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宋刑事控告制度比較研究

唐宋刑事控告制度比較研究

作者：羅暉

[摘 要]唐宋時期不僅是我國古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鼎盛期，而且也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兩座高峰，均對后世及周邊國家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因宋律脫胎于唐律，受唐律影響較深，因而以往學術界對宋律評價不高，甚至采取一味貶斥的態度。其實，只要我們將唐律和宋律稍加對比，就可發現盡管兩者淵源關系極為明顯，但畢竟又有許多不同。本文擬從刑事控告的角度對唐律和宋律進行一些對比研究。其著眼點不在于區分兩者的高下，而是期望通過這種研究，探討一下中國古代刑事控告制度的一些特征及其發展演變規律。并期望對完善當今我國的刑事控告制度有所幫助。

[關鍵詞]唐朝 宋朝 控告制度 比較研究

一、唐宋刑事控告的形式

（一）唐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刑事控告是引發刑事訴訟的重要原因和步驟，也是國家司法機關獲取犯罪事實和證據的重要來源。唐代的刑事控告，從其主體看：主要有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告訴、其他人告發和官司糾舉這三種形式。

首先是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告訴。這是唐代最常見，最普遍的一種控告形式。由于被告人是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者，對犯罪事實也最為了解，因此，賦予被害人控告權，既是維護被害人權益的有效法律手段，也有助于司法機關及時、準確地查明案情。當被害人死亡或不具備控告犯罪的行為能力時，唐律也賦予被害人家屬控告權，以作為被害人告訴的有力補充。

其次，其他人告發也是一種普遍的控告形式。它是指當事人及其家屬以外的人就其所了解的犯罪情形向司法機關檢舉、告發，其主體包括犯罪人的同伍、被害人的同伍、比伍以及其他與案件無關的人員。由于這些人員或者在居所方面有了解犯罪的便利條件，或者因同保內負有相互監督的義務以及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唐律明文規定他們享有刑事控告權，以保證及時地懲治犯罪，維護統治秩序。

再次則是官司糾舉制度。它包括有兩種情形：一是行政官吏的舉劾?！短坡?。斗訟》規定，諸監臨、主司得知部屬以內有犯法者，必須舉劾。“監臨謂統攝之官，主司謂掌領之事，及里正、村正、坊正以上。”[1]二是監察官吏的彈劾。擔負監察職能的御史官吏專門糾彈中央及地方百官的違法失職柔件，重大案件則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侍御史宜接向皇帝進行彈劾。

（二）宋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宋代統治者承襲唐制，不僅借鑒和繼承了唐代刑事控告的方式，而且還對其做出了相當的發展。例如：

1、在被害人自訴方面，宋統治者一直允許和提倡被害人及其親屬控告犯罪，而且還為被害人提供了各種便于控告的條件，除了可向當地行政機關投訴外，在中央設立了鼓院、檢院和理檢院等機構。淳化四年（993）十月，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丟失了一只小豬，太宗下詔賜千錢償其值，并對宰相說：“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2]這一事例雖然比較特殊，但也說明宋統治者對自訴的重視程度。

2、對于其他人告發，宋代的規定較唐代更為詳細。首先，其規定了只要了解犯罪的人都可以告發的制度。真宗乾興元年（1022）十二月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3]其次，官府對告發某些犯罪行為者進行錢物獎勵，有時甚至是高官厚祿，以吸引一般人告發，史稱為“募告”。如太宗淳化元年（990）八月下詔“募告者賞之”，以打擊嶺南殺人祀鬼活動。[4]

3、同時，宋統治者針對一些危害性特大，有可能威脅其統治地位的犯罪，強迫人們告發。對隱瞞不告者進行有伍保連坐、同僚連坐和同居緣坐等處罰。如《宋會要輯稿》就規定同保內又犯強竊盜、殺人、放火、強奸、略人、妖教蠱毒等知而不告者連坐，其余事不干已者，除法律許諸色人陳告外，皆不可論告，知情不知情，并不可罪。[5]

4、而官司糾舉制度可謂是宋代統治者對唐代控告制度一個大的發展，其在宋代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不僅改革了監察機構，使其更充分的發揮作用。還設立巡查制度并促使各級行政長官相互察舉，從而構成了一套嚴密的官司糾舉網。其表現為：

第一，宋統治者設立臺諫這樣一個機構，合并了唐代的御史臺和諫院。在組織上臺諫合一，臺諫官由皇帝任命并對皇帝直接負責，以便毫無顧慮的對包括宰相在內的所有官員進行彈劾。

第二，擴大皇城司的權力范圍，以加強對京畿地區犯罪的糾察。高宗紹興三年（1133）事一月二十一日詔“皇城司系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6].其職責范圍是：“自非奸盜及民俗異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聞”。即監視對象是有關強制機關所遺漏的奸盜及民俗異事。

第三，同時，宋統治者為糾察官員的失職行為，尤其是貪污腐敗等職務犯罪行為，建立了相互察舉制度。使每位按察官員在糾舉別人的同時，也在別人的監督之下。其后在李昭杞等人提出御史與監司“互察”之議后又形成了官司與官司之間的互察之制。按李昭杞所言其有“使郡縣復于監司，監司復于御史，御史致其狀于宰相，則天下郡縣都可指掌而議，可倭指而分”之利。

二、唐宋關于刑事控告的縣體規定

鑒于刑事控告對被告人及其當事人以及整個政權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關系重大，唐宋統治者對刑事控告的具體制度都特別予以重視，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控告的具體制度，并在統治者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下予以實施。

（一）強制控告制度

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證及時地懲罰犯罪，唐律規定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知情者應承擔控告的義務，知而不告。就要承受法律制裁。具體規定如《唐律。斗訟》：“諸知謀反大逆者，密告隨近官司，不告者，絞。知謀大逆、謀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輿及妖言不告者，各減本罪五等。”[7]對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些危害封建政權及皇權的嚴重犯罪，唐代統治者強制知情者“密告”，有違犯者非“絞”則“流”，任何人不得例外。

再如“諸強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著家人同伍單弱，比伍為告。當告而未告，一日杖六十?！盵8]對于強盜、殺人這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唐律不但強制受害人及其家屬告發，而且要求被害人之同伍、比伍承擔告發義務。

還有“諸監臨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三等。糾彈之官，減二等。即同伍保內在家有犯，知而不糾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9]各級行政官吏對其部屬內的犯罪不得隱瞞、包庇，知情不舉者要承受刑事制裁。至于糾彈之官，其職責正是察舉官吏的違法犯罪行為，更應承擔舉劾犯罪的義務。宋代《刑統》不僅承襲唐律規定，而且還加了一條“如其家唯有婦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皆勿論。”特別是王安石時期的《畿縣保甲條例》更是將其發揮到極致：“及居停強盜三人以上，經三日，同保內鄰人雖不知情，亦科不覺察之罪。若本保內有外來行止不明之人，并須覺察，收捕送官。”[10]

宋統治者不僅對市井之間的犯罪采取強制控告制度，而且對官員職務犯罪也采取了強制控告制度，希望避免唐朝由于對官員職務犯罪的失察而導致“安史治亂”等重大事變，最終導致唐朝解體的悲劇。因此設立“官司失覺察”之罪。在真宗大中享福二年（1009）十一月詔：“諸路官吏有蠱政害民、辨后得失，本路轉運史、提點刑獄官不能察舉者，論其罪?！盵11]仁宗也與天圣四年（1026）二月下詔：“官吏犯贓至流而按察官不舉者，并劾之?！盵12]令人遺憾的是在封建社會官官相衛的風氣下，宋統治者精心建立的層層監察制度也變成為一紙空文，就像紹興五年（1135）侍御史張至遠總結的那樣：“今監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13]

（二）限制控告制度

唐代統治者一方面確立了強制控告制度，另一方面又設立了限制控告制度。當控告沖擊封建倫理，不利于社會穩定時，控告不僅不被提倡，還受到嚴格的限制。唐律對控告的限制主要體現在當事人的身份上，但對某些性質的案件也作了限制控告的規定。對此宋統治者也隨唐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控告的措施，但其中不少是對唐律的補充和細化。如：

因親屬關系“親親相隱”，即親屬間對于犯罪互相吝隱不得告發，是中國封建訴訟的一個重要特征。據此原則，《唐律。斗訟》對親屬之間的控告作了嚴格限制性的規定：“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14]等。宋《刑統》雖繼承了漢唐的“親親的相首匿”和

“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基本原則，但在實際實行中宋統治者卻出現了放松這一限制的趨勢。本來按《刑統》的規定：妻告夫罪，雖得實，徒兩年。但仁宗天圣六年（1028）開封府民馮懷信之妻告其放火盜竊，本來“準律告夫，死罪當流”，但仁宗卻反對，詔“懷信杖脊刺配廣南牢城，其妻特赦之?！盵15]

在主奴關系中，唐律和《刑統》均規定

“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報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16]所謂“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通義也”。但宋代在之執行時也有很大的出入。如宋太祖時規定“諸行賂獲存者，許告漢，奴婢鄰親能告者賞。”指明奴婢不但能告主人，而且還能得到賞賜。但是只是在犯罪行為不屬于謀反、逆和叛的范圍內，宋政府才不予以限制。“十惡重罪”并不在此范圍內。

對控告者的年齡、身體條件的限制方面?！短坡啥吩A》規定因生理條件“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盵17]

而宋真宗時期下詔：“民年七十以上及以廢疾者，不得投牒，并令以次家長代之。若已自罪及孤獨者，論如律”。[18]確立了七十以上不準訴訟的制度，以針對故意讓老人出來訴訟以逃避刑責之嫌。

對已被囚禁或已被別人告發之人，限制控告，以防止罪犯誣告他人或陷害原告。唐律和刑統都規定“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為獄官酷已者。聽之?！奔闯龑Κz官非法殘害自己之事可以告發外，囚禁之人對于其他人謀叛以下的犯罪，一概不得告發。但其沒有說明對于違反此條例者如何處罰。宋代在實際執行之中，已經考慮到了這個問題，對違犯此條者均給予一定的處罰。但從總的情況看，宋代對于這條限制是比較寬松的，尤其對于下級對上級的告訴，是允許的。真宗曾于咸平六年（1003）下詔說“軍士因將?？曝煟瑪y恨訴訟，推勘虛妄者，并禁錮奏裁。”[19]也就是說：軍士攜恨控告將校是允許的，但不能誣告，否則會挨嚴懲。

與唐代相比，宋統治者不僅重視監察官糾舉犯罪，而且為了防止監察機構濫用職權對檢察官糾舉犯罪也有所限制，以免監司妄興獄訟。首先，規定按發糾舉罪人必須是只是范圍以內之事，非按察官不得舉察。其次也規定按察官吏不得伺察細過。真宗大中享福三年（1010）

詔皇城司：“自非奸盜及民俗軼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聞?！盵20]此外，監司案發違法時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并且監司也不得派其他官員體量州縣官過失，以防止監司聽信告汗或按劾不實之言。而且監司在奏劾時必須明確指出犯罪事實，不能空口無憑。

（三）控告不實的責任

誣告是意圖陷害他人的惡劣行為。如果不加以制止，不僅對被誣者的人身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或實際損害，而且會嚴重的干擾司法機關的威信，引發社會的不穩定。因此，唐律對誣告的法律后果作了十分詳備的規定，其總的原則是：“諸誣告人者各反坐”，對誣告者以被誣之罪予以追究?！缎探y》中有關誣告的條文與唐律基本一致，其他條文都是這一原則的運用，如誣告謀逆者斬、誣告本屬官府者加所誣罪二等、誣告數罪而有虛有實者相抵等等。

但是在誣告反坐的范圍上，《刑統》則擴大了它的范圍。例如《唐律》規定：“被殺、被盜及水火損敗者——雖虛皆不反坐”

[21].而《刑統》則說“若有囚被殺盜漂焚之后，便故意誣告別懷挾恨之人，并非猜疑，情在陷害，致官司傷其人者，減所誣罪兩等?！盵22]同時，宋統治者為了加強對誣告者的懲罰，制定了“投匿名書告人罪”，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曾下令“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眾者，嚴捕之于法?！盵23]但誣告反坐的法律只在宋初執行得比較嚴格。如宋太祖在開寶初年，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獄久系不決。太祖下詔言“乃富民以私憾告尉，及反坐之?！钡剿魏笃?，誣告之法不舉，使誣告者不能受到應有的處罰，從而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威信度。

三、唐宋刑事控告的受理機關

建立高度集權的司法體制和相關的司法制度，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刑事訴訟采用糾問式訴訟形式，不但行政、司法不分，而且刑事偵查、控訴與審判職能合為一體，因此，唐代刑事控告的受理機關也就是審判機關。宋襲唐制主要體現在：

（一）皇帝為最高司法機關

皇帝享有最高審判權，對重大案件、死刑案件或者疑難案件有權進行最后裁決。皇帝直接受理刑事控告，表現為一是接受監察御史對違法官吏進行的彈劾，二是冤曲不伸者向皇帝進行的直訴，如邀車駕、撾登聞鼓、上表等。

（二）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為刑部、御史臺和大理寺

刑部屬尚書省六部之一，主管全國司法行政，并負責復核大理寺判決的流刑以下及州縣判決的徒刑以上的案件；御史臺為監察機關，負責糾察百官。并參與重大疑難案件審判；大理寺為中央專門審判機關，負責受理、審判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重審刑部送來的地方死刑案件。唐宋凡有重大疑難案件，由刑部、御史臺和大理寺組成三司共同審理。

（三）地方審判機關則為路、州（府）、縣三級

不同于唐代只是將州和縣作為地方行政機關以及司法機關，宋代增設了路作為司法機關以方便接受控告。州縣與唐代一樣，實行行政、司法合一，監理司法，審斷獄訟。其中縣作為第一審級，有權接受杖刑以下案件的控告，對徒刑以上案件則只能報送州府。州府作為第二審級，有權接受徒以上案件的控告，但對死刑案件做出的判決，必須上報提點獄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則要上報刑部裁決。同時，宋代增設的路一級的司法機構提點獄刑司，雖不是一級審判機構，但卻是中央派出的、代表中央監督所轄州縣司法審判活動的機構，負責復查審核案件。同時接受徒刑以上的控告。

四、唐宋刑事控告的政策

控告和受理是相輔相成的，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控告除必須滿足一定的實體要件之外，如控告的事由、被告的名稱以及一定的證據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滿足程序上的要求，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上的規定，不違背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以及封建道德倫理的要求。在唐宋時期也是如此。例如唐律中的規定如下：

首先，禁止匿名告狀；凡隱匿自己姓名或假冒他人姓名暗中投書告發他人犯罪的，不問其所告罪是輕是重，對匿告人都應處流刑二千里。如果是假冒他人姓名向官府告狀，對告狀人依照“違犯法令”條予以科刑。

其次，禁止趨訴：“凡諸辭訴，皆從下始”。即告狀必須向有管轄權的最下級官府進行。如果本應向縣級官府起訴，但被告人越級直接向州、府或尚書省呈訴，對趨訴者應處管刑四十。

再次，禁止告狀稱疑：“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管五十。”[24]告發他人犯罪，必須注明他人犯罪的年、月，敘明犯罪事實。如有稱疑者，即使訴狀未經受理，也應處以管刑五十。

宋統治者在消化吸收唐律的基礎上，根據宋代的實際情況增加了一些獨具特色的刑事控告政策：

第一，增加了老疾和婦女告訴可以受理的規定。按唐律的有關規定這是不能受理的情況之一，但太宗雍熙四年（987）規定：“七十以上老人詞訴，須令宗族中一人同狀，官司乃得受，但如孤老無宗者不在此限?！彪m然這一規定還是有局限的，有著相當苛刻的條件，但對比唐律來說，司法人性化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增加了訴事而自毀傷者不得受理。《刑統》規定對告事人“自毀傷者杖一百，雖得實而自毀傷者笞五十?！闭茏诮B圣二年（1095），以江南轉運副使馬堿所言，下詔：“訴事而自毀者，官不受理?！盵25]

第三，訴赦前事不得受理。按照有關赦免的法律規定：每次赦后，未決罪人赦免，而尚未發現的犯罪也可赦免。所以一般禁止人們控告某人于大赦前犯罪。一旦有人控告前事，則官司不得受理。

綜上所述，以上從不同角度舉例證明了不論唐代還是宋代刑事控告制度都是為了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和至高無上的皇權和封建等級特權和封建倫理道德，對于危及封建政權和皇權的嚴重犯罪，強制知情者告發，以維護封建的統治。而且還設立了重重障礙來阻止尊卑、長幼及男女之間享有平等的控告權，在違法控告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上也實行公開的不平等。這也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風格。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宋代與唐代在刑事控告制度存在著顯著的繼受關系。這種顯著的繼受關系，與世界各國法律史上不同法律之間的繼受關系的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吻合的，既有對母法形式、內容、立法技術上的借鑒，亦有針對統治者意愿以及繼受法時代的司法實踐狀況而做出的發展與改變。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與社會結構的發展，法律學術的發展，以及法律規范自身的形式、效力與歷史沿革是息息相關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宋代刑事控告制度雖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襲唐制，有照搬照抄之嫌，但也不是特色全無，沒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反而宋代統治者是創造性的繼承了唐代法制的精華，并結合實際情況對唐律加以運用和發展。毫無疑問，法律制度的發展必須借鑒他國的法律制度的精華。但現在大陸很多學者在談及法律的現代化時，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是法治現代化，而忽視了對傳統法律制度的繼承，包括對民國時期法律制度的繼承。宋律對唐律在刑事控告方面成功的繼承和發展，給了我們一個充足的理由去關注和借鑒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精妙之處，以完善我們現今的刑事訴訟法，使其更適合中國的國情。這就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注釋：

[1]《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二。法律出版社。1998.455

[2]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三十四 淳化四年十月丁丑

[3]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九十九

[4] 《宋史。太宗二》

[5] 《宋會要。兵》二之五至六

[6] 《宋會要。職官》三十四至三十五

[7]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三。法律出版社。1998.460 [8]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

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3

[9]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4

[10] 《宋會要。兵》二之五至六

[11]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子

[12]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一零四天圣四年二月甲演

[13] 《系年要錄》卷八六 紹興五年二月乙卯[14]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四。

法律出版社。1998.469 [15]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一零六天圣六年七月辛丑

[16] 《宋史》卷一 《太祖記》

[17]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75

[18]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庚辰

[19]

[20]

[21] 1998.478

[22]

[23]

[24]

[25]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五十五咸平六年七月丙午 《宋會要職官》三十四之一九 《唐律疏議。斗訟》劉后文點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邢統》卷二十四 臣等參詳 李濤 《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七月未 《邢統》卷二十四 犯罪陳首 《宋會要緝稿》三之二十一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刑事控告書

合同詐騙罪控告書

控告人：

某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控告人： 李某

身份證號： 被控告人： 陳某某

身份證號： 控告請求：

被控告人涉嫌詐騙，請求公安機關對本案立案偵查，依法追求被控告人治安責任和刑事責任。

控告事實與理由：

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均系控告人派往XX分公司的管理人員，被控告人張某某系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實際控制人。2010年3月至2010年8月被控告人李某共向張某某借款人民幣

元；

年

月至

年

月被控告人陳某某共向張某某借款人民幣

元，上述借款系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與張某某之間的個人借款。2010年8月、2010年12月控告人與張某某控制的XX公司簽訂了2份《購銷合同》，約定由XX公司供應控告人施工的 工程所需鋼筋。

后由于李某、陳某某無錢歸還張某某借款，張某某要求李某、陳某某利用控告人管理人員身份，在控告人與XX公司《購銷合同》履行期間，以虛增供貨鋼筋數量的方式將李某借款

元，陳某某借款中的 元轉化為XX公司提供給控告人的鋼筋款，已達到非法占有控告人資金

元的目的。李某、陳某某分別按照張某某的要求簽收了相應的鋼筋送貨單，并出具了結賬單，將上述個人借款

元虛增為XX公司提供給控告人的鋼筋款?，F被控告人控制的XX公司到控告人公司，以李某、陳某某出具的簽收單和結賬單要求控告人支付虛增鋼筋款

元。

基于以上事實，控告人認為三被控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控告人與XX公司《購銷合同》履行過程中，采用虛增鋼筋供貨數量的方式，騙取控告人資金

元，張某某到控告人公司要求控告人支付虛增鋼筋款，該詐騙行為發生地為控告人公司住所地。因此三被控告人的行為已構成了刑法第224條第5款規定的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合同詐騙罪。控告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打擊犯罪，特向貴局提出控告，請求貴局依法追究三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張某某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

此致

派出所 區公安分局 市公安局 省公安廳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控告人：

201 年 月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第四十九條 盜竊、詐騙、哄搶、搶奪、敲詐勒索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刑事控告書

合同詐騙罪控告書

控告人：某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被控告人： 李某身份證號：

被控告人： 陳某某身份證號：

被控告人： 張某某身份證號：

控告請求：

三被控告人涉嫌合同詐騙罪，請求公安機關對本案立案偵查，依

法追求三被控告人刑事責任。

控告事實與理由：

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均系控告人派往XX分公司的管理人員，被控告人張某某系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實際控制人。2010

年3月至2010年8月被控告人李某共向張某某借款人民幣元；年月至年月被控告人陳某某共向張某某借款人民幣

元，上述借款系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與張某某之間的個人借款。

2010年8月、2010年12月控告人與張某某控制的XX公司簽訂

了2份《購銷合同》，約定由XX公司供應控告人施工的工程所需

鋼筋。

后由于李某、陳某某無錢歸還張某某借款，張某某要求李某、陳某某利用控告人管理人員身份，在控告人與XX公司《購銷合同》

履行期間，以虛增供貨鋼筋數量的方式將李某借款元，陳某某借

款中的元轉化為XX公司提供給控告人的鋼筋款，已達到非法

占有控告人資金元的目的。李某、陳某某分別按照張某某的要求簽收了相應的鋼筋送貨單，并出具了結賬單，將上述個人借款

元虛增為XX公司提供給控告人的鋼筋款?，F被控告人控制的XX公司到控告人公司，以李某、陳某某出具的簽收單和結賬單要求控告人支付虛增鋼筋款元。

基于以上事實，控告人認為三被控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控告人與XX公司《購銷合同》履行過程中，采用虛增鋼筋供貨數量的方式，騙取控告人資金元，張某某到控告人公司要求控告人支付虛增鋼筋款，該詐騙行為發生地為控告人公司住所地。因此三被控告人的行為已構成了刑法第224條第5款規定的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合同詐騙罪?？馗嫒藶榱司S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打擊犯罪，特向貴局提出控告，請求貴局依法追究三被控告人李某、陳某某、張某某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

此致

XX市公安局

控告人：

2012年3月23日

第四篇：刑事庭審制度研究 書評

《刑事庭審制度研究》書評

該書作者龍宗智是一位跳躍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人物”，他一方面堅信現代法治理論，憧憬中國法治的春天；另一方面，又限于國情，舉步唯艱。沉默權、陽光法、檢警一體化等等美好的理論設想“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他編寫的《刑事庭審制度研究》一書是他在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司法制度研究方向內得出的重要成果。庭審是刑事訴訟的中心和重心，建構合理的庭審制度理論對于刑事訴訟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礎性的價值。而且新型事訴訟體制下的庭審環節，是各種矛盾和沖突的集中體現。通過探討庭審的基本理論以及現實中的矛盾和沖突，研究整體上的制度協調和微觀意義的制度填充，對于新的刑事訴訟體制的完善和有效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章節梳理

本著作共分10章，前四章論述庭審制度的一般性問題，如庭審的要素、功能和價值目標；庭審的基本原則和原理；庭審制度的前現代類型和現代類型時勢比較研究；關于中國新的庭審方式的特征與模式等，可謂“總論”。后六章則屬于“分論”的內容。分別論述庭前的公訴審查和證據開示程序，庭審調查和辯論程序的基本問題，法庭公訴和辯護中的問題。爾后，對庭審調查的重點和難點——人證調查進行了專門研究，對法官的審理和裁判作了專門研究。

第一章序論共包括三節。第一節是庭審的構成和法庭的設置，具體來講包括庭審的構成要素，庭審設置的社會學和符號學意義和法庭位置及其文化心理分析。在第二節和第三節中分別論述了庭審的功能和價值目標以及庭審制度研究的意義。

第二章的具體內容是刑事庭審的原則和原理。在第一節中闡述了刑事庭審的結構原則。其中就是我們熟悉的四個方面：法官獨立、法官中立、司法至上和訴辯平等。在第二節中就是我們老生常談的刑事庭審的審理原則，也即審判公開、直接言詞、辯論質證和集中審理原則。第三節是刑事庭審的四個裁判原則：訴判同

一、證據裁判、依法裁判和有利被告的原則。第三章是庭審結構類型比較研究。在兩節中分別從前現代刑事庭審結構和現代刑事庭審結構兩個時間段的視角對審判結構的比較評價。第四章是對我國刑事庭審方式的特色與模式基本問題的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完善刑事庭審制度的目標模式及路徑。第五章進入到了庭前程序研究，包括庭前審查程序研究和證據開示程序研究。第六章庭審調查和辯論程序研究在證據調查的順序與方法、被害人作為公訴案件當事人制度評析、對物證、書證等非陳述征據的調查、關于訴訟異議與訴訟辯論、關于證據移送和庭后“廢話審判”及相關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論述。隨后的第七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該章花了四個小節具體闡述了人證調查特別研究。征人出庭作證及其制度完善、書面證言的運用與直接言詞原則的變通、書面供證與當庭供證相矛盾時書面供證的運用、人證調查方式之一：交叉詢問和人證調查方式之二：對質詢問。在隨后的文章中，筆者也會著重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解讀。

第八章法庭公訴與辯護研究從公訴變更的意義及立法的疏漏上演繹公訴變更權的歸屬和公訴變更的程序兩個問題。第二節是關于檢察官的量刑建設。作者從英美法系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和大陸法系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再到我國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問題這樣推進的方式進行解答。第三節是關于刑事僻護及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界限。第九章的第一節說明法官的審理權力和責任并在下一節中進行了法官認證問題的研究。第三節中法官庭外調查核實證據分別論述了庭外調查核實的性質和意義，條件與范圍和所采用的手段及其處理。在最后的第四節是關于我國陪審制度模式的選擇。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陪審制度模式功能分析中總結歸納，并談論了我國陪審制度模式與路徑的選擇。第十章刑事判決研究。首先是第一節，關于判決改變罪名問題。第二節關于“不負刑事責任”的判決方式，第三節關于判決書應加強判決理由，說明判決理由的意義和實務中的問題。第四節關于刑事判決的既判力的主要內容就是 “一事不再理”原則及其意義、實現方式和中國刑事訴訟貫徹“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問題。

通過對各個章節基本問題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龍宗智先生這本書從理論到實踐，結合實際再回到書本的特色。刑事庭審，是指法官在其他訴訟關系人的參與下在刑事法庭以特定方式審理刑事案件的活動。為實現其功能，法庭審判應具備四大要素：(1)主體要素。法官與控辯雙方是庭審訴訟主體，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因起輔助作用是庭審法律關系主體，法官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庭審主體；(2)客體要素，即刑事案件；(3)時空要素。庭審進行于特定時空，莊嚴性為其空間特性，連續性為其時間特性。法庭設置方式屬于“法院生態學安排”的內容，可以反映庭審的精神和結構；(4)方式要素。法官和其他庭審主體采用哪些步驟、行為和程序以推進和完成庭審。刑事庭審文化是基于一定歷史生活條件產生的、并能決定一定時期刑事庭審的地位、功能、范式、運行的群體觀念。刑事庭審文化具有社會物質條件決定性、群體性、刑事庭審決定性、恒定性等特點。刑事庭審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對刑事庭審進行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有利于刑事庭審功能的全面發揮，有利于刑事庭審制度的完善。

訴訟是控辯審三方以特定形式組合，并以法庭為主要空間展開互動關系的一個法律構造。而庭審法律制度構筑了特定的法的空間。我國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對審判制度尤其是庭審方式進行了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改革。近七、八年來的實踐，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制度體驗，而且時間的流逝形成了一定的距離，便于對當時的制度改革進行比較從容的評價。

二、刑事訴訟的一般原理

庭前審查程序的設立有其理論上的基礎。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由刑事訴訟價值論及刑事訴訟構造論構成。前者以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及其刑事訴訟中的沖突和選擇為研究對象；后者以由一定的訴訟價值觀所決定的，通過一系列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關系及其矛盾與矛盾之調和為研究對象。刑事訴訟的所有實踐，均建立在刑事訴訟的價值和構造原理之上。任何一種刑事訴訟模型，其運作都是圍繞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而展開的。在決定刑事訴訟的具體模型時，無法回避的困難是，一方面，刑事訴訟必須通過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發現犯罪、證明犯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從而實現刑法的任務；另一方面，刑訴法又應當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和規則，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處罰和保障對罪犯進行公正適當的處罰。任何一種刑事訴訟法都不會選擇單一的目的，但是，在對待懲罰和保障的相互關系上，可總是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表現為刑事訴訟模式的不同。當事人主義模式重在保障，訴訟的主動權委諸當事人，當事人在訴訟中居于主體地位；職權主義模式重在懲罰，國家專門機關掌握訴訟主動權，在訴訟中居于主導地位。

刑事訴訟的理想狀態當然應該是懲罰和保障的絕對平衡，但是，這種狀態很難達致。正因如此，理論和實踐中的紛爭才不會平息．如果把問題簡單化，那么，我們更常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兩種目的發生了直接沖突，哪個目的更值得維護。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刑事訴訟的發展有一條清晰的脈絡，那就是，懲罰目的從來沒有被放棄，而保障目的越來越被突出。今天，我們對于嚴刑峻法和刑訊逼供的徹底否定，就是對歷史結論正確性的鐵的證明。刑事庭前審查程序，是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階段性程序。毫無疑問，在這一程序的構建中，也會有訴訟目的間矛盾的顯現與調和，也必然要把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關系作為程序內容安排時的出發點。

亞里士多德說：人不是神，讓人來裁判案件，就會在理性中滲入獸性。因此，法官碰到了許多上帝碰不到的問題。一方面，案件的事實如何查明，特別是如何把握客觀的事實在主觀中的凝固，這成為法官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主觀印象痕跡和客觀物質痕跡中去探究事實真相的道路是崎嶇的，法官必須要穿過“懸置于真幻之間的‘羅生門’”，甚至有時還要通過“直覺---靈魂之眼”才能確定事實的真相。

庭前程序的改革向貫徹排除預斷原則邁進了一大步，同時照顧了新舊制度的銜接以及司法的現實，但仍存在問題：庭前法官了解案情不全面可能造成“預斷的扭曲”，庭前審查的內容不確定，以及實體審查不能排除而可能導致新的“庭審走過場”。庭前程序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建立控辯雙方的證據開示程序，證據開示是實現訴訟的公正與效率的重要舉措。

三、庭前審查程序的價值體現

公正與效率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追求的耳標。公正與效率也一直是刑事訴訟的兩大主題，是一對相互依存的價值范疇。在某種意義上，公正與效率都能反映保障與懲罰的目的，但它們沒有一對一的對應關系。公正，既要保障被告人，也要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對真實罪犯恰如其分的懲罰，才是全面的保障；效率，絕不意味著不擇手段地完成刑事追訴，也包含著盡早讓無罪的人得到解脫前的羈押。在當代社會，由于司法資源的稀缺，除了公正，效率也已成為衡量刑事訴訟是否科學與文明的另一重要尺度。在刑事訴訟中，一方面，國家投入刑事訴訟中的司法資源的多寡要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其數量總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國家為懲罰犯罪、保護人權，必然要通過訴訟程序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并為此付出相應的司法資源。由于現代社會矛盾增多，犯罪現象呈現上升趨勢，從而生成了司法資源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兼顧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使之由緊張趨向緩和，因此也就成為了刑事訴訟改革所必須率先破除的一個“瓶頸”。即如羅馬法在其開篇給公正（正義）所下的定義：“長期和永恒的決心，要給每個人應得的東西。”而從刑事的角度講，公正就是一種對應關系和因果關系，指恰如其分地懲治那些應該懲治的，保護那些應該保護的。

對庭前審查程序而言，一方面，司法效率是庭前審查程序對外部環境的一種要求，即要求司法資源在庭前和審判環節之間進行分配時，庭前審查程序不得受到損害。庭前審查程序的功能性。庭前審查程序的功能定位，就是我們在設計該程序時希望其發揮的作用。一般來說，庭前審查程序應具備以下兩方面作用：第一，抑制公訴，防止不應追訴的案件輕易進入審判程序。這是庭前審查程序的主要功能。它體現了審判權對公訴權的監督，通過審查公訴行為，防止公訴權的濫用，保護公民的免受不當追訴的權利。第二，為庭審做準備，這主要是要求庭前審查程序能起到初步展示證據、整理爭點、明確待定事實等一系列旨在保證庭審順利、高效、公正地推進的作用。筆者認為，庭前審查程序本身并不必然生成前述不足。縱觀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在正式進行法庭審理前，都不同程度地實行庭前審查制度。例如德國的“裁判是否開始審判程序”；法國的“二級預審制度”等等。這些事實亦說明，合理、科學的庭前審查程序是能夠發揮其功能性的。需要去做的只是將目前的刑事庭前審查程序進行必要的改進，發揮其最大的功能。

1212唐磊；‘刑事庭前準備程序的法理分析h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126頁．4.秦宗文：‘論我國的庭前審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1期，57頁． 當前研究庭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庭審是訴訟程序的中心。刑事庭審是實現正義的工具，我國有學者主張“訴訟程序只有擺脫它對結果的依附地位，才能夠成為獨立的正當性的源泉。”刑事訴訟確實負有查明案件事實的使命，但刑事訴訟同時承載著制約司法機關損害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在內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合法權利的使命。“法院認為自己是使個人權利遭到政府濫用職權之害的保護人?！辈徽撌潜桓嫒俗詈蟊徽J定為有罪還是無罪釋放，只要程序按照人們認可的立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刑事訴訟的進行就完成了其使命，人們寄托于刑事訴訟中的正義理念就得到實現，而不是取決于部分人事先所預期的這樣或那樣的結果。因而，獨立于結果以外，程序本身體現正義。

43四、庭前審查程序的一般原則

庭前審查程序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其模式設計和運行必然在一定法律原則的引導下展開。防止預斷原則。從心理學角度講，預斷、偏見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事人的思維和判斷。“由于法官的證前可能性，形成于對當事人的確提出諸多證據的審理基礎上，因而變得越來越不準確，最終令訴訟過程的準確性大打折扣”。因此，合理的庭前審查程序必須遵循防止法官預斷的原則。法哲學家戈爾丁將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的要求就是法官的中立性，這種中立性具體化為三項內容：“（1）‘任何人能不能充當有關自己案件的法官’；（2）結果中不應包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支持或反對某一方的偏見?！?6

5五、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現狀分析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對公訴案件的庭前審查程序作出了兩項修改：其一，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毙淌略V訟法修訂以后，我國的刑事訴訟逐漸由原先的職權主義模式轉變為以當事人主義為主導、職權主義為補充的新型混合式訴訟模式。其二，廢除了1979年刑事訴訟法關于法院在庭前審查后可以將案件退回檢察機關補充偵查、要求檢察院撤回起訴以及法院可以進行庭前調查的規定。庭前審查程序的改革，為旄行由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的庭審制度創造了條件，促進了庭審的實質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官的先入為主。

（二）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設想

一個完整、合理的庭前審查程序，應當能夠實現兩項價值、揉和三種功能。兩項價值，即公正與高效；三種功能：即促進審判中立、選擇程序適用、明確事實爭點的功能。每一種功能主要由不同的具體制度來承擔，同時，各制度間需有一個整體上的協作、配合，使公正、高效的價值目標得到統合。刑事庭審這一訴訟活動，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儀式之一，社會民眾已經將信仰賦予其上、融于其中，刑事庭審的啟動就是民眾信仰的實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就像人們永遠不能忘記法西斯的反人道罪行一樣，在法制的建設 3

宋英輝主編：《刑事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 頁.[美]喬治·W·皮尤：《美國與法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較》，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第38頁.5 [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徐聽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頁． 6 [美]戈爾丁著，齊海濱譯：《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頁.7張軍、郝銀鐘：《刑事訴訟庭審程序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87頁.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設計和操作上，我們不能患所謂的“民族健忘癥”，而要始終記住這些歷史的教訓，警惕那些具有野蠻殘暴和反理性特征的司法審判重演。針對我國刑事庭前審查程序的現狀，當前，急需考慮設立和完善三項主要制度：

一、建立預審法官制度

防止公權利的濫用，避免不必要甚至錯誤的追訴，保障被追訴人的權益，就必須完善我國公訴權的制約機制。立足國情、探究實況，我國的權力制約體系中，最有效的當屬權力對權力的控制，這種類型的控制通過程序的規定及運作來實現?，F代法治國家之所以強調限制權力，根本的動因是：“一個被授予權力的人，總是面臨著濫用權力的誘惑，面臨著逾越正義與道德界線的誘惑?！苯ㄔO預審法官制度后，預審法官主要負責以下工作：指令控辯雙方在法定期限內提出本方的案情陳述。預審法官在對控辮雙方提交的有關材料進行審查后，應當集中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決定是否開庭審判及是否改變管轄；(2)整理和明確訟爭議要點；(3)解決證據保全、證據可采性、證據展示及其他與證據有關的法律問題；(4)決定案件是否分流及審理案件應適用的程序；(5)其他為庭審而作的準備工作。

二、建立證據開示制度

所謂證據開示是指在刑事訴訟審判過程中，控辯雙方根據法律規定對其所掌握的證據材料，依照一定規則進行的相互告知、交換、查閱的訴訟制度。第一，先從法律價值的角度看，設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然后，證據開示制度是對抗制庭審方式的必然要求。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已由職權主義轉變為以當事入主義為主導、職權主義為補充的新型混合式訴訟模式。

三、完善刑事案件簡易程序

完善刑事案件的簡易程序，是為了完成案件的繁簡分流。如果把普通程序理解為唯一的正式審判程序，那么，簡易程序理所應當被認為是一種案件的審前處理方式。我國的刑事案件簡易程序是指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刑事案件時，針對某些特殊類型的案件而適用的較普通程序更加簡單的訴訟程序。刑事庭前審查程序，是以程序正當為前提，以審判高效和順暢為追求，以妥當控、辯、裁三方的關系為特征的而建構的一種程序。當然，這一程序能否如愿建立、如何建立，還要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其中最主要、最困難的，是對之具有決定作用的刑事訴訟價值觀的形成。8

六、結語

由于掌握的資料不足、個人的感悟有限等原因，本文對某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還可能沒有觸及，或者僅僅淺嘗輒止，對有些問題論述不透不深，但我會以這篇論文為起點，繼續致力于對該書的深入研究。希望本文對于本人在學習研究我國正在進行的刑事證據立法以及刑事庭審方式改革的深化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取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頁．

參考文獻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取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頁．

[2] [美]戈爾丁著，齊海濱譯：《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頁.[3] [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徐聽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頁．

[4] [美]喬治·W·皮尤：《美國與法國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較》，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第38頁.[5] 宋英輝主編：《刑事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 頁.[6] 秦宗文：‘論我國的庭前審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一期，57頁． [7] 張軍、郝銀鐘：《刑事訴訟庭審程序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87頁.[8] 唐磊：‘刑事庭前準備程序的法理分析’,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126頁．4.

第五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蓮山 課件 w w

w.5Y k J.cO m文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為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律師法》。其中《刑事訴訟法》確立了以經濟狀況為決定條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與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兩項基本原則，即被告是盲、聾、啞、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

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律師法》則確立了三項重要原則。一是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二是確立了律師的法律援助義務，三是法律援助職能歸屬于司法行政部門。，國務院頒布了我國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規----《法律援助條例》，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確立。作為一項年輕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過窄，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不暢等問題。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我國當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來思考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徑。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窄。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我國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適用于兩類人群，一類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另一類是不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但僅限于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以下簡稱五種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從此規定來看，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除了自訴案件的被訴人外都覆蓋了，范圍不可謂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指定辯護，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間只限于公訴人出庭公訴階段，基于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法律援助條例》對公檢法并沒有強約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相當窄。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來看，絕大多數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僅限于法院指定辯護的五種人，非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當稀少。再從經濟審查標準分析，對非指定辯護的受援人的經濟困難審查是較為苛刻的，一般規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線之上的20%左右，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圍。

2、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銜接機制不順暢。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絕不是法律援助機構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機構在程序上的銜接與緊密配合是非常關鍵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規中涉及此處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實公檢法司四家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時也少有實施細則，事實上造成了有關部門對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視，宣傳不到位，工作不落實。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不知曉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自然也無從保障其訴訟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權缺失的原因

1、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社會對其的認識也

較模糊，還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慈善行為，只是國家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給予經濟困難者的幫助。某些地方甚至將刑事法律援助的職責都推給社會律師，變成全部是由社會律師承擔的義務，沒有將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人權來保障，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這是政府的職責。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僅是由于當事人經濟困難，更在于案件性質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刑事訴訟機制中，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處于當然的弱勢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訴訟事關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的財產權、自由權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權利。因此，對其在訴訟中的權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辯護律師，更應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質保障基礎。

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關鍵不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滿足訴訟需要的一定數量律師），更要有充足的資金。由于對刑事法律援助的認識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現的人財物的匱乏的現象就并不乏見了。如我國法律援助的經費人均不足一角錢、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建立法律援助的專門機構等。以全國法律援助經費為例，其中財政撥款為21712.74萬元，只占當年財政支出（22053億元）的0.0098%。尤其在貧困地區，其法律援助經費完全依賴同樣貧困的地方財政，其結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較為發達的地區，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經費不足、人員編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夠的困擾。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 []關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規方面，雖然司法部分別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做出了關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規范性文件，并沒有體現在刑事訴訟法中，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即使指定辯護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訴訟過程中沒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權利，也不影響案件的審理與

判決。另一方面，這些文件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不強。各地較少出臺相關細則。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人大制定了《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并相繼出臺了有關實施細則。但對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如何具體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沒有相關實施細則，也沒有建立公檢法司四家在刑事訴訟活動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銜接機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與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銜接機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權也就難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現實意義

（一）是履行憲法與國際法的義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為經濟貧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幫助進行訴訟活動的人提供援助以維護其權益的制度在本世紀初已經出現，并已成為多數國家在司法上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項國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國際準則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4條丁目規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權出庭受審并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在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闡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實施，保障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明確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服務權利的范圍。在的《法律援助條例》中明確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痹诘膽椃ㄐ拚钢校瑢易鹬睾捅Ｕ先藱鄬懭肓藨椃?。從上述規定來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應盡的憲法與國際法規定的責任，是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這一點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

（二）是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的需要。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階段，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最為突出的是因“貧富差距”而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顯性化了，從而造成了社會不公平。正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做出的“要在繼續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的講話，解決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已經非常重要，刻不容緩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要通過有針對性的法律機制來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弱勢群體。要讓社會的弱勢群體有社會安全感，要讓這些群體在遇到法律問題時，即使他們經濟地位處于劣勢，也會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深A見的是，如果沒有法律援助，貧困人員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繼而在實體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這樣一種針對社會弱勢群體而建立的法律機制。

（三）是減少和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貧富不均從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深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消除社會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減少與緩解社會矛盾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也是可以做到的，這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質和特點，法律調整機制一方面能夠獲得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認同，能夠把不同的觀點統一到法律的基礎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另一方面提供了一個給當事人充分陳述自己的根據和理由的途徑，使當事人的不滿情緒有一個法定的發泄途徑，可以減緩社會壓力，化解社會矛盾。法律調整機制的正常運作的關鍵是當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務。我國已經建立了法律服務的市場調節機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獲得法律服務的條件交給了律師的有償服務的市場機制調節。但毫無疑問，這種調節機制是有缺陷的。僅有律師的有償服務機制，就無異于法律只保障“有錢人”的利益，從而導致訴訟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貧困群體無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務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則法庭和監獄有可能淪為貧困階層詛咒社會黑暗不公、滋長反社會和暴力破壞行為的溫床和教室，社會矛盾也將進一步加深。因此，國家要相對應地建立一種對不能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濟保障制度，作為律師有償服務機制不能克服、并且導致訴訟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彌補，這種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構想

（一）在立法上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須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過程的體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處主要在于刑事訴訟的特殊性，刑事訴訟并不局限于法庭審判階段，而是涉及到偵查、提起公訴、審判三個階段。刑事被告人（偵查階段則被稱為犯罪嫌疑人）作為被刑事追訴的對象，則始終處于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獲得的法律幫助，也應反映在刑事訴訟從偵查到起訴和審判全過程之中。顯然，如果只在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而處于偵查或起訴階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維護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積極意義必將遭受嚴重損害。再考慮到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大部分發生在偵查階段的現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起訴階段獲得刑事法律援助不僅是人權保障的必須，更是一種現實的需要。

要讓刑事法律援助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始終，就要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確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偵查階段被告知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且對未成年人、盲、聾、啞以及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應在刑事偵查階段給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對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的機關規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確立刑事法律援助對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權方面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要使這種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體現，首先要在刑事訴訟法確立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是一種保障訴訟程序公正的必須，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是訴訟程序公正的體現的理念。

其次，擴大強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除目前的盲、聾、啞、未成年人、可能判處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對可能判處五年以上刑罰的被告人，其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給予法律援助，為其免費提供律師服務。對此，一方面，從世界各國的規定看來，五年以上刑罰屬于重罪的范疇，理應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我國的現實條件決定了擴大強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共判處罪犯767951人，其中判處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來，在我國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對訴訟成本的負荷不算重。

再次，對經濟困難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經濟審查標準不能依據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參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質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權，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質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護，是人權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參照最低生活保障來制定受援人的經濟審查標準，其結果將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對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該制度的經濟審查標準時，應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狀況、社會法律服務收費狀況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并要適當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經濟審查標準，從而使大多數無經濟能力去購買法律服務的人能獲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機構與公檢法四家的銜接機制。

由于當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四家的銜接機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機構得到公檢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完善這種銜接機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筆者認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銜接機制，首先，要將目前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之間關于刑事法律援助聯合通知這些零散的發文統一到一個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強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這就需要修改刑事訴訟法或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做出有關解釋。其次，各地在執行這種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規定時，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盡、方便受援人且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并將之作為執法檢查的重要內容加以落實。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銜接機制中關鍵是讓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請法律援助的知情權，以及提高效率、簡化相關手續，讓受援人能及時得到法律援助，因此，為了讓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規定相應的制裁措施，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對有關部門處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工作的時效做出嚴格的規定。

（四）加強對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質保障。

一項法律制度落實，物質保障是基礎。如果法律援助機構、公檢法四家缺乏經費，就難以充分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體辦案的律師也不例外，如果連律師辦案的成本都無法支付，長此以來，律師辦案的質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過分依賴社會資助，我國政府應切實負起責任來。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入。對貧困地區，建議由中央財政負擔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現因為身處貧困地區，越需要援助的群體越得不到援助的窘況。二是要落實法律援助專職機構的人員編制，從優待律師，確保有一定數量的律師樂于并認真從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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