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犯罪與刑罰》讀后感

《論犯罪與刑罰》讀后感

一口氣讀完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感觸頗深。但是總感覺欲言又止。總想全面的體系的解讀一下這本書，卻總是無處著手，但是每每讀到某一細節，確實醍醐灌頂。貝卡里亞對犯罪的本質，刑罰的起源，各類犯罪，訴訟法上的重大問題，實體法上的重大問題等進行了批判性或者提示性的論述，有些不僅在當時，在現在也具有重要意義。書中確立了許多現在刑法的重要原則：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犯罪本質的社會危害說……經典之所以為經典，能夠傳承至今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永遠也不過時。讀經典的目的也就在于從先人那獲取知識來反思現實現狀，找尋解決途徑。貝卡里亞接受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的觀點，認為君主懲罰犯罪的真正權利的基點是君主所享有的人們為了平安無憂的享受大部分自由而犧牲的一部分自由的全部總和，他只是合法的保存者和管理者。人們要形成群體來生存，就必須付出這部分自由，這也就是公權力懲罰犯罪的正當性。普遍的說，只要有群體存在，利益的驅動那么犯罪就不可能消亡，因為他們想奪回交出的那部分自由。但是這傷害了集體存在的利益。需要有些易感觸的力量來阻止個人專橫的心靈把社會的法律重新回到過去的混亂。這就需要刑罰的力量，而不是單純的雄辯，說教或者是卓越的真理來說服罪犯。犯罪與刑罰的不可消滅性才使我們對犯罪與刑罰的討論有意義。

一

關于死刑，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也是當前我國刑罰的重大問題，諸如廢除死刑的呼聲此起彼伏。書中的觀點基調是刑罰應該是公開的，及時的，必需的，在既定條件下盡量輕微的，同犯罪相對稱的并由法律規定的。從刑罰的產生發展來看，死刑確是一個悖論。濫用極刑也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即使我們為君主的刑罰權找到了其合法性，也不能說是死刑就是一種權利。而且有誰會把自己的生命權去讓渡出去？也就是說死刑不僅從合法性還是功能上都是一個畸形。

貝卡里亞在結論一章中曾提到嚴酷刑罰不應存在的理由：一，直接與公共福利及預防犯罪的宗旨相對抗的嚴酷刑罰當然違法，沒有存在的必要。二，即使是確是沒有直接對抗，它也是一方面違背了開明理性所萌發的善良美德；另一方面，違背了公正和社會契約的本質。那么對于社會組織體來說，當然也就沒有存在的現實意義。但是書中還提到是徒勞無功的，我理解是在整個社會發展的推動上是徒勞無功的，但是對于當時君主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震懾臣民，顯然短期內是極其有用的。死刑作為剝奪人生命的極刑，當然屬于酷刑，無論他的手段是多么人道（由于前提是剝奪生命，所以手段溫柔與否不關定性問題），也就是沒有必要的。

曾經有一個關于小偷處死的悖論2：在萬惡的小偷被處死的時候，人們津津有味的欣賞，1 盧梭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 《刑罰的故事》 西莉亞。布朗奇菲爾德著，郭建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版 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2

而他們不知道，有更多的小偷在他們之中一邊欣賞絞刑一邊繼續的偷盜。有時，死刑成了一種表演，他的威懾力或許是遠遠不夠的。往往延續性比強烈性更能有效地影響人類的心靈，更有力的懲罰犯罪。“我們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極端的但短暫的痛苦，卻經受不住時間的消磨，忍耐不住纏綿的煩惱，因為，他可以暫時的自我收縮以抗拒暴力和短暫的痛苦。然而這種強烈的伸縮性卻不足以抗拒時間與煩惱的長期和反復的影響。”而且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也證明這是不變的真理，諸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十八年后又是一條好漢”往往此意已決的好漢或者歹徒從來不會拿著死亡當一回事。人的精神可以暫時的自我收縮來承受短暫的暴力。在網上看到楊佳被注射執行死刑，一條生命就這樣默默的消失，我想也許給楊佳最痛苦的也許不是死去的那一剎那，而是在從殺人到執行的一系列時間的消磨和纏綿煩惱的侵襲。也許正是如此是他冷靜的考慮了很多，才會有所謂教育的功能的體現。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得到了什么所謂的刑法的特殊預防。關于楊佳襲警的大討論？還是關于襲警就會嚴懲不待的結論，甚至是死刑。那么仍會有人所謂的受了委屈豁出去了，大不了一死的去重復楊佳的故事。正如貝卡里亞推出的悖論：每次死刑為國家樹立警告都需要一次犯罪，如果說法律的力量或者威懾力要時常向人們顯示來發揮刑法的功能，死刑的適用就不應該間隔很長時間。那么似乎就要求犯罪經常發生。“這樣，為了變得有用，死刑就必然要改變本來應該給予人們的那種印象。這就意味著他想要是有用的，就應當同時是無用的。”而酷刑場面的給與人們的常常是一付鐵石心腸，而不是教人悔過。從這方面來說，苦役要有效地多。苦役可以使旁觀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懼。

那么既然死刑無論從合法性上，還是存在必要性上或是其真正體現的功用上，似乎都沒有什么理由再存在。但是對于重大的極惡的犯罪我們應該怎么樣對待？是不是延長苦役時間，正如美國所做的有幾百年的監禁刑。這樣似乎也是不合適的，單純浪費的社會資源也是不可限量的。那么看看我們國家關于死刑的具體情況：死刑廢除論從多方面對死刑制度進行抨擊，諸如人權保障，國家暴力等等。從上面的分析也看來死刑的確是罪大惡極，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法律的生長是在它賴以存在土壤中才能健康。那些單單討論死刑好壞或者是從西方文化層面或者從倫理道德來說，那么就會變成意識形態的碰撞。曾經聽過陳瑞華教授的講座，講到中國死刑問題，從制度設計的問題上來說，僅僅是簡單廢除那似乎太荒唐了點。因為無論刑罰由輕到重的設計：有期徒刑最重到20年，然后就是無期死刑、還是死刑審核的程序設計需要循序漸進的改進，而不是簡單的廢存之爭。

筆者只是試圖從本土資源的角度探尋死刑在本土的生長和生命力。從一開始復仇理念的成長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成長，中國人素有殺人償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格言。那么有殺人就必有償命，從最初單獨復仇到血親復仇以致到部落復仇，甚至是戰爭。那么公權力的出現無非規制了這種混亂3。而傳統的東方哲學與西方的差異，又造成了現在人權的差異，死3朱蘇力：復仇——永久的潛伏

刑制度的討論。西方基督教的影響，在教義下人們開始寬容，開始允許復仇的弱化。但是在東方本土資源的影響下，傳統農業社會中人么并沒有放棄復仇的意思。而且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當然也并非我們不能寬容，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很普遍。只是對此的寬容是不符合我們的傳統道德的約束。面對丑惡我們就嫉惡如仇。我們會有人民和敵人來把犯罪分子區分開來。而且現在司法的奇怪現象是法官判不判死刑，全靠民來斷。民意究竟有多大作用，民憤究竟有多大合理性。這就是中國的傳統??那么如果說讓殺人犯，惡劣的搶劫犯都逃于一死，那么廣大義憤填膺的人民是不會拍手贊同的。

筆者認為對于死刑的理論上存在的合理性的探討，并不是沒有意義。但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說絕對不是廢存這么簡單。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而我們更多的是以此討論作為死刑改革的契機，逐漸的減少甚至消滅死刑，當然這也涉及到意識形態的改變，法治觀念的深入。兩千多年的封建集權統治，中國人習慣了會有一個凌駕與眾人之上的公權力來行使死刑的權利，那么我們再從社會契約論出發質疑死刑的合法性似乎就沒有意義了。一個龐大國家的意識形態形成和改變似乎不是人的意志在一代兩代就能完成的。

那么，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說那是肯定的，而且很有必要就如何繼續存在做一下探討，刑罰要適度，刑法不能濫用，要保證刑罰的尊嚴，因此，我認為大部分人都能夠被刑罰所威懾，沒必要經常性的適用刑罰。所以嚴酷的刑罰少用，或者盡量不用。并非說不經常性的使用，它就是無用的。如果刑罰的威懾力能夠深入人心，那么威懾力將會長期存在，除非有更大的利益或者威脅驅動。那么就是說，我們要盡量減少死刑的適用，近幾年我們可喜的看到我們國家官方對于死刑數字官方透明度的增加和死刑數量的減少。盡管數字和透明度仍存在很大的疑問，但進步是肯定的。但是減少死刑是不是就是多判死緩呢，恐怕筆者不能茍同。大量的死緩判決也似乎是無奈之舉。我認為這與我國的刑罰體系有極大的關聯。有期徒刑并罰不超過20年，然后是無期，死刑。那么這之間有多大的跳躍，給了法官多大的裁量權呢？假設人的平均壽命是60，那么有40年的時間在法官的一念之間就決定了。在法官質量不是很高的今天，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那么限制死刑的數量了，法官只好多判無期，死緩。況且刑罰體制的設計也直接影響道罪名法定刑設計。在罪刑法定之下的制約下，沒有一套完備刑罰制度設計，簡直是公民的噩夢，與暴政有何異？比任意施刑更加可怕，任意施刑尚且有良心發現之時，而這樣卻冠冕堂皇的置以嚴刑。因此，在死刑改革之中相應的刑罰體制應該更加合理化，在保證法官必要的刑罰裁量權的同時讓整個體系每階層合理化，不至于整天三級跳。

死刑在我國的功用上目前也是很突出的，盡管還是有民不畏死的情況，但是法律是給大多數人制定的，不能說因為有個別人說是因為有什么利益驅動或者什么冤情無視刑罰，我們就說刑罰無用。這個和平年代與貝卡里亞的時代不同，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懼怕死亡，沒有普遍暴政的年代，那么對于絕大多數惜命公民來說，死刑即使空置其威懾力還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我國這種歷史悠久的傳統國家。如果真的在某一方面去除死刑的設計，而其他的制度

又無法跟上，那么將會是非常荒謬。縱觀這幾年的經濟性犯罪，我們可以隱約看出死刑正在漸漸退出這一領域，有人問起，要貪污或者受賄多少才會判死刑，500萬，一千萬，還是上億。沒人能回答的了，因為有的幾百萬判了死刑，有的卻上千萬卻仍然不判。經濟型犯罪的非死刑設計恐怕早就引來了眾人的非議。官員貪污這么多充其量一個無期，那么平民百姓盜竊十幾萬就要無期。典型的質疑就是許霆案。縱觀歷史，其實歷史上國家的大多數法典都是為官吏設計的，諸如西周的五過，明朝的重典治吏，唐朝的六贓4。那么關于經濟型犯罪的處理是不是成了法律不公平的設計。甚至貪官污吏東窗事發之后都會有很多門路規避法律逃往國外。這似乎是后續的制度跟不上導致，我并不是強烈反對在這一方面去除死刑，但是似乎其首當其沖是不合適的。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最痛恨的就是貪官污吏，法網卻首先對其網開一面，似乎真的是自找不自在。這樣設計，貪官有恃無恐，民眾咬牙切齒！對于刑法的權威有極大的影響。

中國死刑問題并非簡單是理論上或者是意識形態，抑或是人權層次的問題，這與現實存在的本土資源和傳統有關。筆者認為，如今的制度設計肯定要變革，以理論上對死刑的探討為契機，結合本土資源逐漸的合理的使刑罰盡量公開，公正，寬和。正如貝卡里亞所言：總而言之，刑罰的規模應該同本國的狀況相適應……但是，隨著認得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當降低刑罰的強度。

二

關于法律的含混性和法律解釋的問題的論述，貝卡里亞似乎只是質疑，沒有給出什么明確的說法。首先在對法律的解釋一章中，他極力論述解釋的缺點，反對解釋，然而他又承認法律的含混性。那么究竟該怎么解決這對矛盾。

關于法律的含混性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因為用確定的條文去完全包羅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問題，這幾乎是天方夜談。但是“經驗和理性告訴我們：人類傳統的可靠性和確定性。隨著逐漸遠離其起源而削弱。如果不建立一座社會契約的堅固石碑，法律怎么能抵抗得住時間和欲望的必然侵襲呢？”因此我們為了刑法的確定性，穩定性，明確性又不得不以明確條文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就需要法律語言的高度概括性。然而對于高度概括的法律條文不同人又會有不同的理解。這是一對矛盾：為了確定而確定，因為概括又變的不確定。這必然需要法律解釋來統一不同的看法。另外法律一經確定就已經落后。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不可能制備出能夠完備的適用于現在和將來的刑法。那么面對新的情況，解決方法無非就是修改或者解釋。刑法必需穩定，確定，明確。經常修改顯然不合適。那么必然進行合理的法律解釋，在現代罪行法定限制下的法律解釋。

“刑事法官根本就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利”貝卡里亞主張嚴格罪刑法定，他認為嚴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煩，不能與解釋法律所造成的混亂相提并論。法官的自由解釋是擅斷和徇私的源泉。可見，他所反對的是法官對法律的解釋，而不是一概反對所有解釋。他認4 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為嚴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煩促使立法者對引起疑惑的詞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準確。其實修改文字做到沒有疑惑，準確是不容易的，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沒有多少穩定的詞匯是一成不變的。因此，筆者在反對濫用自由解釋的同時還是贊同法律解釋的。只不過此解釋與貝卡里亞所論述的不完全一意。

我國的刑法解釋的有權解釋分為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但是其存在合理性之外有有諸多缺點。立法解釋少的可憐，司法解釋多如牛毛，在一定程度上，司法解釋承擔著立法的角色，而且司法解釋常常是用處不到，到處不用。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法律的修改和立法解釋（對詞匯文意內涵的解釋或者認為是修改）完全符合貝卡里亞所說立法者對引起疑惑的詞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準確。那么嚴謹的司法解釋也并非是作者完全反對的。我認為，貝卡里亞關于法律解釋的觀點對我國刑法解釋體制的改進仍具指導意義

首先含混性既然不能避免，那么就要求用語盡量做到準確沒有歧義。那么立法體制就需要完善，我國傳統的做法出現一種反智現象。全國人大立法，體現民意，卻又太多的不專業性。最起碼在法律的起草上應該專職化。而現在的普遍做法是立哪個部門法就找哪個部門法的專家，那么立法專家何在。關于立法的規則，法律語言的嚴謹性必然就不夠。只有健全立法體制，增進立法質量。笨法才會接近法治所需要的良法。其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不夠，而大部分解釋交給兩高來辦，這就出現了奇怪的現象，不僅立法法規定的情況很少發生，而且司法解釋一定程度上但當立法的角度甚至公然違背刑罰總則：例如交通肇事罪所提到共犯，如果這樣類推，過失犯也能構成共犯，公然挑戰著總則中共犯的理論。筆者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該嚴格按照立法法履行自己的法律解釋的任務，及時合理認定應該解釋的情形。那么再來說說司法解釋，這是應當必需嚴謹的解釋。必需嚴格在現代罪刑法定限制下的解釋。那么必需提高司法解釋的質量，限制司法解釋的范圍。當然，吸納更多的專職化人員也是必需的，這一方面，學者也應該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不嚴格的限制司法解釋，提高質量，擺正位置，那么就變成貝卡里亞所稱的自由解釋，那么將是十分危險的。

貝卡里亞認為法律使用一種人民所不了解的語言寫成的，這就使人民處于對少數法律解釋者的依賴地位，而無從掌握自己的自由，或處置自己的命運。筆者認為應該修改一下，法律應該是用一種大多數人都能基本了解的語言寫成，這就需要人們在依靠自己理解的同時也依靠解釋者的解釋來了解和掌握神圣的法典。掌握自己的命運或處置自己的命運。法典不是私家書，而是公共典籍。

三

諸多有提示性的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去深思：

“一個被控犯了罪的人，經監禁而獲釋之后，不應背上什么恥辱的名聲。”這就涉及道刑罰后遺效果的問題，那么究竟該不該有，怎么解決。我們現實生活中到處是這種例子，某人即使上了法庭被判無罪有時也會背上犯罪的臭名。這似乎涉及到了道德層面的意識形態問題。有時給予犯罪人的幾乎是終身煎熬??

還有對刑訊的精彩論述：“想讓痛苦成為真相的熔煉爐，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蘊藏著檢驗真相的尺度”“強壯者能夠抵御痛苦，即使是罪犯也有可能被釋放；軟弱者不能抵御痛苦，那么很快就認罪伏誅”對于刑訊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在我國被揪出來的似乎也不少，有的真是震撼。我國刑事訴訟法禁止刑訊，但是公安的手段卻層出不窮，是不是體制出了重大問題，這似乎也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和調查的??

“人的心靈就像液體一樣，總是順應著他周圍的事物，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似乎這樣就像昆蟲的抗藥性，那么我們不應該僅僅依靠刑罰，否則只能是惡性循環，當然刑罰也應該適當。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考慮刑法的教育功能，提升全民對法律的了解，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

“刑罰越公正，君主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給臣民的自由就卻多”。每個公民都應當有權做一切不違法的事情??

論犯罪與刑罰的豐富內容，經典論述對于我們今天的刑法發展有極具價值的指導意義，有太多的理論，實踐需要我們不斷探索，不斷努力。

第二篇：《論犯罪與刑罰》讀后感

以列祖列宗之名

證人宣誓制度是證據制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證人宣誓制度，是指證人在出庭作證前聲明如實提供證詞，通過宣誓儀式或雖無宣誓儀式但以某種旨在喚醒證人良知和加深證人責任感的方式進行，并要求承擔相應的偽證責任的司法制度，屬于證據規則的一種。對于已決犯證詞的法律效力，貝卡利亞本人是持正面態度的，只要口供不至于妨礙司法進程，就應該讓其獲得解脫免受冤屈的機會，但對于我國執法機關“辦成鐵案”的理念，這樣的設想便很難實現了。證人宣誓制度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起初是人們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對神明的敬畏。證人向神明起誓以表明自己言行的真實與坦誠，并在神的面前發出詛誓，若有偽證，甘愿受到神的懲處。英美法庭案件開審前被傳召上庭的證人（基督徒）把手置于圣經之上: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對全能的上帝起誓我賜的證據應當是真相,整個,只追求唯一的事實)，而不信教者則是：I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鄭重聲明,真誠和真正的證據和確認我賜應當真相,整個,只追求唯一的事實）。而且，西方的證人單單宣誓這一過程也具有證詞的性質。但如果是在中國大陸的法庭，證人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本應是證人的位置大都由書面證詞代替，尤其是刑事訴訟案件，絕大部分證人都必然選擇書面證詞，在這里姑且不去探究背后的世俗問題，中國現行法律本就沒有規定證人作證前必須宣誓，現行的刑事、民事、行政訴訟法雖規定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對其相關權利卻缺少足夠重視，簡單來說，我國的法律僅僅是提醒證人偽證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喚醒其良知，另外，如果在我國出庭作證，恐怕祖宗牌位比圣經、憲法都管用得多，與其試圖喚醒證人的對法律后果的畏懼之心，不如依靠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祖宗的畏懼，相信祖宗對證人的威懾力未必低于憲法或作證前簽署的保證書上列明的法律后果。

在中國，從建國起就奉行的集體主義似乎給了國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借口，反正我不做總有人去做的，公檢法機關又缺乏親和力，更要命的是，與西方的執法機關對證人的嚴密不同，我國的公檢法機關的這類措施乏善可陳，德國執法機關賦予了證人改名換姓的權利，甚至承擔整容的費用，當然是在確實有這種必要的情況下。反觀我國政府這方面的制度就少得可憐，試問要怎樣才能鼓勵證人出庭？而對于證人來說，他也可能成為另一個案件的當事人，需要別的知情人提供證據，知情不報，到頭來倒霉的可能還是自己。與崇尚集體主義的國家不同，推崇個人主義的歐美國家反而擁有更加積極的證人，因為他們的信念是“與我有關”“我不能不管”“這可能會損壞我的利益”。國外大多數國家的證人制度都包含了證人作證經濟補償、證人保護、證人作證豁免制度以及相應的強制出庭作證、證人制裁制度等義務性規定，而宣誓僅作為一種程序上的設計存在。從法律效果上看，宣誓與否與是否如實陳述沒有必然聯系，不經宣誓仍必須如實陳述，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我國證人制度的現狀卻是令司法實踐部門頭疼的一大難題。由于立法設計的不科學，證人在訴訟中的權利義務嚴重失衡——只規定證人作證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保障；對證人出庭只作出原則性規定，對拒不出庭卻沒有相應的懲罰措施，我國的庭審案件，證人的位置大都被書面證詞所代替，因為執法機關并無強制證人必須出庭的法律依據。

本世紀以來，我國地方法院也開始積極探索訴訟程序中的證人宣誓制度。廈門市思明區

法院、汕頭市中級人民法、成都高新法院等地方法院都相繼引入了證人宣誓制度的司法程序。

但并未引起太大的關注和影響。目前就全國而言證人并未成為法定的制度。

其實真要效仿西方宣誓制度也不必真拿祖宗牌位上庭，設置屏風，變聲系統，獨立對證人進行質證等也是可行的方法，

第三篇：讀后感《論犯罪與刑罰》

讀《論法律》有感

拜讀了培根的《論司法》，感慨頗深，驚嘆于這樣一篇雋永的短文中蘊含如此豐富的法律智慧。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這樣一句話：“不能把法律變成使人民動輒得咎的天羅地網。”這讓我對于“嚴刑峻法”進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統治階級傾向于采用嚴刑峻法，認為被統治者會因為出于對嚴刑峻法的畏懼而順服他們的意志，不敢肆意妄為，如此社會秩序就安定了，統治更加穩固了。然而，嚴刑峻法真的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嗎？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縱觀中國歷史，多少朝代因為推行嚴刑峻法導致社會動蕩甚至走向滅亡的命運——正是暴秦嚴苛的法律規定“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才萌生“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之念，發動了起義；隋文帝楊堅晚年“用法益峻”

“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

他頒布諸如“盜一錢以上皆棄市”“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之類的苛刻刑法，致使百姓惶恐不安。而隋文帝推行嚴刑峻法也是導致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中國歷史上這一屢見不鮮的現象進行了概述：“中國的著述家們有一種永恒的評述，在他們的帝國里，刑罰愈嚴厲，革命就愈接近。”

由此可見，當法律嚴苛到了變成“使人民動輒得咎的天羅地網”的程度，此時非但不能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當法律變成壓迫人民的工具時，人民便會奮起反抗。這里的“反抗”蘊含著兩層意味，一是指人民無法忍受因為法律使人動輒得咎而不得不每日生活在提心吊膽、惶惶不安的狀態下，于是企圖用包括推翻統治者統治的各種手段來擺脫這種狀態；二是指當法律規定情節較為輕微的犯罪與情節嚴重的犯罪所面臨的惡果相差無幾時，人們就更敢于逃避刑罰甚至犯下更多的罪行，以“破罐子破摔”的心態蔑視法律。但無論是前者或是后者，對統治者的統治秩序都有著極大的破壞力。

盡管“法律就是取得勝利并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的表現”此話不假，不過我們更需要意識到，“雖然統治階級意志是由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決定的，但其形成和調節也必然受到被統治階級的制約。統治階級在制定法律時，不能不考慮被統治階級的承受能力、現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以及階級斗爭的形勢，也不能不考慮在實行階級統治的同時，執行某些公共事務職能和社會職能。”由此可見，法作用的對象始終是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制定法律以限制約束被統治階級的行為應該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法律的存在的意義是讓人們遵守而不是去違反，一部讓人們動輒得咎的法律只有強制性而沒有規范性，實際上缺失了作為法律的一部分價值。

我們始終應該謹記貝卡利亞的教誨，他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如是說：“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因此，法律不應過于嚴苛，只需維持在“罪刑相適應”的限度即可。除此之外，貝卡利亞在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方面的主張也為我們提供了啟示。“刑罰的適用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這也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若想要法律達到應有的效果，不必力求“立法必嚴”，不妨轉換思路力求“執法必嚴”。在嚴刑峻法下，部分違法犯罪者仍抱有僥幸心理，認為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如此他們依舊肆意妄為。但如果加強執法力度，保證每一位違法犯罪者都能及時地、必然地受到刑罰的懲罰，不再有人逍遙法外，此時的法律實際上對人們的規范效果也許要比一味地推行嚴刑峻法大得多。

那么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最理想的法律呢？既然我們都深知嚴刑峻法不可取，而過于寬松的法律也無法很好地發揮作用，那么是不是遵循中庸之道的法律就是最理想的狀態呢？這個答案看似十分合理，其實不然。最理想的法律這一概念只能是相對而言的，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同樣的法律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推行取得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這世上沒有一部法律可以適用于所有的國家。因此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法律，應該是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法律。我們抨擊嚴刑峻法存的其固有的弊端，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一無是處。在發展程度較低、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人們的道德觀念較為薄弱，比起用道德潛移默化地教化來約束和規范他們的行為，顯然是嚴厲的刑罰更能直接帶給他們震撼，見效也更加迅速。

但隨著國家文明程度的不斷發展、國民素質的不斷提高，刑罰的嚴厲程度應該逐漸下降。因為當文明發展到了一個較為先進的階段時，此時我們對于法律的觀念也應該隨之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我們應該把關注重點從如何懲罰犯罪轉移到預防犯罪上去。因為“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立法是一門藝術，它引導人們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們可能遭遇的不幸。”對于如何預防犯罪，貝卡利亞指出有如下幾條途徑，分別是：把法律制定的更明確和更通俗；崇尚科學，能用理性、邏輯的頭腦來判斷所做之事的對錯；司法機構嚴格執行法律；獎勵美德和完善教育。這些觀念在現如今也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在中國法治建設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我們難免會遇到一些阻礙。每當有惡性的案件曝光時，社會上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聲音呼吁要恢復“嚴刑峻法”，對犯罪分子動輒就要死刑處理，若是能施加“滿清十大酷刑”就更好不過了。這些言論真實地反映了普羅大眾最樸素的情感，但卻缺乏理性，頗有羅馬法最原始時期“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意味。提倡用嚴刑峻法折磨罪犯又何嘗不是一種惡行呢？我們始終要明白，法律從來都不是折磨人的工具，它設立的目的并不是讓我們受到懲罰，而是希望我們能規范自己的行為從而避免懲罰。如果嚴刑峻法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為了懲戒，那么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總而言之，“不能把法律變成使人民動輒得咎的天羅地網。”這句話中蘊含著對嚴刑峻法的批判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動輒”使人們受到刑罰，二是將使人“得咎”置于管理、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之上。當統治階級立法時著重考慮到這兩方面的因素，制定的法律過分嚴苛的情況就能有效避免。

第四篇：論犯罪與刑罰讀后感

論喬布斯傳

史蒂夫〃喬布斯（1955-2011），發明家、企業家、美國蘋果公司聯合創辦人、前行政總裁。1976年喬布斯和朋友成立蘋果電腦公司，他陪伴了蘋果公司數十年的起落與復興，先后領導和推出了麥金塔計算機、iMac、iPod、iPhone等風靡全球億萬人的電子產品，深刻地改變了現代通訊、娛樂乃至生活的方式。

關鍵詞： 史蒂夫.喬布斯

蘋果電腦公司

改變

影響

正文

喬布斯，一個標準的美國式個人英雄主義者，一個被父母遺棄的私生子，一個只能忍受六個月大學生活就退學的叛逆者，一個曾經吸食大麻的“癮君子”，更是一個“不創新就等于死亡”的踐行者。讀他的傳記，我獲益匪淺。

孩子一開始非常崇拜起自己的父母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解決。但是總有一天他會發現父母也不是什么都能搞定

而且自己卻很聰明，他會嘗試著自己去做。做父母的要捕捉到這點并給孩子最大的寬容和支持。

膽子要大，要勇于嘗試。在那樣的環境下，如果只是自己一個人們在屋子里學習，那么他也就不是喬布斯了。他為了自己的一些實驗用品，他會不客氣地給那些大公司打電話要一些關鍵部件。

社交要廣泛。那時候各種面對高中生的派對和協會非常多，他們也認識了很多的同道中人。正是這些人的相互交流才促進了思想的火花和想法變成現實。對個人的認知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喬布斯從上初中就開始考慮各種人生問題，他彷徨過，吸過大麻，參加過類似于宗教協會（蘋

果莊園，也是蘋果公司命名的來源），也曾一個人到印度去尋找禪宗。

一、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斯蒂夫喬布斯在90年代回到蘋果后精心打造的ipod，成為了歷史上最成功的音樂播放器。

按喬布斯自己的話說，做ipod是為了自己。多么樸素的一句話，卻傳達給我們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工作是為了什么？我們生活是為了什么？喬布斯熱愛音樂，所以打造一個完美的音樂播放器是他的夢想，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人對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是會樂此不疲的。喬布斯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拿著年薪1美元的工資在蘋果公司做事，后來他做成功了，蘋果董事會理所當然的給到他應該拿的份額。這種氣魄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但是，現代社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么。

這就很麻煩了。吸引力法則告訴我們，宇宙是有求必應的。你要什么，在心里祈禱，告訴宇宙，世間萬物就會隨之改變，去向你想要的方向發展。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這樣混沌的思維，同樣會讓你混沌的度過一生。想清楚自己喜歡做什么，然后堅持下去，五年后，十年后，你就會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沒有一個領域是不

賺錢的，前提是你在這個領域已經做到足夠好。像wordpress，這樣一個免費開源程序，也能養活一個國際化的公司，所以，賺錢并不是目的，它是事業的一個附屬品。但如果為了賺錢而賺錢，那往往就會很容易迷失自我了。加州硅谷的環境，有大量電子產品可以接觸到，喬布斯因此迷上了這些electronics，加上對于自己身世的疑惑，讓他經常去思考人生的命題和追求科學意義。想想如果在18歲那年，你發現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的親身父母，你會有什么感受。這也讓他迷上了東方哲學。并且20歲時，他拉上一個伙伴，兩人一起去了遙遠的印度旅行。在印度，在喜馬拉雅山腳下，貧窮的物質條件和僧人堅毅宗教信仰，讓他感觸頗多。我無法讀出，到底是什么感觸。很多去過西藏的人說，看到那些雪山，有一種震撼是無法言語的。后來，喬布斯去念了大學，并接觸到了禪學，又進一步改變了他的人生。是他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書上講，他幾乎每周都去練禪，老師是一個日本人。（禪，本是一個中國的國粹，卻被日本人保留并發揚，這又是一部文章可寫的東西）禪，講究拋棄一切邏輯思維，進入一個生命自悟的狀態，強調直覺。）

這正是喬布斯的特點之一：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特殊的領養兒身份，造就了喬布斯獨特的人生思想；少年時的印度之行，以及后來的的禪學熱愛。這些都給予了他一種我們所無法理解的思想性格，就像某種信仰一樣堅定。

二、性格影響人生

一個人的童年，往往影響他今后的人生。被親生父母拋棄的孩子了解到一點事情的真相后，會非常敏感和自卑，往往也會做出很多驚人之舉。而且這種敏感和自卑可能會貫穿這個人的一生。父母對孩子的影響非常大。父母所從事的職業，對職業的態度，對生活的想法等等都無時無刻的影響著孩子的想法和習慣。喬布斯的老爸，是個極富說服力的銷售員。這無形之中也傳染給了喬布斯。他因為不喜歡第一所高中，非常強行的說服了他的父母要求搬家。話說，我們都是從小被慣壞的80后獨生子一代，小時候基本上要求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但有人說服過爸媽，進行搬家的嗎？這種可怕的說服力，使得日后的喬布斯在創業道路上所向披靡。在AppleⅡ上市之初，他陸續從intel強行挖來了Mckenna來做廣告宣傳（看看最近英特爾本身的廣告吧，可以用創意非凡來形容）還說服了Markkula來做市場營銷。沒有執著和必殺的說服力，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此外，喬布斯性格的另一標簽就是tough。手下有一名程序員需要到租用的服務器

公司去拷貝數據，但是該公司的老板拒絕了他，理由是蘋果公司沒付到期租金，其實心理懷恨的是喬布斯之前對他不敬。后來喬布斯到了現場，答應這個老板會給他付錢，并叫手下去拷了數據。數據拷取完畢后，現場所有的人都在等著下一步會發生什么，只見喬布斯走到那老板面前說，你的服務器上沒有我們的備份數據，我不會付你一分錢，and you could go to hell~!

三、品位

蘋果產品什么如此歡迎？不知為什么一見到蘋果手機就感覺特別高級特別華麗的。這就不得不提一下蘋果公司卓越的工業設計。在介紹蘋果產品的視頻中，經常能看到一個光頭，絡腮胡渣的中年男子。他就是Jonathan Ive, 蘋果工業設計團隊的副總裁。手中蘋果的外形，質感，材料都出在他的手里。蘋果產品所散發的優雅，后現代感均出自于他的靈感。

正是喬布斯本人的獨具慧眼，使得Ive,能夠在1996年進入蘋果設計權力中心。后來憑借一系列富有創意的設計幫助蘋果度過了財政危機。

除了優秀的設計團隊之外，喬布斯本人也是個非常有品位的人。在一次訪談中，他評價微軟是這樣說的：they just have no taste!如果同學們稍微有一點審美素養的話，仔細看看微軟的設計，真的是無法與蘋果相比的。除此之外，喬布斯對于設計的理解也非常獨到：Design is a funny word.Some people think design means how it looks.But, of course, if you dig deeper,it's really how it works.To design something really well, you have to “get

it”.You have to really grok what it's all about.1970年代，蘋果最早是賣電腦的，而且它才是最早的PC機市場霸主；2004年，蘋果進軍了數碼終端領域，憑借Ipod，從一個電腦公司變成了數碼電子設備商；與此同時，他創造了itune模式，在網上購買音樂并下載，改變了整個industry。

1986年，喬布斯本人傳奇般地被自己開創的公司掃地出門后，創立了NeXT公司，后來又創建了

Pixar動畫工作室，先后制作了史上最賣座的動畫系列：玩具總動員，海底總動員，超人總動員。

2005年，Pixar被出售給迪士尼公司，喬布斯成為迪士尼董事會成員之一，好萊塢最有影響力的大亨之一。

書本的結尾講到，Apple was no longer a computer company;it was a music company, a digital media giant.四、結論

《喬布斯傳》給我的感覺就是在看一部宙斯諸神的人間版。真正高智商的人，他們的特點就是能在很年輕的的時候就搞定很牛的東西，而這本書中的人是真正的高智商人物，他直接能顛覆和定義一些行業的方向，要命的是，很多人那時還不到30歲。喬布斯也許脾氣怪異，蓋茨估計也沒好到那，我發現兩個人的共同點是評論他人的成果，這就是一堆X，略有不同的是蓋茨可能要溫和點，而相同的是兩者的員工大部分都擔心自己在他們面前不是那么聰明，實際上這 些能接近他們的員工在其他公司估計都是頂尖的人物了。看到書中講沃茲十幾歲就搞出了藍盒子，除了驚嘆、慚愧，只能是無語了。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國內也有一些人二十多歲就勝任了CEO之類的職位。

關于銷售、研發和藝術，本書最后喬的遺言中寫到一旦一個公司由銷售人員主導，那只能是一家賺短命錢的企業。這句話沒錯，就像桌面操作系統公司銷售當了CEO后，雖然沒有垮掉，但是逐步喪失了競爭優勢。國內有很聰明的人，但是普遍浮躁、急功近利，所以他們上市后市值很少

超過100億美元，為什么中國沒有蘋果，有HTC？做好一個東西，要真正去愛它，而不是首先為了錢，要真正的掌握所需得交叉技術，同時有足夠的人力和決策，這些在國內很難做到。

關于成功學，我們的急功近利體現在一窩蜂的搞一個東西從一個角度。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一個巧合，就像捕魚一般，一條魚從河流中穿過，每個人手里都有一張網，但喬抓住了，這也是必然的。這條魚從河中走，代表著時代的機遇，那些在魚還沒有游經身邊時就已死的人沒機會，魚到了每個人身邊的時候，有的人看不見，有的人看見了抓不住，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不屑于抓，第一種人能力根本就不行，看不見機遇，第二種人能力有欠缺，把握不住，第三種人則剛好，第四種人需要祈禱但愿那條魚不是未來的方向。實際上同樣一個思路不同的時候不同的人不同的環境使用，結果是不同的，我們永遠記住一個成功的背后是千千萬萬的失敗做背景的，所以一定不能是一個人成功了，我們倒推他的方法然后模仿，因為這可能是個例。看了很多書評,關于他是否能稱呼偉人爭議很大.我覺得他很真實.一個真實的人類.他更多的作為一個改革著站在了這個行業的舞臺,人們會因此記住他,但他能不能最后成為大家所銘記的偉人,要看未來蘋果公司能否成為一個偉大的公司.這是一本任務傳記,那些想要從本書能看到一些蘋果公司內幕和未來

發展 細節的人估計要失望,這就是一本普通的人物傳記.沒有其它特別的,可以把他更多的當故事來看.這本傳記也就是美國IT發展騰飛歷史.很多現在一流的公司貫穿其中:惠普,施樂,Intel,微軟等等等等,他們之間相互交織,就像一張巨大的IT網.每當讀到這些情節的時候,就想起一句話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看完真本書，才發現喬的缺點是如此之多。從常規上講，但是實際上很多偉大的發明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這也是他們在某些領域不平庸的關鍵。喬的父母是平凡的人，是偉大的人，喬的周圍有一堆天才，而喬也把他們組織的很好，因此才有了蘋果。

第五篇：論犯罪與刑罰 讀后感

論犯罪與刑罰

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帶給了我深深地震撼。看慣了艱深晦澀、旁征博引，聽膩了風-花雪月、山盟海誓，呈現在眼前的這些抒情詩般的文字使我體會到新鮮的原始感，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呼喊，一種對封建專制制度對人性的殘酷壓制、宗教神學統治的愚昧以及傳統刑事法的恐怖、荒唐與不公正的譴責。

他首先在致讀者中寫道：“神明啟迪，自然法則和社會的人的契約，這三者是產生調整人類行為的道德原則和政治原則的源泉。神明啟迪和自然法則——盡管這二者是神圣的和不可改變的——早已被虛偽的宗教和無數隨意的善惡概念說褻瀆了，因此，看來需要單獨的研究根據共同需要及功利加以表述或設想的純人類協約的產物。”“神學家的任務是根據行為內在的善或惡來確定行為的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公法學家的任務是確定政治上的正義與非正義的關系，即行為對社會的利弊關系。既然每個人看到純粹的政治美德會屈從于上帝頒布的永恒的宗教美德，上述對象就絕不可能相互妨害。”這樣，他就為自己的下面探討劃下了正當的領域，即這種探討既是必要，又不違反上帝的意志。

我們都知道，刑罰的功能不僅僅在于懲罰，還有教育和預防。法律強調它的威懾作用，要求人們對它懷有敬畏之心。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現代刑事法學的發展，刑法更加重視對生命尊嚴的維護——保障人權。我們不要追求強權，信奉弱肉強食，藐視別人的存在并習慣于這種被藐視的社會，不要由一群“呆癡和欲望”的群體所構成的社會。正如“每個公民都應當有權做一切不違背法律的事情”這樣的信條一樣，法律還需要賦予公民“一種無所畏懼的美德，而不是逆來順受者所特有的委屈求全的美德。”這樣的法律還可以教育人們增長“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這是多么激動人心啊，這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理想國”!

卷首，貝卡利亞引用培根的話作為引語：“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是的，從貝卡利亞那時起，這個漫長的過程便開始了，直到今天，它還在進行著，我相信，收獲的季節總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