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機動車檢驗率注銷率低的對策思考

本文作者：李群 好范文原創投稿

科學貫徹數字主導警務理念——結合《機動車強制報廢標準規定》破解機動車檢驗率、注銷率低的對策思考

奎文交警大隊 李群

當前，數字主導警務在警務工作中正發揮著重要作用，機動車檢驗率和注銷率低是困擾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一大頑癥，本文試結合《機動車強制報廢標準規定》（2012年第12號，以下稱新規定），淺談機動車檢驗率和報廢注銷率低的現狀、成因及解決的對策。

一、當前機動車檢驗率、報廢注銷率的現狀

我國實行車輛強制報廢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實行機動車強制報廢制度，根據機動車的安全技術狀況和不同用途，規定不同的報廢標準”、“應當報廢的機動車必須及時辦理注銷登記”。而車主主動將報廢車交回收公司回收并由車管所辦理注銷的機動車比例數很小。根據相關報道，近年我國報廢汽車每年實際回收量僅為汽車保有量的0.5%~1%，2013年全國回收量不足1%，遠低于發達國家5%~7%的水平。目前發達國家的汽車報廢率在7%左右，如果按7%的報廢量來看，截至2014年6月，全市機動車保有量達到293萬輛，按照每年大約7%的報廢率，全市每年達到報廢的機動車是20萬輛，按照實際交回收拆解企業報廢的數量看，大約60%的應當報廢的機動車沒有經過報廢拆解處理，這些車輛有的流入二手市場就又上路行駛了，有的被私自拆解進入拼組裝黑市被“非法拼裝”。由報廢汽車總成拼裝上路形式造成的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危害。

二、當前影響機動車檢驗率、報廢注銷率的成因

（一）已經損壞、滅失等原因 有的進口車配件奇缺已經損壞無法修理、有的各種原因滅失后不主動辦理注銷手續、有的被執法部門查扣長期不處理。

（二）擅自解體報廢 認為回收企業回收價格低，將車賣給無資質的回收公司，或擅自解體變賣總成和零部件，助長了非法拼組裝黑點的盛行。

（三）機動車所有人變更 單位改制或吊銷、舊車置換、機動車發生轉移但沒到車管所辦理轉移登記，使車管所不能聯系到現機動車持有人。

（四）僥幸心理驅使 機動車駕駛人法律意識淡薄、交通安全意識不強、危害認識不足，以及使用的機動車長期不需上路或只在較偏僻交通管理部門涉及不到的路段行駛，認為無需辦理檢驗和注銷。

（五）使用頻率較低 一些人因外出務工，只在春節或農忙偶爾回家用車，平時閑置，加之保險費、檢驗費、車船使用費以及嫌麻煩等因素考慮，所有人干脆不檢驗、不注銷。

（六）套牌繼續使用 有的車主“克隆”在用車號牌，使用假牌、假證上路，既“省費用”又不怕交通違法，不但危害交通安全，還給執法辦案增加難度，車輛長期不檢驗和注銷。

（七）法律約束力不強 交通安全法只規定了報廢機動車實行強制報廢制度，應當報廢的機動車必須及時辦理注銷登記，對機動車所有人不辦理的，沒做出相應規定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三、嚴格落實新規定提高檢驗率、報廢注銷率的對策思考

（一）深入開展社會宣傳告知機動車檢驗和注銷的新政策

2012年12月27日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安部、環境保護部聯合發布了《機動車強制報廢標準規定》（2012年第12號），新規定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交管局又發出了《關于做好〈機動車強制報廢標準規定〉貫徹實施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3}109號）的通知，新規定要求“要嚴格執行臨近報廢期車輛登記管理規定，對臨近強制報廢年限1年以內的機動車，不得辦理變更使用性質、轉移登記以及遷出登記地車輛管理所管理區域等業務。對連續3個周期未取得檢驗合格標志的車輛一律強制報廢，并督促車輛所有人辦理注銷登記業務。新規定關于機動車連續３個未檢驗周期從2013年5月1日之日起開始計算。新規定實施后，對教練車、旅游客車、公交車等縮短使用年限的車型，強制報廢日期在2014年4月30日以前的，使用年限可按規定延長至2014年4月30日。對小、微型非營運載客汽車和大型非營運轎車使用性質變更為營運的，要嚴格按照新規定的計算公式核算使用年限。”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應通過手機短信、微博、微信、LED顯示屏、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絡等媒介及舉辦講座、散發宣傳材料、展出宣傳展板等形式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同時，在當地主流媒體發布相關告知公告（逾期年檢、報廢的、強制注銷的），特別是排查即將連續3個周期以上未年檢的機動車。

（二）結合新規定強制報廢達到報廢標準的機動車

《機動車登記規定》第二十八條未規定機動車報廢或者滅失的，機動車所有人申請注銷登記前，應當將涉及該車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處理完畢，但對連續三個檢驗周期不檢驗或實際已處滅失狀態的機動車且無交通違法記錄

第二篇：關于如何提高機動車注銷率的幾點思考

2012年5月3日，公安部交管局下發《關于進一步嚴格大中型客貨車檢驗及駕駛人審驗工作的通知》，對大中型客貨車檢驗及駕駛人審驗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寶雞支隊按照通知要求展開了緊張有序的工作，各大隊實現了個性化的管理，建立起了任務分解到各勤務中隊民警的“點對點”“面對面”的管理模式。截止2013年2月28日，寶雞市大中型客貨車總量是19029輛，達到報廢年限應注銷車輛8571輛，已注銷車輛3515輛，注銷率41.01%,其中大中型客貨車總量為13225輛，達到報廢年限應注銷8086輛，已注銷3427輛，注銷率42.38%,大型客車總量2828輛，達到報廢年限應注銷253輛，已注銷57輛，注銷率22.53%,中型客車總量為2976輛，達到報廢年限應注銷232輛，已注銷31輛，注銷率為13.6%,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偏低，部分達到報廢年限車輛未及時注銷，已經成為影響車管工作的關鍵性問題。下面是筆者關于如何提高機動車注銷率的幾點思考：

一、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低的形成原因及危害

大中型客貨車檢驗及駕駛人審驗是預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基礎性工作，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低已經成為影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制約車管工作良性發展的一大難題，已到報廢期而沒有及時注銷銷毀的車輛，依然在道路上多拉多跑，發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幾率就會提高。目前，造成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低的原因主要分兩個方面：

(一)道路交通管理部門自身的原因。一是重視程度不夠。過去一些單位對于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沒有充分意識到報廢車輛不及時注銷及銷毀對于道路正常交通秩序的潛在隱患；二是等業務上門的思想作祟。一些單位由于思想認識不夠，不是主動深入到有關單位主動開展工作，而是坐等辦理業務的人員自己上門，致使工作效率低注銷率低。三是管理措施不詳細。沒有制定明確的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管理措施，在實際工作中，使得一些大中型客貨車的銷毀注銷出現真空帶。四是機動車所有人自行處置報廢車的“違法”成本太低，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沒有相關法律依據和有效的強制手段對其進行監管；五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對報廢車輛查處力度不到位，造成部分已達到強制注銷狀態而未注銷的車輛仍然在偏遠落后山區等警力缺乏、查處力度不大的地區使用。

（二）機動車所有人方面的原因。注銷率低的原因除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門的原因外，機動車所有人和機動車所有單位也有問題和不足。一是機動車所有人依法及時辦理注銷報廢的意識不強，認為反正車輛已經報廢甚至拆解了，沒有必要辦理注銷手續，是造成注銷率低的一方面因素。二是回收企業收購報廢車的費用偏低，正規報廢車一噸才400元，部分報廢車主感覺不劃算，于是通過不正規渠道，將車輛自行拆解后把零部件賣給小修理廠，甚至將車輛賣給他人繼續使用，這是造成注銷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安全意識差，對報廢車輛不進行報廢而是繼續使用。

二、應該采取的措施

（一）提高思想認識，強化責任意識。公安部以及省廳對于大中型客貨車檢驗工作給我們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報廢車輛的注銷工作可謂形勢緊、任務重、要求高。因此，我們要緊密結合本轄區和本單位實際，認真部署組織動員，使廣大民警不斷提高大局意識，深化責任意識，筑牢安全預防意識，全力以赴打好注銷車輛強制查處報廢攻堅戰，有力推動“提高大中型客貨車檢驗率”工作全面順利進行。

（二）明確責任分工，密切工作配合。大隊要以各中隊為基礎，按照區域劃分原則，結合“承包責任制”，按照車管部門提供的重點車輛的單位信息，明確各中隊所負責的“重點車輛”單位、工作內容及其要求，部署任務，落實責任；同時，大隊抽調專人深入轄區“重點車輛”單位，全面落實各項工作措施，實現“點對點”的精細化管理模式。

（三）加強巡邏管控。通過卡口系統布控逾期未檢驗車輛運行軌跡，加強路面管控力度，并針對大中型貨車有早出晚歸或者夜間出沒的特點，調整警力著重管控，使達到強制報廢的車輛不敢明目張膽的上路。

（四）強化組織調度。認真做好未注銷大中型客貨運車輛的排查走訪工作。要根據管理工作實際積極采取措施，對于一些到期報廢的但仍在運行的車輛，一定要做到底子清、情況明。同時，積極做好組織調度工作，對于這項工作要做到每月一通報，每周一調度，并把排查工作納入到每月考核評比中，確保提高車輛注銷率收到實效。

（五）監督檢查到位。結合公安部以及省廳對大中型客貨車檢驗工作提出的要求，組織全市交警系統集中開展一次報廢車輛集中注銷整治行動，對“重點車輛”單位及時通報所屬大中型客貨車報廢情況，督促單位及時做好報廢車輛注銷工作。各大隊前期自行收繳的達到強制注銷狀態的車輛，由大隊出具報廢銷毀證明，車管所及時辦理注銷手續。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健全各項安全管理制度，嚴格落實各項交通安全管理措施，有效落實交通安全主體責任，嚴禁各類交通違法行為及事故的發生，確保車輛日常行車安全。

（六）任務分解到位。各大隊按照車輛屬地化管理要求，結合轄區實際，實行承包責任制，迅速把本轄區內達到強制注銷狀態車輛，由公安交通管理綜合應用平臺系統導出，并書面通知到單位和個人。由各中隊民警代表大隊與“重點車輛”單位簽訂《交通安全責任狀》。通過告知書和責任狀的簽訂，層層落實交通安全管理責任，告知機動車所有人有義務按照公安部車輛注銷程序提供相關手續及應報廢車輛，交機動車報廢回收公司，辦理車輛報廢手續。并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在崗、誰責任”的原則，嚴格落實崗位責任制和責任倒查制，對因失職或瀆職釀成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一律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七）加大宣傳力度，形成高壓態勢。各大隊在深入“重點車輛”單位進行排查的同時，圍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進一步強化對單位安全員河駕駛人的源頭教育。一是由民警首先向“重點車輛”單位負責人及交通安全管理員宣傳有關文件精神及交通安全法，通報當前的交通安全形勢，強調充分抓好達到報廢年限大中型客貨車注銷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牢固樹立“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管理觀念，嚴格落實各項安全管理責任制，確保運輸安全；二是充分利用報紙、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大力宣傳關于報廢車輛不及時辦理注銷手續的嚴重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各類交通事故案例，不斷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識和法制觀念，營造全民關心、人人參與的良好輿論氛圍。對報廢車主和單位形成高壓態勢，進一步強化廣大車主和運輸單位的法律意識；三是深入強化車輛檢審驗窗口單位的告知力度，并把查處報廢未注銷大中型客貨車及駕駛人作為路面執勤執法工作重點，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上限進行處罰。

（八）源頭入手堵死漏洞。回收公司報廢車輛回收標準未調整已多年，明顯偏低，支隊可由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牽頭，建議政府合理設置并提高回收公司收購費用標準。通過不斷提升回收公司的業務和服務水平，同時大力宣傳正規渠道報廢車輛的必要性和優越性，這樣就能使報廢車輛所有人感到正規渠道報廢車輛劃算省事，從根本上杜絕報廢車輛非正規渠道銷毀的漏洞，有效提高大中型客貨車注銷率。

三、幾點探討的問題

1、對已自行報廢解體作為廢舊金屬出售的機動車，交警車輛管理部門根據機動車所有人提供的自行解體證明和自愿承擔法律責任書，能否按照機動車滅失辦理注銷登記。

2、對失火、自燃等原因報廢的機動車，因時間過長，所有人未及時向有關部門報案，現已無法提供政府部門或消防隊的相關證明，能否根據所有人提供的證人證言，自愿承擔法律責任書，辦理機動車注銷登記。

3、在機動車業務辦理中，能否實行“相關聯”辦法。即：在機動車所有人辦理機動車業務時，若其名下機動車存在逾期未檢或達到強制注銷未辦理注銷手續的，車輛管理部門暫停辦理其車輛相關業務。

4、據調研大中型客貨車及營運車輛未參加檢驗一般是由于事故、行駛里程過長車況差等原因私自解體報廢，不主動辦理注銷手續。對此類車輛能否實行更加嚴格的報廢標準，即：此類車輛連續兩個檢驗周期未參加檢驗，實行強制注銷。

5、對公安交通管理綜合應用平臺內已經達到強制注銷狀態的機動車，能否由上級部門統一下發文件或者會議紀要，車輛管理部門按照文件要求予以注銷。

6、加強對車輛檢測機構的監督管理，由環保部門制定相應的檢測標準，對未達到環保標準要求的車輛實行強制注銷。

第三篇：證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及對策

證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及對策

證人出庭作證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科學證據體系和制度前沿性問題之一。在司法實踐中很少有知情人愿意出庭作證，即使有證人證言，證人也基本不到庭。證人出庭作證率低的現象普遍存在，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1、傳統觀念影響證人出庭作證。儒家要求“克已復禮”，崇尚“無訟，其為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長期影響著封建社會的立法、司法活動。至今，還深刻影響著民眾的思想、言行。因此證人缺乏出庭作證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現代法治理念的缺乏導致證人不愿出庭作證。有些民眾的法律意識還比較淡薄，缺乏崇尚法治、法律至上的思想，且有些民眾存在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既使親眼目睹整個案情，也往往瞻前顧后，不愿當庭作證。

3、證人保障機制欠缺導致證人不愿出庭作證。目前，我國缺乏完善的證人權利保障機制，現行規定又側重于事后救濟，預防功能差，不能為證人提供有效的同步保護，因此證人不愿出庭作證。

4、經濟補償的欠缺影響證人出庭作證。證人出庭作證，不僅有精神壓力，還需花費一定的時間和金錢，這就需要給予證人一定的經濟補償。我國缺乏證人經濟補償制度，導致證人出于對經濟損失的顧忌而未出庭作證。

針對證人到庭率低的現象，為有利于促進審判工作，筆者結合司法實踐，建議如下：

1、在庭前對證人進行法律釋明，使證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消除對出庭作證的錯誤和模糊認識，打消思想顧慮，如實出庭作證。

2、由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一方當事人預先支付證人的誤工費、交通費等，待判決作出或調解達成時一并作出處理，有效保障證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3、在一些敏感性強、矛盾容易激化、證人可能遭到打擊報復的案件中，證人可以不出庭，由審判人員到證人處核實其身份，收集證人證言并制作調查筆錄。庭審時，由當事人對證人證言進行質證，防止因當庭對質導致矛盾進一步激化，危及證人人身安全。

4、健全證人保護機制。建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將我國的公安機關作為保護證人的專門機構，以便能更有力地保護證人。實行庭前、庭中和庭后相結合的保護方式。庭前保護是在開庭審理前對證人采取的預防性保護措施。庭中保護是對證人出庭作證期間采取的預防性措施。

證人出庭率偏低的原因與對策措施

我國三大訴訟法均明確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在審判實踐中，證人出庭率明顯偏低。證人不出庭，就無法使當事人對其書面證言進行質證，從而難辯證據的真偽。為此，徐州市泉山區法院對證人出庭率偏低問題進行了一次專題調研。

一、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來自公民的法律意識、社會風氣、道德評價標準、周圍環境的影響等社會方面原因，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

（一）缺少證人出庭作證制約措施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作證”和最高人民法庭《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5條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質詢”，但均未提及證人享有的權利，也沒有規定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后果，缺乏相應的制裁條款。這些義務與制裁的失衡造成了審判實踐中的窘境，法庭在審理這些案件時，對一些必須到庭的證人只能進行說服教育，但最終是否出庭則由證人定奪，對拒不出庭作證的也無能為力，不能采取任何強制措施。一些證人在庭前明確表示出庭作證，但在庭審時卻突然臨時變卦，給查明案件事實帶來不便。

事實上，在一些案件中，證據不足是當事人收集證據不主動、不及時，證據保存不力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并不是當事人的過錯，而是因為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不愿與當事人、司法機關配合，結果使當事人正當的訴訟請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合法的權益得不到保護,使本來并不復雜的案件得不到公正審理。因此，法律對負有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缺乏制約，是造成證人出庭作證難的首要原因。

（二）缺乏證人出庭作證保障機制

目前，我國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證人的權利保障機制不夠健全所造成的。證人的權利保障機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補償權，二是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安全保障權。最高人民法庭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中對證人的經濟補償作出了規定，但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措施。目前，《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六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向人民法庭交納的訴訟費用包括“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理算人員在人民法庭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第十一條規定“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理算人員在人民法庭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由人民法庭按照國家規定標準代為收取”，但以上兩條規定過于原則，在審判實踐中很難落實。

與此同時，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方面缺乏相關保障機制。我國目前對證人的保護不完善，且基本上都是事后保護，缺乏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不愿出庭往往是害怕遭受報復、打擊，或受到當事人及親友的威脅產生畏懼心理。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有許多證人因作證而受到威脅或恫嚇，受到人身傷害或財產侵害，有的證人因作證而使其親屬受到牽連。如果侵害者不能得到及時的懲處，就會造成相當惡劣的社會影響，從而導致證人出庭作證時瞻前顧后，步履艱難。

（三）采納證人書面證言過于寬泛

目前，我國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一方面規定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詢問”，另一方面對證人不出庭采取寬容態度，規定了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允許證人提交書面證言，最高人民法庭制訂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規定了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的幾種情形，但這些規定過于寬松，缺乏限制性，實踐中往往可以利用這些情形隨便編造理由搪塞不出庭作證，而法庭對此又不做細致審查，造成在審判實踐中大量證人不出庭，而只提交書面證言。

書面證言的濫用，就勢必導致證人出庭作證率的下降。在審判實踐中，還存在地有一種情況不容易忽視，那就是以申請法庭調查取證的方式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一些證人心存疑慮等種種原因不愿出庭，因法庭缺乏強制力，而這些證人又掌握著案件的事實真相，不向其詢問又無法查明案件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想把案件辦成鐵案又受證據規則的束縛，這時往往就會采取一種妥協的辦法，即由當事人寫出申請，申請法庭對證人進行調查，而后將調查筆錄在庭審中質證，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書面證人證言，亦同樣剝奪了當事人對證人進行質證的權利，同樣也為證人不出庭作證開啟了方便之門。

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對策措施

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已是目前圍繞法庭審判工作的一個主要難題，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及時加以解決。

（一）出臺證人拒絕出庭的制裁性條款

證人出庭接受質詢是一項義務，是義務就應當是強制性法律規范，拒不出庭作證就應有相應的法律制裁，現行立法對義務與制裁的失衡亟需修改，明確規定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確立起證人必須向法庭作證的義務觀念和作證以法庭為中心的觀念，用國家強制力強制證人出庭作證。

強制性措施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證人負有作證義務而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實質上是屬于妨礙訴訟活動的行為，對于經法庭通知拒不到庭情節輕微，可采取拘傳措施，強制將其拘傳到庭，對于拒不出庭情節嚴重的，可予以拘留或罰款，并責令他們承擔相關的訴訟費用，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完善證人經濟補償和人身保障機制

出庭作證雖然是證人的法定義務，但卻沒有任何理由要求證人承擔出庭作證所造成的誤工損失以及交通、食宿費。經濟補償制度應包括工資或因誤工而減少的收入，生活費、住宿費、交通費。上述合理費用及支付方式均要有明確規定和實施細則，以利于審判實踐操作，在刑事訴訟中，應由國家設立證人出庭作證的專項補償基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統一管理，專款專用。證人證言被法庭全部采用的，相關費用由敗訴方承擔，部分被采用的，由當事人分擔，未被采信的，則由申請人承擔。

在賦予證人經濟補償權的同時，應完善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保障制度。為證人自愿出庭作證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消除證人擔心遭受打擊報復的心理障礙。對證人的保護應擴展到事前保護，防患于未然，明確規定法庭在審理前負有責任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以防范各種對證人不利情況的發生。

與此同時，應強化對證人的保護措施：一是證人的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是指較大爭議和矛盾沖突較大的案件；二是證人的安全保護制度；三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妨礙排除制度，要免除證人出庭作證的后顧之憂，這是保證證人能夠心無旁騭提供證言的關鍵。對于發生任何打擊報復證人的行為必須及時予以制止并給予嚴厲打擊，對于證人申請保護時，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且對證人的保護不應僅限于其本人，還應擴展到其近親屬，從立法上完善起安全保障制度。

（三）嚴格限制證人書面證言的采用

證人出庭作證是樹立現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原則，強調證人出庭作證嚴格限制其排除條件，否則就會造成書面證言的濫用，影響庭審功能的發揮。基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和制約，要求一切證人出庭作證不切實際，但應設定一個嚴格的限度標準，除不得已采用書面證言外，應一律排除書面證人證言的使用，即除存在有無法對提供原始證言進行了反詢問的客觀情況外，同樣也無法找到具有同等證明價值的其他證據資料代替，不得不使用書面證言，如臨終遺言、已故者在執行職務時所作的陳述、證人出國或下落不明等，其余書面證言應視為非法證據，不得進行質證。另外，證人如確有客觀情況無法出庭作證，可由當事人申請法庭予以證據保全，但應對此提供相關證據，并允許對方當事人質疑，否則該書面證言則不予采用。

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除上訴多方面原因外，還應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識，健全證人出庭作證的輿論環境，形成一種全社會保證證人作證、支持證人作證的良好氛圍，從而從根本上徹底轉變證人出庭作證率偏低的現狀，最終達到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的目的。

證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分析

我國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的現象普遍存在，不論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都是一樣，相較而言刑事訴訟中證人的出庭率可能就低上加低了。以下從立法、司法、社會三個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立法上的原因

首先，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從根本上確立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制度，而且各種規定存在矛盾，致使證人對是否出庭作證問題具有“法定的選擇性”。

其次，法律沒有確立“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對書面證言的使用未作任何限制，致使根據傳聞證據定案的做法大行其道。刑訴法第157條規定：“公訴人、辯護人??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應當當庭宣讀。”也就是說，不到庭證人的證言筆錄經過當庭宣讀，可以成為定案依據。這種不加限制地使用書面證言的情況，違背了現代訴訟制度最基本要求。現代各國審判制度的通例是，在法庭審判中必須最大限度地實行直接言詞原則，排除不能經過

法庭質證的“傳聞證據”，包括庭前獲取的書面證言。排除傳聞證據，是英美證據法中最重要的規則。

第三，證人的權利、義務、責任在法律規定上不平衡，證人權利保護制度、不出庭作證的責任追究制度均沒有真正確立，致使證人出庭制度的推行困難重重。權利義務相一致是我國憲法的原則，公民不能只享有權利而不盡義務，也不應只盡義務而不享有權利，違反義務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刑事訴訟中證人履行法律規定的作證義務，承擔因作偽證或隱匿罪證所應負的責任，他們當然應享有一定權利。但1996刑訴法和98《解釋》中，證人的權利、義務、責任均嚴重失衡。

第四，證人證言效力具有不確定性。1996 刑訴法規定，證人證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可采取“書面證言、詢問筆錄、法庭筆錄”三種形式，但是對哪一個階段的證言效力優先卻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當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出現反復時，司法人員由于不清楚哪一種證言的效力應優先，在審查判斷證據時往往無所適從，從而增加了審理的難度。

第五，證人出庭作證的程序性規則不完善。（1）由誰傳喚證人，如何傳喚，法律無明確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4款規定，人民法院在決定開庭后，應在開庭3日前將出庭通知書送達有關證人。可是，如果證人無法定理由拒不出庭，那么，應由哪個部門、以何種方式將其傳喚到庭，法律卻無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法院認為自己已將傳票發出去了，證人到不到庭是檢察院的事；而檢察院則認為，傳票是法院發出的，證人是否能按時到庭作證當然是法院的事，法院有義務以合適的方式將證人傳喚到庭。因此，在證人出庭作證問題上，法院和檢察院之間存在互相推諉的現象。（2）對特殊證人的出庭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據。特殊證人主要是指未成年人、有生理缺陷者及其他特殊情形之證人。這些證人由于其某一方面的特殊性，在被要求必須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法律理應給予不同于一般證人的特殊關照。但在目前我國的訴訟制度中，有關這方面的規定可以說少之又少，很不利于調動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只好用書面證言來代替。

（二）司法上的原因

第一，控訴方原因。抗辯式審判方式的引入，對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其他證據相比，言詞證據具有可變性、易失真等特點，對言詞證據的認定難度相對較大，需要有較高的綜合分析判斷能力。有些公訴人擔心證人出庭作證會改變以前的證言，打亂支持公訴的計劃，且難以及時應變，易處于被動境地，甚至會由此改變案件的性質。而當庭宣讀證言筆錄則較為穩妥，可以避免出現翻證的復雜局面。因此對證人出庭作證持消極態度，不提出申請甚至不希望關鍵證人出庭，更不會采取積極措施保證證人到庭。

第二，辯護方原因。一方面辯護人與公訴人一樣，對證人出庭作證存有顧慮，另一方面辯護人由于業務水平等多種原因對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所做的工作不到位或力不從心，有時由于疏忽大意甚至未向法院提供出庭作證的證人名單。同時也有部分辯護人職業道德低下，受經濟利益驅動而唆使證人不出庭作證，也是導致證人不出庭的原因之一。

第三，審判方原因。雖然法律規定出庭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前送達證人，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官對證人出庭作證的認識不夠充分，經常是在控方或辯方提出申請證人到庭作證時，論刑事證人出庭作證被動地傳喚證人到庭，加之由于證人公出、搬遷或系流動人員，致使短時間內難以查找。即使人民法院已向證人送達了出庭通知書，但據此人民法院往往認為自身已履行了法律規定的職責，至于證人是否出庭，則應該是人民檢察院或律師的事情，因為證人所擔當的是控方或辯方的證人，由此造成了在保證證人出庭問題上兩個機關相互推諉的現象。對雖已通知，但無正當理由明確表示不出庭的證人，人民法院則顯得束手無策。此外，由于結案指標的壓力過大，證人出庭會提高訴訟成本，且程序復雜、工作難做，一些證人甚至還要求提供人身保護等等，因此法官往往容易采取直接采用書面證言的簡化做法，而對敦促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不高。

（三）社會上的原因

首先，中國人情社會千年積淀下來的巨大世俗力量阻礙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曾論述過，生活在中國社會里的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關系網就像是往平靜的水面上扔了一顆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漣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離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親戚朋友，??人們更多的是依靠人際關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生活著。若為出庭作證而破壞了這種美妙的和諧，后果往往是證人與原有的生活關系決裂。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意識、中庸之道、隱忍退讓等因素造成的“厭訴”心理，像一只無形的手，在阻礙證人出庭作證的行為。

其次，法律意識淡薄是證人不愿出庭作證的另一原因。我國民主和法治的啟蒙階段過短，公民沒有親歷百年法治環境的生活積累，沒有先天形成對法律的虔信，造成整個社會法律意識淡薄，公民法治觀念普遍不強，對我國的法治建設產生重大沖擊，欲消弭這一負面影響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幾代人幾十年的努力。

再次，特殊職業的證人不出庭作證給了普通大眾強烈的心理暗示效應。實踐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時，部分領導干部更有義務、有責任出庭作證，給普通大眾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瀆職等腐敗案件中，卻鮮有領導出庭作證。這些行為對普通大眾具有強烈的心理暗示效應。連受保護相對較好、素有人民公仆之稱的黨員干部都會有所顧忌而沒有出庭作證，更何況普通大眾呢？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同時，偵查人員作為執行職務過程中知悉案件事實的特殊證人，其不出庭作證也給一般證人以仿效。

最后，也是最為直接的是害怕打擊報復、不愿承擔責任促成證人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出庭作證與書面形式的作證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證實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在表達方式上更顯直接，感覺更像是自己在庭上作證“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罰，因此擔心事后會遭到被告人及其親屬的打擊報復。特別是一些帶有暴力、團伙性質的犯罪，有的人甚至到公安機關報案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面對面出庭作證。此外，一些證人有輕微違法行為，介乎一般證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間，隨著案情的深入，他的身份可能發生變化，因此這類證人通常拒絕出庭作證，害怕自己的污點被公之于眾。還有，個別證人在偵查階段作證時說了謊話或者假話，害怕對質公堂被揭穿后要承擔法律責任而逃避出庭作證。

縱觀上述總結的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的三大方面原因，筆者認為其中有貨真價實的，也有濫竽充數的。應該被歸為濫竽充數者首當其沖的是上述第三個方面的原因即社會上的四點原因，它們根本不能稱其為原因，在司法改革的歷史長河中，諸如控辯審三方關系、證據制度的引進等問題在改革之初無不遇到了思想文化傳統等所謂社會上的原因，但最終這些社會上的原因并沒有成為改革的多大阻力。筆者認為，能夠影響一項制度存廢的根本原因在于該項制度所涉及的利益各方的力量對比，而該項制度最終是存是廢也只不過是利益各方相互妥協的產物。同樣，關于證人是否應該出庭的制度設置問題也應該是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相互妥協的產物。在證人是否應該出庭的制度設置這一問題中所涉及的利益方包括：證人、控方（檢察院）、辯方、審方（法院），如何處理好這四方的權利義務分配才是設計好證人出庭制度的關鍵所在。上述的第二方面原因即司法上的原因也不能稱為證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其充其量只能算是證人出庭制度設計缺陷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因此，存在證人出庭率低現象應歸咎于立法上的原因，要想真正的解決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的問題也只能從立法上制定的建立著手。當然，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在證人出庭制度的設置問題上立法者不僅要考慮實體方面的權利義務的設置，也不能忽視其程序方面的權利義務分配。

第四篇：納稅情況說明(稅負率低)

納稅情況說明

致：東莞市國家稅務局大朗稅務分局,于2011年1—7月份共申報的銷售收入為663780.55元,已繳稅款8482.00元,稅負率，稅負率偏低的原因如下：

因為最近五金材料市場價格浮動較大的關系，我司在價格較低時預購了一部份五金材料存放備用，導致出現在1—7月份所申報的稅負率會偏低的情況。因材料是預購的，在后續幾個月內不會再采購太多，稅負率會續步上升，確保在2個月內會達到稅局的要求。

除此之外本公司不存在漏報收入或其他異常情況。特此說明！

東莞市大朗榮鉦五金加工廠2011年9月15日

第五篇：對不起訴率之思考

對不起訴率限制之思考

摘要：長期以來，一些地方一直把不起訴率等指標作為檢察業務考核目標中的重要內容。但一味地控制不起訴率，審查起訴工作不能體現寬嚴相濟、懲罰與寬大、打擊與挽救的刑事政策，檢察機關應以辯證的眼光正確看待不起訴率，使不起訴率控制在一個均衡的范圍內，從而更加充分地體現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職能與屬性，更加有利地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關鍵詞： 不起訴率 控制 考核標準 對策

在網上隨便用百度一搜我便看到了如下一則消息：“內蒙古召開的人民監督員制度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檢察機關表示：3年來內蒙古職務犯罪案件中的擬維持逮捕決定、擬撤銷案件及擬不起訴案件“三類案件”，無一例外進入了監督程序，從未發生過暗箱操作、逃避監督現象，真正實現了陽光作業。全區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撤案率、不起訴率逐年下降。今年前9個月“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03和9.7個百分點。”看到這樣一則消息，不得不讓我感慨。在我國，大多數人對不起訴制度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一談到不起訴，就認為是放縱了犯罪，是打擊不力。在檢察司法實踐中，對不起訴自由裁量權人為地施以限制，把不起訴率列入檢察工作考核范疇，明確規定刑事案件的不起率，以至出現人為控制不起訴比例的做法。但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有悖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是一種不科學的標準和方法。

刑事案件不起訴制度，是指人民檢察院依其職權，對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符合法律規定終止刑事訴訟的條件，不應和不必對犯罪嫌疑人定罪，從而作出不將行為人交付審判機關進行審判的一種訴訟制度。

一、我國刑事不起訴制度的現狀及其歷史作用：

從1997年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來看，新刑訴法取消了免于起訴制度，但將其合理成分保留了下來，即人民檢察院對犯罪情節輕微，但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 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免于起訴的內容變為不起訴并非照搬而是后者內容小于前者內容。1997年刑事訴訟法典第142條第2款在保留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101條內容時，增加了“犯罪情節輕微”的限制條件，而且被害人對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訴，從而對酌量不起訴的適用作了諸多限制。此外，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典第11條規定的法定不起訴又與1979年刑事訴訟法中的不起訴不同。原來的不起訴雖然可以申訴和復議，但只要檢察機關認為是正確的就不會再進行訴訟。而現行的法定不起訴案件，被害人如果不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除可以請求上一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外，還可以不經申訴直接向法院起訴，檢察機關終止的案件又因被害人的自訴和法院的受理重新開啟刑事訴訟程序。

首先，不起訴制度具有訴訟經濟效益價值。

其次，不起訴制度符合刑罰個別化的刑事理論，有助于刑罰功能的實現。再次，不起訴制度符合 國際上“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趨向，有利于我國嚴打整治斗爭的順利開展，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

總體而言，我國的刑事不起訴制度在刑事訴訟中取到了一定的法律和社會效果，對于分化瓦解、教育挽救犯罪分子，執行懲罰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提高訴訟效率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當前人為限制相對不起訴自由裁量權的主要原因：

（一）有的檢察公訴部門把不起訴率列入辦案質量預警機制的規定中，對不起訴率超過規定的指標的，下級檢察公訴部門負責人應當到上級院公訴部門說明情況；

（二）有的規定把不起訴率的降低作為工作的業績來考量；

（三）各地規定的不起訴率指標不一致，執行中也各有差異；四是有的按罪名類別規定不同的不起訴率，如：普通刑事案件2%、破壞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秩序案件6%、檢察機關直接立案偵查的案件10%。造成使用不起訴案件偏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檢察機關特別是上級領導機關或者部門，限制不起訴案件的比例，控制不起訴率，使用不起訴要經過上一級領導機關批 準、經過人民監督員評議等多種復雜的辦案程序。不起訴案件是上級領導機關檢查、復查案件的重點，有些不起訴案件已經結案多年，還要被調取卷宗審查，在一定 程度上制約著基層檢察院辦案人員使用不起訴的積極性。其次是案件承辦人維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意識不強，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力，維權與服務和諧社 會建設的意識淡薄。習慣于就案辦案，機械地使用公訴程序。對即使符合不起訴條件的案件，也不提出不起訴意見，而是提出提起公訴的意見。

三、人為限制相對不起訴的法律后果：

第一，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受到挑戰，訴訟成本增大。由于不起訴率的限制，使得不少本可以作不起訴處理、減少訴訟成本與司法資源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既不利于寬嚴相濟政策的實施，也不利于穩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又可能增大了訴訟成本。

第二，侵犯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不利于強化檢察監督職能。由于不起訴率限制了不起訴案件的數量，就可能出現在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同等條件下，一部分人被作出不起訴決定，而一部分人被交付審判。

第三，“避重就輕”的不起訴率設定，不能適應檢察機關懲處以權謀私、濫用職權職務犯罪的工作需要。職務犯罪與普通刑事犯罪相比較，對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更嚴重，若設定職務犯罪案的不起率高于普通刑事不訴率，這就不利于打擊更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職務犯罪。

第四，設定相對不起訴率有悖于刑訴法的規定。不起率的設定，會造成檢察機關在執行刑事法律的過程中，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訴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案件作出不起訴決定的越少越好，甚至不起訴率為零也會成為一些執法者追求的目標，這有悖于刑訴法賦 予檢察機關相對不起訴的自由裁量權的規定。綜上所述，以不起訴率，人為施以限制相對不起訴自由裁量權，我認為，其法律后果是： 一是有悖于刑訴法的規定；二是“避重就輕”的不起訴率設定，不能適應檢察機關懲處以權謀私、濫用職權職務犯罪的工作需要；三是侵犯了當事人合法權益，又不利于強化檢察監督職能；四是對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挑戰又增大訴訟成本。

四、對不起訴的控制率的解決對策。

首先是上級檢察機關解除對不起訴的控制率。結合當前貫徹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規定，檢察機關，特別是上級領導機關或者 主管業務部門，解除對不起訴率的控制，積極倡導對符合使用不起訴條件的案件使用不起訴制度。

其次是案件承辦人員進一步強化維權意識，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案 件，主動提出使用不起訴的處理意見，防止單純就案辦案的消極態度，注重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案件承辦人要積極工作，通過民事調解，使當事人雙方達成 和解協議，保障被害人權益得到實現，為使用不起訴創造條件。

第三是要加強對不起訴案件的監督和審批程序，防止不起訴權被濫用，放縱犯罪，影響司法公正。通 過聽證、聽取被害人意見，征得被害人同意等程序，減少不穩定因素，避免出現負面效應。確保使用不起訴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