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市政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的出路（定稿）
中國市政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的出路
一、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的背景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興起,西方各國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推行市政公共事業的民營化,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私營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中的作用,已經成為西方政府治理方式改革的主要內容之
一。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政治與行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公用事業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并日漸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
二、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意義
理論上講，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意義可以表述為以下四點：
1．可以打破行業壟斷，培育這一領域的競爭市場，改善其服務質量，提高城市公共產品的效率，使城市公用事業發揮最大的效用。
2．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盤活城市資產，為城市公用事業現代化建設開辟新的財源。既可以從根本上減少政府的補貼，有利于城市公用事業的運營轉虧為贏，又可以取得一大筆收益作為城市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
3．可以為城市其它企業、外商及城市居民開辟一條新的投資渠道，有利于推動資產證券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進而促進城市經濟的增長。
4．還可以從一個新的層面來推動城市政府的機構改革、職能轉換和政策制訂。
三、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盡管公用事業民營化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由于公用事業民營化的形式的多樣性,以及長期以來政府的市政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現今的民營化改革中, 也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
1.公共責任缺失
在我國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的實踐中,隨著政府部分公共服務職能向私營部
門的轉移,一方面, 在這些公共服務事業中原本應當由政府來承擔的公共責任, 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的喪失。而另一方面,由于民營化改革在各個國家都是在實踐中摸索推進的, 改革的理論并不完善所以在此過程中也存在著管理上的漏洞, 導致了私人部門可以逃避對上級的責任。也正是由于公共服務民營化過程中的責任關系的不明確, 從而為政府和私人部門相互推卸公共責任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空間。這樣, 公民權利、公平等公共責任便在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相互推諉中流失。
2.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國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法律方面的規定為民營化提供制度保障,具體表現在：（1）制度安排的層次低,法律效力不高。（2）政出多門。相關規定從多個部門出臺,如建設部、國家計委、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及有些地方都對之做出一些規定。（3）內容陳舊。以往建立在計劃經濟模式基礎上法規體系遠遠趕不上實踐的需要,一方面許多舊有條款已明顯不適應甚至背離改革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還有許多新的市場行為亟待法規的調整和規范。
3.對民營化監督機制不完善
無論是是政府還是民眾都無法確切的對民營化進行監督，這是因為政府與民營機構的價值追求和責任分工均不同,二者之間存在著博弈關系，政府不可能深入到每一個細節對其進行監督，導致許多監督流于形式。而民眾往往是想監督卻沒有途徑、沒有資源與手段可以利用
4.民營化程序不公開，缺乏公平性
由于目前中國并無一部統一的行政程序法,這使得許多行政機關在行使規制權力時沒有程序性限制,因而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公民和企業的聽證權、知情權及參與權。這樣的現實使行政機關可以不顧相對人的利益而濫用規制權力,而公民、企業面對隨心所欲的政府規制權力無可奈何。
四、政府在民營化過程中的地位與責任
公用事業的民營化并不意味著政府完全退出公用事業領域, 而是由公用事業的直接管理者變為監管者,因為即使公用事業民營化后,政府仍然需要調整好在民營化過程中的角色定位。那么民營化過程中政府的地位與責任何在？
1.提供制度保障：制定相應的法律和法規
事實上, 我國已出臺了一些鼓勵民營經濟在內的各種形式資本的進入, 這在一定程度上給民營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因為在加快推進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 引入競爭機制, 建立政府特許經營制度, 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的創新中都需要法律法規的制度保障。
2.提供政策導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政府在對公共服務民營化進行必要的制度約束的同時, 還應該對其進行激勵和引導, 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將公共服務民營化納入良性的發展軌道。由于公共服務具有公益性和價格機制不靈活等特點, 所以政府應在價格、稅收、信貸等方面給予私營部門優惠和補助, 同時應在公共事業的市場準入方面給予私營部門公平機會以吸引私營部門的廣泛競爭和參與。
3.建立監管體系：維護并保障公共利益
政府應該從維護公共利益出發, 對公共服務民營化進行監督。(1)由于私營部門趨利性和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 可能會產生漫天要價、服務質量下降、環境污染、壟斷等損害公眾利益的外部經濟問題, 所以政府應按照合同規定的服務質量和數量標準對私營部門進行定期監督。(2)在公共服務民營化的過程中, 政府和私營部門廣泛接觸, 容易為權力腐敗提供機會, 使得尋租行為發生的機會增大, 所以政府應該從完善相應法律法規入手, 對公共服務民營化中的政府行為進行必要的約束和監督, 促使政府依法行政, 實現政府行為的法制化。
五、進一步推進公共事業民營化的對策
為保證我國城市公用事業民營化進程的順利進行，最終促進我國公用事業的良性發展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實現。綜合已有的研究，應采取以下對策，來消除我國城市公用事業民營化進程中的有關障礙。具體有：
(一)建立腐敗防范機制，規范政府行為
通過減少政府控制的資源，民營化可減少腐敗。采取以下措施可使腐敗機會最小化：1．加速民營化進程，不給腐敗交易留更長的時間；2．按照標準程序操作，減少推行過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即不要在實施過程中隨意改變規則）；
3．確保透明度，做到民營化進程、企業價值、最終結果等方面的信息公開；4．對
進程擁有獨立控制權，避免由企業原來隸屬的政府部門控制一切，因為這可能導致利用原有關系搞幕后交易。
(二)加強公共事業民營化的法律法規建設
法律法規是公用事業民營化的重要依據,只有依據法律法規,才能協調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避免可能發生的爭端,使民營化順利進行。在法律法規建設方面,要注意三個問題:一是從具有不同法律效力法律法規的立法權分配來看,要處 理好這些權力在中央與地方,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部門之間的恰當分配。二是從法律層次上講,要提高法律法規的法律效力,促使全國人大盡快立法。三是從法律內容上講,修改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整合不規范的法律法規,對監管體制、市場準入、價格監管及質量監管等內容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
(三)完善政府對公共事業民營化的監督機制
由于公用事業的公共性，在保證民營化高效運作的同時，政府應保證公眾的利益不因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趨利性而受到侵害，具體應做到：
1．健全市場準入制度。既保持適度競爭，又要維護各時期各類競爭者的公平權益。
2．立法規定控制權。通過法律形式規定國家在某些特定的關鍵性基礎設施領域保持絕對控股地位或相對控股地位以及必要的決策權或否決權。
3．建立公共服務定價機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和公眾可承受能力，通過專家論證、召開價格聽證會等形式，吸引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對公共服務的合理定價，并進行嚴格監督執行。
4．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務民營化的績效評估制度。通過設立公共服務質量投訴機構和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定期對民營化所表現的績效進行科學評估并公布于眾，采取獎優罰劣的形式對民營化中出現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進行整改。
(四)強調被規制者參與，保障民營化程序公正
行政規制體制必須強調公眾參與在民營化過程中，所有程序都應該公開透明，讓民眾所有的意見都能得到合理表達，這樣才能充分體現競爭及民意。應注意以下：
1．公開招標制度。以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公用事業民營化，無疑可以減少不正當交易的發生，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制訂公用事業民營
化公開招標投標制度。
2．價格聽證制度。公用事業民營化后，價格問題十分重要。應該根據價格法的規定，進一步完善公用事業的價格聽證制度，并保證消費者有獲取定價信息與參與制定價格的權利。
3．規制談判制度。民營化政策的出臺應當通過規制當事人的協商談判程序，該程序要求行政機關在擬議規章前，先設立協商談判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由規制者和被規制者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和公眾代表組成。協商談判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公開舉行。規制機構的規章制定必須依據協商談判達成的合意。
4．公用事業信息公開制度。公用事業關系民生，應該建立公用事業信息公開制度，允許公民獲取有關公用事業規劃、運作的信息。
總之，我國的公用事業改革要從改革國有企業、增加市場主體、增強市場競 爭性、改革監管體系、轉變監管方式、完善法律犯規等方面綜合推進，而不僅僅 是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開放市場的問題。同時，要汲取日本的教訓，在改革過 程中要擴大民眾參與，摒棄官僚集權式的改革。
第二篇：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xiexiebang推薦）
1111320306金融112楊慧
公用事業是包括供水、供熱、公交交通運輸、電網、通信等在內的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提供公共服務的行業。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決定了在經濟轉軌國家初期只能由政府出資，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的發展，民營資本越來越充足，融資建設方式越來越多樣，可以引入民間資本和外資等完成公用事業的民營化。由國有獨資改為國有控股、合同承包、特許經營等，不僅需要民營資本的進入，降低門檻，建立民營資本的準入制度，而且需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否則會由政府壟斷轉為私人壟斷，“尋租”現象也會不斷出現。如在特許經營權的申請中，地方政府會偏袒地方企業，對由民營資本合資組建的公司不公平，仍法解決公共事業資源浪費大、效益低、服務差等問題。在改制為國有控股后，很多國有資產管理的問題可以借鑒國有企業改革國有控股的方法。
競爭中，一定會出現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的倒閉現象，因此也要處理好不良企業的推出問題，采用收購、重組等方式。
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有其實現的技術性原因，隨著技術的發展，一些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如電網等可以由一些私有企業經營；即使是一些無法分割的公用事業，如公園、綠地等可以委托經營，政府向私人管理付費，減輕管理成本；一些自然資源，如煤礦、油礦等自然資源為主要原料的行業，可以頒布特許經營權，私營企業可以向消費者收費等。政府可以制定優惠政策、完善投資法規等。
為了防止私人壟斷，政府可以對一些產品舉行價格聽證會，干預價格。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公用事業改革作出了明確表述：“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
下面從北京地鐵漲價看公用事業價格改革：
一是對現有公共部門進行分類分層梳理，明確定位，并進行大范圍收窄，交由更具效率的民 營打理，該退出的要逐步退出。比如公共交通，屬于普惠式的，但又不是國家戰略部門，就應該
逐步退出公共領域，轉向民營范疇，或者部分領域和環節轉向民營范疇。
二是參考淡馬錫模式，地鐵的投資可形成國家投資公司，除國有資本外，也可吸收民間資本 和外資入股；地鐵的建設和運營，可采取招標、邀標等方式，吸收包括國企、民企、外企等參與
競爭，并承擔建設和運維責任。
三是建立市場參考價格或影子價格的形成機制。首先是改政府定價為市場定價，取消政府審 批和專家評議；其次，由于公交帶有資源壟斷屬性，價格不是供求自然議價決定的，而由政府出
面，設計某種投票機制，組織投資、運營、消費、替代品、異地同行、相關行業代表投票折中確
定。
第三篇：公用事業民營化讀書筆記
讀《公用事業民營化及其行政規制初探》之小談
本書中的主要闡述的公用事業民營化的一些觀點，其中主要闡釋功用是民營化改革的浪潮其中的詳細介紹對我的論文很有幫助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運動，浪潮洶涌，迅即席卷全球。這次公共行政改革的主題在于“體現了政府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于是“更多地依靠私人組織，更少地依靠政府來滿足社會的需要”的民營化方式受到了人們的青睞。民營化的優勢在于不僅使政府卸去了過多的不必要的職能，而且充分發揮了公民、企業與社會的力量，從而實現社會治理下的共贏，正如美國學者薩瓦斯所言的“民營化不僅是一個管理工具，更是一個社會治理的基本戰略。它根植于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哲學或社會信念，即政府自身和自由健康社會中政府相對于其他社會組織的適當角色。民營化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的政府，更美好的社會。”一般認為，民營化源于 1979年撒切爾政府基于新自由主義的意識而雷厲風行推行的公營事業民營化運動。而此后。有些國家如美國里根政府則竭力要求政府的部分功能實現民營化。本文的研究重點在于公用事業的民營化，因為“民營化的一種更為專門的形式旨在改善政府作為服務提供者的績效。這包括打破不必要的政府壟斷，在自來水供應、街道清掃、垃圾收集處理、公園和樹木維護等公共服務供給中引進競爭。”
所謂公用事業，是指郵政、電信、供電、供水、供氣、供熱和公共交通等為公眾提供產品、服務或由公眾使用的業務或行業。如依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公用事業法典》的規定，公用企業包括所有為公眾或公眾的一部分提供服務或商品的電力公司、燃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話公司、電報公司、運輸公司、石油管道公司、污水處理公司、供熱公司和橋梁通行費征收公司等。在我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的《關于禁止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中，將公用企業定義為供水、供熱、供氣、郵政、電訊、交通運輸等公用事業或行業的經營者。作為從事公用事業的主要組織，是指單位產品或者服務的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提高而下降，從而要求該行業從最小有效規模出發，為克服市場失靈，防止壟斷企業濫用市場力量，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各國政府對公用企業普遍建立了行政規制制度，即行政機關依法通過審批或許可等手段，對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價格、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投資、財務會計等有關行為加以規制。行政規制的實質，是國家干預經濟，以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和不足。“實際上管制過程的目的在于創造一種人為的市場力量，而不是約束自然壟斷。”公用事業壟斷經營導致該領域產生了企業內部無效率、商品及服務價格偏高而消費者選擇偏少，政府財政負擔過重，企業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等一系列弊端。為此，20世紀80年代以美、英等國為先導，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公用企業“放松規制，引入競爭”的改革浪潮。在此意義上，公用事業民營化屬于公共行政改革的一部分，所謂的公用事業民營化是指將國有、公營的公用事業的所有權或經營權轉移到民間，引入真正的市場機制。
本書的內容對于論文的成文起到了主題的引導作用。重點闡述了公用事業民營化的由來以及改革的原因。
讀《公用事業民營化宜慎行》之小談
由于本書是在網上閱讀的，有些東西是看不到的，但是本書中的一個案例以及對案例的分析對本人的公用事業民營化的分析產生一定的作用。其案例如下
香港東區海底隧道(東隧)不顧香港特區政府和市民的強烈反對，堅持自五月份開始對公路隧道收費大幅加價超過六成，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對香港過海隧道車流量將會更加分布不均的擔憂，以及公用事業民營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
香港特區政府在過海隧道問題上遇到的困境，只是公用事業民營化進程中所遭遇到的矛盾和沖突的一個縮影。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脹，政府財政資金不能滿足對城市基礎設施急劇增長的需求，許多城市近年來相繼有大量公用事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民營化模式進行運營。吸引資金時政府提出的優厚條件，往往成為日后損害公眾利益的隱患。如采用BOT方式建設的深圳梧桐山隧道，專營商對隧道的高額收費早已成為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梧桐山隧道經營權，但是專營商卻拋出高價令政府難以接受，在多年談判未果的情況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今年興建梧桐山新隧道解決交通瓶頸，但卻很可能面臨新舊隧道車流量不均、資源浪費的新問題。
吸引社會資金發展公用事業，固然能解決政府發展公用事業資金不足的瓶頸。然而，由于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性和資本的逐利性，其所訂的收費標準往往以利潤最大化為依據。政府對其擁有的公共產品訂價時，則從社會公共利益來考慮，收費低廉，甚至免費。收費水平的巨大差異，往往是公有公共產品用戶人滿為患，而私營公共產品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資源無效配置和浪費。更為嚴重的是，公用事業關系國計民生和各行各業，其職能和目的一旦遭到扭曲，則成為嚴重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由于公用事業具有非常穩定的收益，社會資本通常不愿輕易退出已經進入的領域，政府在允許企業經營公用事業之后，當遇到矛盾時，無論是想通過何種方式來解決，都將面臨巨大的困難和挑戰，處于被動局面。
當然，在公用事業發展上，不能因噎廢食，退回到完全依賴國家投資、政府經營的時代。但是，如何合理利用社會資本建設公用事業，避免陷入民營化困境，是內地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上必須慎重審視的問題。在重大的公用事業投資上，應保證政府在公用事業上的主導地位，盡量減少對社會資本的依賴。對于確有必要引入社會資本的項目，政府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全局意識，充分考慮到經濟環境可能發生的變化，在政府成本和市場成本之間進行審慎衡量，謹慎選擇社會資本介入的方式和約定合同條款。否則一時的融資之快，可能犧牲的是以后社會整體的利益和運行效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桎梏。
這個案例的分析對本人的論文增添了論據和切入點。一些專家的分析對論文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讀《公用事業民營化初探》之小談
讀此書的過程中突然給了我一個意外的驚喜，我突然知道原來公用事業民營化還有那么多種方式，我將進行闡釋。
1、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 的縮寫，即建造——運營——移交）。由投資方建設并專營一定期限最后移交政府的方式。如：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上海竹園第一污水處理廠項目，即由以民間資本為主的投資聯合體以BOT形式投資建設并專營20年，北京肖家河污水處理廠；BOT方式融資建設的以焚燒垃圾發電的南海環保發電廠。
2、合資模式。如：2001年法圖昭和水務公司與奉賢自來水公司第三水廠合作成立了上海首家中外合作的昭和自來水公司；合資的新奧燃氣公司；2003年首創威水投資有限公司與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合作，法國通用水務公司依據簽訂的《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合資合同》，投資29.4億元于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并擁有其 40%的股權。合資模式具有以下優點：一是政府可以融通社會資金，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二是打破了原來的壟斷體制；三是民營企業的介入，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3、直接購并。直接購并非典型的民營化方式。如：1997年威望迪和天津市合作興建的天津凌莊水廠。2002年5月，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50%國有股股權溢價轉讓于威望迪。威望迪以20億元現金，超過資產評估價近三倍的價格，承諾對合資公司1582名員工不進行裁員，保證提供優于現有標準的優質自來水并將保持政府統一定價的條件。
4、純民營模式。即由民營資本獨家投資建。2002年9月，由香港亞太環保有限公司獨家投資的廣州亞太生活垃圾有限公司，與廣州市市容環境衛生局簽署了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香港亞太環保有限公司到2004年將投資約2.8億元，在廣州建立起一座日綜合處理生活垃圾1000噸的垃圾處理廠。從而正式拉開了外資進軍中國垃圾產業的序幕。
5、TOT（Transfer-Operator-Transfer的縮寫，即轉讓——經營——轉讓）模式。政房投資建設的項目，在一定時期內有償轉讓于非政府投資主體經營，政府回收資金可用于新項目建設，并最終擁有項目所有權。如 2004 年安徽國禎環保節能股份有限公司斥資 1.6 億元，以 TOT 方式購買了淮河流域第一座城市污水處理廠—— 徐州污水處理廠30年的經營權。
6、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簡稱）模式。為了彌補BOT模式的不足，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的融資模式即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合作模式。該模式的涵義是“公共民營合作制”，1992年英國最早應用該模式。主要是為了完成某些公共設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關服務項目的建設，公共機構與民營機構簽署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達成伙伴關系，以確保這些項目的順利完成。這是國際上新近興起一種新型的政府與私人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的形式，稱為國家私人合管公司。如：2004-12香港地鐵公司、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
司與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簽署了投資原則性協議，決定以 PPP 模式合作投資、建設及運營北京地鐵 4 號線。
7、MBO（Management Buy－out的縮寫）模式，意為管理層收購，主要是指公司的經理層利用借貸所融資本或股權交易收購本公司的一種行為。通過收購使企業的經營者變成了企業的所有者。由于管理層收購模式在激勵內部人員積極性、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而它成為20世紀70－80年代流行于歐美國家的一種企業收購方式。對中國企業而言，MBO最大的魅力在于能理清企業產權，實現所有者回歸，建立企業的長期激勵機制，這是中國MBO最具鮮明的特色。我國更有專家將2003年定為MBO年。目前，我國已有宇通客車、粵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試行了MBO方案。近來受到了廣大經濟學家的質疑。
但是，隨著民營化改革的進程，我們也要進行一下冷靜的反思，吸取以前改革的經驗和目前出現的問題。首先，政府應合理界定公共服務民營化的界限。對于某些公共性較強的公共服務，如治安、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等，不應“民營化”；而對于一些可收費物品與服務，如公交、電信等公用事業，則應提倡民營，讓市場競爭機制在這些領域充分體現。其次，要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吸取我國90年代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造成了數億資產的流失的教訓。韓志國將資產流失分為三類，認為國有資產流失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制度缺失。最后，要注意改革后的問題。改革后的效率、服務和產品質量是否改善，經濟效益是否提高，以及改革帶來的原有部門工作人員安置問題等等。
這些模式以及對模式的分析給我的論文又增添了一些部分，給我分析政府和公用事業的關系增加了分析的論據。能更好的分析！
讀《我國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的制度構想》之小記
讀此書的過程中，我發現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充分引入市場競爭，其核心做法就是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引入市場競爭的力量，打破傳統的行政壟斷，形成多元競爭的格局，從而實現高效率、高質量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這一切的實現有賴于一個健全、完善的制度作為保障。所謂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為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應朝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1、公平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
在一個缺乏競爭、運作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用事業的民營化并不一定能誘導企業資本的投入和經營者努力程度的提高。要成功地推進公用事業民營化改革，就必須同時注重放開市場準入條件、引入競爭機制。有效吸引民間資本和外資公平進入公用事業領域，特別是對于公用事業領域中的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盡快取消非國有經濟的準入障礙，大力引入民間資本市場準入對公用事業民營化來說，無疑是首要解決的一個問題。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不是放的過寬而是過窄，排除了大多數企業的參與競爭，所謂的投標招標不過像是西方兩黨制中的競選，民眾的參與也被排除在外。因此，許多學者要求放寬市場準入，放寬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讓各種競爭主體在一個公平的舞臺上進行競爭。
我在此要補充一點的是，放寬市場準入并不意味著減少對入圍企業的資格審查和事后的監管。在諸多企業中，從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和優勢，并確保服務數量和質量的穩定性出發，政府允許特定一家或幾家公司進入某行業，而限制其他企業進入，或從防止過度競爭的做法也是有一定道理。這里涉及的是一個競爭主體資格問題，也是一個保證公用事業安全、穩定和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任何一個進入競爭的主體都是報著共同的目的——盈利。因此，根據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無賴原則”，民營和外資企業也可以視為同樣的主體。有效的制度設計目的是能防止和遏制損公利及的“無賴”沖動，對進入的競爭主體要進行嚴格的準入審查，制定科學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和公開招標制度；而不是簡單用行政命令和安排，使得公用事業民營化的合法性受到質疑。
現在對于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公用事業，多是由國家部委的各種“意見”、“通知”、“暫行規定”和地方性法規、規章予以規定，其權威性、穩定性、規范性不足。為了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公用事業領域，保護其合法權益，克服短期行為，可以考慮仿照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行政法規的形式，按項目自然壟斷性和公共物品性的強弱將民間資本的進入領域劃分為鼓勵、允許、限制、禁止四大類，并建立公用事業民間投資指導目錄。
2、建立完備的信息公開制和公開招標制度
第一、信息公開制。公用事業的管理運作過程中，信息的封閉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公用事業民營化中則要求及時披露、公開相關的信息。否則，不同的競爭主體在競逐過程中將會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之中，信息獲取不完全的企業在競爭中也將處于劣勢，結果將不利于企業參與公用事業的積極性，并最終影響到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效果。公平競爭是民營化的核心，因此應該建立信息的公開披露制度，使得信息的公開制度化、經常化，為公用事業民營化營造一個公平的信息環境。
第二。公開招標制度。公用事業民營化中要保證公平、合理的競爭，還需要建立公開的招標制度，使得符合條件的企業都有機會參與競標，并保證整個招標過程的公開與透明，用制度的力量把各種不正當的交易、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降低到最低程度。為此，政府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制定詳細、具體的公用事業民營化公開招標投標制度，從而保證公用事業民營化過程中的招標與投標活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強化政府的監管職能，完善監管機制
公用事業民營化要求有一個健全、完善的監管機制，以便于協調好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并規范好政府與企業的行為，而公共利益的實現也依賴于一個健全、完善的監管機制和強有力的政府。如果公用事業民營化過程中，政府的監管職能出現缺位的話，勢必造成操作過程中各種違規，甚至違法現象的出現，公共利益將被民營化后的經營者置之腦后，對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政府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同時也要注意維護好企業的利益，如果政府的規制范圍沒有限度、運作不夠透明、在微觀層面干預過多，民營部門的投資者就會望而卻步，進而轉向其他更好的投資環境。因此，為健全監管機制，強化政府監管職能政府應做到：第一、政府應明確政府的監管職能。明確政府的監管職能是履行好其監管職能的必要前提。政府監管職能的界定為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管什么”，劃清與企業的界限，使得政府成為有力的“有限政府”，這樣有助于促進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
這些內容對我的論文幫助很大，其中有許多東西都是值得借鑒的。很多觀點都是論文需要參考的地方！
第四篇：為什么要對公用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
為什么要對公用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
王自力
【摘要】：目前對為什么要進行公用事業改革多是以效率假說為分析前提的。本文認為，效率假說存在較嚴重的片面性。公用事業改革是地方政府在財力匱乏，無力繼續提供經營公用事業所需的巨額特質性投資這一狀況下的無奈選擇。從這一認識出發，將為公用事業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公用事業改革 動因 效率假說 財務約束假說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對公用事業實行民營化改革以來，陸續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民營化浪潮。中國也不例外，從九十年代起，中國開始嘗試對傳統的公用事業公有公營體制進行改革，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后，公用事業民營化開始演變成為一種潮流。
為什么要對公用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這個問題問得似乎有些過于幼稚。大凡所有的經濟行為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以提高效率作為其行為目的，因此，為了提高公用事業的經營效率才對其進行改革也就似乎成了一個必然的答案。但本文認為，這個答案并不正確。
一、對效率說的質疑
對于為什么要對公用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目前主要存在的觀點可分為兩大類。第一種觀點以對傳統自然壟斷理論的修改為基礎，認為，由于技術條件等等的變化，一些傳統的公用事業領域已經具有了弱自然壟斷的特性，對這一部分的公用事業，市場競爭機制可以而且應該發揮作用。因此，需要對這部分公用事業進行分拆，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市場效率。另一種觀點認為，傳統的公用事業公有公營體制由于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公用事業經營單位存在著嚴重的體制失效。市場化的（非公有制）經營模式較公有制經營模式更有效率，以前者來完全或部分地替代后者能夠提高公用事業的經營效率。無論這兩種觀點的區別有多大，但他們存在一個共同的前提，即對公用事業改革的原因或者說目的是為了或能夠提高傳統公用事業的經營效率，只是在如何達到效率改善的途徑方面存在分歧。
不能否認，公用事業公有公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的自然壟斷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即由于自然壟斷行業存在規模經濟和邊際成本遞減，多個經營者經營于同一市場會造成規模不經濟，同時，由于邊際成本遞減，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如果企業按邊際成本定價原則，企業就必然虧損，等等。因此，在傳統自然壟斷理論下，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公用事業必然不適合于市場經營，而必須政府 1
壟斷經營。但是，隨著鮑莫爾等人提出的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決定自然壟斷的是成本弱增性，在超出成本弱增性的范圍內，可以引入市場競爭；并且在政府對價格規制的前提下，由于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壟斷的在位者具有降低成本的壓力，因而能夠提高經營效率。而在對傳統的公用事業市場化處臵中如何使這一部分資產能夠得到最優價格，德姆塞茲提出了特取投標理論，即以競投標方式由多家企業共同競爭，由經營權報價最低者獲得對公用事業的經營權。
但是，由上述理論所得出的公用事業民營化效率提高假說存在一個疏漏，即他們把關注過多地投給了生產者們，而忽視了消費者。事實上，鮑莫爾等人的可競爭市場理論的理論假設并不現實，即潛在的進入者對在位者威脅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有力。理由是，由于經營公用事業需要大量的特質性投資，即使在位者能夠獲得高于正常利潤的壟斷價格，潛在的進入者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進入這一市場，這可能至少需要數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無論是在位者還是潛在的進入者都能夠明確地知道這一點，因而結果必然是，潛在的進入者不可能真正地進入這一市場，競爭威脅自然也就缺乏現實意義，在位者可以放心地獲取壟斷利潤。
更重要的是，對自然壟斷理論的修正并不一定適合于公用事業領域。因為，公用事業通常具有自然壟斷特性不假，但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行業并非就是公用事業。為支持效率假說而列出的例子多出于電訊業，如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的競爭對市場績效改善。但是，電訊業的產品特性與我們通常所指的公用事業服務存在巨大的差別。一方面，對于通訊這類服務的價格需求彈性比較大，即使不存在生產者競爭，生產者為了刺激需求從而使利潤最大化，也具有降低價格刺激需求的愿望，因而目前移動通訊服務的價格降低并非完全來自于市場競爭，當前對這一市場競爭對價格的影響力顯然被高估了。而我們通常所指的公用事業服務尤其是供水、供電、供氣等服務都是人們日常生活、生產所必需，其價格需求彈性非常低，消費者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公用事業服務在技術上至少在近期內根本不可能像移動通訊服務市場那樣可以被分割被若干個生產者共同經營。在移動通訊服務市場，通訊網絡并不是實體性的，消費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網絡的地域分布約束來選擇生產者。但是在水、電、氣等的服務提供中，需要固定的網管分布來支持，難以想象兩個生產者將各自的網管接入同一消費者，因為這幾乎必然意味其中有一生產者的投入是完全無效的。由于這一原因，在這些公用事業服務領域必然存在著地區性的生產者壟斷。如英國在實行公用事業民營化后，10個自來水和排污公司、12個電力公司仍然維持著地區性壟斷的狀況。既然壟斷的局面無法根本改變，所謂的市場競爭效率也就無從談起。
至于第二種觀點，即在公用事業經營領域內，非公有公營的經營模式較公有公營的經營模式更有效率，但是這一觀點早已受到眾多學者的質疑。盡管一些研
究則顯示，從地方政府中脫離出來，由私有部門經營，在一定條件下會相應地提高績效（World Bank 1995;Gatty 1998）；但另一些研究如Menard and Shirley(1999)顯示，有時，公有的生產者表現的非常好，而有些私有的經營者表現很差。另一些經驗調查表明，無論是哪一種治理模式都存在著許多問題（Cour des Comptes 1997）。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對英國公用事業民營化的研究，也認為所有制形式的改變與公用事業經營績效并無顯著貢獻。從目前對公用事業經營體制模式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并不能得出非公有的經營模式就一定比公有的經營模式更有效率的結論。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一些資料顯示，英國自對自然壟斷行業實行民營化改革后，這一領域的國企生產效率有了明顯提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英國在這些領域的企業包括一些城市公用事業的生產率明顯高于全英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幾乎讓人感到，無論是歸因于競爭也好，還是歸因于體制也好，甚或是某些其他因素，總之是民營化或市場化改革使這一行業的效率提高了。效率說似乎不言自明。
如果僅僅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理解，生產率的提高自然也意味著效率的改善。但是，這僅僅是從一個非常狹窄的角度來理解效率。事實上，城市公用事業是一種社會服務行業，考核這一行業的效率不應該僅從生產者效益最大化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福利最大，從社會效率這一角度來考核。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效率改善不應該僅指生產者，還應該包括消費者甚至更多。僅以企業生產率來解釋社會效率，其說服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從中國的公用事業民營化進程中發生的一些事例來看，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在某些領域，社會效率不僅未因改革而改善，而是下降。例如長春匯津公司一案，由于民營化后的污水處理公司與政府發生資金糾紛，導致一方面巨額的企業資產閑臵，另一方面是數量驚人的未處理污水滾滾流入松化江。這一事例足以提醒人們對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效率假說進行深刻而全面的反思。
二、公用事業民營化動因：財務約束假說
通常，城市公用事業經營需要有大量的特質性投資，如管網及大量的專用設備，這些投資都金額巨大且具有明顯的沉淀性，一旦投入就很難轉移為他用。基于這一特性，經典的理論認為，當一方在投入了大量的特質性投資后，由于合約的不完備性，幾乎必然會引起交易的另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即“敲竹杠”問題。由于事前估計到這種事后風險的存在，這會導致生產所需的投資達不到最優水平。因此，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經常被檢驗的命題就是：高的資產特質性將易于導致一體化。依據這一觀點，公用事業中最有效率的形式就應該是一體化的形式，即完全的公有經營或者完全的私有經營模式。但是在私有經營模式，如上文所述，一般在某一區域內很難產生另外的有威脅力的競爭者，單邊的供給幾乎必然產生嚴重的壟斷問題。這里我們必須再次強調一些公用服務的消費特征。對于一般的消費品，當消費者是價格的接受者時，消費者可以根據價格調節其消費量，使物品對自己的邊際價值等于價格。但對于大多數公用服務，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存在一個基本的需求量，在這個數量界限內消費者幾乎無力根據價格來調整自己的消費。由于通常對公用事業服務的價格需求彈性都非常低，如果由私人完全擁有控制公用事業服務，那么他對公用事業服務的價格制定必然擁有過多的自由裁量權，就會產生對全社會的“敲竹杠”問題。而政府作為社會正義的維護者及現實的服務者及經營權的所有者，如果將公用事業服務權完全出賣給一個私有者，就必須承擔因此而產生的這些嚴重后果。正因為此，即使在公用事業民營化程度很高的西方發達國家，完全私有的模式也非常罕見。如此看來，公有經營公用服務似乎就仍然是一種較優的選擇。然而現實中所發生的民營化模式如BOT、特取投標等卻與此推論明顯相左。為什么呢？
對公用事業經營所需特質性投資而言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財務約束。特質性投資一般都需耗巨資且不易于（或根本不能）被重新配臵，如沉淀成本在自來水行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法國，這些成本在全部成本中比例高達80%（Claude Ménard，Stéphane Saussier1999）。因此，對于地方政府（他們決定公用事業服務經營權的歸屬）而言，對公用事業服務實行完全的公有一體化經營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擁有足夠的財力來添臵和維護昂貴的特質性投資才行。事實上這正是大多數地方政府所面臨的瓶頸約束。英國正是在財政支出捉襟見肘，對公用事業的補貼難以為續的時候才開始對公用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的。中國目前的情況也不例外。自1998年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5年來，平均赤字比率上升到2.8%（郭慶旺等，2003）。政府在籌措設施建設資金等方面仍然面臨著巨大壓力；并且隨著經濟發展對公用事業服務需求的迅速增長，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以污水處理為例，按國務院批準的“十五”環保計劃要求，到2005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要達到45％，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要達到60％。資料表明，要完成污水集中處理目標，全國需要新建1000多座污水處理廠，新增處理能力2600萬噸／日，總投資達千億元。在資金短缺這一硬約束條件下，地方政府往往不能選擇那種他們本來偏好的治理模式（公有公營）及相應的投資方式。在完全公有公營與完全私有私營這種兩難選擇之間，需要尋找一種折衷方式。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進程加快，至200l年，國內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分別為47.3%和44.6%，民間投資已經超過國有投資。急速增加的民間資本急于找到新的投資領域，經營供水服務所需的巨額特質性資產投資在數量上對民間資本來說已經不是什么難以跨躍的障礙。一方面由于供水服務的特殊性，政府不能將其完全交給私人經營，另一方面政府滿足不了經營供水服務所需的大
量特質性投資資金要求，并且法律也基本上限制了地方政府進行經營性融資，因此，政府需要尋求一種既能解決完成供水服務的資金問題，同時又能夠保留對供水服務一定調控權的一種治理模式。現在流行的民營化模式正是這種折衷需要的體現。國外的相關研究表明，特質性投資使供水經營傾向于采用一體化模式經營，但是如果存在財務硬約束，政府就會轉而尋求市場化模式（Claude Ménard，Stéphane Saussier1999）。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目前流行的公用事業改革的幾種模式，就會更加加深對這一認識的理解。以目前在公用事業改革中被采用得最多的模式BOT為例，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借助民間資本建設公用事業基礎設施，作為融資補償，政府將公用事業的經營權出讓給融資者一段時間后，收回經營權并最終擁有所有權。對經營公用事業所需的巨額特質性投資進行融資正是這一模式的現實特征和前提。而在目前中國出現的多例公用事業資產的整體出售案例中，也反映出改革的蛹作者政府偏好經濟目標而非社會效率目標的明顯傾向。在上海、合肥、福州等地的自來水業民營化，其資產售讓都獲得了較高的溢價，如2002年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50%股權，7億資產，溢價到20億轉讓給法國威立雅。但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自來水價格的定價是以其資產核算為重要依據的，企業本身不可能承擔溢價損失，必然要通過從水價收取中收回這筆投資，也就是說，這筆投資最終還是要由社會公眾來承擔，這也就意味著，在公用事業國有資產溢價轉讓這筆政府與企業的所謂“雙贏”交易中，社會公眾成為輸家。
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政府在公用事業改革中，并非以真正意義的社會效率改善為初始目的，而是因為其所面臨的現實條件約束所致，其真正的根源在于財力匱乏。財務約束是公用事業改革的最基本約束條件，一切都是從這里開始的。
三、結論與啟示
無論如何，公用事業改革都是從政府這里發起的，因此，考察這場改革的動因就必須從政府的行為目的開始。各方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在這場改革中是否以效率為目標值得懷疑，但是，政府現有財力難以繼續承擔公用事業服務這一前提卻清楚無疑。公用事業民營化是政府在財力緊張這一約束條件下進行的一種無奈選擇。
對公用事業改革的動因的重新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任何經濟行動都必定是圍繞一定的行動目的進行的，不同的目標其相應的行為策略也會大不一樣。在效率假說前提下，公用事業改革的理論討論必然是以如何改善市場結構、如何完善企業體制等作為主要話題。但是，如果以財務約束假說為前提對公用事業改革予以重新認識，我們的注意力就會改變。事實上，改變市場結構、轉換企業經營體制等措施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這一點幾乎是不言自明，但能否達到預
期的所謂效率目標卻是一個未知數。如果公用事業改革是因政府財力緊張約束所致，為什么不把目光集中于此，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嘗試呢？
BOT等方式的廣泛應用正是因為其融資特征，但這只是政府與民間資本之間的一種直接融資方式，應該有更多的融資方式可以探討，包括間接融資方式。特別是對于像自來水經營這樣一些雖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其收入穩定可靠，在長期內投資完全可以收回并有盈利的行業，對投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股票、債券、銀行借貸等等都應是其可以考慮的融資方式。目前這些國企面臨的最大融資障礙是，原有的企業資產多是通過銀行借貸獲得，企業的負債率過高，難以達到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一些基本要求。而地方政府受其財力限制，無法通過財政收入直接注資，并且一些法規也限制了地方政府本身的融資行為，因而無法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如何在這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找到解決辦法，必然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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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江西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政府規制研究中心
第五篇：赴山東省市政公用事業改革考察報告
為了認真貫徹全省建設工作會議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決定》，推進我省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向縱深發展，按照今年我省城市建設和市政公用事業工作部署，建設廳巡視員鄧留獻率領廳城建處、鄭州市市政工程管理處、漯河市建委和市政管理處等單位一行7人，于
一、基本情況
近年來，山東省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各級城市政府十分重視城市市政公用事業的發展，堅持以改革為動力，以市場化為導向，不斷加大投入，強化管理，市政公用設施總量和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到2003年底，全省市政公用事業從業人員達17.8萬人,城市供水普及率達98.03%,燃氣普及率達60.88%,城市集中供熱面積達17059萬平方米，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9.59標臺,城市人均擁有道路面積
二、市政公用事業改革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經驗
（一）政府推動，投資拉動，為山東省市政公用事業改革打下良好基礎
山東省委、省政府對城市市政公用事業的改革工作十分重視，1997年省政府就出臺了《批轉省建委等部門〈關于加快我省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與發展的報告〉的通知》（魯政辦發[1997]99號），加快了全省市政公用事業改革步伐。隨后，省委、省政府又相繼出臺了《關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意見》、《關于搞好城市資產經營的意見》、《關于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都對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問題提出了明確要求，省政府不還多次組織了全省性的市政公用項目招商引資活動，都為推進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外部環境，收到了一定成效，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初步打下了基礎。
2、逐步放開市政公用事業經營和作業市場，多種經濟成分參與市場競爭的格局初步形成。近年來，各城市圍繞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多種經濟成分逐步介入市政公用市場，市場競爭態勢開始形成，促進了市政公用事業的運營和服務效率的提高。有6個城市公共交通行業已引入非國有經濟成分，實行股份合作，打破了國有公交公司獨家壟斷的局面。香港中華煤氣先后與青島即墨市和嶗山高新技術開發區、淄博、龍口成立了燃氣合資企業，正在與濟南、濰坊、威海等城市進行洽談合作；新奧燃氣先后與青島開發區、城陽區、煙臺開發區、聊城、日照、諸城、萊陽、鄒平等市地進行了燃氣經營合作。在市政、園林綠化和環境衛生等提供服務的行業，濟南、青島、淄博、東營、濰坊、濟寧、威海、臨沂、德州等城市，已開始推行道路保潔、綠地養護、公廁管理等作業權公開招標，轉變了作業方式，提高了養護質量。
3、加快市政公用企業的公司制改制，推進設施管養行業的干管分離，市政公用行業基層事業單位的改革不斷推進。幾年來，山東各地按照省政府《批轉省建委等部門〈關于加快我省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與發展的報告〉的通知》的要求，加快了城市公用企業的公司制改造，部分公司還進行了規范的股份制改造。青島市努力推動市政公用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同時普遍建立了企業經營責任期目標責任制，形成了企業績效評價辦法，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和運營管理的相關制度也正逐步建立健全。針對市政、園林、環衛養管行業的實際，各地普遍開始了政事、政企、事企分開和干管分離改革，在一些環節上取得了一定進展。各城市普遍開展了市政公用行業企事業單位內部人事、勞動和工資三項制度改革，有的推行了競爭上崗和“按績定酬”的分配制度，還有的進行了內部招標的嘗試。青島市率先在全省推行了公用事業單位事改企，市轄四個區基本實現了市政、園林、環衛行業政事分開。濟寧市去年對原獨家承接市政道路設計施工的市政處進行改革，把管理養護和道路建設分開，除部分人員的工資由城維費列支外，其余的一律推向市場，找米下鍋，他們還對事業改企業的職工，采取了保留事業身份和檔案工資的辦法，有效地穩定了職工思想。
4、市政公用事業的價格改革有了一定的突破，投資補償機制開始建立。近年來，為理順和完善市政公用事業價格，山東省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山東省政府把價格管理權下放給了各城市政府，進一步完善市政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價格機制的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不少城市都在理順水、氣價格，垃圾、污水收費和其他市政公用設施有償使用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價格與價值倒掛的矛盾有一定緩解，城市公用設施無償使用的觀念逐步打破，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的意識逐步得以確立。各城市普遍開征了污水處理運行費，有的還進行了收取垃圾處理費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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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在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方面進行了一些積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臨很多問題：一是全省市政公用行業改革的整體步伐仍然較慢，總體上滯后于其它行業的改革進程，而且省內各城市之間也很不平衡；二是改革存在動力不足的問題，不少基層單位有畏難有發愁和等待觀望的想法，一些主管部門求穩怕亂，城市政府也沒有推進改革的壓力；三是改革的深層次問題還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比如人員安置問題、資產處置，以及市場規范、行業監管等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四是價費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直接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二）圍繞難點、重點問題搞突破，為推動全省市政公用事業改革提供政策保障
在制定《意見》中，為加快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在確立改革總體框架的同時，在可操作性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別是在事關人員安置、資產處置、政府投入、價費改革等重大問題上，他們本著積極穩妥的原則，多方面征求意見，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許多務實的、也很優惠的政策。具體要求是：
2、妥善處置改制單位資產，明確改制過渡期相關優惠政策。改革必須要支付相應的成本來推動，市政公用企事業單位國有凈資產應該是改革成本的主要來源。山東《意見》明確，市政公用企事業單位國有凈資產，應首先用于支付欠繳的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費，拖欠的職工工資、醫療費，改制時職工的經濟補償，離崗退養人員的費用以及涉及職工個人的其他有關費用。剩余或不足部分，在城市市政公用事業行業內統一調劑使用。行業內統一調劑不能解決的，由本級財政解決。凈資產中不夠提留改制成本的，可將其原使用的劃撥土地，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進行出讓，其收入按國家規定繳納稅金后，優先用于企事業單位支付改制費用。同時，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山東在《意見》中還設置了3年的過渡期，對原國有的改制單位適當扶持。在過渡期內，改制企業可優先獲得特許經營權，；原財政補貼數額暫維持不變，用于支付改革成本，穩定人心；在同等條件下，改制單位在資質審批、工商注冊時應有一定的優先權，并可適當放寬條件；由事業單位改制組建的企業，可以享受國家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3、保障政府投入，推動市政公用事業持續健康發展。推進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并不改變其社會公益事業的基本性質，政府決不能有“一改了之”、“甩包袱”的想法，對市政公用事業非經營性項目所需費用、企業的政策性虧損和必要的改革成本，政府應予以補償，同時隨著財力的增強，政府應仍要不斷加大對市政公用基礎設施的投入。山東省《意見》中明確，各級政府要逐步增加對城市市政公用事業的投入，形成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投資機制。城市道路橋梁、公共管網、廣場、園林綠化等大型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仍以政府投入為主，也可采取市場運作、以綜合開發帶項目的辦法建設大型市政公用設施；對尚不能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市政公用設施，政府要進行政策扶持、投資引導、適度補貼；對可經營的市政公用設施，政府一般不再投資并逐步退出。要逐步轉變政府投入方式，實行項目代建、改變政策性補貼方式，變“養人”為“養事”。同時，在改革過程中，政府財政要承擔必要的改革成本，比如：改制前機關事業單位未啟動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職工按規定計算的連續工齡可視同繳費年限，不再補繳；改制后不保留國有資本的企業，對給予職工的經濟補償，原單位有支付能力的，由原單位支付，原單位確實無力支付的，可從國有資產中支付，不足部分可由同級財政補貼。
4、建立合理的價費機制，促進市政公用事業良性循環發展。要改變市政公用事業建設高投入，低回報的現狀，形成投入產出良性循環機制，就必須改變市政公用事業福利性供給運行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學合理的價格制訂和調整機制，進一步理順價格形成關系。山東省《意見》中明確，城市市政公用事業單位改制后，供水、供氣、供熱、公共交通、垃圾污水處理等行業的產品、服務價格，由各市、縣政府按照“生產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的原則確定，并根據社會平均成本和價格指數適時予以調整。按照“作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的原則，制定和完善市政維護、綠化養護、環衛保潔等作業定額標準，并根據和各地勞動力成本變化搶救無效情況，定期予以調整，作為具體作業項目招投標評定依據。
（三）狠抓落實，搞好配套，努力構建新的城市市政公用事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山東省74號文件出臺后，在全省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對全省市政公用行業廣大干部職工的震動更為突出。抓改革、促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全省市政公用行業的中心任務。各城市按照省里的統一部署和要求，抓住機遇，積極運作，大力推進改革，改革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煙臺、濰坊、濟寧等許多城市都出臺了加快市政公用事業改革的意見，召開了專題會議。濟南市政府出臺了《濟南市市政公用行業特許經營試行辦法》；煙臺市將市政公司整體轉讓給中天集團，開創了山東事業單位一步轉制為民營企業的先河。濰坊市完成了市屬市政公用企業改制方案的批復，為進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礎。
1、加大宣傳貫徹力度，努力營造推進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的良好氛圍。山東74號文件出臺后，山東省相繼召開了不同層次的會議，對改革工作進行動員部署。去年，省委全省加快發展現場會上，省委、省政府評分領導對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全省城市建設現場會，楊煥彩廳長對這項工作進行了具體部署；組織召開了全省城市市政公用事業改革研討會，邀請省直有關部門和專家就改革中具體操作問題進行探討；在今年的全省建設工作會議上，趙克志副省長和楊煥彩廳長進一步進行了部署,要求各城市3月底拿出改革實施方案,供水、熱力、公交、燃氣、市政施工等行業年內必須完成改制，市政養護、環衛保潔、園林綠化等事業單位，年內改企改制爭取完成50%。
2、制定改革配套政策，確保改革改制工作的順利進行。為推動改革的深入發展，最近，山東省建設廳城建處會同省定額站赴上海就市政養護、園林綠化、環境衛生定額編制進行了考察學習，并在濟寧市召開了部分城市市政園林環衛定額編制座談會，為下一步3個養護定額的修編奠定了基礎。同時，還要配合有關部門開展研究，探索建立合理的市政公用事業價費調整機制和社會對公用事業價格的監督機制，為市政公用行業全面走向市場奠定基礎。
3、抓好試點，積累經驗，穩步推進。市政公用事業具有基礎性、公益性和自然壟斷性等特點，是為生產、生活提供基礎設施及共同條件的產業，直接影響到城市生產和人民生活，所以，推進改革必須要典型引路，分類指導，循序漸進，穩步推進。我省確定煙臺、濰坊、濟寧三個城市為改革試點城市，廳里建立了聯系點制度，分別派出一名廳領導負責指導、聯系試點城市的改革工作。我們也要求和城市在制定方案時，要明確試點縣（市、區）和試點單位，總結經驗，穩步前進。
4、加強行業管理，轉變和完善市政公用事業政府監管機制。在城市供水、供氣、供熱、公共客運、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行業，他們準備各選擇一個城市，試行特許經營制度，切實轉變政府管理方式。穩步推進市政園林環衛等事業單位的改革改制工作，用足用好有關優惠政策，安置好現有職工，凍結事業單位和人員，逐步將管理職能和建設、作業職能分開，收回事業單位承擔的管理職能，并結合機構改革適當調整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在改革過程中，要加強對市政公用事業的市場監管，依法行使行業管理職能，特別是對市場化以后的市政公用產品和服務質量的監管，確保有效供給和服務，確保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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