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 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 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 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 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 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 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 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 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 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 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于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于他們的歷史我 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 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 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 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 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 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并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 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后，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 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 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 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記得 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 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 知道的，羅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

。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 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系很壞。至于 對賀龍的關系，大家是知道的。

對于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 羅瑞卿同林彪的關系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 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 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 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并不 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 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于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 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 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 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 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 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 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 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 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 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 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于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 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 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 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 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于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 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贊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于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 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 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而 后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 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 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 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于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 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說這兩個 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后來我還催問過他幾 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 時，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么工作，對他這樣 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 后，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 護，我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 之后，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 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 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 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 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 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 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 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 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 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 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 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 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 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 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 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 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

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第二篇：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引用閑庭信步 的 引用（轉載）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引用數風流人物 的（轉載）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轉載）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歷史資料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于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于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

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并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后，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系很壞。至于對賀龍的關系，大家是知道的。

對于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系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并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

寬恕的錯誤。

對于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于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

然大悟了。

對于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贊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于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而后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于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后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么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后，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

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

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

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

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第三篇：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從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圍攻批判—編者注），我一直再想見見你，向你求教。只是覺得在群眾激烈批判我們的反動路線及其惡果的時候，求見主席是否適宜，所以一直憂慮著。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靜候你的指示。” 他在信中說：“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黨員。我請求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給我補過自新的機會。”

8月3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對毛澤東對他的一些不滿再次做了檢查，并說：“我過去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覺得自己身體很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做些技術性質的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2月22日，鄧小平一家從江西回到闊別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鄧小平到中南海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問他這些年是怎么過來的，鄧小平回答了兩個字：“等待”。

第四篇：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經濟制度

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經濟制度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經濟思想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斷思考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

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期間，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弄清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實行土地改革，變革生產關系，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摸索出了一些經驗，為他構建新中國的經濟制度打下了基礎。

在1947年12月25日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上的報告中，毛澤東提到了新中國多種經濟成分的構成：“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這里實際上指出了四種經濟，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在1949年3月5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毛澤東完善了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多成分性的思想：“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里，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都得到了發展，其中社會主義經濟和半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更為迅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希望通過新民主主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

到了1952年，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6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規定的“三改”任務，到1956年已經基本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過渡。觀察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第一、毛澤東注重通過革命改變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關系。第二、毛澤東贊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流行的觀點，認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計劃經濟相抵觸，因而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只有這樣，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他的理論觀點，代表了他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

人民公社時期毛澤東強調變革所有制，強調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根據列寧對馬克思“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概念的理解，把這個問題同分配制度（工資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聯系在一起，說，“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他把資產階級法權制度理解為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不平等關系，“一定要破除”，提出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他希望通過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實現生產關系向更高層次過渡，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鄧小平認為，對于建立怎樣的所有制結構，判斷一種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優越性，從根本上說要看它是否適應當時當地生產力發展要求，而不能簡單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為標準。從改革開放開始到黨的十二大已經開始肯定

“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補充”。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實踐發展，黨的十三大把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經濟、外商獨資經濟同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根據實踐的發展，進一步強調，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方針。黨的十五大在深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結構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同時，在經濟體制的選擇上，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分配方式上，從按勞分配到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對共同富裕的理解上，從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根據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實際情況的變化，突破了把計劃和市場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的思路。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從根本上解除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成為我們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十分重視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平均主義的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勞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確立了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和價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論上，由于受中國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產思想的影響，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沒有差別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在經歷了中國社會主義的重大曲折之后，鄧小平批判地繼承了毛澤東的共同富裕理論，提出了獨具時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觀。鄧小平把共同富裕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范疇。他在南方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

富裕。”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時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為了防止重蹈覆轍，鄧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設計，“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通過比較分析，可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每一次變革都帶著鮮明的時代的烙印，正是毛澤東的艱難探索為鄧小平的成功實踐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五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澤東,成于鄧小平‘

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

答: 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有三個方面內容：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三個部分內容是一個有機統一體：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根本條件）；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前兩者的最終目標）。它們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缺一不可，體現了一系列的辨證關系：

（1）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體現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辨證關系。他把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統一于社會主義本質之中，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統一于社會主義本質之中，避免了從生產力或生產關系單一角度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容易產生的弊端。

（2）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體現了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辨證關系。這一概括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一實現目標的手段，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目標統一于社會主義本質之中，準確地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3）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體現了過程與結果之間的辨證關系。他把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實際過程與實現社會主義的最終結果即共同富裕統一于社會主義本質之中，說明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4)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方法論意義

從理論意義上看，首先，鄧小平這一科學揭示，為我們堅持，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們應該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因為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前提，是實現消滅剝削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要服從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作為生產關系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歸根到底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轉移，并且要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最終目的。因此，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

總之，理解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斷體現的辨證關系，要領會：鄧小平從社會主義實踐的角度把社會主義本質的實現看作動態過程，即從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為動力開始，到解決所存在的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基本社會問題，直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鄧小平在本質論斷中用了五個動詞：“解放”、“發展”、“消滅”、“消除”、“達到”，在動態中展示了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溝通了社會主義的現實與未來；鄧小平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方面，說明了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改革開放進程中存在的困惑等，都與沒有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有關。因此，鄧小平本質論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Z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澤東，成于鄧小平

答：

一、毛開了個好頭

1、大政方針由其制定，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提出-論十大關系

2、中共八大召開.提出當前主要矛盾；明確了主要任務；指出具體方針

3、《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方針

4、科學文化領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二、留下四大難題

1、黨內中心工作與社會主要矛盾“二元分制”，提出以階級斗爭為崗

2、沒有處理好市場與計劃的辯證關系，認為市場經濟屬“資“

3、沒有處理好“十大關系“與體制改革的辯證關系

4、違背了經濟規律，強調“多塊好省“的大躍進

三、鄧小平解決難題（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

1、動力——的本質

2、助跑距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出

3、方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