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xx地區犯罪現狀分析

一、當前犯罪現狀的特征１、從案件數量上來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數量一改前三年不斷上升的狀況整體呈現回落的趨勢。資料統計，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訴數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１３.５％和１９.７％，職務犯罪案件的立案數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訴數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職務犯罪立案數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統計數字表明，上述狀況出現了重大的轉變。據統計，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別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訴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別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職務犯罪的立案數從上一年度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別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見表一）。從上述資料當中可以看出，在開展“嚴打”斗爭的過程中，案件數量在初期呈現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趨勢，在２００１年達到了頂峰，而隨著“嚴打”斗爭的深入，這種趨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數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嚴打”斗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的成果，社會治安環境正在朝著好的方面發展。２、從案件類型來看，侵犯財產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繼續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財產案件占已批準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兩者占所有刑事案件總數的８０.４％。從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數字對比來看，侵犯財產案件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且都開始呈現回落跡象。以起訴被告人的數字為基準，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２６.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訴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６２３９人，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總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訴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長２.４％，但比去年與前年同期增長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從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數來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經下降了２.１％，可以預計今后一個階段起訴數字也將出現負增長。批捕、起訴重、特大案件的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別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說明隨著“嚴打”斗爭的深入開展，司法機關將重、特大犯罪作為打擊重點，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見表二）３、從犯罪主體來看，無業人員、農民、兩勞人員、外來人員是當前刑事犯罪的主流。這四類人員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兩勞人員是無業人員，絕大部分外來人員是農民。據統計，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無業人員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總數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總數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農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訴被告人總數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總數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兩勞人員有８５１人，占總數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總數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外來人員有１５２２人，占總數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總數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這四類人員的犯罪已成為我市治安的一大隱患，犯罪類型集中在侵財類案件，主要是盜竊和搶劫，在雨花臺、玄武、秦淮等城郊結合地區尤為突出，如玄武區院辦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搶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來人員，占９８.６％。從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訴數字對比看，無業、兩勞人員人數在逐年增加，無業人員已超過被告人數的一半以上，這應該值得我們的注意。（見表三）４、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超過總數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檢察機關收到生效判決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１.３％，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見表四）。判處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等的人數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緩刑人數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數比例不斷攀升，說明我市在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控制社會犯罪方面乏力，這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５、職務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點領域和熱點行業滲透。一是縣處級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顯的高層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處的涉嫌貪污賄賂職務犯罪的人中，縣處級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總人數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縣處級以上干部案件數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廳級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職務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別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現象值得重視。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程韶韻（正廳級）、原省體改委副主任閆懷民（正廳級）、原省保險公司副總經理薛仁云（副廳級）因受賄被查處。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當前，職務犯罪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幾十萬、上百萬的案件已屢見不鮮。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處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數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如中信實業銀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長助理孔朝暉挪用公款８５００萬元，xx市國稅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員孫俊受賄６９萬元等。三是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犯罪所占比重長期居高不下，顯出易發和多發的特點。近幾年查處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總數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此類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數的７１.２％。近年來查辦國企犯罪呈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虧損企業人員犯罪突出，如新聯機械廠、三樂集團、奶業集團等虧損單位發案都比較高，虧損企業已成為國企人員犯罪的高發區。二是“５９”現象突出。從犯罪者年齡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國企犯罪人員都處于“５９”年齡段，如江蘇省中央企業物資聯合公司副總經理吳觀海貪污案，xx電力變壓器廠廠長王有喜受賄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臨退休前撈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險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隱蔽。６３.５％的國企犯罪人員文化程度都在大專以上，具有較高智商，反偵查能力強。四是窩串案現象較為嚴重。為了謀取私利，某一個單位或部門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間往往相互勾結，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體犯罪明顯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職務犯罪窩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數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檢察機關查辦的江蘇省罕見的特大受賄案——原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黃加彬受賄人民幣１６５萬元案件中，一舉挖出了該公司原總經理、副總經理、副總工程師等１５人受賄窩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產等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職務犯罪較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產部門作為近年來國家扶持的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近年來已逐漸成為職務犯罪新的易發多發地帶。去年，全市反貪部門在交通系統嚴厲查處了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等交通工程領域一批職務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統立案查處職務犯罪案件１７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產開發領域立案１５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檢察機關今年查辦的xx人口管理學院副院長朱秀云（正廳）受賄案，揚子石化公司房產公司總經理范啟盛受賄１０１.０７萬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近年來，我市政法機關認真貫徹“嚴打”方針，打擊職能得到了全面發揮：偵查機關調動了大量警力，超負荷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兩級法院依法從重判處了一批犯罪分子，體現了法律的威懾力；檢察機關堅持從重從快方針，明顯縮短了刑事案件的訴訟周期，迅速地辦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職務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陳正平投放危險物質案，案發當日，檢、法兩家就及時地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公安機關在３天內將案件偵查終結，檢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訴，９月３０日開庭審判，犯罪分子在一個月內被正法。政法機關對犯罪的高壓態勢有力地維護了我市社會治安的穩定，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在打擊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還存在的幾個方面的問題：１、執法理念還存在偏差。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單純地以案件數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壞和專項打擊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觀上促使司法機關圍繞數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視了對犯罪的預防工作，法律效果難以客觀反映，政治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也難以統一。在執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現在：（１）重打擊輕防治，將打擊和預防、治理分離，集中力量搞“人頭”數、案件數，造成案件數量的非正常上升，對刑事犯罪片面地強調打擊壓制，而對引發犯罪的因素關注不夠，沒有從消除不穩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來有效地預防犯罪，打擊和預防“一手硬，一手軟”。（２）重運動輕基礎，對于刑事犯罪活動，司法機關每年不是搞“嚴打”就是來幾次專項斗爭，毋庸諱言，“嚴打”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犯罪確實起到了震懾作用，但作為一項重大刑事政策，必須與社會犯罪狀況相適應，必須與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統計表明，雖然司法機關通過運動式刑事司法嚴厲地打擊了刑事犯罪，但對于預防社會犯罪、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工作卻沒有做深入的研究，也無暇顧及，這種單一打擊的手段使處理復雜的犯罪問題過于簡單化，助長了形式主義、依賴運動的舊的風氣，造成了司法資源的緊張或浪費，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問題。（３）重實體輕程序，在嚴厲打擊犯罪的過程中忽視程序法應有的獨立價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違法行為合法化。工

指揮協調機制等方面的重大變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聯動、橫向協作的全市反貪偵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偵查指揮中心，強化協調、指揮機制；二是施行異地偵查機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貪警力統一調配的機制；四是堅持與紀委等職能部門密切協作，強化遏制～的協作機制。另一方面，為適應職務犯罪預防的需要，從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爭形成打防并舉，標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們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預防工作機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指導委員會”，進一步推動了全市性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發展。當前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必須突出以下七個環節：一是切實落實領導干部黨風廉政責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科學管理機制；三是深入加強干部群各種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務公開”、“企務公開”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國有企業中實行紀檢監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級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全面推行會計統派制度；七是結合辦案，做好個案預防。打防結合，內外聯動，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就能增強預防效果。２、建議設立相應的刑事犯罪專職預防機構。今年職務犯罪案件大幅下降，盡管有多種原因，但與職務犯罪預防機構的設立并發揮作用是分不開的。受它的啟發，我們也可以在政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內部設立一個刑事犯罪專職預防機構，或在市綜合治理辦公室基礎上，成立刑事犯罪預防局，并加強和完善相關預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應該看到，刑事犯罪的預防和職務犯罪的預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體制，畢竟職務犯罪預防針對國家工作人員，主體單一且人數有限，而刑事犯罪預防卻要針對所有的市民，各層面的人都有。這樣看來并不是面對刑事犯罪我們無法做任何預防工作。前文所述，無業人員、農民、兩勞人員、外來人員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們可以設想將刑事犯罪預防分為四個組，針對四種不同的人員，采取相應的措施分別預防。如無業人員預防組，在掌握無業人員總體情況的基礎上，深入到社區鄉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文體娛樂活動、幫助其就業等，在物質上、精神上提供實實在在的支持，使他們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機關原先有一些綜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將它納入到刑事犯罪預防工作中來，這樣預防工作有系統性，便于指揮，同時也將有關的業務科、處從多頭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搞好業務工作。３、建立科學的考核評估機制，以“三個效果”為依據全面衡量刑案預防工作。長期以來，我們的辦案部門將上級部門的考核辦法片面理解為僅僅是個數字問題，由此造成湊數字、湊人頭、等時間、搞“存貨”等等為應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對刑事犯罪預防的許多基礎性工作如對重點人口的管理等無暇顧及。對于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的，檢察人員礙于情面，考慮到相互配合，支持偵查機關，還是捕了、訴了。結果付出了案件質量下降，群眾不滿意的代價。因此，要以科學全面合理的考核辦法，引導基層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對此，市院鄭鄂檢察長曾經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多次強調辦案必須始終注重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統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實現“三個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們的檢察工作必須始終堅持把為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服務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我們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４、轉變刑事政策，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防治輕刑犯。對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免予刑事處分等輕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這已經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擊指向偏向了輕刑犯，打擊重點不突出，應當加以調整。目前應對青少年犯罪，情節輕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與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邊緣性犯罪實行寬松一點的刑事政策，在公訴階段大膽地采用不起訴，在審判階段大量地使用罰金刑來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罰，以盡量減少或避免刑罰的負面效應，實現刑法的謙抑價值，減少司法資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責任的手段不是調整社會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調整方法必須與經濟、行政和道德的調整方法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調節社會矛盾。當前應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與刑法相銜接的簡易行政處罰制度，采用各種手段預防輕刑犯的產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擁入司法程序，節約司法資源，緩和社會矛盾。５、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提高預測水平，為預防提供工作依據。犯罪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環境下，會有不同的變化發展規律。及時分析各時期的犯罪發展規律、準確地預測犯罪的發展趨勢，為犯罪預防提供信息，能使預防工作更為主動、更有針對性。當前我市一個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業問題，無業人員已占犯罪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要采取發展的手段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對無業人員的犯罪預防應綜合運用多種配套的手段進行，如加快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就業率；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幫扶社會弱勢群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保護平等競爭；加強基層社會控制力；創造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的機會，減少對無業人員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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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xx地區犯罪現狀分析

一、當前犯罪現狀的特征

１、從案件數量上來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數量一改前三年不斷上升的狀況整體呈現回落的趨勢。資料統計，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訴數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１３.５％和１９.７％，職務犯罪案件的立案數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別增長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訴數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職務犯罪立案數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別增長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統計數字表明，上述狀況出現了重大的轉變。據統計，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數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別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訴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別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職務犯罪的立案數從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別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見表一）。從上述資料當中可以看出，在開展“嚴打”斗爭的過程中，案件數量在初期呈現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趨勢，在２００１年達到了頂峰，而隨著“嚴打”斗爭的深入，這種趨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數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嚴打”斗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的成果，社會治安環境正在朝著好的方面發展。

２、從案件類型來看，侵犯財產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繼續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財產案件占已批準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兩者占所有刑事案件總數的８０.４％。從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數字對比來看，侵犯財產案件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且都開始呈現回落跡象。以起訴被告人的數字為基準，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訴侵犯財產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２６.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長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訴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數為６２３９人，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總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訴侵犯財產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數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長２.４％，但比去年與前年同期增長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從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數來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經下降了２.１％，可以預計今后一個階段起訴數字也將出現負增長。批捕、起訴重、特大案件的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別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說明隨著“嚴打”斗爭的深入開展，司法機關將重、特大犯罪作為打擊重點，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見表二）

３、從犯罪主體來看，無業人員、農民、兩勞人員、外來人員是當前刑事犯罪的主流。這四類人員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兩勞人員是無業人員，絕大部分外來人員是農民。據統

計，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無業人員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總數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總數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農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訴被告人總數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總數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兩勞人員有８５１人，占總數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總數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訴的被告人中外來人員有１５２２人，占總數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總數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總數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這四類人員的犯罪已成為我市治安的一大隱患，犯罪類型集中在侵財類案件，主要是盜竊和搶劫，在雨花臺、玄武、秦淮等城郊結合地區尤為突出，如玄武區院辦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搶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來人員，占９８.６％。從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訴數字對比看，無業、兩勞人員人數在逐年增加，無業人員已超過被告人數的一半以上，這應該值得我們的注意。（見表三）

４、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超過總數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檢察機關收到生效判決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１.３％，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決總數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決人數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決總數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決總數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滿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決總數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見表四）。判處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等的人數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緩刑人數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數比例不斷攀升，說明我市在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控制社會犯罪方面乏力，這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５、職務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點領域和熱點行業滲透。一是縣處級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顯的高層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處的涉嫌貪污賄賂職務

犯罪的人中，縣處級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總人數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縣處級以上干部案件數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廳級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職務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別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現象值得重視。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程韶韻（正廳級）、原省體改委副主任閆懷民（正廳級）、原省保險公司副總經理薛仁云（副廳級）因受賄被查處。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當前，職務犯罪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幾十萬、上百萬的案件已屢見不鮮。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處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數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如中信實業銀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長助理孔朝暉挪用公款８５００萬元，xx市國稅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員孫俊受賄６９萬元等。三是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犯罪所占比重長期居高不下，顯出易發和多發的特點。近幾年查處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總數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此類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數的７１.２％。近年來查辦國企犯罪呈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虧損企業人員犯罪突出，如新聯機械廠、三樂集團、奶業集團等虧損單位發案都比較高，虧損企業已成為國企人員犯罪的高發區。二是“５９”現象突出。從犯罪者年齡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國企犯罪人員都處于“５９”年齡段，如江蘇省中央企業物資聯合公司副總經理吳觀海貪污案，xx電力變壓器廠廠長王有喜受賄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臨退休前撈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險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隱蔽。６３.５％的國企犯罪人員文化程度都在大專以上，具有較高智商，反偵查能力強。四是窩串案現象較為嚴重。為了謀取私利，某一個單位或部門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間往往相互勾結，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體犯罪明顯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辦職務犯罪窩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數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檢察機關查辦的江蘇省罕見的特大受賄案——原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黃加彬受賄人民幣１６５萬元案件中，一舉挖出了該公司原總經理、副總經理、副總工程師等１５人受賄窩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產等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職務犯罪較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產部門作為近年來國家扶持的重點行業和熱點領域，近年來已逐漸成為職務犯罪新的易發多發地帶。去年，全市反貪部門在交通系統嚴厲查處了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等交通工程領域一批職務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統立案查處職務犯罪案件１７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產開發領域立案１５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檢察機關今年查辦的xx人口管理學院副院長朱秀云（正廳）受賄案，揚子石化公司房產公司總經理范啟盛受賄１０１.０７萬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我市政法機關認真貫徹“嚴打”方針，打擊職能得到了全面發揮：偵查機關調動了大量警力，超負荷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兩級法院依法從重判處了一批犯罪分子，體現了法律的威懾力；檢察機關堅持從重從快方針，明顯縮短了刑事案件的訴訟周期，迅速地辦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職務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陳正平投放危險物質案，案發當日，檢、法兩家就及時地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公安機關在３天內將案件偵查終結，檢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訴，９月３０日開庭審判，犯罪分子在一個月內被正法。政法機關對犯罪的高壓態勢有力地維護了我市社會治安的穩定，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但是，我

們也應當看到目前在打擊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還存在的幾個方面的問題：

１、執法理念還存在偏差。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單純地以案件數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壞和專項打擊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觀上促使司法機關圍繞數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視了對犯罪的預防工作，法律效果難以客觀反映，*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也難以統一。在執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現在：（１）重打擊輕防治，將打擊和預防、治理分離，集中力量搞“人頭”數、案件數，造成案件數量的非正常上升，對刑事犯罪片面地強調打擊壓制，而對引發犯罪的因素關注不夠，沒有從消除不穩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來有效地預防犯罪，打擊和預防“一手硬，一手軟”。（２）重運動輕基礎，對于刑事犯罪活動，司法機關每年不是搞“嚴打”就是來幾次專項斗爭，毋庸諱言，“嚴打”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犯罪確實起到了震懾作用，但作為一項重大刑事政策，必須與社會犯罪狀況相適應，必須與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統計表明，雖然司法機關通過運動式刑事司法嚴厲地打擊了刑事犯罪，但對于預防社會犯罪、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工作卻沒有做深入的研究，也無暇顧及，這種單一打擊的手段使處理復雜的犯罪問題過于簡單化，助長了形式主義、依賴運動的舊的風氣，造成了司法資源的緊張或浪費，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問題。（３）重實體輕程序，在嚴厲打擊犯罪的過程中忽視程序法應有的獨立價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違法行為合法化。工作重點放在實體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規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羈押、違法監視居住、不符合條件地延長拘留期限和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等現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懲治輕保護，片面地強調從嚴從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訴可不訴的盡量起訴。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偵，變相羈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上的雙重功能，不能正確運用《刑法》規定的“但書”條款。（５）重懲罰輕教育，對刑罰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認識，忽視了對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遠離犯罪的教育，忽視了減少社會中引發犯罪的各種不利因素研究，喪失了讓一部分犯罪人回歸社會，造福社會的良機。

２、打擊重點不突出，針對性不強。從判處輕刑的大量案件來看，我們絕大部分的司法資源消耗在輕微刑事犯罪上，這說明打擊重點還不夠突出。使用打擊手段控制犯罪的重點應放在有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犯罪和重大的職務犯罪上。雖然去年案件總量較大，但處理的主要還是犯罪性質、情節輕微的案件，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罪與非罪之間的邊緣案件。如盜竊這一多發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僅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為販賣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兩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別是辦理的涉槍涉爆案件，大多屬情節輕微，可不作為犯罪處理，但我們卻在這方面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打擊犯罪是為了謀求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犯罪問題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時與社會大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動機和造成犯罪的社會根源是我們打擊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方面還主要停留在以打為主的事后裁處層次上，沒有對多次“嚴打”、專項打擊行動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系統研究，沒有從根本解決治安問題的高度，綜合運用多種相互配套的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進行事前調控的角度入手。在社會轉型期間，復雜的矛盾沖突和社會運行機制的不穩定是犯罪現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況而言，城市化進程加快和人員流動頻繁、國有企業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導致的失業率上升和職工生活困難、原有抑制犯罪的社會機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會、村社）功能異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導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針對這些問題我們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夠大、效果不夠明顯。雖然我們一直在開展諸如流動人口管理、創建無毒社區、預防青少年犯罪等綜合治理工作，但打擊、預防和綜合治理等措施銜接還不緊，還沒有形成統籌規劃、有機結合、責任落實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對犯罪控制心中沒有底，對穩定的追求往往通過經常地反復地打擊來加以實現。

３、考核評估機制缺乏科學性。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以打擊人頭數、查辦案件數作為我們工作成果的衡量標準，以簡單的數字相加作為考核評估的標準，卻忽視了預防和治理的成效。這種考核評估方法使一些部門和單位將人頭數、案件數與經濟利益、排名先后緊密聯系，強調數字指標而丟棄預防和治理的基礎性工作。實際上，人頭數、案件數的增加非但不能說明一個地區打擊和預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卻恰恰說明這個地區在社會治安方面還存在很多的問題，說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當然，有案不辦，危害社會更是不允許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地看待刑事案件的發案率，而不應該片面地考慮數字的問題。倘若一個地區社會秩序穩定，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發案率低則恰恰說明了我們的維護穩定的基礎工作扎實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頭數、案件數，結果是造成干警們超負荷地工作并承受極大的壓力，不能實事求是地去開展工作，相反為了糊弄數字、應付上級而刻意搞許多脫離實際的花頭。除此之外還帶來三個方面的負面效應：第一是打擊重點無法突出，辦案單位將精力集中于辦理簡單的“一案一人一筆犯罪事實”的案件，因為這類案件辦案周期短，投入少，卻還有相應的人頭數、案件數。第二是打擊不徹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偵查機關就認為完成了任務，“人頭數已經算過了”，不愿再將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補充證據和擴大戰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訴訟成本，輕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結果。為了要數字，有的隨意啟動刑事訴訟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處罰的案件升格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時出現公訴搶自訴的飯碗的怪現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會的毒瘤，是遲滯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隨著經濟的發展，犯罪現象在一定時期內仍然突出，僅依靠打擊是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多年來打擊犯罪的規律是：打了一撥又一撥，鏟了一茬又一茬，可謂層出不窮，源源不斷。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應該是打擊和預防并重，兩者有機地結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們認為，今后政法機關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轉變執法理念，既要打擊又要預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對刑事犯罪打擊的重點來看，要繼續突出對有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犯罪的打擊力度，實事求是地從重打擊，有一個打一個，絕不縱容姑息。對量刑比較輕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預防和治理為主的策略，從而使刑事犯罪在整體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總量下降。打擊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預防雖同樣要花費一定的成本，但相對于事后無可挽回的損失而言我們的付出還是必要的。從這個角度看，預防對犯罪控制來說是經濟的，與刑法的謙抑價值是相通的。在當前社會犯罪處于高峰的狀況下，預防犯罪顯得更為迫切。成功地預防一批犯罪行為的發生，降低刑事案件總量，這與我市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目標是一致的。反復地進行“嚴打”、專項斗爭，社會對立面越多，不穩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數量隨著打擊的深入而不斷地攀升，隨著打擊的結束而出現回落，只能說明犯罪的嚴

重狀態和處理方法不當。真正把預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數量相對減少就成為必然趨勢，這才符合客觀規律和穩定的要求。

就職務犯罪控制而言，打擊和預防必須齊頭并進。一方面，我們將優化偵查機制，集中力量查辦大要案。針對當前職務犯罪跨地區、跨行業，案情復雜，牽涉面廣，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日趨增強以及案件線索來源不均等問題，全市反貪部門應積極致力于在偵查指揮協調機制等方面的重大變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聯動、橫向協作的全市反貪偵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偵查指揮中心，強化協調、指揮機制；二是施行異地偵查機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貪警力統一調配的機制；四是堅持與紀委等職能部門密切協作，強化遏制腐敗的協作機制。另一方面，為適應職務犯罪預防的需要，從根源上治理腐敗，使我市反腐敗斗爭形成打防并舉，標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們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預防工作機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指導委員會”，進一步推動了全市性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發展。當前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必須突出以下七個環節：一是切實落實領導干部黨風廉政責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科學管理機制；三是深入加強干部群各種*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務公開”、“企務公開”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國有企業中實行紀檢監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級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全面推行會計統派制度；七是結合辦案，做好個案預防。打防結合，內外聯動，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就能增強預防效果。

２、建議設立相應的刑事犯罪專職預防機構。今年職務犯罪案件大幅下降，盡管有多種原因，但與職務犯罪預防機構的設立并發揮作用是分不開的。受它的啟發，我們也可以在政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內部設立一個刑事犯罪專職預防機構，或在市綜合治理辦公室基礎上，成立刑事犯罪預防局，并加強和完善相關預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應該看到，刑事犯罪的預防和職務犯罪的預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體制，畢竟職務犯罪預防針對國家工作人員，主體單一且人數有限，而刑事犯罪預防卻要針對所有的市民，各層面的人都有。這樣看來并不是面對刑事犯罪我們無法做任何預防工作。前文所述，無業人員、農民、兩勞人員、外來人員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們可以設想將刑事犯罪預防分為四個組，針對四種不同的人員，采取相應的措施分別預防。如無業人員預防組，在掌握無業人員總體情況的基礎上，深入到社區鄉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文體娛樂活動、幫助其就業等，在物質上、精神上提供實實在在的支持，使他們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機關原先有一些綜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將它納入到刑事犯罪預防工作中來，這樣預防工作有系統性，便于指揮，同時也將有關的業務科、處從多頭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搞好業務工作。

３、建立科學的考核評估機制，以“三個效果”為依據全面衡量刑案預防工作。長期以來，我們的辦案部門將上級部門的考核辦法片面理解為僅僅是個數字問題，由此造成湊數字、湊人頭、等時間、搞“存貨”等等為應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對刑事犯罪預防的許多基礎性工作如對重點人口的管理等無暇顧及。對于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的，檢察人員礙于情面，考慮到相互配合，支持偵查機關，還是捕了、訴了。結果付出了案件質量下降，群眾不滿意的代價。因此，要以科學全面合理的考核辦法，引導基層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對此，市院鄭鄂檢察長曾經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多次強調辦案必須始終注重*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統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實現“三個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們的檢察工作必須始終堅持把

為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服務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我們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

４、轉變刑事政策，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防治輕刑犯。對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免予刑事處分等輕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這已經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擊指向偏向了輕刑犯，打擊重點不突出，應當加以調整。目前應對青少年犯罪，情節輕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與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邊緣性犯罪實行寬松一點的刑事政策，在公訴階段大膽地采用不起訴，在審判階段大量地使用罰金刑來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罰，以盡量減少或避免刑罰的負面效應，實現刑法的謙抑價值，減少司法資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責任的手段不是調整社會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調整方法必須與經濟、行政和道德的調整方法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調節社會矛盾。當前應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與刑法相銜接的簡易行政處罰制度，采用各種手段預防輕刑犯的產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擁入司法程序，節約司法資源，緩和社會矛盾。

５、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提高預測水平，為預防提供工作依據。犯罪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環境下，會有不同的變化發展規律。及時分析各時期的犯罪發展規律、準確地預測犯罪的發展趨勢，為犯罪預防提供信息，能使預防工作更為主動、更有針對性。當前我市一個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業問題，無業人員已占犯罪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要采取發展的手段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對無業人員的犯罪預防應綜合運用多種配套的手段進行，如加快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就業率；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幫扶社會弱勢群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保護平等競爭；加強基層社會控制力；創造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的機會，減少對無業人員的“感染”等。

第三篇：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現狀分析

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現狀分析

摘要：文章以湖北省欠發達地區長陽縣為樣本，結合其實際情況分析了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的現狀，揭示了欠發達地區商業性金融支農功能逐步退化、農村信貸資金大量流失、信貸產品原創性少、農業保險服務不足等諸多問題。并結合欠發達地區農村建設對農村金融的要求和目標，提出了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支農作用、嚴控資金外流渠道、完善農村信貸產品創新機制、建立支農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建議。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現狀分析；解決建議

一、引言

農村金融，是指農村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的總稱，包括吸收農村存款、發放農村貸款、辦理農村收支和轉賬結算及發展農村信用社等活動。當前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為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制度，在欠發達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

國內外學者對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進行了廣泛研究。國內學者董曉林、院合寬（2008）指出，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存在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信用社支農乏力、農村貸款額度偏小、貸款利率較高、金融生態環境欠佳等問題。趙啟華、裴志忠（2007）提出農村保險業發展緩慢，未能在支農中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國外學者Hugh T.Patrick（1966）認為欠發達國家金融系統的供給不足僅僅是對缺少金融服務需求的一種反映。可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偏遠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金融服務不足和農村金融供需矛盾，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相對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探討。為此，本文以湖北長陽縣這一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相對欠發達地區為例，對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現狀及問題展開探究是很有意義的。

二、長陽縣農村金融的現狀

（一）金融機構設置及從業人員情況

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位于鄂西南山區，人口約41萬，是典型的國家級貧困縣。截至2012年年底，長陽縣共有8家金融機構：1家政策性金融機構，4家國有商業銀行，1家農村信用社，1家郵政儲蓄和1家農村商業銀行。該市基本上形成了以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郵政儲蓄四分天下的格局。金融機構網點共63個，其中農村信用合作社機構網點21個，農村商業銀行19個，郵儲銀行13個，國有商業銀行9個，政策性商業銀行1個。從總體上來看，長陽縣金融機構營業網點不多，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競爭不夠、活力不足，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對金融的需要。

（二）農村金融存貸款狀況

長陽縣農村金融機構存貸款規模顯著擴大，但是農業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重仍然較低。2012年末長陽縣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635017萬元，比年初增加110894萬元，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439614萬元，比年初增加81818萬元。個人貸款65377萬元，比年初增加19827萬元。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346807萬元，比年初增加55980萬元，其中：短期貸款余額119707萬元，比年初增加42464萬元；中長期貸款227100萬元，比年初增加12588萬元。盡管農業貸款總量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來看，農業貸款占比依然較低。2012年末，全縣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余額為61428 萬元，比2011年末增加10244萬元，但分別只占全縣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17.71%和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額55980萬元的18.3%。

（三）農村金融支持“三農”情況

盡管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金融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農戶和鄉鎮小企業擴大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仍在較大程度上得不到滿足。

長陽縣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611元，同比增長10.0%，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190元，同比增長16.03%。由此可以看出，農民人均純收入雖然按2位數增長，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絕對數仍然較低。

從下表可以看出，一方面，近三年來長陽縣農戶和鄉鎮小企業各年貸款需求數額的基數遠大于其獲得的實際貸款數額的基數，兩者的差距不斷拉大，2010～2012年資金缺口分別為98990萬元、111178萬元、152002萬元。另一方面，盡管近三年來長陽縣農戶和鄉鎮小企業實際獲得的貸款數額在持續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85696萬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55980萬元，但是近3年來長陽縣農戶和鄉鎮小企業的貸款需求數額也在持續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97884萬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96804萬元，這反而造成農戶和鄉鎮小企業所獲得的實際貸款數額增加數量小于其對資金的需求增加數量。

（四）農村金融改革狀況

近幾年，長陽縣加大了對農村金融改革的力度，特別是加大了對農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力度，把農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則進行改革，恢復了其合作金融的本來面目，取消了其承擔的政策性功能，從政策上、制度上支持農村信用社提高涉農貸款，主要支持農戶和農村企業。2012年，長陽農村信用社凈投5億元貸款全力支持縣域經濟發展，其中涉農貸款3.5億元。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只要有貸款需求的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戶、農村合作組織、涉農企業，縣農信社都將積極、大力支持，力爭涉農貸款增幅占全部貸款增幅的70%以上，力爭涉農貸款投放實現“兩個高于”，即增幅高于全部貸款增幅，增量高于上年。

三、長陽縣農村金融存在的問題

當前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存在較多的問題，其整體功能已經不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

（一）商業性金融支農服務功能弱化

截止目前，長陽縣各國有商業銀行出于強化風險管理、追逐經濟利益的考慮，集中在城區開展業務。即使是以支農為主的農業銀行，由于其商業化性質，也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重新構建其自身新的組織體系。在機構設置上，大量撤并縣市以下的農村營業網點，努力向城市增設網點；在資源配置上，將內部人才、資金、技術裝備等重點向金融資源富集的城區分支機構傾斜；在業務發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農戶和眾多鄉鎮企業開展業務，重點開發城市優良客戶、城鎮高收入群體客戶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農村金融服務。

究其原因，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業資金運轉具有長期性、波動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從而帶來農業資金在經營中不可避免面臨自然災害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大、成本高、資金需求分散、回收慢等不利因素，而這與商業銀行所追求的“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原則是相悖的，因此商業銀行向盈利性較高、資金回報率較高的城鎮領域轉移是情理之舉。

（二）農村信貸資金外流現象嚴重

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金融資源配置十分稀缺，需要緊急“輸血”，及時補償。但是在農村，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農村信貸資金外流嚴重。一是農村郵政儲蓄機構在農村只吸收儲蓄，而不放貸，其結果是造成了農村資金的外流。2012年末，長陽縣郵政儲蓄存款余額667 萬元，比年初增加128 萬元，增長23.7%，增速為14.9%，比全縣金融機構各項存款增速高出8.8 個百分點，其存款幾乎全部外流。二是農村信用社盡管是支農主力軍，但在利益的驅使下，欠發達地區許多農村信用社也爭相向城市的企業發放貸款，更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地區的資金大量流向城市。

（三）農村金融機構信貸產品創新不足

近年來，長陽縣金融機構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實際，在信貸產品創新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但總體看，仍存在信貸產品原創少、市場適應性有限等問題。各家金融機構信貸品種大同小異，沒有對農戶和農村企業需求進行細分，市場適應性有限，不能滿足不同農戶和農村企業在不同時段、不同空間上的融資需求。此外，信貸產品創新層次低，多是從同業模仿引進的，屬吸納性創新，具有本行特色的原始性創新稀少，金融機構間的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縣鄉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囿于當地的經濟金融現狀，創新處于相對低級的層次，過于重視形式和宣傳的創新，側重點也在于改善金融服務，未能因地制宜的開發出適應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的信貸產品。

（四）為“三農”提供的保險服務不足

在欠發達地區農村，最具代表性的是為“三農”提供的保險服務不足。一方面，農業保險經營風險大導致保險經營主體缺失；另一方面，農險保費高和農民支付能力低導致承保規模和范圍過小。

從1992～2012 年20年間，長陽縣農業保險業務發展緩慢，且呈逐年萎縮的態勢。目前，長陽縣共有5家財產保險公司，而開辦農業保險的只有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長陽支公司一家，且承保的范圍、數量和險種都極其有限。目前開辦的險種只涉及農產品種植保險和牲畜養殖保險兩大類，農民選擇保險品種的余地很小。農業保險面臨供給和有效需求的雙重制約：一方面，農民普遍對農業保險認識不夠，參保積極性不高，而且由于收入增長緩慢，雖有一定保險需求但卻無力購買；另一方面，由于農業保險風險大、回報率低，各保險公司不愿涉足農業領域，即使有開設的，險種設置也不盡合理。

四、解決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問題的建議

本文結合長陽縣農村金融現狀，詳細分析了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議，希望對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改革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一）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支農作用

一方面，引導商業性金融為農村服務。長陽縣有些經濟相對發達的鄉鎮，已出現了不少規模化經營的產業化農業組織。規模化和產業化的經營已經能夠承載商業性金融，資金的逐利性流動能夠有效地配置經濟資源，并進一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應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在農村開展業務，為部分有需求的農戶和企業提供服務。

另一方面，發揮村鎮銀行支農的獨特功能。目前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覆蓋率低、金融供給不足，表明資金的缺乏。村鎮銀行應該發揮自身的優勢，建立營業范圍內的信貸服務網絡，加大對農戶貸款的營銷力度，變被動放款為主動放款。長陽縣村鎮銀行必須鏟除傳統農村金融的固有弊端，發揚新機制，為長陽縣貧困者提供貼心到位的資金與金融服務。

（二）嚴控資金外流渠道

農村資金主要是通過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等金融資金渠道流出的，所以要嚴控資金外流的金融渠道。從農村信用社來看，可以從杜絕信用社違規資金外流渠道、提高信用社信貸資金的收益率等方面加以解決；從郵政儲蓄來看，可以從擴大郵政儲蓄的業務范圍、增加郵政儲蓄的信貸功能等方面加以解決。

（三）完善農村信貸產品創新機制

一是可以嘗試“綜合授信”，使一些效益高、和信用好的農村企業在其額度內能夠隨時獲得所需的資金；二是可以嘗試創新組合性信貸產品，即將不同類型的信貸產品組合在一起，為農戶提供綜合信貸服務；三是可以嘗試開發捆綁式信貸產品，如將小額農戶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捆綁在一起，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

（四）構建支農貸款風險補償機制

農村經濟發展易受生產過程周期長、回報率低、自然災害等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因此在農業現代化步伐加快和高附加值農業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更需要建立一套適合欠發達地區特點的農村信貸風險保障機制。一方面，可參照國家助學貸款財政貼息的辦法，建立支農貸款風險補償機制，逐步引導銀行信貸資金向農業領域配置；另一方面，可對投保農民提供保險費補貼，以提高農民對農業保險的購買力，從而調動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劉鴻儒簡明金融詞典[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2]董曉林，楊小麗.農村金融市場結構與中小企業信貸可獲性――基于江蘇縣域的經濟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1（05）.[3]寇武江.社會主義新農村金融構建的幾點思考[J].農村金融，2006（07）.[4]馬凱.河北省農村金融現狀調查與思考[J].河北金融，2009（02）.（作者單位：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第四篇：中國犯罪現狀分析報告

一、犯罪率

（1）從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續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達到最高值，這期間每年的增長幅度分別是：23.29件/10萬人（1987年~1988年）、104.08件/10萬人（1988年~1989年）、19.41件/10萬人（1989年~1990年）、8.81件/10萬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長幅度最大，這主要是過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統計不實的問題，1989年各級公安機關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取得較大進展。同時，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確實增加了，據一些地方調查，實際發案數1989年比1988年大約上升

（2）似乎1992年刑事立案率有一個明顯的回落，此后直至1997年刑事立案率基本上波動不大。其實，1992年立案率下降是由于公安部門修訂了盜竊案刑事立案標準：將原來的盜竊數額價值人民幣城市80元、農村40元即要刑事立案，修訂為1992年以后的盜竊數額價值人民幣一般地區300元~500元、少數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可為600元即要刑事立案。而盜竊案件通常占公安機關刑事立案總數的76%左右。因此，1992年刑事立案率總體數值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社會治安形勢的好轉。實際上，在1992年，未受盜竊案立案標準提升的影響并對公眾安全感影響較大的殺人、強奸、搶劫三類案件的立案率，除強奸案稍有下降以外（由4.46件/10萬人略降到4.36件/10萬人），殺人案、搶劫案均有一定的增長（殺人案由2.06件/10萬人增加到2.11件/10萬人，搶劫案由9.32件/10萬人增加到10.96件/10萬人），這三類案件立案率的平均值也比上年的高（由5.28件/10萬人增加到5.81件/10萬人）。可以預見，倘若1992年盜竊案的立案標準不作較大幅度調整的話，那么起碼1991年與1992年之間的立案率不會形成很大的落差，1988年至1997年之間的立案率應當保持在一個相對平穩增長的態勢，即立案率居高不下。這10年間除強奸案立案率的增減在波動中保持相對平穩外（由1988年的3.19件/10萬人略增到1997年的3.38件/10萬人），殺人案與搶劫案的立案率均呈增長的態勢，其中殺人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0.45倍（由1988年的1.49件/10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2.16件/10萬人），搶劫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2.46倍（由1988年的3.40件/10萬人顯增到1997年的11.75件/10萬人）。

（3）1998年刑事立案率又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1997年的133.98件/10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164.68件/10萬人。

改革開放后，犯罪率趨于增長、波動，尤其是近10年（從1988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長，并保持持續上升的勢頭，這還不包括大量的犯罪”黑數“.顯然，這種增長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絕對值已創中國內地1949年以來的最高記錄。當代中國社會犯罪率的明顯增長，這是一個需要深刻解析的社會現象。

二、青少年犯罪現狀 青少年犯罪，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有人將其列為世界性難題。根據《中國青少年犯罪年鑒》統計，在整個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斷增加。1959～1963年。我國青少年犯罪率占整個刑事犯罪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1986年又猛跳到72.47%，現在仍然有上升趨勢。而且根據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表明，近年來。青少年犯罪總數已經占到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80%以上。有詳細資料顯示，我國有2.2億青少年，平均每分鐘就發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新動向，犯罪年齡趨向低齡化，犯罪性質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化和智能化。

二、當代中國犯罪狀況的特點

總的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犯罪狀況中最為顯著的特點有三：

（一）犯罪數量明顯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是以1991年全國發生各種犯罪263萬起作為頂峰的，發案率為20‰。這個數字與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相比是不高的，與英美這些國家相比，英國每千人當中有60．2個是犯罪分子，美國是每百個人中就有28．8個是受害者，我國犯罪顯然是少得多（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統計標準的問題）。但與我們國家前些年相比，卻有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國1950年第二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9·3‰，1961年第一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6．4‰，1973年第三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6‰，1981年第四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8．9‰。從中可以看出：第一，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左右，出現一次犯罪高峰；第二，改革開放前所出現的四次犯罪高峰，按人口平均，都沒有超過10‰，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猛增至20‰，犯罪數量明顯的上升，實屬罕見，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二）犯罪質量狀況日趨嚴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的各種刑事案件，不僅數量上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在質量狀況上也日趨嚴重，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據公安部統計，殺人案件在80年代初（1980年－1983年）平均每年以2．6％的速度遞增，而1984年至1990年間，竟以15．32％的速度遞增，特別是重大案件數量增長速度之快，令人擔憂。1985年我國重大案件僅為8萬起，1990年猛增至45萬起，1993年增至54萬起，1995年又增至70萬起。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1985年為9％，1990年增長到21％，1993年增長到33％，1995年則上升到42％。

（三）犯罪有向組織化、技術化、智能化發展的趨勢。由于境外和國外有組織犯罪開始滲透到中國大陸境內，中國大陸境內的犯罪團伙也有進一步組織化的趨勢，中國的有組織犯罪勢將進一步地嚴重。與之相應的是，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運用現代化通訊與交通工具來實施犯罪，并在犯罪過程中運用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的策略與技術手段。

第五篇：關于老年人犯罪及國內相關立法現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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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老年人犯罪及國內相關立法現狀的分析 作者：謝江偉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8期

【摘要】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重，老年人口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重進一步加大，老年人犯罪問題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老年人犯罪的劃分標準與未成年人犯罪、普通主體犯罪在刑法上應當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布《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首次規定老年人犯罪酌情從寬意見規定，全國法院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要酌情從寬處罰。對老年人犯罪是否從寬處理，此前我國法律沒有規定。此次出臺的意見是首次明確。

【關鍵詞】老年人犯罪；立法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進入老齡化加速增長階段，2011年3月1日，老齡辦在北京召開的新聞發布會稱，十二五時期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老齡化形勢嚴重，呈現出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加速發展的新特征，老年人人群體的壯大，帶給社會的壓力體現在方方面面，尤其是當下未富先老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的國情之下，老年人犯罪問題逐漸成為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規定，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所以并不是說所有的老年人罪犯都應當從輕、減輕處罰以及不適用死刑，要想得到這樣的從寬處理他們的最低年齡必須達到“七十五周歲”。

一、老年人犯罪的特點

老年人犯罪的特點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總結起來無外乎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兩個方面，從實踐中可以看出更多的老年人犯罪是源于長期以來對社會等不滿而逐漸形成的犯罪心理。老年人犯罪雖然也是以年齡為標準來劃分的犯罪形式，但是老年人犯罪與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一般主體犯罪在犯罪特點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一方面，老年人具備了更多的生活經驗，犯罪手段可能更加隱蔽；另一方面，老年人由于身體的原因，他們很少從事高消耗體力的犯罪。老年人犯罪與其它群體相比，除了年齡上的差異，其生理，身體，心理因為所處的特定年齡階段造成其犯罪表現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從犯罪主體上看，男性多于女性，絕大多數老年人犯罪文化素質較低。從犯罪類型看，激情犯罪較少，男性多以猥褻等流氓犯罪及財產犯罪為主，女性老年人犯罪多以盜竊為主。從犯罪手段來看，老年然犯罪往往表現出非暴力的特點，更加間接性和隱蔽性。從犯罪對象來看，老年人犯罪所選擇的對象多為限制性為能里的人，無行為能力的人。

二、老年人犯罪應從寬處理的合理性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犯罪問題在當今社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無論是從刑事責任與年齡的關系、社會對老年人犯罪的寬容態度來看，還是從刑法的機能、刑罰目的方面來看，對老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罰的做法勢在必行。2011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八）落實了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原則。刑法修正案

（八）第一條規定：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筆者認為，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原則其合理性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原則和中國自古以來的“矜老恤幼”傳統是一致的。我國早在西周時期就有“老幼犯罪減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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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原則，《周禮》規定：“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這是中國刑法史上最早的“矜老恤幼”規定。其次，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原則和其他國家老年人犯罪的處罰原則是一致的。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刑法上都設立了對老年人犯罪從輕、減輕或其他從寬處罰的條款。再次，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原則和我國刑法的機能及刑罰的目的是一致的。刑罰的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就特殊預防而言，老年人是社會中的特殊群體，由于他們在生理上已近生命的終點，因此，對他們的改造也就沒有太大的意義。老年人犯罪同青壯年犯罪應負的刑事責任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處理老年人犯罪方面，按照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應當從寬處理。

三、老年人犯罪的預防

建立完善的老年人權益保證體系，從立法的高度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免受侵害，只有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才能解決老年人的后顧之憂。

（一）建立完善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突出的養老醫療問題

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是我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倡導的，必須建立完備的保證體系，才能解決老年人的后顧之憂。讓老年人老有所樂，在減少老年人犯罪的同時也為這個和諧社會建設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二）加大教育宣傳力度，發揚孝敬老人的傳統美德

老年人作為社會的特殊群體，從社會的角度去宣傳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真正的從國家的角度去重視這個問題，才能在家庭這個小的環節中起到好的作用。

（三）司法機關要做好老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幫教工作

“防微杜漸，亡羊補牢”，不能一味的研究刑法對策，更應該深刻而建設性的進行犯罪預防工作。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對老年人適宜采用緩刑等無需羈押的刑罰手段，因為如果宣告實刑，那么意味著要占用大量的社會資源，包括監獄的修建，看守，衣食住醫等環節開支。從老年人犯罪的特點入手，往往犯罪的老年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苦衷”，行為人犯罪往往處于不得已或者為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對于這樣的情況，我們更應該解決老人的實際困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的根源。

參考文獻：

［1］康樹華.當代中國犯罪主體［M］.北京: 群眾出版社，2005年.