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村經濟》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

《江村經濟》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

07物流管理 鄭漢桂 20070709011

終于讀完費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經濟》，應該說這是我迄今為止完整讀完的第一本人類學著作。學校圖書館是把它歸到農學類書籍中的，但我還是覺得把這部著作定義為人類學著作或者社會學著作會更加恰當，更加符合該書的精神主線。

本書是費孝通先生1938年在倫敦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1936年作者本人在開弦弓村的實地調查時該書的創作源泉和實證依據。實地調查獲取的一手資料加上作者本身對農村文化、經濟的深刻認識和思考是成就本著作的兩股最基本的力量。一本好書之所以為好書，是因為它吸引別人的地方不止是它本身所具備的科學性和專業性，更重要的是要能夠體現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和時代變遷主線。自調查文學誕生以來，該領域從來就不缺乏作品，但無數的調查報告由于缺乏文化內涵或時代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已經湮沒在歷史中，鮮有問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江村經濟》卻仍被無數學者奉為調查文學領域的典范。究其原因，就在于這部著作本身所具備的內在價值的不可替代性。下面我將從文話內涵和時代價值兩個方面談談對《江村經濟》的解讀。

在我國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代大背景下，“三農”問題日益受到經濟學者、社會學家的關注，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深受重視。但據我接觸到的文獻資料來看，絕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中只把目光投注在政治或者經濟領域，比如“二元制”戶口制度、農業稅、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農民工問題等等，當然不是說這些方面不重要，只是這樣子的研究方向并不全面。要知道，很多的“三農”問題其實跟文化，特別是風俗習慣是分不開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村莊所具有的文化是有差異性的，這種差異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去，而受此影響著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就不是一條法令或者一次金融危機就可以改變的。這就是為什么法律上規定了近一個世紀的女方繼承權在農村至今無法得到肯定與執行；為什么“戶口制度”可以回答戶籍問題，卻不能回答家族問題。

而這些被很多當代學者所忽略的問題，費孝通先生都敏銳地捕捉到了，并與特定的文化現象相聯系，做出了最恰當的人性化解釋，比如說對農村婚姻制度的描述，對農村家族制度的描述等等，這無不是作者通過細心地觀察、探訪、記錄、思考和總結，并最終上升為本書的人文精神。這就是為什么開篇的時候我會認為這是“一本人類學著作”。作為一個農村長大的讀者，我驚訝地發現，就在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我所生活的環境雖然接受著工業文明的強烈沖擊，但很多生活方式和習俗早在1936年就有這么一篇叫做《江村經濟》的調查報告翔實地描述過，而且是如此的相似。即使書上描述的很多場景如今是鮮有聽聞，但還是可以再記憶中找到根源，這讓我發自內心地再次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江村經濟》的文化內涵還體現在它能很好地激發起讀者的共鳴，在閱讀過程中，應該說是同時承受著思維的痛苦與快感。閱讀這樣的著作，一邊是在閱讀一部沉重的歷史，一邊是在閱讀自己關于家鄉的記憶。沒有什么比這樣的著作更能給讀者帶來思維上的沖擊，人文精神在此發揮了強大的力量。

近半個世紀來，農村的經濟天翻地覆，而生活方式變化緩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文化的傳承性。如果說在研究“三農”問題時放著文化這個最本質的東西不理而一味地強調經濟、政治對農村的影響，那樣難免有違科學精神，很難挖掘深層次的內容。依照馬林諾夫斯基的說法，之所以說它重要，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發展軌跡。它倡導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應該從“野蠻人”轉向文明社會，因此引起了西方一陣研究東方的風潮

還想提一提的是《江村經濟》誕生的時代背景，貫穿此書的兩條主線是“農村土地的利用”和“農戶家庭中再生產的過程”。作者運用社會學研究方法，從細微處著手，歷時兩個月對開弦弓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會習俗、家庭生活、親屬關系、農業、貿易等各個方面，對中國農村的歷史現狀有了清晰明確的定位。全文的精華部分是第十二章《蠶絲業》。這這一章里，費孝通先生通過客觀記錄當地蠶絲業的發展和變遷，揭示了來勢洶洶的外界資本主義力量和承受巨大壓力的傳統小農經濟力量之間的互相博弈。中國村民的訴求欲望、國際蠶絲市場的變幻、利益集團的貪婪、經濟改革的左右為難等等。這一切都透過30年代一個叫做開弦弓村的小村莊折射出來，讓生在七十多年后的我們對這一切都清清楚楚。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作者通過本文傳達出來的歷史使命感。在客觀分析開弦弓村的農民土地利用問題和再生產問題后，作者提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作為一份調查報告，作者沒有在《江村經濟》中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很顯然作者希望通過對客觀現象的描寫表達他對中國農村經濟現狀的擔憂，論證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另外，“我們的根本目的是明確的，這就是滿足每個中國人共同的基本需要。”通過前面對農村經濟生活現狀與社會道德準則的闡述，作者在這里點明寫作的目的，更多的是想喚起讀者共同承擔社會責任的使命感。

對于《江村經濟》，閱讀的時候實際上感觸是很多的，只是很多感受暫時還想不出該怎樣用文字表達出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有這么一種魅力，認識越深，寫出來的評論越不滿意。總而言之，這是一部有時代意義的著作。用布·馬林諾斯基在序中的話說就是，《江村經濟》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第二篇：中醫學文化內涵及其價值

中醫學文化內涵及其價值

中醫的根是中國傳統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爭的經驗過程中，并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并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系，它以整體觀相似觀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依據，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

中醫不僅僅是治病的醫術，而且還是治人的醫道。《大醫精誠》有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這里強調了醫德的重要性，它明確地說明了作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不光要有精湛的醫療技術，還要擁有良好的醫德。大醫體現了儒家倫理的道德要求，最核心的就是要懷有仁心，要行忠恕之道。“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醫人之病與醫國之病道理相通，故范仲淹有“不為良相，愿為良醫”之慨。傳統文化稱儒術為仁術，同樣亦稱醫術為仁術，二者同具仁愛之心。中醫是治病的人，不單是治人的病。這些都是中醫人文精神之所在。所以說蘊含著極其豐厚的傳統人文精神。

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氣候對生產的影響非常的大，為了很能夠很好的掌握氣候變化規律，中國古代訂立的一種用來指導農事的補充歷法，就是二十四時節和氣候，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二十四節氣。中醫藥文化是包含和超越中醫藥本身的一種文化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形態融為一體，并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當中。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不斷積累和掌握了農事季節與氣候變化的規律后總結出來的。根據節氣和氣候總結的農業諺語，對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中醫的天人相應理論和它有著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中醫治病講究“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養生在中醫體系中顯的格外重要，這里我們又不得不提出二十四節氣養生，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統一。立春揭開了春天的序幕，表示萬物復蘇的春季的開始。此刻“嫩如金色軟如絲”的垂柳芽苞，泥土中躍躍而試的小草，正等待著“春風吹又生”，而“律

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形象地反映出立春時節的自然特色，內經有言：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所以此時養生要順應春天陽氣生發，萬物始生的特點，注意保護陽氣，著眼于一個“生”字，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說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原創文化，她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中醫治病也講究“以平為期”，過猶不及，體現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給中醫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而中醫學又使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了實踐的作用，充分發揮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能動性。

中醫藥還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當中，除文學藝術、飲食起居外，民風民俗中也具有中醫藥色彩，如端午節家家將菖蒲艾葉插于門楣，飲雄黃酒，佩香囊以避邪驅瘟。這是由于夏季天氣燥熱，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荊楚歲時記》中記載曰：“雞未鳴時，采艾似人形者，攬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驗。是日采艾為人形，懸于戶上，可禳毒氣。”現代實驗研究證明，艾葉也具有抗菌及抗病毒作用。艾葉本身性溫、味苦、無毒、純陽之性、通十二經、具回陽、理氣血、逐濕寒等功效。艾草還具有一種特殊的香味，這特殊的香味具有驅蚊蟲的功效，所以，古人在門前掛艾草可用于避邪，也用于趕走蚊蟲干枯后的株體泡水熏蒸以達消毒止癢。達到了未病先防的目的，這種看似迷信，但的確又是有益于身體健康的衛生活動。重陽節登高遠眺、插茱萸、吃重陽糕、飲菊花酒。《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為陽數，九月九日，日月并陽，兩九相重，故而叫重陽，也叫重九。在民俗觀念中，九九重陽，因為與“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長久、健康長壽的寓意。金秋九月，天高氣爽，這個季節登高遠望可達到心曠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茱萸香味濃，有驅蟲去濕、逐風邪的作用，并能消積食，治寒熱。民間認為九月九日也是逢兇之日，多災多難，所以在重陽節人們喜歡佩帶茱萸以辟邪求吉。從醫學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補肝氣、治頭昏、降血壓。從這些傳統民俗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對健康的渴望。1989年，我國把每年的農歷

九月九日定為老人節，倡導全社會樹立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風氣，因此重陽節又多了一層新含意。中醫藥已形成一道別具一格的民俗風景線。

中國傳統文化是指在遠古或較久以前在中國區域內產生和發展的，世代流傳至今的具有自身特點的精神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容外，還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態，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儒、道、佛三種流派思想長期融合，三位一體，不可分割，更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儒學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以和為貴，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禍福相倚，對立統一，沉靜無為等思想；佛教中的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等思想，均對中醫學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深遠。尤其是強調人與自然界協調統一的“天人合一”觀，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締造了中醫學的基本框架，為中醫學的起步與發展找到了出發點與歸宿。中醫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五行相貫的藏象學說，陰陽互根的治療原則無不打上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烙印。

第三篇：江村經濟讀后感

《江村經濟》讀后感

一本好的書應該是不僅在其專業性方面給人以知識和啟蒙，更重要的是是書中所體現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準則以及社會責任給人以無限的使命感。《江村經濟》就是這樣一本好書。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答辯論文，是中國社會調查方面的學術著作。全書計16章，分為前言、調查區域、家、財產與繼承、親屬關系、戶與村、生活、職業分化、勞作日程、農業、土地的占有、蠶絲業、養羊與販賣、貿易、資金、中國的土地問題。《江村經濟》將一個大范圍的社會研究，通過研究一個小村莊折射出來，將作者自身經歷融入書中，不僅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更是提高了文章的可讀性。而我，在認真閱讀后，也收獲了一些東西，產生一些看法。

前言

《江村經濟》是一本關于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書。它描寫了長江流域一個名叫開弦弓村的村莊的經濟等問題和該村莊的歷史發展變化。在書中，費孝通先生針對這個村的發展作了深刻分析，使我對中國農村的現狀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并且，從中我更是深深體會到了作者的赤誠的愛國心和他對于社會學的熱衷。

地理環境

費思博士等認為：在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的現階段，把一個村子作為單位最為合適。而費孝通先生也正是出于實際的考慮，將自己的調查范圍限定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村莊內進行。費先生選擇的調查地點叫開弦弓村，它坐落于長江三角洲上的太湖東南岸。該地區受夏季季風的影響，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干爽，“一年四季，大部分時間的氣候條件都有利于農業生產，生產季節約持續300天”。而且，“該地區位于長江和大運河這兩條水路干線的交叉點上，這兩條水路把這個地區與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廣大疆土聯結起來”。自然環境的優越和交通的便利是這個地區在當時中國經濟上取得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這個村莊中，土地是維系人們生產與生活的主要物質條件。人們可以根據當地人所占土地的自然條件大致推論出村里人的職業。而恰好，該村中的外來戶全部從事著特殊職業，當然，他們沒有土地。

另外，有著交通優勢的開弦弓村并不僅僅發展農業，它的工業尤其是蠶絲業，在當地鄉村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近些年先進技術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該地區的傳統蠶絲業逐漸衰落。

從這個篇章中，我了解到，一個地區的發展離不開自然條件，但更不能脫離整個社會或者世界。開弦弓村由于受傳統的小農經濟的影響，在整個村莊的規劃中，并沒有一個可以將人們集中起來進行公共活動的專用場所。不過，在隨著中國社會形態的變革和經濟的發展，該村莊的內部聯系緊密起來，一些公共機構的建立正是社區生活變化的體現。

社會背景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家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它在長期的中國歷史中扮演著保證親族延續和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存的紐帶的角色。“家族”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家”的親屬關系的擴展。而“家”的規模大小是有兩股對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決的。一股要結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這兩種力量導致的親屬關系的擴展恰恰是通過姻親關系來實現的。在這個村莊里，婚姻是一個非常正式而又嚴格的問題。這里的人們的婚姻之事嚴格按照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這里不存在求婚的說法。子女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被父母定下了婚事，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這里的人們習慣上講究“親上加親”，因而表親間聯姻現象很是普遍。因為婚姻在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綿續家世及促進家族的發展。在這樣的婚姻關系中，婚姻雙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人們對于婦女的要求有很多，而且過分重視“香火”問題。這更是造成了“小媳婦”現象的存在。

當然在家族、婚姻問題中，財產繼承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在一個村莊中，財產不僅僅局限于家產，還有村產、擴大的親屬群體的財產和“無專屬的財產”。這些財產的繼承主要以集體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在擁有財產的群體中，家是一個基本群體，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群體。一個農村家庭中，傳遞的主要財產是土地，主要對象是該家庭中的直系男子。若沒有直系男子，則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長輩來立繼。當然繼承者還有贍養老人的義務。因為本人的專業是法律，所以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自覺的對書中與法律有些許牽連的內容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書的第四章（財產與繼承），費老描述了這個典型的中國村落中人們對財產的分類（當然，這種分類決非是法律學者們按照邏輯嚴密的物權法體系進行的分類），以及財產的傳遞和這種傳遞過程中對繼承和贍養義務所產生的影響。結合當時已經生效的（中華民國）新民法中有關繼承的規定（新法規定了女子的繼承權，改變了單系繼承的原則，體現了男女平等的觀點），費老認為雖然新法律已頒布7年，但就江村而言尚未發現“有向這一方向發生任何實際變化的跡象”，即民間所遵循的繼承原則仍然是傳統的“父系傳嗣單系繼承”。這實際上為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即：法律自上而下的構建出了一套體制，但該體制所適用的領域卻實際遵循著另一套“規范”，即表現出了一種“二元化”的態勢，而這種“二元化”（有時是一種“多元化”）往往又表現為民間自發的“規范”得到實際貫徹，國家公權力制訂的規范成為華而不實的裝飾品。

由此我們可看出，傳統的中國從承擔責任和發展家族考慮，給予了男子很高的地位和權利，這是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婦女的獨立性越來越強，這些問題已得到了顯著的解決。

另外除了親屬關系的聯結，還有一個基本的社會紐帶就是地域性的紐帶。在這個村子里，有一些人在一起組成了戶，他們共同居住、吃飯和勞動。而其它形式的聯合群體也多如此存在。

經濟生活

開弦弓村的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為滿足人們的需要，提供了各種手段來獲得消費物資，但同時也規定并限制了人們的要求。文化對于村民的消費有著一定的控制作用。村里的房屋都設計有堂屋。堂屋是住房中占地最大的，一般用來做勞作的場所，例如養蠶，繅絲、打谷等等。它也是人們接待客人或存放農具、農產品以及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這里要注意的是 開弦弓村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費孝通先生在書中的第一章第七節是即提到：在結婚之后的第一個春天，新的兒媳婦必須經過這樣的一種考試。新娘的母親送給她一張特殊挑選出來的好蠶種。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來養好這批蠶。如果她養得好，顯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贏得她婆婆的好感。這被認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時刻，據此可以確定她在丈夫家的地位。蠶絲在這里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工具，更多的是一種技能，代表著一名女孩子的最高的能力水平。也就是這種對蠶絲的高度重視，使得這個在古代屬于家庭手工業一種的蠶絲業漸漸往工業化生產轉變。

費孝通先生對農村的農耕和副業各環節作了詳細的介紹，讓我驚嘆于這些農業行為的技術性和精確性。這個系統的每套程序，都需要一個驚人的協調。以農耕灌溉為例，由于水域在田地的外圍，必須修建渠道，外層的田地灌溉一定量之后，必須自覺地關閉出水口，以滿足下一塊田地的灌溉，為了滿足均勻灌溉，同一田埂內的田地必須高度相同，如果有一家的田地為私自儲水而降低地塊高度，便會遭到譴責。即使干旱時節，這個規矩個人也不敢輕易去破。這個規矩不是任何行政部門強制執行的，而是自律的結果，自律是這個地區自治的條件之一。在村莊中，除了生產，人們的主要活動是聚會、出會和一些宗教、祭祀活動。

這些細節體現了這個村莊以農業生產為主，但也有一些副業等的發展。而在一代代傳承與發展中，村民們保留了許多習俗文化。這些都是我們研究該地經濟文化生活的重要資料。

在地理環境中，作者曾提到，由于人們所占土地不同，人們所從事的職業也有許多種。主要可以歸為四類：農業、專門職業、漁業和無業。但不管如何劃分，這些職業的類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它們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從這些職業所從事的人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大部分的人使用土地從事農業生產，但他們不僅僅只從事農業生產，還有其他的如蠶絲業的鄉村工業生產。還有部分因成年男子死亡，只有寡婦和兒童等的家庭，不靠自身勞動過日子，而是依靠出租土地生活。

在從事農業生產中，天氣條件很是重要。人們根據傳統的節氣表和一些進步的生產技術來安排農業生產。而土地的占有促使了雇農和小土地出租的產生與發展。這種生產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有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

除去農業生產，蠶絲業是這個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來源，這也是太湖一帶農民的特點。前面說過，蠶絲業在后來有所衰退，也正是如此，當地人們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促使變革的主要力量是世界經濟的衰退、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當地一些技術人才的積極參與。另外政府的重視和幫助也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在改革中也有許多問題，比如技術革新進退維谷。費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他對于鄉村經濟發展的建議：通過引進科學的生產技術和組織以合作為原則的新工業，來復興鄉村經濟。

在整部書的最后，費孝通先生著重講述了中國的土地問題。他指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而農民的主要開支又在土地的使用上。我們應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的關鍵應在于增加農民的收入，而不是緊縮農民的開支。因而費孝通先生再三重申，恢復農村企業才是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的根本的措施。

《江村經濟》作為一本探討社會問題的書籍，它深刻地、如實地反映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是一部很值得閱讀的社會學類型的書籍。

第四篇：江村經濟讀后感[范文模版]

江村經濟讀后感

讀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東西，記錄下來很重要哦，一起來寫一篇讀后感吧。那么如何寫讀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江村經濟讀后感，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今天終于將費老的《江村經濟》細細品完。真的是挺慚愧的，由于一些瑣事，我前前后后近三周才讀完，由于不是一口氣，所以下一次讀的時候都要把前面看的再溫習一下，雖然覺得看的挺透的，但是這種效率，我自己都汗顏…

我覺得讀完這本書最大的收獲就是體悟到了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作者闡述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作者對社會制度的功能分析的細致程度。而且，這種分析不是紙上談兵，它結合了實際需求，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避開政治立場、僅以一個學者的身份所做的調查和研究，這反映了作者實事求是的立場和客觀務實的科學精神。

本書行文通俗易懂，沒有晦澀的名詞，以一種平易的敘述方式描述了開旋弓村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結構清晰、邏輯清楚。第二章說明了為什么選擇開旋弓村作為調查對象以及開旋弓村的大致情況。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描述的`當時中國農村的特點，介紹了開旋弓村的實際情況。從第七章開始，是這本書的重點吧，分別描述了開旋弓村的生活、職業分化、勞作日程、農業、土地的占有、蠶絲業、養羊與販賣、貿易和資金。其中對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土地的占有這一章，土地真的是農民的命根子，土地之于農民如同水之于魚，沒有水，魚無法存活。同樣，沒有土地，農民也將無法生存，所以當土地只屬于地主階級時，農民最終會受不了剝削而起來反抗。

但是，現在土地公有化了，農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權，他們生活就變好了嗎？我無法給出直接的答案。近年來涌現的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或許能給出一些回答，他們有的甚至是將家里的土地荒蕪，也要到充滿誘惑的城市來用低端的勞力賺取他們認為比種地強的價值。是土地不夠？還是土地質量不好？又或許是土地帶來的經濟效益太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深入，農民和土地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和探索。或許，這就是我所學專業“農業推廣”的使命所在？

第五篇：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讀《江村經濟》小記

龍庭生

之前讀了費老的《鄉土中國》，就深深的被費老的研究以及寫作所吸引，費老的文章樸實，簡單易懂，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能夠深刻的和書中的描寫產生共鳴，其實就我來說，書中的好多東西，我都是知道的，有的從小就伴隨著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然而我卻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將這些現象、情形描述出來，看費老的書越多，我愈發覺得恍然大悟，對對對就是這樣的，這個和我們地區好像啊！

《江村經濟》作為費孝通先生的博士論文，內容來自1936年的開玄弓村實地調查，內容翔實，描寫全面，仿佛給我們呈現出了一副當年的村莊形狀，當讀完文章后，我們便知道了四十年代的開玄弓村是什么模樣，也能想象當時的中國的農村是什么樣。《江村經濟》本來的名字叫《中國農民的生活》，可能原本的名字更加能體現出書的內容，從題目就可以看出是一本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書，只不過這本書著重描寫的是開玄弓村，從而以點及面，影射出整個中國的農村情況，通過對開玄弓村方方面面的描寫，對一個農村的描寫，費老其實是為了得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農民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

正如布·馬林諾斯基在文章開頭做的序一樣，精要的概括了全書的內容。馬林諾斯基在序中說到，此書雖已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不僅僅是復試靜止的過去，他有意識的抓住現代生活最難理解的一面，抓住西方社會影響下的變遷，從我讀下來后，感覺確實如此，傳統的農村在西方社會和日本人侵略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序中我們不難看出布·馬林諾斯基對這篇文章的贊賞和喜愛者情，整個序中隨處可見對文章的贊賞：“此書某些段落確實可以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我懷著十分欽佩的心情閱讀了費博士那明確的令人信服的論點和生動翔實的描寫，時感令人嫉妒”。在序中我們還能得知本書的兩個主題：土地的利用和農戶家庭中再生產的過程。讀過后，確實這兩個主題貫穿全文，費老運用社會學研究方法，從細微處著手，歷時兩個月對開弦弓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會習俗、家庭生活、親屬關系、農業、貿易等各個方面，從而得出具體的結論，對中國農村的歷史現狀有了清晰明確的定位。文章中蠶絲業的那章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家庭變革到合作絲廠，從最開始的到震澤鎮出售生絲，到改革后直接向上海出售成品絲線，而促成這一切改革的動因都是因為蠶絲的價格下跌。

前言部分主要是對此書做了個簡短的介紹，包括內容，調查研究等等，文章一個好的開頭，就好比一個人好看的臉，它吸引著我們繼續往下讀。在讀書的過程中，我習慣于用一種對比的眼光來閱讀這種類型的書，看看書中描寫的哪些是與我所在的村莊相同，那些又是不一樣，能夠給予我更加直觀的感受，總的來說屬于無形的東西相似性較大，例如：宗教、禮儀、習俗、繼承等這類精神文化，而建筑、耕作、田地等這類有形的物質則是相差較大。“為了對人們的生活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研究人員有必要把自己的調查限定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內來進行。這是出于實際的考慮。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會單位也不宜太小，它應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這樣的結論卻可以用作假設，也可以作為在其他地方進行調查時的比較材料。這就是獲得真正科學結論的最好方法。”以上的內容給予了我們啟發，以后我們在做類似的調查的時候，在調查對象的選取上不宜過大也不宜過小，要選取能夠完整的表現出社會生活的對象，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江村經濟的主要內容體現在下面的十五部分，即調查區域，家，財產與繼承，親屬關系的擴展，戶與村，生活，職業分化，勞作日程，農業，土地的占有，蠶絲業，養羊與販賣，貿易，資會，中國的土地問題。前面的幾個部分讀完后，給我的感覺與本地區的農村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拿“家”來說男主外女主內，還有兄弟間的分家，父子間的分家，勞動分工和養老等問題的描述同當前云南地區的很多農村差不多，甚至有的家庭現今都還是按照這種方式進行著家的活動。其次在宗教活動上也類似，只是這邊不一定每個村都有廟和和尚，但就實際情況來看，已覆蓋面積100平方公里統計，那么這些廟宇、觀音寺都是有的，可能是和西南地區地廣人稀的原因有關。“實際上，他們的宗教活動多數都在自己家里開展。比較確切地說，廟是和尚及菩薩的住所。和尚、菩薩不僅同普通的人隔開一段距離，而且也與社區的日常生活隔開，但進行特殊儀式時除外”。這段文字就清楚的說明了這點，只要你到云南的大部分農村調查一番，得出的結論基本和以上相同。算命先生在我們的村子里依然存在，人們都稱他為“半仙”，并不是每個村子里都有算命先生，他服務的范圍很廣，超出縣轄區都有可能，除算命先生外，村里還有術士，專門幫助人們破解消除災難，服務范圍也較廣。在婚姻方面也有類似的地方，但由于時代的進步，觀念的變遷和當時的開玄弓村有不同，“結婚總是為了有后代。生孩子的期望先于婚姻，在農村中，結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傳宗接代。選聘媳婦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延續后代，保證生育男兒是向算命先生明白提出的要求。如果當媳婦的沒有能力來完成她的職責，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將她遺棄而無需任何賠償。婦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會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確認。”當下農村男女平等的觀念得到普及，新婚夫婦在家里有同等的地位，有時媳婦甚至能更得家里人關心，孩子養育上一般都是兩個，也沒有一定要生男孩，相反現在人們更希望生女孩。

在差異方面明顯比相似的地方多，家的布局，節日慶祝，人情往來，平時生活等都和我們地區有較大的差距，這些差距有可能是時間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地理環境造成的。除差異外，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一些新的東西，這些到目前我們村莊都還沒有，最典型的就是養蠶的合作社，40年代他們就開始嘗試的合作集體經濟，現在我們這里依然還是個體經濟，缺乏統一的管理規劃，生產效益低，經濟收入也低。航船也是一種新的服務方式，在我們的記憶中，云南的村莊應該是沒有這種類似的服務。互助會也是我們地區沒有的組織，可能民族地區民族間本來就有這種功能，所以互助會在以少數民族聚集為主的村寨里不會出現。

整個《江村經濟》讀下來的感受，最大的就是給了我對于中國農村更廣闊認識。中國國土遼闊，東西南北差異大，每個地方的農村都有其各自的特點，不能親自去到各個地方調查，能通過別人的調查結果來了解不同的地區情況，是我們了解中國農村的一條捷徑。上世紀40年代的開玄弓村，地處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腹地，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村民們也最先開始新的嘗試，在保留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積極的創新改革，目的是為了生存，當今西南大部分的村寨，雖然新中國成立把他們從原始社會拉到了現代社會，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依舊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人們的思想、眼界和膽識還可能不能同40年代的開玄弓村民相比。正如費老所說：日本入侵，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打破過去在土地問題上的惡性循環。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發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土地政策，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經過60多年的發展，今天農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們不會在為了饑餓問題而煩惱，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費老當年的愿望，在今天早已實現，“內部沖突和耗費巨大的斗爭最后必將終止”“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出現在這個廢墟這上”，嶄新的中國不僅出現，而且還更加強大，先輩們的付出、努力和汗水沒有白流，在緬懷的同時，我們要繼承先輩們的精神，腳踏實地，走的更高更遠。讓中國的鄉村在我們社會工作帶領和發展下更加迷人，更加美麗，鄉村的建設和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希望有一天鄉村的人民不僅物質富足，還要精神滿足，讓城里人羨慕鄉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