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及其實現方式

[內容摘要] 檢察一體化是世界三大法系國家均確立的一項檢察組織原則，有兩層基本含義：對外是指檢察獨立，即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法定機關、事項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對內是指業務一體，即檢察機關上命下從，作為命運共同體統一行使檢察權。我國是社會主義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我國的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我國的檢察一體化因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檢察權的定位是檢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和邏輯前提，本文以比較法的視角，對我國檢察權的性質進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科學內涵及其實現方式。

[關 鍵 詞] 檢察權 法律監督 檢察獨立 檢察一體化

檢察一體化是世界三大法系國家均確立的一項檢察組織原則，有兩層基本含義：對外是指檢察獨立，即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法定機關、事項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對內是指業務一體，即檢察機關上命下從，作為命運共同體統一行使檢察權。我國是社會主義法系的主要代表，我國的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我國的檢察一體化因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研究我國的檢察制度必須站在本土化的基點，借鑒國外的檢察制度亦必須考慮與本土憲政結構和法律文化的兼容與整合。由于檢察權的定位問題是檢察理論研究的根本問題，是檢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和邏輯前提，本文首先對我國檢察權的性質進行界定，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科學內涵及其實現方式。

一、比較法視角中的中國特色檢察權

半個多世紀前，新中國的建立推翻了中華民國的五權分立和六法體系，效仿蘇聯模式構建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人民檢察院應運而生。作為一個法律事實，我國檢察機關定位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權定位于司法權；作為一個法學問題，檢察權與檢察機關的性質之爭卻一刻也未曾停歇。

（一）檢察權性質之爭

當前，學界對檢察權的性質主要有司法權、行政權、雙重屬性和獨立的法律監督權四種觀點。

1、檢察權是司法權，檢察機關是司法機關。該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參加訴訟活動，在辦案中采取措施，做出決定，是對個案具體事實適用法律的活動，符合司法權的特征。此說為當前通說。

2、檢察權是行政權，檢察機關是行政機關。這一觀點又可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①溫和派從宏觀上看待檢察權，他們認為檢察官與檢察機關都是上命下從，檢察權不具有司法權應有的被動性、專屬性、獨立性、中立性和終結性。②激進派從微觀上看待檢察權，他們認為我國的檢察權是偵查權、批捕權、公訴權和法律監督權的簡單相加；主張取消檢察機關，將職務犯罪偵查權交由行政監察部門行使，或者設立類似廉政公署的專門機構行使；將批捕權交由法院行使，建立庭前司法審查程序，由預審法官決定羈押逮捕；將公訴權交由行政機關中的公訴機構行使；將法律監督權交由權力機關行使，以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武裝”，構建“等腰三角形”式的刑事訴訟結構。

3、檢察權具有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雙重屬性。認為檢察機關的上下領導關系，突出體現了檢察權的行政性，尤其是具有主動性的偵查行為，具有明顯的行政權性質。另一方面，檢察官的公訴活動以適用法律為目的，同時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活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在這種意義上檢察權具有司法權特性。龍宗智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國檢察權具有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雙重屬性，在法制上將檢察權定位為司法權，檢察機關定位為司法機關，檢察官定位為司法官為宜。

4、檢察權既非司法權又非行政權，是獨立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就是法律監督機關。這實際上是第三種觀點引申出的另一種結論。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并將行政權、司法權與法律監督權分別賦予人民政府、法院和檢察院行使。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享有的權力統稱為檢察權或法律監督權，是國家為確保法律能夠統一正確實施而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獨立而專門的權力。偵查權、公訴權和訴訟監督權作為檢察權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實現手段統一和依附于檢察權，從而檢察權在不同的情況下呈現出司法權或行政權的某些特征。

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這一觀點許多學者在憲政制度、權力制約、控制論等角度都有過精辟的論述，在此筆者試從比較法的角度，對該觀點的科學性進行論證。

（二）三大法系的檢察制度之比較

當今世界主要有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三大法系。由于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歷史傳統等原因，不同法系國家甚至同一法系國家在檢察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異。正如我國臺灣地區檢察官朱朝亮先生講的那樣：“按檢察官之定位，有定位為行政機關代理人者，如法國法制，有定位為行政機關辯護人者，如美國法制，有定位為公益代表人（或公益辯護人）者，如日本法制。”

1、大陸法系的檢察制度。12世紀的法國，地方領主權力很大，國王的權力受到限制，為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國王便設立代理人，代理國王處理私人事務，并承擔監督王國法律在領主土地上實施的職責。14世紀，法國將原先的國王訴訟代理人改稱為檢察官，普遍設于各級法院，一方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對罪犯進行偵查和起訴，參與法院的審訊，另一方面代表國王對地方行政當局進行監督，成為國王在地方的耳目。這被認為是大陸法系檢察官制度的起源。目前，大陸法系國家大多把檢察機關界定為行政機關，但檢察機關并非純粹的公訴機關，在一定程度上承擔法律監督和保證國家法律統一實施的職能。法國檢察機關一方面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偵查、起訴、支持公訴和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等職能，另一方面還對司法救助制度的運營、戶籍官員、私立教育機構、新聞雜志等定期刊物進行審查監督。德國檢察官在法庭審理階段，充任國家公訴人，同時監督審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且對判決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葡

951年頒布的《各級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改變了領導體制，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署為同級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同時受同級人民政府委員會之領導。”1954年憲法重新確立了獨立行使檢察權的原則。“文化大革命”以后，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再次肯定和恢復了獨立行使檢察權的原則，并在1982年憲法及其以后的法律文件中得到確定和堅持。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大陸法系、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具有高度統一性，而英美法系檢察機關則具有一定的分散性。這是因為檢察獨立體現了檢察權司法性的要求，檢察一體則體現了行政性的要求。大陸法系與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不但組織嚴密，而且具有維護法制統一的法律監督職能，因而傾向于檢察一體。英美法系檢察機關具有分散性，且主要承擔公訴職責，檢察官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具有顯著的司法性，因而傾向于檢察獨立。

2、社會主義法系的檢察一體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檢察一體相比，處于更高的價值層位，具有徹底性。檢察權真正獨立出來，作為自成一體的獨立國家權力體系，始于社會主義蘇聯。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自上而下成為一體，獨立于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外，排除行政權、司法權和地方權力的干擾，并監督和制約它們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以確保國家法制的統一。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檢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是檢察權屬于行政權，檢察權僅是行政權制衡司法權的一種手段，檢察一體化是行政權上命下從特征的要求和反映。

3、三大法系國家均在尋求適合自己的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的平衡。法國為防止行政權對檢察獨立的干涉，限制了司法部長就個案發布指示的權力。英國則一改分散型的檢察機構，建立了一體化的檢察系統，使其完全獨立于政府，而直接向議會負責。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關系的選擇與平衡，決定了一國檢察制度的構建。

（三）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的關系

檢察獨立也有兩層含義：對外指的是檢察機關獨立，對內指的是檢察官獨立。從對外含義講，檢察獨立（檢察機關獨立）與檢察一體（狹義）是檢察一體化（廣義）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礎與保障，后者是前者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從對內含義講，檢察獨立（檢察官獨立）與檢察一體（狹義）是檢察權具有雙重屬性的反映。這里重點論述后一種關系。

1、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可以并存。檢察權具有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雙重屬性，它們在制度層面演化為檢察一體與檢察獨立的并存與沖突，必須設定協調互補的制度邊界，使兩者能夠和諧均衡。所謂檢察獨立，是在檢察一體的限制下，檢察機關內部的有限獨立。檢察官在執行職務時，需接受上級的指示，其行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獨立性，即相對獨立性。所謂檢察一體，是指在肯定檢察官相對獨立性的同時，將其組成統一的組織體，即采取檢察官對外活動一體化的方針。

2、檢察獨立是檢察一體前提下的相對獨立。各國檢察機關在檢察系統內部的權力分配上，地方各級檢察院都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上級檢察院和最高檢察院負責；各級檢察院內的檢察官都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向本院檢察長負責。可見，檢察獨立是在檢察一體前提下的相對獨立。①從檢察權具有行政權的屬性看，行政權具有首長負責和上命下從的特點。西方兩大法系國家大都將檢察權定位于行政權，檢察官定位于行政官；社會主義法系雖然認為檢察權是獨立的法律監督權，但并不否認其具有行政權的屬性，因而檢察一體化成為三大法系國家均確立的一項檢察組織原則。②從檢察權具有司法權的屬性看，檢察一體化是防止檢察權濫用的必然要求。由于檢察體系與法院審判體系不同，檢察官于行使強制處分權、起訴裁量權及上訴權時，因無審級可資監督，如放任檢察官獨立行使檢察權，其結果難免在自由裁量和法律適用上發生不一致的情況，甚至發生放縱犯罪的現象，造成犯罪追訴處罰不公平，于是建構金字塔型中央集權指揮體系，以確保檢察權的統一正確實施。

3、檢察一體應當尊重法定范圍的檢察獨立。《日本檢察講義》稱：“檢察官是獨任制機關，本身具有獨立的性質。這對保障檢察權的行使及絕對公正，不受其它勢力操縱，以及檢察官的職務行為必須直接產生確定的效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各國都在一定范圍限制檢察一體的影響，賦予檢察官“獨任制官廳”的性質。①上級行使監督指令權的方式必須尊重檢察官的獨立性，依照法定方式行使指令權。國際通行做法是：“主要是運用審查、勸告、承認的方法，行使指揮監督權”，以使“上級的指揮監督權和檢察官的獨立性相協調。” ②上級的指令權的內容要受到法定主義的限制。法律高于“上命下從”——對于違法指令，檢察官有權拒絕服從。這是因為對檢察事務的處理，是以每個檢察官的名義進行的，檢察官不能因上級的指令而卸除自己的違法責任。③法律賦予檢察官對抗上級指令權的途徑。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檢察官的獨立性及拒絕服從權肯定的程度和方式有所區別。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僅承認檢察官的消極抗命權，如日本。是指檢察官對于違法指令，可以拒絕服從；對于違反自己根據“良心與理性”而形成的內心確信的指令，可以要求上級行使事務承繼和轉移權。另一種則進一步確認檢察官的積極抗命權，如意大利、法國、德國等。主要是指對刑事追訴行為，檢察官可以不服從指令而自行作出決定。當檢察官拒絕服從上級的指令而自行采取追訴（起訴、不起訴和撤回起訴），這一決定在訴訟法上仍然具有效力，上級檢察官不能更改這一決定。法國刑事訴訟法還確定了“筆受約束，口為自由”原則，即檢察官所做的書面結論必須與上司的命令一致，但在法庭上可以自由表達其意見。

（四）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科學內涵

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與西方兩大法系國家在理論基礎、表現形式與實現方式等方面具有明顯區別。在理論基礎方面，我國檢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是法律監督理論，國家設立獨立的檢察權，并實行檢察一體化，目的是排除行政權、司法權和地方權力的干擾，并監督制約它們運行在國家法制的軌道上。

形形色色的干預，爭取人大的支持和監督能夠減少和防止一部分地方勢力對檢察獨立的不良影響。

（二）去地方化層面

我國的檢察權是法律監督權，其目的是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因此社會主義檢察權應當是“中央檢察權”，必須排除地方利益對檢察權的直接影響。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地方權力始終運行在國家法制軌道的上，并在“越軌”時得到糾正和懲罰。我國臺灣地區檢察官陳志銘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蓋被動之法院對于行政權之監督功能有限，唯有主動偵查的檢察機關，才是對行政權之強大監督力量，一個習于不法依行政的政權，自會對檢察權百般加以掌控，以防自己的不法事件成為偵查案件。” 因此，去地方化可以說是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關鍵環節和必由之路。

1、設立檢察專區。改變按照行政區劃設置檢察院，使檢察機關并不必然與地方權力的轄區一致，可以考慮按照各地人口和發案數量的情況設立檢察專區。3—5個縣市區為一小區，2—3個地市為一大區，每區設一個專區檢察院，其級別高于或者等于縣市區級或地市級，實現法律監督“上管一級”。全國3910個檢察院約23萬檢察人員，除最高人民檢察院、32個省級檢察院以及337個各級軍事、鐵路、派出檢察院暫不考慮設立專區外，全國約可設立140個左右大檢察專區和1000個左右小檢察專區，平均每個大專區檢察院至少250人以上，每個小專區檢察院至少150人以上。設立檢察專區的優點有三：①有利于科學確定檢察官員額，為進一步精簡機構、實現檢察官職業化、精英化打下基礎。②有利于集中和調度智力、人力和技術資源，對轄區內的職務犯罪案件進行重點突破。③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止了地方權力對“中央檢察權”的干預，使地方權力難以對專區檢察院施加直接影響，而為檢察一體化奠定組織基礎。

2、建立檢察機關財政保障機制。為了確保檢察機關一體化得以實現，許多國家都確立了檢察機關的財政保障機制。英國檢察系統實行財政獨立，檢察機關經費獨立預算。這就使檢察機構完全擺脫了地方當局的控制和影響。筆者認為，應盡快建立“地方足額上繳，中央統籌預算，系統層層下撥”的財政保障體制，規定每年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的實際需要擬制財政預算，提交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經審查批準后的財政預算，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全額劃撥，將檢察經費從地方財政分離出來，以經濟獨立推動檢察一體。

3、賦予檢察機關相應的人事管理權。地方檢察長、檢察官主要由地方黨委推薦和考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任命，這使檢察長、檢察官必須考慮地方的利益和意見，無法獨立行使檢察權。這就要求取消檢察長、檢察官主要由地方選舉任命的做法，賦予檢察機關相應的人事管理權，實現檢察機關人事管理的一體化。首席大檢察官和大檢察官應由全國人大進行任免，高級以下檢察官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其授權相應的省級人大任免，省級以下設立司法專區，縣、市（地）人大無權對專區檢察長、檢察官進行任免。各級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必須從相應等級的資深檢察官中選出，由上級院檢察長提名，層報相應的省級或者全國人大任命。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檢察長對本院檢察官有指令監督權、懲戒處分權和人事調動權，檢察官流動性進一步增強。

（三）機構設置層面

筆者認為從實現檢察一體化的角度，按職能構成和需要，將檢察機關重新劃分為以下六個部門，將更加有利于工作的開展和上下級業務部門一體化的實現。

1、職務犯罪檢察署。將反貪污賄賂局和瀆職侵權檢察局合并成立職務犯罪檢察署，具體負責貪污賄賂犯罪、瀆職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力犯罪等的偵查工作。這樣有效避免了因偵查力量分散導致的無案資源閑置、有案疲勞作戰和硬件重復建設等問題。

2、刑事訴訟檢察署。負責刑事偵查監督、審查起訴監督、審判監督（不包括法庭程序監督，主要指決定抗訴）和執行監督等。一方面將分散的刑事訴訟監督權進行集中，突出了法律監督職能，有利于對刑事訴訟全過程進行專門、適時、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將檢察機關偵查、公訴等訴訟活動與訴訟監督活動更加徹底的進行分離，有利于檢察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的構建。

3、民事行政檢察署。負責民事行政案件的支持起訴、提起公訴、審判監督、抗訴和執行監督等，有利于探索和拓展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范圍和手段。

4、刑事公訴署。負責刑事案件的公訴、法庭程序監督和依照刑事訴訟檢察署的決定出庭抗訴等職能，類似于英美法系的檢察機構。

5、行政事務署。負責書記員管理、檢察警察管理和日常事務、法律政策研究、職務犯罪預防、行政裝備、技術保障等工作，有利于分類管理和檢察官職業化、精英化。

6、政治部。主要為檢察機關黨委服務，負責檢察機關內部的黨工婦團、紀檢監察、人事管理、宣傳教育等工作，保證檢察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可持續發展。

（四）業務管理機制層面

業務管理機制是檢察一體化實現的直接和最終途徑，近年來各級檢察機關已經而且正在進行著業務管理機制的創新和探索，例如偵查指揮中心、主訴檢察官、職業檢察官等等。可以預見，檢察一體化相關業務管理機制將會越來越多樣化、規范化和系統化。這里筆者僅就業務管理機制中的某些原則性問題進行簡要論述。

1、上下級檢察機關的業務管理。①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令，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必須執行；上級院的指令，下級院必須執行。指令必須以上級院檢察長的名義向下級院檢察長發出，不能直接對下級院檢察官作出。上級院業務部門可以通過本院檢察長，對下級院檢察長發出指令，不能直接對下級院檢察長、業務部門或者檢察官發出指令。②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撤銷或者變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決定；上級院可以撤銷或者變更下級院的決定。③上級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處理下級院管轄的案件；也可以將自己管轄的案件交由下級人民檢察院辦理。④上級院的決定必須以法定程序和法定方式做出，下級院如有不同意見有提出異議權，并可以要求上級院行使事務承繼和轉移權，或者要求上級院檢察長做出書面指

示附卷，以明權責。

2、檢察長與檢察官的業務管理。①我國檢察官依照法律的規定和檢察長的指令行使職權，應當建立檢察官責任制和檢察官直接對檢察長負責制。部門負責人不能對檢察官的工作發出指令，但可以提出意見和建議，如果有法律或檢察長的書面授權則不在此限。②賦予檢察官對案件自由表達意見權，同時要求檢察官承擔重要事項報告義務和終極服從義務，或者要求檢察長行使事務承繼和轉移權。③檢察長認為必要，可以對檢察官辦理的個案進行指揮監督，但應對檢察長介入具體案件的條件進行規范。比如必須是擬進行第二次退查的案件和結伙、流竄等重大疑難復雜案件。④當檢察官與檢察長意見不一致時，可提出異議，如不被采納，可以要求檢察長行使事務承繼和轉移權，或者要求檢察長做出書面指示附卷，以明權責。上述規則亦適用于檢委會與檢察官之間。

* 盧均曉，男，1980年5月生，山東威海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法學學士，山東省煙臺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特約研究員。聯系電話：0535-3011025，電子信箱：lujunxiao@sina.com。

** 楊智銘，男，1979年12月生，山東威海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

參見倪培興、王玉玨：《論我國憲政體制和司法體制中的檢察權》，張智輝、謝鵬程主編：《中國檢察》（第三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版。

參見郝銀鐘：《檢察權質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參見夏邦：《中國檢察院體制應予取消》，《法學》1999年第7期。

參見龍宗智：《論檢察權的性質與檢察機關的改革》，《法學》1999年第10期。

參見曹呈宏：《分權制衡中的檢察權定位》，《人民檢察》2002年第11期。

參見（臺灣）朱朝亮：《司法官法草案總說明》，http://。

有關數字參見畢玉謙《司法審判動態與研究》（第一卷　第一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參見龍宗智：《論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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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探討上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及其實現方式的

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及其實現方式的探討上

檢察一體化是世界三大法系國家均確立的一項檢察組織原則，有兩層基本含義：對外是指檢察獨立，即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法定機關、事項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對內是指業務一體，即檢察機關上命下從，作為命運共同體統一行使檢察權。我國是社會主義法系的主要代表，我國的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我國的檢察一體化因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研究我國的檢察制度必須站在本土化的基點，借鑒國外的檢察制度亦必須考慮與本土憲政結構和法律文化的兼容與整合。由于檢察權的定位問題是檢察理論研究的根本問題，是檢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和邏輯前提，本文首先對我國檢察權的性質進行界定，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科學內涵及其實現方式。

一、比較法視角中的中國特色檢察權

半個多世紀前，新中國的建立推翻了中華民國的五權分立和六法體系，效仿蘇聯模式構建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人民檢察院應運而生。作為一個法律事實，我國檢察機關定位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權定位于司法權;作為一個法學問題，檢察權與檢察機關的性質之爭卻一刻也未曾停歇。

(一)檢察權性質之爭

當前，學界對檢察權的性質主要有司法權、行政權、雙重屬性和獨立的法律監督權四種觀點。

1、檢察權是司法權，檢察機關是司法機關。該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參加訴訟活動，在辦案中采取措施，做出決定，是對個案具體事實適用法律的活動，符合司法權的特征。此說為當前通說。

2、檢察權是行政權，檢察機關是行政機關。這一觀點又可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①溫和派從宏觀上看待檢察權，他們認為檢察官與檢察機關都是上命下從，檢察權不具有司法權應有的被動性、專屬性、獨立性、中立性和終結性。②激進派從微觀上看待檢察權，他們認為我國的檢察權是偵查權、批捕權、公訴權和法律監督權的簡單相加;主張取消檢察機關，將職務犯罪偵查權交由行政監察部門行使，或者設立類似廉政公署的專門機構行使;將批捕權交由法院行使，建立庭前司法審查程序，由預審法官決定羈押逮

捕;將公訴權交由行政機關中的公訴機構行使;將法律監督權交由權力機關行使，以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武裝”，構建“等腰三角形”式的刑事訴訟結構。

3、檢察權具有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雙重屬性。認為檢察機關的上下領導關系，突出體現了檢察權的行政性，尤其是具有主動性的偵查行為，具有明顯的行政權性質。另一方面，檢察官的公訴活動以適用法律為目的，同時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活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在這種意義上檢察權具有司法權特性。龍宗智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國檢察權具有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雙重屬性，在法制上將檢察權定位為司法權，檢察機關定位為司法機關，檢察官定位為司法官為宜。

4、檢察權既非司法權又非行政權，是獨立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就是法律監督機關。這實際上是第三種觀點引申出的另一種結論。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并將行政權、司法權與法律監督權分別賦予人民政府、法院和檢察院行使。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享有的權力統稱為檢察權或法律監督權，是國家為確保法律能夠統一正確實施而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獨立而專門的權力。偵查權、公訴權和訴訟監督權作為檢察權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實現手段統一和依附于檢察權，從而檢察權在不同的情況下呈現出司法權或行政權的某些特征。

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這一觀點許多學者在憲政制度、權力制約、控制論等角度都有過精辟的論述，在此筆者試從比較法的角度，對該觀點的科學性進行論證。

(二)三大法系的檢察制度之比較

當今世界主要有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三大法系。由于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歷史傳統等原因，不同法系國家甚至同一法系國家在檢察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異。正如我國臺灣地區檢察官朱朝亮先生講的那樣：“按檢察官之定位，有定位為行政機關代理人者，如法國法制，有定位為行政機關辯護人者，如美國法制，有定位為公益代表人(或公益辯護人)者，如日本法制。”

1、大陸法系的檢察制度。12世紀的法國，地方領主權力很大，國王的權力受到限制，為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國王便設立代理人，代理國王處理私人事務，并承擔監督王國法律在領主土地上實施的職責。14世紀，法國將原先的國王訴訟代理人改稱為檢察官，普遍設于各級法院，一方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對罪犯進行偵查和起訴，參與法院的審訊，另一方面代表國王對地方行政當局進行監督，成為國王在地方的耳目。這被認為是大陸法系檢察官制度的起源。目前，大陸法系國家大多把檢察機關界定為行政機關，但檢察機關并非純粹的公訴機關，在一定程度上承擔法律監督和保證國家法律統一實施的職能。法國檢察機關一方面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偵查、起訴、支持公訴和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等職能，另一方面還對司法救助制度的運營、戶籍官員、私立教育機構、新聞雜志等定期刊物進行審查監督。德國檢察官在法庭審理階段，充任國家公訴人，同時監督審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且對判決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葡萄牙檢察機關還對常規法律的合憲性進行監督.因此，大陸法系檢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經濟和特權保障，被稱作“站著的法官”和“法律守護人”，在法庭上檢察官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法、德、日等國檢察官均可對法院的某些錯誤判決提出上訴(或稱為“抗告”)。

2、英美法系的檢察制度。英美法系的檢察制度主要起源于15世紀的英國。1461年英王將擔任王室法律顧問的國王律師改名為英國檢察長，1515年設副檢察長，逐步形成了英國的檢察制度。英國是典型的聯邦制和判例法國家，法律被稱為“大法官的腳”主要由法官遵循和創設，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具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權威不能容忍更上位的監督者。同時，英美國家各成員亦擁有自己的法律體系，尋求整個國家的法制統一既無可能亦無必要，因此法律監督理念在英美法系國家不可能產生。

3、社會主義法系的檢察制度。社會主義法系的檢察制度起源于蘇聯，其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列寧的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理論。列寧檢察制度的理論架構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層含義：①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制應當是統一的。“法制不能有卡盧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應當是全俄統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統一的法制。” ②檢察機關的職權就是法律監督，具有專門性和程序性。“檢察長的職責是使任何地方政權機關的任何決定都不同法律抵觸，所以檢察長有義務僅僅從這一觀點出發，對一切不合法律 的決定提出異議，但檢察長無權停止決定的執行。” ③檢察權應當統一獨立行使，不受地方干涉。“檢察機關以法律監督為專職專責，不執行任何行政職能，受中央垂直領導，行使中央檢察權。” “檢察長的唯一職權和必須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監視整個共和國對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別，不受任何地方的影響。”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個結論：

1、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天生具有法律監督的職能。中央集權和成文法國家一般要求國家法律在全國的統一正確實施，法官只能嚴格適用成文法，不能超越和創制法律，必須有一個機關承擔起法律監督的責任，以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因而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的檢察機關自產生之日起就具有公訴人與法律監督者的雙重身份，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經濟和特權保障。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職責范圍稍小，因而將其界定為“訴訟機關”似乎更為妥當;而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的職能更加廣泛，將其界定為“法律監督機關”較為合適。

2、權力劃分是影響檢察機關準確定位的決定因素。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將“三權分立”作為一種先驗的前提，因而檢察機關只能定位于行政或司法機關;而社會主義法系在權力劃分上更為開闊，因而在最高權力之下，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檢察“四權分立”的格局。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的科學定位，使我國檢察機關擺脫了“半人半馬獸” 的尷尬境地。遺憾的是，具有行政權與司法權雙重屬性、本應獨立于行政權與司法權之外的檢察權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認可，不幸淪為“半人半馬獸”，成了眾矢之的。

3、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的法律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檢察機關。①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檢察機關定位于行政機關，大多隸屬于司法行政機關，也有設置于法院之中，與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不在同一權力層面。我國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并對其負責，同審判機關、行政機關平行設置，互不隸屬。②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檢察機關基本職能是追訴刑事犯罪，即便具有一定

監督職能，也只是對偵查、執行以及司法審判的具體活動進行監督。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則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法律監督是其基本職能，且監督范圍廣泛，公訴只是法律監督的手段和組成部分。

4、刑事訴訟模式是檢察機關定位的具體表現。由于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檢察機關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承擔法律監督的職責，因而在訴訟模式上更傾向于職權主義，檢察官要遵守客觀中立的原則，要對判決的公正性進行監督，而不是單純的指控被告人。英美法系的檢察官被視為控方當事人，他們可以在庭前與辯方進行辯訴交易，對公訴權進行較大的裁量和處分，在庭上則只承擔提出并證明犯罪事實的任務，這便構成了“當事人主義”或“等腰三角形”的訴訟模式。

(三)中國特色檢察制度的淵源及其啟示

有學者認為，我國檢察制度是根據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和列寧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思想，在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檢察工作的優良傳統，發揚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別是御史制度的精華，吸收國外特別是蘇聯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建設的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而建立的。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比較全面，但不無可資商榷與補充之處：

1、我國古代御史制度雖然與現代檢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處，卻無必然聯系。古代御史承擔檢舉犯罪、督察百官、審判犯罪和部分行政職權，與現代檢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御史制度的發展演變在清末被迫中止和斷裂。清末仿日本在各級審判廳附設檢事局，將現代檢察制度引入中國，可見我國的檢察制度完全是“舶來品”，而非本土資源的自然演變。但我國古代將御史監督權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權力;御史直接向最高統治者負責，不受地方干涉;御史享有較高地位、較大權力和特殊保護等做法，在當前仍頗有借鑒意義。

2、蘇聯的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應當是我國檢察制度最主要、最直接的淵源。新中國從開始建立檢察制度的時候起，在宏觀上把列寧關于法律監督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在微觀上結合了我國的實際。彭真同志指出：“列寧在十月革命后，曾堅持檢察機關的職權是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我們的檢察院組織法運用列

寧的這一指導思想。” 蘇聯解體后，我國成為社會主義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我國的檢察制度以其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在世界各國檢察制度中獨樹一幟。3、90年代以來西風東漸，我國的檢察制度受到國外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制度的一些影響。突出表現在訴訟模式的改革上：1979年《刑事訴訟法》為基礎建構的刑事訴訟模式，具有典型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特征;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引進、吸收了諸多當事人主義刑事訴訟模式的內容，形成了“混合型”訴訟模式，在實踐中有向當事人主義發展的趨勢。筆者認為，純粹“當事人主義”和“等腰三角形”訴訟模式建立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制基礎上，與我國法律制度并不兼容。首先，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官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而不能創設法律，因此法律監督成為必要和可能;其次，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是程序意義上的監督，與具有實體處分性的司法權沒有沖突，尊重審判權不等于“司法至上”，有錯不糾才是對司法權威最大的侵害;最后，我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不是控方當事人，與法院一起承擔懲治犯罪和維護公正的雙重使命，與作為國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師也不構成對立的兩極。

正如筆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樣，研究我國檢察制度必須站在本土化的基點，借鑒國外的檢察制度亦必須考慮與本土憲政結構和法律文化的兼容與整合。我國檢察制度理應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但與時俱進不是盲目抄搬，檢察改革必須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人民檢察制度的框架內進行。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于不見，而奉西方三權分立為圭皋，勢必造成法律制度的沖突，而生“南桔北枳”之惡果。

二、中國特色檢察一體化的科學內涵

(一)檢察一體化的基本含義

檢察一體化又稱檢察一體主義。廣義的檢察一體化有兩層基本含義：對外是指檢察獨立，即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法定機關、事項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對內是指業務一體，即檢察機關上命下從，作為命運共同體統一行使檢察權。狹義的檢察一體化僅指業務一體，“對于‘檢察事務’的指揮監督權，一般統稱為‘檢察一體’，就此檢察首長可以由上而下而為監督”。業務一體主要包含三項內容：①上

命下從的領導關系。各國檢察機關普遍實行仿效行政機關的“階層式建構”，下級檢察官在執行任務時須接受上級檢察官的領導。檢察官服從檢察長，下級檢察機關服從上級檢察機關的命令。②跨區域的檢察活動。檢察官執行職務不受其管轄范圍的限制。他雖然一般應在其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如有必要也可在轄區外執行職務，或者請求有司法管轄權的檢察官代為進行偵查、調查取證、扣押等訴訟活動。③職務繼承與轉移權。上級檢察官有權親自處理屬于下屬檢察官承辦的案件和事項，同時上級檢察官有權將下屬檢察官承辦的案件和事項轉交其他下屬檢察官承辦。除非受到法律的特別限制。更換檢察官時，離任檢察官所進行的活動視為接任檢察官的活動，不需要像法官更換時那樣程序更新。本文采用廣義說，在論述檢察一體化時兼顧對外、對內兩層含義。

(二)三大法系的檢察一體化

檢察一體化是最重要的一項檢察組織原則，鮮明的反映出一國檢察制度的特色。法制上，將檢察官定位為行政機關代理人或行政機關辯護人時，檢察官之屬性即為行政官，檢察官應受檢察長意志節制，對外系以檢察長之名義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定位為準司法官時，檢察官系在檢察長指令拘束下，以檢察長法定代理人名義，對外行使檢察權。定位為公益代表人時，檢察關系在檢察一體原理拘束下，依法以本人名義對外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

1、大陸法系的檢察一體化。法國“全國檢察官內部實行一體化原則。上令下從，形成一個整體。司法部長有權指令追究某一案件。” 由于司法部長指令權的存在，檢察官的獨立性容易受到損害，司法部于1998年公布改革方案，司法部長的權力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德國實行聯邦制，其檢察機關分聯邦和州兩個體系，雖然這兩個體系之間互相獨立，但在這兩個體系內部則是一種嚴格的統一領導關系。日本檢察廳法規定：“檢事總長、檢事長和檢事正可以自行處理其指揮監督下的檢察官的事務，也可以使其指揮監督下的其他檢察官處理。” 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規定，“檢察署獨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權機構，享有獨立的地位。” 作為檢察一體極端化的俄羅斯在《俄羅斯聯邦檢察院法》(1995年修訂)中明確規定：

“俄羅斯聯邦檢察機關實行下級檢察長服從上級檢察長并服從于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的統一集中的體制。”

2、英美法系的檢察一體化。英國檢察機關在1985年《犯罪起訴法》頒布以前，具有英美法系檢察機構的傳統特色-分散性，沒有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檢察機關體系，其中央不設司法部，也沒有中央檢察機關，中央檢察職權由內政大臣、國王的法律官員和公訴處長三者分別行使。美國檢察體制具有“三級雙軌、互相獨立”的特征。所謂“雙軌”是指美國的檢察職能象審判職能一樣由聯邦和州兩級分別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擾;所謂“三級”，是指美國的檢察機構建立在聯邦，州和市鎮這三個行政別上。而且，美國的檢察機構無論是級別高低和規模大小，都是互相獨立的。換言之，聯邦、州和市鎮檢察機構之間沒有隸屬關系，甚至沒有監督和指導關系。但英國在1985年建立了自成一體，獨立的檢察機構，由以總檢察長為首腦的中央法律事務部、皇家檢察署以及區檢察署構成。全部檢察官實行自上而下的負責制，最上層的檢察機構通過總檢察長向議會負責。英國檢察官加里。帕頓先生指出：“檢察長及其領導下的皇家檢察院在作出決定時是完全獨立于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對皇家檢察院的決定不能施加任何影響。例如，如果有證據表明某一資深大臣有犯罪行為，檢察長會與檢察總長進行磋商;但如果證據確鑿，就會直接對他提起公訴。這并不是說皇家檢察院不向任何機構負責，因為它要對議會負責的。但議會只能關注皇家檢察院如何有效運作，而不能關注具體的決定。”

3、社會主義法系的檢察一體化。1918年蘇聯在建立了獨立的工農檢查院。1921年底蘇聯按照列寧法律監督理論起草檢察機關條例。列寧主張“否決這種‘雙重’領導;規定地方檢察機關只受中央領導;保留檢察機關根據法制對地方政權的一切決議提出抗議的權力和職責”。1936年自成體系的檢察機關在蘇聯逐步確立和鞏固。1977年蘇聯憲法在1936年憲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權的獨立性。新中國在1949年頒布的第一部關于檢察機關的法律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規定：“全國各級檢察署均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地方機關干涉，只服從最高人民檢察署指揮”。1951年頒布的《各級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改變了領導體制，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署為同級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同時受同級人民政府委員會之領導。”1954年憲法重新確立了獨立行使檢察權的原則。“文化大革命”以后，1979

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再次肯定和恢復了獨立行使檢察權的原則，并在1982年憲法及其以后的法律文件中得到確定和堅持。

第三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已經為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所替代。根據實踐的發展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一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二是國有經濟控制國名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基礎和時代背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這是對我國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的高度概括，總結了黨幾十年來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活動，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典范，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求實精神。這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是黨制定新時期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我們只有深刻認識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和最基本的國情，牢牢把握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才能搞清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基礎。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過程，一心一意，艱苦創業，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而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斷鞏固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

2中國為什么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時，就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伴隨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的發展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總結實踐新經驗、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礎上，與1992年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精辟論述，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計劃經濟雖然能夠保證市場的穩定，但是不能有效的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將發展市場經濟與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機結合，既可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場經濟對發展生產力的作用。2007年，黨的十七大根據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實現的經濟發展目標和任務，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要取得巨大進展的要求，從制度上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這樣的體制使得在分配制度上，采取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針。鼓勵多勞多得，少付出就少得到，刺激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消除了在只有計劃經濟時期吃“大鍋飯”的心理，使得勞動者以正確的眼光審視勞動報酬的公平性。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注

重社會公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點，之后再讓這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帶動整個社會，小富帶大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就如同有著“中國第一村”稱號的華西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是我國農村的先進典型，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農村普遍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方式，華西村實行大隊統一核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實行大隊核算。從2001年起，華西村黨支部書記吳仁寶和華西人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統”(一分，就是村與企業要分開，把新合并的16個村規劃成12個村，合并后的原村委會還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選舉。五統，一是經濟由華西統一管理，二是勞動力在同一條件下統一安排，三是福利由華西統一發放，四是村莊由華西統一規劃建設，五是華西村黨委統一領導。).和周邊的16個村一起組成了大華西村，面積由原來的0.96平方公里擴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來的2000多人增加到3萬多人 華西村是全國農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人的收入是全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華西人富了，但他們堅持“三不忘”：不忘國家、不忘集體、不忘左鄰右舍及經濟欠發達地區和災區。20多年來，華西村共向國家繳納稅金3億多元，人均繳納稅金20多萬元。集體拿出5000余萬元，支持鄰村及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鄉鎮企業。“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富也不是社會主義，一村富了不算富，先富必須帶后富”。這是華西村的名言，事實上華西村確實是這么做的。華西村先后為20多個省、自治區舉辦了100多期基層干部培訓班，直接培訓1萬多人，帶動了10萬人脫貧致富。2001年以來，先后有15個周邊村加入華西村，為周邊村直接和間接解決了1萬多人就業，老人按月領養老金，如今還在全村境內開通了兩路公交車，有1000多戶村民喜遷新居。

3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貿易往來增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流動迅速，全球范圍內已經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隨著中國加入WTO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全球化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接軌的需要。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利用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意味著中國企業進入世界市場的獲利機會增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必將成為各國企業紛紛搶占的制高點。中國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將使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大幅增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而我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由于競爭力不強，會受到外國同類進口產品的巨大沖擊，引發失業問題。現階段轉變經濟體制，順利完成經濟過渡，我國更應充分注意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地積累財富，推動經濟增長。同時也應積極利用世界性資本、技術和產業轉移的有利時機，通過開展貿易、利用外資等途徑，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我國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整個經濟的發展。

作為當代大學生，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我們該如何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呢？

我們要堅持以十八大精神為指導,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自身頭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信念。胡錦濤總書記曾提出“如何更有效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大學生頭腦，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

觀、價值觀”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大學生理論武裝工作的高度重視，深刻揭示了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要求，進一步明確了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內容。而馬克思主義是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思想基礎，是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正確理論指導和強大精神動力，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想信念教育中，起著十分重要的基礎和決定性作用。所以，我們當代大學生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只有這樣，大學生才不會在浮華的世界中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才能擔當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任。

第四篇：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方式研究要論（2）

下篇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具體方式

一、抗訴

（一）現行抗訴制度的優勢

抗訴，是現行《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唯一的檢察監督方式。這種檢察監督方式在50年代的檢察實踐中就有適用，不過在那個時候將抗訴稱作抗議。1在90年代制訂《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時候，參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將抗議統一稱作抗訴。

抗訴制度原始于《蘇俄民事訴訟法典》。在該法典中，對蘇俄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的上訴程序中的抗訴權和審判監督程序中的抗訴權，都作了完整的規定。其中第282條第二款規定：“檢察長，不管他是否參加過該案件審理，都可以對不合法或無根據的法院判決提出抗訴。”按照該法典第319條和第320條規定，蘇聯總檢察長、副總檢察長、俄羅斯聯邦檢察長和副檢察長、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檢察長，都有權按照監督審程序提出抗訴。建國初期，中國司法制度借鑒了這些抗訴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訂《民事訴訟法（試行）》，確立了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權；1990年制訂《行政訴訟法》，正式規定了行政訴訟中的抗訴制度；1991年修訂《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民事訴訟中的抗訴制度，構成了我國民事、行政訴訟審判監督程序中的抗訴制度體系。

在《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規定了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制度以后，檢察機關正式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自1990年辦理第一件行政抗訴案件之后，每年辦理的民事行政抗訴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審審結的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和調解等改變原判決的為10246件，占總數的82.09%，發揮了審判監督的作用。

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從總體上說，是具有一定的優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訴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審，法院對此沒有選擇的余地，不能依據自己的意愿決定是否再審。這就是抗訴的再審強行性原則。

（二）現行抗訴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現行《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規定的抗訴程序是有嚴重局限性的。這些局限性表現在：

一是沒有規定上訴程序的抗訴程序。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是訴訟參與人，是自始至終參加訴訟的國家司法機關。在這樣的訴訟中，檢察機關對于行使審判活動的監督，并不是僅僅有一種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權，還有上訴程序中的抗訴權，以及其他的監督權。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檢察機關是在訴訟程序之外進行監督，在發現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才能夠提出抗訴，使自己進入訴訟程序，參與到訴訟中來，實施法律監督。在龐大、復雜的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之中，僅僅依靠這樣簡單的、單一的監督方式，是絕對不夠的。必須增加上訴程序的抗訴，以減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將糾紛解決在基層，同時，也能夠保證檢察監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訴程序的具體規范。就是現行訴訟法規定的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程序，也是不具體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規范。在《民事訴訟法》中，對抗訴程序的規定算為最詳細的了，但是也僅僅只有分則的4個條文，只規定了抗訴條件、抗訴效果、抗訴書和抗訴再審。對于具體的抗訴應當怎樣操作，法院怎樣審理，法、檢怎樣配合，都是毫無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操作。例如，檢察機關是否有權調閱人民法院的審判卷宗，就沒有類似《蘇俄民事訴訟法典》第322條關于“檢察長在其職權范圍內有權從相應的法院調閱民事案卷，以便解決是否有理由以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的問題”的規定，致使對這樣的問題在實踐中一直得不到解決，成為“老大難”問題，爭論了十年，至今還是沒有結果。

三是規定終審法院的上級檢察院才有權抗訴，就將大量的民事糾紛和行政爭議集中在省級和中央的司法機關，這不符合“將矛盾消滅在基層”的原則。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司法機關在具體執行抗訴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爭執和紛爭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這些問題不解決，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就無法正常進行。

（三）抗訴制度的改革

無論是在審判監督程序改革作單軌制監督模式，還是作雙軌制的監督模式，抗訴制度都應當進行改革。可以選擇的方法：其一，繼續堅持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但是將抗訴的權力下放到做出發生法律效力判決、裁定的法院的同級檢察院，由同級檢察院提出抗訴。其二，在現有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制度的基礎上，增加上訴程序的抗訴，使檢察機關在一審判決作出以后，檢察機關就有權

進行抗訴，發生提起上訴審的法律效力。

我們的意見是選擇第二種方法：

首先，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應當進一步堅持和完善。這就是，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有權抗訴。在具體的抗訴程序上，應當進一步完善，在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認識不統一的問題上，制定統一的規范，防止任意解釋。例如，在調卷、審級、審限、再審程序、檢察機關在再審法庭上的職責等，都應當規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訴程序的抗訴權。

現實生活中對司法權的不正當行使，造成錯案，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抗訴權的基礎。現行法律將檢察機關的抗訴對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圍之內，大大地影響了司法公正的實現。法律沒有將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訴的范圍，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經將上訴權賦予訴訟當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執行力，對其抗訴沒有實際意義。但是，這種理由并不具有說服力：

一是，盡管現行法律已經將上訴的權利賦予訴訟當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與當事人的自身利益沒有直接的關系時，當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訴。即使存在富有正義感的人，由于當事人資格的限制，他也難以依據現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徑。

二是，法律已經賦予檢察機關對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訴權，不能成為否定將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訴對象的理由。雖然，民事、行政裁判的執行不會造成錯殺無辜、冤獄等人身損害后果，但是，錯誤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錯誤的刑事判決一樣，一旦生效并付諸執行，都會造成一定的損害后果。法律應當盡可能防止錯誤裁判付諸執行，據此，賦予檢察機關對未生效裁判的抗訴權，可以避免社會財富的浪費，減少當事人的訟累，穩定社會，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對此，俄羅斯聯邦檢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鑒的。俄羅斯聯邦新的仲裁訴訟法規定，對仲裁法院裁決，檢察院可以提出上訴。1

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訴程序的抗訴制度，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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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部中國改革開放史，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史。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黨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要理論成果。在黨的十七大召開之際，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對于更加自覺和堅定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是有意義的。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遇到嚴重困難和挑戰的情況下開始的。國際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由于體制和機制僵化，導致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在國內，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錯誤，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這就給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歷史性課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和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被束縛已久的思想。在此基礎上，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并在事實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從而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撥亂反正，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與此同時，農村改革逐步推開，對外開放也邁開大步。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黨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日益深化。1979年3月，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一定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1982年，他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多方面的推進：

一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針的決議》，再一次明確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是重申了生產力的標準。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或者是社會主義所允許的。一切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所不允許的。”這就為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判斷標準。

三是破除了社會主義必須是單一公有制的觀念。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系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補充，是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的。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不僅提出要繼續鼓勵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還提出要繼續鼓勵發展私營經濟，并認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四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實際上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

在上述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并首次將其命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1989年的政治**后，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他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鄧小平的談話，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2月28日，以中央文件的名義將談話印發全黨。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提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但是，由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明晰產權和股份制改造，由于個體和私營經濟在黨的十四大后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之后，又出現了姓“公”姓“私”的爭論。在此情況下，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不動搖，堅持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要樹立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當代中國和世界實際問題的正確文風，摒棄單純從馬克思主義書本里的片言只語找答案的做法。他還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主義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一講話，澄清了一些困惑人們思想的迷誤。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召開。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稱謂，明確把這一理論當作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指出，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大會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確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大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會確定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認為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大會還明確了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和任務。這樣，黨的十五大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保證。

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同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還以很大的精力關注和研究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問題。XX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XX年7月，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又進一步作了全面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社會深刻變化的基礎上，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XX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一系列戰略部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和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全面拓展和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發展歷史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出，我們黨之所以能領導人民開辟這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堅持了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始終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自己的最高追求。只有這樣，我們的事業才會不斷充滿生機和活力，我們黨才會始終得到人民的信賴與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