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論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為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律師法》。其中《刑事訴訟法》確立了以經濟狀況為決定條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與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兩項基本原則，即被告是盲、聾、啞、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

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律師法》則確立了三項重要原則。一是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二是確立了律師的法律援助義務，三是法律援助職能歸屬于司法行政部門。，國務院頒布了我國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規----《法律援助條例》，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確立。作為一項年輕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過窄，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不暢等問題。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我國當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來思考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徑。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窄。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我國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適用于兩類人群，一類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另一類是不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但僅限于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以下簡稱五種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從此規定來看，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除了自訴案件的被訴人外都覆蓋了，范圍不可謂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指定辯護，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間只限于公訴人出庭公訴階段，基于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法律援助條例》對公檢法并沒有強約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相當窄。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來看，絕大多數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僅限于法院指定辯護的五種人，非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當稀少。再從經濟審查標準分析，對非指定辯護的受援人的經濟困難審查是較為苛刻的，一般規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線之上的20%左右，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圍。

2、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機制不順暢。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絕不是法律援助機構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機構在程序上的銜接與緊密配合是非常關鍵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規中涉及此處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實公檢法司四家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時也少有實施細則，事實上造成了有關部門對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視，宣傳不到位，工作不落實。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不知曉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自然也無從保障其訴訟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權缺失的原因

1、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社會對其的認識也

較模糊，還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慈善行為，只是國家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給予經濟困難者的幫助。某些地方甚至將刑事法律援助的職責都推給社會律師，變成全部是由社會律師承擔的義務，沒有將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人權來保障，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這是政府的職責。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僅是由于當事人經濟困難，更在于案件性質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刑事訴訟機制中，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處于當然的弱勢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訴訟事關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的財產權、自由權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權利。因此，對其在訴訟中的權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辯護律師，更應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質保障基礎。

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關鍵不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滿足訴訟需要的一定數量律師），更要有充足的資金。由于對刑事法律援助的認識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現的人財物的匱乏的現象就并不乏見了。如我國法律援助的經費人均不足一角錢、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建立法律援助的專門機構等。以全國法律援助經費為例，其中財政撥款為21712.74萬元，只占當年財政支出（22053億元）的0.0098%。尤其在貧困地區，其法律援助經費完全依賴同樣貧困的地方財政，其結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較為發達的地區，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經費不足、人員編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夠的困擾。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關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規方面，雖然司法部分別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做出了關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規范性文件，并沒有體現在刑事訴訟法中，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即使指定辯護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訴訟過程中沒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權利，也不影響案件的審理與

判決。另一方面，這些文件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不強。各地較少出臺相關細則。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人大制定了《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并相繼出臺了有關實施細則。但對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如何具體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沒有相關實施細則，也沒有建立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與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銜接機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權也就難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現實意義

（一）是履行憲法與國際法的義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為經濟貧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幫助進行訴訟活動的人提供援助以維護其權益的制度在本世紀初已經出現，并已成為多數國家在司法上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項國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國際準則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4條丁目規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權出庭受審并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在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闡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實施，保障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明確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服務權利的范圍。在的《法律援助條例》中明確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在的憲法修正案中，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從上述規定來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應盡的憲法與國際法規定的責任，是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這一點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

（二）是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的需要。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階段，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最為突出的是因“貧富差距”而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顯性化了，從而造成了社會不公平。正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做出的“要在繼續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的講話，解決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已經非常重要，刻不容緩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要通過有針對性的法律機制來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要讓社會的弱勢群體有社會安全感，要讓這些群體在遇到法律問題時，即使他們經濟地位處于劣勢，也會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預見的是，如果沒有法律援助，貧困人員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繼而在實體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這樣一種針對社會弱勢群體而建立的法律機制。

（三）是減少和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貧富不均從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深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消除社會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減少與緩解社會矛盾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也是可以做到的，這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質和特點，法律調整機制一方面能夠獲得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認同，能夠把不同的觀點統一到法律的基礎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另一方面提供了一個給當事人充分陳述自己的根據和理由的途徑，使當事人的不滿情緒有一個法定的發泄途徑，可以減緩社會壓力，化解社會矛盾。法律調整機制的正常運作的關鍵是當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務。我國已經建立了法律服務的市場調節機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獲得法律服務的條件交給了律師的有償服務的市場機制調節。但毫無疑問，這種調節機制是有缺陷的。僅有律師的有償服務機制，就無異于法律只保障“有錢人”的利益，從而導致訴訟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貧困群體無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務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則法庭和監獄有可能淪為貧困階層詛咒社會黑暗不公、滋長反社會和暴力破壞行為的溫床和教室，社會矛盾也將進一步加深。因此，國家要相對應地建立一種對不能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濟保障制度，作為律師有償服務機制不能克服、并且導致訴訟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彌補，這種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構想

（一）在立法上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須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過程的體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處主要在于刑事訴訟的特殊性，刑事訴訟并不局限于法庭審判階段，而是涉及到偵查、提起公訴、審判三個階段。刑事被告人（偵查階段則被稱為犯罪嫌疑人）作為被刑事追訴的對象，則始終處于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獲得的法律幫助，也應反映在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之中。顯然，如果只在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而處于偵查或起訴階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維護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積極意義必將遭受嚴重損害。再考慮到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大部分發生在偵查階段的現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起訴階段獲得刑事法律援助不僅是人權保障的必須，更是一種現實的需要。

要讓刑事法律援助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始終，就要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確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偵查階段被告知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且對未成年人、盲、聾、啞以及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應在刑事偵查階段給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對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的機關規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對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權方面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要使這種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體現，首先要在刑事訴訟法確立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是一種保障訴訟程序公正的必須，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是訴訟程序公正的體現的理念。

其次，擴大強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除目前的盲、聾、啞、未成年人、可能判處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對可能判處五年以上刑罰的被告人，其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給予法律援助，為其免費提供律師服務。對此，一方面，從世界各國的規定看來，五年以上刑罰屬于重罪的范疇，理應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我國的現實條件決定了擴大強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共判處罪犯767951人，其中判處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來，在我國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對訴訟成本的負荷不算重。

再次，對經濟困難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經濟審查標準不能依據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參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質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權，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質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護，是人權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參照最低生活保障來制定受援人的經濟審查標準，其結果將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對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該制度的經濟審查標準時，應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狀況、社會法律服務收費狀況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并要適當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經濟審查標準，從而使大多數無經濟能力去購買法律服務的人能獲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四家的銜接機制。

由于當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四家的銜接機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機構得到公檢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完善這種銜接機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筆者認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銜接機制，首先，要將目前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之間關于刑事法律援助聯合通知這些零散的發文統一到一個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強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這就需要修改刑事訴訟法或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做出有關解釋。其次，各地在執行這種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規定時，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盡、方便受援人且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并將之作為執法檢查的重要內容加以落實。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銜接機制中關鍵是讓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請法律援助的知情權，以及提高效率、簡化相關手續，讓受援人能及時得到法律援助，因此，為了讓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規定相應的制裁措施，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對有關部門處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工作的時效做出嚴格的規定。

（四）加強對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質保障。

一項法律制度落實，物質保障是基礎。如果法律援助機構、公檢法四家缺乏經費，就難以充分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體辦案的律師也不例外，如果連律師辦案的成本都無法支付，長此以來，律師辦案的質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過分依賴社會資助，我國政府應切實負起責任來。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入。對貧困地區，建議由中央財政負擔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現因為身處貧困地區，越需要援助的群體越得不到援助的窘況。二是要落實法律援助專職機構的人員編制，從優待律師，確保有一定數量的律師樂于并認真從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第二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蓮山 課件 w w

w.5Y k J.cO m文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為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律師法》。其中《刑事訴訟法》確立了以經濟狀況為決定條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與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兩項基本原則，即被告是盲、聾、啞、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

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律師法》則確立了三項重要原則。一是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二是確立了律師的法律援助義務，三是法律援助職能歸屬于司法行政部門。，國務院頒布了我國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規----《法律援助條例》，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確立。作為一項年輕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過窄，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不暢等問題。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我國當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來思考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徑。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窄。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我國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適用于兩類人群，一類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另一類是不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但僅限于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以下簡稱五種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從此規定來看，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除了自訴案件的被訴人外都覆蓋了，范圍不可謂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指定辯護，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間只限于公訴人出庭公訴階段，基于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法律援助條例》對公檢法并沒有強約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相當窄。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來看，絕大多數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僅限于法院指定辯護的五種人，非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當稀少。再從經濟審查標準分析，對非指定辯護的受援人的經濟困難審查是較為苛刻的，一般規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線之上的20%左右，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圍。

2、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機制不順暢。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絕不是法律援助機構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機構在程序上的銜接與緊密配合是非常關鍵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規中涉及此處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實公檢法司四家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時也少有實施細則，事實上造成了有關部門對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視，宣傳不到位，工作不落實。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不知曉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自然也無從保障其訴訟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權缺失的原因

1、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社會對其的認識也

較模糊，還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慈善行為，只是國家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給予經濟困難者的幫助。某些地方甚至將刑事法律援助的職責都推給社會律師，變成全部是由社會律師承擔的義務，沒有將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人權來保障，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這是政府的職責。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僅是由于當事人經濟困難，更在于案件性質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刑事訴訟機制中，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處于當然的弱勢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訴訟事關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的財產權、自由權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權利。因此，對其在訴訟中的權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辯護律師，更應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質保障基礎。

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關鍵不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滿足訴訟需要的一定數量律師），更要有充足的資金。由于對刑事法律援助的認識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現的人財物的匱乏的現象就并不乏見了。如我國法律援助的經費人均不足一角錢、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建立法律援助的專門機構等。以全國法律援助經費為例，其中財政撥款為21712.74萬元，只占當年財政支出（22053億元）的0.0098%。尤其在貧困地區，其法律援助經費完全依賴同樣貧困的地方財政，其結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較為發達的地區，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經費不足、人員編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夠的困擾。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 []關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規方面，雖然司法部分別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做出了關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規范性文件，并沒有體現在刑事訴訟法中，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即使指定辯護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訴訟過程中沒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權利，也不影響案件的審理與

判決。另一方面，這些文件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不強。各地較少出臺相關細則。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人大制定了《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并相繼出臺了有關實施細則。但對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如何具體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沒有相關實施細則，也沒有建立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與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銜接機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權也就難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現實意義

（一）是履行憲法與國際法的義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為經濟貧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幫助進行訴訟活動的人提供援助以維護其權益的制度在本世紀初已經出現，并已成為多數國家在司法上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項國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國際準則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4條丁目規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權出庭受審并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在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闡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實施，保障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明確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服務權利的范圍。在的《法律援助條例》中明確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在的憲法修正案中，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從上述規定來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應盡的憲法與國際法規定的責任，是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這一點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

（二）是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的需要。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階段，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最為突出的是因“貧富差距”而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顯性化了，從而造成了社會不公平。正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做出的“要在繼續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的講話，解決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已經非常重要，刻不容緩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要通過有針對性的法律機制來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要讓社會的弱勢群體有社會安全感，要讓這些群體在遇到法律問題時，即使他們經濟地位處于劣勢，也會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預見的是，如果沒有法律援助，貧困人員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繼而在實體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這樣一種針對社會弱勢群體而建立的法律機制。

（三）是減少和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貧富不均從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深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消除社會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減少與緩解社會矛盾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也是可以做到的，這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質和特點，法律調整機制一方面能夠獲得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認同，能夠把不同的觀點統一到法律的基礎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另一方面提供了一個給當事人充分陳述自己的根據和理由的途徑，使當事人的不滿情緒有一個法定的發泄途徑，可以減緩社會壓力，化解社會矛盾。法律調整機制的正常運作的關鍵是當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務。我國已經建立了法律服務的市場調節機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獲得法律服務的條件交給了律師的有償服務的市場機制調節。但毫無疑問，這種調節機制是有缺陷的。僅有律師的有償服務機制，就無異于法律只保障“有錢人”的利益，從而導致訴訟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貧困群體無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務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則法庭和監獄有可能淪為貧困階層詛咒社會黑暗不公、滋長反社會和暴力破壞行為的溫床和教室，社會矛盾也將進一步加深。因此，國家要相對應地建立一種對不能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濟保障制度，作為律師有償服務機制不能克服、并且導致訴訟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彌補，這種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構想

（一）在立法上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須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過程的體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處主要在于刑事訴訟的特殊性，刑事訴訟并不局限于法庭審判階段，而是涉及到偵查、提起公訴、審判三個階段。刑事被告人（偵查階段則被稱為犯罪嫌疑人）作為被刑事追訴的對象，則始終處于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獲得的法律幫助，也應反映在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之中。顯然，如果只在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而處于偵查或起訴階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維護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積極意義必將遭受嚴重損害。再考慮到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大部分發生在偵查階段的現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起訴階段獲得刑事法律援助不僅是人權保障的必須，更是一種現實的需要。

要讓刑事法律援助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始終，就要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確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偵查階段被告知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且對未成年人、盲、聾、啞以及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應在刑事偵查階段給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對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的機關規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對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權方面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要使這種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體現，首先要在刑事訴訟法確立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是一種保障訴訟程序公正的必須，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是訴訟程序公正的體現的理念。

其次，擴大強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除目前的盲、聾、啞、未成年人、可能判處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對可能判處五年以上刑罰的被告人，其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給予法律援助，為其免費提供律師服務。對此，一方面，從世界各國的規定看來，五年以上刑罰屬于重罪的范疇，理應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我國的現實條件決定了擴大強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共判處罪犯767951人，其中判處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來，在我國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對訴訟成本的負荷不算重。

再次，對經濟困難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經濟審查標準不能依據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參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質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權，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質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護，是人權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參照最低生活保障來制定受援人的經濟審查標準，其結果將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對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該制度的經濟審查標準時，應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狀況、社會法律服務收費狀況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并要適當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經濟審查標準，從而使大多數無經濟能力去購買法律服務的人能獲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四家的銜接機制。

由于當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四家的銜接機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機構得到公檢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完善這種銜接機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筆者認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銜接機制，首先，要將目前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之間關于刑事法律援助聯合通知這些零散的發文統一到一個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強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這就需要修改刑事訴訟法或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做出有關解釋。其次，各地在執行這種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規定時，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盡、方便受援人且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并將之作為執法檢查的重要內容加以落實。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銜接機制中關鍵是讓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請法律援助的知情權，以及提高效率、簡化相關手續，讓受援人能及時得到法律援助，因此，為了讓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規定相應的制裁措施，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對有關部門處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工作的時效做出嚴格的規定。

（四）加強對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質保障。

一項法律制度落實，物質保障是基礎。如果法律援助機構、公檢法四家缺乏經費，就難以充分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體辦案的律師也不例外，如果連律師辦案的成本都無法支付，長此以來，律師辦案的質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過分依賴社會資助，我國政府應切實負起責任來。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入。對貧困地區，建議由中央財政負擔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現因為身處貧困地區，越需要援助的群體越得不到援助的窘況。二是要落實法律援助專職機構的人員編制，從優待律師，確保有一定數量的律師樂于并認真從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w.5Y k J.cO m文秘

第三篇：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存根

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編號：（）援刑函字[]第號

領函人：發往單位：

事由：

批準人：時間：

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編號：（）援刑函字[]第號

——————：

本中心于年月日收到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請。經審查，認為被告人（上訴人）符

合法律援助條件，決定予以法律援助。現指派我中心律師到貴處會見件被告人。

特此函告。

法律援助中心章

年日日

附：授權委托書一份

律師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

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專用介紹信

援刑介字（）第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有關規定，現指派法律援助中心律師，前往你處

會見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請予安排。

特此函告。

法律援助中心（處）（公章）

年月日

授權委托書

委托人根據法律的規定，特聘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師，為案件的辯護人。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委托書一式二份，由法律援助中心手持一份，交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

院一份。

第四篇：沉默權制度法律論文

沉默權制度法律論文

沉默權制度法律論文

隨著我國政府簽署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后，引起了各界對于沉默權制度在我國確立的廣泛關注，討論聲此起彼伏。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沉默權尚不具備在我國確立的條件，同時也應看到沉默權現已成為國際人權法確認的一項基本人權，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國引入沉默權是大勢所趨，結合我國國情創造有利條件，從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設的沉默權制度。

一、沉默權的概述

（一）沉默權的含義

關于沉默權的含義，學者們眾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沉默權就是保持沉默的權利；有的學者認為，沉默權就是不說的自由；還有學者認為，所謂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有權保持沉默。對于上述觀點，我認為并沒有很好的詮釋出沉默權的基本含義。我認為沉默權應包括三重含義：一是享有沉默權的'主體'，是'被追訴者'，也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與權利主體相對應的是'追訴者'，即刑事案件中的公安、司法人員；三是沉默權的行使方式是'保持緘默不語'。所以沉默權的含義就是指'被追訴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追訴者（警察、檢察官、法官等）的訊問享有緘默不語的權利'。

（二）沉默權的產生

沉默權最早形成于英國法，已不容置疑，但其思想淵源卻并非來自英國普通法，而是基督教的學說和教義以及歐洲大陸普通法。

早在公元3世紀，基督教信仰就要求對于違反教規者處以公開懺悔，但對于罪過的供認只需要私下進行。《圣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穌對于'宣誓'提出了批評：'你們還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違背誓言，而應當遵守向上帝所起的誓。只是我告訴你們，什么誓也不要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上帝的寶座；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上帝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王的京城。還有，不可指著自己的頭起誓，因為你甚至不能讓你的一絲頭發變黑或變白。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如果再多說，就是從惡中出來的。'這一段話被后來的基督教徒以及17世紀的英國國教以外的教民引用來抵制教會法訴訟程序中的'職權宣誓'，并且竭力反對任何宣誓。這些都表達出一種不公開自我控告的思想。

12世紀以前，在歐洲大陸和英國，神判都是一種主要的審判方法。如英格蘭盛行的'滌罪誓言'、'考驗'、'決斗'等模式。從歷史角度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運動，使英國社會開始重視個人權利，人權意識開始覺醒。立法者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為了不使民眾對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影響社會的穩定，國家統治秩序和利益。基于此，英國才會發生在法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李爾本案。

從'不自我控告'到'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及沉默權又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演變時間。

18世紀初期，律師在普通罪案中經法官許可，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辯護案件的增加，到18世紀80年代，律師在普通罪案中擔任辯護人已經相當普遍。律師對刑事訴訟的廣泛介入導致刑事訴訟構造的轉型，即由傳統的'被告人說話'模式轉向'審查控訴'模式，當事人主義刑事訴訟的基本特征逐漸顯現。在這樣一種訴訟模式下，原來集中于被告人一身的辯護職能與作證職能因律師的介入而分開，被告人在普通法上的沉默權開始在英國普通刑事案件的審判實踐中形成。

（三）沉默權的發展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沉默權在1688年，以英國的'李爾本案'審判為契機，最終確立了沉默權制度以后，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有著廣泛的應用。美國是最早移植這一制度的國家，體現在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不被強迫自我歸罪特權'；沉默權在美國真正確立的標志是：'米蘭達規則'的運用，即在審判之前，警察必須明確告訴被捕者以下權利：（1）他有權保持沉默；（2）如果他選擇回答，他所說的一切都將作為法庭的證據；（3）他有權在審判時有律師陪同；（4）如果他沒錢請律師，法庭有義務為他指定律師。

受英美法系國家的影響，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立法、修正把沉默權引入到訴訟程序中；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6條規定，'依法享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訴的權利，并有權隨時地包括在訊問之前，與由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商議'，'對被指控人決定和確立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許用虐待、疲勞戰術、傷害身體、服藥、折磨、欺詐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日本憲法》第38條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其《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款規定，'在進行前項調查時，應當預先告知被告人沒有必要違反自己的意思進行供述的意旨'。第311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可以始終沉默或對于每個質問拒絕供述'。此外，我國的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刑事訴訟法中也有關于沉默權的相關法律規定。

隨著刑事司法國際化進程的日益推進，特別是各國對保障最低限度人權標準所做的努力，聯合國最終確立了沉默權制度是在1966年第21界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上。沉默權制度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國內法和國際性法律文件、公約上確立，并得到有效的推行，相信一定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按照陳光中教授的說法，'一個問題能夠在歷史上多年來存在著爭議，一個古老的問題在現代法律中能夠作為變革的重要內容，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的生命力以及對該問題研究的必要性'。

二、沉默權與我國現階段國情的沖突

發現真實、公平正義、保障人權、追求效率是各國實現法律價值觀的重要體現，沉默權在世界各國的相繼確立對我國現代法治的改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遺憾的是，沉默權在我國至今還未正式確立起來。在法律上，對一項權利的確認必須遵循現實性和可能性的準則，脫離現實的社會基礎，僅僅從價值、制度的層面上進行探討與論證，其實踐意義是有限的。因此，'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必須與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即使是世人公認的最一般原則，如果脫離了具體情況，也未必行得通'。從這個意義上講，探求中國的社會狀況，分析影響我國沉默權確立的原因，對于我們正確引入和借鑒沉默權有著更大的意義。

（一）我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

實事求是的講，我國傳統的文化觀念對沉默權有著很大的抵觸和抗拒，成為實現其價值的現實障礙。從傳統上說，我國是一個國家本位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國家至上、集體至上的觀念在對國人有很深的影響。中國人普遍的價值觀是：先有國后有家，先有家后有人；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是一脈相承、緊密相聯的；當出現相互矛盾、相互沖突時，應本著先國家后集體，先集體后個人的原則進行調節。由此導致個人的權利意識極為淡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與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分不開的。'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在自給自足和血緣關系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東方式農業社會。以農業文明為依托，以家庭血緣關系為根基的宗法社會，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表征'。這種社會形式存在了兩千多年，在這種封閉的自然經濟形式下，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在這其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家長、封建主是生產和消費的決定者，而其他社會成員則是作為他們的附屬而存在的。這種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價值觀強調的是個體對主體的依附性和從屬性。

于是在處理個體與個體、個體與一定集團以及個體與國家的關系時，占支配地位的原則是以服從為中心，以義務為本位。從而造成作為社會個體的每個獨立的人'都生活在一個范圍寬泛、內涵復雜甚至捉摸不定的'義務叢'中，對君主的義務、對主人的義務、對所依附的社會集團的義務、對社會的義務、對國家的義務、對丈夫或父母的義務、對親族或宗族的義務。這些義務往往是片面的，即沒有權利相對應。天長地久，則導致了每個個體心理、觀念乃至人性的'義務化'，即義務感是個體人格、心理和意識的主導因素'。

在這種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中國人的個性被泯滅了，為了符合其在'義務叢'中的各種角色要求，只能循規蹈矩，而不是發展個性、實現權利和追求自由。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我國實行的是純之又純的計劃經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一體化和秩序化是我國社會的中心價值取向。

在這期間，所進行的社會變革更多地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并沒有實現思想和文化上的變革。從社會關系來看，'高度集權的政治結構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控制所有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黨政權力全心全意所追求的只是社會秩序和鐵板一樣的計劃，個人只是作為實現國家目的和政府經濟計劃的手段而存在'。因此，在當今中國，除了被追訴人的利害關系人和部分媒體、學者以外，旨在對被追訴人進行保護的沉默權引不起社會的廣泛興趣，立法機關對這樣一個大多數群眾不甚關心的沉默權也缺少關注，整個中國社會缺少建立沉默權的內在動力。

（二）刑事犯罪率高的影響

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刑事犯罪突出，犯罪率居高不下，社會治安狀況不時出現惡化，大的惡性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尤其是一些暴力犯罪、有組織的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智能型的犯罪和跨國性的犯罪日益猖獗，犯罪率不斷上升，人們缺少一種普遍的安全感。據統計，從1994年開始，我國的刑事犯罪案件數量穩定在170萬件左右。1994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公安、安全提請逮捕犯罪嫌疑人598633名，提起公訴570693名，比1993年分別增加12.4%和18.9%，1995年比1994年又上升了12.67%。與此同時，重特大惡性刑事案件頻繁發生。檢察機關查處的國家公職人員職務犯罪大案增多，腐敗犯罪沒有得到根本遏制。

上述情形表明，需要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提高辦案效率。犯罪嫌疑人的如實供述會加快偵破案件的進度和訴訟進程，且與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相比，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有利于司法機關準確、及時的查明案情，正確處理案件，從而能對犯罪保持高壓和高效的打擊，以更有效的遏制和減少犯罪的發生。在司法實踐中有大量的犯罪案件是依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而獲得線索并得以偵破。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交待獲得犯罪線索17176件，揭發他人涉嫌犯罪的線索73867件。

（三）刑事訴訟制度本身的缺陷的影響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承擔如實供述義務，這與沉默權制度直接對立。'如實供述'被運用于偵查、檢察和審判三個階段, 無論追訴者在哪一階段保持沉默或拒絕回答官方問題都被視為態度不老實，是抗拒的表現，在證據足以定罪的情況下，對于被告人將根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從重處理。即使《刑事訴訟法》第32 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種證據'。第35 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沉默權。

相反，實踐中對于強制取得的口供能否作為起訴和審判的依據，法律上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而司法實踐中并不完全排斥這類證據的使用，從而使得禁止強行取得口供的規定未得到有效落實、刑訊逼供現象屢禁不止。可見，沉默權這一'舶來物'，在我國還面臨著立法障礙。在立法未修改之前，我國不會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沉默權。

（四）偵查手段局限性的影響

在任何國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都是最重要的證據來源，雖然從理論上說，沉默權可以促使偵查機關偵查方式的改變，去努力獲取其他證據，但在實踐中，對某些犯罪案件如賄賂案的揭露和證實，口供是不可缺少的。此外，偵查機關偵查方式的改變還要受到包括自身條件等各種因素的制約。

我國刑事偵查資源不足，特別是科技含量、物質條件以及人員數量、素質等各方面的不足，使得在實踐中破案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口供來解決。而沉默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獲取口供的難度，使得取證變得更加困難。因此，對于我國所處的上述現狀來看，偵查手段的局限性，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沉默權在我國的推行及發展。

（五）我國的律師制度的影響

在我國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刑事案件，僅有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代為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律師要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可以決定是否派員在場；而偵查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卻不能在場。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權，律師根本不能從中保護其合法權利。

此外，刑訴法規定公訴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司法實踐中，律師一般對婦女、兒童提供法律援助的較多，而為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則很少，在這種情況下行使沉默權，被告人的權益很難得到真正地保護。

三、建立健全有中國特色的沉默權制度

如前所述，沉默權的產生和發展有著特定的歷史條件，沉默權并非一項完美的權利，其引入也并非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是，對沉默權的引入是我國法治發展的趨勢。我們應當看到，在當前有限的司法資源的前提下，尚未建立相關配套制度，貿然引入沉默權必然會導致刑事案件偵破效率的降低以及訴訟成本的加大。因此，在實現沉默權的道路上必須循序漸進，逐步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所以筆者認為：對沉默權的建立并不僅僅是刑事訴訟法的完善這么簡單，需要由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兩級法律予以全面肯定方能真正建立，并且其法律實踐效力的產生及弊端的避免還需要一定的保障、配套機制來加以完善。

（一）相關法律的完善

1787年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1982年的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7條規定：'每個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除非依據基本正義的原則，不得剝奪'。1946年日本《日本國憲法》第38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出于強制、拷問或脅迫，或者經過不適當的長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為證據；任何人如對其不利的唯一證據為本人口供時，不得定罪成科以刑罰'。

縱觀世界主要國家憲法對人權的保護，筆者認為在我國的憲法中明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為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在《憲法》第41條規定后增加第42條規定，具體內容：'尊重與保護人權；任何人在被人民法院最終認定有罪之前，都處于無罪的訴訟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法律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從訴訟角度看，無罪推定原則是構筑現代民主訴訟的重要支柱。因此，首先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才能使'沉默權'有其理論基礎和保障的前提。其次，強化刑事訴訟的民主化及對公民權益的保護，要堅決改變過去常常把訊問當作是強制措施的自然延伸的做法。要做到：

第一，限制訊問時間，明確對犯罪嫌疑人連續訊問的時間界線，特別是要保證在押人員飲食、飲水、休息等基本的生理需求。

第二，禁止夜間訊問，確屬需要夜間訊問的，也應當在手續和程序上予以嚴格控制。

第三，對訊問過程的監督和控制。在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逐步建立訊問監控系統，采用同步錄音方式，等等；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盡量減少非正式偵查人員實行訊問。最后，應加大對庭審制度改革的力度，可以參照日本的《刑事訴訟法》第311條'對起訴書的認可與否程序和提問被告人'制度取代目前我國所采用的'訊問被告人程序'的制度。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下列特殊案件、情形中不得行使沉默權：（1）危害國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黑社會性質、恐怖組織犯罪；（4）貪污受賄罪；（5）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發時間內在現場出現的；（6）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時犯罪或者逃離犯罪現場的；（7）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衣服、住處、車輛、電腦和隨身攜帶物品中發現有贓物、作案工具或可疑痕跡的；（8）情況緊急的。

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的刑事政策，鼓勵犯罪嫌疑人自首或坦白的供述，這與沉默權制度并不矛盾。警察不得采用刑訊逼供以及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強迫犯罪嫌疑人供罪，但如實坦白其罪行理應受到鼓勵。即使犯有重罪，只要能自首或坦白認罪，也應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給犯罪者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樣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符合人道主義的要求。

過去的種種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的政策被扭曲，即該從寬的沒有從寬，該嚴懲的卻逃避了嚴懲。無論如何不能拋棄這一項行之有效的政策，而應當糾正偏差，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

（二）刑事訴訟法中相關制度的完善

權力之所以能成為權力，必須要有保障權力正常行使的法律機制，否則該權力在實踐中只是一句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是法律對沉默權的一項保障措施，以排除司法機關非法取得的口供證據及其他證據的采用，防止'毒樹之果'在刑事訴訟中盛行，來保障沉默權的行使。

第一，在證據制度上：實現由'口供中心主義'到'證據裁判主義'的轉變；

第二，在證人作證制度上：加強對證人權益的保障，加大對拒證證人的懲罰，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增加'證人作證豁免權'的規定，允許在特殊情況下對證人進行'證據豁免'或者'罪行豁免'；

第三，在證明標準上：實行'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摒棄絕對真實的觀念；

第四，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自白任意規則。

加大律師對刑事訴訟的介入程度，行使辯護權，有利于保障控、辯雙方的適當平衡，確保訴訟的公正，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是尋求長治久安的治本之道。在目前我國的刑事訴訟現狀中，律師介入不足是一個明顯的缺點，尤其在偵查階段，我國律師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這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維護。

實踐表明，刑訊逼供、誘供等強迫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的侵權行為主要發生在偵查階段，從國際司法實踐中看，律師的提前介入、便利的會見制度、訊問時的在場權等是維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不受侵犯的有效措施，尤其是訊問時的在場權，能有效地防止非法訊問的發生，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是很好地保障。因此我國應當完善律師對刑事訴訟過程的全面監督權，減少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約束規定，逐步賦予律師訊問時的在場權及其它權力。

（三）其他相關制度的建立

沉默權的建立不僅要對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完善就可以建立的，還需要其他相關制度的配合實施，才能更好的實現沉默權。

1．建立和完善對犯罪嫌疑人獨立的羈押管理機制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法院判決宣告有罪前，一般均處在各地看守所的羈押之下。看守所名義上雖然是各地政府的看守所，但在實際上處于公安機關統一主管和領導之下，看守所的工作人員也是各地公安機關的正式民警，各級公安機關均把看守所當做自己的內部科室進行管理。

改變目前監管機制，羈押的決定機關與執行機關應分離。該制度在許多國家是一項比較通行的制度，有利于保證和落實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考慮設立一個獨立于公安機關的中立機構對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人身檢查。對嚴重的違法取證行為，如刑訊逼供，向有關機關提出處理建議的權利等。

2．建立辯訴交易制度

辯訴交易制度是指控辯雙方就案件的某些問題進行交易，控方為了讓被告人認罪以減少訴訟環節，而辯方則為了獲得不起訴或以輕罪起訴的減輕處罰而進行的。在西方國家現行的辯訴交易制度是一項試圖通過對犯罪處罰程度的改變而鼓勵真正的罪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放棄沉默權，主動認罪的法律制度，在實踐中已有效證明，辯訴交易制度能夠減少沉默權導致真正罪犯認罪率降低的副作用，又不會破壞沉默權制度的立法目的。

在我國實行辯訴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減少訴訟環節，降低訴訟成本，有利于沉默權在我國的實現。

3．建立沉默權的告知義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道自己的權利是行使權利的前提條件，因此在偵查階段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在犯罪嫌疑人被羈押后第一次被訊問前履行權利告知手續。沉默權的告知方式一般采用口頭方式，但有些時候告知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如為了避免事后在是否告知沉默權問題上發生爭執，則必須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先準備好的書面材料上簽名，表示自己已知道這一權利。

關于告知的內容，立法時可以參考美國的'米蘭達警告'，主要有以下內容:'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說的一切都可以并且將會在法庭上用來反對你；你有權跟一名律師商談一下，并且在審訊你的時候由律師

陪同在場；如果你沒有錢請律師，并且希望有律師代表你，將會免費給你指定一名律師。我向你解釋的這些權利，每一項你都理解了嗎?知道了這些權利之后，你愿意現在跟我們交談嗎?'這些內容既包括了權利告知，也包括對是否放棄權利的提問。

（四）加快司法獨立改革

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依據法律事實。依照法律的規定對案件做出公正的判決，而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個人的干涉。雖然我國的憲法、三大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以及法官法都有'法院依法獨立審判，不受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的相關規定。但因其規定的司法權的有限性和非完全性，目前我國法院對政府的依賴程度還很高，特別是我國目前還未確立對法院的中央財政預算劃撥機制，在人力、財力、物力三方面都由政府所決定，必須依靠地方政府財政的支持，導致司法機關在地方各級黨委、人大以及政府甚至包括行政機關等的干預下顯得無可奈何。雖然對司法獨立的呼聲很高，改革也正在進行當中，但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法院和司法無法完成完全的獨立，還要進行艱苦的奮斗才可能達到獨立王國。盡快實施司法獨立才能樹立公民的法律信心和民主信心。

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改革都要受到國家政治、經濟、社會諸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同樣，沉默權作為當今司法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其實施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國引入沉默權制度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只有實際考察，深入的分析，結合我國現實的國情、立法現狀和精神等，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注意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均衡，沉默權制度和相關配套制度改革的同時進行，才能確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沉默權制度得以真正實現。）

第五篇：刑事庭審制度研究 書評

《刑事庭審制度研究》書評

該書作者龍宗智是一位跳躍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人物”，他一方面堅信現代法治理論，憧憬中國法治的春天；另一方面，又限于國情，舉步唯艱。沉默權、陽光法、檢警一體化等等美好的理論設想“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他編寫的《刑事庭審制度研究》一書是他在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司法制度研究方向內得出的重要成果。庭審是刑事訴訟的中心和重心，建構合理的庭審制度理論對于刑事訴訟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礎性的價值。而且新型事訴訟體制下的庭審環節，是各種矛盾和沖突的集中體現。通過探討庭審的基本理論以及現實中的矛盾和沖突，研究整體上的制度協調和微觀意義的制度填充，對于新的刑事訴訟體制的完善和有效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章節梳理

本著作共分10章，前四章論述庭審制度的一般性問題，如庭審的要素、功能和價值目標；庭審的基本原則和原理；庭審制度的前現代類型和現代類型時勢比較研究；關于中國新的庭審方式的特征與模式等，可謂“總論”。后六章則屬于“分論”的內容。分別論述庭前的公訴審查和證據開示程序，庭審調查和辯論程序的基本問題，法庭公訴和辯護中的問題。爾后，對庭審調查的重點和難點——人證調查進行了專門研究，對法官的審理和裁判作了專門研究。

第一章序論共包括三節。第一節是庭審的構成和法庭的設置，具體來講包括庭審的構成要素，庭審設置的社會學和符號學意義和法庭位置及其文化心理分析。在第二節和第三節中分別論述了庭審的功能和價值目標以及庭審制度研究的意義。

第二章的具體內容是刑事庭審的原則和原理。在第一節中闡述了刑事庭審的結構原則。其中就是我們熟悉的四個方面：法官獨立、法官中立、司法至上和訴辯平等。在第二節中就是我們老生常談的刑事庭審的審理原則，也即審判公開、直接言詞、辯論質證和集中審理原則。第三節是刑事庭審的四個裁判原則：訴判同

一、證據裁判、依法裁判和有利被告的原則。第三章是庭審結構類型比較研究。在兩節中分別從前現代刑事庭審結構和現代刑事庭審結構兩個時間段的視角對審判結構的比較評價。第四章是對我國刑事庭審方式的特色與模式基本問題的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完善刑事庭審制度的目標模式及路徑。第五章進入到了庭前程序研究，包括庭前審查程序研究和證據開示程序研究。第六章庭審調查和辯論程序研究在證據調查的順序與方法、被害人作為公訴案件當事人制度評析、對物證、書證等非陳述征據的調查、關于訴訟異議與訴訟辯論、關于證據移送和庭后“廢話審判”及相關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論述。隨后的第七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該章花了四個小節具體闡述了人證調查特別研究。征人出庭作證及其制度完善、書面證言的運用與直接言詞原則的變通、書面供證與當庭供證相矛盾時書面供證的運用、人證調查方式之一：交叉詢問和人證調查方式之二：對質詢問。在隨后的文章中，筆者也會著重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解讀。

第八章法庭公訴與辯護研究從公訴變更的意義及立法的疏漏上演繹公訴變更權的歸屬和公訴變更的程序兩個問題。第二節是關于檢察官的量刑建設。作者從英美法系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和大陸法系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再到我國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問題這樣推進的方式進行解答。第三節是關于刑事僻護及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界限。第九章的第一節說明法官的審理權力和責任并在下一節中進行了法官認證問題的研究。第三節中法官庭外調查核實證據分別論述了庭外調查核實的性質和意義，條件與范圍和所采用的手段及其處理。在最后的第四節是關于我國陪審制度模式的選擇。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陪審制度模式功能分析中總結歸納，并談論了我國陪審制度模式與路徑的選擇。第十章刑事判決研究。首先是第一節，關于判決改變罪名問題。第二節關于“不負刑事責任”的判決方式，第三節關于判決書應加強判決理由，說明判決理由的意義和實務中的問題。第四節關于刑事判決的既判力的主要內容就是 “一事不再理”原則及其意義、實現方式和中國刑事訴訟貫徹“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問題。

通過對各個章節基本問題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龍宗智先生這本書從理論到實踐，結合實際再回到書本的特色。刑事庭審，是指法官在其他訴訟關系人的參與下在刑事法庭以特定方式審理刑事案件的活動。為實現其功能，法庭審判應具備四大要素：(1)主體要素。法官與控辯雙方是庭審訴訟主體，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因起輔助作用是庭審法律關系主體，法官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庭審主體；(2)客體要素，即刑事案件；(3)時空要素。庭審進行于特定時空，莊嚴性為其空間特性，連續性為其時間特性。法庭設置方式屬于“法院生態學安排”的內容，可以反映庭審的精神和結構；(4)方式要素。法官和其他庭審主體采用哪些步驟、行為和程序以推進和完成庭審。刑事庭審文化是基于一定歷史生活條件產生的、并能決定一定時期刑事庭審的地位、功能、范式、運行的群體觀念。刑事庭審文化具有社會物質條件決定性、群體性、刑事庭審決定性、恒定性等特點。刑事庭審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對刑事庭審進行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有利于刑事庭審功能的全面發揮，有利于刑事庭審制度的完善。

訴訟是控辯審三方以特定形式組合，并以法庭為主要空間展開互動關系的一個法律構造。而庭審法律制度構筑了特定的法的空間。我國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對審判制度尤其是庭審方式進行了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改革。近七、八年來的實踐，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制度體驗，而且時間的流逝形成了一定的距離，便于對當時的制度改革進行比較從容的評價。

二、刑事訴訟的一般原理

庭前審查程序的設立有其理論上的基礎。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由刑事訴訟價值論及刑事訴訟構造論構成。前者以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及其刑事訴訟中的沖突和選擇為研究對象；后者以由一定的訴訟價值觀所決定的，通過一系列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關系及其矛盾與矛盾之調和為研究對象。刑事訴訟的所有實踐，均建立在刑事訴訟的價值和構造原理之上。任何一種刑事訴訟模型，其運作都是圍繞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而展開的。在決定刑事訴訟的具體模型時，無法回避的困難是，一方面，刑事訴訟必須通過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發現犯罪、證明犯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從而實現刑法的任務；另一方面，刑訴法又應當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和規則，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處罰和保障對罪犯進行公正適當的處罰。任何一種刑事訴訟法都不會選擇單一的目的，但是，在對待懲罰和保障的相互關系上，可總是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表現為刑事訴訟模式的不同。當事人主義模式重在保障，訴訟的主動權委諸當事人，當事人在訴訟中居于主體地位；職權主義模式重在懲罰，國家專門機關掌握訴訟主動權，在訴訟中居于主導地位。

刑事訴訟的理想狀態當然應該是懲罰和保障的絕對平衡，但是，這種狀態很難達致。正因如此，理論和實踐中的紛爭才不會平息．如果把問題簡單化，那么，我們更常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兩種目的發生了直接沖突，哪個目的更值得維護。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刑事訴訟的發展有一條清晰的脈絡，那就是，懲罰目的從來沒有被放棄，而保障目的越來越被突出。今天，我們對于嚴刑峻法和刑訊逼供的徹底否定，就是對歷史結論正確性的鐵的證明。刑事庭前審查程序，是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階段性程序。毫無疑問，在這一程序的構建中，也會有訴訟目的間矛盾的顯現與調和，也必然要把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關系作為程序內容安排時的出發點。

亞里士多德說：人不是神，讓人來裁判案件，就會在理性中滲入獸性。因此，法官碰到了許多上帝碰不到的問題。一方面，案件的事實如何查明，特別是如何把握客觀的事實在主觀中的凝固，這成為法官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主觀印象痕跡和客觀物質痕跡中去探究事實真相的道路是崎嶇的，法官必須要穿過“懸置于真幻之間的‘羅生門’”，甚至有時還要通過“直覺---靈魂之眼”才能確定事實的真相。

庭前程序的改革向貫徹排除預斷原則邁進了一大步，同時照顧了新舊制度的銜接以及司法的現實，但仍存在問題：庭前法官了解案情不全面可能造成“預斷的扭曲”，庭前審查的內容不確定，以及實體審查不能排除而可能導致新的“庭審走過場”。庭前程序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建立控辯雙方的證據開示程序，證據開示是實現訴訟的公正與效率的重要舉措。

三、庭前審查程序的價值體現

公正與效率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追求的耳標。公正與效率也一直是刑事訴訟的兩大主題，是一對相互依存的價值范疇。在某種意義上，公正與效率都能反映保障與懲罰的目的，但它們沒有一對一的對應關系。公正，既要保障被告人，也要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對真實罪犯恰如其分的懲罰，才是全面的保障；效率，絕不意味著不擇手段地完成刑事追訴，也包含著盡早讓無罪的人得到解脫前的羈押。在當代社會，由于司法資源的稀缺，除了公正，效率也已成為衡量刑事訴訟是否科學與文明的另一重要尺度。在刑事訴訟中，一方面，國家投入刑事訴訟中的司法資源的多寡要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其數量總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國家為懲罰犯罪、保護人權，必然要通過訴訟程序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并為此付出相應的司法資源。由于現代社會矛盾增多，犯罪現象呈現上升趨勢，從而生成了司法資源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兼顧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使之由緊張趨向緩和，因此也就成為了刑事訴訟改革所必須率先破除的一個“瓶頸”。即如羅馬法在其開篇給公正（正義）所下的定義：“長期和永恒的決心，要給每個人應得的東西。”而從刑事的角度講，公正就是一種對應關系和因果關系，指恰如其分地懲治那些應該懲治的，保護那些應該保護的。

對庭前審查程序而言，一方面，司法效率是庭前審查程序對外部環境的一種要求，即要求司法資源在庭前和審判環節之間進行分配時，庭前審查程序不得受到損害。庭前審查程序的功能性。庭前審查程序的功能定位，就是我們在設計該程序時希望其發揮的作用。一般來說，庭前審查程序應具備以下兩方面作用：第一，抑制公訴，防止不應追訴的案件輕易進入審判程序。這是庭前審查程序的主要功能。它體現了審判權對公訴權的監督，通過審查公訴行為，防止公訴權的濫用，保護公民的免受不當追訴的權利。第二，為庭審做準備，這主要是要求庭前審查程序能起到初步展示證據、整理爭點、明確待定事實等一系列旨在保證庭審順利、高效、公正地推進的作用。筆者認為，庭前審查程序本身并不必然生成前述不足。縱觀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在正式進行法庭審理前，都不同程度地實行庭前審查制度。例如德國的“裁判是否開始審判程序”；法國的“二級預審制度”等等。這些事實亦說明，合理、科學的庭前審查程序是能夠發揮其功能性的。需要去做的只是將目前的刑事庭前審查程序進行必要的改進，發揮其最大的功能。

1212唐磊；‘刑事庭前準備程序的法理分析h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126頁．4.秦宗文：‘論我國的庭前審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1期，57頁． 當前研究庭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庭審是訴訟程序的中心。刑事庭審是實現正義的工具，我國有學者主張“訴訟程序只有擺脫它對結果的依附地位，才能夠成為獨立的正當性的源泉。”刑事訴訟確實負有查明案件事實的使命，但刑事訴訟同時承載著制約司法機關損害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在內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合法權利的使命。“法院認為自己是使個人權利遭到政府濫用職權之害的保護人。”不論是被告人最后被認定為有罪還是無罪釋放，只要程序按照人們認可的立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刑事訴訟的進行就完成了其使命，人們寄托于刑事訴訟中的正義理念就得到實現，而不是取決于部分人事先所預期的這樣或那樣的結果。因而，獨立于結果以外，程序本身體現正義。

43四、庭前審查程序的一般原則

庭前審查程序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其模式設計和運行必然在一定法律原則的引導下展開。防止預斷原則。從心理學角度講，預斷、偏見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事人的思維和判斷。“由于法官的證前可能性，形成于對當事人的確提出諸多證據的審理基礎上，因而變得越來越不準確，最終令訴訟過程的準確性大打折扣”。因此，合理的庭前審查程序必須遵循防止法官預斷的原則。法哲學家戈爾丁將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的要求就是法官的中立性，這種中立性具體化為三項內容：“（1）‘任何人能不能充當有關自己案件的法官’；（2）結果中不應包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支持或反對某一方的偏見。” 6

5五、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現狀分析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對公訴案件的庭前審查程序作出了兩項修改：其一，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后，我國的刑事訴訟逐漸由原先的職權主義模式轉變為以當事人主義為主導、職權主義為補充的新型混合式訴訟模式。其二，廢除了1979年刑事訴訟法關于法院在庭前審查后可以將案件退回檢察機關補充偵查、要求檢察院撤回起訴以及法院可以進行庭前調查的規定。庭前審查程序的改革，為旄行由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的庭審制度創造了條件，促進了庭審的實質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官的先入為主。

（二）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設想

一個完整、合理的庭前審查程序，應當能夠實現兩項價值、揉和三種功能。兩項價值，即公正與高效；三種功能：即促進審判中立、選擇程序適用、明確事實爭點的功能。每一種功能主要由不同的具體制度來承擔，同時，各制度間需有一個整體上的協作、配合，使公正、高效的價值目標得到統合。刑事庭審這一訴訟活動，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儀式之一，社會民眾已經將信仰賦予其上、融于其中，刑事庭審的啟動就是民眾信仰的實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就像人們永遠不能忘記法西斯的反人道罪行一樣，在法制的建設 3

宋英輝主編：《刑事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 頁.[美]喬治·W·皮尤：《美國與法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較》，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第38頁.5 [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徐聽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頁． 6 [美]戈爾丁著，齊海濱譯：《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頁.7張軍、郝銀鐘：《刑事訴訟庭審程序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87頁.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設計和操作上，我們不能患所謂的“民族健忘癥”，而要始終記住這些歷史的教訓，警惕那些具有野蠻殘暴和反理性特征的司法審判重演。針對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現狀，當前，急需考慮設立和完善三項主要制度：

一、建立預審法官制度

防止公權利的濫用，避免不必要甚至錯誤的追訴，保障被追訴人的權益，就必須完善我國公訴權的制約機制。立足國情、探究實況，我國的權力制約體系中，最有效的當屬權力對權力的控制，這種類型的控制通過程序的規定及運作來實現。現代法治國家之所以強調限制權力，根本的動因是：“一個被授予權力的人，總是面臨著濫用權力的誘惑，面臨著逾越正義與道德界線的誘惑。”建設預審法官制度后，預審法官主要負責以下工作：指令控辯雙方在法定期限內提出本方的案情陳述。預審法官在對控辮雙方提交的有關材料進行審查后，應當集中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決定是否開庭審判及是否改變管轄；(2)整理和明確訟爭議要點；(3)解決證據保全、證據可采性、證據展示及其他與證據有關的法律問題；(4)決定案件是否分流及審理案件應適用的程序；(5)其他為庭審而作的準備工作。

二、建立證據開示制度

所謂證據開示是指在刑事訴訟審判過程中，控辯雙方根據法律規定對其所掌握的證據材料，依照一定規則進行的相互告知、交換、查閱的訴訟制度。第一，先從法律價值的角度看，設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然后，證據開示制度是對抗制庭審方式的必然要求。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已由職權主義轉變為以當事入主義為主導、職權主義為補充的新型混合式訴訟模式。

三、完善刑事案件簡易程序

完善刑事案件的簡易程序，是為了完成案件的繁簡分流。如果把普通程序理解為唯一的正式審判程序，那么，簡易程序理所應當被認為是一種案件的審前處理方式。我國的刑事案件簡易程序是指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刑事案件時，針對某些特殊類型的案件而適用的較普通程序更加簡單的訴訟程序。刑事庭前審查程序，是以程序正當為前提，以審判高效和順暢為追求，以妥當控、辯、裁三方的關系為特征的而建構的一種程序。當然，這一程序能否如愿建立、如何建立，還要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其中最主要、最困難的，是對之具有決定作用的刑事訴訟價值觀的形成。8

六、結語

由于掌握的資料不足、個人的感悟有限等原因，本文對某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還可能沒有觸及，或者僅僅淺嘗輒止，對有些問題論述不透不深，但我會以這篇論文為起點，繼續致力于對該書的深入研究。希望本文對于本人在學習研究我國正在進行的刑事證據立法以及刑事庭審方式改革的深化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取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頁．

參考文獻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取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頁．

[2] [美]戈爾丁著，齊海濱譯：《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頁.[3] [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徐聽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頁．

[4] [美]喬治·W·皮尤：《美國與法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較》，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第38頁.[5] 宋英輝主編：《刑事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 頁.[6] 秦宗文：‘論我國的庭前審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一期，57頁． [7] 張軍、郝銀鐘：《刑事訴訟庭審程序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87頁.[8] 唐磊：‘刑事庭前準備程序的法理分析’,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126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