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信仰研究文獻綜述
法律信仰研究文獻綜述(簡潔版)
關于法律信仰的問題,在西方更多的體現為是一種自然、必然的內在意識。眾所周知,在西方法治思想健全的現代社會里,法律信仰的轉型是伴隨著人的主體性的凸顯而發生的。本文旨趣不在于考察西方法治社會法律信仰的現狀,而著眼于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語境下我國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總體來說,我國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態度大致有三種:其一,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信仰是極其重要的思想建構和必然要求,是支持法律信仰的提法的;其二,認為法律信仰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學的,而且不符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求;其三,文章的研究避開法律信仰的提法是否科學,直接去論述法律信仰的實質以及如何建構社會主義法律信仰,或者只是指出我國法律信仰問題的內在困境,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和第一類看法是內在的一致的。本文將對此做綜合的評述,并認為法律信仰在我國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法律信仰構建的一些思考。1 問題的引入
根據筆者在中國知網的檢索,自1995年至今,以法律信仰作為文章標題為檢索條件,大概有500余篇公開發表論述有關法律信仰問題的文章。其中不乏法學界以及哲學界的一些著名的學者的精彩論述,還有一些青年學者的研究,另外還有近十余本國內知名高校的碩士、博士畢業論文的專著。除此之外,關于法律信仰的專著也頗多。
但是,圍繞著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2011年3月10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說,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在這個大背景下,討論社會主義法律信仰的問題,就顯得更為重要。“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1]。我國已經初步構建了完整的法律體系,然而,如果法律信仰問題不能得到相應的解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仍將任重道遠,甚至是空有法律,但是不能深入人心,將導致陽奉陰違,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此,圍繞著法律信仰的研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文章第二部分將對此做一個綜述。法律信仰研究綜述
1.1 支持法律信仰論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法學界出現了一批論述法律信仰的文章,眾所周知,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在1999年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個時期,出現的有關法律信仰的文章,都把法律信仰作為法律能否順利實施基礎。其中謝暉的文章《法律信仰與法律懷疑精神》對法律信仰與法律懷疑精神進行分析探討,認為公民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信仰是法律能否順利實現的重要心理基礎。[2]在此后他的文章《法律信仰:歷史、對象及主觀條件》中,考察了人類史上的法律信仰,在該文中,作者分析了作為信仰的法律所必須的品質,另外從主觀條件上,認為只有主體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運用權利、遵守義務,才能把內在的法律信念與外在的法律行為完善地結合起來,形成法律信仰。[3]我們從這類文章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當時的學者,對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期待以及對法律信仰問題的重視。另外,有的學者,根據對當時我國現狀的分析,認為“一個業已臨近的將嚴重影響中國法治化進程的危機—公眾對于法律信仰的失落,卻已顯見。”[4]主要的觀點認為,一個社會若失去了民眾對法律的信仰與尊重,即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的法律,也難以內化為一種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從而難以完成建立法治社會的歷史使命。在該文中,作者從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傳統的政治文化以及法律儀式的過程透明化等方面認真分析了在我國法律不被信仰的內在原因。在筆者看來總體上來說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原因分析中,對于法律儀式的論述,筆者認為不能作為根本原因的,因為司法過程中的公開化是進行法治教育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在1999年前的文獻中,還有幾篇重要的文獻,從理解法治的精神意蘊層面來論述法律信仰的,認為“法治社會的有效建立, 最為基礎、也最為關鍵的,乃是作為其基礎以支撐整個法治大廈的精神層面的意識與觀念的確立,是作為其內在靈魂的“軟件”系統的開發。”,進而認為法治的精神意蘊在于信仰,一種宗教般虔誠而真摯的對法的信仰。[5]這個觀點和美國法學家伯爾曼的思想是契合的,伯爾曼認為:人們的法律情感賴此得以培養和外化。否則,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同樣,任何一種宗教內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沒有這些,它就會退化成為私人的狂信。[6]對于法律,公民心中如同宗教般的認可和尊重,才能在社會中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實施。學者陳金釗在同年(1997年)發表的《論法律信仰—法治社會的精神要素》,也持這種觀點,其他的文獻在此不再贅述[7]。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寫進憲法,有關法律信仰的文章、專著越來越多,相關的討論也更加的細致。在不斷深入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和觀點,有相當的一些學者,開始質疑法律信仰的提法以及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背景下的困境。但是還是有很多學者堅持法律信仰的科學性以及重要性,并有相互的爭論。筆者認為,學術的爭論對學術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從事法學研究以及致力于法學事業的研究者和學習者來說,更顯得尤為重要。
支持法律信仰論者,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更多的把重點放在了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法律信仰上,出現了大批的學術論文和專著。認為:立法方面的制度設計、執法方面的嚴格、司法方面的公正以及法制教育是構建法律信仰的四個重要途徑[8];有的學者對法律信仰做了更為深入的界定,認為法律信仰乃是一種法律的文化認同,或者說,是文化認同的法律表現,從而,它是一種文化自覺,或者說,必將連帶推導至文化自覺。認為正是法律愛國主義將是整個民族國家得以凝聚的共同基礎[9];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客觀評價了法律信仰培育過程的漫長性,認為需要主客體共同努力[10];還有的學者認為,民眾(民眾、法律職業者與法學家)對法的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產生了雙重認同,尤其是對于在文本與現實之間起橋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內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內化為主體心中穩定的精神內蘊,才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合理路徑[11];還有學者把權利作為法律到信仰的路徑選擇,認為權利是法律的精神與靈魂,法律舍此將不可能被信仰[12]。
我們從上述文獻的綜述中,不難看出,法律信仰支持論者對法律信仰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此后還有許多學者,指出了主張在法律之上虛構一個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則有利于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并主張揭示法律的理想形態與現實形態,有必要把法律作事實分析和價值分析;持此種相似觀點的文章也頗多,有的直接指出法律能被信仰的法律是自然法,借住西方自然法學派的自然法理念,來作為法律信仰的對象[14]。
從整體上來看,根據筆者在上面綜述中指出的一樣,法律信仰論者對法律信仰的研究是從法律信仰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意蘊和要求這樣的價值判斷上開始,即是從法律信仰應當是怎樣層面上展開研究和論述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法治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有較多的學者開始從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即從路徑上展開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和成果。當然,因為學者進入此領域研究的視角不同,對法律信仰論的研究并未都呈現出這種演進的特征。但是總體上,筆者認為從價值判斷進入到事實確實是怎樣,以及如何構建的發展的大趨勢的。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導言部分第12頁,說明該書的旨趣的時候指出:本書所能傳授的,不可能把國家從其應該怎樣的角度來教,而是在于說明對國家這一倫理世界應該怎樣來認識。并指出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合理的。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因此,對法律信仰的研究,有的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哲
學基礎,提出了區別于或者不同于法律信仰論者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法律信仰在中國,是不能的或者是不符合有著豐富傳統文化國情的。
1.2法律信仰質疑論
根據上述整理和分析指出,有相當的一些學者,對法律信仰論的提法是持懷疑態度甚至是反對態度的。在該節,筆者將對此做一個綜合評述。
此類觀點的出現,根據筆者的整理,是對產生于西方法治理念背景下法律信仰是否就能一定適用于有中國特色國情的法治建設語境的懷疑開始的,認為:法律信仰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蘊。我國學術界在提出這一概念時并未注意到法律信仰的語境差異,因而存在概念定義和使用上的諸多問題。構建法律信仰概念不僅要考慮中國的法律語境,而且還要切合中國人的信仰生活,遵循概念定義和邏輯規則[15]。這種觀點,在筆者看來是必要的。從我國傳統來看,我國是有著近兩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的國家,法律在我國有著和西方法治國家有著不同含義,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形象的指出中國在禮治之下的法律和西方宗教之下的法律的不同,甚至說: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16]。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法治秩序的生成和法律信仰的確立是一個多元互動的過程。認為不能簡單地奢望法律信仰的單獨確立。其主要的觀點就是法律信仰的問題不是單獨的信仰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整個法律秩序的問題[17]。他提出了五組法律信仰的內在悖論,指出了法律信仰問題的復雜性和內在矛盾運動;此外,還有學者質疑法律信仰的提法,認為法律信仰的提法是有違法理的:信仰屬于自為的領域,不能被要求和強制。除非我們僅將法律局限地理解為超驗的自然法,否則,實在法由于其無法祛除的工具性、無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為被信仰的對象;同時,若要求人們信仰它,事實上就否定了人們對國家法律持有懷疑主義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使國家法律喪失不斷改革、完善和進步的可能與動力,最終導致危害法治的后果[18]。
筆者認為,這種對法律信仰的客體,即法律提出了質疑,眾所周知,法律在我國法理學教科書中定義為,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根據作者的論述,信仰規范是不科學的,該學者似乎認為以社會信任的法律重構作為更合適的表達[19]。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論文,其中有對法律信仰直接展開批判,文章主要認為,中國法學界的“法律信仰”命題,是對美國學者伯爾曼有關法與信仰(宗教)之關系論述的誤解,導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錯誤觀念。因此,作者主張從理論上對這一命題進一步進行反思和批判。在文章中,作者認為從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國建立法治的途徑不能依賴法律信仰,而應是加強法與社會的溝通,增加法的現實性、可行性、合理性與正當性。[20] 在該論文之后,引發了法律信仰論者以及法律信仰懷疑論乃至批判論者之間的討論。有的學者支持了上述論文關于法律信仰的批判,也認為法律信仰這一命題是國內學者對伯爾曼本義的誤解,認為我國建立法治的途徑不能依賴法律信仰,中國法制化建設的關鍵是樹立法律信念、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法律權威和法律至上的觀念。[21]
也有的學者直接指出如果接受來自西方所謂法律信仰的命題,而不顧我國國情,將會導致權力崇拜、專制主義的興起等嚴重危害后果。[22]
筆者分析認為,法律信仰論批判者的論述都聚焦在法律信仰這個命題的科學性上。認為法律信仰的命題,自然被信仰的是法律,但是據他們的研究論證,法律是不具備被信仰的品質的。誠然,根據上述有關學者的論述,信仰作為規范的法律是不符合法理的。然而,法律在法治的背景下,從來都不能被認為單純的是一種規范體系,也不能單純的被認為是一種統治工具。如果法治社會的建設就僅僅意味著法律體系的完備,那我們是否就可以說,我們現在已經建設成為一個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了?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考慮到在我國傳統社會
中,法律的本質,就是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工具,我國的法律從未上升到治國的理念,更談不上和宗教結合在一起,成為國民內心的信念乃至信仰了。
針對法律信仰懷疑批判論者的論述,有學者也針鋒相對的提出了反批判,認為,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結合超驗體驗和理性確信、穿越精神虛擬和物質現實,強化主體意識和工具價值的一種超現實的精神活動。并提出構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語境下的法律信仰途徑,即建構實在法、倫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體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圖景,來彌合法律文化的斷裂和混亂,進而發揮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勵、文化整合、凝聚和約束功能。文章以辛辣的口吻宣示:至此從根本上驗證了為現實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論者的不堪一擊。[23] 3 總結
本文梳理和評論了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成果,并囿于文章篇幅不能展開詳細的論述。眾所周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的治國方略,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法治建設上的體現。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法治就是民主與法制的統一,有了完備的、符合實際的法律體系,又能得到普遍的實施,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所有法律從業者,乃至政府機構及其公務人員在內所有公民在內心深處對法律信任、信賴最后能化為內心的準則并信仰的時候,法治才能說真正的建立、完備起來。
不論是正面論述構建法律信仰的內在、外在(主觀、客觀)條件,還是從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民主、嚴格和公正,亦或是從基本的公民法律教育做起,對法律信仰的構建都是有建設性意義的路徑;不論是批評法律信仰不可能者還是擔憂法律如果被信仰將會導致專制主義危險的看法,都沒有否認作為必須擁有精神家園的人應該具有信仰的事實。在社會中,不單是個人,乃至整個社會有了信仰,可以促進社會共同體增強凝聚力,減緩社會沖突,并為社會成員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支持,更好地發揮社會共同信仰對人類實踐活動的推動作用。那么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語境下,如果不是去信仰法律,那么我們還能去信仰什么?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概念總是從抽象延伸到具體,然后再上升到抽象,最后成為自己的概念。還說哲學形成為一個圓圈:它有一個最初的、直接的東西,因為它總得有一個開端,即一個未得到證明的東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黑格爾所贊賞的天真的意識,在筆者看來就是我們去理解和認識世界乃至法治現象的開始。我們應該去接受法治的理念,去接受公平正義,去接受人人平等,去接受權利的意識等等。把這些理念作為我們的天真的意識,然后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使其現實化,形成一個圓圈,成為自己的理念。誠然,現在我們國家處在一個轉型的階段,我們國家有著悠久的封建人治傳統。捫心自問,我們的天真意識里,隱藏著多少是對權力的追求和金錢的迷戀,而又有多少是對權利和公平正義的希冀和信仰?
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反復的強調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筆者認為雖然從語境上來說,我們國家和西方法治國家確實有著巨大的差別和不同,但是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我們依然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法律必須深入民心,否則,法律只會被當做一種統治工具,而不是保護自己權利的根本保證。那么,在當下,如何才能讓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任乃至信仰?筆者囿于篇幅,不在此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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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獻紀錄片信仰觀后感
信仰的力量放光華
假期里,學習了歷史文獻紀錄片《信仰——我們的故事》,讓我假期里,通過聆聽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優秀共產黨員堅持理想信念、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故事,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提高了自己理論水平與思想覺悟,更加堅定了我們永遠跟黨走的信心和決心。并且告訴我們信仰是一面精神的旗幟,即使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那些曾經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依然動人心魄曾經光芒閃耀的信仰真諦,將永遠成為我們矢志不移堅守的精神家園,讓我們沿著信仰的足跡,追尋它永恒的魅力。
從開創歷史的南湖游船,到艱難困苦的長征路途;從血雨腥風的抗日煙火,到槍林彈雨的國內斗爭;從躊躇滿志地建設新中國,到激情昂揚地實現現代化,一名名共產黨員在信仰的助力下,無時無刻不在詮釋自己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深情。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宣言》如是說。為了追求這個信仰真諦,無數革命先烈,他們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際,勇往直前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竭力以成之。為信仰而奮斗,為民族未來而奮斗,不顧一切地向這些目標挺進,例如劉胡蘭,方志敏,張思德。無數先輩放系了榮華富貴、錦繡前程,如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站在了共產主義的信仰之旗下面,這里不僅承載著他們的報國情懷,更承載著他們對人生意義的追尋。也正是是信仰的堅定支撐,圍繞社會主義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人高舉的信仰之旗,鞍鋼,紅旗渠,大慶油田,共產黨人書寫著一個又一個奇跡。
所以信仰是一名黨員黨性堅強的堅實后盾。每一名黨員在面對落后觀點或負面言論時,正是有了這支后盾,才能夠旗幟鮮明地予以制止,不隨波逐流、推波助瀾;在遇到損害國家和群眾利益的行為時,才能夠堅持原則,敢于進行斗爭;在開展組織生活時,才能夠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待他人的缺點錯誤能夠及時指出。在履行黨員義務方面,才能夠自覺帶頭履行義務,始終發揮表率作用。
同時信仰集中體現在優良的作風上。作為一名黨員我們的一言一行不僅僅代表著我們自己,更代表著一個集體,一個組織的形象。堅定地信仰激勵著每一名黨員展示最優的作風,在學習方面做到爭當先鋒,努力學習醫學本領:工作中做到積極主動,扎實肯干,工作標準要求高,只求過得硬,不求過得去, 講奉獻,不講回報,發揚無私奉獻精神;生活中做到始終具備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自覺性,注重聽取采納同學的意見建議,能主動地為同學解憂,贏得同學的信任和支持。信仰支撐著每一名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信仰時時刻刻激勵著每一名黨員對自己嚴格要求,充分體現黨員先進性。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黨員,決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眾,甚至落后于普通群眾。信仰的激勵著每一名黨員在工作和生活中處處發揮帶頭作用,以奉獻社會為中心,主動為社會服務,為同學服務,為患者服務,在社會上充分樹立黨員威信,提升群眾對黨員的認可度。
信仰在傳承,事業在延續。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經載入史冊。但是,前面還有更長的道路要走。為了將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讓我們與時代同行,讓信仰為我們導航,為之不懈奮斗。
第三篇: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研究的文獻綜述
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的研究
摘 要:自20世紀互聯網技術誕生以來,互聯網及其相關的信息技術迅速席卷全球,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技術工具。互聯網+傳統行業逐漸生出各種新興行業,其中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信息技術與現代金融相結合的新興產業,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主要模式。互聯網金融的誕生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和變革,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給傳統金融的法律體系帶來巨大的挑戰。由于互聯網金融是新興的事物,且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現有的監管體系不適合直接運用到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上來,互聯網金融因其具有的無邊界性、虛擬性和混業經營性等特性,導致互聯網金融除了金融本身所具有的風險外,還衍生出了特有的法律風險。本文從“互聯網金融”的定義著手,通過對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的現狀分析,指出我國現行互聯網金融監管體制的缺陷,結合國外先進的監管經驗,對我國建立完善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提出合理化的建議。關鍵詞: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監管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紀互聯網技術誕生以來,互聯網及其相關的信息技術迅速席卷全球,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技術工具。金融業作為現代社會發展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與互聯網的結合成為必然。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發展不過短短十幾年,卻己隱有占據金融市場主導地位的趨勢,因為人們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活動。
近年來,我國互聯網金融高速發展,而在發展過程中,安全性和高收益始終是互相矛盾的,兩者相互制約,使互聯網金融面臨著不同于傳統金融的新風險。其中有因互聯網本身特性帶來的技術風險和安全風險,還有結合互聯網后的金融衍生風險,如支付風險、信用風險及法律風險等。這些風險可能導致各種危害甚至犯罪行為的發生,嚴重阻礙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甚至會導致整個金融業態的不利影響。
互聯網金融在帶來巨大的利益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和危機,這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提出了挑戰。然而由于互聯網金融發展時間短,無空間限制等特性,現行法律體系和監管體系中沒有相應的管理辦法,可借鑒的國外經驗也較少,導致現在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發展潛藏很多隱患和風險,這些潛在的風險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函需對應的法律監管規則出臺。
二、國外研究文獻回顧
Mckni(2009)在Internet Economics一書中,首次比較明確的闡述了互聯網經濟學的定義:互聯網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互聯網服務市場的經濟學,起初是關于計算機的局域網技術、廣域網的成本計算和費用標準,隨后逐步增加到對互聯網服務的市場價格及服務提供者競爭等方面的分析,這時的“網絡經濟學”也包括了互聯網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互聯網投資的獲利能力及指定合適的政府政策法規等方面。
Berhard Speyer(2010)在E-money Niche Market that Might be Expanding Banking&Technology Snap Shot Digital Ec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Deutsche Bank AG DB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中指出,電子貨幣實際上是現金的數字化,在不需要經過銀行賬戶的情況下實現支付的目的,具有不記名證券的功能。電子貨幣可以以實物形式存在,如一些以卡片為基礎的電子貨幣,也可以以軟程序的方式存在。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電子貨幣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市場,蘊藏著很多市場機會,在未來的支付體系中將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同時,Robert J.Shiller(2011)在The New Financial Order:Risk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指出,我們需要使金融大眾化,將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類業務擴展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將金融覆蓋的領域從資金資本延展到人力資本。互聯網金融輕易的做到了這一點。互聯網金融的服務平臺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幾乎涵蓋整個人類社會,使金融能夠為每個社會成員服務。
ApostolosAth.Gkoutzinis(2014)在Internet Banking and the Law in Europe一書中研究了歐盟長期以來意圖建立一個橫跨歐洲的金融市場,讓一個國家的消費者可以從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中獲益,因此產生了金融互聯網的平臺,提供在線銀行服務。但是電子銀行還沒真正全面實現,作者認為要通過網絡建立銀行需要法律法規和網絡技術的同步支撐,結合目前歐洲市場銀行活動涉及的法律制度和框架提出如何建立電子金融的監管體系。而BIS(2007)在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 CPSS-Survey of E-money an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中闡述了電子貨幣在零售支付領域的飛速發展,引起了金融監管機構的關注。國際清算銀行從1996年開始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中國人民銀行的幫助下,監測電子貨幣的發展趨勢,并就全球的貨幣監管進行研究。該報告指出,雖然各國監管的實踐不同,但基本目的都是確保電子貨幣的安全,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通過適當的引導使其成為積極有效地促進金融發展的正能量。
三、國內文獻綜述
1、關于互聯網金融概念的研究
互聯網金融到底是什么?學者張靜(2014)在《互聯網金融風險規制法律問題研究》一文中將“互聯網金融”定義為受互聯網技術、互聯網精神的影響,從傳統銀行、證券、保險、交易所等金融中介到無中介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之間的所有金融交易和組織形式。互聯網金融的形式既不同于商業銀行間接融資,也不同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互聯網金融最大的特點是去中介化。互聯網金融以當今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為依托,提供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互聯網金融是虛擬的金融市場。此外,廣義上的互聯網金融還應包括關于針對互聯網金融的法律法規以及監管政策。
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2013)在《金融行業需要攪局者》一文中也對互聯網金融這一概念進行了描述,指出未來的金融有兩大機會,一個是金融互聯網;另一個是互聯網金融。金融互聯網是以傳統金融機構為基礎,依靠互聯網技術進行金融活動的一種手段,目前大多數電子銀行和網上銀行業務就屬于這一范疇。而互聯網金融是金融領域的“第三次革命”,是一種把互聯網作為資源、以大數據和云計算為基礎的新金融模式,包括以互聯網為平臺的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等。
此外,韓炯(2014)在《互聯網金融及相關法律問題分析》中進一步歸納,認為互聯網金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計算、社交網絡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聯網工具,實現支付、融資、投資以及信息中介業務的一種新型金融。互聯網金融是傳統金融行業與互聯網精神相結合的新興領域,互聯網“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精神滲透于傳統金融業態,對人類金融活動模式產生根本性影響。從廣義上講,具備互聯網精神的金融業態均為互聯網金融的范疇,包括網上銀行、第三方支付、網上貸款、網上理財、網上投資、網絡貨幣以及網絡金融中介服務。金融參與者通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工具的運用,增加了傳統金融業務的透明度、參與度和協作性并使得金融業務向中問成本更低、操作上更便捷等的方向發展。金融機構因“遇上互聯網”而逐漸離開金融資源調配的核心主導定位,開始向服務性中介機構轉型。
2、關于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現狀的研究
關于互聯網金融的風險,芮曉武 劉烈宏(2013)在《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一書中,分析并指出互聯網金融擁有與傳統金融領域一樣的風險種類,如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信息不對稱風險、聲譽風險、政策風險等,但由于互聯網金融的特性在誘發原因、表現形式、危害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同時,互聯網金融又帶來新的風險,如技術風險、特有的法律與制度風險、信息安全風險等。
而從法律風險的角度看,王吉(2015)認為我國互聯網金融雖然在國內的金融市場實現了迅速發展,但是相關監管的配套設施還不完善,相關法律存在很多不足,并且立法上漸漸顯現出很多漏洞,這就給互聯網金融帶來了很大的法律風險。到目前為止,我國金融市場內己有的證券法、銀行法、保險法等都是在傳統金融模式的運營下制定的,面對互聯網金融模式相關的金融創新產品,傳統的金融法律的約束力不強,許多新型金融機構正是抓住了現有法律的漏洞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這就可能會引起我國金融行業的動蕩。此外,互聯網金融模式涉及到互聯網技術、金融管理、信息科技等相關領域,進一步導致了互聯網金融模式的立法程序更加復雜,加大了互聯網金融模式相關的立法難度。
程雪軍(2013)在《論互聯網金融發展與法律監管》一文中,認為互聯網金融的各種模式都有潛在的問題與風險。例如P2P,近年來P2P行業在我國發展迅速,但卻不停傳出P2P機構倒閉的信息,表明P2P隱含了許多風險,立法的缺失和監管的不利,導致P2P行業準入和退出機制的不完善,造成了其大量倒閉的后果。還有眾籌融資,可能涉嫌非法集資,但無相關的法律依據,也可能存在洗錢等違法活動,沒有相適應的行業法規,會導致消費者信息被泄露的風險,導致消費者的權益被損害的情況發生。解恒(2014)在《中國網絡銀行法律規制探析》一文中,分析了我國網絡銀行面臨的問題,首先網絡銀行法律規制體系不健全,不能給網絡銀行的發展提供有力的、充分的法律保障;其次,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己不能適應網絡銀行的發展現狀,急需變革;再次,金融市場的準入資格過于嚴格,容易造成先進入市場的網絡銀行形成市場壟斷,影響創新和改革,降低銀行業的整體競爭,同時在沒有完善的退出機制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網絡銀行停辦后消費者的權益得不到保護;最后,消費者權益沒有得到有力的保護,信息不對稱,隱私泄露等問題,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責任承擔問題,風險轉移到消費者身上,損害其利益。
3、關于應對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的研究
錢洋(2013)在《互聯網金融的法律規制》一文中指出對中國互聯網金融的風險規制,可以從法律法規和監管模式兩個方面進行。法律法規層面,可以選擇出臺專門針對互聯網金融的法律法規,也可以選擇在原有的法律法規基礎上進行修改或者補充,以實施細則等形式進行。借鑒美國的實踐經驗,盡快根據混業經營的現狀結束分業監管的模式進入混業監管是中國傳統金融業和互聯網金融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對于具有互聯網和金融業雙重特性互聯網金融監管,需要同時注意金融業需要“穩健和責任”而互聯網業需要“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不同特質。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是互聯網金融風險規制的難題所在。
徐亮(2015)在《論網絡金融的法律規制一一網絡金融立法構想》一文中,提出了互聯網金融法律規制的思路與構想,他認為嚴格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標準非常重要,還需建立資格審查認證制度;為了避免互聯網金融活動無法可依而導致的不良后果,應該制定與互聯網金融特性相符的法律體系;互聯網金融立法要著眼于事前防范,加強事后制裁,才能筑起制度框架和體系;還要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共同制定全球一體化法律。
四、對國內外文獻的評價
綜合分析國內外學者對互聯網金融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外的互聯網金融發展較早,相關研究比我國先進許多,且己有較成熟的監管體系和法律法規,值得我們借鑒。我國對互聯網金融的經營模式和特點己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同時也有不少專家學者對互聯網金融的技術風險和信息安全風險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進行了分析,就目前我國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不完善現狀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需要具有針對性的監管規則出臺。
但對于互聯網金融這一概念的界定,始終停留在金融的范圍內,沒有從法律的角度分析互聯網金融所包含的法律關系,只有確定了互聯網金融的法律地位,才能界定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法律概念。而在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方式方面,學界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應該與傳統金融監管一樣,通過建立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和運行進行嚴格的監管;而有的學者認為可以通過行業自律與風險管理的方式,讓互聯網金融行業自行監管。這些問題給筆者留下了對互聯網金融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研究的空間和方向,并對于提出相關的完善建議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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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觀看文獻紀錄片《信仰》心得體會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觀看文獻紀錄片《信仰》心得體會
弘揚優良傳統 堅定正確信仰
一直有這樣的一種疑問:在風起云涌的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過數百個立場主張各不相同的政黨,他們懷抱各種主義與信仰,似乎都相信自己擁有未來,為什么恰恰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未來?
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建黨九十一周年紀念,單位組織收看了歷史文獻紀錄片《信仰》,通過片中講述的各個時期優秀共產黨員堅持理想信念、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感人故事,我對于黨九十多年風雨征程的奮斗歷程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也認識到黨之所以能擁有未來,因為他們堅定正確的信仰,也因為在信仰的碰撞與交鋒中,共產黨人信仰的不僅是真理,還能夠前赴后繼,舍生忘死的去實現他們的信仰。
當一雙雙握緊了的拳頭,面對黨旗宣誓時,鐮刀鐵錘就是他們的信仰;當紅軍戰士高喊著為了蘇維埃沖向敵人的槍林彈雨時,當八路軍戰士縱身跳下數十丈的懸崖時,民族解放就是他們的信仰;當解放軍戰士高呼著為了新中國前進,沖向敵人碉堡時新中國就是他們的信仰;當參加開國大典的一張張面孔凝望著緩緩升起的國旗熱淚盈眶時,五星紅旗就是他們的信仰。中國共產黨人信仰的未來正是由這些不同階段的目標連接起來的,共同的信仰讓人們凝聚起來,勇往直前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竭力以成之。就像著名的夏明翰烈士在他的《就義詩》中所說的那樣: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正是一批又一批夏明翰們的舍身奮斗,才使信仰不在是紙面上的文字,不再只是口頭上的聲音,不再只是思想中的空中樓閣,而是一個又一個具體鮮活的目標,這些目標越來越近,最終趨于實現。
《信仰》只有短短的三集,但卻給我帶來了無盡的思考。“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但不能改變我們的信仰”的方志敏;“不能制服東山沙灘,就讓沙灘把我埋掉”的谷文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為群眾著想!”的楊善洲。不同歷史背景下,相同的理想與信仰讓我明白了作為一名基層的工商干部,我們在弘揚革命前輩優良傳統,堅定正確的信仰上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一、轉變思想觀念,用理論指引信仰
現在,雖然我們無須經歷那些戰火紛飛、馬革裹尸的考驗,但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仍然經受著改革開放的種種考驗,如果沒有正確堅定的信仰,就不會有工商事業的高度虔誠,就不會有對百姓利益的深情職守。而正確的信仰首先要有正確的思想觀念做保障,這就要求我們要轉變思想觀念,撲下身在抓工作,盡心竭力辦實事,少說多干、埋頭苦干,干就干好。要把服務群眾作為天職,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始終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做群眾的主心骨和貼心人。要牢固樹立人民為大、百姓至上的觀念,始終把群眾的利益高高舉過頭頂,始終把群眾冷暖安危記在心上、刻在腦海、溶進血液。
信仰不是豐功偉績,不是偉人英雄的專利,信仰離我們并不遙遠,不是只有干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才是堅守信仰。實際上信仰可以很平凡,可以體現在微小的細節上,可以體現在日常的行動上,而我們的信仰又在哪里呢?可以是案件文書中校對出一個小小的錯誤,可以是消費維權過程中耐心的傾聽,也可以是接待辦事群眾時遞上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水。總之,信仰體現在對工作認真負責、精益求精的每一個具體而又細小的動作中,心系群眾注重細節,才能真正的轉變思想觀念,成為一名合格的工商人。
二、投身工作一線,用實踐詮釋信仰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投身實踐,信仰就成了空口白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為信仰不是紙上的字,不是口中的話,而是體現在扎扎實實的工作中,具體而又實在,容不得半點虛假,搞不得半點做作。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各項工作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執照辦理、市場監管、消費維權等工作保障著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也維系著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我們的肩上頂的不僅僅是肩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用實踐詮釋信仰就是要投身工作一線,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作為一名工商人,我們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意識,也要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危機意識;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也要有過硬的專業技能。這就要求我們緊隨時代步伐,加強理論學習,學習工商工作涉及的各類法律法規,學習執法辦案的操作流程,學習消費維權的調處經驗。要理論聯系實踐,把學習的成果轉化為工作能量,提高工作效能。
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大氣磅礴風雨激蕩的九十多年,九十多年前點燃的信仰燈塔,依然照耀著我們前行的路。無論歷史如何變遷,對信仰的豐富和完善,對信仰的忠誠和實踐,始終是我們如磐的根,不變的魂。現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數青年黨員不畏困難、勇于創新、甘于奉獻,把個人成長成才融入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之中,生動詮釋著“共產黨員”的真義,豐富了共產黨人信仰的時代內涵。作為一名年輕的工商人,我也將弘揚先輩們優良傳統,堅定正確的信仰,用智慧貫通市場經濟的脈絡,用汗水架設人民通向富裕的橋梁,用無私維系公平交易的紐帶,用虔誠鐫刻工商執法的莊嚴。
月涌江流
第五篇: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調查研究文獻綜述
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調查研究文獻綜述
大學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大學生的信仰問題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未來。欲引導大學生樹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必先了解大學生信仰的現實狀況。各級黨委、各類高校及學術機構開展了大量的關于大學生信仰問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信仰問題的調查研究,但是這些調查中,從調查結果看,同一問題調查數據差異較大,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生比重這一數據,分別有:64.6%(含信仰和基本信仰)、78.8%、64.5%、62.02%、55.5%等數據,最大相差22.3%;從調查方法上看,普遍缺少對比研究,特別是對不同專業年級、不同生源地、不同政治面貌等類別學生之間的對比,且在這些調查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調查問卷具有引導性、調查樣本代表性不夠等問題。
在已經形成的調研成果中,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4年對山東、廣州、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一些高校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狀況進行調研形成的報告質量較高,成為近幾年研究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問題論文最主要的數據來源,但僅“發放問卷272份,收回269份”1,且距今已7年之久。
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不同群體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狀況,深入分析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運用在今后的工作中,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改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