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淺議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1)

摘 要：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和保證，而作為社會保障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給農村的社會保障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此，健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保障權 農村社會保障法 立法

社會保障法是指根據社會政策制定的，幫助公民克服生存風險、扶助弱勢群體生活安全或促進大眾福利的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農村養老保障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行對貧困農民的醫療救助的方針。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基本價值取向。我國憲法已經確立了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農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80%以上，但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有相當的社會保障的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擠在體制以外。因此，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一、完善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發展水平的需要。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成為必然要求：第一，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明顯低于城市。這是由于長期的歷史原因，也是由于城鄉之間在生產社會化程度、就業、社會分配、收入消費結構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別，因而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保障不宜采取統一的模式，但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保障同樣都需要發展。第二，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不到位，國家在農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下，僅靠政策難以使社會保險在農村的覆蓋面擴大。第三，農民覺得“保險無保障”，不能解決基本生存問題，缺乏參保積極性。例如：按民政部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交費領取表》計算，每月交2元，交費10年后每月可領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領取9.9元。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時期農民生產、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計劃體制下的農村以集體保障為主體，家庭保障和國家救濟為補充，隨著農村市場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根據立法享受的，由社會提供必要物質幫助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首先，現階段農村家庭保障逐漸瓦解；工業化與城市化使很多農民從第一產業轉到第二、三產業，往往沒時間照顧家庭；生育觀念的轉變使家庭規模逐漸縮小，傳統的農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農業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災害和年老、疾病時無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別是對于被征地農民，除了土地補償、安置費外，其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也需要獲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區保障受經濟發展水平限制。社區保障適用于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社區，其實施范圍比較窄。雖然現階段農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區保障在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仍

然發揮主導的作用，但從長遠規劃來說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又為農村社會保障實施提供法律保證。

3.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實現社會保障權，維護人權的需要。社會保障權是公民的一項重要的人權。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把“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我國于1997年10月27日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承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要實現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必須盡快建立起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

二、我國現行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層次低，法律體系不健全。社會保障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效力僅低于憲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社會保障法》仍處于起草階段。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頒布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大多以“規定”、“試行”、“暫行”、“決定”、“意見”、“通知”的形式出現，農村社會保障的相關內容，主要散見于政策文件、部門規章、相關機關發布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臺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關于進一步做好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意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頒發的《2002年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安排》等，立法層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統一，它帶來的結果將是社會保障立法嚴重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在許多方面仍屬空白。目前還沒有一部基本法來規范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僅有1994年由國務院頒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關部門修訂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一部較高層次的行政法規，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規定。民法、刑法、勞動法等部門法中缺少相應的配合，現有的零散頒布的各種條例、規定、通知和規定，相互之間缺少必要的銜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體系，使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不健全。

2.現行社會保障法規、規章適用范圍窄。從各種有關社會保障行政法規、規章的適用范圍來看，其適用對象主要為城鎮的各種企業。如1999年1月國務院259號令《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征繳范圍是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征繳范圍是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事業單位及其職工，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其職工，社會團體及其專職人員。失業保險的征繳范圍是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廣大農村未被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

3.實施機制弱、缺乏法律責任機制。現行社會保障法規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為突出的是對擠占、挪用、截留社會保險基金的行為得不到及時的懲治。我國刑法缺乏對這些行為規定為犯罪進行懲治的條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便利條件而擠占、挪用和揮霍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將社會保障基金借給企業周轉使用，有的用來搞投資、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職權貪污、揮霍，致使農民的“保命錢”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存入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有的因經營不善虧損破產，致使存入的農保基金無法取出造成損失，形成支付危機。

4.缺乏法治環境，維權意識差。在農村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缺乏法治宣傳與教育，農民缺乏法律知識，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不強。法治意識淡薄，辦事靠經驗、憑感覺。長期以來，形成了政策盲區，維權弱勢。如：有的企業通過召開職工（或股東）大會，拒絕參加社會保險。2004年12月1日頒布實施《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加大了勞動和社會保障執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專門的勞動保障監察機構，使社會保障“執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強覆蓋農村的勞動保障監察員隊伍的建設和執法環境建設，提高農民維權意識，是改善農村社會保障執法環境的重要途徑。

三、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議

1.建立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首先，建議正在起草的《社會保障法》將農村的社會保障放在與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納入統一的法制軌道。然后在社會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礎上，進行急需的《農村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險》的立法工作。以及農村社會救助；農村社會福利；農村軍人及軍屬優撫等單行法規、規章的制定。其次，建議在修改社會保障相關法律時，將能夠適用農村的內容包括進去。將其中歧視、排除農村和農民社會保障的內容加以刪除、把農村和農民納入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覆蓋范圍，如修改《勞動法》時，適用對象包括農村生產經營主體。在此基礎上逐步制定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

2.強化解決農村社會保障的司法機制。建議在人民法院設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庭，專門從事審理勞動和社會保障爭議案件，在條件成熟后，可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辦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我國農村長期以國家救濟和農民互助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的權利意識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識，由于權利主體的強勢地位，難以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昂貴的訴訟費用，因此，還可在農村建立專門的社會保障爭議仲裁和調節機構，既節約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農民的訟累和訴訟費用。另外，要加強對農民解決糾紛的法律援助和律師協助。目前律師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難以得到律師的幫助。訴訟費用的高昂也使困難農民望而卻步，法律援助的實施可以有效地解決以上難題。

3.與其他法律部門的立法內容銜接。為保證社會保障法律規范的有效實施。建議在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時增加對挪用、擠占社會保險基金的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須通過立法解決社會保險費的收繳問題，加大強制收繳社會保險費的力度，對欠繳、拒繳社會保險費的，建議在正在起草中的《社會保險法》規定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在民法中增加對于企事業單位拒不為員工支付社會保險金的，致使員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受到侵害的，該員工可通過提起侵權之訴尋求救濟。200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物權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建設用地的，應當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規定辦理。而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及相關法規、規章規定土地補償費、安置費中沒有包括社會保障費用。因此，建議失地農民的養老、就業、醫療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從征地補償費、安置費和政府土地出讓金中安排，計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單位或當地政府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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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有關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有關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近些年來，因土地補償安置所引起的沖突，逐年成了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顯性矛盾。因土地大量征用而使相當部分的人員無法就業，影響了社會穩定，又阻礙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因此，妥善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是當務之急。

從當前我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許多丞待解決的問題，如：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真正建立。從已有的實踐來看，所謂的社會保障也只能稱為“生活保障”，其與以社會性、福利性、公平性和互助性為本質特征的“社會保障”相差甚遠。一些地方往往不顧農民的真實意愿和利益，強制性地扣留農民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實行政府主導型的保障措施。還有一種最讓農民擔心和不滿的做法是，征用補償費由村級集體組織提留，用于繼續發展村集體經濟投入，失地村民則從將來的利潤中獲取紅利，以此達到“由集體安置”的目的。農民對此很不放心，因為，除了可能出現腐敗之外，投入本身就是一種帶風險的市場行為。這些形式上表現為農民自愿參與的保障措施或投資行為，隱含著一定程度的意志強制。而且當農民權益遭受損失時，還缺乏有效的權利救濟機制。再如，有關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尚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各地的具措施有差別，尤其是其中的運行、管理、監督等制度處于混亂、于法無據的狀態，無法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從實踐來看。已有的保障方式單一，水平過低。目前最主要的社會保障是一定程度的養老保障，而醫療等其他保障方式則還很缺乏，為失地未就業農民提供專業培訓、知識技能學習等非農產業素質的保障制度也只是在極個別地方有實行。

有無完備的法律規范，是一個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成熟與否的基本標志，只有體制、機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證社會保障事業的順利發展。由于目前我國沒有統一的制度規范作為行為的指引，雖然各地有關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的改革措施層出不窮，但糾紛時有發生，且糾紛發生后又缺乏通暢、公正的解決機制，隨意性較大，這種現狀與法治建設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運行、管理只有以法律為依據，才能公平、高效、健康地發展。國家有關部門應當及時制訂統一的有關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法律制度。

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從我國的國情出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基本保障農村居民“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即辦好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等三種保障項目。

其一，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法律制度。

建立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要分清對象，對于已經就業的失地農民，歸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對尚未就業的失地農民應建立有別于城鎮的養老保險模式。通過立法規定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以及繳納標準。由于目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單靠國家財政撥款或農民自行負擔都有困難，因此必須通過多渠道的資金籌集方式來解決問題。

資金籌集的主要方式包括：政府承擔部分可在每年財政或從土地使用權出讓金中按比例列支;村集體承擔部分可從土地補償費中開支;個人承擔部分可從安置補助費中列支;同時，借鑒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統賬結合的模式，政府負擔部分和村集體繳納資金的一部分，用作養老保險基金，建立養老保險的統籌賬戶。以村集體負擔的部分資金和個人從安置補助費中列支的資金建立個人賬戶。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并結合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經驗，采取個人繳費的方法來充實個人養老賬戶，繳費水平可以較低但應有一個下限，并鼓勵多繳。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的待遇與繳費多少直接掛鉤，并且不應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法律在規定養老保險相關內容的同時，還要規定基金的管理及運行制度。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的高效運作必須有一整套嚴格的監管體系作保證，因此法律還應明確相關的管理制度的內容，如財務核算、審計監督、績效評價等。其二，建立多元化的醫療保障法律制度。由于我國絕大多數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還不具備把所有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障均納入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條件。因而，各地應當根據當地的情況，通過地方立法建立多形式、多層次的醫療保障法律制度。具體的辦法可以采用為失地農民建立相應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即政府與民間結合，強化多元投入機制，引導社區經濟、企業、慈善機構及個人等方面的捐助，來充實失地農民醫療救助基金。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建立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

傳統合作醫療無論從目標定位到運行、管理、激勵機制均有不足之處，其中籌資機制不暢更是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克服傳統制度的弊病，就必須從“合作”和“新型”兩個角度人手。即嚴格遵從保險的基本原理，加強農民的共濟意識和風險意識。保險理論上，對投保者的合同契約性的經濟補償實質上是少數人的不幸讓多數人來分擔，通過協力讓風險化為無形，它發揮了特有的互動共濟功能。它強調要從價值觀念上宣傳強化“效用”的功能，淡化糾正“受益”的觀念，且不能隨意擴大受益面，政府在推行合作醫療制度時必須始終向失地農民灌輸這一觀念。

同時，通過立法規定合作醫療的籌資、運行、監管、激勵等機制，以確保資金的正常運行、合理使用。

其三，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環節，是公民的生存權得到保障的重要體現。從理論上講，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的范圍應是一個國家的全體公民。但實際中，由于經濟支持力度的不同，目前尚不能在全國所有農村都建立或建立相同標準的低保制度，因此，各地也應根據當地的情況，通過地方立法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在地方立法中應當合理界定保障對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只能是那些生活水平一時或永久地低于或等于國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只要符合條件，不得以失地農民曾獲得高額的土地征用補償費而將其排除在外;還應科學確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從維持基本生活的物質需要、當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純收入、地方財政和鄉鎮集體的承受能力等多方面來考慮，在此基礎上確定一個較為科學的標準：此外，還應確立多渠道的資金籌集機制。其四，建立就業培訓和社會服務的保障制度。長期以來，我國農民由于缺少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普遍較低，農民失去土地后，面臨著極大的生活和就業風險。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難題，除就業安置外，根本在于幫助他們建立全新的就業觀念，鼓勵其積極參加就業培訓，描葛勞動技能，努力通過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機會。這就需要通過立法來要求政府部門建立完善的就業培訓體系，進而盡可能多地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

另外，失地農民是一個社會弱勢群體，當他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往往沒有能力支付因啟動權利救濤程序所需的各種成本及相關法律知識。因此，還應當完善相關法律，將失地的農民作為法律援助的對象通過立法明確下來，以保障他們的權利在受到侵害時，能夠通過法律援助得到及時的法律救濟。

第三篇：論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論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發布時間： 2010-11-11 1:37:04 被閱覽數： 215 次 作者： 丁橡雨 黃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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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是我國金融監管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農村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由于二元金融結構的影響,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面臨著比城市金融更復雜的局面。當前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不僅承受維護金融穩定的任務,還將承擔起解決農村金融資源短缺,農村金額貧困的巨大挑戰,對此,必須重視對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各項建設,保障農村金融的發展,推動農村經濟的繁榮和農村社會的和諧進步。

一 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缺陷

我國當前農村金融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 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監管法律體系

首先,現有金融監管法制體系不完備、系統性不強。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立法由《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農業法》、《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等法律法規構成,其中均規定了金融監管問題。但這些立法中存在著眾多的原則性規定,缺乏實際可操作性,而且監管內容簡單化,滯后于金融業發展現狀,并隨著農村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對一些新興的金融業務、金融產品還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制,對農村民間融資未采取法制化、規范化的引導,對高利貸只是依照傳統社會公德來約束。而且從現行金融監管法律的整體結構上看,規章比重過大,實施起來缺乏權威性。另外,在構成現有金融監管法制體系的眾多規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門規章的比重過大,實施起來缺乏權威性。同時,各規范性法律文件之間的銜接性不強,有的彼此之間甚至存在重復或沖突現象。這些都勢必影響到金融監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監管行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規范的可操作性不強。在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法制體系中,對市場準入、市場稽查、市場退出、謹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經有所涵蓋,但大多是原則性的簡單規定,缺少相關的實施細則,可操作性不強。以市場退出的法律機制建設為例,盡管200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為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礎,但由于金融機構的特殊性,該法的相關規定顯得過于原則化而使其在現實中操作性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銀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決,弱化了法律在市場退出過程中的規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而金融危機的應急處理法律機制、征信機構的法律規制機制、金融市場同業組織及其自律機制的法律設計的缺失更加凸顯了我國金融法律監管機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領域越位的同時,也存在著在另一些領域缺位的現象。

(二)欠缺公平競爭的監管理念

制度不僅要有效率地配置權利資源,還應該公平地配置權利資源,實現各金融市場主體權利的平等保護。缺乏正義目標的金融市場不是現代金融市場,背離正義理念的金融監管制不是現代法治所提倡的制度安排。當前的監管法律制度,體現著對民間資本,非公有制行業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民間資本和國有資本是社會資本的不同形式,應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民間借貸監管制度應促進并體現民間借貸監管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而不是為了保護個別市場主體的特殊利益,尤其不應成為國有金融機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謀取壟斷利益或政府部門實現部門利益的工具。

(三)忽視農村地區居民的金融權利

在很長的時間內,我國的整個金融法律制度將金融問題視為經濟發展的問題,視為資源配置的問題,在制度設計中對民生保障問題考慮不夠,甚至為了金融的穩定而犧牲了公民自由融資的權利訴求。雖然國家和政府早已認識到這一點,采取小額貸款、允許設立村鎮銀行、借貸公司以及支農資金支持等措施加大農村資金的供給,但這些基本上都是具體手段層面的改革,整個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基本理念并未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由于農村金融市場的監管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形成了農村地區金融資源總量不足,金融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地域不平衡性,大量的農村資本外流,進一步削弱了農村金融供給能力。也導致了弱勢群體的金融資源獲取不足,特別是對微型企業和農戶的金融供給不足。農村金融市場監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導致了農村地區沒有真正建立起能夠針對不同客戶、不同需求層次,提供差異性金融服務的完整的農村金融體系,導致農村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種類單調,無法滿足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金融服務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廣大農民的金融福利水平很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二、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一)落后的監管理念的制約

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體系中,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驅動力,適度的金融自由是金融活動的重要推動力,應當成為金融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取向。在適度自由的價值目標下,金融市場才能形成多層次良性互動的結構,才具有可持續性。一直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以限制競爭、保障安全為指導思想,以直接控制資金價格、業務范圍和市場準入為手段,雖然比較好地維護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但是也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村金融市場化與金融創新的發展需要,嚴重損害了我國農村金融效率,扭曲了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削弱了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制約了農村金融機構的進一步發展。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內和國際競爭,這種以犧牲效率和競爭力為代價而換取的安全與穩定將是無法持久的。

(二)農村金融市場情況復雜

按照“金融抑制”理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金融制度和經濟發展存在“金融抑制—資本短缺—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我國農村的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導致農戶與農戶間差異很大,對資金也表現出多層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因而滿足不同對象的不同愿望異常困難。這使中國農村金融監管問題不僅相對于發達國家,即便是相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明顯表現出資金運行流程更復雜,績效更不容易顯現,缺陷更容易放大,實現監管法制化的任務更艱巨的根本原因。我國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業具有收入不確定、投資周期長、收益低的產業特性。農民是弱勢群體,多數屬于貧困階層,沒有儲蓄能力。農村金融監管法制問題關乎“三農”的發展,情況極為復雜。我們要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高度關注農村金融問題,不斷擴大農村金融的發展空間,改進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切實防范和化解農村金融風險,促進農村金融業的良性運行。因此,如何確保農村資金從有限的供給渠道和組織網絡流向數以億計的農戶家庭,并實現供需平衡,始終是富有農村金融監管法制建設面臨的挑戰性的議題。

三、完善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建立健全農村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現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權力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是通過金融監管法制的調整和規范作用實現的。完善的法律體系是監管當局進行依法監管的前提條件,融監管的績效與金融監管立法的完善與否以及質量好壞有著直接的關系。為了促進我們農村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和農村居民金融服務的提升,我國應該順應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及時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制體系。

具體而言,在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應在加強農村基礎性金融監管法制建設的基礎上,順應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趨勢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國農村的金融監管法制體系。首先要及時完善金融監管的主體性法律制度,制定與其相配套的法律實施細則,增強其可操作性,并對相關法律制度進行清理,對不適應的條款進行廢除或修訂。其次要根據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監管需求及農村金融市場改革展的趨勢,適時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彌補我國農村金融監管立法空白。如適時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建立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對民間地下金融進行法律規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設和標準化建設以農村金融創新市場的規范化建設等。再次要順應農村金融改革的發展趨勢,立足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安全和農村資本市場發展的需要,制定兼顧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實現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

(二)體現公平保護的理念

金融監管是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其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而金融業的安全并不是金融監管的中心目標,也不是金融業存在和發展的終極目標。從這樣的角度講,金融監管的終極目標應當是滿足金融業繁榮發展的需要,并以此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提高社會福利。由于中國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比較特殊,農村金融不屬于完全的商業金融范疇,農村現代金融制度應當以促進廣大農村居民公平獲得發展機會和結果為主要目標。

(三)保障公民金融權利的實現

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權的基本內容,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存在權和發展權是一切法律必須堅持的基本價值追求。金融的本質是為民眾的生產和生活提供資金融通,保障民生。在市場經濟中,主體及利益開始多元化,眾多公民進入市場從事經營活動,資金成為許多人從事生產經營的基本條件,尤其在廣大農村,融資事實上已經成為公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融資權利成為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一部分。學者們的研究證明,獲得貸款的能力雖然不是農戶增加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但在許多情況下,能否籌集到足夠的資金進行生產性投入,是農戶發展生產和增加收入的必要條件。尤其在不發達地區,農村的民間借貸具有明顯的居民互助性質和功能。在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明顯不均衡和不合理的背景下,廣大中小企業和農戶獲得融資特別困難,農戶和農村工商業者的資金需求從來就未得到過滿足,民間借貸因而具有了更為突出的解決基本民生問題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講,監管制度嚴格限制甚至禁止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存在,懲罰私自放貸者,事實上壓制了農村資金的自由流動,影響了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實現,排除了公民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和機會。因此,農村金融監管監管制度的本質應當是為廣大公民融資提供安全保障,而不能簡單地排斥或壓制資金的流動。

（中國集體經濟 下 2010年 第5期）

第四篇：我市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調研報告

隨著我國體制的變遷和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富裕勞動力逐步走進了城鎮，大都從事建筑、制造、餐飲、服務等行業的繁重工作。僅我市每年農民工就高達90萬人左右，為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么龐大的群體涌入城市，而且由于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存在身份上的差別，被城市邊緣化的現象逐步顯現，農民工已漸變為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弱勢群體，給社會帶來許多問題。本文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問題進行淺析。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缺失及原因

從當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來看，主要存在以下法律制度的缺失，甚至是空白：

（一）農民工不享有失業保險。城鎮居民在失業期間，基本都享有失業保險，但農民工由于不是城鎮職工，沒有被納入失業保險制度的范圍，不享有失業補助。在失業期間，他們多數是靠自己過去的積蓄生活，或者向親友、老鄉借錢生活，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也有一部分農民工不得不離開城市回家去，很少能夠依法得到勞動單位或地方組織的幫助。

（二）農民工沒有醫療保險。農民工盡管是以青壯年為主的群體，但生病也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是他們大多數從事的是重體力、超強度、多危害的工種，很容易引發疾病。據調查顯示，有36.4%的農民工生過病，甚至多次生病。他們生病以后有許多人因經濟問題不是選擇去醫治，而是憑著年紀輕、體質好硬挺過來。即使有的農民工花錢看病，支出絕大部分是自費，用人單位往往為他們支付很少的醫療費甚至根本不支付，農民工看病難、看不起病的問題十分嚴重。

（三）農民工不享有工傷保險。絕大多數農民工從事的是危險性高的工作，經常會發生意外事故造成傷害。但很少有用工單位愿意為農民工辦理傷亡保險，甚至連保障人生命健康的工傷保險也不辦理。一旦出現工傷事故，很難得到必要的經濟補償，受到傷害最嚴重的是農民工，輕者終身殘疾，生活無保障，重者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四）農民工及子女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培訓教育。不少農民工是舉家進城打工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城市現有的公共教育資源不能接納和滿足越來越多農民工子女求學的愿望，導致農民工子女上學成了一大社會難題。無論進入私立學校或公辦學校，都要支付高額的教育費用，城市居民都感到吃力的教育費用，農民工更是很難承受得起。在農民工就業培訓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問題。城市職工一般都能享受到培訓、提高的機會，即使是下崗職工，政府也會采取再就業培訓措施，增強勞動者的職業技能。但農民工與此無緣，他們本來文化素質偏低，缺少一技之長，很少有用人單位或政府機構愿意為農民工提供培訓機會，即使有少數的機構組織農民工進行培訓，往往也是留于形式，走走過場，針對性不強，效果不好。

（五）農民工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主要表現在：

1、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十分普遍而且嚴重。據統計，我市農民工拖欠的工資占應發工資的13%。據省婦聯對進城務工婦女的調查，有34%被調查者不能足額按月領取工資，餐飲服務業拖欠率占43.9%，而且老板以各種理由扣發工資的現象也最為常見。因拖欠工資導致討要工資的各種惡性糾紛和問題屢見報端。2006年5月31日，30多名外地民工為討要拖欠工資，被毆打致傷，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

2、農民工勞動保護措施不力，生產、生活條件差。許多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的住宿條件很差，擁擠、臟亂、不通風，不僅危害農民工的身體健康，而且極易引起一些流行病的滋生和傳播。

3、超時工作或加班成為“家常便飯”。很多企業為了趕工，要求工人超時工作或長時間加班，有的甚至無償占有農民工的休息時間非常普遍。據有關資料統計，我市10%的農民工沒有休息日，13.3%的農民工沒有固定休息日，60%的農民工日工作8～10小時，10%的農民工日工作超過12小時。建筑業力工平均日工作12小時，建筑工地工程緊張時，最多一天要干14～15個小時，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給予明確的規范，農民工的休息權很難得到保障。

分析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但根本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體制上的弊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中國特有的以戶籍制為基礎的城鄉相互隔離的社會結構，即城鄉二元結構是計劃經濟模式向社會領域滲透的結果。由戶籍制派生出來的一系列社會功能，即戶口與入學、公費醫療、低價住房、各種補貼、退休養老等權益緊緊聯系在一起，造成了城鄉嚴重不平等。同時，社會保險關系接續難，目前我國的養老、醫療等主要社會保險被分割在多個統籌單位內運行，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盡統一，難以互聯互通，保險關系轉移難以落實，農民工流動性大，擔心只參保、難受益，保險關系難以接續。只有真正解決了社會結構、社會體制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

第五篇：如何完善社區矯正法律制度

如何完善社區矯正法律制度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一種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臵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對社區范圍內的假釋、監外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等罪犯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不僅是世界各國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在試點過程中，由于當前法律框架的束縛，以及社區矯正管理機制的滯后，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社區矯正經驗，在本土化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必須從現實的角度，著眼于當前法律性、機制性等問題，既要以“拿來主義”吸收國外先進的行刑理念和經驗，又要以改革和創新精神勇于突破、構建和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的社區矯正制度。

一、構建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區矯正順應了世界行刑理念的變更交替和發展趨勢。

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逐步進入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報應主義”刑罰觀念逐漸被“目的主義”刑罰執行觀所代替，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許多國家對于被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

人力、物力來彌補，刑罰是國家和社會迫不得已的選擇，要盡量使這種投入最小化、而使產出最大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區矯正這一控制刑罰成本、提高刑罰效益的有效措施。眾多西方國家適用社區矯正的實踐表明，廣泛適用社區矯正并不會導致犯罪的大量增長。根據中英量刑制度比較研究課題組代表團的赴英考察，在社區服刑的每個犯人的經費支出，只相當于在監獄內服刑的犯人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滿釋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當。因此，社區矯正一方面能夠極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可以使監獄機關能夠集中更多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較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臵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社區矯正是貫徹落實首要標準，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長期的監禁，使罪犯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缺乏了解和認知，使其喪失學習新生活技能的機會，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根據行刑社會化理論，一些刑釋解教人員因長期處于監獄單調、機械的生活環境中，以至出獄后仍按照監獄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這就是所謂“生活節律監獄化”。“生活節律監獄化”的危害很大，它不僅使罪犯出獄后不能加強“有規則的游戲”，不能正常參與競爭，不

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09年起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也標志著社區矯正工作在全國全面運行。由兩高兩部發布規范性文件對社區矯正的規定，雖然使試點工作過渡到正式開展，但這種規范性文件，僅僅是個權宜之計，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應當將社區矯正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2011年5月1日即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提出了社區矯正概念，更是從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須加快制定出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對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機構和工作者、社區矯正的措施及管理辦法、社區矯正執行程序、社區矯正的監督、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規定。

（二）、社區矯正主體不明確，沒有專業的矯正隊伍，嚴重制約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

由于專門的社區矯正法沒有出臺，實踐中對于社區矯正的機構一直模棱兩可。根據《刑法》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來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順。公安機關屬于刑事偵查機關，它的主要職能是維護社會治安、偵查和打擊犯罪，刑罰執行權理應由專門的機關來執行。二是從實踐情況看來，公安機關本身任務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對被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督和教育，而被判處社區矯正的犯罪分子，雖然其人身危險性小，少，更談不上如何發展和創新這項制度了。

（四）、社區矯正對象銜接協調難，影響工作正常開展。社區矯正對象法律文書交接不到位，文書交接、人的交接困難，沒有對社區矯正對象不到司法所報到和接受改造的懲罰措施，部分矯正對象對社區矯正方式存在社會和心理壓力，不希望司法機關要做定期的家訪，不愿意回到社區執行刑罰。社區矯正因無地方財政預算，信息平臺不完善，對個別社區矯正對象的銜接資料填寫不規范、不及時、不準確，司法行政部門社區矯正工作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在于對矯正對象進行監管，由于職能限制無力直接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實際幫助。如為某些家庭條件困難符合條件的矯正對象辦理城鎮最底生活水平保障，為某些矯正對象推薦就業的機會等，對矯正對象的心理測驗和危險性預測無法進行。

三、如何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

（一）、更新行刑理念，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價值基礎。

現代刑罰理論認為：刑罰除了體現對犯罪人的懲罰、實現司法威嚇、滿足民眾報應心態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給予一定的法律懲處之后，還要采取各種矯正措施把違法犯罪的人員教育挽救過來，而不單單僅是報應、懲罰、威懾。社區矯正是基于對監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來的先進行刑方式，基于刑罰個別化、經濟化、3、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

法律對于適用緩刑的條件規定太籠統，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的混亂，建議在立法中列舉出適用緩刑的具體情形，比如：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過失犯；脅從犯；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者等等．這些情形中，有的屬于主觀惡性不大，有的屬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導致認知能力的欠缺，對他們適用緩刑，有利于其認罪悔罪，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對于未成年犯，應施以特別的適用緩刑條件，應當比照成年人把標準適當放寬，只要沒有法定禁止適用緩刑的情節，就應該盡可能地適用緩刑。

4、靈活適用假釋。

依據刑法修正案八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刑法》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筆者認為對累犯假釋適用上的限制，并進行從嚴管理，重點矯治，會有利于犯罪的預防，但對于重刑犯適用假釋的限制規定卻過于寬泛有悖于刑罰個別性原則。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環境、法。與監禁矯正中行刑個別化發展趨勢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區矯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針對性的矯正方法和監管措施。

（四）、加強社區矯正工作銜接配合，確保社區矯正工作規范運行。

社區矯正工作是一項社會工程，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和支持。需要相關部門和單位協調銜接、配合支持，加強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建設。堅持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司法行政部門牽頭組織，相關部門協調配合，司法所具體實施，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社區矯正工作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進一步明確各有關部門職責，加強協作，建立社區矯正工作銜接配合的長效機制。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結合社區矯正工作實際，建立社區服刑人員接收、管理、考核、獎懲、解除矯正等各個環節的工作制度，統一社區矯正工作的文書格式，加強檔案管理，確保國家刑罰依法規范執行。

（五）、建立社區矯正經費保障機制，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困扶助，提高罪教育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

一是建立社區矯正經費的全額保障制度，將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經費、行政運行經費、辦案業務經費、業務裝備經費等納入財政預算，并根據工作發展需要增長。二是明確民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有關部門，將符合最低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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