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克強8天6提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李克強8天6提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2013年11月08日 02:40北京青年報我有話說(1,282人參與)

【三中全會特別策劃】探尋習近平經改之路

管中窺豹克強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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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與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座談經濟形勢

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現在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闖險灘，必然要觸動利益，為了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奮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堅定不移、循序漸進地推進各項改革。

11月1日 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要民意為先、舍利為公，有敢啃“硬骨頭”的勇氣，義無反顧、一抓到底。

11月1日 出席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開幕式并發表演講

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我們將全面深化改革，著力突破深層次障礙，推進結構改革，推動財稅、金融、價格、企業等方面的改革不斷深入，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11月4日-6日 在黑龍江考察

農村改革又到了新的階段，推進農業現代化還得靠改革。要著力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在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在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積極探索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以此為龍頭，配套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帶動金融和保險更好地支持服務農業。

11月5日 在黑龍江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座談會

以改革創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促進產業優化升級，推進投融資體制和金融領域改革，促進薄弱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服務業，調整優化城鄉、區域結構，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和增長點。

11月7日 在中南海會見美國前財長鮑爾森

中國發展的步伐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持續向前。

整理/本報記者 羅丹陽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第二篇：《不突破就沒有出路》讀后感

不突破就沒有出路讀后感

剛剛拜讀完海爾張總關于不突破就沒有出路的演講文章,深受鼓舞,張總演講的精髓與聯通的創新改變世界的企業文化不謀而合.深深的烙在我們聯通人的心里.張總的演講使我懂得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沒有出路就說明死路一條，即面臨失敗，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出路，即通向成功。一個成功的人不一定比你付出更多的汗水，但一定比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做好任何事情首先要在思想上尋找突破，以新思想，新思維去面對不斷發展的事物本身；以發展的思想去面對不斷變化的事物。讓我們懂得了每做任何一件成功的事情背后都有一個正確的過程和方法，更有一個正確的思路。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遠。

由此想到企業如何能實現制定的目標，這就要求我們每個人，特別是主要管理者，要認真考慮他所擔負的責任，在內部管理上，要嚴格執行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把企業的各項要求貫徹在管理的各個環節，也就是各環節要充分體現企業的執行力，要以主人翁的積極進取的心態，依靠企業的制度規定，結合企業的特點，積極組織，精心策劃，以服務者的心態，通過扎實細致的基礎管理工作，就一定能客觀的實現企業目標。作為企業就要研發出具有競爭力的核心產品，這樣就找到了自身的出路。怎么才能創新呢，本人看法如下：

1、直面現實。不可否認，在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中，研發人員會出現缺乏經驗的情況，但是我們很清楚得看到了這個現實，說明我們具有危機感，有了危機感就是好事，有危機感才會有不斷進取的動力，才有可能具有謙遜的品質。缺乏經驗和資本從另一方面考慮其實也說明具有很少的枷鎖與框架，反而為創造性思維開拓了更大的空間。

2、領導者應該是溫和而有原則的。嚴厲的領導者很可能給員工帶來壓抑感，無形中會鉗制員工的思想及言論，所以作為領導者應該盡量溫和。但溫和不代表一味的遷就員工，一味的遷就員工并不能贏得員工的尊重，更不能為創造性思維營造良好的氛圍，只能讓員工變得散漫自由，懶于思考問題，最終變得沒有任何創造力。

3、成員（包括領導者與員工）應該具有謙遜的品質。對于領導者而言兼聽則明，才能做出相對正確的決策；對于員工來講謙遜才能快速成長，思考問題及發表建議相對客觀。

4、每位成員找到適合自己專業與能力的崗位，即定崗定位。一個成員要想成為專家必需固定在某一崗位，崗位固定是“專”的基礎。

5、產品做精、做強、做大。每個成員都成為專家才為整個產品的創造環節提供保障，才有可能使產品成為精品，產品成為精品才具有競爭力，才稱得上強，產品在“精”與“強”之后便有了生命力，才可能做大，否則過早地做大只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成功總有方法，想成功就要找方法。而突破是一切正確策略與方法的起源。當你做一件事情沒有達到目標時，問自己一個為什么，問自己問題出在了哪里，該怎么去突破,然后自己給出正確的答案。杜秦安

第三篇：不改革 就消亡

不改革 就消亡 ——奈斯比特夫婦演講實錄

(2013年6月)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世界各國都在呼吁變革，我們都在質疑現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和治理模式。

（數聲榔頭敲擊聲中開場）

1517年10月31日，幾次榔頭的敲擊聲標志著16世紀西方世界變革的開始。文藝復興運動使西方世界開始了從停滯向增長的過渡，藝術、教育、科學得到了蓬勃發展。那天，德國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維滕堡大學的教堂門口張貼了寫有改革基督教制度的《九十五條論綱》，這份文件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結束了天主教的霸權。

那時候天主教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相當于今天西方在過去幾百年間對世界的主導。當時的天主教上下腐敗、病入膏肓，一些國王和公爵都可以擔任大主教。他們還制定一些法律條款，通過金錢來消除他們所犯下的罪行。

在16世紀，人們呼喚改革的另一大原因是經濟危機來了。苛捐雜稅導致農民抗議，而手工業者不得不與新興工業展開競爭。在城市，一些上層階級和地主的財富日益積累，但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卻在不斷拉大。我們現在把這個階段稱之為歐洲的變革，其實它只是一個開端，西方世界迎來輝煌期的序幕。同時，我們也發現目前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16世紀的時候非常相似。

西方為什么沒落

（數聲榔頭敲擊聲）

各位今天所聽到的聲音正是又一次全世界呼吁改革的號角，而這種對于改革的呼吁也是我們全世界的共識。

在中國，我們愿意跟年輕人進行交流，因為年輕人所代表的是中國的未來。我們去過中國的不同城市，也去過中國很多農村。我們曾到過一座中國的城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哪里？是重慶，大重慶有3200萬人口。我們很高興到訪重慶，還去了當地一所中學，這所中學有學生5000人左右。當時我們在那里發表演講，聽眾是500名學生。正如此刻我們非常想要了解各位的夢想一樣，我們當時也提了一個問題：你們的夢想是什么？你們想要做什么？當時一片寂靜，但在寂靜之后，第三排有個男孩小心翼翼地舉起了手，他似乎還在猶豫是否該舉手。我走到他面前，他有點靦腆但最終還是舉起了手，聲音顫抖地說：“我喜歡上了一個女孩，但是那個女孩不喜歡我。”

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們，因為今天我們看到了類似的情況：中國非常愿意被世界所接受，非常愿意世界能夠喜歡上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方一直持一種態度：他們不喜歡中國，很難理解中國。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世界各國都在呼吁變革，我們都在質疑現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和治理模式。但這是西方所不愿意聽到的。

西方為什么會沒落呢？不是因為西方突然缺少人才和資源，相反人才和資源在西方都非常豐富。打一個比方來說，西方的盤子上面是營養豐富的美味佳肴，里邊有領先的技術、發明創新、高效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有人口的多樣性和充足的人才，他們還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結構是基于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么問題到底在哪里呢？西方的問題主要還是在于缺乏調整、缺乏變化、缺乏改革。

要么改革 要么消亡

缺乏改革是我們的共識，包括中國的企業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比如法國，我們曾經稱之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但今天在這個國度，法國人每個星期只需要工作35個小時，即使失業，他們每個月的失業救濟金也可以高達6萬元人民幣。因此，法國如今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25%，而且公共開支的金額占到了財政收入的57%。同樣，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高達50%。

德國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尤其是德國的企業。德國的財政部長在2011年的時候說過歐洲沒有歐債危機，而2013年的時候他又說，歐債危機期間我們成果豐碩。法國總統曾經說歐債危機已經結束，而德國總理說歐債危機遠未結束，可以發現歐洲并不是那么團結統一，還是存在不同的分歧和意見。其實，歐盟現在是兩顆紅心（指德國和法國），27個不同的頭腦（指27個成員國）。美國的情況其實也很類似。目前我們看到的是經濟下滑，“美國夢”在局部破碎，幾百萬的美國中產階級面臨著滑向社會底層的威脅。政治競選也只是用一些全新的社會福利來誘惑選民，滿足人們的短期利益。而大部分選民的選票也只是為個人利益而投，開出最優厚條件支票的候選人往往能夠贏得競選。

當然，情況也在發生變化。美國國會開始辯論一系列的變革，包括移民和金融體系的改革。歐洲也開始逐漸意識到歐盟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要么增長，要么消亡。如果不進行改革，不取得經濟增長，歐盟肯定會四分五裂。

不僅在歐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樣，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昨天我們環游了西湖，晚上還跟王永昌先生（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共進了晚餐。我們發現他跟我們一樣都對哲學非常感興趣。當時我們談到一位德國的哲學家，他曾經有一句話，“我們大多數人其實都并不喜歡學習新的東西，我們尋求的只是去確認我們已經知曉的東西”。我想把這一點和我們游覽西湖時看到的荷花結合起來，荷葉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特性，就是水滴在荷葉上時，荷葉是不會吸收的，水很容易就直接滑落了。很多人也在養成一種“荷葉式的精神”，這種“精神”其實是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東西都阻擋在外面，不愿意吸收、接受和借鑒新事物。如果你有荷葉的這種特性，對于你個人發展和事業發展其實都會造成問題。一葉障目，會讓你看不到世界發生的變化。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我們似乎還在用原來的思維方式，把世界看作是由不同經濟體組成的。但事實上各國的GDP數值并不能夠反映各國真實的情況，如果你僅僅看一些特定的行業，比如說制藥行業、建筑行業、地產開發或者是汽車行業，這些行業透露的信息會超過國家GDP反映出來的信息。最近我們剛好讀了一本德國的雜志，其中提到俄羅斯有480家企業在德國進行投資，而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是落后于俄羅斯企業的，只有424家中國企業在德國進行投資。所以在場企業家如果你們愿意到德國投資，我建議你們趕緊收拾行李到德國去吧。所以僅看各國的GDP數據是不夠的，更多地要把這些GDP的數據細分到各個不同的行業，這些行業的數據其實可以給我們更多的信息。

學習中國的治理模式

目前我們面臨的一大矛盾就是“商業是全球的，但是政府和制度卻是本地的”。我們認為各國目前需要的是改革治理模式，完善新型的治理模式，可以考慮學習中國這樣的新型治理模式。

過去四年我們一直在關注中國，也一直在寫文章關注中國正在創造的一種新的治理模式，我們相信其核心是中國的精英階級。中國的這種治理模式關鍵在于它的決策過程，類似于經營一家規模龐大的企業。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出長遠的發展計劃。2011年的時候，我們出版了一本題為《在中國創新》的書，書中我們描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經濟改革，為此我們到訪了中國很多鄉村和城鎮，尤其對成都進行了研究。成都的經濟社會改革形成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產權改革、積極民主的三角形模式，當然其核心是實行法治。

我們還就農民和工人的變化以及選舉進行了多場熱烈的討論，中國需要改革原有的社會結構，中國將以中國特色的方式進行改革，西方必須理解民主進程需要融入不同的原則和價值觀。我們認為中國目前只是實現了其三分之一的潛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曾經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跟鴿子一樣非常謙和，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跟狐貍一樣非常聰明”。我們覺得中國人剛好兼容了這兩個特性，一方面是謙和，另一方面是聰明，即使中國有13億龐大的人口基數，但是總體來說還是非常的謙和與聰慧。中國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創業的基因。我們如果要研究中國的創業基因，今天應該說來對地方了，因為正是你們各位組成了一個創業家的群體。

目前西方似乎正在酣睡，而中國剛好利用了這個機會增加它在新興市場和新興經濟體中的影響力。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了東亞、非洲、拉美國家和很多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非洲采取了不干涉政策，這其實對于非洲的政治領導人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的直接投資提供了機會，因為非洲自然資源和未開發的耕地可以為全球的糧食和能源市場帶來可觀的收益。

下面幾句話是我在雜志上讀到的：“誰在蘇丹的河上建大橋？中國人；誰在蘇丹的麥洛維建大壩（蘇丹麥洛維大壩，世界最長大壩）？中國人；誰在蘇丹的港口建設石油管道？中國人；誰在出資為蘇丹總統建官邸？中國人。”中國在爭奪非洲市場和資源的時候應該說是一個排頭兵。

雖然這些實際行動也遭來了一些非議。我們去過非洲，也親身感受到了非洲人復雜的心情。我們當時在非洲就看到了他們會擺攤賣一些雞肉和其他食品，但是大量中國人去非洲建起了養雞場，把雞直接銷售出去，對當地原來的雞肉市場造成了很大的沖擊。所以中國在帶給非洲幫助的同時，當地人也遭受著就業和生產效率等方面的沖擊和影響。對于中國企業家的投資，他們也是懷著錯綜復雜的心情來對待。在未來10年，亞洲、非洲和拉美一些新興國家會有5億人口進入到中產階級，這個人口總數達到了美國人口的兩倍。而這些人的消費需求會持續地增加，在這么短時間內消費市場會有這么快的擴張和增長，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對于在座的各位這意味著什么樣的機遇呢？

目前全世界都在呼吁改革和變化，這種聲音不會停下來。雖然各國面臨著不同層次的挑戰和不同行業的挑戰，但是在這個互相聯系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為此做出貢獻，要么是為了世界的繁榮，要么是為了所有人的希望。目前我們要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業世界和本地化的政府之間建造一座橋梁。我們需要確定的是繼續保持全球化的優點，并且考慮到本地所需要面臨的具體問題，同時在日益蘇醒的新興世界中創造一種互惠互利的制度安排。

（數聲榔頭敲擊聲結尾）

第四篇：淺析沒有改革就沒發展

文章標題：淺析沒有改革就沒發展

突出體制機制創新和突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突出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構成了推進更高水平發展的動力系統，而體制與機制創新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杠桿作用。

突出體制機制創新，是實現發展水平提升、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證。

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作為改革開

放先行一步的**，我們對此有深刻的體會。突出體制機制創新和突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突出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構成了推進更高水平發展的動力系統，而體制與機制創新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杠桿作用。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看，雖然涉及到生產力要素的質量和結構安排，但它決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的背后也存在制度因素。例如應該怎樣更科學地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績？怎樣形成有利于科技進步、有利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都需要我們從體制機制上作進一步深入的探索，否則便不能更深入地推進增長方式的轉變。從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看，雖然涉及到生產力布局因素，但它也并不僅僅是規劃與資源投入的技術安排，它同樣涉及到諸如怎樣建立健全工業反哺農業的機制、怎樣深化農業與農村包括土地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等在內的體制創新、怎樣形成城鄉間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機制等問題，離開體制與機制的創新，也不能真正持續地實現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可見，進一步加快體制機制創新，對于實現其他兩個“突出”，有著不可替代的制度意義。

改革的實質是體制創新，改革的進程也就是不斷進行體制機制創新的過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式改革，近年來已進入攻堅階段，我們的改革需要圍繞三個基本面繼續深入展開：一是需要深化市場主體建設。當前要進一步推進企業制度創新，特別是現代企業制度在國有經濟中的進一步確立和傳統的壟斷性行業中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同時也包括民營企業的企業制度的升華，以及消費者主體權益的完善。二是要加快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當前要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內部產權結構的改革，要強化市場交換關系中的產權制度、信用制度和平等觀念，讓合法競爭成為所有行業和企業尊重的游戲規則，并讓行業組織在內部的規范自律和外部的整合優勢、協調秩序等方面發揮更積極有效的作用。三是要提升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與機制改革創新的層次，實現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如怎樣更好地把政府建設為學習型、服務型、效率型、和諧型的政府，怎樣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機制特別是分類指導式的調控、預警式的調控和統籌協調機制，怎樣規范和完善政府和事業單位的投資體制及其績效評價制度，怎樣合理完善各級政府縱向與橫向的分工與合作機制，怎樣讓區域間、城鄉間、行業間和階層間的利益機制更趨合理有效，等等。可見，我們的改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制度的進一步創新是我們能否更上一層樓的關鍵性任務。

有一段時間，在一些地區和一些人的頭腦中，改革的意識有所淡漠，以至把追求進一步發展的注意力只集中到抓資源、抓招商引資、抓GDP的增長等具體工作上來，忽略了進一步消除舊的體制障礙和深入解決新舊體制摩擦中的制度性問題，對體制與機制中的新矛盾也缺乏深入研究。長此下去，必然會削弱發展的潛力。我們在增創發展新優勢的同時，應該注重增創改革新優勢，而繼續贏得改革的新優勢，必將大大提升發展的新優勢。

《淺析沒有改革就沒發展》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淺析沒有改革就沒發展。

第五篇：不改革就會被革命

不改革就會被革命

不改革就會被革命

新加坡鄭永年先生“廉價革命”這篇文章有點意思，講得在理，講得靠譜。他的最后一句，不改革就會被革命。正好與我的表達相吻合。我在《清明上河圖是見證古代市場經濟的畫卷》一文中就提到不改革，毛派就造反，也會將反毛派推向造反派。不過這里我要加一句：這時雖然在造反問題上造反是同流的，但目的是相反的。前者要恢復獨裁專制政體，后者要建立民主法治政體。

舉滿清王朝為例，開始拼死抵制改革，一看招架不住造反大軍，想改革也沒戲了。孫中山要搞民主革命，結果被袁世凱恢復了帝制。今天要恢復帝制的勢力仍然很大。

鄭永年先生引證了打虎干將王岐山所推崇的法國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一書中警示后人的觀點。“英國和普魯士的統治精英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即改革，但法國的統治者則沒有這樣做，或者在不正確的時間選擇了改革，從而導致了革命。”

以本草民之拙見，這一條足夠習李新政予以借鑒。

還有，鄭永年先生對一度興起的“顏色革命”做了中肯的分析，遠比國內一些學者時髦論調分析的客觀、到位。時髦論調將顏色革命興起和不成功的責任完全推到帝國主義、尤其美帝國主義的顛覆伎倆，僅將內因看作是一種陪襯、一種賣國行為，這是一種簡單的思維定勢。“知識群體的理念和社會不滿因素的結合，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這才說到了要害。

中國社會當前的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是什么？那就是改革、改革、改革。當權者如何掌控、引導和利用這個人心所向的改革大趨勢，也是一門政治學問。精神綠洲(2013年12月22日）

附：

鄭永年:中國會發生一場“廉價革命”嗎？（2013-01-22）

最近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和發展趨向表明，如果執政黨及其政府治理不當，有可能引發一場廉價革命。在社會層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識階層活躍，在對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時，也以各種方式對沒有實質性改革表達不滿。再者，社會底層的不滿情緒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層面，盡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線尚未明了，更不用說具體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規模的人事調動之后，很多領導干部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適應新的崗位，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看清楚地方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更不用說是準備有效的改革了。同時，正在推進的反腐敗運動，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靜觀的態度，關注形勢的發展。官員的這些態度，在很多場合促成了他們采取保守的態度，對社會問題不作為，甚至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出現明顯的錯誤。盡管總體上說，社會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過改革來應付和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但在這樣一種總體情況下，官方和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很容易導致從一個期待改革的情形，轉變成為一場廉價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價革命？最明顯的就是中國傳統上一而再、再而三所發生的對社會極具破壞性，但又不能對社會造成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的革命，尤其是農民造反，無論是全國性的還是地區性的。數千年來，革命只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也就是說，所謂的“革命”從來沒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當代社會，“廉價革命”除了這一層傳統意義外，又被賦予了另外一層含義，那就是，發動這樣一場革命的“低價格”。

在當今世界，“廉價革命”的現象在很多社會都存在著。這些年來，很多國家所發生的“顏色革命”就是這樣一種廉價革命。人們觀察到，顏色革命有“三件法寶”或者三個要素，包括知識階層理想主義的激進化，社會與日俱增的不滿因素和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有效通信技術。只要這三種要素有效結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場勢如破竹的廉價革命。

在任何社會，知識階層是最具有理想的階層。他們從理念上不滿足于現實，或者說現實社會不能滿足他們的理念，于是他們都在隨時尋求變革，不管是通過改革的方式還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現實和他們的理想越遠，他們的行為就會越激進。

社會上的不滿因素比較復雜一些。從總體上看，如果知識階層更多的是追求比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會上各種不滿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質上的不滿。經驗地看，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除知識階層外，大部分社會群體所追求的是物質利益。農業文明的農民起義和工業社會的工人階級運動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現代社會，在人們達到了充分的物質生活水平之后，才開始出現以追求理念為目標的“后現代革命”。（不過，歷史上也有追求屬于“理念”的社會不滿者，最顯然的就是宗教領域。）

第三個法寶就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通信技術。這種技術有幾個主要特點，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樣性和低價格。在所有通信技術中，互聯網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通信技術。正因為這樣，互聯網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方式。這一點對任何社會成員都是一樣的，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平民百姓。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組織要對互聯網進行完全的控制，已經成為一件代價極其高昂的事情，對互聯網進行控制損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會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知識群體提供革命愿景

當這三種因素分別在各自的領域內運作的時候，并不會造成革命的局面，但當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情況就會截然不同。在很多場合，社會不滿往往存在于底層，尤其是貧窮階層。他們也經常表達不滿，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經驗地看，他們成功的機會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說，社會成員因為追求物質利益而對現狀不滿，這種情形本身不會導致革命。因為人們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會群體之間很難達成革命的共識。這種要素如果要轉變成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識群體結合起來。當追求物質利益的各社會群體，接受了由知識階層提供的一個特定的“理想社會”時，他們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識，因為這種“理想社會”給他們一個期望，那就是，在那個“理想社會”，他們不同的物質利益都能同時得到實現。的確，從歷史上看，較之追求物質利益的社會群體，知識群體在制造革命的過程中的作用尤其顯著，甚至是關鍵作用。當知識群體只是局限于理念領域對社會表達不滿的時候，或者說用他們的理念來對現實社會做批評的時候，也不會導致革命。因此，要引發革命，知識群體就要和追求物質利益的社會群體走在一起。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互聯網更多的是一種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識群體把社會的不滿和社交技術結合起來，把他們的“理念社會”推銷給不滿于現實的社會群體的時候，互聯網的性質就會發生突變，可以演變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當代世界所發生的顏色革命，往往是這三種要素結合的產物。顏色革命的破壞力極強，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一個舊的政權。較之傳統上需要犧牲大量人命的革命來說，顏色革命是一種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須指出的是，顏色革命很難建設一個新政權。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發革命的知識群體，他們的理念過于理想，并沒有多大的實際操作性。盡管他們往往是革命的主體，但沒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和政治手段來建設一個新政權。其次，追求物質利益的社會群體，他們的不滿因素在革命期間得到散發，但因為新政權建立不起來，或者新政權非常微弱，難以有效地發展社會經濟，他們的期望同樣不能得到滿足。在很多場合，革命之后，他們的物質生活反而惡化。在推翻舊政權過程中，互聯網是一種有效的動員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設，互聯網往往失去了同樣的功能，反而會走向反面。互聯網使得社會上的各種利益都釋放出來，表達出來，達成不了任何意義上的共識，往往成為社會群體間的沖突的工具。或者說，革命之后，互聯網以“民主”的方式把社會利益碎片化。很顯然，沒有社會群體間的高度共識，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政府是極其困難的。這也是那些發生顏色革命的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局面。

中國的情形又怎樣呢？不可否認，在所有這三個領域，中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

首先是知識階層的激進化。在社會層面，各種意識形態紛紛出現，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今知識群體所秉持的各種意識形態，不再僅僅具有學術意義，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義。對知識階層的很多人來說，他們缺乏以學術或者歷史的角度，來關切他們所認同的理念的動機，例如民主、自由、人權、社會公正和正義等等，也并不關心在經驗層面是否可以通過他們所認可的方式，來實現這些他們所認同的理念，他們所關心的是能否把這些理念當成一種有效的工具。只要一個理念對社會大眾具有吸引力，它就會被知識階層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會層面的不滿更是顯然。中國的社會抗議運動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但社會抗議的影響僅僅是局部的。例如農民抗議，往往是一個村，或者幾個村，構成不了全國性的抗議，并且農民抗議往往是物質利益所導向的，當局比較容易應付。更為重要的是，農民抗議往往是反應性的。也就是說，農民抗議往往是對官方錯誤政策的反應，例如很多抗議是由土地問題引發的。工人的罷工或者抗議，也往往是一個工廠，或者幾個工廠，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質性。

和知識群體有關的抗議，往往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在任何國家，知識都具有全國性，甚至國際性。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國性的知識網絡，任何一個角落發生了知識抗議，都可以遍及到整個國家。宗教方面的運動也有類似的情況，也不可忽視的，各個知識群體已經不滿足于他們理念層面的革命，而開始走向現實社會。知識群體的理念和社會不滿因素的結合，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統治者的抉擇是關鍵因素

不過，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場不可避免的革命。當代社會，人們所看到的顏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也就是說是統治者選擇的結果。法國作家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中曾經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從英國和普魯士沒有發生革命的歷史中，找到法國為什么發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維爾力圖從法國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來的很多歷史學家則指向統治精英選擇的重要性。英國和普魯士的統治精英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即改革，但法國的統治者則沒有這樣做，或者在不正確的時間選擇了改革，從而導致了革命。

其實，要理解類似的革命，看看中國的近代歷史就足夠了。滿清在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時，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后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李鴻章回答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李鴻章當然在為自己辯護，想說的無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難。但不管是什么樣的困難，朝廷沒有選擇改革。也就是說，滿清王朝在應當改革的時候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但后來，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時機已經錯過，因為革命因素已經積累起來，成熟了，革命成為不可避免。

這個道理現在仍然一樣。中國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巨變，政治也要跟著變化。如果政治不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或者執政者硬要迫使變化了的社會向政治權力“投降”，那么執政者和社會的矛盾必然會激化。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也難以找到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不當的治理方式更會為廉價革命創造更多的機會。

革命可以“廉價”地發動，但中國社會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經濟發展水平、社會高度分化、暴力泛濫等，決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國社會會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價也會是昂貴的。一旦革命來臨，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必將成為受害者，不僅僅是生命的損失，而且更是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其中，改革的阻礙者，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既得利益者，更是會成為革命的對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執政者面臨的是雙重任務：一方面積聚和動員一切可以推進改革的力量，來克服體制內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另一方面阻止一場可能的廉價革命。這就是為什么說，改革是一場攻堅戰。改革如果輕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堅戰了。這里，還是要強調一句人們常說的話：不改革就會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