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設和諧社會需要思考的幾個理論問題
文章標題:建設和諧社會需要思考的幾個理論問題
剛剛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深入研究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要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任務和基本原則;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和諧社會建設實踐做出了明確部署。這標志著我們
黨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的基本形成。其中包含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需要認真學習和研究。這里談一點學習體會,就教于大家。
一是關于和諧社會理論提出的歷史必然性問題。國內外都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是因社會不和諧問題太多,不得不解決。這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一種消極的理解,不免有些片面。我認為,應當從積極的方面全面理解之。事物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是由其必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共同決定的。六中全會告訴我們,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由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人民的呼聲、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黨的性質所決定的,也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而成為可能,還因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制度安排等條件而可以將人民群眾追求和諧社會的理想變為現實。
二是關于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的含義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提出后,人們對它的內涵、外延以及與其他理論的關系不太清楚,六中全會文件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我理解,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繼承、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新形態、新境界,涵蓋經濟政治文化、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整體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科學理論。狹義的和諧社會建設理論主要是相對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理論而言的社會建設理論,重點是要發展社會事業,從根本上改善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福利事業,如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家庭收入、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生態環境、大眾文化、公民道德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從六中全會所確定的今后15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來看,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應當作廣義的理解,但對其中所蘊涵的目前重點要落實的發展社會事業的思想,可作狹義的理解。
三是關于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問題。在和諧社會研究中,國內外都有一種觀點,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事業很好,社會發展很和諧,甚至比社會主義還好。我認為,在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社會福利事業搞得比較好,社會比較和諧,甚至可以說這些國家有不少社會主義因素,但這些都是自發發展起來的,是一百多年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斗爭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迫使資本家不斷讓步而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不能歸功于資本主義制度。直到今天,西方的工人罷工或新社會運動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還應看到,西方許多國家的社會福利事業是在長期的經濟積累包括對外殖民掠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們黨和政府能夠自覺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斷推進社會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我們的人民能夠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以及對外和平交往來積累財富并逐步建立自己的社會福利體系。盡管這個過程還很長,但我們相信這個理想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夠實現。在這里我們同樣應當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不要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
四是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的關系問題。關于這個問題,近年來國內外理論界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六中全會文件講清楚了,即二者是辨證統一的關系。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區別,科學發展觀強調的是發展的哲學理念,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強調的是發展的目標和狀態。它們又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是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又是科學發展觀的展開形式,有著更加豐富的內容。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
五是和諧社會建設和小康社會建設的關系問題。和諧社會建設與小康社會建設也是辨證的關系。二者之間有一定的區別,即小康社會建設主要是想解決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問題,使人民群眾逐步擺脫貧窮,盡快富裕起來,強調的是社會發展的經濟指標;和諧社會建設主要是逐步化解社會矛盾,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和諧,保證社會的健康穩定有序發展,強調的是社會發展的人文指標。二者之間又密不可分,小康社會建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和諧社會建設是小康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和全面展開。和諧社會建設并不是要替代小康社會建設,更非另起爐灶,而是要使小康社會建設更上一層樓,使之更加全面,使社會更加和諧美好。
六是在和諧社會建設中如何處
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近年來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六中全會對此說清楚了,強調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就是說,我們長期堅持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沒有變,但因目前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公平問題比較突出,所以要
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是十分正確的。在社會系統中,效率與公平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社會要正常運行,就要經常調整二者的關系,使之處于基本的平衡狀態。改革開放之初,平均主義嚴重,效率問題突出,所以我們集中力量解決效率問題,主要辦法是拉開收入差距,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今天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利益差距較大,公平問題凸現,所以要集中力量解決公平問題,主要辦法是通過發展社會事業、建立適當的財政稅收制度等逐步縮小利益差距,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也應當注意,效率與公平畢竟有主從關系。效率反映生產力的狀況,公平反映社會關系的狀況。效率是主動輪,公平是從動輪。所以必須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調節公平問題,也就是要在保證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前提下,通過發展解決社會關系的不和諧問題。還應當明白,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統一于適當的社會利益差距。差距太小,效率低下,動力不足,社會不能正常發展;而差距太大,有失公平,矛盾突出,社會同樣難以正常發展。差距太小,會出現平均主義,對有能力者也不公平;而差距太大,影響多數人的積極性,同樣會降低效率。在這里,效率與公平又是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的。所以,過分強調拉開差距或縮小差距都是不對的,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深入研究社會利益差距的閾值,以此制定科學的政策,保證社會系統健康穩定地發展。
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內容豐富,博大精深,蘊涵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話語,也提出了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新問題。對此,我們應當深入學習研究,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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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和諧社會建設需要正確的榮辱觀
和諧社會建設需要正確的榮辱觀
主講人:陸玉林
主講人簡介
陸玉林,男,1966年生,安徽人,現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研究、當代社會文化。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熱點現象與對策”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出版著作有《中國學術史》(先秦卷)、《傳統詩詞的文化解釋》、《東亞的轉生——東亞哲學與21世紀導論》、《道德經精粹解讀》、《老莊哲學的意蘊》、《陸九淵評傳》、《中國道家》、《中國陰陽家》、《中國青少年政策報告》等。
課程簡介
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深刻內涵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集中體現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統一的治國方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陸玉林教授以“和諧社會建設需要正確的榮辱觀”為題,圍繞社會主義榮辱觀對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展開了精彩的講解,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榮辱觀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優秀革命道德與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是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繼承和發揚。
課程提綱
一、社會主義榮辱觀對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性
1.和諧社會需要思想道德建設
2.社會的穩定與進步,需要道德引領
3.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了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基本指向
4.社會主義榮辱觀內涵豐富,貫穿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基本的價值共識
1.價值多元的利與弊
2.基本價值共識的重要性
3.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對多元價值的重新整合三、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具體的調節標準
1.社會調節器與道德
2.社會主義榮辱觀調節作用的表現
四、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1.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人們的社會行為提供精神支撐
2.社會主義榮辱觀有助于人們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五、全社會共同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1.加強法治建設
2.加強輿論環境建設和文化建設
3.重視對青少年的引導
六、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要與社會建設相結合
第三篇:建設持久和諧社會需要司法公平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肖揚近日在河北進行調研之后,就“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和司法體制改革問題,接受了新華社記者采訪。肖揚精辟闡述了司法公平正義與和諧社會的關系,頗具針對性和指導性。什么是和諧社會?胡錦濤總書記在闡述和諧社會六大特征時,將“民主法治”排在第一位,并強調要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以解決制約司法公正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為重點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作用,促進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肖揚也對新華社記者說,和諧社會必然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試想,如果守法者向違法者低頭,正義向~屈服,誰又愿意去遵守法律呢?法治又怎么能夠實現呢?”肖揚說,我們所追求的和諧必須是公平的和諧、正義的和諧。不論是判決也好,還是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如司法調解,都不能犧牲公平和正義來求得短暫的和諧。肖揚警告,不遵守法律,不講原則,沒有標準,和諧也不會長久,甚至司法的軟弱會助紂為虐,導致更多糾紛的發生。肖揚此次河北調研可謂頗具深意。近幾年來,“xx”頻繁發生。而這背后,是均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的嚴峻課題,如何建立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機制的迫切性,以確保公平正義和和諧社會的實現,值得深思。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副院長通過對62件群體性糾紛案件的抽樣調查,以及對所在省11個地區調研后得出的一些結論,比較準確地揭示了司法在群體性糾紛案件中所處的尷尬地位。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體性糾紛案件是個“燙手的山芋”。為什么呢?據認為,關鍵是法院在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司法價值與服從地方經濟建設大局之間處于兩難選擇。“群體性糾紛案件往往涉及當地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當地經濟建設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牽一發而動全身。有些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或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遷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規定辦理有關征地或拆遷手續,或先動工后立項。釀成群體性糾紛后,政府一方相關行為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若法院嚴格依照法律條文辦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遷行為,恢復原狀或賠償損失。如此將導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經濟投入付之東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地的經濟建設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違法行為,將嚴重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上,法院往往難以找到有效的平衡點。”這么大段地引述調查報告,是因為這一司法認知模式可以說是當前法院系統在處理群體性糾紛案件中的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問題在于,什么是法律效果?什么是社會效果?兩者從結果上雖然殊途同歸,但在技術層面恰恰遵循不同的判定原則,其本身是非常值得深究的理論問題,落到實踐層面,尤其要小心,一不謹慎就會變了模樣。正是這種效果論司法認知模式,正是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難以找到有效的平衡點”,就不僅導致在群體性糾紛案件的司法審判過程中,為了求得暫時和諧而往往犧牲了人們所追求的公平和正義,犧牲了法律的尊嚴;而且很容易演變為利益博弈。因為既然我們的司法判決是結果導向的,司法的程序價值碰到現實利益的考量往往只好退避三舍,使得法院不再以獨立的身份參與糾紛的解決,而是變成糾紛關系中的博弈一方,法院也就不能不錯位了。長此以往,法院的錯位必然導致人們對法院信任的喪失和對法律尊嚴敬畏的喪失。和諧社會的根基就是民主法治,現代國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也奠基于法律。肖揚說得好:“我們所說的‘公正’,是依據法律的公正。離開法律空談公正,公正就失去了標準。司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程序性。程序公正、程序正義的價值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司法必須秉承法律的宗旨,遵循法律的程序,維~律的尊嚴,絕不能以任何借口違反法律的精神。”只有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堅守法律的精神,國家才不會像一個故事中所說的英雄雕像——底座一旦散落,巨大的英雄石像也就崩然瓦解。是故,一位哲人曾寫道:“出于對這樣一個信念的深信不疑,真正的法官工作是好的政府最牢固的支柱。我認為司法部門的第一個決定對我們這個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肖揚大法官所說的“司法不能犧牲公平正義求得暫時和諧”和“和諧社會必然是民主法治社會”可謂異曲同工。
第四篇:黨課心得體會: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
增強黨的意識,要求每一個黨員切實負起執政的責任
增強黨的意識,要求我們每一個黨員在思想與行動上與黨休戚與共、風雨同舟。自從舉手宣誓入黨的那一刻起,我們的禍福榮辱就和黨的命運緊緊相聯。人們公認,改革開放以來,是中國歷史上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國際影響顯著擴大、人民得到實惠最多、海內外中華兒女揚眉吐氣的時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遠遠不能和今天相提并論。這是中國人的驕傲,更是每一個執政黨成員的驕傲。但是越是形勢好,越要看到挑戰。歷史給中國這條大船疾駛前行的戰略機遇稍縱即逝,前方急流、險灘、暗礁數不勝數。
我們沒有理由不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視團結,倍加維護穩定
增強黨的意識,要求每一個黨員切實負起執政的責任。為人民掌好權、執好政,不僅是領導干部的重要責任,而且是全體黨員的共同使命。江澤民同志曾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我們黨領導和執政的重要基礎,是黨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并形象地用“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警示全黨要高度重視基層組織建設,高度重視每一位黨員都發揮好先鋒模范作用。因此無論是身處重要崗位,還是從事平凡職業,每一位黨員都肩負一份沉甸甸的執政使命。負起執政的責任,關鍵在于牢記黨的宗旨,立足崗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想問題、辦事情,始終不忘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關切。負起執政的責任,人人都要努力增強執政本領。
成就大業要擺正“我”與“黨”的位置
增強黨的意識,要求我們每一個黨員處理好自我與黨的事業的關系。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過:“只為家庭活著,這是禽獸的私心;只為自己活著,這是恥辱。”董必武老人指出:一個自覺的革命家和一個普通人不同之處雖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區別,就在于他們對于“我”的態度不同。心胸是事業的容器,公心是境界的標志。只有那些舍棄“小我”而成就“大我”的人,才能最終成就自我,造福他人與社會,這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人生。
增強黨的意識,要求我們每一個黨員處理好自我與黨的事業的關系。共產黨人從事的是人類最壯麗的事業,斤斤計較于個人的名利得失,與黨的事業格格不入;心胸是事業的容器,公心是境界的標志。一個時時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注定不可能有大作為的。擺正“我”與黨的位置,就要處理好自我形象與黨的形象的關系,就要處理好個人意志與黨的紀律的關系。有位領導同志說得好,人生有三難,實事求是難,有自知之明難,淡泊名利難,克服了小“我”就都不難。這是我們應當謹記的金玉良言。
第五篇:建設持久和諧社會需要司法公平正義
文章標題:建設持久和諧社會需要司法公平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肖揚近日在河北進行調研之后,就“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和司法體制改革問題,接受了新華社記者采訪。肖揚精辟闡述了司法公平正義與和諧社會的關系,頗具針對性和指導性。
什么是和諧社會?胡錦濤總書記在闡述和諧社會六大特征時,將“民主法治”
排在第一位,并強調要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以解決制約司法公正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為重點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作用,促進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肖揚也對新華社記者說,和諧社會必然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試想,如果守法者向違法者低頭,正義向邪惡屈服,誰又愿意去遵守法律呢?法治又怎么能夠實現呢?”
肖揚說,我們所追求的和諧必須是公平的和諧、正義的和諧。不論是判決也好,還是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如司法調解,都不能犧牲公平和正義來求得短暫的和諧。
肖揚警告,不遵守法律,不講原則,沒有標準,和諧也不會長久,甚至司法的軟弱會助紂為虐,導致更多糾紛的發生。
肖揚此次河北調研可謂頗具深意。近幾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而這背后,是均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的嚴峻課題,如何建立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機制的迫切性,以確保公平正義和和諧社會的實現,值得深思。
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副院長通過對62件群體性糾紛案件的抽樣調查,以及對所在省11個地區調研后得出的一些結論,比較準確地揭示了司法在群體性糾紛案件中所處的尷尬地位。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體性糾紛案件是個“燙手的山芋”。
為什么呢?據認為,關鍵是法院在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司法價值與服從地方經濟建設大局之間處于兩難選擇。“群體性糾紛案件往往涉及當地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當地經濟建設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牽一發而動全身。有些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或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遷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規定辦理有關征地或拆遷手續,或先動工后立項。釀成群體性糾紛后,政府一方相關行為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若法院嚴格依照法律條文辦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遷行為,恢復原狀或賠償損失。如此將導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經濟投入付之東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地的經濟建設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違法行為,將嚴重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上,法院往往難以找到有效的平衡點。”
這么大段地引述調查報告,是因為這一司法認知模式可以說是當前法院系統在處理群體性糾紛案件中的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問題在于,什么是法律效果?什么是社會效果?兩者從結果上雖然殊途同歸,但在技術層面恰恰遵循不同的判定原則,其本身是非常值得深究的理論問題,落到實踐層面,尤其要小心,一不謹慎就會變了模樣。正是這種效果論司法認知模式,正是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難以找到有效的平衡點”,就不僅導致在群體性糾紛案件的司法審判過程中,為了求得暫時和諧而往往犧牲了人們所追求的公平和正義,犧牲了法律的尊嚴;而且很容易演變為利益博弈。因為既然我們的司法判決是結果導向的,司法的程序價值碰到現實利益的考量往往只好退避三舍,使得法院不再以獨立的身份參與糾紛的解決,而是變成糾紛關系中的博弈一方,法院也就不能不錯位了。長此以往,法院的錯位必然導致人們對法院信任的喪失和對法律尊嚴敬畏的喪失。
和諧社會的根基就是民主法治,現代國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也奠基于法律。肖揚說得好:“我們所說的‘公正’,是依據法律的公正。離開法律空談公正,公正就失去了標準。司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程序性。程序公正、程序正義的價值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司法必須秉承法律的宗旨,遵循法律的程序,維護法律的尊嚴,絕不能以任何借口違反法律的精神。”只有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堅守法律的精神,國家才不會像一個故事中所說的英雄雕像——底座一旦散落,巨大的英雄石像也就崩然瓦解。是故,一位哲人曾寫道:“出于對這樣一個信念的深信不疑,真正的法官工作是好的政府最牢固的支柱。我認為司法部門的第一個決定對我們這個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肖揚大法官所說的“司法不能犧牲公平正義求得暫時和諧”和“和諧社會必然是民主法治社會”可謂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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