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看法

從制度變遷角度看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在不同的社會時期含義是不同的。大致理一下：

1、古代的經濟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包含在倫理學或政治學中，此時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切與家庭管理有關的事物；

2、中世紀的經濟學也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被視為道德哲學或道德神學的一部分。這個時候阿奎那有關于買賣欺詐與高利貸取息行為的論述，但是從神學倫理學法學的角度。

3、到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了。

（1）產生初期，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著重于政治，即與國家政策相關的事。這種研究范圍涉及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就與古代家庭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學有了區分。而這時候，經濟學已很少單獨使用，除非用以表達它原始的家庭管理。

（2）19世紀初到19世紀70年代，政治經濟學得到廣泛使用，而經濟學也在一些時候偶爾用到，但是已不再代表家庭管理這樣的概念，而是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同義詞使用。

（3）隨后，源于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理論內容的發展，產生了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名稱的問題。薩伊指出政治經濟學應該只研究財富的產生、分配和消費；西尼爾認為作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必須不考慮政策。等等，總之這個時候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與政治的含義相去甚遠，這也就使其與政治學的界限逐步明確了。

4、到了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由于政治經濟學不是政治學，他的名稱與內容就矛盾，所以，以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為代表，經濟學取代了政治經濟學。而且有經濟學家指出，這主要是由于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物的關系的學科是超階級的，而非研究人與人的關系。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到底叫經濟學還是政治經濟學其實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課本中有一句話說“19世紀70年代，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始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轉變時，與此相巧合，原被廣泛使用的政治經濟學與很少使用的經濟學開始了相互換位的轉變”。說這是巧合，也許不準確。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經濟學概念的變化是正式制度變化后，非正式制度形成的與之相配套的變遷，是種必然的變化。

比如，當社會處于原始狀態，人類活動以家庭為單位時，需要的是與之相配套的研究家庭管理的經濟學；當中世紀神學當道時，經濟學思想成為道德神學的一部分；到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雖然有不同的學派不同的經濟學家闡述自己的理論，但是當時社會的主題應該是發展，統治者期望的是國家富強。于是在這種大的社會發展觀的指導下，重商主義強調重視國家政策相關事宜，主張干預，所以有了強調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后期重農主義主張自由放任來實現為人民提供充裕收入的目的，不需要考慮政策，所以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強調了與政治學的不同；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出于對壟斷利益和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避免研究人與人的關系，所以走向了對人與物的研究，也就是最終由經濟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

所以，本質上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概念演變反映的是社會層面的變遷和要求。

第二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再思考

來源： 作者： 時間：2009-05-25 點擊：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傳統上我們一直將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突破了我們思想上的諸多禁區，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進一步推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于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置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同時，西方經濟學中的很多專有名詞在我們的大眾傳媒中也開始經常出現，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針對這一現象，國內有學者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開始就這一問題進行辯論，特別是在2005年左右，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今年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由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矛盾，科學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規律，我們又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居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位置。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其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指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并不包含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①。因為，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社會主義尚處于萌芽狀態，對于一種處于萌芽狀態甚至是一種以前不曾存在過的事物，我們是不可能做出科學分析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誕生于前蘇聯斯大林時期，為了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進行一個總結，同時也為了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指導，前蘇聯組織專家學者曾先后編寫了幾個不同版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模式來源于前蘇聯，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同樣來源于前蘇聯版本，因此具有濃厚的前蘇聯色彩。形式上，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從根本上說，不管是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源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來源于社會存在。我們必須認識到，對于一種新的社會實踐活動，剛開始我們是不可能有一套系統成熟的理論的，事實也證明先于社會實踐的理論預測往往是不準確和不完善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不同于馬克思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描述，也不同于前蘇聯模式，我們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沒有任何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經濟學也必然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當我們回頭看三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我們會發現其對社會主義的描述與我們當前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我們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引發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擔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

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生產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于一種處于探索階段的社會主義模式來說，代寫論文出現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在我們建立一個成熟的、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前，我們也是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社會主義將脫胎于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我們知道前蘇聯是由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農奴社會轉化而來，而社會主義中國則是由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化而來，并且這兩個國家在當時的生產力都極端落后。盡管如此，中蘇兩國都還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設想，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并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不斷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不再要求任何領域公有制都占主導地位，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我國的改革和建設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同時，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比如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勞動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是否創造價值的討論等等。從根本上說，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已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③，或干脆就稱其為經濟學。我們不要小看這一稱呼上細微的改變，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確切地說也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一個副產品。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我們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西方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有一個很好的描述和總結，許多理論對于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大量現實問題也有較強的解釋力，這也是最近這些年，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大學教育中迅速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是當我們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收聽或收看新聞或經濟類節目時，也可不時聽到諸如通貨膨脹率、貼現率、法定準備金率、CPI、PPI等詞匯，即便是普通百姓對這些詞匯也略知一二。十年前，這些詞匯在我國的各類節目媒體中基本上是很少出現的，普通民眾更不可能了解這些詞匯的確切含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早在1993年由前蘇聯建立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System of MateralProduct Balance）轉變為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所普遍采用的國民帳戶體系（SNA，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④，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經濟理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刻影響。

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我們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1776年完成的名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此之前，即1759年，亞當·斯密還寫了一本小冊子———《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這本小冊子中，斯密描述了種種人類的利他行為以及人們普遍的風險厭惡現象。也是在這本小冊子中，斯密還描述了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即人們普遍誤認為財富可以給人帶來持久的歡樂，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但是這種“幻覺”卻構成了市場經濟中人們創造財富的源動力⑤。可以說這些描述是其后來在《國富論》中一系列思想的早期體現。我們現在一說到經濟人假設就想到亞當·斯密，其實應該說在斯密那里，人不僅是自利的，在很多時候人也是有利他動機的，人應該是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合一。但是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僅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不歸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機械的、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因為經濟學首先是一門社會科學，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還是有很大的不同⑥，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面對種種批評，西方經濟學發展出了諸多新的分支學科，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等等分支學科，以期對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問題給出更加合理的解釋。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看到這些分支學科在西方經濟中并沒有占據主流地位，當前占主流地位的還是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經濟學等以數理、計量分析為主要分析工具的宏觀經濟學派。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其對現實經濟政策的制定卻沒有太大的作用，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格列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曾長期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在2006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對于我們這些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現實世界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是令人沮喪的。一個不幸的事實是，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研究成果對于實際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分析幾乎沒有影響，……，現代宏觀經濟研究并沒有在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廣泛作用表明，它（現代宏觀經濟研究）并不是為實際經濟政策制定服務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可能是成功的，但它對宏觀經濟政策卻沒有太大的貢獻”⑦。曼昆的話表明，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已經較為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一般地，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物質利益關系或階級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既然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說是基本生產要素⑧，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到生產關系，涉及到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任何一種成熟的經濟理論或學派，都必須有三個組成部分，即硬核(hard core)、保護帶(protectivebelt)和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硬核是其理論核心，是指不可證偽的理論或無法加以拒絕的公理，它一般由最能反映這種理論體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組成。比如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都是其各自的理論硬核。保護帶是其基本理論的延伸，是指一組附屬性假說或假設，這些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試驗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保護帶是保衛硬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保護帶本身可以被修改、調整和替換。分析方法是其理論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方法不同的理論或學派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有類似的分析方法。相對而言，分析方法不如硬核或保護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或學派的典型特征那樣濃厚。西方主流經濟學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現在雖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學者質疑西方經濟學“硬核”———經濟人假設，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經濟人假設對人自利行為的假定大體上還是合理的。并且，隨著數理和計量方法的發展，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也可以得到證實或證偽。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入手，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替代的結論。應該說馬克思的分析是嚴密的，但是正如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說的那樣，馬克思并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到了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時期，前蘇聯和中國都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不管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材，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在不同的時期均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和修改，因此其理論體系不如西方經濟那樣連貫和一致，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形成西方經濟學那樣標準統一的分析方法，其體系也不太系統在社會的不斷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難以解釋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們推進市場化的進程中，西方經濟學反而能對許多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這種情況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何去何從問題。

四、小結

對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其存在的根本價值均在于能夠解釋現實和預測未來，如

果一種理論和現實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了中國當前所走的市場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述的道路。當前，中國所出現的許多問題，例如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貧富差距等，單純地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解釋，都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一門成熟的理論，都必須有一個相應的社會映像。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較為系統和完善，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分不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應看到，一個社會要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沒有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做指導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場機制之后，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也出現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這就需要不斷地提出新的理論去解決這些社會現實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應有不同的側重點，相互補充，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第三篇：對旅游經濟學的學習心得和看法

對旅游經濟學的學習心得和看法

旅游經濟學是旅游學中的一門分支學科，由于長時間以來，人們比較注重研究旅游業的經濟效應所以旅游經濟學是一門比較重要的學科。但縱觀出版的旅游經濟學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旅游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的知識來詮釋旅游現象，對旅游經濟學的本質及解決的核心問題并未提及，這里針對旅游經濟學發表一下自己的學習心得，重點對第三篇旅游經濟的外部和諧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內容安排提出自己的看法。

各地發展旅游業的宣傳工作都是政府部門在做，費用也由政府部門負責，是對一個地區的整體宣傳而不針對某個景區，所有的旅游經濟的產生都固定在一個特定的范圍，所以我認同旅游經濟是區域經濟的一部分，區域經濟是在一定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生產綜合體。每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都受到自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和技術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制約，反過來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對他們產生影響。區域經濟的效果,并不單純反映在經濟指標上,還要綜合考慮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和地區性的生態效益。旅游經濟也不例外，它的發展也受到旅游資源、人力資本、政府、社會經濟、社區參與等因素的影響，同時它也對當地的社會、文化、經濟等產生影響。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認識的深入，旅游的發展稍微淡化了對發展經濟的追逐，更多的關注旅游的綜合效益，同時隨著旅游業發展的不斷成熟各地也都認識到大旅游的概念，都比較注重區域合作。

我們第三篇是旅游經濟的外部和諧，其整體思路是第一章是區域旅游經濟發展與本地區的外部環境的協調，第二章是不同地區發展旅游經濟，強調區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第三章則是重點強調同一地區發展旅游經濟與其他第三產業的匹配關系，以及它作為第三產業的一部分與第一、二產業的協調發展，第四章則上升到更宏觀的層面，利用經濟學的理論來闡述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與波動、發展戰略與模式及區域旅游經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區域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個人覺得區域旅游經濟發展與外部環境和諧應分成兩部分來寫，第一部分是環境對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協調，另一部分則反過來闡述旅游經濟發展對外部環境的影響。

第一部分從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包括旅游資源、人力資本、政府態度和制度變遷）和外生因素（包括社會經濟基礎、社區參與和環境）兩個方面來說明對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作用及其影響。旅游資源對旅游產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里不再過多解釋，可以對不同級別的旅游資源（如世界級、國家級和市區級）賦予不同的權重，通過對區域旅游資源的綜合評價采用加權求和，計算各個地區的相對綜合得分。計算各地旅游收入占全國的比重與旅游資源綜合水平之間的相關系數，對不同的旅游資源對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予以分析。旅游資源是旅游發展的基礎而對于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旅游業而言，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因素之一便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為此要實現區域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注重對服務人員的而培訓和教育。縱觀我國旅游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主導下的旅游管理體制的演變史，旅游業的產業屬性和產業地位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變遷，政府的態度起重大作用，包括各種政策法規的變化，許多制度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旅游經濟的發展績效和發展水平，我國制定“東部率先發展、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等戰略，則是政府部門通過促進制度變遷來引導區域旅游的發展。對于我國而言，政府部門在整個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起主導的作用，其態度直接決定制度的變遷從而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情況。這里重點考慮的外生因素主要是社會經濟基礎、社區參與和環境，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他在旅游業上能有多大的投入，能進而有多大的接待能力，包括對基礎設施、交通等的投入，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地區的旅游業發展水平。旅游是一種有錢有閑的另類生活，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應了當地居民的收入及生活狀況，是本地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重要決定因素。社區參與程度及他們從旅游中的獲益程度直接決定了他們對待當地發展旅游及游客的態度，區域旅游發展來說如果得不到當地居民的支持，很難發展下去當地居民可能對旅游者坑蒙拐騙造成不好的影響嚴重者甚至把游客趕出去等。而環境的好壞則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吸引力的大小，從旅游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利用優美的自然壞境，根據人們的需求對旅游資源加以整修和提高，為游客塑造舒適的環境從而吸引游客來此休閑觀光，促進其消費來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

第二方面則從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三個方面來闡述旅游經濟發展對他們的影響。發展旅游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從積極消極兩方面來說，另外重要的一方面是對收入分配與就業的影響，對于國內旅游收入及外匯收入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可以運用回歸分析進行定量，而關于對就業程度可以運用投入產出表求勞動報酬系數進行量化，通過與其他產業系數的對比，從而更明確的說明旅游業對勞動里的吸收作用。我們寫的下面章節的經濟效益核算也表明了對經濟的影響，對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影響則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分別予以闡述。

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逐漸成熟的消費者已經不再滿足于原有的供給。注目一下當前旅游者的需求，可以感到旅游市場需求已經有著這些明顯的特點：旅游目的地，人們更加注目于新鮮與稀罕；近地旅游，人們更熱衷與親朋好友一塊自駕旅游；觀光，更講究主題與深度；行程，開始試調與自主；游樂，更愛新潮與刺激、心跳；休閑，更趨向健身與輕松；高檔，追求的是野趣與豪華等。各個地區的旅游資源各有稟賦，隨著旅游者需求的多元化，小到各個景區大到各個國家也都意識到加強旅游合作的重要性。合作關系形成的前提是優勢互補，推動合作關系發展的動力是合作主體能夠在合作過程中實現利益共贏。區域旅游合作是一種特殊的合作關系，它是以區域優勢互補為基礎，解決旅游資源的不可移動性和旅游者選擇性之間矛盾的一種區域旅游發展格局。

本章內容的安排主要分成四部分：區域旅游合作的理論依據；區域旅游合作機制和發展模式 ；區域旅游合作的主體、領域和存在的問題；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方向。區域旅游合作的理論依據從兩方面來說明：第一、區域旅游合作的必要性，包括勞動地域分工理論、要素稟賦理論、產業集群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理論，主要對這些基本理論進行解釋并說明其在區域旅游合作中的應用。第二、區域旅游合作的基礎、驅動機制，主要是地域分異規律，對此理論進行解釋并說明在區域旅游合作中的應用。

區域旅游的合作機制和發展模式：合作機制主要有行政推動機制、市場調節機制、協商解決機制、法律保障機制和人文融合機制。關于發展模式討論的比較多，主要是由區位論、系統論、區域空間結構理論（包括增長極理論、點—軸理論、核心—邊緣理論、中心地理論）、博弈論、組織沖突與溝通協調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網絡開發理論等形成的相關發展模式。

區域旅游合作的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近幾年區域旅游合作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一是旅游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領域；二是旅游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領域；三是相關制度、政策和行業規范領域。目前關于區域旅游合作對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區域研究的比較多，可以在本章節加入關于這些地區的例子。由于如果從理論上說，區域的合作應當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生產的集約等，應當促進旅游經濟的整體發展。可是在實際運行中，結果卻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推行合作的區域，大多是因為相鄰或相近形成的，每個地區都關注自己的利益，由于部分資源的同質化(相鄰的小區域尤其如此)，往往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產品的同質化，加之部分目標市場的同一性，因此導致了競爭的不可避免。其實總的來說區域合作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避免同質競爭的合作分工，一是促銷協同的合力效應。要合作，就必須有一個規劃，有一個共同的行動綱領，來促進大家的共同協作，為此從促進區域旅游合作實現共贏規劃比較重要，其中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基礎上推進旅游區域合作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健全合作主體，形成合力推動區域合作；逐步實現由行政主導機制向市場主導機制的轉換，通過“看不見的手來驅使旅游企業突破行政區劃進而實現更廣泛的分工與合作；拓寬合作領域，將其逐步向旅游基礎設施、旅游連 鎖經營、旅游行業標準、旅游信息平臺、旅游專業人才、旅游生態環境和旅游結算、投訴體系等領域全方位地拓展；注重規劃，優化空間結構，形成合理布局等。

對整個目錄及內容的安排，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1、應該注重理論與實踐的而結合，而不能僅僅套用或者解說一些理論，很實際的做法就是在每章內容后面附上合適的案例，特別是經濟效益核算、旅游經濟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匹配、旅游經濟對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投入產出法是可以在這里加以介紹）等不能只是簡單的寫出公式，要給出具體的例子便于讀者加深理解和更好的運用，這一點可以借鑒羅明義教授的《旅游經濟分析》的寫法。

2、這個框架中我覺得缺少對旅游投資與決策的分析以及對旅游產業進行詳細的介紹和優化分析。

3、關于旅游經濟是區域旅游經濟的一部分應當做詳細的解說，否則僅僅在目錄中每章節的前面加上區域二字而實質內容沒有太大改變（如區域旅游市場、區域旅游收入分配及區域經濟核算等）感覺有點牽強。

4、需求和供給不是旅游經濟的重點，引入他們的目的是引出市場的概念來分析旅游產品，進而利用供求理論來說明價格的變化，再分析人們的購買行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影響人們購買行為的不單單是產品的價格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明星效應、品牌效應和流行趨勢等。我個人認為旅游經濟學關于市場的研究應該適當加入心理學知識，對消費者的心理分析進而分析旅游消費行為。

第四篇：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關系

01-04 許道冉

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關系* 原作者：郭廣迪

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自：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生產關系被認為是經濟學唯一的研究對象，因而政治經濟學[1]被認為是唯一科學的經濟學。在當時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政治經濟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之一，而且也是最主要的專業基礎理論課，我們現在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則是作為批判對象而開設的，其名稱為“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在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專業的課程體系中，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也開始逐步發生變化：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由被批判對象而成為了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一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其重要性表現在它的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事實上是其它很多后續課程（如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等）不可缺少的基礎；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雖然在名義上仍然是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一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但在后續課程中實際上卻很少運用到或涉及到其基本理論（如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由被批判對象轉變為正面講授的主要基礎理論課程，這兩門課程在教學內容上的矛盾或沖突也就產生了[3]。盡管在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都采取了回避矛盾或沖突的辦法[4]，但無論這種冷處理辦法的主觀愿望如何，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達到互不干擾的效果。目前高校經濟學學科門類各專業的學生都要修這兩門課，其他專業的學生在公共政治理論課中有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而且也有可能會選修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當學生在修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時候必然會對這兩課程之間的關系提出疑問，如，商品的價值到底是由勞動創造的還是由勞動、土地、資本和企業家才能共同創造的，工資到底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還是勞動的價格，失業到底是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等等。如果講授這兩門課程的教師對這些問題不作回答或不能給予令人信服的答復，學生就會感到我們的經濟學教學是在“既賣茅又賣盾”，從而對兩門課程的教學效果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兩年前，一位準備報考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的非經濟學類專業本科生，通過電子郵件向我講述了他“關于經濟學學習的困惑”：“我最開始接觸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學完之后“感覺資本主義真可惡”；后來為了考研才開始看西方經濟學教材，又覺得“西方經濟學里面講的都是很實際的知識”。于是，在考研復習時“如果看政經久了，就不想再看西經，反過來也是！而且每次都面臨著內心困惑的折磨！”他的這種困惑恐怕是任何一位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生在學習了這兩門課程后的一種“正常”反應，這種反應暴露出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學教學中所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這兩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

怎樣才能理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呢？這首先要求我們教師對這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以及開設這兩門課程的目的或意義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在總體上把握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只有在總體上正確把握了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明確了二者不同的教學目的，才能在教學以及教材編寫過程中妥善處理好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以最終消除或避免二者之間相互否定或相互沖突的問題。

一、擺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

要從總體上把握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的基本關系，就必須正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5]11，即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人們往往認為他的經濟學說與以資本主義制度為既定前提、研究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必然是“彼此相互對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的[6]，或者說，二者之間完全沒有共同語言。然而，這實際上是對二者關系的一種誤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或分歧，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著往往被我們所忽視的共性，這些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著共同的起源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將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也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來源。在這一點上，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與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其編寫的教科書《經濟學》中，將“通過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發展成目前的后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比喻為由古典經濟學“這棵大樹”分出的“兩個枝干”[7]294。馬克思說：“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8]181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認為，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誕生之[7]289時”。從這個意義上講，古典經濟學就是二者共同語言的源頭。2．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存在著共性 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澄清以下兩個歷史事實：

（1）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我們總是強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但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他本人所研究的僅僅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并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但其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同義詞[9]4-5）。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在《資本論》中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5]8。列寧也強調：“《資本論》這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對于未來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來的制度所由以長成的那些現有的因素。”[10]50在這一點上，很多現代西方經濟學家與列寧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而不是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分析”，“他把他的任務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及其內在條件的分析”[11]206；“盡管卡爾·馬克思的名字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緊密相連，實際上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卻很少。他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并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問題”[12]86。

所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實際上是也資本主義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都以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運行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13]319。（2）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也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重要問題。我們往往簡單地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因而二者的研究對象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眾所周知，《資本論》第1卷第1篇的標題是“商品和貨幣”，馬克思在解釋其原因時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5]47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市場經濟，因此要研究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就必須首先研究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美國經濟學家埃克倫德和赫伯特在他們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經濟理論和方法史》中明確指出：“經濟思想史充滿了經濟學家，他們有時提出前一組問題（即市場如何運行），有時又提出后一組問題（即不同于市場的選擇是什么）。有時，但十分罕見，一位經濟學家同時提出這兩組問題。馬克思就是這樣一位學者。”[11]1-2

3．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著共性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就是以其唯物史觀為基本出發點的。因此，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對此必然持否定的態度。然而，事實也并非如此。作為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薩繆爾森就明確表示，“解釋歷史的經濟學是馬克思對西方學術界的不朽貢獻之一”，而且，馬克思的這一方法“對于主流經濟學來說并不陌生”，因為“他所歸納的是亞當·斯密關于自我利益的分析”[14]485。英國經濟學家米爾斯則十分肯定地指出,“馬克思力圖指出經濟關系對現行思想觀念的重大影響”“是一種具有原創性的、特別重要的思想，它不僅完全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且已經構成了當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個部分”[15]163-165。

抽象演繹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重要特征，馬克思則繼承和發展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法。《資本論》第1卷第1版出版后，很多人對其進行了評論，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正面引用了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的這樣一句話：“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5]19抽象演繹法的卓越運用，是馬克思經濟學長期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高度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在方法論上一個重要分歧表現為于：是否存在著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非主流的德國歷史學派否認存在著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其先驅者李斯特曾批評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是一種“世界主義經濟學”，而他試圖建立的國民經濟學也被稱為“國家主義經濟學”[16]150。馬克思本人顯然是一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角度上提出來的。可見，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普遍的經濟規律，盡管他們在對經濟規律本身的具體認識上存在著分歧。

4．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在我國，很多人可能會這樣認為，既然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那么，西方經濟學者對他的經濟學說一定會不屑一顧，對于他本人的評價也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事實也出乎我們的意料。

英國經濟學家羅爾在《經濟思想史》一書中說,“在每本經濟思想史里給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傳統”[17]246。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的這一傳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還不得而知，但這個傳統一直保持至今是可以肯定的[11][15][18][19][20][21][22][23][24][25][26][27][2]。普雷斯曼在《五十位經濟學家》一書中，將馬克思與斯密和凱恩斯并稱為“經濟學發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經濟學家”、“經濟史上的三位巨匠”和“三位泰斗”[12]44,93,180。薩繆爾森也將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和凱恩斯等稱為“改造了經濟學”的“經濟學中的巨匠”，并將他們與“變革了物理學”的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等相提并論[7]309-310。美國最近出版的一部經濟思想史著作，書名就是《三大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 卡爾·馬克思,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28]，就連臺灣出版的《西方經濟學簡史——世界五大經濟學家》也將馬克思列為“世界五大經濟學家”之一[29]。

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為什么會給予馬克思這么高的評價呢？另外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倫納和瑟羅的回答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想真正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閱讀三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梅納德·凱恩斯。”[30]21 總之，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是它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著很多共同之處，因此二者之間并非“水火不容”或完全沒有共同語言。

二、明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的教學目的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研究了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樣一個對于我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合二為一”呢？不是的，因為二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他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高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長期運動的規律及其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西方經濟學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則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所以他們是從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就是他們在研究目的和角度上的根本區別。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研究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目的既不是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服務，也不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服務。一方面，他“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毫無興趣”[30]39，既不會為資本家如何發財出謀劃策，也不會為資產階級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提出忠告；另一方面，他“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31]243，因而沒有考慮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問題，當有人向他提出類似問題時，他明確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32]421。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不同目的，決定著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不同的教學目的。在我國，政治經濟學是作為一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設置的，因此，它的教學目的就是要使學生系統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和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歷史發展趨勢。不過，改革開放以來，在教學實踐和教材編寫過程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實際上被我們賦予了雙重目的，即又增加了這樣一個目的：使學生掌握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理解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方針政策。這種雙重目的必然導致顧此失彼的結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圍繞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一最終目的建立起來的，如果將這一體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內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開或獨立化，必然使這一體系所特有的系統性和邏輯性遭到破壞。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與馬克思的體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第二目的就難以達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達到。”[33]因此，賦予政治經濟學教學雙重目的，不僅不符合將其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設置的初衷，而且也與教學規律相違背。另外，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兩大部分——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之間在邏輯上也是不一致的：當我們在資本主義部分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的時候，我們的思想進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思想進程及其邏輯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34]122的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而在所謂社會主義部分被我們當作分析和說明對象的社會主義，則是以不完全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資本主義為歷史起點[35]。導致這種邏輯矛盾的關鍵原因在于：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實際上還是一種“不夠格”的社會主義[36]225。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不具備“建立一個完整的嚴謹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科學體系”的客觀條件[37]6。所以，從我們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目的看，在現階段政治經濟學還沒有必要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部分。在我國，西方經濟學這個名稱中的“西方”一詞原本是一個政治概念，其含義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后，“西方”一詞的含義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現在所謂西方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指西方發達國家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呢？因為他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比我們要長得多，而且早已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因而他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研究相對而言比較成熟。我國現階段改革開放的總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改革開放后，我們開設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使學生系統地掌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目前在我國有不少人主張用國際上通用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替代西方經濟學這樣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名稱，而且事實上不少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中已經將西方經濟學改為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因此，所謂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實際上就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而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建立和完善，這門課程的教學內容也不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者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還包括或將包括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者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人們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課程所講授的內容之間，哪一個是正確的或哪一個更正確些、哪一個更有用些？關于這個問題，有必要說明以下幾點：

1．從一般意義上講，對于同一對象以不同的目的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并不存在誰正確或誰更正確的問題。例如，經濟全球化問題，有人從世界的角度研究經濟全球化長期發展的趨勢及其對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有人則從本國的角度研究經濟全球化對本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以便為發展或保護本國經濟服務。顯然，我們不能說這兩種研究經濟全球化的目的或角度中哪一種是正確的或哪一種更正確些。因為，嚴格地說，他們研究的并不是同一個問題。只有當二者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產生分歧時，才有可能在他們之間判斷誰對誰錯或者誰更正確一些。所以，既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我們就不應當像當年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兒節目那樣簡單地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判定“誰對誰不對”。

2．在經濟分析中是否以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和是否認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是永恒的，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是永恒的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的論斷是正確的，而那些對這一問題持肯定態度的與馬克思同時代以及比他更早和更晚的西方經濟學家的論斷都是錯誤的。但是，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看，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時，以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為既定前提，也就是假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條件不變，因而這種假定是完全必要的。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剝削關系、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等問題時，實際上也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既定前提。所以，只要不是把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看成是事實上不可能變化的，將其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假設前提不僅不是錯誤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3．從根本上講，對于同一對象以不同的目的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也不存在誰更有用的問題。例如，同樣是物理學問題，愛迪生的包括電燈在內的各項發明顯然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要實用得多，但我們能夠因此而說愛迪生的發明比愛因斯坦的理論更有用嗎？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是否實用并不等于是否有用。不可否認，研究消費者如何獲得最大效用、生產者如何獲得最大利潤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比研究資本主義為什么必然滅亡或共產主義為什么一定能實現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更為實用，而這并不能說明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沒有意義或意義不大。因為，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理論成果與研究自然界一般規律的基礎理論成果一樣，相對于實用型或應用型研究成果而言，其意義或作用往往更加深刻和長遠。所以，愛因斯坦的影響比愛迪生更加深遠，馬克思則比所有西方經濟學家的影響都更加深遠，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愛因斯坦被人們評為千年最偉大思想家的主要原因[38]。

所以，從不同的教學目的看，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之間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調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

明確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的教學目的后，就應當按照各自的教學目的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調整的基本思路。1．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應當圍繞揭示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和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歷史發展趨勢這一根本目的或主題而展開，將其目前所兼顧揭示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說明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方針政策的任務，交由其他相關課程承擔，以從根本擺脫雙重目的顧此失彼的兩難困境。同時，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部分，其主要內容應當主要是原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當然，我們應當結合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講授這些內容。具體說，我們應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說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之間出現“反差”以及當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出現“反差”的根本原因[39]。

2．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中，對西方經濟學者關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對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進行辯護的理論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中，由于教學目的不同，雖然沒有必要進行這些方面的批判，但在教學過程中當學生問及這方面的問題時，教師也應當正面進行解答。但是，不管是在政治經濟學還是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在對西方經濟學者的理論觀點進行批判時，都應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不要誤將西方經濟學者在分析市場經濟運行時假定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不變當作批判對象，不管他們內心深處是否認為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事實上是永恒的。第二，不要輕易將西方經濟學者與我們在關于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發揮作用等方面的分歧當作批判對象，因為這種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現代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流派，說明他們之間在這類問題上也存在著分歧，而且在我國理論界以及我們教師之間也同樣存在著這種分歧。教材編寫者和任課教師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紹西方經濟學者之間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或我們內部的分歧，并可以表明和論證自己的觀點，但不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對他人進行所謂批判。第三，不要簡單地將所謂不符合中國國情作為批判的依據。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以完全成熟或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為既定前提，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實為依據，所以，在一些具體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方面存在著不適合中國特別是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問題，這也是完全正常的。何況別人也沒有要求我們將其作為教條來對待。當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5]8，難道我們應當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為由而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加以批判或拒絕嗎？

3．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應增加馬克思作為經濟學家在西方正統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說所作正面評價的內容；在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相關部分也應介紹馬克思所作的貢獻和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其貢獻所作出的評價。薩繆爾森在其教科書《經濟學》中，在談到規模經濟問題時特別強調“規模的經濟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購買的許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爾·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強調這一點”[40]42；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時則分別指出“里昂惕夫投入—產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經為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所預見到”，“馬克思很早就察覺到哈羅德在今天所證明的事情：如果一個模型增長得夠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個有保證的自然增長率，如加速數—乘數的模型所示”[7]328-329。他在講經濟學原理（即我們所說的西方經濟學）時尚且不忘指出馬克思的貢獻，我們就更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的相關內容中實事求是地介紹馬克思的貢獻。這樣有助消除人們對這兩門課程之間的關系所產生的誤解或困惑。當然，要完全理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教學之間的關系，還必須具體處理好均衡價格論與勞動價值論、生產要素的均衡價格論與剩余價值論以及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危機理論與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等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理解并處理好這些關系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另文具體說明。這里僅指出，正確理解這些關系對于每一位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任課教師來說都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盡管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可能沒有必要直接講解這些關系，但卻不能回避學生提出的相關問題，否則無論我們怎樣調整教學內容也無法解除學生的困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這兩門課的教師都應承擔起解惑的職責。

第五篇：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

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1 卷序言中寫道：“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里明確表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物質生產一般的自然規律，而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規律。

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既不是指生產力，也不是指生產關系或二者的統一。馬克思對生產關系的解釋有如下表述：“??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使用“生產關系”這一詞語,在研究對象的表述中同時使用“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可見,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不是指生產關系,但也不是指“生產力”。

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我國理論界的看法比較一致，在各種版本和各種體系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都是這樣定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這一定義實際上包含著兩層意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生產關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生產關系產生、變化、發展的規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國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社會生產力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雖然有些論者也明確提出，“研究生產關系必須聯系生產力”，但這也不過是一個聯系問題，并不說明社會生產力也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很大的范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身也屬于西方經濟學。但根據我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傳統理解，西方經濟學僅指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外的西方經濟學說。在這里，我們只談談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

1、早期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歷史上有這樣幾個階段：古代思想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增長財富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研究整個國家的經濟管理和財富增長；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在生產領域中研究財富及其增加的；19世紀庸俗政治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一般。

2、19世紀70年代以后的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19 世紀 70 年代以后，經濟學家以消費者、生產者和生產部門為對象，研究如何獲得最大滿足或利益。這樣，微觀經濟行為或人類行為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宏觀經濟行為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他通篇研究總量，他以 GNP、總就業、總供給、總需求等為研究對象，研究國家應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實際上他的研究對象就是宏觀經濟行為。這種研究對象的轉變突破了古典經濟學只研究微觀經濟行為的局限，為宏觀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和宏觀經濟行為的結合。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他們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指出：“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他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斯蒂格利茨試圖打破薩繆爾森所創立的同一教科書中分為微觀和宏觀部分的做法，從而在其教科書中寫道：“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這都表明，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和宏觀經濟行為。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內容上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論是財富及財富增長還是微觀經濟行為、宏觀經濟行為及二者的結合 ,實際上都可歸到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之中。具體說來:對財富增長的研究，不論是得自對外貿易，還是得自農業生產，都屬于生產方式，因為貿易屬交換行為包括在交換關系中，農業生產是當時勞動力和勞動資料及勞動對象的結合方式，屬于生產力的一種利用形式。微觀經濟行為和宏觀經濟行為的目的在于通過資源配置實現產值最大化，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運行機制實際上就是生產力利用方式的不同機制。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內容上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比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更具有解釋力。

四、我們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應持有的態度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是階級屬性不同的兩種思想體系，它們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得出它們的研究對象也截然不同的結論，事實上，不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馬克思的一貫思想中，我們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并無本質的區別。其區別只是表現在他們研究問題的角度和所使用的方法。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但如果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持懷疑態度，必然會批判多于借鑒，否定多于肯定。實際上，以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實踐證明，這種態度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也不利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當然，西方經濟學拋開生產關系研究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抽象地研究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永存與和諧，顯然是片面的和有其階級用心的，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源的配置和資源的利用問題，而且研究在不同的經濟制度和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條件下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不同社會結果。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對西方經濟學都應該公正客觀、實事求是。我們在批評西方經濟學的片面性時，不能帶有自己的片面性，實事求是地承認西

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正確觀點，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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