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留守婦女

留守婦女，給她們一個支點

據了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外移，在我國農村社會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留守婦女群體。由于丈夫長期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家庭，她們肩負著本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生產勞動和家庭撫養贍養責任，這些婦女就是所謂的“留守婦女”。

作為高中生的我，以前竟然從未聽說過這個名詞，對于她們的付出與犧牲，痛苦與掙扎，我們不應該視若無睹，心安理得。仔細想想，我們口口聲聲說把男女平等放在口邊，其實真正做到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像“好男不和女斗”的啊云云，其實這是男性對于女性的忍讓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包容。這樣的社會現實讓人很無奈，徹底實現男女平等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留守婦女的壓力越來越大，帶給留守婦女自身發展空間越少，沉重的家庭和勞動負擔對留守婦女閑暇的擠壓，加重了兩性之間發展的不平等，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影響，很多農村婦女已經習慣在家庭中處理日常家務活。出于農村實際生活的需要，農村婦女要照顧老人、孩子，操持家務。解決農民工從個體到家庭式的轉移問題，單靠農民工自身的力量很難完成，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快針對農民工的政策和制度建設。對于留守婦女，農村基層組織要有針對性的政策，在勞動、子女撫養、教育等方面給予支持。同時，根據留守婦女的現實需求，在農業生產的種、收、管理等環節中，通過農村合作社等集體力量幫助組織農業生產和生活，減輕留守婦女的生活負擔。

隨著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農村中一個特殊群體正在形成——她們忍受著與丈夫長年兩地分居的孤寂，守著家中的一畝三分地，贍養老人，照顧孩子，一肩挑起全家的重擔，她們被稱為“留守婦女”。人們在頌揚“留守婦女”堅毅剛強，吃苦耐勞的同時，卻不能對她們身上所承受的壓力熟視無睹。有人說女人如花，留守婦女則沒有享受到花樣的生活，她們的生活有更多的辛酸和無奈??

婦女作為家中比較弱勢的一員，擔任起了家庭中主要的工作，而婦女在家中的地位仍舊不及丈夫們。這樣在比較落后的生產生活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所以責任越大，壓力越大，當然我們賦予婦女們的地位也要更上一層樓。

第二篇：留守婦女

為她們撐起一藍天

內容摘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大批農村勞動力流進城市，農村社會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群體——留守婦女。本文透過對農村留守婦女的婚姻家庭，身心健康，宗教信仰等狀況及我們面對無奈的“留守”所需要采取的措施的角度圍繞這一社會現象寫的，為探索促進留守婦女和諧發展

關鍵詞：留守婦女生存現狀如何解決

參考文獻： 《農民視角的新農村建設》 《阡陌獨舞》：》；『中國農業新聞網』三農在線

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向城市流動。大量的農村已婚男性勞動力外出到城市務工，農村留守婦女現象隨之出現。留守婦女肩負著本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生產勞動和家庭撫養、贍養責任，承受著多重生活壓力。“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婦女生活的真實寫照。沉重的勞動負擔和家庭負擔使留守婦女不堪重負，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同時，由于夫妻二人擁有不同的生活世界，因此在知識、信息、觀念、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逐漸顯現。對于長期分離的夫妻來說，婚姻應有的一些功能也很難實現，因此存在很多潛在的問題。

一、丈夫務工收入成為留守婦女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大部分留守婦女仍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在生產中面臨勞動力不足和生產技術等難題，丈夫外出務工對留守家庭的經濟貢獻很大，九成多的留守婦女家庭最主要收入來自于務工收入。丈夫外出務工后，絕大部分留守婦女從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下主要負責家務勞動和家庭養殖活動，轉變為“男工女耕”模式下一人承擔家務勞動、家庭養殖和農業種植活動，留守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據調查統計，留守婦女反映勞動負擔重，身體不太好。

況且丈夫外出務工是子女教育的經濟保障，但留守婦女在獨自撫育子女過程中力不從心，影響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子女教育是75.0%的留守婦女家庭經濟活動的最主要目的，且29.1%的家庭最大支出項目為子女上學費用，排在第一位。

35.5%的留守婦女撫育有2個孩子。但由于文化程度偏低，留守婦女在撫育子女過程中遇到了子女學習輔導和管教的困難。農村社區中，23.0%的留守婦女為文盲，44.5%的留守婦女只上過小學。在子女撫育過程中，59.3%的留守婦女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輔導子女學習，19.5%的留守婦女認為自己管不住孩子，17.7%的留守婦女沒有時間輔導子女學習。

在這種情況下，訓斥和體罰是留守婦女常用的教育子女的方式，有時留守婦女在身體過度勞累、心理壓力過大時，甚至將子女當作“出氣筒”，從而使其教育方式演變為嚴重的身體虐待和語言虐待，影響兒童身心的健康發展。沉重的勞動負擔和精神負擔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留守婦女與子女的溝通。留守婦女普遍表示在教育男童方面遇到的困難更多。

二．沉重的勞動負擔和心理壓力導致留守婦女疾患增加，健康狀況堪憂，農村醫療無法滿足婦女的就醫需求，長期的辛苦勞作，再加上丈夫每個月寄回家的微薄工資(有的甚至沒有寄錢回家)，使一大部分留守婦女生活艱難，沒有營養，健康狀況惡化。無論是農業生產勞動還是家務勞動，留守婦女承擔的比例都在85%以上。同時，在丈夫外出務工后，55.0%的留守婦女做農活時間增加了，50.0%的留守婦女家務勞動時間增加。另一方面，沉重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留守婦女的心理負擔，尤其在農忙時節，她們常因無法完成耕作勞動而焦慮、煩躁，進而引起生理疾病。另外，婦科疾病在留守婦女中也很常見，這主要與農村衛生條件及農村婦女的衛生習慣有關，也與農村婦科保健條件有很大關系。盡管目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系統定期對農村婦女進行孕檢和婦科檢查，但陳舊而簡陋的設施條件無法滿足其他的婦科疾病檢查。調查發現，31.3%的留守婦女的身體狀況較差。

三、長期分居、聚少離多的婚姻生活，導致留守婦女情感滿足等婚姻功能難以實現，留守婦女有強烈的孤獨感，常常以哭泣緩解負面情緒，大部分的留守婦女，其丈夫每年外出務工時間為9至12個月，丈夫務工地點在外省（市），丈夫外出務工后，留守婦女和丈夫通過電話進行聯系，但部分的留守婦女和丈夫每次通話時間不超過3分鐘。電話聯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夫妻分離的距離感，但遠遠不能滿足留守婦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除此之外，大多數留守婦女因交通、費用和務工地的居住問題從未去看望過在外務工的丈夫。留守婦女的“孤獨”情緒最為顯著，這種“孤獨”的感覺中不僅包含著留守自身的苦楚情緒，而

且體現了留守婦女獨自承擔的家庭責任和壓力。

四、哺乳期留守婦女現象折射出女性農民工在城市務工過程中合法權益的缺失，在留守婦女群體中，哺乳期婦女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亞群體，占總體的12.8%。她們中有84.3%曾經在外務工，84.1%的年齡在35歲以下，懷孕生子是她們留守的主要原因。年輕化的特點和務工經驗使她們成為留守婦女群體中最不穩定的一個亞群體。調查顯示，有64.7%的哺乳期留守婦女打算待孩子斷奶后，將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再次外出務工。她們的選擇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哺乳期留守婦女現象反映出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農村勞動力在外務工中的不平等待遇。農村女性務工者很少能與雇用單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所以既不能享受合理的勞動保障、生育醫療保障等，也因為懷孕而不得不丟掉工作、返回家鄉。

五、部分留守婦女表現出明顯的宗教信仰行為，且迷信色彩濃厚調查發現，7.3%的農村留守婦女信仰宗教，其中，河南省調查地區有22.5%的留守婦女信仰宗教。留守婦女的宗教信仰動機具有明顯的功利性。現實生活給留守婦女帶來了許多無奈，她們缺乏安全感、穩定感，家庭收入沒有保障，身患疾病又沒有能力治療等，這些使得她們在自己現有的社會資源條件下無力改變這種無奈又無助的生活狀況，只能轉而向神秘力量尋求安慰和寄托。宗教信仰為留守婦女帶來了心理調節、教友互助、行為約束和娛樂消遣等幫助。然而，留守婦女的宗教信仰行為并不理性。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留守婦女把希望寄托在神靈身上，試圖用精神方法來解決現實的難題，是一種被動的無奈選擇，尤其是把治病救人這樣的愿望寄托于宗教信仰中，帶有明顯的迷信色彩。這也折射出目前農民宗教信仰行為的一些特點。

對于出現的留守婦女的諸多問題，這樣復雜的社會問題，應該引起全社會、尤其是各級領導層的高度重視，把關注留守婦女群體作為農村工作的一個重點。但從實際情況看，各級領導對留守婦女問題還沒有進行認真地研究，沒有一個解決留守婦女問題的措施和辦法，這也是留守婦女生產生活逐步陷入困境的原因之

一。根據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分析，留守婦女是個越來越龐大的群體，她們將要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又是今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留守婦女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決，整個社會就不會和諧，還將引發出更大更多的社會問題。

留守婦女問題的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經濟的落后；留守婦女問題較為嚴重的地區，大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農村，幾乎不存在留守婦女問題；那里的農村，不是勞動力大量向外地城市轉移，而是在大量地吸收外地的勞動力，外地勞動力成了蘇南地區新農村建設中“生產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加快發展農村經濟，無論對于改變農村面貌，還是解決留守婦女問題，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當務之急。

當前加快發展農村經濟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組織留守婦女參加技術培訓，提高就業技能。

發展現代農業是建設新農村的主要內容和物質支撐，現代農業是以相對完善的生產條件和物質裝備為基礎，有效運用現代化的生產手段、科學知識和管理方式等要素組織生產經營的農業，需要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高素質的農業勞動者是建設現代農業、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必須提升農業科技水平，只有大力提高農民群眾科技文化素質，培育造就一大批掌握現代農業科技的新型農民，才能為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提供創新經營主體。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億萬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保證。”在多數農村男性勞力被城市吸引的情況下，廣大婦女成了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她們中的大部分缺少發展現代農業的技能，因此，必須組織她們參加技術培訓。培訓經費可以由政府買單，以便調動婦女們參加學習的積極性，可以采取送出去培訓和請進來培訓的辦法，根據市場的需求、婦女的文化層次、接受程度，因人制宜地選擇培訓項目，保證她們學得進，輸得出，用得上。

（2）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興辦各類企業，拓寬就業門路。

必須發展工業經濟，只有工業經濟發展了，農村的富余勞動力才能就地消化，留守婦女家庭也就會減少。發展工業經濟要利用本地的資源優勢，一方面積極吸引國內外的客商前來投資興業，另一方面還要鼓勵和引導本地農民創業，走全民創業之路，讓外出的農民回家就業。政府主要通過規劃、協調、服務、政策等宏觀手段，正確引導鄉鎮創辦工業集中區。一是創新管理模式。工業集中區可在經濟上與政府分離，獨立承擔經營責任和收益風險。按照“標準化建設、公司化管理、市場化運作、社會化服務”的模式，加強對工業集中區建設的引導，使集中區管委會逐步由履行行政職能過渡到社會化運作、規范化服務。二是創新投資主體。按照市場化運作的要求，吸引多元投入，解決集中區建設資金問題。在集中區建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投資公司，主持和經營管理工業開發園區和集中區的建設。投資公司實行多元化的資本結構，按照自主經營、滾動發展、自我壯大的要求，進行獨立運作、自負盈虧式的運營。堅持“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多渠道籌措集中區建設資金。鼓勵和吸納各類企業和投資主體參與工業集中區的投資建設，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出資在集中區內建造多層標準廠房。三是創新發展空間。對一些不具備工業發展條件的鄉鎮，可從整合資源

入手，鼓勵其引資在縣城創辦工業，借助縣城工業集中區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工業發展了，男勞力回家了，留守婦女問題迎刃而解。

（3）依法流轉農民承包的土地，促進農村經濟良性發展。

農村土地的分散性阻礙了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七十年代末實行土地承包政策時，為求平均，往往將土地好差搭配，遠近搭配，使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每戶農民的承包地也分散成東一片西一塊，無法實行機械化耕作，高強度的農業勞動更是給留守婦女增加了困難。為改變這一狀況，我們可以在繼續執行農村土地３０年不變的承包政策、暫不改變土地的所有人承包權的前提下，通過土地合法流轉，讓接收土地的人有合法的使用權。也可實行土地的有償流轉，農民可在轉讓的合法期限結束時，有收回自己承包土地的權利，以解決后顧之憂。也可以讓種田大戶出資，從有固定職業和進城落戶農民那里收購其土地承包權。不管采取何種辦法，都必須堅持依法流轉，政府要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建立好土地的流轉檔案，依法有據，減少土地糾紛的發生，保證農村土地和農民勞力轉移工作的有序進行。土地合法流轉后，分散到各個農戶的土地又會重新得到優化集中，原來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將不復存在，促進農業的投資主體發生變化，從事土地規模經營的農場主也應運而生，有可能實現勞動機械化、種植科學化、管理企業化、產品市場化，農業的產出效益會大大提高，有助于使農村經濟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4)實施家庭創業行動

“家庭創業”行動作為農村婦女增收致富和解決留守婦女問題的有效載體，并取得了實效。通洋鎮居委會留守婦女徐偉芳的丈夫在常熟市一家服裝企業當裁剪師多年，“留守婦女家庭創業”活動開展后，在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丈夫回家開辦了服裝廠，專做童裝和護袖，所使用的原料全部是從常熟那家服裝企業買回來的下腳料，成本小，價格低，薄利多銷，供不應求，因此利潤可觀，她家的年收入達到10萬多元；20多名留守婦女在她的家庭服裝廠上班，每月工資都在1500元以上。實踐證明，凡是“家庭創業”開展好的地方，夫妻鬧矛盾、鄰里鬧糾紛的少了，人心思進、互助致富的多了，樂于學習、勤勞致富、創造美好生活已經成為家庭創業婦女實實在在的行動。

農村留守婦女問題關乎整個社會發展的進程與速度，我們應該對此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維護她們的切身利益，以促進社會的和諧健康發展。

第三篇：留守婦女調查報告

留守婦女調查報告

近年來，隨著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給經濟社會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導致農民家庭夫妻分居，留守婦女生產生活困難的一系列問題。最近，我利用暑期時間對我們村留守婦女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我深深地體會到留守婦女的艱辛和不易，她們柔弱的雙肩既承擔贍養老人、照顧小孩的重任，又承擔著家庭生產的艱辛，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和希望，默默地支承家庭的負荷。

一、留守婦女的基本情況

2011年．全村總人口數人，其中：外出務工人員人，留守婦女人，女勞動力人。

1、在文化程度方面，大部分留守婦女文化偏低。從調查的情況看，85%以上的留守婦女為初中及以下學歷，30歲以下的留守婦女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較多，31—40歲的具有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較多，40歲以上的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較多。

2、從年齡結構上來看，留守婦女主要分布在30歲以上。30歲以下的留守婦女主要是因為生育、照顧幼小子女而暫時沒有出門打工，占總數的15%左右，40歲以上的占到15%，30-40歲的留守婦女是較為集中的年齡段，這一階段的婦女上有日益年邁的父母，下有正在成長的孩子。

3、從留守婦女的留守原因來看，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留守婦女因為家庭不支持其外出打工或者自身不愿意外出打工，客觀原因是需要她們留守家里照顧家庭、撫育孩子、照顧農業生產。雙重原因使得她們既向往外出打工又自我回避的矛盾心態，這一現象在30歲以下的留守婦女身上表現得更加為明顯。

二、留守婦女生存的現狀及問題

1、勞動強度大，身體受損。留守婦女既要承擔繁重的農業生產勞動，又要料理家庭瑣事，有時還要照顧年邁的老人，教育未成年的孩子，留守婦女的體力大幅度透支。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留守婦女”需要每人獨立承擔將近5畝地左右的農業生產和養雞望過上穩定的家庭生活，而其中又有半數以上的婦女表示“一個人難以單獨承擔農活”，“希望過上安穩的家庭生活”。而那些身體不好的留守婦女，遇到的困難則更大。如我們村留守婦女沈某，家里有5口人，有兩個孩子上學，一個讀高中，一個幼兒，有一位體弱多病的婆婆，還有4畝責任田的耕種，全部由她一人承擔。由于多年辛勞，積勞成疾，還患上了腰椎病，用她自己的話說“有時累得鞋都不想脫，就想爬到床上睡覺,可是家里小孩還要自己照顧”。而問到腰椎病治療的情況時，她說丈夫打工掙的錢，要給孩子買奶粉和交學費，還有婆婆需要照顧，所剩不多，自己的病只能支撐下去。說著說著，她已泣不成聲。

2、精神負擔重，安全感下降。由于丈夫常年在外，留守婦女精神負擔明顯加重，安全感下降。主要表現：一是出現婚姻危機。留守婦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長期分居的留守婦女因為丈夫長期在他鄉打工，夫妻之間缺乏溝通，雙方互相猜疑，再加上自我精神生活空虛，自我控制力不強，易導致感情危機。在調查中，我發現“打工婚姻”不穩定，聚少離多。二是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男性勞動力外出后，農村只剩下老人、兒童和婦女，在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致使農村治安防范力量減弱，使農村社會治安隱患增加，農村留守家庭的小偷小摸現象增多，留守婦女的安全感大大降低。70%的留守婦女面臨著巨大的生存的壓力和心理壓力，并且無人傾訴，既要操心孩子，又要擔心在外的丈夫，還害怕流言蜚語。其中一位婦女告訴我，她家雞子常常被偷，小狗也被偷走。

3、婆媳關系難處理，對子女疏于教育。自古以來，婆媳關系都不好處理，尤其現在的丈夫不在家的情況下，處理好婆媳關系更是難上加難。調查中我們發現多例存在婆媳關系沒有處理好導致家庭矛盾激化的現象。不少留守婦女本身文化水平比較低，除了在經濟、生活上能為子女提供一定的支持外，無力在子女學習上、做人做事上給予有效教育與監管，只能

聽之任之，只是希望子女不要惹麻煩。由與80%左右的留守婦女認為對子女的教育就是拿錢給他們上學，只要他們在學校聽老師話，順利完成學習任務就行。有近50%的婦女幾乎從未同子女談理想與抱負，有近65%的婦女不知道平時孩子想什么、干什么，對于孩子的教育和培養主要表現在吃飯穿衣上。我還發現有的婦女由于自身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子女上初中后不能對其進行輔導和監管。

三、留守婦女問題的解決建議

留守婦女是目前農村最大的勞動力資源，是新農村建設主力軍，關系到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針對留守婦女面臨的壓力和困難，需要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采取切實措施，開展幫扶活動，營造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密切配合，共同關愛留守婦女的社會氛圍。

1、高度重視，創造關愛留守婦女的良好環境。關愛農村留守婦女是一項重要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高度重視，需要社會發揮各方優勢，做到資源共享、優勢 互補、協調配合、共同推進。要提高思想認識，形成各部們齊抓共管、共同關心的局面。要出臺相應的硬性幫扶政策和措施。如相關部門要深入基層傳授技術、以村為單位建立“農家書屋”、定期或巡回開展“三下鄉”活動、建立“婦女健康之家”、幫助有條件的農村婦女給予信貸扶持和項目扶持等。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婦女的思想道德素質。利用農閑時節或“三八”婦女節等，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豐富留守婦女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質量。以“平安活動”建設為載體，以評選“平安家庭”、“好婆婆”、“好媳婦”、“好妯娌”、“好鄰居”、“五好文明家庭”等形式，大力弘揚尊老愛幼、夫妻和睦、鄰里團結的家庭美德；大力宣傳知法守法、做合發公民的重要意義；引導婦女相信科學，發對迷信，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社會的安定和諧。嚴厲打擊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犯罪活動，打造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加強對留守婦女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加大對《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宣傳教育，提高婦女的法制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

2、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有志青年回鄉創業。要多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讓青壯年勞動力在本地就業，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大量外出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要拓展農村致富渠道，制定優惠政策，動員和鼓勵外出務工青年積累經驗，更新觀念，幫扶他們回鄉創業，推動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3、加強對留守婦女的技能培訓和資金扶持，鼓勵留守婦女自主創業。繼續大力加強婦女技術培訓，舉辦留守婦女技術培訓班，讓留守婦女懂得更多的農業生產技術，科學種田，科學致富，提高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能力；繼續創辦示范家長學校，深入開展“爭當合格父母，培養合格人才”活動，引導更多的家長特別是留守婦女為國教子、以德育人；勞動、婦聯等部門要繼續堅持積極為留守婦女提供項目信息和 致富門路，推廣科技含量高、覆蓋面廣、投資少見效快的增收致富項目；要大力扶持留守婦女創業項目，在用地、資金、技術等方面給及政策優惠，使其能夠敢創業、會創業、創成業。同時、政府要盡快建立土地流轉機制，在農村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合理流轉土地，使農村留守婦女從繁重的土地勞務中解脫出來。

4、積極探索有特色的農村婦女協會組織，充分發揮婦女群體自身互幫互助的作用。在“政府支持”的前提下，成立鄉鎮農村婦女協會或農村婦女合作小組，“生產聯合互助組”以減輕勞動強度；“生活聯合互助組”以相互關心實現情感上得訴求；“文化活動聯合組”以共同分享娛樂等。同時，鼓勵她們利用協會或互助組定期或不定期地根據實際情況開展“親情之旅”等親情互動活動，加強留守婦女夫妻間的情感交流。

但是，通過上述途徑來解決留守婦女的問題，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我認為目前最為重要的、能切實起到作用的時為留守婦女提供所需的援助和支持。在流出地，要充分發揮村委會功能，開展針對留守婦女所需要的村委公共服務，增強她們的社會參與意識。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她們面臨最大的困難，村委可以建立家教咨詢站，由寒暑假大學生提供服

務。這樣，農村留守婦女的問題可以逐一改善甚至解決，加快新農村的建設。

第四篇：留守婦女先進個人事跡材料

xx，女，現年49歲，任新堰村蔬菜營銷合作社社長，全家三口人，年純收入10萬元，主要收入來源是種植蔬菜，是本村本社的致富帶頭人，是留守婦女的知心人，貼心人，致富引路人。主要先進事跡如下：

xx同志有強烈的事業心和工作責任感，常年致力于農村經濟發展，在群眾中有良好形象。具有一定的科技、文化知識，能熟練地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勤勞致富，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帶頭發展、推廣農業先進適用技術，積極倡導村民熱愛科學、依靠科技。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積極幫助和指導留守婦女運用農業科技發展經濟，帶領留守婦女致富，為所在村的留守婦女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xx同志是一名留守婦女，她不但自己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還帶領本村留守婦女共同致富。她先后幫助了多戶留守婦女走上致富之路，比如留守婦女張溪碧，由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兒子女兒也不在家，家里的大小事情僅靠張溪碧一人處理，xx知道這個情況以后，主動上門為張溪碧指導種菜技術和幫助她搞好農業生產，以及為她出主意想辦法解決生活困難。

第五篇：留守婦女情況調查

8月中旬，立秋已過，暑氣未退。

河北魏縣魏城鎮東南溫村。50歲的閆玉琴正在家里照看著未滿周歲的大孫子。孩子待不住，一會兒要下地，一會兒又要抱，閆玉琴累得汗流浹背。兩個兒媳去衛生站給剛滿月的小孫子打疫苗了。“我老伴在武安市打工，兩個兒子在北京當保安，他們爺兒仨每到年底才回來。兩個兒媳生孩子時，男人都沒有回來，怕回來工作丟了。家里活兒，我們娘兒仨互相幫襯一起干。”閆玉琴說。

在東南溫村，閆玉琴這樣的留守婦女有百十戶，占全村493戶的1/5。

這在魏縣各行政村十分普遍。魏縣是農業大縣，全縣總人口83萬，農業人口占91.7%，農村富余勞力比較多。據介紹，魏縣去年勞務輸出26.2萬人次，占農村勞動力的60%以上,勞務純收入占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的55%。外出打工的男勞力占70%以上，全縣約有10萬留守婦女。

魏縣的情況在全國有代表性。據統計，我國目前約有1.26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其中70%是男性；外出者中，81.7%為已婚，約有兩成農村家庭因“丈夫外出打工”而兩地分居。農村留守婦女正成為日益龐大的一個群體，“男工女耕”在一些農村已成為普遍現象。這些留守婦女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挑起生活重擔的同時，還忍受著夫妻長期分居帶來的情感上的孤單寂寞。她們堅強、隱忍的背后，飽含著濃濃的辛酸。

婦女頂起多半天

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但在農村許多地方，留守婦女頂起了多半天，為了丈夫能在外多掙錢，她們默默付出著

44歲的朱建春是江蘇灌云縣穆圩鄉橋蕩村人。靦腆愛笑的她，肩上“扛”著4個孩子，兩位老人，還有十幾畝莊稼。她丈夫是較早一批外出打工的，做建筑工人十幾年，全國各地到處跑。結婚22年，有一大半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在撐著這個家。朱建春一身病，“好多活應該雇人干，可舍不得錢。家里一個女兒在南京讀大專，小兒子在讀高中，都是最費錢的時候。”小學沒讀完的她，希望孩子都能讀書，將來有出息，即使再累，也咬牙挺著。

“在農村，所到之處看見的都是女人在干農活。過去麥收時男人還回來幫著收，現在實現了機械化，男人都不回來了。”河南商水縣婦聯主席說，“農村婦女都很吃苦耐勞，她們也愿意讓丈夫出去打工。在家守著地，收入根本不夠用。”

“原來男人干的活，現在都由女人代替了。”河南蘭考縣閆樓鄉大李東村王梅說，她丈夫在江蘇南通打工5年了，家里的板材加工廠是她自己在經營。王梅很能干，在她的操持下，板材廠由原來的虧損到現在一年能掙十來萬，還吸納了周邊的十幾名留守婦女在廠里就業。

54歲的李云是河南漯河市拐張村村民，家里5口人，兩個兒子參軍了，丈夫在江蘇鹽城打工，月收入千把塊，只剩她在家種地、照顧87歲的老公公。“你丈夫這么大歲數，還去外面打工？”面對疑問，她無奈地回答：“孩子以后結婚要花不少錢呢，家里還有個老人，不干不中啊。”家里種了8畝地，還養了6頭豬。李云愛干凈，每天要清三遍豬圈。有空時她會去村上的香菇種植基地打散工，扎一天袋子掙一二十塊錢。“累也累，習慣了。”李云笑笑說。

河北魏縣仕望集鄉張街村杜瑞英35歲，一兒一女，小兒子才4周歲。“我和公婆一起住，公公癱瘓兩年了。丈夫出去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底回來一次。這么多年，我沒有去看過他，沒時間呀。我每天早晨4點就起床，忙著做涼皮，喂兔子，照顧孩子起床吃飯上學，照顧老人洗漱吃飯，然后推車出去吆喝賣涼皮，再回來做飯、伺候老小??還要種地，我家有6畝地??反正要一直忙到天黑。”

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部長崔郁介紹說，“隨著大量男子外出務工經商，農村婦女由過去的‘婦女能頂半邊天’變成了‘婦女頂起多半天’，農村婦女已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在她們身上秉承了中國女性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她們既要從事農業生產，還要贍養老人、教育孩子。”多數婦女表示，“在家累是累，但能承受得了”。不少留守婦女表示，丈夫回來當然自己可以輕松些，但“他回來就少掙一份錢”。

將思念埋藏心里

一年甚至幾年回來一次，一個月或者更久打一次電話，留守婦女忍受著兩地分居的情感折磨，只在心里思念著遠方的丈夫。

由于經濟和交通的限制，加上家里事多走不開，留守婦女很少會進城探望丈夫，而農民工也沒有探親假，一般一年才回來一次，呆上十幾天就走，有的甚至幾年都沒回過家，留守婦女忍受著“牛郎織女”的分居生活。

留守婦女與丈夫溝通的主要方式是打電話。穆圩鄉朱橋村的鄒金美，38歲。她有一條漂亮的小黃狗，她走到哪兒，小狗就跟到哪兒。金美只有一個兒子，高中畢業后去了泰州打工。公婆身體都很好，不用她照顧，她的主要任務是看好家里的20畝地。她驕傲地說，丈夫在常州一家私人鍋爐廠工作，一個月賺三四千元。她也想出去，可是家里的地不能荒了啊。手機是她離不開的，每天都得跟丈夫通上幾次電話。白天沒事的話，她就跟同村年紀相仿的姐妹一起打牌。晚上，電視陪她，還有那只小黃狗。

張街村的張麗平26歲，與丈夫青梅竹馬，結婚4年，兒子3周歲。“丈夫半年多沒回來了，想是想，每天都要和他通個話才放心。雖然他在石家莊打工，離家不算遠，但是也沒有去看過，家里的老人、孩子和那幾窩獺兔都離不了人。”張麗平羞澀地笑著說。

東南溫村的嵩淑芳，今年35歲，丈夫在外干裝修三四年了，每年回來一次。她說：“有事才給他打電話，沒事一個月也不一定通次話，還要花電話費。”問她“想丈夫嗎？”她先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只希望他能自己照顧自己。”隨即忍不住流下眼淚。同村45歲的劉秀芬，丈夫在北京一個建筑隊打工五六年了，三個孩子也都在外地打工，“現在家里就剩我一個人，也挺寂寞，好幾間房子都空著，到年底他們都回來就熱鬧了，可也熱鬧不了幾天。”劉秀芬說，丈夫出去能多掙些錢，過去家里是土坯房，都是靠丈夫出去打工掙了錢才蓋了磚房。

魏縣婦聯副主席李瑞雪說，留守婦女非常辛苦，思念老公是肯定的，但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條件，她們只能把思念藏在心里，支持丈夫外出打工。蘭考縣汴砦村的汪愛枝說，“想也想，可家里需要用錢的地方多著呢。他在外多掙點錢，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顧好，感情這東西，忙起來就忘了。”

“一方面思念和擔心丈夫，另一方面，種種原因又不得不放丈夫出去賺錢養家，這讓她們陷入了很深的矛盾之中。”灌云縣婦聯主席杜友娟說。

維權服務需加強

夫妻長期分居，對留守婦女的家庭、婚姻產生了一定影響，某些地方也發生了針對留守婦女的人身、財產侵害，留守婦女在心理上有較大的不安全感，維權服務需加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宓小雄說，有些留守家庭夫妻分居幾年甚至十幾年，有的一兩年才見一面，這對他們的夫妻關系有很大影響。外出打工者多是青壯年人，正是婚姻關系不穩定期和性需求的活躍期，長期分居會影響婚姻質量和家庭穩定。全國婦聯2006年所做的《中國農村婦女狀況調查》也提醒社會“應關注這一新的兩地分居現象的影響”。

聚少離多，溝通不便，引發一些留守婦女家庭婚姻危機。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心理咨詢師侯志明說，不少留守婦女擔心丈夫進城后學壞，有很強的不安全感。電話中只會問丈夫吃得住得好不好，一說就是家里瑣事，而丈夫在城里眼界寬了，形成反差，夫妻之間容易鬧矛盾、生懷疑，導致離婚率上升。魏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的資料顯示，2003年以前，全縣農村協議離婚每年不超過100對，2004年以后逐年增加。2004年124對，2005年236對，2006年291對，2007年400對，2008年統計到8月19日，已經有289對。“隨著外出務工人員增多，留守婦女的婚姻糾紛也在增多，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李瑞雪說。

同時，由于家里沒有男人，留守婦女往往成為犯罪分子的目標，尤其在一些邊遠地區，針對留守婦女的人身、財產侵害比較多。

性騷擾是其中之一。“農村都是獨門獨院，相對閉塞，發生性騷擾很難被發現取證。農村閑話多，女性處于被動地位，常常受了欺負卻不敢或不能聲張。”杜友娟說，縣婦聯每年都能收到幾起類似投訴。“去年，我就接到過一個婦女打來的求助電話，說隔壁一個游手好閑的男子半夜翻墻到她家要跟她好，還威脅她如果不從就散播謠言說她不正經勾引別人。我給她出主意，‘一定要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要勇敢，可以準備一把刀作為防身武器’。她按照我說的做，最終讓那個懷有不良企圖的人知難而退。”

調查顯示，農村性侵害案件中70％的受害者是留守婦女。而受害婦女由于怕丟面子，怕影響不好，很少去報案。今年4月，云南某地發生了一起現實版“西門慶”事件，由于大多數男人外出打工，村里一男子近10年來對身邊10余名留守婦女為所欲為，最后被村民亂棒打死。雖經法院一審審理，主犯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但一些社會有識之士認為，此事反映出農村留守婦女在人身安全、生理和心理需求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雙方長期分居容易對感情產生影響，一些男方在外有第三者，女方卻毫不知情。農村沒有太多財產，女方又很難了解男方在城里的收入、財產狀況，一旦離婚，女方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財產權容易受到損害。”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副主任李瑩說，“農村婦女法律意識弱，遇到侵害時，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而尋求幫助時渠道不夠暢通，也是一個問題。”

“婦聯是聯系婦女的群眾組織，主要職能是維護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很多留守婦女受到侵害時，會第一個想到婦聯。”崔郁說，“農村婦女的權益實現程度，不僅關系著她們自身的發展，更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婦聯組織將繼續為婦女提供便利、快捷的維權服務。”如魏縣婦聯在鄉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引導留守婦女合理合法地表達利益訴求，聯合司法部門成立“婦女法律援助站”，為留守婦女的維權提供幫助。

要自強也要幫扶

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留守婦女現象的根源；社會對留守婦女要給予關愛，各級政府要幫助她們解決實際困難。

宓小雄認為，留守婦女現象的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農村婦女主觀上并不愿意分居，很多農村家庭嘗試過舉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們微薄的收入沒辦法在城市維持三口之家，最后基本是女方帶孩子回農村。在現有條件下，全社會應加大對留守婦女問題的關注，給予留守婦女更多人性化的關懷。如讓農民工每年有一兩次返鄉、免費探親的機會，或者為留守婦女到城里探望丈夫提供方便，比如，現在已有一些用工單位設立“夫妻房”。

崔郁認為，政府應加大對留守婦女的扶持力度，強化對她們的技能培訓，提高其素質。“農村婦女文化素質低，處于弱勢，只有加強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培訓，才能提高自身素質，才有提高自身地位的條件。”

留守婦女現象已經引起一些地方的重視，并對留守婦女采取了一些關愛措施。

河南、河北兩省都采取政府補貼的方法，幫助農民建沼氣池，把婦女從煙熏火燎中解放出來。河南省婦聯實施了巾幗科技星火工程，免費對農村婦女進行實用技術培訓，扶持了香菇、葡萄種植及養殖、板材加工等項目，使一大批農村留守婦女實現就地就業。杜友娟說，“我們的目標是讓在家留守的婦女有事做。灌云縣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農產品加工、服裝、包裝、電子、食品等，讓留守婦女能夠在家門口務工，同時也吸引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返鄉。”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大大減輕了留守婦女的勞動強度。

留守婦女的思想正逐漸發生變化，更加獨立、自主。商水縣練集鎮薛套村支書說，“原來農村婦女傳統思想認為在家帶好孩子就行了，經過引導，她們逐漸認識到，女人也能做成事。”鎮上幾名留守婦女自信滿滿，“現在農村都比著掙錢。女人有本事了，男人不敢欺負。俺們有的掙得比男人還多呢。誰說女子不如男！”練集鎮多個村成立了婦女協會，組織了成人夜校、文藝宣傳隊等，教婦女學文化、學科技，在文化大院里唱歌、跳舞，大大豐富了留守婦女的文化生活。“累了，煩了，到協會找姐妹們聊聊，說說笑笑就沒事了”。農忙時，留守婦女家里缺人手，各村便組織幫扶隊給她們幫忙。

“在解決留守婦女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時，一方面要幫助她們樹立主體意識，鼓勵她們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另一方面，要加大社會扶持力度，確保她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實現她們的自身價值。”崔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