現象極為普遍，這嚴重打擊這基層民主制度的開展。

關于推進基層民主建設的幾點思考:

1、依法推進基層事務公開，切實保障群眾的知情權。要突出人、財、物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內容，逐項逐筆公布。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做到隨時公開。不僅要公開結果，還要公開事情的原因和過程。

2、村、社區的重要事項，要實行民主決策，依法辦事，把過去的“為民作主”變成“由民作主”。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必須按照決策程序討論決定。未經法定程序，任何組織或個人擅自在重大事項方面做出的決定，均為無效；造成損失的，由責任人自行承擔。

3、依法完善民主管理，切實保障基層群眾的參與權。結合實際，修改完善村、居民自治章程和各項管理制度，把群眾的權利和義務，基層各類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工作程序，以及對各項工作的要求等，規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制度規范基層組織的活動，用制度約束干部群眾的行為。

4、依法強化民主制約機制，切實保障基層群眾的監督權。建立和完善社區、村財務審計監督制度。干部任期屆滿或離任時必須審計，推行民主評議干部制度，建立和完善基層干部的激勵約束制度。

加強基層民主建設，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只有不斷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才能使三個文明協調發展、全面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6、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于2014年10月在北京召開，會議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請談談你對該決定的看法。

我相信每個人的生活目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生活在一個快樂、和諧、幸福、平安的環境，工作在一個勵志、有規劃、以實力說話的工作環境，但是很多時候事與愿違。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會出現有令不行、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個人代表組織、個人凌駕于組織、按個人意愿行事的情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了180多項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這讓百姓看到了中央的決心和魄力，看到了振興中國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的美好前程。

《決定》透露了中共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和信心。《決定》中的一個總目標、六大任務、180多項具體改革措施，項項都目標明確、責任明確，甚至可以直接操作、遵照執行即可。比如在加強憲法實施方面，提出“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將每年十月四日定為國家憲法日”等具體措施；在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嚴格實行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未經執法資格考試合格，不得授予執法資格，不得從事執法活動”等具體改革措施；在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提出“推到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等具體改革措施；在增強全面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方面，明確提出了“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健全統一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等具體改革措施；在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方面，提出了“完善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健全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建立法律職業人員統一職前培訓制度”等具體改革措施??一次一股腦推出180多項具體改革措施，體現了黨中央的魄力、膽識。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給每一個中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讓每一個中國人看到了明媚的陽光，它在告訴我們，我們可以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不用趨炎附勢、不用牽強附會、堂堂正正的、光明正大的獲得自己的期望。

《決定》的頒布和實施，使我堅信：未來的中國，是法治的中國，必將推動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邁入更高境界，取得更大成就，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

第五篇：計劃經濟體制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寫寫幫整理）

摘 要：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生了驚人了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文章討論了兩個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從當初迷信計劃經濟體制到懷疑計劃經濟體制，最終到下決心摒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歸功于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打破了長期的、不正常的寂靜，造成了再也平靜不下來的經濟格局，使中國經濟不可逆轉地走向改革，走向開放，走向市場經濟。

關鍵詞： 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

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到200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整整30年。這30年，中國的變化是驚人的、舉世矚目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有親身的經歷。

我們誰都不是先知先覺者，誰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預知此后的中國經濟會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我們都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學習、提高、成長。

回顧這30年，使我感觸最深的是：第一，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第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想法。

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

在已經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改革是非常艱難的。盡管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可以照常維持下去。這一體制的性質決定了它有可能頑強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于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于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愿，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行政權力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轉。因此，一個企業想背離計劃經濟的軌道，是十分困難的。同樣的道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居民個人實際上也處于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個人作為勞動者，在什么工作崗位上就業和擔任什么工作，都由勞動人事機構按計劃安排好，流動難以如愿，抵制這種安排等于自己斷送了繼續工作的機會。

個人作為消費者，也要由計劃部門安排，具體表現為生活必需品是憑票證供應的、住房是由單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學就業也無一不同行政主管機構的安排有關。假定居民個人想離開計劃經濟所安排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他在生活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從居民個人的角度來看，同樣可以認為計劃經濟的運轉得到了行政權力的支撐。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是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的。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等。它們彼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于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于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于是，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對任何單個的企業或單個的居民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就算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能夠違背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定而使自己的經濟活動有所發展，那也只能被當作偶然的、非常規的事情，而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別人可以效法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企業或單個居民都只好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認和順從的態度，企業和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同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無法掙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第三，計劃經濟體制有一種被認為是正確無誤、不容懷疑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支柱，這種經濟理論為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辯護，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選擇，把任何背離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行為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這就是說，通過計劃經濟理論的解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出現了這種或那種問題，但一來這是歷史所注定的選擇，無法更改；二來如果要離開計劃經濟的軌道，那就是滑到了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了，對社會、對企業、對個人的后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等于背叛。計劃經濟體制既有行政權力作為支撐，又有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為之進行辯護和論證，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不僅如此，由于長時期內計劃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占據著統治地位，被確定為正統的經濟理論，任何對計劃經濟提出懷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觀點都被打成異端。由于人們從學校里、從書籍報刊上、從電影電視中所讀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傳計劃經濟的東西，于是人們也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各種想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行為加以譴責、加以抵制。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如果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方面有些舉動，就會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圍的人鄙視他、嘲笑他、斥責他，使他不得不屈從于輿論的壓力、周圍的人的壓力。盡管這些壓力往往是無形的，以致于到后來，連最初懷疑過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也會進而懷疑自己可能真的錯了：立場錯了，觀點錯了，于是本來正確而且很有創新意義的改革嘗試，就這樣被扼殺了、消失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從當初迷信計劃經濟體制到懷疑計劃經濟體制，最終到下決心摒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歸功于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歸功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歷史性的決策，歸功于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實踐者這些年來在推進改革與開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當時，在“兩個凡是”的思想統治下，要在改革開放方面邁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難。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從而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壓制。鄧小平同志支持了這場討論，并領導了全國范圍內的思想解放運動。

鄧小平同志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進行了重大創新。他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他所設計的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案與道路，以及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填補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空白，揭開了這一理論的新的一頁，并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寶庫。毫無疑問，假定沒有理論的指導，沒有理論上的突破，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取得進展，計劃經濟體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漸打破。

改革開放初期，從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興起和經濟特區的建立這三個方面取得了成績。正是這些沖擊的結果，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失去陣地，最終不得不趨于解體。

要知道，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興起、經濟特區的建立，無一不

依賴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依賴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由此帶來的思想解放。如果沒有這些，即使有的農村中出現了家庭聯產承包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甚至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在農村普遍挨餓的條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經濟形勢稍好一些，馬上就展開攻勢，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說，即使有的鄉鎮辦起了一些不受計劃經濟控制的小企業，那它們也頂多只是小型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生產一些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產的小商品，起著拾遺補闕的作用，不可能擴大生產規模，不可能成為與國有大中型企業一爭高下的經濟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們遲早會被上級主管部門以各種方式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朝著所謂“更高級的公有制形式”過渡。

至于經濟特區的建立，那更是絕不可能的。經濟特區的建立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鄉鎮企業的興起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和鄉鎮企業的興起，最初純粹是自發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門有意識地倡導的，只是在政府領導人發現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好處及其意義，發現了鄉鎮企業的作用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經過研究甚至辯論，統一了認識，才加以肯定，給予扶植。經濟特區則不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經濟特區沒有自發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經濟特區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識的行動。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現深圳等經濟特區。從經濟特區建立與發展這一事實，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計劃經濟體制與行政權力怎樣牢固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識的行動，那是不可能在計劃經濟體制與行政權力牢固結合的條件下，使某一個地區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按市場經濟的規則來發展經濟的。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終于發生了有深遠意義的變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了，鄉鎮企業興起了，經濟特區建立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就給人們這樣一種啟示，即只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僵硬控制，讓農民能夠自主經營，自己承擔生產經營的風險，并得到自己勞動成果中應當歸于本人的部分，蘊藏于廣大農村中的生產潛力就會充分發揮出來，使農村的經濟走向繁榮；經濟特區建設的成就給人們這樣一種啟示，即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的差距是可以通過改革與開放而大大縮小的。只要計劃經濟少一些，市場調節多一些，經濟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會以較大的幅度提高。

啟示的威力是巨大的，農村經濟改革和特區經濟建設的成就向全國人民傳達了一個信息：城市經濟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滯后了，必須抓緊時機，推進改革。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經濟改革預示著一場更深刻、更艱巨的改革即將展開。它們就像投向死氣沉沉的計劃經濟體制湖面的大石頭，激起層層波浪。它們打破了長期的、不正常的寂靜，造成了再也平靜不下來的經濟格局，使中國經濟不可逆轉地走向改革，走向開放，走向市場經濟。

這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初歷史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