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多層次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共）

建立多層次社會矛盾化解機制

“平安生活”、“和諧社會”，決不是無矛盾的生活、無差別的社會，更不是沒有任何問題和沖突的社會生活。在建設市容環境、做好舊區改造（特別是動拆遷）等諸多矛盾和問題中，其立足點是在矛盾沖突的社會生活中，找尋緩解矛盾、解決沖突的有效途徑與方法。在眾多社會矛盾中，關鍵是要調節好個人的自我心態、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協調好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在調節糾紛、化解矛盾方面，中西方有著各自的思維、方法和途徑。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崇尚禮治的社會，禮治以性善論為根基，以仁愛為核心，注重的是“教化”的作用。而西方社會是一個偏重法治的社會，法治以性惡論為基礎，以控制為手段，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其差異具體表現在：一是在社會矛盾的防治理念上，古代中國強調的是道德約束力，反映了以“禮”和“德”的精神處理民間糾紛的理想，把精神道德作為解決現實民間財產利益紛爭和社會群體利益紛爭的良藥，德治成為協調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而西方強調的是制度約束力，認為法律制度是維護人的自然權利和民間利益糾紛的保障，并把法治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二是在人的心理矛盾調節方法上，古代中國講究精神上的清心寡欲、淡泊明志，行為上的去欲、寡欲、禁欲，強調修身養性、自省自重，注重人的自我調節。而西方倡導的是平等、自由、生存、健康，追求幸福的權利，保護個人財產權，強調尊重個人權利，對人的心理調適，主要依靠外在的干預和疏導。三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處理機制上，古代中國倡導“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價值觀，強調妻對夫、子對父、臣對君的人身依附和從屬關系，注重家庭內部、族群內部、單位內部的矛盾協商和調節，主張“家丑不外揚”。而西方的法律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為人的權利與生俱來、不能被任何他人剝奪，在激烈的經濟競爭、政治競爭、民事糾紛中，主張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四是在人與社會的矛盾處理觀念上，古代中國崇尚社會群體的價值，倡導集體觀念、家族觀念，當個人與集體利益沖突時，強調的是個人從屬家族、國家利益，有時為了維護國家、集體利益，而不惜犧牲個體利益。而西方則強調個人的權利，突出的是個體意志，承認個人的價值，當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沖突時，往往傾向個人權利的維護。從中西文化價值觀念、處理社會矛盾方法的差異的比較中，不難發現中國傳統社會重禮治、重教化、重德治；而西方社會重規范、重制度、重法治。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矛盾凸顯期”，現代社會的急劇變化，競爭壓力的加大，容易導致個人心理的失衡，人際關系的緊張，社會矛盾加劇，直接影響人的身心健康、生活安定和社會和諧。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復雜多變的社會矛盾與糾紛，我們要打造平安生活、構建和諧社會，既應傳承中國古代社會的崇禮、尚德，注重“德治”的良好傳統，也應汲取西方社會重理、尚法，注重“法治”秩序的做法，通過社會治理模式、治理方式、調節機制的創新，理順個人的情緒、調節人際關系、化解社會矛盾。

一、建立以自我修養為內核的人的心理調節機制

注重自我修養，善于心理自我調節，保持人的平和的心態和情緒，是打造平安生活、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人的情緒是人的心理活動的核心，情緒的波動是產生社會矛盾的根源。對此，一要強調社會成員個體的道德修養。要加強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培育，不斷提高人對善與惡、益與害、正義與非正義的把握能力，從而尋找到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利益關系，以此來規范和約束自己，理順心態，平和情緒。二要善于學會自我情緒的調節控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傷心、悲痛、憤怒、焦慮等消極情緒，往往容易引發心理矛盾，進而導致家庭和社會矛盾。要通過心理輔導，理智控制自已，不能苛求社會與他人滿足自己的一切愿望，使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符合社會道德和規范，用理智打消非理智、非道德的念頭，以維持心理平衡，培養健康情緒。三要建立心理咨詢機構和網絡。通過心理咨詢活動來調節社會成員的心理情緒，培養社會成員具有樂觀的生活態度，面對困難和挫折，都能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相信問題總會有辦法解決的，從而勇敢地面對現實，努力進取，永不失望。或向心理咨詢機構傾訴自己的苦惱和憂傷，消除心中的煩惱、壓抑，適當地發泄積存在心中的不良情緒，從而達到心平氣和。四要培育社會成員的康復能力。每一個人生活在客觀環境中，難免會受到這樣那樣的精神打擊或精神刺激，而產生一些心理問題或精神障礙，要培育心理師和精神科專業醫生隊伍，當人受到精神打擊和心理創傷后，能求助于心理師和精神科專業醫生，幫助心理受傷者增強精神康復能力，保持一個平穩心態。

二、建立以寬容精神為核心的人際糾紛調節機制 寬容精神的核心，是對他人和外在世界的異己意見和不同聲音，保持一種大度諒解的態度，坦然面對和寬厚容忍他人由于知識能力不足和正義感的偏離所可能造成的損害和危險，給他人留下思考、活動的空間和條件。一要倡導社會個體 “尊重人”的精神。倡導相互尊重精神與胸懷，營造相互溝通、相互諒解的氛圍，社會個體就能夠擺脫各種無聊的紛爭和煩惱，排遣內心的浮躁和焦慮，達到身心和諧，更加樂觀灑脫地面對人生，從而獲得更多的寧靜和自由。二要培育人際之間的“寬容人”環境。營造一種寬松的人際環境，引導處于矛盾和沖突的主體之間，能以寬容精神為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念，通過彼此之間的利益選擇與取舍，減少摩擦和對抗，化消極為積極，來求得共識，達成互讓互諒，從而解決問題。三要建立民間糾紛調解機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相同的群體也會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人際之間產生隔閡與矛盾是正常的，關鍵是在矛盾糾紛產生后的處理途徑與方法。應建立社區為單位的糾紛調解組織，設立社區道德法庭等有效載體，通過第三方調節協商，促進當事人雙方相互溝通、相互謙讓，形成共識，達成妥協，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

三、建立以法律制度為規范的理性強制機制 國家法律是調控經濟和社會矛盾的有力武器，是解決對抗性和協調非對抗性社會矛盾的最強有力武器，是打造平安生活、維護社會和諧的最后防線。一要善于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利。不但應將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經過一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強化有關調節民事矛盾的法律法規，構建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體系，使法律制度成為有效維護公眾權利的“保護傘”、處理民事糾紛的“調節器”，使人們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獨立人格、自由、尊嚴和切身利益。二要善于用法律手段處理矛盾糾紛。要確立法律制度在協調經濟和社會矛盾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引導用法律制度來協調現實各個社會階層的具體利

益，使各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矛盾，能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在法律框架內得公平、公正的解決，實現社會成員之間的公平和正義。三要用法律強制手段解決社會矛盾。不但要以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來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以剛性的尺度來衡量大眾的行為，更要對嚴重的群體性矛盾、社會性沖突，能依靠法律強制性手段加以解決，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平安與穩定。目前，由于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和社會利益的多元分配而導致的沖突和矛盾也更加復雜多樣，要打造平安生活、構建和諧社會，既要注重社會矛盾沖突的事后處理，健全強制性的現代法律制度，又要注重社會矛盾形成過程中的前置調解，充分依靠傳統的矛盾糾紛協商調解機制，更要注重社會矛盾萌芽狀態的疏導化解，建立人的心理自我調節機制，形成多層次的社會矛盾化解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打造平安生活、建設和諧社會。

第二篇：廣州城中村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研究

廣州城中村社會矛盾分析與化解機制研究①

潘向瀧 顏衛青②

（廣東警官學院 廣東，廣州510440）

內容摘要：城中村（含轉制社區）的各類社會矛盾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愈加突出，建立有效的化解機制一直是城市管理者及學者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在闡述廣州城中村現存主要社會矛盾的基礎上，剖析矛盾糾紛產生的根源，指出現階段只有構建新的社會矛盾化解機制，才能破解城中村社會管理的難題，實現廣州城鄉全面發展和創建和諧廣州的目標。

關鍵詞：社會矛盾 城中村 轉制社區 城市化 違章建筑

Analysis on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resolving mechanism research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

Abstract: The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village(including the Transitional Community)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establish effective resolving mechanism has been the concerned problem by the city governors and scholars.Based on the existing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alyzing the cause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only establish a new mechanism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of harmonious Guangzhou as well a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urban and rural areas.Keywords: social contradictionUrban villageTransitional

CommunityUrbanizationIllegal construction

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1967年在其經典著作《農民的終結》中曾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的人口變化情況顯示，我國人口總量繼續保持低速增長，城鎮化率歷史性地首次超過50%，做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人口城市化率達到66.5%，省會廣州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83.78%，這意味著通過工業化廣州已經完成了“人口轉移型城市化”并進入城市化發展的后期階段，其城中村必然成為多方利益和社會矛盾集聚的焦點地區。

一、城市化與城中村的內涵界定及發展趨勢

（一）城市化的內涵及其發展趨勢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在其著作《城市化基本理念》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城市化問題從此受到了業界學者的廣泛關注。城市化是指在人類社會分工的發展過程中，伴隨工業化進程而出現的非農經濟及其人①論文系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廣州市社會矛盾的發展現狀與調節機制研究”（編號：）研究成果

① [作者簡介]潘向瀧（1969-），男，重慶人，廣東警官學院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信息檢索、治安管理研究；顏衛青（1968-），上海人，廣東警官學院理論部副教授，主要從事哲學、社會學研究。

口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集聚到城市，從而使城市人口數量增長、經濟比重增大、城市數目增加和城市規模擴大的現象。城市化過程主要包括人口的城市化、非農產業的城市化、地域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現代歷史是“鄉村城市化”的歷史。從廣東30年人口城市化發展的歷史看，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人口城市化出現了一個“井噴”階段，城市化呈現快速發展局面；20世紀90年代后（1991-1995），原有的制度因素釋放的城市化增量開始削減，增速變緩；1996-2000年，廣東人口城市化迎來了另一次高峰增長，這一階段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長率約為6.9%。進入21世紀后，廣東城市化水平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增速在2%以下。村落的城市化是一個相當長過程，而廣東用近30年的時間，大步跨越了西方數百年城市化的階段，作為城市化的過渡階段的城中村在這里大量產生也就不足為怪了。進入城市化后期的廣州，城中村的深度治理與改造成為城市化發展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城中村的內涵界定與發展趨勢

城中村，就廣義而言，它籠統地指坐落于城市之中或位于城市周邊的產業結構與職業結構都基本上已經非農村化或正在城市化的村莊。村落的城市化是一個相當長過程，而城中村是這一過程中的過渡性階段。根據城中村為城市包圍的程度來分，城中村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處于繁華鬧市區，早已沒有農用地的村落;二是處于市區周邊，尚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三是處于遠郊，存留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轉制社區是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過渡的一種社區類型，與農村社區相比，其己實行城市行政管理體制;與城市社區相比，其社會關系的基礎仍然是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等初級關系。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廣州城中村陸續撤村改制成為轉制社區，但仍然保留了村落的治理結構（集體土地并未完全非農化，村集體改制后的公司仍有較多的行政發言權），所以我們將這些未完全城市化的轉制社區也界定為城中村。

廣州市政府于2001年9月，在全市村鎮建設管理工作會議上，提出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城中村的改制與舊村改造。同時將城中村改造納入廣州市“三年一中變”和“十年一大變”工作的總體規劃，遵循“先行試點，積極穩妥，逐步升溫，不出亂子”的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城中村進行改造，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遠景規劃。首批試點的三元里等七個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試點中提出的目標并未實現。2007年10月，廣州第一個由地產商參與的“全拆全建式”城中村改造—獵德村拆遷改造工程正式啟動，后稱之為“獵德模式”。總體上說，十余年過去了，在城中村改造問題上廣州探索出一些經驗，但由于這些經驗并不可復制，城中村改造實際成效與預想的目標仍相去甚遠，而城中村違建、違法用地和社會矛盾突出等問題非但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在一些村落反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違建房屋高度從初期的6-7層，發展到現在12-15層，2012年廣州清拆違法建設98.5萬平米，但卻新增違法建筑140萬平米。廣州錯過了低成本城市化的最佳時期，進入復雜的多方利益博益期。因此，廣州城中村社會矛盾的化解及城中村改造不能指望短期能夠徹底解決，村落城市化的步伐會變得比政府預想的更加漫長。

二、廣州城中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城中村拆遷與整治違建產生的社會矛盾

廣州城中村在發展中缺乏統一規劃，整體建筑非常混亂，村內建筑密度高，建筑間距小，“握手樓”現象大量存在，道路、供水、供電、排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都不配套，更不用說休閑綠地及體育設施，“城外現代化，村內臟亂差”

現象十分突出。以廣州天河的珠江村為例，在0.3平方千米地面上，建有房屋3600余棟，面積88.1萬平方米，如此高密度的地區，一旦發生火災、地震等災害，救援將無從談起。從城市化進程來說，城中村整治或拆遷是必需的。但由于所涉及到的利益范圍非常廣，特別是拆遷問題涉及的關系非常復雜，實際成了個人、集體、國家、開發商之間的利益博弈，任何一方都想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各方利益不平衡勢必引發矛盾，這類矛盾在廣州城中村社會矛盾中顯得尤為突出。

拆遷矛盾的根結在于補償，而補償的根結在于傳統單一的補償形式與居民的心理預期相差甚遠。以廣州楊箕村拆遷為例，該村改造容積率為6.18，遠高于獵德村，補償安臵標準也較高，從理論上講矛盾應該少些，但拆遷過程一直矛盾沖突不斷，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楊箕村改造自2010年5月開始進入拆遷補償簽約階段，已簽訂《楊箕村城中村改造拆遷補償安臵協議》1387戶，約占楊箕村改造總數的99%，剩余18戶未簽約，2011年7月進入房屋拆了房屋拆卸階段，2011年10月9日，法院對釘子戶姚潤珍的房子依法成功實行強拆，媒體以“楊箕村拔首釘”為題進行報導。合法面積只有167M2 釘子戶，卻要求1500萬的補償，在外人看來近似貪婪的要求，實際補償和留守戶心理預期的巨大差距成為矛盾的根源。這種矛盾在2012年5月9日村民李潔娥從五層待拆樓上縱身跳下當場身亡后變得更加尖銳，強拆因為留守者的生命抗爭而暫停了，但已經遷出的村民希望拆遷工程早日動工，按期回遷的愿望也變得渺茫。12月16日，近千名已搬出村外的村民從四面八方趕回村里聚集，要求留守戶盡快搬離，演變為99%的村民對1%留守者的逼遷。

從楊箕村的拆遷沖突的過程來看，個體訴求與多數人的利益沖突矛盾復雜性超出公眾的理性想象，在充分尊重個體訴求原則下，我們也反思這些年為何違建現象屢禁不止，而釘子戶要求不斷提高，釘子戶的隊伍不斷壯大。主要原因在于補償原則和標準變化太大，如違建部分從不補償到補償，艱守到最后的留守戶最有可能成為贏家。最為典型的是深圳市CBD開發建設，城中村蔡屋圍的釘子戶從2004年-2007年與政府的拆遷博弈中獲利1200萬元，于是在利潤的驅使下，崗廈村村民不再認可政府的拆遷補償標準，村內出現集體搶建的風潮，最終崗廈拆遷拆出了幾十個億萬富翁和幾百個千萬富翁。筆者在訪談廣州白云區某城中村一村民時，她反映自己多少年一直未對住宅進行擴建和加建，但看到村內這么多戶違建戶并未受到處罰后，去年在外來資金的支持下，才將原來300多平米住宅擴建成5000平米，城管雖多次警告甚至掄錘砸墻，但最終有驚無險建成。在村民看來違建目前仍然是成本低、風險不高但利益最大的投資。

（二）村民和村干部之間的矛盾

村干部作為村民的“父母官”，承擔著維護村民利益的重擔。村民和村干部之間也存在信息不對稱，加上村級組織運作難以規范和非公務人員犯罪成本低等特點，村干部很容易淪為村民的對立面，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矛盾是城中村最突出的矛盾，村民對村干部普遍有不信任感，個別村民甚至直接指出村干部大多是村里最富的群體，村民對村干部最大意見是分配不公、貪污腐敗、集體資產流失等。2012年8月，廣州市公安局破獲一起城中村干部集體文化腐敗案，白云區棠景街棠溪村18名村官集體受賄，但這或許僅僅是村官腐敗案的冰山一角。兩種基層組織成員—城管和“村官”成為城中村違建的主要的受益團體，據白云區法院的一份材料顯示，4年間，白云區已有73名“村官”落馬，這還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城中村由于其特殊性，中國農村族權意識及其經濟基礎還很深

厚，而這往往成為村官腐敗的資源和對抗查處的籌碼，村民看到村官腐敗，常常是敢怒不敢言。

（三）村民與外來人員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外來人員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按流動人口統計，1990年廣州流動人口為46.7萬人，占8.9%, 2000年即達到了394萬人，占40%，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達到713萬人。外來務工人員多數選擇房租便宜的城中村為安身之所，本地村民則成為房東，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為村民帶來了財富，但地位卻非常低，他們希望在異鄉能得到尊重，但愿望與現實之間往往有差距。如天河棠下村荷光西社區公園內一塊“非本村村民不準入內”的鐵牌一掛就是五、六年，直到近期媒體曝光才摘除。外來人員因此也抱團取暖，同鄉、同業之間自然形成了群體，遇事集體出頭，這類矛盾處理不好，極易觸發群體性事件。

2012年6月10日，在廣州增城市新塘鎮外來人口以本地人口比例高達9：1的大墩村，由于四川籍孕婦王聯梅占道經營與該村治保工作人員“發生爭執”時摔倒，引發了持續三天以外來人員為主體的打砸燒聚眾滋事的“增城事件”。這次群體性事件有以下特點：一是鬧事人員以年青的外來務工人員為主；二是持續時間長，參與人數眾多并呈現出有組織性；三事件中大量“謠言”的傳播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四是矛盾由單一的官民矛盾轉化為官民矛盾和族群矛盾并存。“增城事件”是城中村外來人員與本地村民社會矛盾激化的典型群體性事件，如何化解矛盾，使外來人口真正融入廣州，這是對廣州社會管理創新的考驗。

（四）城中村社會治安問題引發的矛盾

流動人口在城中村大量集聚，成為城中村社會治安的主要隱患。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嚴景耀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犯罪問題應看作是城市社會生活失去家庭控制的表現，也是農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不適應的結果。”流動人口對城市環境的不適應，容易引發挫折感，這種挫折感引發的社會矛盾易被激化為犯罪行為。廣州市1979年流動人口作案人數僅占3.5% ,2001年后就一直高于80%，這其中又有90%以上的犯案人員落網前以城中村出租屋為主要藏身地，外來人口既是廣州城中村犯罪的主體，也是主要的受害者。

廣州城中村社會治安近年來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城中村內“黃賭毒”現象屢禁不止，極大地破壞了城市的文明形象。廣州公安機關一直沒有中斷過對“黃賭毒”現象的查處，但近年來一些城中村的“黃賭毒”又有暗流涌動、沉渣泛起之勢，2008年廣州登峰村、河水村因“黃流涌動”被媒體曝光。二是以侵財型犯罪為主，“兩搶一盜”案件所占比例高。三是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團伙性犯罪突出。廣州2008年在對18個重點街鎮的城中村治安整治中就查獲作案團伙400多個。四是公共安全隱患突出，對自然災害和火災等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高密度的建筑結構和人口使城中村成為廣東火災的高發區域，2003年6月，廣州天河區冼村一出租屋發生火災，過火面積僅40m 2，但由于滅火施救條件極其困難，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傷。五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外國人聚居在城中村引發治安問題。外國人已成為廣州流動人口的重要構成部分，常住外國人已達5萬多人，涉及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的“三非”外國人大量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給管理和查處帶來困難。2009年7月15日，廣州市礦泉派出所民警依法在廣園西路某服裝城進行治安檢查時，一名涉嫌非法兌換外幣的外籍男子在逃跑時墜樓受重傷，不少非洲籍外國人到派出所門口聚集，導致廣園西路交通嚴重堵塞。

三、創新社會管理，構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機制

1、強化基層信訪維穩中心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糾紛構成圖 2009年、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糾紛變化近年來，社區發生的社會矛盾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一是具有復雜性、綜合性、多因性，即多種矛盾可能源于一個因子，多個因子可能作用于一個矛盾;二是具有突發性、敏捷性，猝不及防，一些“小題”常常被“大做”;三是規模有增大的趨勢，富有群體性，有時候一些非直接利益群體介入的人數遠多于直接利益群體，造成群眾轉而

2、解決城中村突出的利益問題，以發展促和諧

3、發揮法院、檢察院在化解城中村社會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白云區14干部對違建履職不力受處分：市城管執法局局長危偉漢全市2012年拆除違法建筑物39。9萬平米制止違法建設58。6萬平米，清拆違法建設98。5萬平米。去年仍然新增違法建筑140萬平米。謝曉丹白云區14位干部對京珠高速沿線違建履職不力而受到處分，有城管執法人員，也有街道鎮的干部。當地太和鎮4名村長受賄數額超100萬元。城中村設卡收停車費。太和鎮大源村海珠區南洲街上沖村西祿村

廣州社區的社會矛盾，除了傳統的社區居民鄰里之間、家庭內部之間的矛盾以外，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目前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于：城區改造過程中，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碰撞以及居民與房地產開發商的矛盾;公用設施、小型餐飲娛樂場所與周邊居民的矛盾;居民與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社區居民與其管理者之間的矛盾;社區人員與外來人員之間的矛盾;政府的規劃、政策及行政管理引發的矛盾;意外突發事件引發的矛盾。在一些社區還面臨如何處理居住在社區外國人引發社會矛盾的問題。我們在石牌街道調研時，社區社會矛盾的構成與變化趨勢如下圖。

城中村治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

鄉村治理結構中的矛盾

三、創新社會管理，構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機制

筆者獲悉，在今年7月底前全省133個基層法院已全部建好訴前聯調工作室。今年1-9月，全省共受理訴前聯調46440件，經過調解達成協議37435件，調解成功率為八成以上，收案增長率減少了近10個百分點。

鄭鄂介紹，1-9月，訴前聯調成功解決了3萬余件糾紛，假如這3萬余糾紛全部進入審判程序，則全省法院今年1-9月民事一審收案將比去年同期增長17.41%，而剔除這31630件后，只比去年同期增長7.43%，“收案增長”減少了近10個百分點。“訴前聯調在遏制法院民事案件快速增長、緩解法院案多人少問題上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不起訴、不收費、效率高、效果好，廣東法院訴前聯調工作在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一把“利器”的同時，也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擁護和歡迎。

廣州法院設置城中村合議庭

近年來，隨著廣州“三舊”(舊城鎮、舊村莊、舊廠房)改造步伐的加快，該市兩級法院受理的城中村案件出現快速增長趨勢，2011年受案量已經超過前4年的總和。

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廣州中院近日設立了全國首個“城中村案件合議庭”，專門審理涉“三舊”改造案件。廣州中院副院長瞿衛東說，2007年至2010年，廣州法院共受理涉城中村改造一審案件33件，二審案件12件。但是2011年，廣州法院就受理此類一審案件49件，二審案件21件。案件類型主要是城中村宅基地使用權糾紛、房屋搬遷安置補償

糾紛、宅基地上房屋租賃合同糾紛、物權保護糾紛及所有權確認糾紛等。

2007年的《北京宣言》提出城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鄉村人口的今天，反思城市發展的歷程，重新評價城市文

化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提出了:(1)新世紀的城市文化應該反映生態文明的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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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嚴景耀著，吳楨譯.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P202-214

第三篇：如何構建社會矛盾多元化協同化解機制

【摘要】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會矛盾，創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經驗，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會矛盾開始涌現，矛盾沖突的強度與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復雜，這對社會矛盾的治理體系、治理機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戰。單一的社會矛盾解決機制已經遠遠適應不了現實的需要，需要貫徹協同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決紛繁復雜的矛盾。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實現需要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社會力量多方協同、廣泛參與，建立完善的組織框架，理順關系、優化流程，以實現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

【關鍵詞】社會矛盾 和諧 化解 治理 調解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6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如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積極探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會矛盾，創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經驗，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會矛盾開始涌現，矛盾沖突的強度與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復雜，這對社會矛盾的治理體系、治理機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戰。正是矛盾的客觀存在，產生了改進與完善矛盾治理機制的需要。

社會轉型時期我國社會矛盾呈現多元化態勢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間，筆者所在的課題組先后組織了6次面對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的城鄉社會調查，包括社會矛盾與社會心態等主題的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6600余份；同時采取半結構式的個別訪談和座談會，完成以鄉鎮、街道黨委書記、鄉鎮長和街道辦主任等基層干部為主的訪談600余人次，涉及江蘇、山東、湖北、四川、安徽等16個省、直轄市。筆者發現，本世紀以來頻發的征地拆遷、勞資糾紛、企業改制、歷史遺留等重大矛盾以及交通事故、醫患、家庭婚姻、鄰里糾紛等人際矛盾仍在高位運行，同時因環境污染、土地流轉和民間借貸導致的矛盾糾紛亦快速增長。

2015年4月①，課題組在x省②的4個地級市開展了有關社會矛盾現狀的專項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分為干部和群眾兩個群體。在干部群體看來，當前我國比較突出的六類社會矛盾是：征地拆遷（69.14%）、勞資糾紛（45.11%）、農村土地糾紛（42.17%）、環境保護（35.10%）、醫療衛生（29.21%）、涉法涉訴（28.03%）。其余的社會矛盾是：物業管理（27.33%）、鄰里糾紛（26.74%）、交通事故（26.27%）、社會保障（25.44%）、歷史遺留問題（24.62%）、婚姻家庭（23.44%）。在群眾看來，當前我國比較突出的六類社會矛盾是：征地拆遷（55.00%）、勞資糾紛（37.07%）、農村土地糾紛（36.42%）、環境保護（32.26%）、醫療衛生（30.92%）、鄰里糾紛（30.72%）、交通事故（26.41%）、婚姻家庭（26.26%）、社會保障（24.98%）、物業管理（19.62%）、歷史遺留問題（14.82%）、涉法涉訴（12.39%）。群眾與干部對于矛盾的看法，在前五位上是一致的。

我們通過對社會矛盾沖突事件的形成過程、演化邏輯以及化解對策的研究，發現諸多突出的、重大社會矛盾沖突（征地拆遷、勞資糾紛、土地糾紛、環境矛盾、歷史遺留矛盾、干群矛盾等）常常沖破既有的制度化渠道，已具有難以妥協的特征，表現出較強的“剛性”特質，我們嘗試將這類矛盾概括為“剛性社會矛盾”。“剛性社會矛盾”是一種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已客觀存在的具有明確利益對抗性的社會矛盾。該類矛盾的形成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伴隨著社會結構要素的重新分化與整合而來的必然產物；引發該類矛盾的對抗性利益紛爭關涉到其中一方維護生存底線的剛性需求，明顯缺乏協商的“彈性”空間；該類矛盾沖突的強度和烈度均遠高于其他社會矛盾，目標的合理性與手段的非理性相絞合，往往沖破既有的制度化控制渠道，大量使用非制度化的博弈策略與手段，具有難以協調性；該類矛盾在總量上持續增長，種類上不斷衍生，具有較強的再生性；該類矛盾已顯現出向政治領域擴展的趨向，在發生機制上由傳統的被動反應性開始向主動維權的抗爭性轉變，地方政府已成為主要的沖突對象；矛盾沖突的負功能比較突出，具有較高的社會風險。因此，從這類矛盾的特性來看，其與一般柔性社會矛盾（發生在個體間的人際矛盾沖突、制度化手段可解決的）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盡管這類矛盾性質依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其與改革初期以個體之間的矛盾糾紛為主體的柔性矛盾有了較大的區別。從我們調查情況看，每一個矛盾源，都會形成矛盾的雙方甚至多方的獲益者與利益受損者。大量的矛盾累積了不同的矛盾受損群體，如被征地拆遷的農民和居民、失業的工人、受到環境污染的人群等，矛盾主體趨于多元化。從矛盾參與主體的形式看，已由過去較為單純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逐步發展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有某一群體或個人與企事業單位、某一群體或個人與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沖突等；從矛盾主體的構成看，有些矛盾已由過去以社會底層群體為主向多階層共同參與轉變，矛盾不再僅局限于農民、下崗失業工人等群體，還常有教師、醫生、企業管理人員、中小企業主以及離退休干部等群體參加，特別是在環境污染、勞資矛盾、物業糾紛等沖突中，這種多階層共同參與的現象更加明顯。矛盾源的復雜化與矛盾主體的多元化，為化解矛盾沖突增加了難度。

在干部群體看來，群眾在遇到社會矛盾時常常采用的行動方式是：信訪（73.38%）、調解（60.66%）、媒體投訴或上網（46.41%）、自行協商解決（40.99%）、采取過激手段直接應對（26.15%）、訴訟（14.02%）、尋求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的幫助（14.02%）、行政復議、行政裁決（7.89%）。群眾認為解決矛盾最有效的三種方式是：調解（74.93%）、自行協商解決（56.64%）和信訪（31.02%）。還有就是訴訟（22.10%）、尋求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的幫助（17.99%）、行政復議、行政裁決（16.55%）、媒體投訴或上網（13.53%）、采取過激手段直接正面沖突（2.33%）。調查結果表明，當前社會矛盾的化解主要是在制度框架內加以解決的，但仍有相當部分人會采取過激手段應對。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分為：一是民眾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自我摧殘、極端泄憤行為等個體反抗；集體反抗，分為較溫和的集體抗議與較強硬的集體對抗兩類。較溫和的集體抗議是指通過集會、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而較強硬的集體對抗在方式與程度上更加激烈，如封堵交通道路、圍堵沖擊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眾走司法渠道解決矛盾；“花錢買平安”；或采取用強力阻止群眾反映訴求等。社會矛盾多元化協同化解機制的內涵

從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的需要來看，矛盾類型的多樣化與矛盾主體的多元化，需要構建新的多元化矛盾的化解機制。傳統的社會管理更多的是以政府行政為主體，以司法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單一的矛盾解決機制。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必須“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③從社會建設到社會管理創新，再到社會治理的過程，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到主動進行頂層設計，由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社會治理理論的提出，標志著執政黨主動適應社會變化，進行理論革新。單一的社會矛盾解決機制已經遠遠適應不了現實的需要，需要貫徹協同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決紛繁復雜的矛盾。與傳統思路相比，社會矛盾多元協同化解機制更加強調的是政府與社會各界力量“雙向互動”的特征；社會矛盾多元協同化解機制更加強調協商、合作，采取協商民主的方式，通過廣泛聽取矛盾多方的訴求，統籌協調處理社會矛盾，尋找“最大公約數”，達成解決矛盾的共識。

所謂社會矛盾多元協同化解機制，是指在矛盾化解中將制度、政策、機構、隊伍、資源、社會力量等相關要素有機組合，形成穩定的一種合作（協同）關系與有節律的活動模式。就是要統籌各種力量，形成相互配合、多向互動的組織框架；就是要發揮訴訟、仲裁、行政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業調解、信訪、協商和解、社會救助等多種解決方式的綜合功能；就是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種手段，推動各種解決方式、手段之間的統一協調、功能互補、程序銜接、良性互動。構筑起“黨政領導、綜治牽頭、司法推動、部門參與、社會協同、法治保障”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工作體系，使得矛盾糾紛以最適合的方式得以及時有效解決。

化解主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多元化協同化解機制中，化解主體有多個：一是司法機關，主要是公安機關和法院。對涉法涉訴的矛盾糾紛，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由公安機關或法院進行調解，減少了矛盾糾紛化解成本。如果調解不成功，進入訴訟程序，矛盾化解主體就是法院。二是國家行政機關或準行政機關。行政調解、行政仲裁、行政復議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也有一些準行政機關承擔化解矛盾的職責，例如勞動仲裁委員會等。三是社會力量。社會力量的內涵很廣，主要指各種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商會、行業工會等；也指社會力量，如律師、新聞媒體、人民調解員等。不同的主體其處理結果的效力區別很大，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處理結果具有國家強制力，而社會力量的處理結果不具備國家強制力。四是基層街道（鄉鎮）、社區的矛盾化解力量。五是矛盾雙方的當事者。不同主體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在主導性的選擇權利、選擇渠道、選擇方式上是不同的。

化解機制多元化。社會矛盾處理中，要對各種矛盾化解機制進行整合，協同運用這幾種機制，使它們共同發揮作用。與矛盾類型和化解主體相對應，可以形成四大機制，即以司法機構及法律規范為主的司法化解機制；以國家行政機關或準行政機關及行政規范為主的行政（如調解、仲裁、復議）化解機制；以社會組織、專業性社會機構及行業規范為主的社會化解機制；以基層社區組織與社會名流及道德規范、鄉規民約為主的社區矛盾化解機制。法律規則無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線，但司法化解不能解決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較高、效率較低。行政化解易產生強制性，不適宜復雜的矛盾。社會化解機制與社區化解機制有著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心理習慣和公眾認同的強大的文化氛圍，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機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機制與行政機制以外，能夠接受、容納社會化解機制與社區化解機制。

化解方式多元化。制度化解決矛盾的這種方式主要有協商、談判、調解、仲裁、訴訟等，其主要特征是雙方在利益爭論的焦點上無法達成共識時，能夠以制度許可的手段加以解決。現在要引進非制度化的，但是行之有效的諸多矛盾化解方式。在矛盾化解準則方面包括道德規范、地方自治規范、市民公約、行規、團體章程、村規民約等社會性、地方性、民間性的柔性規范為主的化解規范，并在法規的基礎上，通過理、義、情等手段調解矛盾。它們具有引導、約束組織成員、團體成員、社區成員自覺遵守國家法律、社會公德的重要作用。另外，民族習慣、宗教文化中也有許多倡導和平、寬容、妥協的內容可以作為化解矛盾的思想與做法。

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初步形成

面對實際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基層政府在矛盾化解中做出了各種努力與探索，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進步。

對社會矛盾糾紛需要多元化解機制形成共識。原有的行政治理系統已經無法應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的治理。在當前社會矛盾多元化的情況下，大量的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自發地形成。一是民眾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過自我摧殘、極端泄憤行為、“鬧訪”、“纏訪”等形式的個體反抗；其二，集體反抗。較溫和的集體抗議是指通過集會、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而較強硬的集體對抗如封堵交通道路、圍堵沖擊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眾走司法渠道解決矛盾、“花錢買平安”、用強力阻止群眾反映訴求等。民眾與地方政府中大量非制度化化解矛盾方式的出現，反映了現有矛盾處理機制的局限與弊病。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政府與學界已經初步形成了共識，過往單一的行政――司法化解矛盾的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新時期大量矛盾的處理與化解。需要轉換觀念，借助社會力量針對多元化的矛盾構建多元化的矛盾化解的新體系與新機制。

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協同解決體制的初步形成。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實現需要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社會力量多方協同、廣泛參與，建立完善的組織框架，理順關系、優化流程，以實現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統一的社會矛盾調處中心作為社會矛盾解決平臺。根據本課題組的調研，提煉部分地方的先進經驗，總結出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體制。根據地方經驗，從市級到社區建立四級大調解工作網絡，依次是市大調解指導委員會、區（縣）調處中心、街道（鄉鎮）調處中心、社區（村）調處站。有了實體化的調處中心，能為群眾提供“一攬子解決”訴求的服務平臺，讓群眾在家門口反映訴求，就地解決矛盾。市大調解指導委員會主要是對一些重大矛盾發揮指導協調作用，不具體處理問題。區（縣）調處中心主要承擔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協作調度、檢查督辦以及重大矛盾糾紛調處五項職責。調處中心主任由政法委書記或綜治辦主任擔任，相關部門分別派人進駐調處中心，包括兩類，一類是處理矛盾的直接部門，如法制辦、信訪局、法院、公安局；另一類是預防矛盾和矛盾多發領域的管理部門如人社局、城鄉建設、城管、醫療衛生等。調處中心設立受理窗口負責接待群眾來訪，受理上級交辦或相關部門轉來或鎮調處中心請求協調辦理的事項。分類處理窗口按照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訪調對接、勞動人事爭議調解、專業調解的分類，分別負責不同類型社會矛盾的調解處置。專業調解主要是處理醫患、交通事故、勞動人事爭議、職工維權、婦女兒童維權、征地拆遷、環境保護、物業管理、消費、物價等多發矛盾，按職能分類調處矛盾糾紛；法律服務窗口主要負責法制宣傳，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服務、法律援助等，解決重大的社會矛盾及其引起的群體性事件。經濟杠桿的本義是國家或經濟組織利用價值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影響、調節和控制社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經濟活動。社會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經濟杠桿來協調矛盾相關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從而達到化解社會矛盾的效果。我國的大多數社會矛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經濟利益分配不當所導致的。對于矛盾相關人來說，利益補償是其最關注的根本問題，解決了利益補償問題，此類社會矛盾就可以很好解決。應該說，我國各級政府采取了很多種方式，為社會矛盾相關人提供利益補償，例如拆遷補償款、安置補貼、征地補償等，有助于矛盾的解決。各級政府財力越來越雄厚，群眾的生活標準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規和財力允許的前提下，政府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相應提高了矛盾相關人的補償標準，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發揮保險在社會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針對矛盾多發領域，推廣醫療事故責任險、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動車交強險、安全生產責任險、校園方責任險、食品安全責任險等保險種類，充分發揮保險在矛盾糾紛化解、風險預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為妥善化解矛盾糾紛提供新的途徑。支持保險公司等機構及時全程介入矛盾糾紛化解工作，通過構建完善的強制保險體系，把保險作為一種經濟杠桿來解決社會矛盾，與社會矛盾調解互相補充。但是，不少經濟補償遠遠低于矛盾相關人的期望值和現實需要，而且不同時期的補償標準差距過大也導致了新的矛盾產生。

專業性機構的調解。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勞動爭議、征地拆遷、環境保護、醫患糾紛、校園傷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業性、專業性特點的矛盾日益增多。針對一些專業性很強的社會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調解標準對癥下藥，需要專業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會矛盾突出的行業（領域）建立專業調解機構，充分發揮行業性專業調解組織在專業性社會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農、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類別，由行業組織來牽頭，成立了不同的專業矛盾糾紛調處機構，專項對口調處重大疑難矛盾糾紛。還有些地方在矛盾糾紛多發、高發領域和行業，采取派駐制辦法，設立專門調解室，集中受理調處各類矛盾糾紛。行業協會、商會、集貿市場聯合會、企業聯合會等各類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這些社會組織力量，引導這些社會組織參與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針對性地解決同行業間、專業內經常發生的矛盾糾紛。

社區調解。社會治理依賴于群眾的自治，這種自治不是雜亂無序的，要通過社區為載體來實現。在一些社會矛盾化解過程中，鄉規民約、社區規范是農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認的、約定俗成的規矩和行為準則。在鄉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糾紛、鄰里糾紛、違規占用宅基地等行為，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運用人情、習俗、禮儀、規矩等“鄉規民約”作為和解的措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協商和解，減少矛盾沖突，對于社會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級建立村規民約，在鄉這一級有鄉規民約，經過村民代表的討論形成規矩、章法，對于村民有一定的約束力，營造良好的村風。在村（社區）大力發展“公道會”“好人調解室”等民間調解組織，有“理”大家評，有“話”大家聽，廣泛發動群眾解決矛盾糾紛。⑤

法律手段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為社會矛盾復雜多樣，法律并不能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法律手段程序嚴格，時間較長，成本相對較高，一些簡單的矛盾不必走法律程序。此外，我國傳統社會中，“無訟”的傳統依然存在，普通民眾還不習慣于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矛盾。“我國法律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就是在判斷事情對錯時，現代性法律依據的是‘法理’，而中國人依據的是‘情理’”。⑥因此，除了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復雜的、重大的矛盾之外，較小的矛盾糾紛，可以將情理道德、公序良俗、傳統習慣等因素引入具體矛盾的解決過程中，運用情、義、禮手段，在融通法律與社會聯系的同時，進一步有效增加司法的親和力。中國人向來比較注重面子，基層干部在解決社會矛盾時如果能充分尊重矛盾相關人，給足面子，矛盾相關人得到心理滿足之后，再進行政策法規的解釋，效果會比較明顯。基層干部借助矛盾相關人的親屬、鄰里、朋友、老鄉等初級群體網絡，借助這些社會網絡的力量來勸導矛盾相關人，使矛盾相關人與遵紀守法，降低期望值，達到化解社會矛盾的目的。

社會矛盾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的改革

從根源上化解社會矛盾是根本，此外，在思路、制度、政策、機構、隊伍、資源等層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以改進。當前在構建多元化矛盾協同化解機制中，需要做的工作是：

在戰略上樹立以防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社會預防注重矛盾源頭預防和事前預防，改善矛盾產生的因素與社會條件，以最小的代價順利度過社會轉型期，以達成和諧社會目標。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是社會治理的核心要務。現行社會治理體系中依然存在漠視社會預防的情況。一是社會預防觀念缺乏。社會預防是基礎性工作，短時期內難以看到政績，現行的考核監督體系未將社會預防納入，致使基層政府參與社會預防積極性不高。一些地方依然急功近利，為政績不擇手段，許多項目、決策不顧長遠、不顧環境、不顧群眾利益，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根源。二是社會預防體制不健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缺少經費預算。各地從財政中專門撥出一定的資金設立“維穩”專項經費、信訪補助專項資金等用于事后處置。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出現后，政府不計成本代價將其“撲滅”；而對于社會矛盾的事前預防則存在舍不得花錢、財政投入不足、后續投入不足、支持主體和方式單一等缺陷。其二，缺少預防力量。社會預防缺乏常態化的組織載體，僅有一些承擔社會矛盾預防功能的職能部門之間往往各自為政，缺乏有效的綜合協調，甚至彼此之間存在職能的替代與程序設計上的重復、信息封閉等問題，難以整合力量。三是社會預防機制不合理。在現行的機制下，主要負責社會矛盾治理的部門以政法委、綜合治理辦公室，公檢法等單位為主，這些單位都是懲處性的事后處置部門，其管理者的視野、知識結構及其機構的職能、權限等限制了社會矛盾的基礎性預防工作。正是這種理念的缺失、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束縛制約了社會預防的建設，使得引發社會矛盾的誘因與導火索沒有得到有效預防，持續引發大量的社會矛盾。更新治理思維、轉變治理方式，把社會預防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課題。社會預防以“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為主要目標，由各方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通過運用一定的治理策略，從理念、制度、機構、隊伍、機制等，對社會矛盾進行事先預測和分析，以達到防止和控制矛盾的生成、生長，將社會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或將矛盾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的積極社會行動。社會預防是一個動態過程，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全部過程。在隊伍建設上要專業人才與經費保障并舉。要突破政府單獨作戰的困境，提升化解矛盾隊伍的專業能力。市級矛盾級調處中心要建立調解專家庫，根據不同專業矛盾，整合社會資源，廣泛吸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司法公證人員以及各行業專家學者（如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為重大、疑難、復雜的矛盾糾紛提供指導性處理意見。⑦區（縣）、街（鎮）矛盾級調處中心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負責選拔、招聘、培訓、管理、調配專職調解員與兼職調解員，培養一支專、兼職結合的調解隊伍。提高調解員的專業化水平，可以對調解員進行分級認證管理，根據其調解水平的不同，認定為不同等級。⑧此外，矛盾化解隊伍中還要引入三種專業人才。一是司法人才。應該通過“三官一律”（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進社區（村）等措施，鼓勵和支持司法人才下沉到基層一線，參與社會矛盾化解。二是社會工作人才。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和支持街道（鄉鎮）、社區吸納和使用社會工作人才，讓社工在基層一線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積極作用，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三是心理咨詢人才。當前，不少矛盾當事人心理偏激。對此，先心理疏導后解決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⑨在加強隊伍建設的同時，要加強基層干部的激勵機制建設，解決好“權力無限小，責任無限大”的問題，加大對基層政府化解矛盾的支持力度，將權力和財力向基層下沉，保持權力與責任的均衡性，使干部有能力、有動力解決社會矛盾。上級政府要營造寬松的工作環境，理解和支持基層干部，對勇于迎著矛盾上的干部、善于處理矛盾的干部要表揚獎勵，進行廣泛宣傳，樹立典型，并作為干部晉升的一個重要依據。媒體要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公正清廉、勤政為民的基層干部，改變輿論對基層干部“污名化”的現象。定期安排一定的職數從村干部中單列考錄公務員，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優秀村（居）干部。處置社會矛盾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為了保障社會矛盾化解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落實社會矛盾專項經費，由綜治部門牽頭籌集專項經費，列入專項財政預算，用于基層調解工作室建設、調解員工作補貼和個案補貼等。從基層經驗來看，可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調解經費、個案獎補、部門專業調解等列入財政預算，以此保障專職調解員的教育、培訓、管理、考核與矛盾糾紛的相關費用支持，實現矛盾的有效化解。

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頸。應改進不分青紅皂白的“一票否決”制及其變相的“通報制”。要實事求是地看到有些矛盾是解決不了的，有些是可以解決的。引起矛盾的原因，有些在政府，有些不在政府。現行對待進京“非訪”的不分是非、不講原因、不講道理的通報，極大地挫傷了基層干部化解矛盾的積極性，產生了較大的負效應。考核制度要在分清責任、原因的基礎上落實，區分盡職、不作為、亂作為等幾種不同情況。各級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要建立矛盾糾紛解決工作責任制，明確領導干部化解社會矛盾的責任，將職責落實到人，以防止因其不作為而致使一些矛盾糾紛被推到上級部門去處理，增強工作合力，避免部門之間推卸責任。

在預防上要完善風險評估機制。當前，各地項目風險評估已經展開，政策風險評估也較為謹慎，但決策風險評估還沒有進行。我們迫切需要制定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規則與辦法，建立整體的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對于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重大項目，在實施之前開展風險評估，通過入戶調查、材料公示、聽證等環節，進行信息公開，廣泛征集意見，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對于不合理訴求做好疏導工作。一是以企業改制、征地拆遷、涉農利益、教育醫療、環境保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等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的領域為重點，定期進行重大矛盾源的風險評估。二是以重大項目為重點，進行定向評估。這一工作目前還比較粗糙，需要精準化。三是以重大決策、社會政策為重點進行評估。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出臺之前，需要進行決策評估，請第三方評估機構參與，從居民中進行抽樣調查，分析研判群眾對重大決策的看法，充分尊重群眾意見，爭取群眾理解。對于群眾普遍反對的決策，按照決策程序依法終止或修正。實現社會風險評估的全覆蓋，并將風險評估的結果作為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和依據，以防止新的重大社會矛盾的產生。

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構社會組織的協同機制。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不能僅靠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力量，還需要依靠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要大力發展“獨立第三方”的專業調解組織建設，鼓勵行業協會及其他社會組織設立調解委員會，發展專業性行業性調解，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優勢，推進專業類調解的社會化，例如醫療糾紛、勞資糾紛、消費糾紛、物業糾紛、交通糾紛、金融糾紛、征地拆遷糾紛等。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完善社會力量的引入機制。一是為各類化解社會矛盾的社會力量成長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明確社會力量參與化解社會矛盾的界限、程序、購買服務的經費保障、優惠政策等，讓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矛盾化解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要真正簡政放權，將社會力量能夠解決的矛盾放手給社會，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組織轉移釋放。三是設立社會力量化解矛盾的專項經費，加大人財物投入的力度，完善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機制，由政府花錢養人、養機構向購買優質服務轉向，鼓勵社會力量主動化解矛盾，根據化解矛盾的效果提供補貼等形式的經費保障。四是政府要做好監督和指導。簡政放權并不是簡單的一放了之，要對社會力量化解社會矛盾提供法律法規指導，加強監督，防止違法違規。加強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制度化建設。

在化解路徑上要建立社區微觀治理機制。將社會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的關鍵，就是將矛盾抑制在社區中。將治理的資源、人員、資金等下放到社區，在社區中形成“微治理”的狀態。一是完善社區自治組織。自下而上由社區居民自行選舉產生社區自治組織，選舉品質良好、熱心社區的居民加入社區自治組織，這些居民骨干同時也是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成員，負責社會矛盾的排查和處理。二是引進司法、社會組織等力量。建立社區民警工作室、社區法官工作室以及律師工作室，指導社區化解社會矛盾。此外，還要引進心理咨詢、志愿服務等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化解社會矛盾的合力。三是完善信息排查機制。社區干部和自治組織負責人要主動下沉到群眾中去，實時掌握居民中存在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防止矛盾激化。對社區內的矛盾糾紛，主動出面解決，迅速靠前調解，不推諉回避，防止社區矛盾擴大化，做到“家庭糾紛不出戶，小糾紛不出社區”。可以充分發動居民骨干，以及“老娘舅”“老舅媽”等調解員參與到社會矛盾化解中去。第一時間發現可能引發矛盾的各類問題、第一時間化解矛盾、第一時間將信息整理上報。將社會矛盾在萌芽時期就有效地化解，避免矛盾擴大化。在矛盾難點上要攻克疑難矛盾的化解。在化解矛盾糾紛中，基層干部面臨的最大困擾是：少部分堅持無理訴求、纏訪鬧訪人員的無理糾纏，這些人員雖然數量不多（據基層干部測算，這類人約占當地人口的萬分之一），但牽扯了基層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浪費了大量資源。對于此類老上訪戶的處理，建議從以下方面著手：首先，分類分流處置。區別對待老上訪戶的有理訴求和無理訴求，切實做到“訴求合理的解決問題到位，訴求無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難的幫扶救助到位，行為違法的依法處理到位”。如果信訪人訴求合理或有合理成分的，要積極協調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督促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對于訴求無理、纏訪鬧訪的，應該根據《信訪條例》和相關規定終結備案后，信訪機關上下一致，尤其是國家信訪局以不受理、不統計、不交辦的原則對待，真正實現無理信訪事項的退出；對于確需到上級行政部門申訴復議的，分流到行政復議渠道進行有限次度的申訴復議。對于涉法涉訴案件應回歸到司法渠道解決，將涉法涉訴的信訪案件轉交法院審理，通過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決，嚴格執行法院判決，避免終審判決后進入無限申訴的怪圈，彰顯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對惡意滋事并有違法行為的，依法嚴肅處理，讓當事人為“非訪”行為付出代價，樹立起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鮮明導向。⑩

其次，建立甄別機構。建立甄別機構是為了建立矛盾的終結機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解決矛盾的機制是法律。而在我國法律的終結機制沒有形成，這與我國的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文化環境有關。民眾對法律沒有敬畏之感。當法院的判決生效后，當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為理由，通過信訪的渠道來否決法律的裁決。于是，一個從司法渠道來講已經解決了的矛盾，又從信訪渠道重新開啟了解決的途徑，從頭再來。這不僅僅是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的問題，而是反映出沒有一個終結矛盾的社會機制。目前，終結機制有其特殊性，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執行甄別機制的組織是一種各方面代表的臨時機構。這種機構是在法律、信訪、行政機制失效的情況下的特殊機構，兼顧到情理法。情與理，就是鄉理鄉情，法是法規。發揮社區輿論的作用，通過公開信息，讓周圍的鄰里依照相關的法律、政策、程序來辨別矛盾沖突的是非曲直。因此，這種甄別機制必須要有社區的居民代表參加，主要有三種人參與，一是矛盾申訴一方的當事人、親屬、親戚，二是人民調解員，三是要有社會力量如社區組織、律師、社區中有威望的群眾領袖參加。這樣不是矛盾沖突的一方面對政府基層組織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處理的過程，不是在信息封閉的情況下進行了，而是在信息公開的情況下進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層組織，而是社會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層組織從矛盾的一方解脫了出來。一旦矛盾通過這種建立在社區中的甄別機構甄別后，就具有民間輿論的力量。以人民調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備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經甄別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當事人反復不定，再去上訪。法律、信訪、行政部門不予支持。對這類甄別過的矛盾，也不記錄在進京通報、干部考核中。這將使基層干部從通報制中解脫出來，從而可以理直氣壯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解決無理取鬧的問題。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杜偉泉對此文有重要貢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剛性社會矛盾趨勢分析與化解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zda061）

注釋

此次調查將調查對象分為干部群體和群眾群體。干部群體調查問卷共計發放880份，實際回收問卷共857份，問卷回收率為97.39%，有效問卷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眾群體調查問卷共發放2160份，實際回收問卷共2070份，問卷回收率為95.83%，有效問卷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限于保密原則，調查地點采用匿名的方式。問卷調查獲取的樣本對社會矛盾的感知是一種主觀看法，與實際矛盾發生的頻率無關，而是對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響、矛盾的沖擊程度的一種看法。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所謂大調解，是指以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政法綜治牽頭協調、調處中心具體運作、司法部門業務指導、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界整體聯動的解決糾紛制度。

例如，南京經濟開發區成立了韓國商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利用韓國商會的人力資源和棲霞區內的調解資源相結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韓資企業內的矛盾糾紛，如勞資糾紛、經濟合同糾紛、民事糾紛等，處理時間短，效率高，不收費，達成的調解協議又能得到履行，這些人民調解的優勢讓韓資企業非常認同。

郭星華等：《社會轉型中的糾紛解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如江蘇南通市成立了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法學專家咨詢委員會和醫學專家咨詢委員會，為各區醫調委調解疑難復雜醫患糾紛時提供專業咨詢意見和調解建議，大大增強了人民調解化解醫患糾紛能力。

例如江蘇南通推進調解員隊伍職業化建設。2013年，該市專門制定了《南通市調解專業人員職業水平考試和評價實施辦法（試行）》，《辦法》確立了專業調解員的準入機制，詳細規定了調解員職級評定、晉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內容，有力地推進了調解人員專業化。

第四篇：化解社會矛盾工作總結

化解社會矛盾工作總結

本，我所緊緊圍繞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堅持“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鄉”的原則，深入推進矛盾化解工作。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矛盾排查化解制度，調整充實了各級調解組織，制定了具體活動實施方案，提出了目標和具體工作措施，提高“以案定補”標準，化解了一批重大復雜疑難矛盾糾紛，有力的維護了我所轄區的社會穩定，保障了我所轄區的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精心部署

我所對開展排查調處矛盾高度重視，多次組織全所民警認真學習有關會議、文件精神，明確了開展人民內部矛盾大排查大調處的目標、任務，提高了對開展人民內部矛盾大排查大調處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并迅速成立了矛盾大排查大調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由副所長江軍擔任，全所其他人員為成員，切實加強對開展人民內部矛盾大排查工作。

二、加強隊伍和基層建設，發揮群防群治力量

人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我所編制少人員緊缺，難以適應工作的需要，也難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矛盾化解的需求，為了更好地完成三項重點工作，我所在經費十分緊缺的情況下，積極爭取鄉黨委政府的支持。積極配合鄉黨委政府，全身心投入到化解社會矛盾工作中去，調處了一批重大復雜疑難矛

盾糾紛，得到了領導的肯定，也得到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揚。如今年五月份西板鄉鼓樓坡村村民蒲某某給本村修公路后未得到工程款，本人與村委會多次協商無果后，我所為避免事態擴大，通過一周的走訪調查，成功的化解了這一矛盾。本案成功調解得到了西板鄉黨委政府的表揚，也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我所充分發揮村級綜治機構第一道防線作用，對轄區內矛盾進行全面調查摸底，及時掌握了各種矛盾的產生情況，及時化解和調處產生的矛盾，把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了矛盾的激化、惡化。在本年我所共排查出各種民間糾紛 32起，調處成功 32 起，成功率為100%。防止民間糾紛激化 5 起，一般民間矛盾糾紛基本不出村，顯示了群防群治的強大力量。

三、增強法制觀念，提高法律意識，為依法開展排查調處奠定基礎和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加強全所民警的法律法規知識的學習，在排查調處中，堅持依法辦事、依法調處，嚴格按程序調處，提高了調處質量，真正依法維護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在下村時，不拘形式，借田間地頭開展普法，走到哪里，就把法律宣傳到哪里，增強群眾的法制觀念和依法維權意識，杜絕了采用非法手段解決矛盾的現象，也減少了矛盾的產生。

西板派出所

二0一0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篇：社會矛盾化解工作

蘆陽鎮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實施方案

為進一步推動社會矛盾化解工作，集中解決當前影響我鎮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深化“三項重點”工作，按照著力化解社會矛盾的要求，蘆陽鎮黨委決定開展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現結合蘆陽鎮實際制定實施方案如下：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深化“三項重點”工作、促進社會穩定為著力點，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為載體，集中化解影響全鎮穩定的重大社會矛盾，健全完善社會矛盾預防化解長效工作機制，確保全鎮社會大局持續穩定，為“十二五”期間全鎮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創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二、目標任務

一是進行重大社會和積案攻堅化解，使往年遺留的積案和當年新發生的重大社會矛盾化解率達到95%以上;二是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防化解工作機制，推進排查化

解工作經常化、制度化；三是有效遏制群體性事件上升勢頭，確保群體性事件發生數和參與人數不超過去年，并努力實現穩中有降。

三、時間步驟

蘆陽鎮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從2011年11月開始，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結束。具體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集中化解攻堅（2011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各村結合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攻堅行動，繼續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強有力措施，有效化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對排查出來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要求及時上報鎮綜治辦，綜治辦建立工作臺賬，對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進行分析梳理組織調處化解，對當時不能調處化解的歸檔分流到各分管領導或包村領導，實行一件矛盾一名領導包案制度，及時監督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情況，調處化解情況實行月通報制度，解決一件，銷號一件。對一時難以解決的疑難問題，必要時召開部門、行業聯席會，進行分析研判，制定調處措施，靠實工作責任，確保今年12月底化解率達到95%以上。

第二階段，深入排查調處（2012年1月至6月）。按照省、市、縣有關工作會議精神，開展新一輪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攻堅活動，各村和社會矛盾相對集中的鎮屬有關部門全面排查各類社會矛盾和隱患，并堅持邊排查邊化解，及早化解帶有傾向性的問題，防止矛盾糾紛激化升級。重點排查截止上年底前尚未徹底解決、已發生群體性事件和可能引發群體性上訪的重點社會矛盾，特別要著力排查重點工程項目建設用地、征地拆遷、宅子用地、鄰里糾紛、企業改革改制、安全生產、土地礦產、涉法涉訴、執法管理、養殖環境衛生等方面的矛盾。各鄉鎮、各部門對排查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要按照“一案一檔”的要求，逐一完善工作臺賬，確保做到“情況明”、“底數清”，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逐一確定責任單位，責任領導和責任人，明確化解的目標任務和化解時限，區別不同情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社會救助以及思想教育等手段，及時有效進行化解。

第三階段，鞏固提高（2012年7月至9月）。根據活動開展情況，召開專題會議，總結交流經驗，進一步

提出工作要求，對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已經化解，但仍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和群體性上訪的，要落實好穩控措施，鞏固調處成果、防止發生反彈。以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為重點，進行檢查、抽查，真正做到“案結事了、息訴罷訪”。建立月通報制度，及時通報工作進展情況，推廣典型經驗，查找存在問題。9月上旬前，各村對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活動情況進行自查自評，寫出專題報告。9月中旬起，組織工作組，對各村和有關部門工作情況進行檢查和驗收，確保當年排查出來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率達到90%以上，完成預定的工作目標。

四、組織領導

蘆陽鎮成立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領導小組，加強對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的組織領導、案件督辦以及反映情況、交流總結等日常工作。

蘆陽鎮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領導小組

組長： 王濤 蘆陽鎮黨委書記

副組長： 常蓬東 蘆陽鎮黨委副書記、鎮長

張曉斌 蘆陽鎮副鎮長

寇明玉 蘆陽派出所所長

成員: 王維武 蘆陽司法所所長

徐新彩 蘆陽鎮紀委書記

劉興杲 蘆陽鎮綜治辦專職副主任

張宏濤 蘆陽鎮綜治專干

雷寅虎 蘆陽鎮綜治專干

范麗娟 蘆陽鎮綜治專干

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劉興杲同志擔任。根據工作需要，鎮破解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化解難題活動領導小組成立督導組，抽調工作人員，堅持每月開展一次督促檢查。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強組織領導，靠實工作責任。各村委會、各成員單位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相應機構，加強協調合作，確保工作實效。及時研究解決專項行動中的重大問題，對矛盾糾紛突出的村組，加強工作力度配調政治責任心強、熟悉法律政策、善于做群眾工作的干部組

成工作組駐村、組開展工作。對排查出來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積案，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將責任分解，落實到村、具體單位、具體領導、具體人員，限期進行化解。

二堅持領導包案，實行掛牌督辦。按照“五個一”（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個方案、一個工作組、一抓到底）的要求，實行領導包案，組織開展攻堅。在化解工作中，注重從政策和制度層面化解矛盾，嚴格依法按政策辦事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同時把化解矛盾和落實穩控措施結合起來，堅決防止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升級或引發群體性事件。鎮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要全面梳理遺留的積案，根據活動進展情況，掛牌督辦一批重點案件，開展攻堅工作。

三完善風險評估，健全長效機制。各村委會、各成員單位認真貫徹落實《景泰縣關于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化解工作機制的意見》和《景泰縣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化解工作考評實施辦法》文件精神，將風險預判化解和控制管理結合起來，實現對各類穩定風險和隱患的科學識別、行業性管控和就地化解，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認真總結可排查化解矛盾的經驗，堅持全面排

查與重點可排查相結合、常規排查與集中排查相結合、區域排查與部門行業排查相結合，探索建立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長效工作機制，實現一般矛盾就地化解，重大矛盾發現得早、穩控得住、解決的好的目標，努力推動工作再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