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案在適用國民待遇原則方面的典型意義

本案在適用國民待遇原則方面的典型意義

本案是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處理的關于國民待遇原則的典型案例之一。本案無論是在程序問題上還是在實體問題上都有值得高度重視的地方。

（一）從程序上進一步確認了上訴機構可對專家組的法律分析進行完善的原則

眾所周知，大多數國家的國內訴訟法規定，如果下級法院的法律裁定被推翻，那么在程序上允許將該案退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然而，在WTO的爭端解決程序中不允許這種做法。當上訴機構推翻專家組的一項法律裁定后，解決該法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由上訴機構本身完善該法律分析。

本案中，在推翻了專家組關于加拿大貨物稅法違反了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話的裁定之后，上訴機構認為“在本案中，自己能夠并且應該通過分析涉案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3條第2款第2句話，來完善對于GATT第3條第2款的分析，假若專家組報告中有充分的理由允許我們這么做”。上訴機構認定GATT第3條第2款的第1句話和第2句話是“密切相關的”，對于貨物稅法是否符合第2句話的分析是“邏輯延續的一部分”。因此，上訴機構說它將通過分析GATT第3條第2款第2句話來“完善對GATT第3條第2款的分析”。

此外，在歐共體石棉案等許多其他案件中上訴機構均對專家組的分析進行過完善。可見，上訴機構的這種做法已經逐漸形成為一種程序性的慣例。

（二）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中的“超過”一詞的認定，采用非全面標準在認定進口產品是否被課以“超過”對國產品的稅收時，專家組并沒有考察與同類國產品相比全部進口產品是否受到了全面的歧視性影響。相反，專家組僅僅考慮了一種假設的進口不同版本期刊是否被課征了“超過”一種國內非不同版本期刊的稅收。

與專家分析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相同，上訴機構在分析GATT第3條第2款第2句時并沒有考慮加拿大貨物稅法對進口產品是否有全面的歧視性影響。換句話說，上訴機構并沒有認定與全部同類國產品相比全部進口產品受到該措施的影響如何。相反，上訴機構說，即使只有“某些”進口產品與國產品相比受到了不同的稅收待遇，就可以認定對進口產品與國產品的稅收是不同的。

（三）主觀“意圖”因素在分析GATT第3條第2款第2句話時依然適用

本案表明，在分析一項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3條第2款第2句時，主觀“意圖”因素依然起作用。(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學院法學系)

第二篇：本案不適用確認判決

本案不適用確認判決

一、基本事實

原告系某物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某股東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向被告提出變更法定代表人申請。被告受理申請后，辦理了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登記，并核發了變更后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原告在公司訴其侵權訴訟一案中得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資格被變更，隨即對公司變更登記事項涉及的文件中的本人簽名提出司法鑒定申請，經司法鑒定，認定該公司在進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時提交的股東會決議、股權轉讓協議和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原告簽名不是其本人書寫。隨后，法院向被告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其依法撤銷該公司使用虛假手段騙取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原告也向被告提出了恢復其法定代表人資格的申請。被告未按照司法建議要求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也未對原告申請恢復事項作出答復，而是在此后一年，被告以該公司違反《企業年檢管理辦法》未參加年檢為由，吊銷了企業的營業執照。

對于案件事實，當事人均不持異議，但對案件如何處理各持己見。原告認為，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其合法權益，應當依法撤銷公司變更登記行為。被告則認為，涉案公司已被依法吊銷了營業執照，撤銷公司變更登記已無實際意義，請求駁回原告訴請。

二、問題的提出

本案當事人之所以對案件處理方式持截然不同的觀點，主要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創設的一種新型裁判制度—確認判決。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又不適宜作出撤消判決或履行判決，可以做出確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或無效的判決形式。何為確認判決、其

適用條件如何、本案是否適用確認判決，成為本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三、觀點綜述與法理分析

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裁判方式只有撤銷判決的形式，并沒有確認判決的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大量的行政訴訟案件不適宜采用撤銷判決的方式，比如對于一個無效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沒有可撤銷的內容，如果仍然采取撤銷判決，無論是從法理上還是司法實踐中都有障礙。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行政訴訟若干問題解釋》中確立的確認判決形式，為實踐提供了依據。

確認判決雖然不是行政訴訟特有的概念，但行政訴訟中的確認判決與民事訴訟中的確認判決截然不同。行政訴訟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行政訴訟不僅確認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更重要的是確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行政訴訟中的確認判決是指對涉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予以確認，如確認涉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相對人即可根據此種判決直接請求行政賠償。在行政訴訟中，確認判決的實質和核心是確認某種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是否存在，而并非為當事人設定、變更或消滅權利義務。

確認判決作為行政訴訟中性創設的一種判決形式，它既可以作為相對人提起行政賠償的根據，還可用來解決某種法律事實是否存在，某種行政行為對過去、現在、將來的事實是否具有效力，某種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關系雙方當事人在此種法律關系中有什么權利、義務等法律問題。在行政訴訟中，涉案具體行政行為的無效和違法是不同的表現形式。從我國行政權力法定的國情可知，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法律規范賦予的，他不同于民事行為的“法不禁止即合法”，作為行政行為，“法無規定即違法”。由此可見，具體行政行為的無效和違法是兩個不同層面問題。行政行為只有在成立后才發生合法與違法的問題，而無效行政行為也是指成立后的行政行為不產生

2任何法律效力，即行政行為因明顯、重大違法，其自始至終不產生法律效力。

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又不具有可撤銷內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確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判決，是確認判決中最常見的一種判決形式。此種判決是針對具有“不可撤銷性”的行政事實侵權行為而作出的。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機關所實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間接引起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得、失、變更等法律后果的行為”行政事實行為即可能是合法行為，也可能是違法行為。

結合本案查明的事實，公司向被告申請公司變更登記時，提交的股東會決議、股權轉讓協議和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原法定代表人即原告的的簽字，經過司法鑒定均不是原告本人韓銀拴書寫。上述申請變更材料屬于虛假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備形式上的真實性。被告依據虛假的材料進行了變更登記，應視為其作出的核準公司變更登記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應予撤銷。雖然被告在此后作出了吊銷涉案企業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但其處罰并不是基于公司的變更登記行為，而是基于未依法進行檢驗。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公司存續，其仍然具有從事一定法律行為的主體資格。被告作出的吊銷涉案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僅能使公司失去合法的經營資格，并沒有使公司主體滅失，被告的變更登記行為對原告而言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撤銷一個具體行政行為，是假定該具體行政行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撤銷判決的立法旨在使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具體行政行為失去效力，而且是自始失去效力，從而使行政管理相對人從行政行為的拘束力中解脫出來。故本案被告有關公司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已被吊銷，現撤銷該企業法定代表人變更已無實際意義的抗辯意見，沒有法律依據。本案涉案公司雖然被吊銷了營業執照，但被告變更登記法定代表人的法律事仍然存在，原告在公司的法律地位依然受到該登記行為的約束。根據

行政許可法的規定，行政許可行為可以由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予以撤銷。故本案被告變更登記行為未經法定程序撤銷，其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被告雖然吊銷了公司營業執照，但這并不構成人民法院依法撤銷行政許可的法律障礙。如果本案采取確認判決，僅確認一個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而不撤銷，被告錯誤的行政許可行為將無法得到糾正，原告在公司中的合法權益仍得不到保障。

第三篇：本案應如何適用離婚過錯賠償制度

本案應如何適用離婚過錯賠償制度

案情：

張某與李某于1991年結婚，1992年生育一子，孩子出生后，李某一直感覺長得不像自己，又聽莊鄰閑話不少，便懷疑孩子不是自己的。2003年2月雙方發生吵打，在吵打中李某將張某致傷，經法醫鑒定構成輕傷。3月，張某向法院起訴離婚，要求撫養孩子，并要求李某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李某答辯同意離婚，也要求撫養孩子。訴訟中，張某承認孩子并非與李某所生，李某遂提出反訴，請求張某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

本案在審理中，對于雙方提出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是否應當支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請求應當予以支持，李某的請求于法無據，不應當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3)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離婚訴訟前，張某被李某毆打致傷，經法醫鑒定為輕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一條中規定的對家庭暴力的解釋，“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李某毆打張某致其輕傷，構成家庭暴力，李某的行為，侵害了張某的生命健康權，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禁止家庭暴力”這一原則性

規定，不僅給張某身體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后果，同時也給張某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因此，對于張某要求李某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關于李某的該項訴訟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四種情形中，僅在第二種情形中規定了“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無過錯方可以請求賠償這種情形，沒有規定李某提出的“有配偶者與他人生子”這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三條中規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張某與婚外異性雖生一子，但并不是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而是偶然的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導致生子，雖然給李某精神上也造成了一定的損害，但是這種情形不包括在四種情形內，法無明文規定。因此，對于李某要求張某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訴訟請求，不應予以支持。

第二種意見是，張某的請求應當予以支持，理由如前所述。李某的請求，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中規定的四種情形中未明確規定，但是張某具有明顯的過錯，如果不予支持則顯失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條中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張某在婚后與婚外異性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并懷孕，違背了該項原則。張某從懷孕、生子至離婚訴訟前，一直未將這一事實告知李某，以爭取李某的諒解，說明張某存在隱瞞真相的故意，其行為嚴重違背了夫妻應互相忠實的原則。李某與張某結婚十二年后，才得知撫育了十一年的兒子并非是自己親生子，李某因此所遭受的社會輿論壓力及其精神打擊是巨大的，所致李某的社會評價力降低是顯而易見的，其精神上的痛苦將可能伴隨終生，不論是從時間上，還是行為

方式上及造成的后果上分析，可以說均超過了張某因家庭暴力所受到的精神損害，張某的行為同時也違反了公序良俗及良好的道德規范，李某所受到的損害事實與張某的行為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張某作為過錯方應該承擔賠償責任。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中的四種情形未明確規定，而駁回李某的此項請求，不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利于倡導良好的道德風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人格尊嚴權乃屬民事權利之一，對人格尊嚴權的侵害已經列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的受理范圍，該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外，可以根據受害人一方的請求判令其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結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雖然僅規定了四種情形，但并未排除根據其他情形請求損害賠償，在此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根據民法通則及婚姻法關于夫妻之間應當忠實的原則規定，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精神，支持李某要求張某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訴訟請求。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第四篇：原規劃指導思想和意義

一、“創模”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

通過“創模”活動，認真踐行科學發展觀，加快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加大城市環境保護力度，改善城市環境質量，提高城市環境管理水平，能夠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同步可持續發展，促進環境優化經濟增長；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和工藝，治理污染，實現結構調整轉型，實現企業新跨越，全面推進傳統的資源枯竭型城市向綠色現代化城市邁進；能夠改善環境，建設宜居城市，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能夠推動深化環保工作，實現環保生態建設新跨越。具體體現在：第一，“創模”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可以提高城市形象，是擴大開放，吸引外資重要的基礎條件，是城市的無形資產，是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來溪投資，促進經濟建設的重要載體。第二，“創模”有利于增大城市的環境容量，增加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為全市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更大的環境空間。第三，“創模”有利于提高城市環境質量，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第四，“創模”有利于環境保護工作全面深化和拓展。通過“創模”，能夠進一步激發全市人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熱情，調動全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環境保護工作。第五，“創模”有利于促進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污染綜合控制能力和環境保護監管能力，增強城市生態環境功能。綜上所述，“創模”不僅對加快推進“三都五城”建設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對促進本溪市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全面建設新本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創建環境保護模范城市為目標，以環境優化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發展，加快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加大城市環境保護力度，改善城市環境質量，提高城市環境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全面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努力把本溪建設成經濟發達、社會祥和、環境優美、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宜居城市。

第五篇：公司原規章制度對后來員工適用嗎

公司原規章制度對后來員工適用嗎?（新）

[前言]人員流動是每個公司不可避免的問題，而公司的原有規章制度不一定顧及到每個員工，這就會因新員工對公司原有規章制度的不滿和質疑而引起糾紛，但是因為個人再重新制定規章制度對公司來說是很不現實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公司該怎么辦？下面，針對網友提供的具體案例，中顧網邀請了北京丹寧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勞動法專家——沈斌倜律師為我們進行解答。網友提問：

我公司在成立時，就經過民主程序合法制定了公司的規章制度，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公司員工也隨之增加，對于新來的員工我們也按照規定把原規章制度對其公示，但后來我們發現，對于后來的員工違反公司規定，我們按照原規章制度對他們進行處罰時，后來員工都表現出明顯的抵觸，還表示公司制度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對他們不適用等類似話語，這種情況致使公司秩序無法正常進行。請問：（1）公司的原規章制度對于后來的員工可以適用嗎？如果不能適用，公司不能就因為一個人再重新制定制度。（2）原規章制度對后來的員工僅僅也是公示嗎？如果這樣的話，成立一個公司，先招一個員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規章后，再大量招人，這樣合法嗎？ 沈斌倜律師解答：

企業規章制度，是指企業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并結合企業自身的特點制定的，明確勞動條件、調整、規范勞動關系以及當事人行為的各種規章、制度的總稱，一般表現為管理制度、操作規程、勞動紀律和獎懲辦法等，也常被稱為員工手冊。《勞動合同法》第4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勞動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履行勞動義務。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或提供建議，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第19條的規定，用人單位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在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的情況下，并已向勞動者公示的，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由此可見，合法有效的規章制度是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重要依據，在發生勞動爭議時，合法有效的規章制度關系著勞動者權益的保障，但是新員工沒有參與原來的規章制度的制定，原規章制度可以適用他嗎？如果不適用，就如問題所提，那么是不是說單位每來一個新員工，該規章制度就要重新制定呢？如果可以不用重新制定而自然的適用新員工的話，是不是會出現先成立一個公司，招聘一個員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規章，然后再大量招人損害后來員工的利益呢？等一系列問題。

沈律師的答案是：單位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可以適用新員工，前提是想新員工公示——即向新員工公示后的規章制度對新員工有效。問題中所擔心的會不會出現先成立一個公司，招聘一個員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規章，然后再大量招人損害后來員工的利益呢？這種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但是確是不好操作的，因為前規章制度并不是自動適用新員工的，需要向新員工公示，新員工有權提出異議，對于該異議，勞資雙方應當協商解決。如果雙方談不攏，勞動關系無從建立，也就不存在損害后來員工權益的情況了。當然，在現實生活當中，資方處于優勢地位的情況多一些，而一些處在技能不高，專業性不強崗位的員工“不好意思”或者“不敢”提出異議，導致自己權益受損的情況還是大有所在。這種情況下是勞動者自己對權力的放棄，法律不保護權利的沉睡者。

當然，制定一份相對公平的規章制度既是保障員工權益也是為了企業良好發展。沈斌倜律師建議企業在制定規章制度時應該兼顧公平和效益，應當向專業人士咨詢，以減少因此產生的糾紛。

案例：某食品公司于2008年10月經過法定程序制定了規章制度。劉某等5人于2009年2月入職，公司以合同附件形式向劉某發放了公司規章制度。2009年5月，公司因劉某嚴重違犯公司的規章制度，而與劉某解除勞動合同。事后劉某以公司規章制度沒有經過他們這些后來入職的新員工同意為由，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公司則認為規章制度已經過民主程序，且在后來新招員工時也要求員工對此予以簽名確認，劉某是因為嚴重違紀而被解除勞動關系，不同意支付賠償金。雙方協商不成，劉某便申請了勞動仲裁。該案的爭議焦點正是經過民主程序的規章制度對新招的新員工是否適用的問題，該案經仲裁庭查證核實，公司在劉某入職前經過民主程序通過了規章制度，在劉某入職時又組織劉某簽名確認，該規章制度對劉某而言也是有效的。因此公司以劉某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為由解除勞動關系是合法的，無需支付賠償金,仲裁委最終裁決駁回了劉某的申請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