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鴻章傳》梁啟超著讀后感

李鴻章傳讀后感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抬抬頭，回想這一年的時光，在高考的重壓下，在考后瘋狂的放松下，似乎很久都沒靜下心來讀過文學類的書了，更不要說是什么歷史傳記了。正好借著現代史的這門課程，我靜下心來讀了這本《李鴻章傳》，很有感觸。

以前，對李鴻章沒什么特別的了解，只是在高中時的歷史老師總是拿李鴻章的事不斷調侃，自然對他是沒什么好印象，但是，同樣是一代名家的梁啟超，卻將他和諸葛亮、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作對比，給了他高度的評價，那他到底是一名什么樣的人，在書中給了我們答案。

由于此書是文言文書寫，讀起來甚為不暢，理解有不正確之處，還請多多指教。

李鴻章被梁啟超認為是有蘇秦張儀之辯才的外交家，但是作為**時代的不幸的中國晚晴大臣，在中國缺乏強大的國家實力的條件下，他在外交上不得不用不斷的妥協來謀求國家的安寧。只有自己的國家強大，才能在外國人面前挺直腰桿，在今天依然如此，更何況是在那個弱肉強食被放大到極致的時代，如果我是李鴻章，這也必然是我的無奈之舉，但是大多數國人并不考慮這種種不利，往往將這種過錯一味的安在李鴻章的頭上，我實在是為李鴻章可惜。

但是，梁啟超也客觀的說道，李鴻章的外交方式有可取之處，也存在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的情況，以至于出現不敗而敗的慘事。但是，李鴻章不能主導整個中國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對洋務運動傾注了滿腔熱血，力圖改變中國國運，但是往往遭受力量的牽絆，有志而不得果。同樣，簽署賣國條約其實無非是太后的旨意，李鴻章不過是擋住國人口水謾罵的擋箭牌罷了，他能做的也只不過是盡量減少中國的損失。

李鴻章和眾多洋務大臣辦洋務運動，起初也是為了消滅太平軍，而近代以來，外患不斷，必須加強軍事裝備，以備國防。故而辦起了以軍工為主的重工業，這使中國近代海防開始進入現代化的行列，但洋務運動沒有采取西方制度，生產效率低下，后來因為軍事洋務沒有足夠的軍費，被迫開展經濟洋務，從而把洋務運動推向高潮。這次大規模的引進西方科技的做法使中國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開始重視西方文化。但是這項應當舉國參與的運動并沒有使大多數國人能夠清醒的認識世界形勢，仍有許多保守派不愿改革。這樣洋務運動步履維艱，李鴻章無疑是那個時代最為進步的改革者，但他的改革卻是小心翼翼，進展十分緩慢。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褒獎和批評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李鴻章既不是一個純粹的賣國賊，也不是一個絕對的民族英雄。他對中國的進步有貢獻，興辦了洋務運動，讓中國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身在腐朽官場，機構的腐敗不能讓他擺脫貪污，無論是他的震驚的貪污記錄，還是無奈的外交業績，還是洋務運動的嘔心瀝血，都不能讓我們片面的評價這樣的富有正義的歷史人物。

今天，我感覺，簡單的說李鴻章是賣國賊十分情緒化，盡管面對當時國家，民族遭遇的危難，李鴻章身為朝廷重臣，脫不了干系，但是，也應該從歷史背景來客觀評價。梁啟超對李鴻章的批評說的特別好，李鴻章不清楚民眾的本質，不通曉世界發展趨勢，不懂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紀這個競爭進化的時代，還嘗試

著小修小補的改良，貪圖一時偏安，不想擴充國民實力，把中國建設成威名遠播的富強國家，卻僅僅學習西方的皮毛，取水卻忘記尋找源頭，便安于現狀，更靠著一點小聰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抗衡，讓出大的利益，卻去爭奪一些蠅頭小利。——“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于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緒論：第八段）

此外，梁啟超先生還在書中分析了他失敗的原因，一般是因為有人在后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負另一半的責任，在他的責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當，另一半是自己見解上出了問題。他對曾經的老部下念舊情，同富貴，讓他們相互推薦，占據許多重要的崗位，委以重任，去不看他們適不適合這個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時候把機會搞壞，貽誤大局。這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腐敗，不是一個人做的如何好與壞就能解決了得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書中，梁啟超教了我們看待歷史的態度，至今還對緒論中的深刻話語印象深刻，“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有人于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在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梁啟超先生的優美文筆，也同樣感受到身為后人，我們應該客觀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要主觀臆斷，根據它所處的歷史背景來評判，只有庸人才會沒有贊譽與謾罵，而偉人必是伴隨著批評與贊譽一路走來。

第二篇：梁啟超《李鴻章傳》 讀書報告讀后感

《李鴻章傳》讀書報告

書之開章，梁啟超曰：“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之人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誹謗天下，未必不為偉人。?”針對時人對李鴻章的貶諷，梁啟超用客觀的事實，客觀求實地定位李鴻章，評價李鴻章一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梁啟超十分欣賞李鴻章的才識：“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對李鴻章所犯的錯誤和自身的不足，梁啟超也尖銳地指出：“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道，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于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

作者并沒有將當時的許多責任歸咎于李鴻章，而是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李鴻章。梁啟超在文中客觀地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

綜觀李鴻章，得益于淮軍失意于淮軍。咸豐、同治間，受曾國藩之托，回鄉建立有別于八旗而效仿湘軍的淮軍，作為李鴻章得意的淮軍，在剿滅太平天國、捻軍的軍事行動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也由此 1

為李鴻章奠定了其飛黃騰達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淮軍在朝鮮的失敗，在東北的望風披靡，以及所傾力打造的北洋水師（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亦屬淮系）在黃海大黃溝的戰敗，在威海的全軍覆沒，使得李鴻章的聲譽掃地，四十年所經營的淮軍、二十年所傾力打造的北洋艦隊就此潰崩瓦解，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開始走向末路。

其二，濫觴于外交亦身敗于外交。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進行傳教，而兩種文化的沖突，以及固有保守守舊的思維，使得這些沖突變得尖銳復雜，由于滿清多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以及官僚保守自大無知，對西方的文化以及政體了解甚少。正因為如此，在許多外交事物的處理上，滿清政府官僚自以為是的處理方式，往往引發了許多沖突，綜觀從鴉片戰爭的外交事物的處理，清朝庭官僚多不熟諳外交為何物。

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教案爆發。身為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接案處理此事。然而，處理的結果讓法方和國人皆不滿意，李鴻章奉旨接任曾文正的直隸總督。梁啟超評述道：“是為李鴻章當外交沖要之濫觴，使同治九年八月也。”因為有在上海與洋人打交道的經驗，李鴻章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上有了個雙方滿意的結果，從此李鴻章善于外交的解決糾紛的聲譽大起，從此以后三十年大清國的重要外交國事基本受其操縱。

但是隨著甲午戰爭的失利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政府都任命當時最善外交的李鴻章出面解決，雖然簽署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

約》，確保大清江山的暫時穩定，但是屈辱的協議使得大清帝國割地賠償而顏面皆失，作為議和大臣的李鴻章自然難以逃脫國人的責難以及歷史給他的垢恥。

李鴻章臨終前一小時，沙皇俄國與大清的條約還沒有談妥（此協約為李鴻章出訪俄國根承慈禧太后默許，為抗衡日本出賣東三省的權利求得沙俄的保護而與俄國的達成的秘密協議，），俄國公使還到李鴻章的病榻前，逼請李鴻章簽署畫押《中俄秘約》。如此的外交結局，不得不叫人感嘆“成也蕭何，敗亦蕭何”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中，就時人議論李鴻章是權臣，而論溯歷史上的權臣事跡。梁公曰：“溯夫春秋戰國之間，魯國三桓，晉國六卿，齊之陳田，為千古權臣之巨魁。”，并將歷史上的權臣歸納為四類。

第一類為“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命可移，而猶鞠躬狼狽，無有誨心，是以歸公儒術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貴族柄權之風衰，故非貴族不敢有異志也。”，如張奐、皇甫規等。第二類則“竊大位，以武功而為權臣者”，如曹操、司馬懿、桓溫、劉浴、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等。第三類“起于布衣，無所憑籍，而以才學結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舉國聽命，權傾一時”，如霍光、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等，第四類“巧言令色，獻媚人生，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的秦趙高，漢十常侍，唐李林甫，宋蔡京秦檜、明劉瑾、魏忠賢等。

權臣中，人們影響最深的莫過于曹操了，而能貫穿著權臣風格并

能延續其精髓的則莫過于司馬懿父子。由“司馬師之心，路人皆知。”演繹出另一個有趣的成語“司馬家風”。（“司馬家風”又叫“典午家風”，蔡東藩在《兩晉演義》中對“司馬家風“和”典午家風“的解釋，“午肖馬，典者司也，故舊稱司馬為典午”，所以兩個成語是相同的意思，只是“典午家風”是從“司馬家風”延續而來的。），司馬家風的另一個變種的成語是“典午家風”，而“典午家風”的繼承卻并非是諳知此道的漢人，而是鮮卑化的漢人高歡以及鮮卑族的宇文泰之后人。

李鴻章雖三十年于高位、權傾一時，然而卻沒有到成為權臣的地步，一則雖然權重，但并非手握重權的軍紀處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也就是說雖然李鴻章權重，可是并非是清廷重權在手之重臣。為此梁啟超在辨解李鴻章為什么不是近世中國之權臣時，有段文言非常精彩。這段文字基本上勾畫出了李鴻章這位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直隸總督、肅毅伯大學士的基本面貌。

“論者動曰：李鴻章進世中國之權臣也。吾未知論者所謂權臣，其界說如何。雖然，若以李鴻章比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進世歐美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則其權固有迥不相侔者。?以視古代中國權臣，專擅威福，挾持人主，天下側目，危及社稷，而鴻章乃匪弓蹇蹇，無所覬覦，斯亦可謂純臣也矣。?而鴻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無所成就，斯亦可謂庸臣矣。”

“界說”是定義的意思，“侔”是等同、齊等、相等的意思，蹇蹇（則是忠正耿直的樣子，在這里梁啟超既否定世人對李鴻章的“權

臣”的議論，也肯定了李鴻章弓身求實的為政風格，同時也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認為李鴻章并沒有根本剔除滿清王朝的弊端，也沒能從根本上改變滿清腐敗保守沒落的政治格局。當然，過多地強求李鴻章是難為他了，作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背景，又有何人能挽救飄搖之中的大清帝國？大清帝國的滅亡既是一個朝代消失的歷史使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粱公在李鴻章薨歿后，感嘆到：“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倀，瞽（gǔ）之失其相?”，對滿清失去一個能從長遠角度看待世界并能與西方進行外交辭令周旋的李鴻章表示了極大的惋惜。粱公所說的“虎倀”到是常見，字意自然不難解，而“瞽相”兩字，則鮮少使用。“瞽”的解釋“無目曰瞽”，就是盲人，相是引導盲人行走的人。梁公如此描述李鴻章，可見當時飄搖動蕩的大清對李鴻章的依賴。我們可用“瞽相相依”來表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依賴關系，但與強調兩者相互依賴關系的成語“唇齒相依”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李鴻章發跡于太平天國，借著剿滅捻軍的東風，趁著曾國蕃外交的失意，而一蹴而就直隸總督，進而遷就五口通商大臣，依其外交的能力而成為北洋通商大臣，在清末經歷三個皇帝，在政壇上風云四十余年而不倒，雖不是內閣軍機大臣，但對朝政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李鴻章得意起于外交，但也羞辱歿于外交，而后者，百年后的今天國人提及大陸臺灣問題時無不與之相關，李文忠于黃泉之下了望人間，恐怕其也難以瞑目，滿清的失誤，所有喪權辱國之羞辱，幾乎都壓在李鴻章的肩上，為此梁啟超也為李鴻章而鳴不平。如此多的災難，并非一個人能擔當的起，而位于旋渦之中的李鴻章自然也就難逃歷史和后人對他的垢誤。

第三篇：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真實的李鴻章

——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不愛學習的小哲 東坡耕讀

每每讀到近代史時，沉重的苦難，屢次的戰敗和眾多不平等條約，無不使我義憤填膺，心緒難平。在近代中國的諸多人物中，給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鴻章。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在傳統的革命史范式教學中，李鴻章被國人唾罵，其“漢奸”、“賣國賊”的形象在眾人心中仿佛是永遠無法改變的了。后來，我看到在《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中的李鴻章形象，卻和我們過去認識中的賣國者大相徑庭。愛國還是賣國？如何客觀評價李鴻章？諸種疑竇在我心中沉積良久。直到我讀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鴻章傳》，真是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梁啟超先生特別注重給當代人物作傳，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指出：“近代的人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應當為他們作專傳……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定論，應有好傳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凱、蔡鍔、孫文都是清末民初極有關系的人，可惜都沒有好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點，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后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當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啟超便立即為他作傳，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完成了《李鴻章傳》，成為研究李鴻章最早的傳記著作。

全書提綱挈領的概括了李鴻章一生重要的活動，分述“李鴻章之位置”、“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末路”等章節。梁啟超在緒論中自嘆：“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不同于中國傳統傳記“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于篇末耳”,《李鴻章傳》“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后之讀者，知其為人”.行文夾敘夾議的風格，實創始于太史公，《史記·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皆是也。通讀全書，在講述李鴻章的生平時，文中的議論常常讓我拍案稱奇，嘖嘖不已。

陳寅恪在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時稱：“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這段話提醒了我們要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背景下設身處地的去評價人物，這樣就不會有失偏頗。梁啟超與李鴻章“于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為李鴻章作傳，卻處處以“公平之心”,“多為解免之言，頗與俗論異同”,如李鴻章之簽訂《馬關條約》，世人皆罵李為秦檜、張邦昌，對此，梁啟超指出：“盍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局又將如何矣？”這種不存私見、褒貶分明、客觀公正的評價，體現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實。

所以評價李鴻章，應該對李鴻章所居之國，所生之時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鴻章所居者，是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家，是專制政體達到最頂峰的時代。論者動曰：“李鴻章近世中國之權臣也。”但是實際上，李鴻章不同于以武功而為權臣之曹操、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李鴻章歷任的官職有：大學士，北洋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商務大臣，江蘇巡撫、湖廣、兩江、兩廣直隸總督等。從表面上看，也可以說是位極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同治中興以來的軍機大臣，幾無漢人真執政者。故“李鴻章之地位，……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勢使然也。”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微廬州府合肥縣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進士，入翰林。李鴻章初生之時，法國大革命剛剛結束，拿破侖病逝于孤島。工業革命熱火朝天，蘇伊士運河成功開鑿，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西方諸強不復相互侵蝕，而將目光投入東方。李鴻章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和西方始有關系之時代，亦為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古往今來，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道光、咸豐以后，官場腐敗，賦稅沉重，外敵入侵，內亂叢生。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鴻章以文學受知于曾國藩，所練淮軍亦脫胎于湘軍。“自古大偉人，其進退出處之間，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機會已熟，持滿而發，莫或使之”,李鴻章年輕時曾作一詩云：“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豪情滿懷，志向遠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橋大捷，淮軍威名大振，后蘇州乃至金陵克復，李鴻章因戡亂之功而聲名鵲起。后又應承曾國藩堅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軍之亂，“鴻章隨曾軍數年，砥礪道義，練習兵機，蓋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無一不自國藩得之。”

李鴻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業寄托于“洋務”,世人責之深，關之切也在洋務一事。西方之堅船利炮強制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列強環伺，中國成砧板上瓜分之魚肉，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后有魏源《海國圖志》中談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務派關切之重點在于學習西方先進之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梁啟超在書中論道：“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吾一言而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洋人之所務者，僅于如彼云云也”,李鴻章所辦洋務不出兩端，一是軍事，如購船、購械、造船、造械、筑炮臺、修船塢等；二是商務，如鐵路、招商局、織布局、電報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歷數李鴻章所辦洋務，梁啟超下一結論：“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于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壽陵之步，其適形其丑，終無所得也，固宜。”

盡管如此，梁啟超仍稱：“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于尋常人者也矣。”李鴻章關切國家前途命運之變化，認識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于中土。”然而李鴻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李鴻章的歷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自下而非發自上，而求其此機之何以能發，則必有一二先覺有大力者，從而導其轅而鼓其鋒，風氣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濟者也。”因此，梁啟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學無術”,進而嘆道：“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李鴻章飽受世人詬病莫過于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奇恥大辱，舉國震驚，李鴻章以“賣國賊”之罪名被國人唾罵不止。甲午戰爭失敗原因種種，而外交上的失敗不可不特別注意。光緒十一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訂約，載明異日朝鮮有事，中日兩國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鮮本為藩屬國，而日本卻獲得了朝鮮事務上的同等權利，確實不可思議。此為李鴻章失機之第一事。光緒二十年三月，朝鮮東學黨之亂，李鴻章聽信袁世凱之慫恿，調直隸提督葉志超懷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條約》，先照會日本。日本隨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勢愈發被動。“無待代剿，而我無端發兵，安得不動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辭其責，而用袁聽袁者，不謂失知人之明哉？”此為李鴻章失機第二事。中國屢請同時撤兵而日不允，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寄托于英俄兩國的外交調停。耽擱數日，戰備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韓境者已萬余人矣。臨時戰備，敵人早已占據有利之戰略位置，主客易位，兩軍未交綏而勝負之數可見矣。此為李鴻章失機第三事。

三機既失，戰事遂開。北洋水師軍備廢弛，指揮落后，軍艦數量、航速、炮速及炮彈質量實不及日軍。李鴻章明知不敵，故而避戰，一時之間成為眾矢之的，幾于身無完膚，人皆欲殺。然而戰機早已延誤，戰備實難準備。甲午慘敗，“自茲以往，而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中國之帆影聲矣。”

西方將李鴻章比為“東方之俾斯麥”,贊其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啟超卻反稱其為：“小狡獪之外交家也。”他這樣論道：“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并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后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于胸中焉……”李鴻章的外交手段沿襲戰國時縱橫家的慣用伎倆，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強如一丘之貉也，可見弱國無外交。談及李鴻章外交軼事，梁啟超這樣記敘：“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這段話讀起來確有幾分諷刺味道，可見國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勝利法一時很難摒除。

后面又談到：“李鴻章生平最遺恨一事，曰未掌文衡。”這里文衡即指學衡，也就是說，李鴻章自覺最遺憾的事居然是沒有當過科舉的考官，可見科舉流毒之深。梁啟超在書的結尾處把李鴻章同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張之洞、袁世凱、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麥、格蘭斯頓、爹亞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較，對李鴻章一生之人品和學識作出總結：“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

有一詩傳為李鴻章臨終所作：“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在他彌留之際，還有俄國使節威逼他在密約上簽字。嗚呼哀哉！在把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較時，梁啟超議論道：“故伊藤之輕重于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于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鴻章在這樣一個專制達到極點的時代，著實難有大作為，乃至其本人自嘲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窺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實的李鴻章，客觀公正評價一人物，需設身處地，把他放在當時的時代和環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處在同一時代的人的評價，往往可信之處居多。當然，這得摒除個人的感情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梁啟超的《李鴻章傳》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范，值得仔細品讀，再三體會。

第四篇：《李鴻章傳》讀后感

《李鴻章傳》讀后感1

作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鴻章在中國背負的指責和詆毀很多，自我們從中學課本中學到的歷史以來，李鴻章這一“賣國賊”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眾人眼中的李鴻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這本《李鴻章傳》最為公正。

這是一個英雄眼中的另一個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這本書中這樣評價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而這本書，確實是圍繞晚清復雜的政治時局中，李鴻章的功與過來寫的。

以李鴻章的學識，雖大權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這些，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他只知道有軍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內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還有國民。

這本《李鴻章傳》給了我頗多收獲。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態度。梁啟超和李鴻章是政治上的公敵，但作者曾親口說道：“這書中有不少為他開脫辯護的語言，很多與時下的論調不一致，這完全是因為作史者一定要稟著公平之心來寫。”為自己的敵人寫傳記，還能脫離世俗的論調，以公允之心來評定，這是一個史家所擁有的胸襟和態度！

其次，是獲得了對李鴻章接近真實的認識。從前對他“賣國賊”的認識，在今天讀到這本書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鴻章放在他所處的時代、政治時局、世界、和周圍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個真正的李鴻章。李鴻章雖飽受國人非議，卻被外國人譽為“東方俾斯麥”。他所犯下的歷史過錯不少，不學無術，許多“不平等條約”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簽的.字，但我讀到的更多是惋惜。雖對朝廷忠心耿耿卻不知體恤百姓，雖從政嚴謹細心，卻不明時局。總的來說，“李鴻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個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梁先生的介紹徹底改變了我先前對李鴻章的認識，由此比較中國近代歷史人物，李鴻章確實是偉大的開拓者！

《李鴻章傳》讀后感2

有人說：寫史即寫人，寫人即寫心。

從這個角度回首過去，使人打了一個寒顫。縱有光輝的人性與溫暖的正義，更多的卻滿目蕭然。活在世上之士，有遠大的志向與臻于完美的節操，卻無奈地被時代帶來的一切束縛，有無上的榮耀，更有言不盡的苦楚、血淚，都籠罩著悲壯的色彩。但這層蒙灰的紗，卻依舊吸引著人們的眼球。

為什么?明知道無法改變什么依舊奮不顧身?明知道結局依舊不放棄?明知道會如此凄涼仍不低頭?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過于知道了結局，無法回頭，卻還必須走在一條注定失敗的'路上。顏文忠知道李希烈不會放過自己，卻沒有回頭;于謙知道自己擁立景泰之后會遭遇清算，卻至死不渝;張文忠想到過自己死后萬歷的冷酷，卻依舊變法;林文忠臨走之前考慮過銷煙之后君王的無情，卻正氣向前。是的，這是背后的信仰與理念告訴他們，催使他們，卻不曾想這竟可使他們如此執著。

想知道這股力量究竟可以多么強大，一直在尋找著答案。

視角停留在了《李鴻章傳》之上，因為此書特殊的作者、主人公。兩人只有在政治方面有過交集，但他們都在一條路上失敗了，黯然離場，因此更能明白對方煎熬的感覺、艱難的處境。讓我尤為敬佩的是梁公的眼界，對于世界各狀之駕輕就熟，是近代以來國人中罕有的世界觀，更為完整的史學體系，成就了當代人寫當代史之不朽，近代人看世界之不朽。但縱然有梁公妙筆，此書能夠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還是在于著筆李鴻章，那是中國人難以抹去的家國情節。

李鴻章是個復雜的人物，是他曾帶來了富國強兵的希望，而也是他的背影，讓中國近代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但因此可確定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對于任何人，只有給他一個更為精準的定位，才更清晰地明白他的所作所為。梁公說他是適成為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確如其言，作為一生在中華傳統熏陶下成長的人，往往于舊時代難以完全破格，愿意接受外來的文化，卻源于自身的束縛，顯得不徹底。在他的身上集中著近代中國難以取舍的選擇。

《李鴻章傳》讀后感3

余讀任公之《李鴻章傳》，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細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劇者，乃歷史與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國乃四大古國中唯一文化不斷者，其兩千余年封建歷史之長遠，所涉疆域之寬廣，無一國可出其右者。余研習物理，知物體有特性曰“慣性”，然歷史無慣性乎？況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數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間改乎？由此，雖外疆漸盛，而國人眼界閉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鎖國，傷人未滿一百，自損何止十萬！少荃誕于斯時，所見所習唯封建禮教，眼界尚狹，縱年歲漸長，所見所聞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難改矣。任公斥之為“不學無術”，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學術供其幼年所習？合肥行改革，自守舊制，而世間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難擋，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況乃歷史與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蘇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國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隱忍、臉厚、善辯、狡詐，或有過之，然并非虛妄。自古以來，能處高位者，有幾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國、王荊公 ，明之嚴分宜，清之陳午亭，無論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質似少荃者。此乃中國官場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間玄機，一句“物盡天擇”可謂道盡，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雖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則為呂夷簡，若明則為徐階，也可稱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蓋其所生時代，新舊交替之時，少荃隨舊潮，更被歷史所湮滅亦。若晚生數十年，未嘗不可如任公一般指點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嘆“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嘗聞“生不逢時”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誠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歷史與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輩人，亦遭歷史與文化湮滅矣。否則，以中國四萬萬人，豈會“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乎？此兩者威勢之可怖，余今日見矣，誠為一嘆！

《李鴻章傳》讀后感4

李鴻章在近代史上是一個爭議很大的人物，所謂今中國俗論家，往往以平發平捻為李鴻章功，以數次議和為李鴻章罪。李鴻章早年師從曾國藩，平太平天國中，始嶄露其軍事天賦，及至平捻軍，已經接替了曾國藩的地位，實為漢臣第一代表。而后致力于洋務，盡力數十載，建立了近代的工業和軍事體系，而甲午一戰，其苦心經營海路諸軍毀于一旦，即是宣告了洋務的失敗，從此而來的是中國地位的徹底淪落。之后李鴻章以年過七旬之身體，奔走于各列強之間，盡力維持，而為世人所詬病最多的，也是在這最后的七年。

梁啟超從李鴻章未達以前即其時的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要等幾個主要階段和方面對李鴻章進行解讀。每一事提及成敗，必以李鴻章當時所處的實境，分析他的.行為決策，而不以簡單成敗論，力求客觀公正，不無理智與智慧。及至甲午戰敗，是為李鴻章個人名譽之轉折點：當中日戰事之際，李鴻章以一身為萬矢之的，幾身無完膚，人皆欲殺。而梁啟超頗有英雄相惜之情：彼蒼者天，此前所以寵此人著何以如是其憂，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筆至此，不禁費書而嘆也。悲戚之情，由是可知。

梁啟超寫李鴻章，可謂實至名歸。寫史即寫人，寫人即寫心。梁啟超和李鴻章所處時代相距不過幾年，甲午戰爭敗，則維新變法興。梁啟超和李鴻章同為救國于水火奔走，國勢之衰微，實為共見。然梁啟超惜李鴻章之視野狹窄，只知西人所謂堅船利炮，而不知政治人心。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吸取李鴻章的教訓，從變法入手，尋求救國之路。梁啟超寫李鴻章，也是寫出了自己變法的勇氣與決心。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梁啟超本人也是毀譽極多，支持過變法，也與孫中山有接觸，支持過袁世凱，又鼓勵學生蔡鍔反對袁世凱，又一手促成五四運動。詬病者認為梁啟超善變立場不堅定，投機。而我認為梁啟超變得背后，只是在不斷尋求救國的方法，他的每一次選擇，都是真切而認真的。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是一句驚醒，讓我們不要盲目以成敗論是非功過，也讓我們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勇氣和判斷。

第五篇：《李鴻章傳》讀后感

《李鴻章傳》有感

未讀此書之前，我視李鴻章為懦弱賣國之人，因其所簽的諸多不平等條約。然而讀完此書后，我的態度大有改觀，李鴻章對晚清實所謂鞠躬盡瘁，若換作他人未必達此效果。李鴻章個人的歷史，同時也是晚清40 年的歷史。要了解晚清的歷史，讀此書也受益匪淺。

梁啟超在本書中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對李鴻章的一生進行了描述和評價，使后人能清楚的了解晚清重臣李鴻章。本書內容上共分為十二章，于緒論部分表明了梁啟超對于李鴻章的態度：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于中間十章分別介紹了李鴻章的社會位置、李鴻章未達之前及其時中國的形式、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未路。并于結論中將李鴻章與古今中外人物進行了對比，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李鴻章。

做為政治家，李鴻章是晚清統治階層里為數來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鴻章的見識超出同儕，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李鴻章一生中除了簽各種條約做各種外交外，最大的貢獻無疑是興起洋務運動。即其所創辦的各種工廠以及派學生游學外國之事，不僅認識到只有強大才不會被挨打,還為當時的中國培養出一批有用之才，盡管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但他先進的想法的確給這個似乎昏昏欲死的大國帶來一絲的希望。

做為外交家，雖然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是在國力最弱的背景下據理力爭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讓一人去背負整個國家的責任豈不有失公正？在當時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狀況里，李鴻章機智斡旋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斷的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總之，《李鴻章傳》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真實的李鴻章，讓我們客觀的看待這樣一個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學會一種分析社會分析人物的方法，并警示我們興國強國避免悲劇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