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博坦公司訴廈門海關行政處罰決定糾紛案

博坦公司訴廈門海關行政處罰決定糾紛案

原告：福建省廈門博坦倉儲有限公司，住所地：廈門市海滄嵩嶼。

法定代表人：陳和華，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住所地：廈門市海后路。

法定代表人：周卓為，該海關關長。

原告廈門博坦倉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坦公司）因不服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以下簡稱廈門海關）對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向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2004年10月27日，被告廈門海關以明知貨物走私進口仍提供卸儲服務為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對原告作出（2002）廈關查罰字第05-028號行政處罰決定（以下簡稱028號行政處罰決定），決定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44978766元（以下未特殊注明的金額均為人民幣），并處罰款1000萬元。首先，為這些油料的進口手續不全，原告曾致函廈門石油總公司，也向被告反映過，被告的工作人員曾為此進行過協調，同意放行這些油料，廈門石油總公司也表示由他們負責補辦海關手續，責任由他們承擔。其次，《海關行政處罰細則》是為1987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以下簡稱海關法）而制定實施的。被告處理本案時，新海關法已經頒布實施，舊海關法及相關細則不再適用。被告適用舊的細則作出行政處罰決定，適用法律明顯錯誤。再次，原告從這些業務中共獲取營業收入5797142.97美元，折合人民幣47985271元；扣除勞動者工資、倉儲設備折舊提成以及其他必要支出26809 123元，扣除給國家上繳的稅款3006505元，原告的所得僅為18169643元。被告僅從營業收入中扣除稅款，卻把其他支出的經營費用都計算為違法所得，對“違法所得”的構成與數額認定錯誤。第四，被告既把扣除稅款后的營業收入都作為違法所得沒收，同時又處以1000萬元的罰款，處罰顯失公正。請求：

一、撤銷被告作出的028號行政處罰決定，限期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或者判決變更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判令被告負擔本案訴訟費用。

原告博坦公司提交028號行政處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以下簡稱海關總署）的（2004)003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以及收件單，用以證明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以及博坦公司在法定期限內提起行政訴訟；提交博坦公司1997年度和1998年度審計報告、1997年度和1998年度納稅申報表、卸儲64艘次貨物支出費用一覽表、收入計算說明，用以證明博坦公司營業收入總額中包括了經營費用支出及繳納的稅款。

被告辯稱：

一、關于廈門石油總公司進口油料不辦理報關手續的問題，在開始時原告雖然向被告的工作人員反映過，被告的工作人員也曾口頭答復可以先放行后補辦手續，但也明確表示下不為例，以后的貨要海關同意才可以卸儲。

二、原告是專門從事油料倉儲的大型企業，有義務審查進口油料的合法來源。原告明知其卸載和倉儲的油料均未在中國境內辦理報關納稅手續，是走私進口貨物，仍進行卸載和倉儲，從中謀取利益。被告根據《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原告進行行政處罰，適用法律正確，處罰適當。

三、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決定》，僅是對1987年海關法進行修改，并未廢除該法。《海關行政處罰細則》雖然是根據1987年海關法制定的，但至被告處理本案時，尚未被制定機關宣布廢止；只要其不與2000年海關法相抵觸，就應當繼續有效。

四、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為是違法行為，違法行為不應受到法律保護。原告為實施違法行為，當然得投入一定成本，即原告所稱的經營費用，但這種成本不應得到法律保護，只能根據咎由自取的原則令違法人自行負擔。如果對行為人投入的違法成本也給予保護，無異于縱容行為人實施違法行為。因此，被告在扣除了原告上繳給國家的稅款后，將原告的其他收入計算為違法所得予以沒收，是正確的。原告要求從中扣除其投入的違法成本，沒有法律依據，不應支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是正確的，法院應當維持。

被告廈門海關提交以下證據：

1.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用以證明博坦公司具有經營油品倉儲業務的資質；

2.博坦公司與廈門石油總公司的來往函電，用以證明博坦公司明知油料是未辦理報關手續的走私進口貨物仍卸載和倉儲，且未向海關報告；

3.博坦公司與廈門石油總公司、廈門象嶼新大地進出口公司簽署的柴油倉儲協議，用以證明博坦公司允許涉案油料在其油庫中卸儲并以此收取違法所得；

4.進口成品油卸儲情況統計表，用以證明在博坦公司所屬油庫卸載、倉儲走私油料的船舶、運載次數和運載數量；

5.海關核查進口油料的證明材料，用以證明自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赫斯特拉號輪等64艘次船舶運載油料入境，未向海關辦理報關納稅手續；

6.對陳燕新、林奇志、曾鳴、吳宇波等人的詢問筆錄，用以證明博坦公司允許走私油料在其油庫卸載和倉儲，知情不報的事實；

7．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0）閩刑終字第604號、613號刑事裁定書，用以證明涉案油料是走私貨物；

8.博坦公司與廈門石油總公司的來往賬單、相關收入計算證明，用以證明博坦公司因卸載和倉儲走私油料共收取違法所得44978766元；

9.稅收繳款書及清單，用以證明自1997年5月至1998年6月間，博坦公司共向國家上繳稅款3006504.77元；

10.028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及送達筆錄、海關總署（2004）0037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聽證通知、聽證會記錄、行政處罰告知單，用以證明廈門海關的行政執法程序合法；

11.《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用以證明行政處罰行為的法律依據。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赫斯特拉號輪等64艘次船舶將未在中國境內辦理報關納稅手續的柴油1150156.9噸、毛豆油256569.64噸、毛菜籽油15568.344噸、棕油7171.22噸、精豆油30008.01噸、精棕油5633.231噸、大豆油15945.921噸走私入境后，在原告博坦公司所屬的油庫卸載、倉儲，博坦公司因此收入5797142.97美元，折合人民幣47985271元，期間向國家繳納稅款3006505元。據此，被告廈門海關于2004年10月27日作出028號行政處罰決定，決定沒收博坦公司的違法所得44978766元，并處罰款1000萬元。2005年2月4日，海關總署作出（2004）0037號行政復議決定

書，決定駁回博坦公司的復議申請，維持廈門海關作出的028號行政處罰決定。

另查明：1997年3月，原告博坦公司致函廈門石油總公司，提出廈門石油總公司在博坦公司卸儲的油料手續不全，不予裝船，要求廈門石油總公司提供海關文件。3月25日，廈門海關工作人員吳宇波在協調此事時，口頭表示貨可以先放，但要求廈門石油總公司補辦海關手續，且下不為例，以后的貨要海關同意才可以卸儲。3月25日、4月1日，廈門石油總公司給博坦公司回函，稱海關手續由其辦理，責任由其承擔，要求博坦公司以后按照現行方式進行作業。

本案爭議焦點是:1.將《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作為028號行政處罰決定適用的法律依據是否正確？2．應當如何認定博坦公司的行為？3．本案違法所得數額認定是否恰當？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海關法是法律，《海關行政處罰細則》是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當然要服從法律，但不等于說法律修改了，根據修改前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規就自然失效。法律無論是否修改，根據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規中，凡是與修改前或者修改后法律相抵觸的條文都是無效的，其他條文必須由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的命令廢止才會失去法律效力。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修改了海關法。2004年9月19日，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其中第六十八條規定：“本實施條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1993年2月17日國務院批準修訂、1993年4月1日海關總署發布的《》同時廢止?！?8號行政處罰決定于《海關行政處罰細則》未被廢止之前作出，以《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作為法律依據，適用法律并無不當。

作為專門從事油料倉儲的大型企業，對受海關監管的倉儲油料進口來源是否合法，原告博坦公司負有審查的法定義務。事實上，博坦公司起初拒絕出貨，說明其清楚自己的此項義務。但在此之后，博坦公司卻長期卸載、倉儲及放行沒有合法來源的油料，也是本案事實。博坦公司的行為符合《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情形，被告廈門海關據此對該公司作出處罰決定，是正確的。海關個別工作人員對本案進行的協調，以及廈門石油總公司出具責任由其承擔的回函，均不能免除博坦公司的法定義務，對其行為的違法性質沒有影響。原告博坦公司違法經營油料的總收入為47985 271元，雙方當事人對此均無異議。上述款項是博坦公司從事違法行為獲取的，與違法行為有直接聯系，是違法所得。被告廈門海關在扣除3 006 505元稅款后，將余額以違法所得沒收，并無不當。博坦公司主張從中扣除經營費用，沒有法律依據。據此，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于2005年6月10日判決：

維持被告廈門海關于2004年10月27日作出的028號行政處罰決定。

案件受理費284903元，由原告博坦公司負擔。

一審宣判后，博坦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是：1.上訴人在得知油料沒有報關納稅手續后，曾拒絕放行，并且向作為監管部門的被上訴人報告過。其后由于被上訴人的工作人員進行協調，提出對廈門石油總公司進口的油料適用“簡易程序”上訴人才將這些貨物放行。事實證明，對他人的走私情況，上訴人并不知情，更不是知情不報，而是每次放行貨物都有被上訴人同意放行的明確指示，因此不具有《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2.只有“與走私人通謀為走私人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才是修改后海關法第八十四條規定應當處

罰的情形；而《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為就要處罰。對比兩個條文可以看出，《海關行政處罰細則》比修改后的海關法還嚴厲，與修改后的海關法相沖突，不能在本案適用；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本解釋所稱?違法所得數額?，是指獲利數額?！眹夜ど绦姓芾砭帧蛾P于投機倒把違法違章案件非法所得計算方法問題的通知》第一條規定：“在生產經營中，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構成投機倒把違法違章行為的，其非法所得的計算方法是：凡有進銷價（包括批發價、零售價）的，以銷價與進價之差作為非法所得；屬于生產加工的，以生產加工的產品銷價與成本價之差作為非法所得?！睆纳鲜鏊痉ń忉屌c行政規章中可以看出，經營成本應當從違法所得中扣除。在海關總署政法司的一份復函中，也有同樣意見。4．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負有審查貨物合法來源的法定義務，認為經營成本不應從違法所得中扣除，但對這兩個主張都沒有提供相應法律依據，屬于沒有依法履行舉證責任。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撤銷被上訴人作出的028號行政處罰決定。被上訴人廈門海關辯稱：1.本案事實證明，對海關監管規定，上訴人是清楚的；在此情況下，上訴人仍為無合法手續的進口油料提供倉儲方便且未向海關報告，確實符合《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2.修改后的《海關法》盡管沒有提“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應當處罰，但規定進口貨物自進境起到辦結海關手續止，應當接受海關監管；經營海關監管貨物倉儲業務的企業，應當按照海關規定辦理收存、交付手續；與走私人通謀為走私人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海關沒收違法所得，并處罰款。這一切說明，無論按《海關行政處罰細則》還是按修改后的海關法，上訴人的行為都是違法的。另外，《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對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只規定了行政處罰，將其當作一般違法行為處理；而修改后的海關法使用“通謀”一詞，把為走私人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行為當作走私共犯行為，對實施這些行為的人首先要考慮追究刑事責任，其次才考慮行政處罰。兩者相比，當然是修改后的海關法規定更嚴厲?！逗ｊP行政處罰細則》既不與修改后的海關法抵觸，在被訴行政處罰決定作出時也未廢止，當然可以適用；3.《海關行政處罰細則》規定的違法所得，是指違法行為人因實施違法行為獲得的全部收入，對此不應按合法經營計算利潤的方法來確定，也不能用其他規定來解釋《海關行政處罰細則》規定的違法所得；4.對上訴人審查貨物合法來源的法定義務，以及對沒收違法所得，被上訴人都向法庭提交了法律依據，已經履行了舉證責任。二審應當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1997年3月4日，被上訴人廈門海關的工作人員吳宇波曾就上訴人博坦公司所報廈門石油總公司進口油料沒有報關納稅手續一事進行協調，形成一份“會議紀要”。該“會議紀要”由廈門海關作為證據向一審法院提交，但一審判決書漏列，并且將此次會議時間錯認定為1997年3月25日，應當更正。對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期間，博坦公司所屬油庫屬非保稅油庫，不能倉儲保稅油品；對廈門海關作出本案被訴行政處罰決定前履行了告知、聽證義務，處罰程序合法等事實，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應予確認。二審期間，博坦公司申請調取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的政法函[2003]58號函件。二審應此申請，向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進行查詢。經查，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確實制作過政法函[2003]58號函，這是對國務院法制辦工交商事司征詢“違法所得”含義時制作的函復意見，從未作為海關總署的正式文件下發各地海關執行。除此以外，確認一審認定的其他事實屬實。

二審爭議焦點是：1．博坦公司的行為是否屬于《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

2.《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是否與修改后的海關法沖突？3.違法所得應否包括違法人為實施違法行為投入的經營費用？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

一、看上訴人博坦公司的行為是否屬于《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應當看其行為是否同時具備知情不報、為走私人提供方便這兩個客觀要件。

關于知情不報，包括知道后不報，也包括應當知道而以不知道為推托不報。判斷是否構成應當知道，要根據行為人的知識程度、智力狀況、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等因素，對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知某一事實進行推斷。從一般意義上說，了解相關行業的法律規定，是每一個參與經濟活動的市場主體開展經營活動時應有的能力和基本要求。1996年，博坦公司工作人員廖明德在回復香港PAKTANK亞太公司拿斯·博綸的法律咨詢時，在傳真件中明確表述了進口油料在非保稅油庫卸儲前應依法履行報關納稅手續的法律規定，說明作為一家專門從事油料倉儲業務的大型企業，博坦公司十分清楚我國海關的法律規定。在具體業務過程中，博坦公司也是按照這些法律規定進行操作。如對在“赫斯特拉”號油輪之前“佩拉”號油輪卸儲的進口油料，博坦公司就曾因廈門石油總公司沒有提供相應海關文件拒絕放行。其后對“赫斯特拉”號油輪卸儲的進口油料，被上訴人廈門海關的工作人員在協調中，雖然提出適用“簡易程序”先放行后補辦手續的意見，但同時也要求廈門石油總公司在補辦海關手續后，應當將申請書和海關批準文件的副本送達給博坦公司，作為博坦公司提供卸儲服務的根據。對“赫斯特拉”號油輪隨后進境卸儲的油料，博坦公司又因海關手續問題再次拒絕放行，并在發往廈門石油總公司的傳真件中重申廈門海關的上述協調意見，多次明確卸入其油庫的進口油料應該是已交納關稅的物品，指出“從國外進來的油品將只有在廈門海關的書面批準獲得之后才能放行裝油”。這些事實證明，博坦公司有能力認識到廈門石油總公司不能出示海關批準手續，多次將進口油料卸儲在其經營的油庫中的行為是違法行為，廈門海關的協調意見沒有對博坦公司產生誤導或欺騙作用。然而，博坦公司只限于一再表示拒絕提供倉儲服務，卻又一直實際地為廈門石油總公司的走私進口油料提供倉儲服務，并不向作為監管部門的廈門海關報告。博坦公司無視我國法律規定，長期為沒有合法手續的進口油料提供倉儲方便，放任他人違法行為的發生和發展，主觀上存在過錯，行為上同時具備了知情不報、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兩個客觀要件，觸犯了《海關行政處罰實施細則》

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博坦公司上訴主張，其已將所知道的情況向監管部門作了通報，對涉案油料的每次卸儲及放行都有廈門海關同意的明確指示，缺乏相應的證據，不予支持。

二、1987年頒布實施的原海關法，對走私犯罪行為的表現形式規定得不夠仔細，特別是對走私共犯之間的責任如何承擔未作規定，以至實際操作中產生不少問題。為了執行原海關法中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根據該法第六十條的授權，國務院批準制定和修訂了《海關行政處罰細則》，其中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對兩人或者兩人以上共同所為的走私行為，應當區別情節及責任，分別給予處罰?！?/p>

第二款規定：“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沒收違法所得，可以并處違法所得兩倍以下的罰款?！边@一條不僅第一次提到共同走私，也是第一次將“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為列為共同走私。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為了與修正后的刑法一致，修改后的海關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偽

造、變造、買賣海關單證，與走私人通謀為走私人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海關單證，與走私人通謀為走私人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海關沒收違法所得，并處罰款?！薄巴ㄖ\”一詞，常見于刑事立法中對共犯關系的描述。既是“通謀”，前提必須是明知，而明知包括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依照修改后的海關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如果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走私人正在從事走私活動，仍然為走私人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就構成“與走私人通謀”，此時首先考慮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其次才考慮對不構成犯罪的給予行政處罰。兩相比較，《海關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與修改后的海關法第八十四條規定不沖突，只是處罰程度沒有修改后的海關法第八十四條嚴厲，可以對本案適用。

三、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什么樣的行為違法，對違法行為人給予何種處罰，都應當由相關法律、法規來規定，各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之間不必然具有參照適用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對人民法院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解釋，僅限于人民法院審理此類刑事案件時適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投機倒把違法違章案件非法所得計算方法問題的通知》，亦僅限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處理投機倒把違法違章案件時適用。上述兩個文件均與認定走私案件的違法所得無關。海關總署政法司的復函，既不是法律、法規和規章，也不是海關總署為具體應用法律、法規和規章作出的解釋，僅是海關總署內設機構對相關法律問題表達的一種觀點，依法不能作為行政案件的審判依據。況且對違法行為人投入的經營費用應否從違法所得中扣除，這三份文件也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不具有參考價值?！逗ｊP行政處罰細則》第六條第二款只規定對知情不報并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要沒收違法所得，沒有規定還要將違法行為人投入的經營費用從違法所得中扣除。上訴人博坦公司認為審理本案應當參照前述三份文件，主張其投入的經營費用應當從違法所得中扣除，沒有法律依據，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被上訴人廈門海關作出的028號行政處罰決定，符合法律規定，是正確的。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判決維持028號行政處罰決定，并無不當。上訴人博坦公司的上訴理由缺乏相應的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據此，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于2005年10月14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284 903元，由上訴人博坦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二篇：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訴重慶市環境保護局行政處罰糾紛案

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訴重慶市環境保護局行政處罰糾紛案

【案由】 行政 —＞ 行政管理范圍 —＞ 行政作為 —＞ 環境保護行政 —＞ 行政行為種類 —＞ 行政處罰

【案件字號】(2005)中區行初字第331號 【審理法官】 田猛，何琦，肖梅 【文書性質】 判決書 【審結日期】 2006.02.27 【審理法院】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初審 【代理律師/律所】 溫曉峰，重慶捷訊律師事務所

【行政責任情節】 行政處罰，合法，違法，罰款，行政判決 【訴訟關鍵詞】 罰款，視聽資料，質證，聽證

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訴重慶市環境保護局行政處罰糾紛案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5）中區行初字第331號

原告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地址：永川市朱家沱鎮四望村一社。

法定代表人黃興全，該公司執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溫曉峰，重慶捷訊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重慶市環境保護局，地址：本區人民路212號。

法定代表人曹光輝，局長。

委托代理人陳進，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劉洪平，該局工作人員。

原告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朱家沱貿易公司”）不服被告重慶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市環保局”）行政處罰一案，于2005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2005年12月1日受理后，于2005年1 2月1日向被告市環保局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及應訴通知書。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5年12月2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溫曉峰，被告市環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陳進、劉洪平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市環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對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作出渝環罰字[2005]64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經查，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原煤運輸碼頭建設項目，未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擅自于2004年6月開工建設，其中臨時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輸煤設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場無防揚散措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三條和《重慶市環境保護獎勵與處罰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決定對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作出以下行政處罰：

1、責令立即停止臨時泊位的使用，同時停止正式泊位的建設，向環保部門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并盡快使配套環保設施達到竣工驗收要求，其配套環保設施竣工驗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罰款捌萬元整。

被告市環保局于2005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

1、2005年7月19日對朱昌萍的調查筆錄一份，證明原告有違法行為；

2、2005年7月22日對黃興全的調查筆錄一份，證明目的同證據1；

3、被告現場檢查情況視聽資料一份，證明目的同證據1；

4、永川市環保局的證明一份，證明原告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手續；

5、處罰告知書、聽證告知書、聽證筆錄，證明程序合法；

6、《重慶市環境保護條例》第十七條和《重慶市環境保護獎勵與處罰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證明被告適用法律、法規正確。

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訴稱，原告因原煤運輸碼頭建設項目，未向環保部門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被告市環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向原告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原告認為被告市環保局的處罰應適用《環境影響評價法》，被告市環保局作出的行政處罰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故依法應予撤銷。

被告市環保局辯稱，原告原煤運輸碼頭建設項目，未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擅自于2004年6月開工建設，其中臨時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輸煤設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場無防揚措施。被告認為原告的行為已違反了《重慶市環境保護獎勵與處罰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故于2005年8月31日對原告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因此被告作出行政處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正確。

經庭審質證，本院對以下證據作如下確認：被告提供的證據1、2、3、4、5、6真實、合法，與本案有關聯，依法予以采信。

經審理查明，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原煤運輸碼頭建設項目，在未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條件下，于2004年6月開工建設。其中臨時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輸煤設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場無基本的環保配套設施（防揚散措施）。據此，被告市環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對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作出了渝環罰字[2005]64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對此不服，以被告市環保局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為由向重慶市人民政府申請復議，重慶市人民政府維持了該決定。

本院認為，《重慶市環境保護獎勵與處罰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建設項目未按規定報批環境影響報告書（表），或經批準的建設項目的性質、規模、地點、采用的生產工藝發生重大變化未按規定重新報批，以及批準的項目5年后方開工建設而未報原審批機關重新審核同意，擅自開工建設或建成投入使用的，責令停止建設或使用、恢復原狀，可處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罰款。本案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的原煤運輸碼頭建設項目在未向行政主管部門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情況下，實施建設項目并投入使用，且建成使用無環保配套設施，該行為是違反法律規定的。被告市環保局依法具有對原告的違法事實進行調查并予以處罰的職權。被告市環保局對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作出的渝環罰字[2005]64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正確，依法應予維持。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認為被告市環保局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應當適用《環境影響評價法》，即應先責令停止建設，限期補辦手續，逾期不補辦手續的，再處以罰款而不應同時處以罰款的觀點，因《環境影響評價法》的制定是為了預防因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原告在未經報批就實施建設項目并在無環保配套設施情況下投入使用，不僅違反了《環境影響評價法》，同時也違反了《環保法》，故被告依據《重慶市環境保護獎勵與處罰辦法》處罰原告并無不當，該《辦法》是根據《環境保護法》和《重慶市環境保護條例》制定的，不存在與《環境影響評價法》的規定有擴大或抵觸的情形，故原告朱家沱貿易公司的觀點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維持被告重慶市環境保護局于2005年8月31日對原告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作出的渝環罰字[2005]64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本案受理費2910元，其他訴訟費用1200元，共計4110元，由原告重慶市朱家沱物資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田 猛 代理審判員

何 琦 代理審判員

肖 梅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書 記 員

王李建

第三篇：A訴B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

除名決定的實體要件和送達程序

一、案情簡介

王某系A煤礦職工，于1988年6月左腳非因公負傷。此后在未按規定履行請假手續情況下，王某長期不上班。A煤礦多次派人上門探訪，要求王某上班，但是王某仍不上班且不辦理請假手續。根據《企業職工獎懲條例》第十八條規定，A煤礦于1991年12月1日以王某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為由對王某作出除名決定。作出除名決定后，A煤礦立即派人將除名決定送達王某，但是由于王某家中無人且無法與王某及其親屬取得聯系。A煤礦于1991年12月10日以掛號信方式將除名決定郵寄給王某，該郵件被郵局以查無此人為由退回。1991年2月18日，A煤礦將對王某的除名決定刊登在《法制日報》。王某于2004年5月24日向某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該委以其申訴超過仲裁時效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書。王某不服仲裁，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有關法律規定，王某如對A煤礦的除名決定持有異議，應在勞動法規定的法定仲裁申請期限內提出仲裁申請，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申請仲裁，其仲裁申請已經超過60日仲裁申請期限，其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

王某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法律分析

除名，是指用人單位專門對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經批評教育無效，且曠工時間超過法定期限的職工，依法采取的一種強行解除勞動關系的處理措施?！镀髽I職工獎懲條例》第18條規定“職工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經批評教育無效，連續曠工時間超過15天，或者一年內累計超過30天的，企業有權予以處理?？梢?，企業對勞動者作除名處理必須同時符合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

（一）王某無故經常連續曠工事實清楚

根據《企業職工獎懲條例》第18條規定，除名處理的實體要件包括：一是職工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即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響，職工無法履行請假情況外，職工不按規定履行請假手續，又不按時上下班，連續曠工超過十五天；或者一年內累計曠工超過三十天，即屬于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見1990年1月5日勞動部《關于<企業職工獎懲條例>有關條款解釋問題的復函》（勞力字?1990?1號）。二是連續曠工超過15天，或者一年內累計曠工時間超過30天，但曠工應扣除法定休假日、休息日和其它政策性休假日（如婚喪假、探親假、年休假，如果辦理了相應的休假手續，予以扣除，但未經批準的超假，除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引發則仍視為曠工，不能扣除，女職工產假例外）。連續曠工是指從某年某月某日開始至某年某月某日結束，從未間斷，但因前述依法可以扣除的休假日、休息日而中斷不視為中斷。三是經過批評教育不改，不是指勞動者要無正當理上經常曠工，連續曠工15天或一年內累計曠工30天后，用人單位進行批準教育或給予一般行政處分（開除除外）、經濟處罰后，再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15天或一年內累計曠工30天，而是指只要勞動者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15天或一年內累計曠工30天本身就是經過批評教育不改。

本案中，在未按照規定辦理請假手續的情況下，王某以自己左腳受傷為由，長期不回煤礦上班，經過批評教育，仍舊曠工，曠工時間長達337天，其行為完全符合《企業職工獎懲條例》第18條規定的除名情形，A煤礦有權予以除名。

（二）除名決定符合送達法定程序具有法律效力

《在企業職工獎懲條例》第20條第2款規定“職工受到行政處分、經濟處罰或者被除名，企業應當書面通知本人。”由此可見，企業對職工作出除名決定的，應當書面通知本人。否則，該除名對被除名者不發生任何法律效力。

由于《勞動法》和《在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均沒有對除名決定的送達程序作出規定，致使各地方在送達程序存在一定差異。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勞動部辦公廳對除名決定的送達程序作出統一規定。1995年7月21日，勞動部辦公廳在對吉林省勞動廳《關于通過新聞媒介通知職工回單位并對逾期不歸者按自動離職或曠工處理問題的復函》(勞辦發[ 1995] 179號)中對除名決定的送達程序作出明確規定：按照《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國發[1982]59號)第18條規定精神，企業對有曠工行為的職工做除名處理，必須符合規定的條件并履行相應的程序。因此，企業通知請假、放長假、長期病休職工在規定時間內回單位報到或辦理有關手續，應遵循對職工負責的原則，以書面形式直接送達職工本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親屬簽收。直接送達有困難的可以郵寄送達，以掛號查詢回執上注明的收件日期為送達日期。只有在受送達職工下落不明，或者用上述送達方式無法送達的情況下，方可公告送達，即張貼公告或通過新聞媒介通知。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十日即視為送達。在此基礎上，企業方可對曠工和違反規定的職工按上述法規除名處理。能用直接送達或郵寄送達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達，視為無效。”

按照《關于通過新聞媒介通知職工回單位并對逾期不歸者按自動離職或曠工處理問題的復函》規定，依次羅列的送達方式應當為一個先后順序，如果通過第一種直接送達的方式可以送達，則不能通過第二種郵寄送達的方式，以此類推。也就是說，如果用人單位無法證明曾用前一種方式送達過且前一種方式無法送達外，用人單位直接采用后一種方式送達是無效的。因此，用人單位在向被除名者送達除名決定時，必須注意所采用的送達方式是否符合具體的先后順序，否則會導致因送達方式的不合法而致使除名決定無效。

本案中，A煤礦在無法直接送達、掛號信被退回的情況下，才通過《法制日報》進行送達?？梢?，A煤礦對王某除名決定的送達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具有法律效力。

（三）王某的仲裁申請超出訴訟時效

根據法學理論，確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應當以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權益被侵害之日為依據，這符合勞動法律關系的特殊屬性與處理勞動爭議基本原則的。

《勞動法》第82條規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蓖瑫r，《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3條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根據《勞動法》第82條之規定，以當事人的仲裁申請超過六十日期限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書面裁決、決定或者通知，當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對確已超過仲裁申請期限，又無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的，依法駁回其訴訟請求。”

本案中，A煤礦于1991年2月18日在《法制日報》上刊登了除名決定，根據《關于通過新聞媒介通知職工回單位并對逾期不歸者按自動離職或曠工處理問題的復函》規定，經過30日即視為送達。如果王某對除名決定持有異議，應當按照《勞動法》第82條規定的仲裁申請期限，自送達之日起60日內提出仲裁申請，逾期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將不予受理。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向某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王某申請已超出訴訟時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3條規定，應當依法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

三、啟示

用人單位對職工作出除名、終止勞動合同等決定時，不僅要有相應的事實和法律以及規章制度等依據，而且在作出、送達的程序上也必須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才能保證除名決定、終止勞動合同等決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四篇：XXX公司訴XXX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XXX公司訴XXX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承辦律師江蘇道多律師事務所律師 李凱

【成功案例入選理由】 嫻熟把握和運用法律，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了《布展合同》，合同約定：甲公司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覽會。合同簽訂后，甲公司按約完成了上述展覽會在香港亞洲國家博覽館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應的價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證協議》，保證甲公司繼續負責乙公司所有展臺的制作與搭建工作，否則甲公司將自愿承擔總合同金額10%的違約金。后因乙公司未將展臺制作與搭建工作繼續交由甲公司負責完成。展會結束后，甲公司發現這一情況，遂要求乙公司支付違約金。乙公司則認為，甲、乙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甲公司不具備進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資質和相關條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據此，乙公司的行為不構成違約，不應承擔違約責任。為此，甲到我們這里咨詢，委托我們依法為其處理本案。

【我們對本案的分析意見及工作方法】 我們認為，乙公司認為，甲、乙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甲公司不具備進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資質和相關條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辯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辯觀點，是濫用不安抗辯權的表現。甲的合法權益是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的。

承辦本案的李凱律師認為：

1、甲、乙二公司之間簽訂的布展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該合同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約定將展臺制作與搭建工作繼續交由甲公司負責完成，乙公司應該承擔違約責任；

3、不安抗辯權是指依據合同約定，應當先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如果發現合同對方出現可能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在提出確切證據的前提下，有權暫時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義務，并可以要求對方提供適當擔保后再繼續履行合同，或者在對方不能提供擔保時解除合同。根據法律規定，合同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時，必須要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合同對方具有法定的可能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情節，否則即會被認定為違約。因此，在甲公司已經按約完成了上述展覽會在香港亞洲國家博覽館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應價款的情況下，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試圖免除自己應該承擔的合同義務，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為駁斥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試圖免除自己應該承擔的合同義務的辯解，李凱律師認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點應該放在要求乙公司舉證證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義務方面。同時，甲公司還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將自己已經部分履行合同的情況向法院展示。以爭取法院將乙公司的辯解歸于無效。

另外，為圓滿實現甲公司的訴求，李凱律師還做了以下二個方面的工作：

1、細致的向法院陳述了合同一方當事人履行不安抗辯權的要求和順序。在法律根據上爭取法院的支持，將乙公司的辯解歸結于濫用法律而無效。

2、根據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的現象，對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繼續不當使用法律規定進行狡辯的可能性進行了預測。李凱律師預測，因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還會在本案的管轄問題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轄審理。

由于李凱律師事先即對乙公司可能繼續不當使用法律規定進行狡辯可能性進行了預測，李凱律師當庭提出，雖然法律規定合同糾紛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審理，但是，法律同時還規定合同糾紛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據此：

1、合同糾紛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審理，還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法律并沒有將選擇權賦予被告（本案中為乙公司），而是賦予了原告（本案中為甲公司）；

2、法律規定，合同糾紛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審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其法律基礎是便利訴訟原則。在合同約定需要搭建展臺的展會已經結束的情況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審理，更符合便利訴訟的法律原則。

由于李凱律師對法律規定的嫻熟把握和運用，法院全面采納了李凱律師的意見。

【裁判結果】 法院判決乙公司全面承擔了違約責任。

第五篇：XX公司訴XX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

XX公司訴XX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反訴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趙X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反訴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華XX，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嚴XX，該公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儲X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XX公司訴被告XX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審判員唐旭華獨任審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訴，經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開開庭進行合并審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趙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嚴XX、儲XX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XX公司訴稱，原、被告經人介紹，于2008年1月28日簽訂《出口合同》，約定由原告為被告的外商客戶加工側邊航空箱2800只，加工單價為人民幣(以下幣種相同)58元，共計價款為162,400元；交貨日期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貨后，提單做電放，在原告發貨后十天內付款，被告收匯后將貨款支付給原告。上述合同簽訂后，原告即組織加工生產，并于2008年3月3日將2800只航空箱交付給被告委托裝箱的單位上海中外運船務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辦理了該單貨物的外匯核銷，取得出口退稅，但對于所欠原告的價款未能支付，現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貨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貨款，則要求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損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欠款的利息損失5,000元(暫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證據為：

1、原、被告簽訂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華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辯稱，原告所稱雙方約定十天付款，該內容合同中沒有約定；本案所涉的外商與原告直接聯系，原告只是將辦理出口的業務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沒有向被告開具增值稅發票，故被告沒有辦理外匯的核銷。鑒于被告僅僅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沒有義務向原告支付貨款，在原告無法獲得貨款時亦沒有責任向原告進行賠償?，F請求人民法院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間為原告墊付運費3,845元，現提出反訴，請求判令原告支付墊付的上述運費；判令被告支付該欠款的利息損失500元(暫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證據為：

1、貨物裝箱單；

2、貨物出口報關單；

3、跟單信用證，信用證通知書；

4、貨物運輸代理業專用發票；

5、加蓋原告印章的說明文件。

經審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簽訂《出口合同》。約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戶的加工要求、質量要求加工生產側邊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單價為58元；貨物由原告送至客戶指定倉庫并承擔費用；出貨后，提單做電放，被告收匯后憑原告提供的全額增值稅發票向原告支付貨款；交貨日期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組織出口貨源，出口貨物因交貨日期或產品質量問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戶索賠、糾紛或者損失均由原告與

客戶協商解決，與被告無關。上述合同簽訂后，原告即組織上產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將出口商品交付給案外人上海中外運船務代理有限公司，該批貨物在同月6日辦理報關手續出運。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該批貨物的貨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無結果，故形成糾紛，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銀行開出信用證。該信用證記載的申請人為XX公司，受益人為XX公司，金額為22,120美元，信用證編號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裝運期限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達信用證通知書，告知被告該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證，并要求被告在交單時將本通知和信用證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證通知書上記載了“信用證在該行未議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說明文件上加蓋印章。該說明的內容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給臺灣客戶，由于原告晚交貨，外商拖延支付外匯，目前正在和臺灣客戶協商中，與客戶協商一致后，外商將立即付款。合同項下海運費到付，國內拖柜包干費共計3,845元，由于原告資金非常緊張，暫時無力支付，申請被告先代為支付上述運費以便及時從船公司拿回報關單核銷單，上述費用等外商付款后從原告的貨款中扣回。為了此票能夠在外商付款后辦理退稅，現原告申請用被告的其他外匯收入先核銷原告出口貨物對應的外匯核銷單，上述核銷用外匯等外商付款后補回給被告。被告將原告出口貨物對應的外匯核銷單核銷的行為不代表從原告指定的外商處收到相應的外匯，僅以日后從外商處取得的付款證明(通知)書與被告從銀行取得的該外商為付款人的收匯水單為收匯對賬憑證。

本案審理期間，證人華XX出庭作證。陳述稱，臺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陸市場尋找生產商家，因此，其與原告進行聯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內容主要為向原告訂購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碼頭價為8元，交貨日期為2008年

2月28日，出貨后10個工作日付款。該單業務交由被告方小嚴(即嚴XX)做合同。原告在該文件上表示同意。該單出口業務確實由被告操作，在貨物出口后，因沒有收到臺商的貨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處催要，但被告沒有支付。同時，原告將其訴訟請求確定為要求被告賠償損失162,400元和相應的利息損失。

本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F原告將其訴訟請求明確為要求被告賠償貨款損失162,400元和相應的利息損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貨物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是考量其應否承擔賠償責任的基?Ｊ紫齲諢蹺锍鱸酥?；告已颈K教ㄉ躺昵氳男龐彌ぃ龐彌ど霞竊氐淖詈笞霸似諳尬?008年2月28日，該日期與原、被告在合同約定的交貨日期一致，但在實際履行過程中原告交貨日期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約定時間履行交貨義務，最終導致信用證沒有兌現，被告沒有過錯。其次，在貨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證沒有兌現的情形下，原告雖向被告催討貨款，但依合同約定出口貨物因交貨期或者產品質量問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戶索賠、糾紛或者損失均由原告與客戶協商解決，與被告無關?？梢姡p方在簽訂合同之時，已經將與客戶協商的責任歸于原告?，F被告表示考慮到合同關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權后并承諾承擔必要的費用后，被告愿意為原告催討涉案貨款，故被告亦沒有過錯。原告要求被告賠償損失及其相應利息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對于被告反訴要求原告支付運輸費3,845元的訴訟請求。雙方的合同約定，運費由原告承擔，在說明中原告已經承認拖欠拖柜包干費3,845元，故該款應當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認為：

1、該說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實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該說明上加蓋印章，表明原告對于該說明所記載的內容為沒有異議，故原告的該抗辯，本院不予

支持；

2、該說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項在臺商支付的貨款中予以扣除，現臺商沒有付款，原告亦不應向被告支付該款。上述說明中確實記載了拖欠被告的費用從臺商支付的貨款中扣除，該表述僅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為由拒付沒有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對于被告反訴要求原告承擔前述欠款利息損失500元的訴訟請求。由于合同和說明均沒有明確的付款時間，故被告的該項反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四百零六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駁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賠償貨款損失162,400元的訴訟請求；

二、駁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賠償利息損失5,000元的訴訟請求；

三、原告XX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被告XX公司運輸費3,845元；

四、駁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賠償利息損失500元的訴訟請求。

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案件本訴受理費3,648元，減半收取為1,824元，反訴案件受理費25元，合計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負擔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負擔10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唐旭華

書記員褚劍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