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大數學流派簡介.ppt.Convertor

第十章材料

3三大數學流派簡介-----對數學基礎的反思

集合論在19世紀末由康托建立后,集合概念成為最基本、應用最廣的一個概念，人們曾經相信，全部數學的基礎理論可用集合概念統一起來。1900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龐加萊曾滿懷信心的說：“現在我們可以說，完全的嚴格化已經達到了。”可是這話說出后還不到3年，英國數學家羅素于1902年給德國數學家弗雷格的信中提出一個集合悖論，使數學基礎發生動搖，用弗雷格的話說：“突然它的一塊基石崩塌下來了。”

集合論中為什么會產生矛盾這個非常根本的問題，涉及數學邏輯推理的可信性和數學命題的真理性問題，屬于數學哲學的范疇。

從1900年到1930年的30年間，許多數學家卷入了一場關于數學哲學基礎的討論，并逐漸形成不同的數學基礎學派的爭論，主要有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三個學派。

一、邏輯主義

1.邏輯主義的歷史淵源

邏輯主義的形成究其本原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茲時代，他把邏輯學想象成一種普遍的科學，這種科學包括構成其它所有科學的基礎的一些原則，這種邏輯學先于一切科學的觀點，即是邏輯主義思想原則的萌芽。但他并未能開展這一方面的工作。到了19世紀，戴德金、弗雷格和皮亞諾等人繼承萊氏先志，逐步發揮，并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2邏輯主義的基本思想

邏輯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和邏輯學家羅素，他與懷特海于1913年完成了邏輯主義的經典代表作---《數學原理》。作者企圖在這3卷本的數學巨著中向人們說明：全部數學可以以一個邏輯公理系統嚴格推導出來，也就是說可以從邏輯概念出發用明顯的定義得出數學概念；由邏輯命題開始用純邏輯的演繹推得數學定理。從而，使全部數學都可以從基本的邏輯概念和邏輯規則而推導出來。這樣，就可以把數學看成是邏輯學延伸或分支。所以，羅素說：“邏輯學是數學的青年時代，而數學是邏輯學的壯年時代。”“數學即邏輯。”

要從邏輯推出全部數學，就必須發展集合論，而集合論是自相矛盾的，沒有相容性的，但是，在邏輯系統中是不允許有矛盾的，因此，必須排除悖論。

可后來羅素與懷特海所做的工作并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進而遭遇了不少困難。

數學基礎學家一般都不接受“數學就是邏輯”的觀點；同樣也不能接受“一切數學思維都是邏輯思維”的說法。但是，盡管如此。羅素與懷特海和著的《數學原理》一書在20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影響很大。它以當時最嚴格的形式化的符號語言來陳述作者建立的邏輯體系、定義和定理，從而標志符號邏輯方法的成功。并顯示了數學的邏輯基礎研究的意義，因而進一步的顯示了現代邏輯的科學意義。

《數學原理》一書成為名著。盡管邏輯主義的主張不能實現，邏輯主義的數學觀不能為數學基礎學者所廣泛接受，但此書在方法論上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他們相當成功的把古典數學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公理系統，使之能從幾個邏輯概念和公理出發，再加上集合論的無窮公理就能推出康托集合論、一般算術和大部分數學來。這把邏輯推理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人們看到，在數理邏輯演算的基礎上能夠推演出許多數學內容來，形成了集合論公理系統的邏輯體系，這在邏輯史上是一件大事，對數理邏輯后來的發展起了決定作用，是近代公理

方法的一個重要起點。

二、形式主義

一般認為，形式主義的奠基人是希爾伯特。.形式主義的基本思想

希爾伯特計劃的主要思想就是：奠定一門數學的基礎，應該嚴格的、數學的證明這門數學的協調性（即無矛盾性或一致性、相容性）；希爾伯特計劃的數學內容就是數理邏輯中的證明論。

希爾伯特與貝爾奈斯合著的兩卷《數學基礎》是希爾伯特計劃的代表作。希爾伯特計劃，將各門數學形式化，構成形式系統，然后用一種初等方法證明各個形式系統的相容性，即無矛盾性，從而導出全部數學的無矛盾性。

希爾伯特原來設想，數學的相容性證明可以限于有窮的構造性方法范圍之內。但是研究表現，這個范圍應當加以擴充。哥德爾的不完備性定理說，證明一門數學的無矛盾性不可能在本門數學內做出，必須在一門較之更強的數學中才可能做出。這定理說明希爾伯特的原計劃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希爾伯特的數學基礎思想卻發展了元數學，這就把形式心理學向前推進了一步，促進了數學的發展。現在，元數學（證明論）已發展為數理邏輯的四大分支之一。

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美國數學家魯濱遜和柯恩等人。他們認為：數學應該被看作一種純粹的紙上符號游戲，對這種形式的唯一要求是不會導致矛盾。

但是，這種形式主義思想顯然與希爾伯特的主張是不同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形式系統的相容性在本系統內不能證明。“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是希爾伯特的綱領受到沉重的打擊。

三、直覺主義

1.直覺主義的數學觀思想

直覺主義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是荷蘭數學家布勞威爾。

他的數學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他對數學對象的觀點。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存在即是被構造。”他認為，人們對數學的認識不依賴于邏輯和語言經驗，而是“原始直覺”（即人皆有的一種能力），純粹數學是“心智的數學構造自身”、是“反身的構造”，它“開始于自然數”，而不是集合論。這種數學構造之成為構造，與這種構造物的性質無關，與其本身是否獨立于人們的知識無關，與人們所持的哲學觀點也無關。構造物應該怎樣就怎樣，數學判斷應該是永恒的真理。

(2)對數學所用的邏輯的觀點。布勞威爾對數學對象的觀點直接導出了他對數學所用的邏輯觀點；認為“邏輯不是發現真理的絕對可靠的工具”，并認為，在真正的數學證明中不能使用排中律，因為排中律和其他經典邏輯規律是從有窮集抽象出來的規律，因此不能無限制的使用到無窮集上去。同樣不能使用反證法。

直覺主義對20世紀數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本世紀30年代以后，由于歌德爾的工作，許多數學家開始重視直覺主義。數學家們紛紛嘗試用構造法建立實數理論、數學分析以至全部數學，得出不少重要結果。

構造性數學已經成為數學科學中一個重要的數學學科群體，與計算機科學密切相關。1967年，美國數學家畢肖普出版《構造性分析》，開始了直覺主義學派的構造主義時期。

第二篇：文化語言學簡介及三大流派

一 什么是文化語言學

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曾給文化下過定義：“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個人所獲 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這個定義強調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類學家所持的觀點。當代美國人類學家艾爾弗克羅伯也認為，文化包括各種外顯的或內隱的行為模式，其核心是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觀念。

中國當代學者大多采納《辭海》對文化的定義：“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文化語言學

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文化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化。

文化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語言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內涵，以及民族文化對語言的存在形式和演變怎樣產生影響的一個語言學分支學科。

二 文化語言學與相鄰學科的關系

（1）文化語言學與結構語言學的關系

世界語言學的主流學派——結構語言學有著明顯的不同。

結構語言學所依據的是符號學理論，它把語言看做是一種以聲音為載體的符號系統，所關注的是語言符號系統的音義結合規律、組合與類聚規律。它以語言本身為研究對象，強調語言對象的純潔性。它所提出的與歷時相對的共時觀、與言語相對的語言觀，都是為了保證對象的純潔性。

而文化語言學與結構語言學顯然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語言研究。它與結構語言學的關系如何取決于它本身采取的是何種研究模式。如果文化語言學采取的是交叉學科的定位，從事的是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相互滲透、映照式的研究，那么它與結構語言學就是互補的關系。結構語言學是對語言本體的研究，文化語言學是對語言的應用性研究；結構語言學是主流研究，文化語言學是從屬式的邊緣性研究。如果文化語言學采取的是語言本體研究的定位，從事的是站在文化的背景下對語言的人文性進行挖掘，并由此來觀照語言狀態與規律上的表現，那么它與結構語言學就是以兩種不同研究范式對語言本體進行研究的學科。

（2）文化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關系

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這兩個學科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都強調語言與人，與社會的密切聯系，都關注著語言與人和社會的互動關系，但它們之間仍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和取向性。社會語言學主要研究的是語言在社會中的存在狀況，主要關注的是社會現象中與人有密切關系的地域、職業、行業、性別、年齡、性格等因素；文化語言學主要研究的是語言在民族文化中的存在狀態，它主要關注觀念、信仰、道德、習俗、意識、思維等因素。

社會語言學更多關注的是現實性；文化語言學更多關注的是歷史傳承性。社會語言學關注語言使用、語言變異的研究；文化語言學則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語言結構文化背景的闡釋上，同時也關注在文化背景下來考察語言的靜態結構。社會語言學非常重視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的研究；文化語言學較少展開這樣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社會語言學強調語言的描寫與測量，運用實驗與計量的方法，已形成了一套形式化、比較完整的操作系統；文化語言學則主要是用闡釋的方法，更多依靠的是研究者本人的預感和歷史縱深感。

（3）文化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的關系

文化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兩個學科的關系非常緊密，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人身上，文化語言學對西方人類語言學的理論、方法、成果，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繼承。它們存的不同之處在于：

人類語言學的基本特征是：以活的語言為對象，以了解語言的現狀為目的，以實地考察為主要方法。

而文化語言學除了活的語言外，還關注語言的歷史、語言的書面形態；除了了解語言的現狀外，還希望了解語言現狀背后的原因；除了實地考察方法外，還使用了許多其他的方法。

（4）文化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的關系

文化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這兩個學科都不滿足于把語言看作是一個靜態的、封閉的、純指意性的符號物，而是致力于探討語言背后的東西，并把這一探求對象與人、與語言的生存環境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這兩個學科的不同在于：

①觀察語言的角度不同。文化語言學從文化的角度入手，人和社會在這里都是以虛化了的文化出現，文化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所不在，并在不知不覺中規約著人們的東西。而認知語言學是完全從人的心理認知活動來觀察語言。

②依據的理論不同。文化語言學是語言學與文化學結合的產物，而認知語言學是語言學與心理學結合的產物。

③源起與發展軌跡不同。文化語言學著重對語言認識世界的模式與特征進行描述，而認知語言學則深入到了認識的形成過程。文化語言學是一門可以廣泛運用于眾多人文學科的交叉學科，而認知語言學則是以語言內部，特別是語義為主要關注對象的語言本體學科。

三 中國文化語言學的興起、原因及特點

中國文化語言學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并產生廣泛影響的一種探求漢語文化特征、漢語與漢民族文化密切關系的新的語言學流派。

文化語言學的開山之作, 是20世紀50年代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的羅常培著《語言與文化》(語文出版社 1989 年重版)。在以準確的語言描寫為最高學術、純語言描寫的結構派為學術主流的背景下，羅常培語言與文化的研究上為后人開啟了先河，被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中國文化語言學派尊為開山鼻祖。

陳建民與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開設了“文化語言學”課程。

游汝杰、周振鶴在《方言與中國文化》（1985）一文中首次提出應該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

歷史原因

主要有以下四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一）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純形式嚴峻的強烈反思

（二）對漢語研究的新角度切入

（三）大陸“文化熱”的影響

（四）西方人文理論的影響 如：德國的洪堡特，美國的鮑厄斯、薩丕爾、沃爾夫、拉波夫，法國的梅耶，英國的帕默爾，波蘭的馬林諾夫斯基等

理論特點：

（一）由對語言動態變化的研究轉向對語言靜態結構的研究

（二）由對社會、歷史、經濟、政治等表層文化的關注轉向對思維、觀念、認知、精神等深層文化的全面追求

（三）文化學方法由輔助之用變為全面運用的研究方法

（四）人文性研究由遭到冷遇到以文化認同為最高學術準則的人文追求

（五）由信奉社會學說轉而為對中國古代語言研究傳統與文化學理論的全面繼承與吸收

四 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三個流派

20世紀80年代刊登在《語言導報》上的三篇論文，即：陳建民《文化語言學說略》，1987年第6期；游汝杰《語言學與文化學》，1987年第5—7期；申小龍《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的歷史轉折》，1987年第7期。

此三篇論文反映出對文化語言學的三種不同主張，這三種主張后來成為成為文化語言學的三種流派：文化參照派、文化認同派、社會學派。

這三個學派有著許多共同的學術主張，如認為語言研究必須要與它的人文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對幾乎全盤接受西方語言學理論，特別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規范的中國現代語言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張要建立獨立的文化語言學學科，要進行學科的理論建構和具體語言事實的描寫與闡釋工作，注重語言的個性研究，注重語言的功能研究，等等。

但這些學派之間又有著不同的追求與定位，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問題上：語言與文化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如何看待語言的人文屬性；怎樣評價中國現代語言學的歷史；文化語言學的學科性質如何。

文化參照派

首次倡導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學者游汝杰，是文化參照派的代表人物。

這一派學者認為：要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國語言的特點，從而建立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要把語言學與其它的人文學科結合起來研究，這樣既可以由語言來觀察文化，也可以從文化的背景下來研究語言。作為最早的文化語言學概論性著作之一的《文化語言學》（邢福義主編），就是以“語言——文化的符號”和“文化——語言的管軌”作為全書上下兩編的名稱。

持參照派觀點的人數最多，成果也最多。他們從事了大量的具體語言文化現象的研究，對其他不同的語言研究范圍持比較寬容的態度，這種研究構成了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主體。

文化認同派

文化認同派的代表人物是申小龍。這一派學者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看法與個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結晶。語言是人類看待世界的一種樣式，不同的語言反映出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不同樣式。要從事語言研究，必須與語言文化精神取得高度的一致。要研究漢語，就要在漢語與民族文化之間找到共同性。

語言有著多重屬性，但本質屬性是人文性。

文化語言學與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為理論指導的描寫型的語言學是完全不同質的學科。文化語言學所要研究的是語言的本體，它是關于語言本體的學科。中國文化語言學才是唯一符合漢語實際的語言學學科。

社會學派

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陳建民。這個學派的觀點是：

①文化的創造往往離不開語言，語言的變化和發展也離不開文化。

②文化語言學要重視語言交際價值的研究，語言的本質屬性是交際性。文化語言學應重視研究語言的變異，重視從動態的角度來觀察語言。

③結構主義語言學屬于描寫型的研究，文化語言學屬于闡釋性的研究。文化語言學并不是一概否定結構語言學的作用，也不是一概反對描寫，結構的描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強化語言研究的人文性，要與社會文化聯系起來進行研究。

④文化語言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研究的是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三個學派之間的分歧逐漸淡化。原因是：

首先，文化語言學本身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影響體，又是文化的結晶；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既會體現在演變、使用上，也會體現在語言的結構、形式、生成上，這樣的事實在語言系統中大量存在。這些事實就從根本取消了不同學派以對立狀態存在的客觀基礎。

其次，語言與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已廣為人們所接受，即使是結構語言學也承認這一點。更重要的是人們認識到語言是有著多重屬性、極其復雜的事物，人文性是語言非常重要的一種屬性，漠視它顯然是不對的，但它也只是語言多重屬性之一，對它的研究不能取代對語言其它屬性的研究，文化語言學也不能取代其它范疇的語言研究。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參照派與認同派都認識到了在對方的理論與主張中都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

在文化語言學的后期研究中，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發現，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與周圍的人文學科有著愈來愈多的相互參照借鑒的價值，同時，作為語言學下的一個分支學科，人們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語言本身。各具特色的文化語言學流派，都為豐富發展文化語言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文化語言學的發展，也為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文化語言學補充說明

80年代，絡繹有語言學者踏上這條道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之路由此而生機蓬勃起來。在1985年第三期《復旦學報》上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方言學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語言學的設想。出于革新語言學的目的，作者自覺地選擇了這條語言與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國語言的特點，從而建立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把語言學和別的學科結合起來研究，從而徹底改變語言學?不食人間煙火?的現狀。”（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與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合作，于1984—1986年間聯名發表了五篇論文和一部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對文化語言學的創立和后來形成的研究熱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動作用。80年代中期，面對中國語言學發展舉步維艱的困窘，在學術界“文化熱”潮流的推動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了對《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傳統的深刻反思，尋覓著新的語言學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語言學的旗號之下。其間，文化語言學由于陳建民和申小龍的加入既顯示了聲勢和實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銘《中國文化語言學辭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陳建民的研究多少循著社會語言學的路子。1987年發表的《文化語言學說略》初步提出了他對文化語言學的構想，而1989年出版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則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語言學觀，表現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另一個走向。他注重語言的交際價值和變異形式，認為從結構語言學到文化語言學的誕生，標志著從語言結構系統的研究到語言應用的研究，從單一學科到綜合學科的發展，從小語言學到大語言學的過渡。申小龍于1986年發表了《語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語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獨樹一幟，并帶來了一定的轟動效應。他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是歷史性的反撥，反對朱曉農等人的駁難，堅持認為漢語的“人文性”與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主義”相對立。從哲學和文化的視點，指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應以語言的文化功能為對象，使漢語研究回歸漢語本體，建立起真正符合漢語特性的語言學。他的理論帶來了文化語言學的沖擊波，人文學者一時貶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語言學已不復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態，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大道。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文化語言學已然經歷了十余載的旅程，在學者們不倦的跋涉中，結出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

第三篇：心理學三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心理學三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精神分析學派、行為主義、人本主義心理學影響最大，被稱為心理學的三大主要勢力。

精神分析學派

代表人物：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由弗洛伊德開創，其后被不斷修正與發展，影響力遠遠超出心理學，所以讀者群相應更為廣泛。

要想對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清晰的認識，還可以讀幾本介紹其思想的著作：查爾斯·布倫納所著的《精神分析入門》（北京出版社，2000）概括了弗洛伊德的基本 思想與精神分析的主要內容，闡述明確貼切，在同類書中極為難得。《弗洛伊德和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闡述了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的 關系。書雖寫于上世紀30年代，卻仍不失其價值。弗洛伊德所著的《精神分析引論》本書能大致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無論是對精神分析一無所知的讀者，還是頗有研究的學者，都可以從此書中獲益。

觀點：精神分析學派是弗洛伊德在畢生的精神醫療實踐中，對人的病態心理經過無數次的總結、多年的累積而逐漸形成的。主要著重于精神分析和治療，并由此提出了人的心理和人格的新的獨特的解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最大特點，就是強調人的本能的、情欲的、自然性的一面，它首次闡述了無意識的作用，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為中的作用，開辟了潛意識研究的新領域；它重視人格的研究、重視心理應用。

行為主義

代表人物 華生、斯金納

華生創 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理論體系在20世紀20年代風行一時，深刻地影響了心理學的進程。在其后，行為主義得到不斷發展，以斯金納最有影響。

行為主義是美國現代心理學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對西方心理學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行為主義可以被區分為舊行為主義和新行為主義。舊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以華生為首。新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則為斯金納等。

華生 認為人類的行為都是后天習得的，環境決定了一個人的行為模式，無論是正常的行為還是病態的行為都是經過學習而獲得的，也可以通過學習而更改、增加或消除，認為查明了環境刺激與行為反應之間的規律性關系，就能根據刺激預知反應，或根據反應推斷刺激，達到預測并控制動物和人的行為的目的。他認為，行為就是有機體用以適應環境刺激的各種軀體反應的組合，有的表現在外表，有的隱藏在內部，在他眼里人和動物沒什么差異，都遵循同樣的規律。

斯金納 認為心理學所關心的是可以觀察到的外表的行為，而不是行為的內部機制。他認為科學必須在自然科學的范圍內進行研究，其任務就是要確定實驗者控制的刺激繼之而來有機體反應之間的函數關系。當然他不僅考慮到一個刺激與一個反應之間的關系，也考慮到那些改變刺激與反應的關系的條件，他的公式為：R=f（SoA）

哲學背景：20世紀初，把人當作機器的機械唯物主義思潮（包括笛卡爾關于人的身體機制的機械論思想、拉o美利特等把人看做機器的觀點），以及以經驗事實作為勾銷主客觀界限的工具的新實在論都對華生有很大的影響。

觀點：行為主義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心理學不應該研究意識，只應該研究行為，把行為與意識完全對立起來。在研究方法上，行為主義主張采用客觀的實驗方法，而不使用內省法。人本主義

代表人物:馬斯洛、羅杰斯

馬斯洛的自我實現論 馬斯洛認為人類行為的心理驅力不是性本能，而是人的需要，他將其分為兩大類、七個層次、好象一座金字塔，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認識需要，審美需要、自我實現需要。

羅杰斯讓人領悟自己的本性，不再倚重外來的價值觀念，讓人重新信賴、依靠機體估價過程來處理經驗，消除外界環境通過內化而強加給他的價值觀，讓人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掌握自己的命運，修復被破壞的自我實現潛力，促進個性的健康發展。

觀點：人本主義反對將人的心理低俗化，動物化的傾向，反對僅僅以病態人作為研究對象，把人看為本能犧牲品的精神分析學派，也反對把人看作是物理的、化學的客體的行為主義學派。主張研究對人類進步富有意義的問題，關心人的價值和尊嚴。

第四篇：中國傳統紅木家具三大流派淺析-伍炳亮

中國傳統紅木家具三大流派淺析-伍炳亮

中國傳統家具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明清兩代，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發展達到了頂峰，政治、經濟、文化都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家具制作也進入全盛時期，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明清家具日漸完美，形成了中國家具史上的高峰。

在明清家具的全盛時期，家具制作成為社會上最流行的行業之一，全國各地都紛紛開設有家具作坊從事家具生產，其中既有應日常生活之需，以柴樹和雜木為材料，造型與工藝都較為隨意的民間實用性家具。也有為滿足上層社會的需要，以黃花梨、紫檀等優質硬木為材料，經過精心設計制作的經典家具作品。各地域之間也因為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審美意識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家具風格體系，如蘇、廣、京、晉、寧、魯、揚、閩等家具流派。其中最具有影響力，而且代表中國傳統家具最高水平的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別是來自詩意江南的蘇式家具、嶺南地區的廣式家具、皇室宮廷的京式家具。這三大流派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融合其它流派之所長，將中國傳統家具藝術推向全盛，取得了巨大成就，對后世家具制作影響深遠，本文下面將針對這三大家具流派予以淺析。

文人性情

蘇式家具

蘇式家具是中國傳統家具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指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生產的家具。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用料名貴、結構科學、造型典雅、尺寸合理而著稱，是明代家具風格的塑造者和主流，常說的明式家具實際上從淵源上來說都是源自于蘇式家具。

蘇杭自古繁華，到了明朝中期隨著賦稅制度的革新，農民負擔得到減輕，社會階級矛盾得到緩和，社會秩序安定，促進了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江南的蘇、松、嘉、湖、杭地區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蠶桑絲織，冶金瓷器等手工業極度興盛，市場商業高度繁榮，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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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一直持續到清朝中期。這片詩情畫意水土孕育了無數個性鮮明，思想自由的文人雅士。眾多外鄉的文人墨客也紛紛移居這里，一時文人名士薈集，也成為了文化的中心。很多學派也如雨后般的春筍，破土而出，江南著名的吳門畫派、乾嘉學派、泰州學派等就誕生于此時期，這種大背景下蘇式家具流派也應運而生了。

明清時期，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們熱衷于修建園林，蘇州地區園林密布，秀甲天下，其數量為全國之首。中外聞名的拙政園、留園、退思園等都在這一時代建造的。這些文人雅士們追求超逸脫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詩畫。家具與日常生活緊密相聯，而且是點綴居室空間的重要物品，自然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格外關注。這些文人士大夫通常都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和審美品位，在家具定制的過程中或者是親自繪圖造型，或者是全程參與監制，甚至還有人專門針對家具著書立說進行研究分析。因此，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禪宗的見性明心和道家道法這些思想，自然就融匯進入了蘇式家具的體系，使蘇式家具飽含文人性情。蘇式家具之所以木秀于林，流行數百年，確實可以說是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結果，這一點也是蘇式家具的精髓所在。現在有一些模仿和仿制蘇式家具的，往往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就是因為缺少了厚重的文化底蘊以及自身修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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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式家具造型簡約大方，線條流暢，尺寸合理，在設計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風格。在用料上主要以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木材為主，這些木材堅硬質密、色澤獨特、紋理優美。江南地區本不生長此類木材，這些木材大多是通過海上貿易所得，可謂來之不易，所以工匠在施工過程中都精打細算，慎之又慎。設計者們往往首先根據木料的大小，順應木材的形狀，合理的設計出相應的家具造型，做到木盡其用，長此以往，就養成了一種非常嚴謹，一絲不茍的職業操守，這是使蘇式家具的重要特點之一。

在體形比較大家具中制作中，為了節省材料，則通常采用包鑲作法，他們常常以雜木為內部框架，外面鑲嵌硬木薄板。這種做法看似有些投機取巧之嫌，實則非常耗時，對工匠的手藝經驗也是極大考驗。因為木性不同，雜木和硬木在結合時縫隙容易顯露，影響美觀，所以對工匠們的斧工、鑿工、刨工的技術水平要求很高。另外，雜木容易扭曲變形，需要對其進行浸泡，蒸干等繁雜的工藝方能使之與硬木結合，以此來減小誤差，力求合縫嚴緊，不露痕跡。通常他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們巧妙的將縫隙留在家具的棱角部位，粘合好之后再進行抹棱去角，變得圓潤光滑。實際上蘇式家具不論在棱角、部件截面、局部圖案，都進行了打磨處理，所謂的“明圓清方”便是這樣出現的。這些家具的縫隙如不細細觀察，親手撫摸是很難發現的，還以為是一木所制是“天成之器”。這樣一來家具的線條就變得明快流暢，優雅自然，這都有賴于蘇家具制作者的超人智慧。

蘇式家具風格簡約清秀，注重注入文化內涵，氣韻高雅，一般沒有太多的雕刻修飾。修飾手法也通常以浮雕、線刻、嵌木、嵌石等手法為主，其內容題材大多都是字畫、松、竹、梅、山石、花鳥、山水、風景以及各種神話傳說人物與瑞獸為主。其次是傳統紋飾如海水云龍、海水江崖、二龍戲珠、龍風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使用，大多借其諧音，寓意吉祥，局部裝飾花紋多以纏枝蓮和纏枝牡丹為主，也有的采用草龍、方花紋、靈芝紋等圖案，常用的鑲嵌材料多為玉石、象牙等名貴材料。

從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中央政府都屢次頒布禁海令，致使蘇南地區的本來就來之不易的硬木資源嚴重缺乏。明亡清興后，社會風氣發生了巨大變化，為了迎合上層社會驕奢的心理，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家具的造型和裝飾急速向富麗，繁縟，重其外表而輕內涵氣韻的方向發展。到了清朝康乾年間，由于主客兩方面因素蘇家具急劇衰落，能進入宮廷官宦之家的家具越來越少。為了尋求市場的需求，蘇式家具逐漸轉向普通家具市場，不得不吸取廣式家具風格，被迫“轉型”，于是有了“廣式蘇作”之說，從而形成了清代蘇式家具風格，在轉型的過程中不僅取得市場，也讓蘇式家具得以走進不同的社會階層，從而普及起來。雖然蘇式家具失去上層社會的寵愛，但其高雅的氣韻和濃厚文化內涵一直為世人所推崇，所以蘇式家具不再限蘇南地區，在全國各地都其繼承和學習者。

風氣之先

廣式家具

廣式家具是指以廣州為中心，廣東地區生產的硬木家具，形成于清代中期，其用料奢華、體質厚重、雕刻繁縟，在清代中后期迅速風行起來，形成一種潮流，成為清代家具的重要風格之一。

廣州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廣式家具在清代中后期成為家具領域的領頭羊地位。廣州位于珠江口，濱臨南海，是天然的優良港口，是東南亞各國優質木材進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東南亞各國盛產優質木材，木材外貿在這些國家出口貨物中占很大比重，大批優質木材源源不斷的進入廣州，客觀上為廣東家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得廣州的家具制造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起來，另外，自滿清入主中原以來，海禁更加嚴厲，乾隆年間正式發布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船只僅在廣州停泊、交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之前。這樣使廣州成為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所以大量的西方傳教士，商人涌入廣州，當時著名的“廣州十三行”便在此時形成。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西文化在廣州發生了大規模地碰撞，迅速吸收和融合，由廣州得“風氣之先”并逐漸傳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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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式家具在用材上不吝奢華，造型厚重，出現了很多用料清一色，一木所制的家具，這就是著名的“一木一器”。廣式家具還追求木性、木色一致，各種木料互不摻用，而且很少使用漆料，讓天然樹紋充分顯露，顯得豪奢大氣。

之所以說廣式家具得“風氣之先”，是因為廣家具在造型上大量的吸取了西方的洛可可式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源自法國宮廷，是一種華麗雕琢，纖巧繁瑣的藝術樣式。當時廣州城內西式建筑、鐘表、琺瑯器、天文儀器等西洋文化元素應有盡有。引發國人濃厚的好奇心，權臣貴族們紛紛以擁有西洋器而自豪。受這種風氣的影響，廣式家具在造型、結構和裝飾上都不由自主的吸取了西方元素，其造型標新立異，千姿百態，有的甚至直接取材于西洋式建筑結構。

廣式家具在裝飾雕刻手法上也呈西化的傾向，每一件高檔廣式家具都極盡修飾之能事，無不精雕細刻。尤其是裝飾圖案，追求華麗、豪奢，較之西方洛可可風格有過之無不及。他們將雕刻手法發揮的淋漓盡致，浮雕、高雕、通雕、圓雕、立體雕等等全都排上用場。雕刻面積與縱深程度較之蘇式家具大為增加，凡能游刃處，皆以下刀。就雕刻技藝而言，廣式家具絕對獨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領風騷。另外，廣式家具中還有一項技藝也堪稱一絕，那就是“鑲嵌”，鑲嵌本來在蘇杭手工業等領域都十分流行，但為了追求一種絢麗色彩美感，廣式家具將鑲嵌技藝發揮到了極致，鑲嵌材料繁多，超乎想象，大理石(云石)、玉石、寶石、琺瑯、陶瓷、螺鈿、金銀、黃楊木、象牙、琥珀、玻璃、油畫等均在其列。這些鑲嵌作品中，最為著名的要數大理石插屏，廣式的大理石插屏一般屏體和底座可以分離，底座自然多飾雕刻，屏體多以硬木為框，中間用一塊紋理優美的大理石鑲嵌，這種做法成為我國家具裝飾藝術中珍貴的遺產。

另外，廣式家具的裝飾題材也非常豐富，運用了很多西方文化元素。例如西番蓮花紋就是一種外來紋飾，它的葉子和花朵與中國牡丹相似，生有藤蔓，它的特點是花紋線條流暢，變化無窮，可以根據不同器形而讓藤蔓隨意延伸。西番蓮花紋與蘇式家具傳統的纏枝蓮紋樣有很大不同，成為區別廣式家具和蘇式家具的一個重要特征。當然廣家具也有相當數量的傳統紋樣，如植物類有松、柏、竹、蘭、梅、菊、葡萄等，動物類有鶴、鹿、羊、龍、蝙蝠、鴛鴦等，還有一些云紋、夔紋、海水紋等。傳統紋飾里竹節與梅花的出現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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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式家具的大氣和豪華，倍受清代皇室的偏愛，為滿足皇室生活需要，除了以貢品的形式引入廣式家具外，清宮造辦處專門設立了“廣木作”，專門承擔木工制作。造辦處大量招募廣作硬木工匠輪班進京，這就是京式家具流派形成的前奏。由于上層社會的青睞，它在清中期開始取代蘇式一統天下的局面，成為清代家具的代表，其出口范圍、數量以及名聲都遠遠超過蘇式家具。從藝術角度與整體來看廣式家具，它雖有別于蘇式家具的正統淳樸，但廣式家具能在結構上保留傳統的優良工藝，又能在形式上吸收西方華麗的裝飾風格，在應用功能上也勇于創新，從而得到人們的喜愛和推廣，所以廣式家具也是中國傳統家具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御用器具

京式家具

所謂的京式家具是指北京地區上層社會的家具，即清宮宮廷作坊如造辦處、御用監在京制造的家具，以黃花梨、紫檀、和紅木等幾種硬木家具為主。京式家具造型線條遒勁，大開大合，豪華尊貴，氣韻莊嚴，帶有典型的皇家風格。

在明清時期北京附近，如天津，河北等地本來也有很多家具制作作坊，但受經濟、地理等客觀因素制約，都是生產一些柴木家具或材質粗劣的低端產品，而真正京式家具是在清代產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生的。明朝覆亡時紫禁城遭到了嚴重損壞，皇宮內陳設的家具器物自然也難免浩劫，滿清入主以后，便大修宮室、園林、添置家具器物，在這方面清政府可謂竭盡財力，皇室貴族們也開始相互攀比。初期清政府沿襲明朝舊制從蘇州采辦家具，但隨著廣式家具興起，很快得到清室的垂青。從乾隆年間便開始放棄了蘇州，到廣州采辦，但是廣州到北京距離遙遠，采辦的進度遠遠不能滿足皇宮生活的需要。為了進一步滿足皇宮生活的需要，清宮的造辦處下設制專門造家具的機構，開始招募蘇廣地區技藝高超的能工巧匠，專事木作，從廣東沿海輸送上等黃花梨、紫檀等硬木以備其用，在蘇廣兩式家具藝術交融下，京式家具流派的就順理成章的形成了。

清代宮廷御用家具，材料與費用均出自于政府財政，其用材既有明朝遺存的舊料，也在海外積極采購，另外還有民間的收納進貢，材質都精良無比。現在從故宮博物院里的家具中也可以感受到這種用料不厭其精的特征，有些家具上面鑲嵌的奇珍異寶也都是貨真價實。

因京式家具是在蘇廣兩式的交融下產生的，所以京式家具風格介入蘇式和廣式之間。但這并非是指京式家具繼承了蘇廣兩式優秀的基因而超越蘇廣，實際上作為宮廷家具，京式家具風格一方面普遍學習蘇式簡約之風和廣式華麗之氣，另一方面還是逐漸向追求富麗豪奢的皇家風范發展，在皇權尊嚴的潛意識下，京式家具也帶有驕矜，奢靡的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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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京式家具在法度嚴謹和整體協調性上是其它家具流派不能企及的，在嚴格的封建綱常禮制下，造辦處出品的家具，其尊卑之別，主次之分，大到套裝類，小到一件家具的型制修飾都體現的十分明顯。這些家具還與清宮的建筑、藻井、窗飾等宮廷陳設都保持著高度協調。現在故宮博物院里保存的乾隆時期家具大部分出自造辦處，是最正統的京式風格，其法度之嚴謹，整體之協調令人嘆為觀止。

在修飾方面，京式家具與廣式風格相差無幾，但其用材和內容有所不同，其裝飾材料偏于更名貴的，金、銀、玉、象牙、琺瑯、百寶鑲嵌等珍貴材料，力求顯示宮廷家具的尊貴，異于民間之物。其修飾內容風格獨具，它多采自殷商青銅器和漢代石刻藝術，常用的紋飾是象征天子身分的圖騰，夔龍、夔鳳、蟠紋、螭龍紋，以及獸面紋、雷紋、蟬紋與勾卷紋等，這些不同形態的紋飾，古樸典雅，肅穆高貴是京式家具的重要閃光點。

清朝晚期，皇室衰微，京式家具制作數量明顯減少，現存的京式家具原件多為乾隆至道光年間作品。清亡以后，故宮再次遭到破壞，這些家具散失到尋常百姓家后多因保管不善，很多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已損毀和外流，現存不多。民國年間一些京派舊匠雖然有技藝，但沒有材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便以雜木冒充；民間庸工們更是胡來一氣，所以民國年間的京式家具已經京味全失了。

京派家具以宮廷家具為主，派生于蘇廣兩家，繼承了這兩流派的大部分工藝手法，并且有所發展，尤其是在修飾上更加正統，注重傳統文化內涵，以及把多種工藝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雖然過于富麗豪華，驕矜自傲，但我泱泱中華，自古就威服四鄰，德化八方，京式家具作為統治階層的御用器具，含有這種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也是難免。

行文至此，中國傳統家具三大流派已粗略介紹完畢，歷史長河一刻不停的滾滾向前，日新月益，當代的傳統古典家具，多已不限地域，不拘流派，形成了流派的大融合，一場新的古典家具改良變革在市場經濟的醞釀下正在悄然進行。但需要指出的是，現在的古典家具仍然還在“后明清時代”，并沒有脫離明清范疇。市場上有些不切實際的所謂創新，實際上已背離明清古典家具的精義，帶有不今不古、不倫不類的世俗之風。對于傳統家具的改良創新都需要在深刻的了解中國文化內涵、基于獨到的審美感悟和文化修為之上，方能推陳出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議傳統古典家具研究與制作者們，最好親自參與家具制作，從實踐中體驗傳統家具的韻味和樂趣，希望我們一起能夠重塑中國傳統家具的輝煌。

伍炳亮簡介：伍炳亮，男，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廣東臺山。自一九七九年開始從事古典家具購藏，一九八七年創辦興隆紅木工藝廠（二00五年擴展為伍氏興隆明式家具藝術有限公司）現擔任中國傳統家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明式家具學會理事、中國收藏家協會古典家具收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副理事長、廣東省家具協會副會長、廣東省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中國紅木古典家具雜志社造型藝術顧問、臺山市古典家具商會會長等職。伍炳亮從業三十年來主要從事明清家具的收藏、研究以及設計制作。對明清家具的造型、結構，以及文化內涵有著獨到的見解，提出了以“型”、“藝”、“材”、“韻”為準則的傳統家具評中國紅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紅木家http://www.tmdps.cn

鑒與設計制作指導理論。并以此理論為基礎高仿、改良與創新設計出一批明清式藝術家具，作品以“型精韻深、材藝雙美”的藝術特點深受國內傳統家具資深專家學者、收藏家的肯定與推崇，作品被國內外各大博物館爭相收藏并在各類展會中屢獲殊榮。伍炳亮作為中國傳統家具藝術繼承與發展的實踐者，其藝術理論與作品廣受媒體關注，多篇論文先后在各類學術刊物與媒體發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廣東省電視臺、南方電視臺、珠江電視臺、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經濟參考、中國文化報、羊城晚報、美國世界時報，以及國內多家網站媒體也相繼刊發了對伍炳亮的專題報道。二00五年接受鳳凰衛視《財智人生》專訪，二00六與二00八年連續三年應中央電視臺之邀擔任 “古典家具超人比賽”評委。名鼎檀紅木家具http://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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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陳 績

現代西方法理學是現代西方國家法學中研究法律基本理論的學科。① 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精神危機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學家在探尋治理社會的危機和完善資本主義法律的方法的過程中，新的法學思潮相繼更迭，或競相表現，或相互吸納，“任何一種法學思潮都不再獨霸世界，傳統的形而上學法哲學大一統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②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于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于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并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準。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于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于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于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么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并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采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征。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采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于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后，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于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準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于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并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于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臺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筑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后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準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于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采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后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采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么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后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么？我們得到些什么？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于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務于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準和相對普遍的價值準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托。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癥下藥”，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于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并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于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